时隔37年的首次同学会

丁学群

10月3号，在阳逻值了一天班，坐地铁转了2次车，到汉口女儿家时，已经很晚了。再弄晚饭、做卫生。大概10点钟时，突然，老袁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说:“陈玉霞找你”！就听到老同学兴奋的声音:“由81届四中的同学牵头，今天在新城宴聚会了！有日本、北京等外地同学，从四面八方赶回来，有200多人。中央、武汉和新洲电视台的人也都来了！刚才，陶建丽说，怎么没看到丁学群呢？我说一定要帮她找到你！明天早上8点集合，去母校参观，你能赶回来么？” 我马上回答:“早知道有这好事，下班后，我就直接回新洲了，那现在就在一起了哈。我明天坐首趟地铁赶回去，或者干脆叫辆车！” 放下电话后，我心情激动啊:毕业快40年了，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聚会！还有人记得我，想见我！那时，连张毕业合影都没照，更没有通讯录！其实，我也想见她们，我曾去学校寻找过两次。旧貌换了新颜，不见往日一点痕迹，老师也换了一批又一批。 虽然到了处事不惊的年龄，但是我还是失眠了:健忘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儿时的记忆却异常清晰～ 　　1980年从柳河中学毕业后，我每天就在家帮着奶奶做家务事。一天，余本齐老师来沙河街，到妈的店里来报喜:“有三位同学考取了重点高中:曹志发考取一中，丁学群和王安平考取四中。”可是，等到快要开学了，我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四中当时的校长，就是我家的邻居！他平时住校，暑假回来住了一段时间，见面也没说起。我妈说:会不会报错了？赶紧请假，要带我去教委查一下。那可是我第一次进县城啊！我们天不亮就起来，走了6里路，赶到徐古街，坐第一班车（一天只有2班，第二班是下午的）。到那里一查:果然，榜上有名。 回来后，母女俩“过门不入”，直奔校长家，问是怎么回事？他才说:“我把她名字换成了张ⅩⅩ(男生，同村，前两排住户)，也是为你们好:她是个小女孩，去四中读书，路途遥远，来去不便。而徐古高中离家近些，老师又都是他爸的同事，会关照她的。”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四中都是东半县的尖子生，她去那儿读，就像石头碰石头，会撞成小鹅卵石。而去徐古读，她仍是尖子，学校会把她当重点培养，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听了这些话，胆小的我，真的害怕了。想着去徐古也好:同学熟又多。而要强的母亲坚决不依，她说:“既然是为我们好，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会感谢你的这份好意！可你这种‘冒名顶替’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我反以为是在公报私仇:你二儿子当年没上高中，还在怪罪于她爸吧？她爸没错:那时侯，上高中有年龄限制，作为老师，他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升级，我女婿不是也一样没上高中？你不是还去找过领导吗”？“现在她爸去世了，我们‘不争馒头，就争一囗气’:既然她考上了四中，就坚决要上四中:听说高考时，同等分数的情况下，重点中学的学生有择优权。”当乡长出身的母亲，就是和普通的裁缝师傅不一样！ 于是，矮小的我和陶应梅(同街同学，她从桃花中学考入)挑着行李，走了十二里田间小路，赤脚过河2次，终于去新集四中报到了。排着长长的队，同学们也一样:都带着小木箱、被子、米、腌菜。不一样的是:他们手上拿录取通知书，而我没有。报名时，感觉周围的眼光如芒刺背，好像我才是开后门来的！ 这种感觉，延续了一个学期:我读初三时，眼睛就近视，可按成绩好坏排座位，我总是坐第三排中间，看黑板，没问题。到四中后，坐在后面听课，看黑板就模糊不清，基本靠猜。特别是，考试时，抄题都难:那时没印试卷。我胆子又小，不敢到前面讲台旁去抄，也怕挡住同学的视线。等到老师抄完了，我再借卷抄题，时间已过一半，考试成绩可想而知。真的象一个开后门来的差等生，抬不起头来。 直到我大姐夫从部队探亲回来，知道我的情况后，把我带到武汉“精益眼镜”店配了一副300度的眼镜。因为我是第一次到武汉市来，他又带我到长江大桥上走了一趟，我的视野就开阔多了。返校后，学习更加努力，成绩就突飞猛进了。在班上常居第二名，我也恢复了自信心。语文、数学总是97、98以上，试卷常被贴在走道边、教室墙上。让我曾梦想长大后是当作家？还是数学老师？可是物理和化学，让我苦恼不已:上课时好像都听懂了，考试却只70、80。还爱磕睡和作梦，往往被老师的故意大声而吓醒。 有趣的是，我和陶凤英同桌，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时，经常叫成了“丁凤英”（当年新洲女县长的名字），初始，我俩都蒙了。后来，有时，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有时，都没站起来:因为不知道他究竟叫谁？ 还有一次，下晚自习时，我和陶应梅同学在走道上走着，突然，被迎面来的一位男生逼到墙边，(那时，男生、女生都隔着很远走路，我家和曹志发家，虽然前、后屋住着，也像陌生人一样），塞了一张小纸条，吓得不行！回到寝室一看:大意是说，我给他写过小纸条示好！叫我守校纪校规，还用古诗词劝我:不在朝朝暮暮。当时那个冤啊！！！又气又恼！ 第二天，我俩早饭也没吃，就“学习委员”之便，拿着一叠作业本，对笔迹：看是谁写的？（我高二后，一直坐在第一排，不敢向后看。