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b>一一知青岁月记实</b></h3><h3> 左行</h3> <h1>‖ 目录CONTENTS</h1><h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h3><h3>前言:苦乐年华处处有风景</h3><h5></h5><h3></h3><h3>01:满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热情</h3><h3>02:我们三队号称“小台湾"</h3><h3>03: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h3><h3>04:生抓硬拽做绝育手术</h3><h3>05:直接面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大会</h3><h3>06: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h3><h3>07:如果不种上苗势必长出草</h3><h3>08:这里是绝对的世外桃园</h3><h3>09:公社领导问:这是谁写的稿子?</h3><h3>10:逃亡地主家的《万言呼命书》</h3><h3>11:炕上躺着的都是“白条”</h3><h3>12:“外宾”的到来,小山村着实热闹了几天</h3><h3>13:对我这位“土大夫”佩服不已</h3><h3>14:出了一天工还赔四角钱</h3><h3>15:感谢这两头憨态可掬的大公牛</h3><h3>16:阴差阳错,我被调到工作队</h3><h3>17:公社党委的W宣委推荐了我</h3><h3>18:大队书记怎么成了走资派?</h3><h3>19:他把黑手伸向集体户知青</h3><h3>20:民风也是如此风流</h3><h3>21:借种生子,让工作队给评理</h3><h3>22:那个漆黑的夜晚,狼来了</h3><h3>23:就听“咔嚓”一声,扁担断了</h3><h3>24:还好,没有伤到野鸭子们</h3><h3>25:为争一张“表票”,她癫痫了</h3><h3>26:几棒子就打出了人命</h3><h3>27:公社党委书记要求大家多看看黑板报</h3><h3>28:终于把自己的讲话圆下来了</h3><h3>29:给自己摆下了绊脚石</h3><h3>30:为她高兴还是为她悲哀?</h3><h3>31:“我就感觉细了、长了……”</h3><h3>32:吃饭也是一种考验</h3><h3>33:一定要给T书记争一口气</h3><h3>34:现在想起这事都想骂娘</h3><h3>35:小胳膊到底还是拧不过大腿</h3><h3>36:人不能总走平坦的路</h3><h3>37:今年你去下三台水库带工吧</h3><h3>38: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h3><h3>39:麸子面贴出的大饼子越嚼越干</h3><h3>40:我发明了治疗粉刺的办法</h3><h3>41:理智告诉她应该全面想一想了</h3><h3>42:干嘛要扯上大家呢?</h3><h3>43:改变大队在水库工作的被动局面,我做到了</h3><h3>44:我更加相信好人有好命的道理</h3><h3>45:亦是人生的一种领悟</h3> <h3><br></h3><h3><b><br></b></h3><h3><b>前言:我的</b><b>苦乐年华处处有风景</b></h3><h3><br></h3><h3>从1975年7月下乡插队算起,马上就四十五周年了。下乡插队我在农村生活了近两年半的时间,就是用这两年半的时间打造了属于我自己的一段苦乐年华。时间虽然很短,但在这期间所收获的成果却足足影响了我的一生。</h3><h3><br></h3><h3>我非常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天地中学习、在残酷中锻炼、在领悟中提高的机会;我非常感恩在那期间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是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教会我应该怎么做人。所有这些收获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享受得到的。正象歌中所唱到的:生活是一首歌,吟唱着人生悲喜交加苦乐年华。</h3><h3><br></h3><h3>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面对下乡插队,年轻的我们没有叛逆,没有报怨,有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信仰的追求。今天看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本该有的青春在那个年代无疑是失去了很多色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是收获满满,因为上天是公平的。</h3><h3><br></h3><h3>我下乡插队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在那个小山村的那人那事那景还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早就想把这些写出来,但又不知怎么写好。想来想去还是用写实的手法,按照时间顺序把我在下乡插队这段时间所经、所闻、所见和所想到的一些人和事重新展现一遍。这既是历史的回忆,也相当于我又回到当年的苦乐年华,对我个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h3><h3><br></h3><h3>那个时代已成过往,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有。在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青,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苦乐年华。正是因为有苦有乐,才打造了那个时代的激情岁月,才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h3><h3><br></h3><h3>特别要说明的是:文中我无意贬低、更无意抹黑任何一个人。只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人和事,才让我从不同角度见识了人生与社会,才让我进一步领悟了做人的不易,才让我有了这段值得回忆的历史。</h3><h3><br></h3><h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或伟大超凡,或平淡无奇。每个人也都有非常值得的回忆,因为回忆总是美好的。衷心祝愿我们这一代知青人都能从各自苦乐年华的回忆中走出来,走进这中华复兴的大时代。</h3><h3><br></h3><h3>满打满算,我在下乡插队这段时间还不足两年半,一归拢却发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或亲历、或见证、或听闻了四万六千多字的七十多个小故事。不能不说我的苦乐年华还是处处有风景的。</h3> <h3><b><br></b></h3><h3><b>01:胸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满腔热情</b></h3><h3><br></h3><h3>1975年我毕业于四平四中,在校期间我先后担任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生活部长和学生会主席。是申请入党,但未能如愿的非党积极分子。</h3><h3><br></h3><h3>高中毕业那年我18岁,正值青春年华,也正处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之中。我们这一届还赶上了“厂社挂钩”这一新鲜事。所谓“厂社挂钩”就是知青父母所在单位与知青下乡的生产队挂钩,由单位承担起组织、安排知青的部分责任。据说这是从株洲传过来的经验。</h3><h3><br></h3><h3>在我毕业前夕,市“五七办”向我所在的学校借用一名学生,学校领导推荐我去临时帮助工作。这让我在正式步入社会之前提前体验了一下机关的工作。这期间大约有两个月时间,整天和“五七办"的同志们一起上下班,主要是协助领导们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h3><h3><br></h3><h3>在市“五七办"我完成的最出色的一项工作是由我撰写了一首全市人民欢送七五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长诗,诗的标题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但要求是这首诗要能朗读3小时,而且给我只有两天时间。当时倍感压力山大。但我起早贪黑还是完成了这一任务。当交给市五七办领导审稿时,领导看到第三页时就说,不用看了,这篇稿子写的很好,就这样用吧。当时我想,可能是领导没时间详细看吧,篇幅太长了。但不管怎么说,开头这三页诗稿一准是得到了领导的首肯。</h3><h3><br></h3><h3>后经市广播电台专业人员制作成了一首配乐诗朗诵。7月16日这天上午,市里召开了全市人民欢送1975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全市约有上万名知青和知青家长以及家长单位领导、学校领导参加了大会。</h3><h3><br></h3><h3>会后,自第一台送知青下乡的汽车启动,到最后一台汽车驶出会场整整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再加上出城的路程还需要半小时时间,共三个小时,全程从会场到沿途街道的所有扬声器里都在播放着由我撰写的这首配乐长诗。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谁都没有心思认真听这首长诗。只知道扬声器里有声音、有音乐,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各自不同的梦想。</h3><h3><br></h3><h3>当时,绝大多数知青,包括家长在内,面对下乡插队,要说高兴肯定是不现实的,但要说有过于悲哀或发愁的也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知青下乡已成必然趋势,所有人都得走这条路,没有第二选择。经过在农村几年的锻炼也好、煎熬也罢,只要你在农村不结婚、不做出特别不好的事情,总是会返城的。所以,大家带着早晚都能返城的希望,把下乡这事看得还是比较淡的,就当去吃几年苦而已。</h3><h3><br></h3><h3>而我与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是胸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满腔热情去奔赴农村这个大熔炉的。当时我就立志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广阔天地里虚心学习,勇于淬炼,把自己打造成一名无论放在哪里都能对社会有用的人。</h3> <h3><b><br></b></h3><h3><b>02:我们三队号称“小台湾"</b></h3><h3><br></h3><h3>1975-7-16这一串数字,在我的生命中注定成为一章美丽的乐符。也是我在广阔天地里奏响知青之歌的第一个音符。</h3><h3><br></h3><h3>我当时是随母亲所在单位下乡到吉林省四平市山门公社英城大队第三生产队集体户的。</h3><h3><br></h3><h3>那年母亲所在单位子女共组成三个集体户。我们集体户有16名知青,男女生各8名。分别来自多个不同的学校,相识才有几天的时间。我被大家推选为户长,还有两个女生分别担任生产和生活副户长。</h3><h3><br></h3><h3>到了生产队后,我们先是受到了三位队长和贫农老户长的欢迎。简单互相介绍和寒暄后,队里给我们准备了忆苦饭,是用野菜和玉米面蒸的窝头,菜是白菜汤。你别说这窝头里还少加了一点盐,有面有菜有咸淡,还真挺好吃的。那时家里也常吃窝头,好像还没有这个好吃呢,大家都没少吃。记得当时有一个女生问老户长:你们在旧社会就吃这个么?只听老户长说:这就是个“意思”。</h3><h3><br></h3><h3>下午生产队W队长,当时也叫政治队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了队里的自然情况。其中有一点让我认象深刻,就听W队长讲到:我们三队号称“小台湾",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队里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家都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你们要崩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一方面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一方面要抓好阶级斗争,把地、富、反、坏、右的气焰打下去。听到这里我着实吓了一跳,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下乡到这样的环境中对我们集体户的每一名青年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h3><h3><br></h3><h3>白天还是大晴天,可是随着夜幕的降临,阴云不知何时已悄悄布满天空,刚躺下没多大一会儿便下起了雷阵雨。雷声震耳欲聋,大雨瓢泼而倾,躺在集体户临时搭的木床上不禁让我想到:下乡插队的第一天夜里就赶上一个这样的情景,其意味将是什么?我是不讲迷信的,但直觉提示我下乡的路必定多有坎坷,今后必须多加注意才好。但怎么注意,都注意什么?在一个全新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有些茫然,所兴也就不再多想了,尽人事,听天命吧。但自己暗下决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做好人,走好路,行好事,不能枉费这青春好时光。</h3><h3><br></h3><h3>我下乡的英城子大队共有八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集体户,有的是老户,有的是像我们这样的新户。大队部所在地的第七生产队是全大队分值最高的生产队,集体户也多是“后门”知青,户成员除少数公社干部子女外,大多都是市里干部的子女和有关系的“后门”知青。</h3><h3><br></h3><h3>我们三队集体户是新户,当时还没有房子,知青们都住在W队长家里。</h3><h3><br></h3><h3>第二天,我们拿起工具带着一种兴奋的心情与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了。由于我曾随家里走五七道路在农村生活过三年,对各种农活都不陌生,干各种农活都不输于社员,让大家感到很惊讶。</h3><h3><br></h3><h3></h3><h3>我下乡的那几年,社会上攀关系、走后门等一些坏风气也很是盛行。尤其是知青,谁有关系谁就可以不干活或少干农活,谁就能早日返城。爸爸妈妈也曾征求我的意见看看是不是也找找人,托托关系好让我早点回城。我说不用。当时我就表示: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属于自己的知青路。如果连下乡插队这关都闯不过去,我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广阔天地里踏上了自己的知青之路,打造属于自己的苦乐年华。</h3> <h3><b><br></b></h3><h3><b>03: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b></h3><h3><br></h3><h3>这是下乡后我遇到的第一件让我想不通的事。</h3><h3><br></h3><h3>我下乡的第二天中午,生产队的G副队长家杀羊,请我过去吃羊肉。那时刚下乡,对生产队里的基本情况还不了解,但盛情难却,何况G队长除了家人就只请我一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看了一下G队长家里的情况:G家有三间大草房,窗明矶净,门前的院落和小菜园整齐别致,屋里的八仙桌上有坐钟、地上有自行车、墙上还挂着“老洋炮”(一种自制猎枪),炕上有炕琴被阁,地下有储衣箱。这在当时的农村绝对是上上等人家,后来知道G队长家果然是全队的“首富"。但象这样的“首富”在那时的农村实在是太稀有了。</h3><h3><br></h3><h3>都说夏天喝羊汤解暑又解馋,我以为吃羊肉、喝羊汤这是G家富裕生活的一种象征。由于当时与G队长还不是很熟,也没有多问,与G家几位大男人在一起吃羊肉喝羊汤不亦乐乎。可能是由于我的加入,G家的女眷和孩子都没上桌。</h3><h3><br></h3><h3>没过几天,W队长家也杀羊,也请我过去吃羊肉。W队长的家规同样也比较严,老婆孩子都不上桌,只是我与W队长两人吃饭。但W队长家与G队长家就没法比了,家徒四壁,小孩子都没衣服穿。这时经过几天相处我与W队长就比较熟了,一唠嗑才知道:W队长杀的羊是家里唯一的一只奶羊,W队长有一个幼小的孩子正处哺乳期,W的老婆又没有奶水,所以家里养了一只奶羊是给孩子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为什么要把奶羊杀掉呢?杀了奶羊孩子吃奶问题怎么办呢?我有些不解的问。</h3><h3><br></h3><h3>W队长说:这不吗,大队开会了,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必须得把羊杀了。我急不迭地问:供孩子喝奶的奶羊怎么成资本主义的尾巴了?W队长说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咱农民只能种地,其余的副业都不能搞,搞了就要“割掉”。我说养羊卖钱或许可以算副业,你也没卖钱只是给孩子吃奶怎么算副业呢?W队长说除了种地干什么都不行。我问那小孩子吃什么呢?只见W队长有些眼圈发红的说:喂米汤。我知道,米汤就是煮粥煮出的稀汤。我说米汤能代替奶吗?W队长接着说:没办法,对付活命吧。</h3><h3><br></h3><h3>奶羊若是“尾巴”也顶多是农民的“尾巴”,因为是农民养的,是为农民服务的,怎么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呢?这都是哪跟哪啊?我当时真是想不明白。</h3><h3><br></h3><h3>后来W队长在开会时宣布:全队各家各户不准养羊,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种小葱只能种一垄,人口多的可种两垄,不能再多了。种多了自己家吃不了,是不是就要拿城里去卖?谁卖葱谁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我们批判的对象!种其它的青菜也是一样,自己家够吃就得了,不能多种,种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凡是资本主义尾巴就必须割掉,绝对不能搞资本主义!节省下来的土地多种粮食,备战备荒嘛,大家都记好喽。</h3><h3><br></h3><h3>这些昔日的故事早已成为今天的笑谈。但这就是历史,是那个特别历史时期发生在农村的真人真事。</h3> <h3><b><br></b></h3><h3><b>04:生抓硬拽做绝育手术</b></h3><h3><br></h3><h3>有一天早上,W队长找到我说:今天告诉户里的青年都不要出工了,队里另有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h3><h3><br></h3><h3>不多时,就见生产队开来一辆计划生育手术车。W队长把我们集体户的人集合在一起,3人分成一个小组,男女搭配,每个小组又分到几名育龄妇女的名单,按照W队长的要求就是按名单抓人,抓住后就送到计划生育手术车上做绝育手术。</h3><h3><br></h3><h3>要说W队长还真不含糊,指挥集体户青年第一个抓的是他自己的老婆。这女人也是不一般的硬茬,说什么都不上车,是硬给抬上去的,她一边反抗挣扎还一边破口大骂:W**,你不是人,我给你生孩子,你还抓我动刀子,我这辈子都跟你没完!以后你甭想弄我,我憋死你!还有一些脏话连珠炮似的把W队长一顿臭骂。W队长一声也不吭,就看着这张牙舞爪的老婆被抬进车里。</h3><h3><br></h3><h3>那时农村的工作方法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听到消息的育龄妇女跳后窗户就跑,集体户的青年们在W队长的指挥下满高粱地苞米地抓人,那真是生抓硬拽,鸡飞狗跳,大人叫孩子哭。我一直跟在W队长身边,心里对这种粗暴的做法很是不理解,尽管这么想,也没有多说,因为当时我人微言轻,真的没有能说点什么的资格,对农村的一些政策和形势都太不了解了。所以,全程我是没说话、没抓人,只是默默地跟着、看着、想着……</h3><h3><br></h3><h3>尽管这些育龄妇女都已生过两三个孩子了,有的甚至更多。听说有一位22岁的小媳妇已经生完4个孩子了,这若是不做手术她这辈子不知得生多少个孩子。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给这些人做绝育手术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就这么简单粗暴吧,趁着男人们都在队里出工的时候,就把人家的女人抓来做绝育手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更想不清楚,难到就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了吗?</h3><h3><br></h3><h3>我真的有些发懵,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怎么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来处理这么重大的问题?如果手术发生意外情况怎么办,将由谁负责?谁又能负得了责?我可能是想多了,全队十几例手术下来妇女们尽管又哭、又骂、又闹,但手术都很成功,术后人也都很健康,不得不说农村女人的身体素质真的很好。</h3><h3><br></h3><h3>当时我又一想,这就是农村。这可能就是我接下来几年里需要面对现实吧。今后怎么在这样的现实中做好自己很重要,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这样的现实有所改变更重要。</h3> <h3><b><br></b></h3><h3><b>05:直接面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大会</b></h3><h3><br></h3><h3>那时,农村的阶级斗争抓的是很紧的。我们下乡还没有几天,大队召开批判大会,在每个生产队找出几个表现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集中批判,主要是让各个新集体户的知青进行批判,给新下乡的知青们上阶级斗争教育课。</h3><h3><br></h3><h3>面对各个生产队集中起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各集体户的户长们开始发言了。当户长的没办法,就像是一级干部一样,什么事都得往前冲。当时也没有排序,纯属自由发言批判。</h3><h3><br></h3><h3>这些集体户长的发言也是什么水平都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参加这样直接面对“阶级敌人”的批判大会,应该是我们这些知青人生中的第一次。</h3><h3><br></h3><h3>就看前面几位发言的人,都是在念稿,有的柔声细语在规劝,有的又好像是在做思想工作,搞的批判会有些像是座谈会,没有一点大批判的味道。再看看那些被批判的“阶级敌人”个个得意洋洋,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下面的发言都这样继续下去,大队精心准备的这场批判大会无疑就等于失败了,急的大队T书记脑袋上的汗都流到脖梗子了,一个劲的往我们这边还未发言的人看,可是后发言的人还是不疼不痒。我明白T书记的意思。