对后面坐着的男生，都对不上名。哪有心思想那事？）那时侯，如果上报到学校，可是要开除学籍的！还记得每周二下午的政治课么？就有2个来自辛冲街的男、女生到新集街去买本子，共用了同一把伞，就被传说成早恋而开除了。 后来仔细想了想:可能，这位同学是被别人作弄了呢？还是不要断送了别人的前途啦～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右脚内踝处被毒虫咬了一个大包，痒死了！那次周末回家，仍走田间小路，风雨泥泞，到家就瘫了:从脚底到大腿，一条筋又红又肿！我爹爹立刻拿出他研制的烫伤药，给我抹上，说“能以毒攻毒”。第二天，果然消退了不少，又灌了一小瓶，让我带到学校。每天用小白方纸敷上，直到穿孔、出脓才好。他的这个药，救人无数，可惜现在因配方材料被管制，没法调制了。 因为初三在柳河住校了一年，也是在河边洗米、蒸土钵饭，吃自带的腌菜，习惯了，所以并不觉得四中的生活艰苦。只不过，以前是每周回家拿一次米和菜，而四中是两周回去一次，上高二是一个月回去一次。高考前，学校还专门把我们每班几个“尖子生”的家长叫来，开家长会。建议:少回去一次，让家长送一次米和菜。夏天气温高，腌菜也上霉了，去食堂热了一次，大锅大铲一炒，腌菜都糊了，油星也没有了。后来再也舍不得去热菜了，吃时，把霉点挑出来丢掉就是了。有同学没有菜，还撒点盐拌饭吃呢！ 每天，下课后，几百人跑到食堂，找各自做了记号的钵饭，吃各自带来的腌白菜（豆角、萝卜干），围着池塘洗米，还是学习后的欢娱享乐。有时，我还变点小花样:加蒸一小块糍粑，或留一点饭，做成米酒。偶尔，能买到邻湾婆婆来卖的、2分钱一勺的莴笋叶，就感觉是人间美味了！ 也许是营养不良，有次上数学课时，王老师叫同桌送我回宿舍休息，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吓死我了，你脸色苍白，直流汗”。原来是犯晕了，一出教室门，迎风吹拂，我感觉轻松多了，上了趟厕所，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 后来，妈在我的腌菜里，加了些干子、黄豆、红腐乳等，让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羡慕不已（全校只有我们几个同学是吃商品粮的），我也乐意与室友们一起分享美味…… （这3张照片，是2014年请我的新邻居-校医带我回母校寻亲时拍的）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校长:让我体会到他当初的良苦用心，还常叫我去他家小锅上热菜。感谢陈玉霞同学，后来带米给我（换成粮票，她姐在汉口工作需要），减轻了我回家挑米的辛苦。感谢李鸿老师的爱人，早餐打粥时，总爱扭一下我的脸蛋，她常鼓励我:“好好学习”！感谢张德聘班主任，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在全班高考“剃光头”后，没一句怨言，还苦留我:“来复读吧？明年一定会考上的”！感谢小个子体育李老师，挑着我的行李，走12里路，把我送回沙河，还安慰我说“我是去你家附近的体校看同学，顺路！”…… 常记起:操老师，只带2根粉笔进教室，把化学课讲得绘声绘色；梅老师的政治课，给我们指出了人生的方向；王主任的语文课，让我感悟生活；还有英语舒老师，一口武汉腔，真好听…… 愧对学校:差半分，没有考出去，没给学校争光，连复读的机会也放弃了（当年的升学率很低！我又交不起20元复读费。两年后，我三姐夫吴明先调到四中任教，说学校让我再回去，可以免费复读，我又放弃了：𠂆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只有2个中专生和我们7个技校生，而我是唯一的一个女生，刚把我从车间调到技术科）。愧对妈妈:“指望葫芦天那大，没想到开的是公花”，让她在丢尽脸面。 后来，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义无反顾地去考了黄冈地区技校（现“湖北省高级技师学院”，高出录分数线102.5分。那时，只有吃商品粮的学生才能考技校，不用交学期，每月还能领15.5元生活费和30斤粮票）。两年后，我被分配到阳逻棉纺厂，在细纱、筒摇车间工作一年后，调到技术科试验室当质检员。业余看书学习，每年参加2次自修考试《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湖北大学），每合格1门课程，厂里还奖励我50元钱，我得好多奖学金。因为“作家梦”，我还上了2期“鸭绿江函授创作班”。工作4年后，获得资格，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我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纺织职工大学（现“武汉软件工程学院”），带工资脱产学习三年。终止了妈妈的懊悔（“砸锅卖铁，也该让你去复习读的”、“如果你爸不去世，你们的命运都不是这样子的”……）也圆了我的大学梦。 不管走到哪里，我还是以自己曾是四中的学生为荣，爱四中的老师和同学们心不变。发扬四中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坚持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最后，由衷地感谢这次组委会成员和方宗宝同学:您们辛苦了！为我们寻根圆梦，再叙旧情，共度未来，创建了平台。同时，为四中的巨大变化而欣喜和祈祷！祝愿母校越办越好！老师们幸福安康！同学们事业、家庭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