当时,我也觉得大批判就应该有个批判的样子,不能这么软绵绵的。</h3><h3><br></h3><h3>于是,等前一位发言刚结束,我霍地站起来,抓住一个坏分子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的漏洞,厉声喝斥到:xxx,你那是错误吗?你那是罪行!你破坏生产就是破坏革命,就是罪该万死!云云。一顿厉声喝斥,正气十足,大有压倒一切反动气焰之势。接着我就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xxx!誓与xxx的反革命行为斗争到底!大队T书记一看气氛有了,也不失时机地站起来带头呼口号,顿时就把批判大会的气氛推到了顶峰。看到已经达到批判大会的预期效果,T书记立即宣布批判大会结束,好像是生怕后来的发言者再把这来之不易的大批判火药味给弄没了。</h3><h3><br></h3><h3>其实,那时大家也清楚,什么罪行啊,若真犯罪警察早抓人了。没有办法,大批判就是要有些火药味,就是要有这样的效果,电影上不都是这么演的吗?</h3><h3><br></h3><h3>会后大队书记特意与我握握手,带着满意的笑容用另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可能就是我给大队领导的第一印象吧。</h3> <h3><b><br></b></h3><h3><b>06: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b></h3><h3><br></h3><h3>我们这届毕业生组成的集体户,是厂社挂钩的产物,大家过去都不认识,不了解,刚走到一起,都有一种互相不服气的思想。想想也是,过去你在学校里担任过什么职务,得过多少奖状,学习成绩如何,与户里的同学又有什么关系?大家为什么选你当户长?真的在内心里服你吗?</h3><h3><br></h3><h3>这时也听到了其它集体户户长与同学之间矛盾的传言,主要反映有的户长爱出个人风头,不顾大家的感受;有的反映户长专横跋扈,对大家的思想和生活关心不够等等。</h3><h3><br></h3><h3>我认真搜集整理了其它集体户的这些信息。当时我给知青们的思想定位是:远离父母,身处农村,劳动很辛苦,思想很脆弱,回城心情很迫切。所以我及时调整我的工作方向为:照顾好大家的生活,多关心大家的思想动向,把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做好大家的代言人。</h3><h3><br></h3><h3>最典型的一个事件是,8月初大队召开“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誓师大会”,由集体户长代表各个集体户表态发言。扎根农村可能吗?谁不都在想着争取早日回城啊?这是大家的共同想法。你不说扎根那就是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那个年代,那还了得?你说扎根吧,大家在心里都不接受。如果大家的情绪受到影响,大家的生活和户里的各项工作都将受到影响。怎么说既能在政治上过关,又能不被同学们在心里反感?我觉得必须要把这一问题处理好。</h3><h3><br></h3><h3>于是我精心准备了一篇发言稿,其关键词是:“树立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僻开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提法。</h3><h3><br></h3><h3>散会后,我们集体户的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看起来都很高兴。大家纷纷表示:户长你的发言说到我们心里了,我们太佩服你了。从今天的发言可以看出你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绝不会给我们窟窿桥走。今后你说什么我们听什么。通过这次发言,我初步取得了同学们的信任。</h3><h3><br></h3><h3>再听听户长说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集体户几乎都要炸了。本来都是户长发言,可是有一个副户长为了自己出风头,代表户长高调表态:要把集体户四周种上扎根树,院里挖上扎根井,坚决扎根农村60年,云云。很多人都不屑一顾的说让他自己在农村扎根60年吧,我们决不扎根。也有的说咱们都看着,他哪天若是回城坚决不行,必须得让他扎根。还有的同学羡慕地说看看人家三队的左户长说的“树立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跟咱们户长说的有本质上的区别,听着让人心里舒坦。当这些话传到我们集体户同学耳朵里的时候,更是赢得了大家对我的信任与尊重。</h3> <h3><b><br></b></h3><h3><b>07:如果不种上苗势必长出草</b></h3><h3><br></h3><h3>那时农村的晚上没有电视,更没网络。吃过晚饭大家扯一会儿闲篇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床上一躺,望着窗外的星空,拍打着身上的蚊虫,一种想家和思念亲人的情绪油然而升。这时大家的心里是最难受、最消沉的,想着想着一首歌就脱口而出:什么蚊子叮啊,跳子咬啊,咬的浑身净大包啊!还有好多越唱越悲伤的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好像还有:北风吹啊,破棉袄啊,虱子多呀,臭虫咬啊等等。总之是越唱越悲,越悲越想家,唱到最后大家多是含着泪花进入梦乡的。</h3><h3><br></h3><h3>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我们所处的那种环境的心与情。一群来自不同学校相识没多日的年轻人,在远离父母和亲人的山脚下的一间土房里,躺在两排用木板临时搭起的简易床上,望着窗外夜幕上的点点繁星,感慨的是自己的未来,担忧的是自己的人生,抒发的是自己内心最底层的真情。</h3><h3><br></h3><h3>我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必须得把心中最底层的东西管控好,转变好,如果这样继续把心中最底层、最消极、最悲哀的东西都翻腾出来,并互相传染,慢慢的就会把大家的精神和意志都唱没了,甚至会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给唱坏啰。但如果不唱这些又能干什么去?大晚上的无事可做啊。</h3><h3><br></h3><h3>尽管我在学校没能实现入党的愿望,但做为非党积极分子,我已接受党组织培养教育多年。这时我清醒的认识到,知青们的思想良田如果不种上苗势必长出草,草长多了,田必然就荒了。在大家的思想良田上多种苗、多种些好苗是我这个当户长义不容辞的责任。</h3><h3><br></h3><h3>我首先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明唱那些“悲哀歌曲”的危害性,大家心里也很清楚,所以都很自然的接受了我的建议。但这块田不能荒着,必须要种上苗,种什么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唱革命歌曲。用积极的因素化解消极的情绪。起初效果不错,但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因为那时的革命歌曲是没有抒情的,大都是喊口号式的,勾不起来内心的情感,所以大家每天都是强制自己唱,根本就不能情不自禁地从内心里唱。针对这种情况,我就组织大家对诗,大家的水平不一样,也无所谓什么诗不诗,只是一人一句往下传,对不上的就唱一首歌,或讲一个笑话,或讲一件自己经历过的有意义的事,就用这种办法打发这寂寞难耐的夜晚时光。</h3> <h3><b><br></b></h3><h3><b>08:这里是绝对的世外桃园</b></h3><h3><br></h3><h3>我下乡的山门公社英城子大队距离四平市区不过二十公里左右,现在看来要说咫尺之间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就是这咫尺之间,生产队里有好多人,尤其是女人没进过城,没坐过汽车,没见过火车,你相信吗?现在的年轻人肯定都不信,或者说就是没见过实物在电影电视里也总能见过吧?你可能忘了,那时的农村既看不到电影更没有电视。这里是绝对的世外桃园!没办法,那时就是这个条件。</h3><h3><br></h3><h3>那时大队有供销社,就是卖日用品的小商店,买块布回家自己就能缝一件衣服,鞋也是自己做,根本就不需要进城。进城还得花钱乘车,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h3><h3><br></h3><h3>生产队里有了集体户,从市里来了一批有文化、有见识的知青,也给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春风。一些新人、新事也通过知青的口讲给了这里的人们听。</h3><h3><br></h3><h3>听了城里的新鲜事,这里的人、尤其是女人心里好像长了草。于是户里的女同学便承担起了向导和导游的角色,借请假回家的机会带领队里的女人们到市里去逛街、逛商场、开眼界、见世面。</h3><h3><br></h3><h3>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进城的W队长媳妇从市里回来后兴奋了好多天,逢人就讲在城里见到的新鲜事,总是在那些还没进过城的人面前炫耀,听得那些还没进过城的人心里痒痒的。</h3><h3><br></h3><h3>W队长媳妇还不是一般的夸张,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见过而不知怎么形容才好而已。</h3><h3><br></h3><h3>一次,W队长媳妇与姐妹们一边比划一边说道:四平那大院子成义大了,院里呼呼的能跑汽车,咱家的院子那是没法比。她把市区都看成一个大院子并和她自己家的院子比,那能比吗?她接着还说:院子里的房子还有摞起来的,一摞一摞的成义高了,也没见着有梯子,不知道城里人是怎么爬上去的。她没见过楼房,看到楼房以为是房子摞起来了,这就是一位小山村中的农妇最朴素的形容词。更夸张的是这位W队长的媳妇还说:四平还有会跑的房子,那一溜一溜的房子老长了,跑的成义快了。我问了,她们说那不叫会跑的房子,叫火车。我也没见到哪有火啊,就跟房子是一样的,也有窗户有门的。其实她是把第一次见到的火车形容成满地会跑房子了。</h3><h3><br></h3><h3>现在听起来这些好像都是笑话了。但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距离四平二十公里的小山村就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既可悲又可喜。可悲的是仅距20公里就有好多人没进过城,这些人在一个封闭的小环境中终老一生;喜的是这里是绝对的原生态,不仅环境是原生的,就连人们的思想也都是原生的。</h3> <h3><b><br></b></h3><h3><b>09:公社领导问:这是谁写的稿子?</b></h3><h3><br></h3><h3>1975年8月,市委、市政府为了落实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决定在我们大队挖一个大口井做学大寨的试点。所谓的大口井就是挖一口口径30mx20m的大井,用于灌溉农田。</h3><h3><br></h3><h3>为了完成这项市里安排的光荣任务,各生产队都抽了一些人出工劳作,起早贪黑,热火朝天。当然各队派出的多是知青。</h3><h3><br></h3><h3>在大口井的挖掘工程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队书记突然接到公社领导打来的电话,说半小时后市委书记一行领导要到大口井工地检查工作。</h3><h3><br></h3><h3>接到任务后,大队书记通过工地广播通知各集体户长马上到工地指挥部开会。大队书记亲自交待任务,让各集体户长就地马上写稿,要求稿件要有欢迎市委、市政府领导来工地检查的内容,还要有表决心的内容,一定要把大家的决心和热情写出来,把工地的盛况反映出来。</h3><h3><br></h3><h3>只见这些人马上低着头不停地在纸上写着,满屋子只听见刷刷的写字声,没有别的任何声响。我呢,不说话、不写字,只是默默地坐着。大队书记见状着急了,问:小左,你怎么还不抓紧写?我笑着回答说:正在心里打草稿。书记着急的说还有十多分钟了。这时再看刚才在提笔刷刷一痛疾书的几位,几乎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刷啦,扯下稿纸,咔咔,扯成几半,嗖的一声扔到了地上。扔掉了,又写,写一会儿又扯了扔掉了。直到这时我开始提笔,一气呵成,一篇热情洋溢、萧萧洒洒的诗稿交到了大队书记的手中。大队书记看过稿件很高兴地说:好,这稿子写的太好了。可怜其他几位没有一人写成稿件,废纸倒是扯了一地。</h3><h3><br></h3><h3>书记说:就用你这篇!时间马上到了,让广播员熟悉稿已经来不及了。我说我亲自播。书记说:快!我拿着稿子马上直奔播音室,又找了一张马玉涛的唱片。我刚调试好设备,市委领导和公社领导的车队就到了,我这边立即以十分饱满的热情播放了这首配乐诗朗诵。其内容的精准,音调的掌握,音乐的烘托,把市委领导们惊着了,没想到来到这英城大队的挖井工地还有欢迎辞。更是把公社领导们惊呆了,他们最清楚,前半小时才下的通知,他们怎么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有人竟能写出这么完美的稿子,既有对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欢迎,又表达了学大寨挖好大口井的决心,还反应了工地热火朝天的盛况,把公社领导向市委领导要说的话、要表达的决心也都写出来了。公社一位领导急切地询问大队书记:这是谁写的稿子?三队集体户户长左**。那这又是谁播的?左**。于是,左**的名字在公社领导心中有了一点印象。</h3> <h3><b><br></b></h3><h3><b>10:逃亡地主家的《万言呼命书》</b></h3><h3><br></h3><h3>我们生产队有一户L姓逃王地主,当年是从河南省以贫农成分来到英城子落户的。后来经过调查L家的真实成分是地主,所以就把这家定为逃亡地主,是生产队里的重点管制与专政对象。</h3><h3><br></h3><h3>L家父亲领着三个都已经成年的儿子在队里劳动。当时给我的印象是L家父亲夏天从不穿上衣,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刮风下雨,总是裸着上身,晒的肤色就跟非洲黑人似的。年轻的哥三个各个长的都挺斯文帅气,跟一般的农村青年不太一样。后来我发现这哥仨还都写一手好字,尤其是老三还会写美术字。这一家人表面老实,但心里对小队领导和大队领导很有不满,不管队长安排他们做什么,这哥仨在下边总有一些小动作。经常受批判,就是不改变。</h3><h3><br></h3><h3>有一天大队书记不知是听到了什么反映还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亲自到集体户找到我说:小左,你今天带领集体户同学去搜查老L的家,看看能有什么发现。</h3><h3><br></h3><h3>那个年代,人们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根本就没有么法律。致于应该怎样遵守法律谁也说不清楚。在农村大队书记的指示就是你的行动。</h3><h3><br></h3><h3>于是,我集中了我们集体户的8个男生一起去L家搜查。我当时想既然大队书记让去搜查,L家肯定有问题。所以我特意把五六式全自动步枪挎上,弹夹押满20发子弹,枪膛里又顶上一发,共计21发子弹。那时我们每个集体户都有枪,大队是民兵连编制,共有76支全自动步枪,这款枪就是苏制AK-47的仿制品,是一款火力很强、世界著名的全自动步枪。</h3><h3><br></h3><h3>我们在L家搜查最大的发现是有一册L家人自己书写并装订的《万言呼命书》,一看内容字字都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控诉,句句都是反革命言论。更可气的是他们还把凡是批判过他们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列了一个“黑名单”,企图伺机进行报复。竟然有这么反动的阶级敌人,我真的没想到,当时是真的被惊到了。天天说阶级斗争也没看到,这蠢蠢欲动的阶级敌人原来就在身边啊!“小台湾”里果然有“台湾”!</h3><h3><br></h3><h3>我当时见到这个东西后,一种朴素的阶级仇恨立刻涌上心头,我把L家三兄弟叫到一起一顿痛批,给他们讲了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批得他们个个心服口服,低头认罪,深表忏悔。</h3><h3><br></h3><h3>把他们批判完之后,我的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们这样做,肯定是要被定成现行反革命的,当时的大队革委会就有这个权利。这“现行反革命分子”再加上“逃亡地主”的两顶大帽子加在一起扣在他们头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把他们压死也得把他们斗死,他们所面临的一切是可以想象的。</h3><h3><br></h3><h3>当时令我疑惑的是,如果是那些反动的老家伙们仇恨共产党可以理解,那L家年轻一代为什么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有这么大的仇恨呢?令人不解!他们有这么反动的企图难到就不怕后果吗?</h3><h3><br></h3><h3>后来,没有给他们定为“现行反革命”,也没人再提起这件事。L家人从此没有了从前的嚣张得意,而是规规矩矩的在队里劳动,认认真真的接受改造。</h3><h3><br></h3><h3></h3><h3>现在看,强调阶级斗争,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必要的。但是,真的没有必要一直斗下去,越斗仇恨越深。如果能把敌人化为朋友不是更好吗!所以,我非常赞同文革后关于不再搞阶级斗争的政策。</h3> <h3><b><br></b></h3><h3><b>11:炕上躺着的全是“白条”</b></h3><h3><br></h3><h3>我下乡的英城子大队距市区也就20公里左右,依山傍水,土壤肥沃,按理说这里应该是满山翠绿中点缀着散放的牛羊,小河的清水倒映着朵朵白云,遍地的大豆高粱,处处瓜果飘香的优美景象。</h3><h3><br></h3><h3>然而,现实的这里就象一段顺口溜说的那样:地缺肥,庄稼黄,汗水砸地不打粮,破衣裤,晒太阳,农民住的是茅草房。一年粮食吃半年,铲完地时便没粮。</h3><h3><br></h3><h3>现在的孩子是个宝,衣、食、玩、用都是皇帝般的待遇,而那时的孩子是今天的人绝对想不到的。</h3><h3><br></h3><h3>W队长家有4个孩子,两个小的都是男孩。这两个孩子当年大的四五岁,小的两三岁,寒冬腊月只穿个小空心棉袄棉裤,更为夸张的是棉袄只剩上半衣襟,下边露着肚皮;棉裤玩飞了半截裤管,膝盖以下全裸着;棉鞋呢,单鞋都没的穿,就光着小脚丫。不过那脚丫和现在孩子的脚丫可大不一样,看不见肤色,黑黑的那层“保护层"也不知道有多厚。</h3><h3><br></h3><h3>在滴水成冰的大冬天,W队长的两个孩子就是这身行头在冰上打滑刺溜,抽冰猴玩,冻的大鼻涕都过河了淋出挺老长。整天在外边玩,也不知道冷,也从来也不感冒、不发烧。</h3><h3><br></h3><h3>是当时的家长不心疼孩子吗?什么年代,什么时候,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当时我对这样的家长很不理解,等到年底分配时我懂了,W队长一家6口人,他一年干到头不但没挣到钱,还要拿钱交给队里领口粮。否则,连6口人的口粮都领不回来,还不让搞任何副业,你说还哪有钱给孩子买衣服呢?</h3><h3><br></h3><h3>那时,大队经常组织民兵在各队查夜。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查我们队老户长家的情景。</h3><h3><br></h3><h3>那天夜里我们查到老户长家时与查别人家一样,先在外面一敲窗户,老户长马上应一声:谁啊?我们说:民兵查夜。屋里的灯刷的一下就亮了。哇,隔着玻璃往屋里一看白花花的一片,全是“白条”,我们几位知青哪见过这场面,全都自觉的躲开了窗户。老户长家到底有多少个孩子我不知道,就见炕上、柜子上、桌子上睡的全是孩子,老大是女孩能有十七八岁,小的也就两三岁,没有褥子铺,没有被子盖,一个个还都是光着身子睡觉。尽管是夏天,但也没热到这个程度啊。这场景也着实让人挺心酸的。心想这老户长也真是的,你到是先盖上点什么再开灯啊?后来看明白了,盖什么?根本就没有可盖之物哇,被子在柜子里留着冬天盖呢,顶多也就是把裤子穿上。</h3><h3><br></h3><h3>冬天我们也到老户长家查过夜,那时是所有大人孩子往烧热的炕上光着身子一躺,用象炕那么大的一条被子往上边一盖,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被子了,这就过冬了。现在的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能想象得到吗?这里说了大家都不一定相信。</h3><h3><br></h3><h3>当然像老户长家是比较典型的,主要是因为孩子多,就老户长一个人在生产队里劳动造成的。其他人口少劳动力多的农户会稍好一些,但也好不多少。农户家没有褥子铺一年四季睡炕席,两三个孩子盖一床被子是普遍现象。</h3><h3><br></h3><h3>那时,社员们在生产队里干的都是体力活,一年到头日子过的比较好的人家能杀一口猪,冬天的两个月内算是有点肉吃,其余10个月几乎吃不到肉,又没有多少油,所以饭量都比较大。而好多人家养了猪自家也舍不得吃,得卖点钱交给队里买口粮。每个生产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家铲完三遍地就没粮吃了,全靠吃野菜度日,一直要坚持到青玉米下来才能对付填饱肚子。那时的农民真的很苦!</h3> <h3><b><br></b></h3><h3><b>12:“外宾”的到来,小山村着实热闹了几天</b></h3><h3><br></h3><h3>第三生产队有一户社员还有海外关系,这在过去是不敢提起的事。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这事也不再是秘密。</h3><h3><br></h3><h3>原来在伪满时期,这个小山村有一年轻的小伙子去日本一家百货株式会社打小工。由于在打工期间踏实肯干,忘我劳动,深受感动的董事长对其重点培养,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了这个小伙子,同时也把产业传给了他。不能不说这个小伙子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自从去了日本已有三十多年未见到年迈的父母和家中的亲人。</h3><h3><br></h3><h3>一九七五年的冬天传来消息,这位当年已入日本籍的小伙子如今要回乡省亲。市外事办、公社、大队都被惊动了,要有所准备啊。尽管当时我们的农村还很穷,但也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这位“外宾”面前。</h3><h3><br></h3><h3>公社供销社特向英城大队供销社调拨了水果罐头、饼干和糖果等装点门面,最高级的当属一种叫做酒芯巧克力的糖,当时这在一般大商店都是见不到的。</h3><h3><br></h3><h3>大队主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贫农,人很憨厚,文化不高,但说话很实在,特意到队里开会布署专项任务,记得这位主任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这两天小日本的“外宾”就要到了,为此生产队要动员小学生每天放学捡粪,把路面上和房前屋后的猪粪牛粪大粪都捡净了,干干净净的迎接“外宾”;“外宾”的父母家由生产队负责找点报纸,把屋里的墙给糊一下,弄干净利索的;供销社的糖果罐头等特供品“外宾”父母家可以买点,其他人家不能买,都买光啰上哪儿整去?各家把破衣服烂裤子的崽子(孩子)都圈好了,别出来乱跑丢人现眼。</h3><h3><br></h3><h3>没两天这“外宾”还真就来了,应该是市外事办的小汽车给送过来的。就见一个胖乎的小老头,梳着小背头,戴着金丝眼镜,西装革履,夹个小手包,文质彬彬,见谁都点头哈腰的。</h3><h3><br></h3><h3>听说日本来人了,村里凡是能与这家沾点亲带点故的都前去一睹尊荣。这位“外宾”也很大方,只要一听介绍这位是什么什么亲戚,从手包中就拿出一沓钱递上。听说“外宾”给发钱,去看望的人就更多了。</h3><h3><br></h3><h3>这位“外宾”临行前送给家里一块手表,这表是什么牌子的不记得了,只记得这块手表有两个旋扭,很是出奇,原来没见过。后来,这块手表也成了这家人的炫耀品,来了亲戚朋友都要拿出来显摆显摆。</h3><h3><br></h3><h3>“外宾”的到来,让这个贫穷的小山村着实热闹了几天,“外宾”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村民们议论的热点。“外宾”在家里呆了五天时间就走了,小山村又重新回归了平静。</h3> <h3><b><br></b></h3><h3><b>13:对我这位“土大夫”佩服不已</b></h3><h3><br></h3><h3>在高中的最后一学期,学校结合应届毕业生们将要下乡、走向社会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办了农业知识、电工常识、医学专业、文学写作等专业培训班。我先是参加了农业知识培训班,后又参加了文学写作培训班,利用业余时间拜了医学专业班的老师为师,重点学习了经络、穴位、针灸、刮莎等中医知识和一些简单的西医常识。</h3><h3><br></h3><h3>那一学期尽管没有安排文化课学习,大家都比较轻松,但我是倍觉时间不够用,要学的知识太多了。而下乡后,我在这几个专业培训班上学到的知识还真派上了用场。尤其是所学的医学知识有几次更是让我大显身手。</h3><h3><br></h3><h3>刚到集体户时,大队都没有一个医生,小队更不用说了。只有我多少学习了一点医学知识,所以被同学们冠以“土大夫”的称号。</h3><h3><br></h3><h3>而同学们面临新的生活环境有很多的不适应,常有心火旺盛、头疼脑热、肚子不舒服、着凉腿疼等毛病,大家又没有什么医学常识,不知该如何应对。这时我的针灸术发挥了大作用,针对这些小毛病几针就给扎好了,而且是当时就见效。不久,我会针灸的事传到了社员当中,有的社员也请我给针灸,那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随叫随到,啥病都敢给扎针,还挺受社员的欢迎。</h3><h3><br></h3><h3>户里有一Y姓同学的哥哥是医生,他对各种常用药的功效和作用比较了解。这时,经过我们几位男生商议决定,把同学们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常用药都交给Y同学处保存,万一哪位生病了,需要我与Y同学及生病者三人共同决定吃什么药,吃多大的量,免得吃出问题。这个决定为维护全户同学的健康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自然得到了全户同学的共同拥护。</h3><h3><br></h3><h3>一次,集体户用木杆和席子在室外临时搭建的厨房被风吹倒了,意外的是一根木头砸在一个女同学的头部。这位女同学自述头晕目眩恶心,我初步检查结果是足底反射呈阳性,瞳孔略有扩大,情况不是很好,有脑震荡的迹象。立即找队长套了一挂大车直奔市第一人民医院。</h3><h3><br></h3><h3>女同学被送进急诊室,我在第一时间向大夫说明了我初步检查的情况,大夫把我也当成医生了,最起码他可能是把我当成农村的赤脚医生了。他把检查情况和在开药之前都先征求我的意见。把我弄得也很不好意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医生对我的初步检查结果是认可的。</h3><h3><br></h3><h3>经过一夜的点滴,受伤的女同学基本恢复正常,大夫说可以回去观察了,并委托我负责处理患者的一些注意事项。随行的几位同学对我这位“土大夫”专业水平更是佩服不已。</h3> <h3><b><br></b></h3><h3><b>14:出了一天工还赔四角钱</b></h3><h3><br></h3><h3>我所下乡的英城子第三生产队,全队几十户人家,能有个钟表的,无论是座钟或是挂钟大概也就不过几户人家吧,致于手表根本就没见人戴过。那时很多人家连肚子都吃不饱还哪有钱购买计时工具呢?钟表那可是家中的“大件”。</h3><h3><br></h3><h3>有一天夜里,队长来敲窗户:起来了,起来了,今天下地割苞米。大家一看队长都敲窗户了,啥也别说了,劈厉朴隆穿上衣服、拿起镰刀跟着队长就往苞米地走去。</h3><h3><br></h3><h3>在农村,割地是一年四季中最累的活。这次割苞米也是我们下乡后第一次干这个活,还是借着月光割苞米,一时大家都不知如何下手。队长过来亲自指导,集体户同学不一会儿就被社员们落下一大截。后来还是利用社员的休息时间男生总算是追个差不多。再回头看女生们,顿时把我吓了一跳,只见她们正围坐成一圈哭泣呢,是不是谁受伤了?我跑过去一问才知道,谁都没受伤,是累哭了,也是想家了。</h3><h3><br></h3><h3>按照队长经验,割完一条垄,天应该放亮了,可是此时的天只有月光,并未见东方的曙光。这时队长也感觉可能不对劲,于是派一个社员回家里去看时间,回来后告诉队长,现在还不到两点呢?队长说不干了,都回家睡一觉再说。因为没有时钟闹出一个大笑话。</h3><h3><br></h3><h3>有一天队长跟我说:小左,你今天跟车送公粮去吧。我一听很高兴,心想这是队长照顾我呀。再一看我跟的车,有一个赶车的,已有一个跟车的,加上我就是两个跟车的,一车共三个人,比平时多出一个人。啥也不说了,在心里感谢队长吧。</h3><h3><br></h3><h3>一路无话。等到了公社粮库一看,卸车这活是肩扛200斤的麻袋,还要上一段跳板,之后把麻袋的粮食倒进粮顿子中。赶车的负责把麻袋放到跟车的肩头上,跟车的任务就是扛麻袋、上跳板。</h3><h3><br></h3><h3>看到这种情景我不再认为队长让我跟车送公粮是照顾我,而纯粹是要锻炼我呀!说实在话,当时我觉得要扛起200斤的麻袋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也没扛过,心中没底。但要扛着200斤的麻袋去走一步一颤的跳板我肯定是不行的。可是又一想,第一次跟车出来干这样的活咱也得上啊,究竟是行还是不行也要试一试,决不能在社员面前丢面子呀!</h3><h3><br></h3><h3>这时就听跟车的那位社员大哥说,小左你歇着去,这活不用你干。那位赶车的大哥也说,这点活我们哥俩包了,没你的事。当时让我这心里热热的,这最简单、最质朴的语言在我听来真比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还要感人,让我很受感动!</h3><h3><br></h3><h3>粮库的食堂为送公粮的社员供应午餐,每人可买8个馒头,每个5分钱,白菜汤免费喝。我主动跟两位社员大哥说,今天的午餐我负责,你俩不用掏钱买了。就这样我拿壹元贰角钱端回三大盘共24个大馒头,他们俩打来三碗白菜汤,美哉!</h3><h3><br></h3><h3>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上尖一盘子八个大馒头,心想能吃得了吗?从来没吃过这么多呀。吃着吃着,在不知不觉中我就把这八个馒头给吃掉了,奇怪的是好像还没觉得太饱。难怪农民粮食不够吃,整天干农活,那是真能吃啊!</h3><h3><br></h3><h3>到年底一算帐,那年我们小队一天10分核八角钱。大家开我的玩笑,说我送公粮那天出了一天工还赔了四角钱。</h3><h3><br></h3><h3>尽管我出了一天工还赔了四角钱,但我还是衷心感谢那两位社员大哥。农民朴实无华,心底善良,话语简单,办事暖心。这个让我十分感动的故事,我已经讲了四十多年了,我还要继续讲下去!</h3> <h3><b><br></b></h3><h3><b>15:感谢这两头憨态可掬的大公牛</b></h3><h3><br></h3><h3>生产队里有两头大公牛,长的体型硕大,膘肥体壮,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它们,都是在吃吃吃,就没有住嘴的时候。我们刚下乡时的口粮要到公社粮站去购买,要有十来公里的路程。</h3><h3><br></h3><h3>我们第一次去买粮,队长说跟我说,你们自己套牛车去吧,队里有两头最有劲、最稳当的牛,你们也学学赶车。</h3><h3><br></h3><h3>一上路才知道,这哪里是牛车呀,这车走的速度好像都没有窝牛快,慢的都不能再慢了。那时若是有牛车比慢大赛,这两头牛肯定能拿世界冠军。</h3><h3><br></h3><h3>社员见了告诉我们说,这两头牛慢的出奇,就靠这个“慢”,气的社员都不用它们。它俩倒好,整天干吃料不干活,要不是上边不让杀耕牛,早就让大家吃肉了。</h3><h3><br></h3><h3>第一次出车,我还是在早饭后赶着这两头又大又胖的慢牛上路了。来回二十来公里的路程,总算在太阳落山之前把这牛车赶回来了。</h3><h3><br></h3><h3>第二次买粮,我是不赶这牛车了,跟这两头牛实在是磨不起。于是就派集体户的小Y和小L赶这牛车去买粮。他们两人已经知晓了这两头牛的特点,一人一只镐把代替了手中的鞭子。</h3><h3><br></h3><h3>开始上路,这两头牛见到奇貌不扬的两位赶车人也没太在意,依然是小慢步、慢慢挪。可是落在它们身上的已不再是鞭子,而是又硬又疼的镐把,只是几棒子下去这两头牛就服了。见到棒子挥起来还未等落下,这两头牛就一起奔跑。这两头牛长的又壮又胖,跑起来特别有劲,也特别有速度,一路上见到马车就超,逗得赶马车的老板子们都是羡慕的哈哈笑。</h3><h3><br></h3><h3>小Y和小L赶的这牛车早晨出去还未到中午就把粮拉回来了。队长见此惊异的问他们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俩说这牛车竟比马车快。这回是真把队长给听懵了。</h3><h3><br></h3><h3>从这以后,不管是集体户哪位知青赶这牛车,这两头牛就像认识人一样,再也不用什么棒子鞭子一类的赶车工具,只要喊一嗓子,这两头牛就开跑,一气跑到喊停为止。凡是看见以这样速度奔跑的牛车的路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自此,无论是集体户的大活小活,几乎都是这两头牛干的,这两头牛与集体户的知青们结下了不结之缘。</h3><h3><br></h3><h3>社员们一看这两头牛被集体户知青给训服了也很高兴,也试着套车使用,但这两头牛依旧“很慢”,不管社员怎么打,这两头牛仍然是迈着悠闲的窝牛步,没办法,只能放弃使用。大家都说老马识途,其实,这老牛识人呐。这两头牛绝对是认识集体户的知青,而且还对知青们提供了最无私的帮助,现在想想还很是感谢这两头憨态可掬又非常可爱的大公牛。</h3> <h3><b><br></b></h3><h3><b>16:阴差阳错,我被调到工作队</b></h3><h3><br></h3><h3>话说一幌就到了1975年的9月份。通过下乡以来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在各种场合的表现,大队书记等领导对我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初步印象,准备对我进行重点培养。</h3><h3><br></h3><h3>9月下旬大队接到公社通知,要求英城大队选派两名各方面表现都比较优秀的知青到公社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培训班,根本就没有说明培训后将被派到外大队工作的问题。这是公社领导的一个策略。</h3><h3><br></h3><h3>我们大队书记根本就没多想,第一个就把我派到公社去参加培训班。参加培训后我被直接分配到龙王大队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工作,不是回本大队工作。这时我们大队书记急了,几次找到公社领导要我回本大队工作,用两个人三个人换都行,结果还是没能得到公社领导的批准。就这样阴差阳错,我参加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被派到龙王大队去工作,工作时间是一年。</h3><h3><br></h3><h3>龙王工作队的主要成员是来自市公安局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8名干部,由公安局的W副局长任队长,其中科级以上干部5名,还有两名大学毕业生以及我们3名知青。</h3><h3><br></h3><h3>刚一进驻龙王大队,我就与公安局的一名干部被分配到第一生产队进行包队工作。其工作任务是每天晚饭后将社员们集中到生产队部开大会。一是传达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文件精神;二是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三是协助队长总结当天的工作和布置第二天的生产任务。</h3><h3><br></h3><h3>我们在队长的安排下住进了一户社员家里。该社员家里屋闲着一间房子,我们两人住很不错。也不用向房东交任何费用。</h3><h3><br></h3><h3>工作队员吃饭是按照生产队长的安排,在队里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在全队社员家里轮流吃,每户吃一天,每顿饭向社员家交4两粮票1角钱,人家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什么,都是家常饭菜,绝不搞特殊,也没人给你搞特殊。那时主食多是高粱米饭或玉米面大饼子,菜就是白菜、土豆为主,好的人家有点豆腐,差一点的就是咸菜、大葱、大酱。春夏也能吃到一些野菜和自家种的青菜。</h3> <h3><b><br></b></h3><h3><b>17:公社党委的W宣委推荐了我</b></h3><h3><br></h3><h3>那时,不管是大队还是小队绝对没有“招待费”这一说。我身为工作队员在龙王大队工作了我一年是看在眼里的。就拿我们工作队来说来到龙王大队也没有任何的招待宴或揭风宴。等到一年后工作队撤点之前,是房东家蒸了一锅粘豆包,炖了一只山上打来的野鸡招待了住在他家的几名工作队员。</h3><h3><br></h3><h3>有一天,我们工作队一行3人在一位生产队副队长家吃派饭,一看桌上有一盘猪肉,心想这位副队长可是给我们搞特殊了,正想怎么谢绝呢,就听这位副队长说:我家这头猪杀出痘来了。结果也就不用谢绝了,就让它怎么摆上桌来再怎么端下去吧。这哪是给我们搞特殊啊?我们虽然嘴上什么都没说,但心里却默默地达成一致,就满足一下这位副队长的小心思吧。</h3><h3><br></h3><h3>我在第一生产队包队不到半个月,便接到工作队领导的通知,让我带着行李去工作队队部报到。到了工作队队部,即工作队领导的办公室兼宿舍,是二队队长家里的一间闲置房。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我的工作不再是负责包队,而是被调到工作队队部,负责工作队的材料综合工作。</h3><h3><br></h3><h3>当时我也有些疑惑,工作队里没有了解我的人,怎么能知道我能写材料呢?后来我听说,工作队领导在公社开会时提到工作队缺少能写材料、能搞综合的人。公社党委的W宣委马上就把我推荐给了工作队领导,说:小左能胜任这项工作,他的笔杆子不错。我想这一定是在大口井工地我写的宣传稿给领导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才在有需要的时候推荐了我。</h3><h3><br></h3><h3>从此,我就与工作队的领导同吃、同住、同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我的综合材料水平又有了质的提高。说实在话,在学校时写个发言稿、诗歌、散文什么的一些小稿件自我感觉还算说得过去。而对于一些大的工作总结、报告一类写起来难免带一些学生气,只能从头学起。工作队的领导们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与帮助。当这一年的工作队工作结束时,我写各种材料的水平应该说都可以应服一阵子了,这为我以后的工作和进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真的都要感谢工作队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指导与帮助!尤其是要感谢推荐我的公社党委W宣委!</h3> <h3><b><br></b></h3><h3><b>18:大队书记怎么成了走资派?</b></h3><h3><br></h3><h3>我在工作队的工作职责是“材料综合”,说白了就是写材料的。凡是工作队的材料不论大材料还是小材料几乎都是出自我的手。</h3><h3><br></h3><h3>那年春节刚过,公社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总队长H队长经常来到我们龙王工作队指导工作,并亲自写一些材料,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听说H队长是个大笔杆子。</h3><h3><br></h3><h3>有一段时间H队长住在我们工作队,与我们工作队的领导总是在开会、研究工作。我是负责写材料的,但这时有些材料就不需要我参与了。</h3><h3><br></h3><h3>经过十几天的忙碌,工作队终于于无声处揪出了一个“走资派",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个“走资派”竟然是龙王大队的时任党支部书记B**。据说那年全市共揪出两个“走资派”,其中一个就让龙王大队的党支部B书记中彩了。</h3><h3><br></h3><h3>在我的印象中,按照文革中的传统模式,揪出“走资派”都是要批斗的,一般是批斗一一罢官一一下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到一定时候再调回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h3><h3><br></h3><h3>记得当年把龙王大队B书记打成“走资派”并未批斗,也未公开其到底是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官肯定是给罢了,也没有进行劳动改造,可能是因为身在农村,实在是没有再往下下放的空间了,而是直接把B书记给送进监狱里去了。作为一般的小“走资派”能享受“坐监”待遇的好象还不多吧,而龙王大队这位最基层的党的干部却“享受”到了。</h3><h3><br></h3><h3>那时我真有些看不明白了,一个农村挣工分的大队书记能有多大的权?工作中有不足批评他、教育他就是了,就是撤了他也是正常的。但他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呢?</h3><h3><br></h3><h3>而龙王大队新任党支部D书记是从外大队调来的年轻干部。可谓工作有魄力、有干劲。有一天下午,在工作队办公室,D书记喝得醉熏熏的,不知什么原因把供销社一位50来岁的男营业员叫过来,举手就要打,我当时就制止了他。做为一个大队书记怎么能随意动手打人呢?事后D书记阴阳怪气地说:左工作队不让打人我得听啊。我最看不惯这么粗鲁的干部。我常想若是当年我们的党员干部这么粗鲁的对待人民群众,我们能打败小日本?能打败国民党吗?我认真的说《党章》里哪条写着党员干部可以动手打老百姓了?D书记看我这么严肃,这时也很正经的说:行,我知错了,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人了。事后一想想自己也挺可笑的,一个知青工作队员竟然管起大队书记来了。但我真是看不惯。</h3><h3><br></h3><h3>文革后,听说B书记被无罪释放,并获得了平反。给没给补偿我不知道,但时光不能复返,文革着实坑人不浅呐!</h3> <h3><b><br></b></h3><h3><b>19:他把黑手伸向了集体户的知青</b></h3><h3><br></h3><h3>龙王大队的基层干部中也确有人渣。当时我就接到过一位女知青控诉前生产队S队长欺辱女知青的材料。</h3><h3><br></h3><h3>据举报材料显示这位年轻的S队长当年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利把黑手伸向了集体户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h3><h3><br></h3><h3>按规定,凡是知青抽调回城都必须要有生产队长同意并签字盖章。男知青要想过这一关必须得给S队长送礼;而他看上的女知青要想过这一关必须得委身于S队长,不愿意的女知青就只好在农村继续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如果知青反映的事实成立,这S队长就应该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h3><h3><br></h3><h3>我身为知青对此更加义愤填膺,马上把情况就上报给了工作队领导。但由于该生产队长已经在半年前被调到一家公社办企业工作,也就没有进行调查与追究。当时我很是不解,为什么放着这样的人渣不查处,而非要抓大队书记这个所谓的“走资派”呢?</h3><h3><br></h3><h3>当时还听一位下乡多年未抽调回城的老知青讲过这名S队长为什么后来不当队长的故事。</h3><h3><br></h3><h3>一名男知青为了回城买了一台座钟送到这位S队长家中。一台座钟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大件”了,绝对是一件不小的礼物。这位S队长收下了座钟很高兴,自然给这位男知青顺利地办理了抽调回城手续。</h3><h3><br></h3><h3>之后的一个晚上这名男知青又来到S队长家中,抽出一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戳说,我是来取前几天放在你家那台座钟的。S队长见此情景腿都软了,他万万没想到送礼原来还是可以这样玩的,啥也没说把座钟拿出来让这位男知青拿走了。</h3><h3><br></h3><h3>S队长媳妇可都吓破胆了,自己男人强行收取知青的钱财礼物她是清楚的,在外面欺辱女知青的事她也有耳闻。S队长媳妇深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为了S本人和全家人的安全说什么也不让他继续当这个生产队长了。S这才很不情愿的辞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去一家社办企业工作了。</h3><h3><br></h3><h3>S队长的辞职,让这个生产队的女知青们终于摆脱了一个恶魔。但S留下的阴影还深深的影响着女知青们的心灵。每当私下里提起这人这事,一些不愿屈服的女知青还是被气得泪流满面。</h3> <h3><b><br></b></h3><h3><b>20:这里的民风也是如此风流</b></h3><h3><br></h3><h3>为什么向龙王大队派工作队?为什么向龙王大队派由公安局、法院干部为主体的工作队?这还真是有一定原因的。</h3><h3><br></h3><h3>到了龙王大队才知道,这个大队在农业生产方面并不是很落后,但村里的一些风流韵事却是远近闻名。</h3><h3><br></h3><h3>有一次我与另外一名工作队员在一个生产队参加运黑土劳动。在中间休息时,就听几个年轻的小媳妇一起哄,十几个年轻的小媳妇立刻冲向一名30多岁的男性生产组长,就是俗说“打头的”。就见这些小媳妇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组长给放倒在地,紧接着几下子就解开了这名组长的裤带,十几只手七上八下伸进组长的裤子里一顿乱摸,更有甚者有个小媳妇解开衣服,掏出胸器就往组长的嘴里塞,一边塞还一边挤奶,搞的这名男组长嘴里脸上都是奶水。据说玩这种小“游戏”的时候就是女社员们最开心的时刻,在这个生产队是家常便饭。</h3><h3><br></h3><h3>小媳妇拿自己的奶水给男人们吃,没有奶水的就把自己的胸器往男人的嘴里塞,在别的地方也见过,据说有一种谁吃了她的奶,谁就是她儿子的甜蜜骂人说法,所以有一些小媳妇特别爰玩这种游戏。我分析动不动就把男人放倒玩这种游戏,这里是否也有女人要爆发、要翻身、要主宰世界的含义?</h3><h3><br></h3><h3>据说有一次二队管生产的老队长带着一群男女知青查夜,也没敲门就进到一对新婚夫妻的房间直接就拉亮了电灯。本来查夜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只见老队长趁人家小俩口没注意,刷啦一把就把被子全给拽下来了,让这小俩口赤裸裸展现在众人面前。后来听说这位老队长与这小两口还是亲戚关系,并是这小两口的长辈。</h3><h3><br></h3><h3>一次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人还没到齐,一个男社员就说我出个谜语大家猜一猜吧:“皮挨皮,肉挨肉,一宿不挨就难受”。大家猜是啥?有一个女社员就问这是身上长的还是啥玩意啊?出谜语的社员说你我身上都有,男女众社员们哄堂大笑,尤其是一些女社员笑的更是前仰后哈。这时一个男社员说你们都想歪了吧,这是“眼皮”。于是大家又哈哈一笑。</h3><h3><br></h3><h3>这笑声还没结束,就听有一位女社员接茬到,我也说一个:肉尖对肉缝,白浆往里送。大家伙猜猜这是干啥呢?大家又是一阵大笑,笑声中还有人喊流氓,纯女流氓!听罢,讲谜语的女社员不干了,谁流氓了?谁流氓了?这是老娘们给小孩子喂奶呐。你才流氓呢!</h3><h3><br></h3><h3>当年的农村有顺口溜到:没有秧歌没有戏,只有一杆快乐器;天一黑,灯一闭,文化生活就走起。也是,那时农民们除了这点事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文化生活,用现在的话说“理解万岁吧”。</h3><h3><br></h3><h3>这里的农民常说:龙王屯水没腰,捞不着是大熊包。啥意思?都懂的。这里不仅山青水秀,民风也是如此的风流啊。</h3> <h3><b><br></b></h3><h3><b>21:借种生子,让工作队给评理</b></h3><h3><br></h3><h3>在二十一世纪的早些年,在网上偶能看到有编写搞“换妻”游戏的小故事,还没听说过有“借种生子”的,顶多也就是做个试管婴儿什么的。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北的一个小山村,这些真人版的戏剧都活生生的上演过。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农村先行先试的,不仅包括经济、政治,当然也可以包括生活。</h3><h3><br></h3><h3>先说两家搞“换妻”游戏的。只是两家的男人都看上了对方家的女人,有一天在生产队干活的间隙,两个男人一商量把这事就给定了。到了晚上据邻居说还是两个女人主动去对方家的。有人可能要问那这两家的男人、女人都这样吗?当然,这两家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游戏都成不了。因为这里就是这个民风,女人的开放程度绝不输于男人。</h3><h3><br></h3><h3>话说也巧,那天这两个男人在商量此事时没想到隔墙有耳,被队里一个小伙子给听到了。这小伙出于好奇,吃过晚饭就去这两家附近隐蔽盯梢和窗外偷听,这才有了故事的流传。当然,故事中那些不可描述的内容就不在这里叙述了。</h3><h3><br></h3><h3>再说一个“借种生子”真人版的“闹剧”。这是发生在第八生产队的事。一天晚上,有一家的女人对自己的男人说,看你的身子长的又瘦又小的,将来咱俩生的孩子不也得像你这样。男的说那有什么办法?我就长这样。女的说我看咱们队的xxx身材高大魁梧,人长的也比你强,要不我们向他借种生个儿子怎么样?你说怪不?她的男人还真就同意了。就这样,这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应邀每晚在这女人家里干完活才回自己家里睡觉,一个多月,直到这女人怀孕才算完事。</h3><h3><br></h3><h3>故事说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被借种家的女人后来发现自己的丈夫每晚去别人家被借种后就不干了。这女人到对方家嚷到,你们家借我们家的种,我们家得到什么了?不能白借,得给经济补偿!借种家的女人也豪不相让地说我让你男人白睡一个多月,要说补偿得给我补偿!于是,两个互不相让的女人把状告到工作队,让工作队给评评理。这些人愚昧的让人哭笑不得。面对这个非同一般的案子,我真不知道富有办案经验的公安局、法院干部们最后是怎么给摆平的。</h3> <h3><b><br></b></h3><h3><b>22:那个漆黑的夜晚,狼来了</b></h3><h3><br></h3><h3>龙王大队地处山半山区。尽管没有什么高山大川,但这里也属于长白山麓,森林覆盖率比较高。所以,在晚上村民们经常能听见狼叫声,挺渗人的。</h3><h3><br></h3><h3>一个冬天的夜里,生产队羊圈的木头栅栏被撬开了,丢了十多只羊。案情重大,怀疑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生产队立即将案子上报到工作队,工作队多数都是老公安,马上就出了现场。经现场的痕迹分析盗羊一案不像是人力所为,作案分子应该是狼。最初社员们都半信半疑。怀疑狼怎么能撬开栅栏?狼为什么不在原地吃羊,而是把羊运走?狼有如此高的智商吗?</h3><h3><br></h3><h3>狼的智商真的很高,不但把羊偷出去,还把一时吃不了的羊藏进雪堆里,以备不时之需。尽管狼的智商很高,但忘性也不小。开春后雪堆逐渐融化了,看到暴露出的几只狼们忘记回来吃的羊的尸体,这回社员们终于相信了,冬天盗羊的作案分子确实是狼。</h3><h3><br></h3><h3>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工作队一行三人去后山散步,突然从树丛中窜出一只狼,把公安局的小X(女生)吓了一大跳,狼见我们人多径直又钻进了对面的树丛中。</h3><h3><br></h3><h3>由于狼在这里经常出没,年长的社员们经常给年轻人讲狼的故事,尤其是讲那些万一人与狼遇上了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故事最受大家的欢迎。我也是这些故事的受益者。</h3><h3><br></h3><h3>记得是初春乍寒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代表工作队去给二队的社员们开会。散会后,我又给队长交待了几件事情,等我往住处走时村里的小路上只有我一人。我的住处在村子的最东侧,旁边就是玉米地,远处就是山了。</h3><h3><br></h3><h3>那晚北风袭袭,伸手不见五指。我的住处是社员家的三间大草房,我住最里边一间。房子的周围是用木杆栅栏围成的一个大院子。院子里夏天是绿油油的青菜,冬天就比较荒凉了。</h3><h3><br></h3><h3>到了院子门外,我解开裤子小解。这时就听到身后有动静。动静中有风刮枯草柴叶的声,也有轻轻的脚步移动声。仔细一听当时感觉情况不好!只听风声起,脚步移。风声停,脚步静。这脚步是随着风声而移动而来的。我的第一反映是狼来了!</h3><h3><br></h3><h3>怎么办?按照老农的说法,这时是绝对不能回头的。若一回头,狼上来一口就会咬住你的喉咙,那就彻底惨了。绝不能回头!</h3><h3><br></h3><h3>其实我知道这时必须得做点什么,不然你就是不回头狼也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h3><h3><br></h3><h3>这时,我急中生智,我双手握住一根栅栏上的木杆子,究竟是多粗多长也看不清楚,根本顾不了多想,一只脚往上一蹬,双手一较力,本想是能折下一段木杆做自卫用。意想不到的效果却出现了,就听“咔嚓”很大的一声脆响,这哪是脆响?这分明就是炸响!这在平时,凭我的臂力能不能掰断这胳膊粗的木杆子都很难说,今天能把木杆子掰断并发出惊天的炸响更是不可想象。这“咔嚓”的一声炸响在寂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的脆、出奇的响。来不及多想,我就听身后传来了“嗖嗖、嗖嗖”由近向远逃跑的脚步声,这脚步声不再借风声的隐蔽,而是径直传向远方。我清楚是这“咔嚓”一声炸响把狼给吓跑了。</h3><h3><br></h3><h3>这时我知道自己安全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一丝的害怕或恐惧。但当这一切都过去了,知道自己安全了,恐惧感也上来了,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拎着木棒子就往屋里快走,到了社员家外屋才系好裤子。</h3><h3><br></h3><h3>躺在炕上一想还真是老农的经验救了我,是木杆子“咔嚓”一声炸响救了我,归根结底是阿弥陀佛救了我。我知道好人在关键时刻必有佛祖护佑,这是我做好人的结果。同时,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人生处处皆学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是对圣人而言的。对我来说人人都是我的老师,每时每刻都要虚心学习好心做人啊!</h3> <h3><b><br></b></h3><h3><b>23:就听“咔嚓”一声,扁担断了</b></h3><h3><br></h3><h3>有些挑战你根本就不知道来自哪里或什么时候来,这也许就是人生应有的面对。</h3><h3><br></h3><h3>春季的一天,工作队那边没什么事,我与工作队中公安局的L干部一起到第二生产队参加挑黑土的劳动。应该说明的是L干部那天是主动去劳动的,我是跟随或陪同L干部参加劳动。尽管我们都是工作队员,但人家是公安局的干部,我仅是一个小知青,其份量是明显不一样的。</h3><h3><br></h3><h3>我俩身为工作队员,劳动可参加也可不参加,挑黑土可以多挑也可以少挑,没有劳动任务,更没有劳动指标。象那些年龄较长的工作队员和工作队领导从来都是不参加任何劳动的。我身为知青没事了就到队里干点活,觉得挺好。</h3><h3><br></h3><h3>那年我19岁,公安局那位L干部34岁。我们俩一人一副扁担两只筐挑黑土,社员给装筐。挑着挑着不知为什么这位公安局的L干部向我发起了挑战,要跟我比试谁的筐里黑土装得多,谁能挑得多。我不知道这位L干部是出于什么目的,更想不明白这位L干部为什么这样做?工作上我们的岗位和职责各不一样,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平时自觉关系还不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到是让我出丑吗?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但总得有个理由吧。</h3><h3><br></h3><h3>社员们一看两名工作队员这边干活有挑战,放下自己手中的活都围了过来看热闹,还在不断的起哄。这一下等于把我给架起来了,不想应战也得应战。其实我不是不敢跟他比试挑黑土,我是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什么?哪里得罪了这位公安局的L干部?</h3><h3><br></h3><h3>想也想不明白,筐里就让社员装黑土吧,人家L干部已经挑起上尖的两筐黑土前边走了,我也得跟上啊。如果在社员面前丢了面子,以后还怎么在社员面前讲话?我也挑起同样上尖的两筐黑土跟在L干部的后面。就这样我们俩挑了三四趟没见高低。本来这样收场就可以了,尽管谁也没赢了谁,但谁也没输给谁。</h3><h3><br></h3><h3>此时,这位L干部看样子非要在社员面前赢我不行,告诉装土的社员:装,装不下为止。装土的社员看热闹不怕事大,把黑土装到顶筐梁了,我估计这两筐黑土得有二百多斤,只见这位L干部踉踉跄跄的没走出几步就把扁担落下了。装土的社员一看热闹来了,把我这两个筐装的不但顶上梁了,而且在四周还用冻土块散出来不少。我先运一口气,腰部一较力把这两大筐黑土就挑起来了。刚迈出两步,扁担一颤,就听“咔嚓”一声扁担断了。社员们傻眼了,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人挑断过扁担,这次是长见识了。L干部也看呆了,无疑这次由他发起的挑战最后以他自己的失败而悻悻地搭拉着脑袋收场,以后再没有干活不服气或想挑战的事发生,社员见到我也更加尊重。</h3><h3><br></h3><h3>大约在这件事的一个月后,我代表工作队去公社开会回来已经是下午了,发现公安局的L干部不见了。后来听公安局其他的队员说:L干部因XX方面的问题,最近东窗事发,已被调出公安队伍了。</h3> <h3><b><br></b></h3><h3><b>24:还好,没有伤到野鸭子们</b></h3><h3><br></h3><h3>那是夏天,有一个社员告诉我说八队前面的山沟里有一个小水库,常有一群野鸭子在水面上戏耍。</h3><h3><br></h3><h3>那时,年轻好玩,我就和工作队的另一名知青队员小Z,背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去水库打野鸭子玩去了。说是打野鸭,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岸边距离湖心野鸭子所在位置至少有300米,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去打300米外的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是百米之内那肯定是不含糊,因为我的枪法是百米之内打高粱杆练出来的。那时咱们国家没有参加奥运会,否则我一定会在奥运会上夺冠的。这不是说大话。</h3><h3><br></h3><h3>到了水库大坝上一望,就见有大约十多只野鸭子正在水面上戏耍,目标物也就一个火柴盒那么大。</h3><h3><br></h3><h3>我们正在观望,野鸭子应该也发现了我俩。警惕性特高的野鸭子发现有人来了,呼呼的在水面上起飞,在高空中排成一队直奔山里飞翔而去。</h3><h3><br></h3><h3>我俩一看这情景,感觉野鸭子的警惕性也太高了吧。</h3><h3><br></h3><h3>没办法,我俩只能背着枪在大坝上寻找可以藏身之处。</h3><h3><br></h3><h3>这时我俩眼前一亮,大坝的水闸旁边有一个土坑,正好能藏进去两个人,更理想的是旁边还有一堆不知是谁砍下的树枝子。我俩往土坑里一卧,把树枝子往身上一盖,隐蔽的恰到好处。</h3><h3><br></h3><h3>野鸭子飞走后大约十分钟左右,只见有一只野鸭子从山中飞出,高高地扇着翅膀直奔水库上空而来。</h3><h3><br></h3><h3>这只野鸭子先是在水库四周的上空高高的盘旋,当没有发现可疑情况后逐渐飞小圈并不断降低飞行高度。之后又从小圈逐渐飞大圈,不断爬升高度。这样反复几次,在确认水库周围确实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时才直奔山中飞去。</h3><h3><br></h3><h3>几分钟后,先前飞走的这群野鸭子在它们的“侦查兵带领下飞回了水面上,又继续放心地嘻戏玩耍。</h3><h3><br></h3><h3>我俩一看机会来了,端起半自动步枪一顿速射,无奈距离目标太远、又太小,连个野鸭毛都没碰到,只是玩玩而已。</h3><h3><br></h3><h3>但鸭子们不干了,何时受到过这么大的惊吓呀?这野鸭子们这回也不分顺序了,也不排队形了,用最大的力量展开翅膀,用最快的速度向山里飞去。</h3><h3><br></h3><h3>我们两人只能继续卧在土坑,借着树枝荫蔽,企盼野鸭子们早点返回。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野鸭子的“侦查兵”,更不见那群野鸭子现身。</h3><h3><br></h3><h3>这时,有一位社员经过这里,知道了这一情况后跟我们说,今天你们就不用等了,恐怕这群野鸭子最近几天都不会飞回来了。</h3><h3><br></h3><h3>任何生命都是有智商的,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绝不能伤害。野鸭子是一种智商非常高的小动物,刚才看到的一些情况证明:有些方面它们的智商高的并不亚于人,怎能忍心伤害它们呢!</h3><h3><br></h3><h3>这件事后我感到很是后悔,自己只是为了玩,而惊扰了野鸭子的快乐生活,实在是不应该啊!还有可能给野鸭子的心理留下被惊吓的阴影,还好,幸亏没有伤到鸭子们,实在是罪过罪过!</h3> <h3><b><br></b></h3><h3><b>25:为争一张“表票”,她癫痫了</b></h3><h3><br></h3><h3>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第二小队开完社员大会回来正要休息,忽然大队通讯员急急忙忙来报:不好了,Q主任抽了,在地上躺着口吐白沫,你快去看看吧。</h3><h3><br></h3><h3>通讯员说的Q主任是龙王大队的妇女主任,也是知青,是公社干部子女。我一听这种情况初步诊断是癫痫病发作,必须立即施救,否则时间越长病人越痛苦,还容易把舌头咬坏。我们平日里偶尔有一次腿肚子抽筋事后都很难受,何况这全身抽筋呢。我拿起针灸包就往外走,好在我住的地方离大队部就几十米远,很快就到了。</h3><h3><br></h3><h3>只见这位Q主任,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眼皮上翻,两只胳膊和身体都在不停地抽动。我一看确诊为癫痫无疑。我拿出一支1.5吋银针消毒后向上斜刺仁中穴,只经过几秒钟的时间癫痫症状就逐渐解除了。针剌后没用上一分钟时间这位Q主任就基本恢复正常并坐到椅子上了。</h3><h3><br></h3><h3>救治很简单,一针就解决问题。但她嘴中吐出的白沫子散发出来的味道太恶心人了。仁中穴正在口唇的上方,必须将这些吐出的白沫清理掉才能扎针。我是第一次抢救这样的病例,心中油然升起对医生的敬佩感,救死扶伤还真是不容易。</h3><h3><br></h3><h3>说话间,市第一人民医院在龙王大队走6.26道路的临时巡诊大夫闻讯也赶了过来。听了通讯员向她讲述我用针刺治好了Q主任癫痫病的过程,这位大夫对我说,我是西医大夫不懂针灸,我遇上这种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拜你为师,什么时候教教我针灸吧。</h3><h3><br></h3><h3>大家可能不解,这Q主任大晚上的怎么在大队部癫痫了呢?后来了解到只是因为一张“表票”。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买手表是要凭票的,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这“票”就代表了一种能力与特权,决不是谁想得到就能得到的。</h3><h3><br></h3><h3>那天公社供销社分配给龙王大队一张购买上海牌手表的表票,这表在当时既是名表又是紧俏货。晚上几位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分配。这位Q主任势在必得,而新来的大队D书记却自己握在手中。Q主任见要票无望,表现非常,大队D书记也不相让。会开不下去了,该走的人都走了,Q主任也癫痫了。幸好通讯员没走,见此情况到工作队住地报了信。Q主任被救治后带着一张还有些未完全恢复过来的脸,连对救她的人一句谢谢也没说就赶紧不好意思地走了。</h3> <h3><b><br></b></h3><h3><b>26:几棒子就打出了人命</b><br></h3><h3><br></h3><h3>我们英城大队的后侧就是辽宁省昌图县域内。当年他们那里的集体户都是沈阳知青,据说这些知青都下乡五六年了也没抽调回城。所以,他们之中可能有些人自以为在知青中很“资深”了,就想来吉林这边的集体户来欺负欺负“小兄弟”。</h3><h3><br></h3><h3>这是197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我正在龙王大队工作队工作,没赶上此事),有20多名沈阳知青突然闯进我们三队集体户。据说这些人进户后竟以“大哥”自居,把男生女生宿舍全部占领,穿个大裤衩子,光个大脚丫子,打开行李就往上躺,也不分男生的行李还是女生的行李,一顿折腾。不仅如此还要给做饭,要好吃的,一副欺负你没商量的派头,不仅如此还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h3><h3><br></h3><h3>当时我们集体户只有五名男生,硬打肯定打不过。但这眼前亏吃的太亏了。最害怕的是怕户里的女生被欺负,那就惨了;再就是害怕这些人吃到甜头以后常来闹事。</h3><h3><br></h3><h3>怎么办?这五名男生一商量,打!要打服他们、打怕他们,打的他们以后不敢再来闹事。那时没有手机,各小队之间也没有电话。于是这五个人到生产队马圈里牵出五匹马,分别去五个集体户勾人支援。</h3><h3><br></h3><h3>吉林集体户与辽宁集体户向来就没有任何来往,比较生份,又互有不服。此时听说辽宁集体户的来挑畔,这还了得,听到消息的各集体户的男知青也都骑马用最快的速度向三队集体户集中。大约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集合起了五六十名知青。</h3><h3><br></h3><h3>这些离家在外的青年人本来就寂寞难耐,一听说有仗打,而且是有正义之仗可打,立即就兴奋了。大家集合的地点是三队队部,因为这里离集体户很近。看人差不多了,大家到生产队的仓库里每人拿了一只镐把。这镐把长度一米二,硬木做的,一头粗一头略细,是群殴打斗的最顺手的武器。</h3><h3><br></h3><h3>据说这五六十人先是派一部分人在外面把窗户、门都围起来了,其他人两人打一个,在外边就已分配好了各自的殴打目标。所以,这些人闯进屋里直奔目标轮起镐把就开打。</h3><h3><br></h3><h3>这帮沈阳知青尽管很“横”,是来欺负别人占便宜的,根本就没有挨打的心理准备。直到此时他们才感到这棒子来的太突然了。所以,这些人起身跳窗户就跑。哪里想得到啊,窗户外面还有埋伏呢。这顿打挨的就别提有多惨了,他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满身的累累伤痕逃回去的。大家也没太追,目的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就行了。</h3><h3><br></h3><h3>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有一个辽宁的小伙子特不抗打,几棒子就给打得起不来了。后面又上来一帮人为了解气你一脚他一棒子的打了几下。这时有人发现被打的人掩掩一息了,不能再打了。于是,立即用马车把这位受伤的青年送到四平治外伤最好的解放军二0七医院救治,无奈还是没有留住这位青年的性命。</h3><h3><br></h3><h3>之后,市公安局立案调查,三位知青被判刑,分别被判10年、7年和5年有期徒刑。被判10年那位是其它集体户来帮助打仗的知青。打仗是痛快的,坐牢是痛苦的。因为年轻,因为鲁莽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代价换来了安宁,从此吉林、辽宁集体户知青之间再无战事。</h3><h3><br></h3><h3>若干年后,我与因此事被判刑出狱的我户同学小Y偶在街上相遇。见面后我们俩都是只说两个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时间激动的都没词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却把嗓子给堵住了,互相都太激动了,谁都不知先说什么好了。就听旁边一位女性路人不解地说:这俩人真奇怪了,光哎呀不说话。其实她怎么能理解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h3> <h3><b><br></b></h3><h3><b>27:公社党委书记要求大家多看看黑板报</b></h3><h3><br></h3><h3>1976年的秋天,我在龙王工作队的工作还未结束,就被借调到了公社农业学大寨会战指挥部。</h3><h3><br></h3><h3>记得那时是陈永贵当副总理,主管全国的农业工作。陈永贵是大寨出来的干部,大寨是靠梯田闻名的。所以,各地农村也都掀起了学大寨、修梯田的高潮。</h3><h3><br></h3><h3>山门公社把修梯田的工作落到了龙王大队。公社成立农业学大寨会战指挥部,公社书记、主任亲自任正副总指挥,下设测绘组、组织组、生产组、宣传组等,当时我被安排在宣传组工作。</h3><h3><br></h3><h3>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都要抽调人员以大队为单位,由大队书记带队到龙王大队修梯田。</h3><h3><br></h3><h3>公社党委一声令下,全公社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劳动大军在龙王大队浩浩荡荡修梯田。那真是红旗招展,歌声震天,标语夺目,战绩频传。“好一派农业学大寨的壮观景象”。</h3><h3><br></h3><h3>那时,四平市下辖三个公社,各公社在学大寨、修梯田方面也是比着干,你修一个80米宽的梯田,我就修一个100米宽的梯田。最后,山门公社在龙王大队修了一道120米宽的梯田,终于夺得了全市最宽梯田的美称。</h3><h3><br></h3><h3>那时我就想,这120米宽的梯田那还叫梯田吗?那就是多少略微有一点坡度的平地,这还得用水平尺测量,否则用眼睛可能都看不出有什么坡度。其实,领导们心里也应该知道这种修法那就是在搞形式。但在那个修梯田就是学大寨的年代里谁敢不这样修呢!</h3><h3><br></h3><h3>宣传组共有三名成员。有一名女生播音员,有一名专门负责写标语的男知青。而我在宣传组要写稿件,要负责出黑板报,还要写大字标语,有时还要参与播音,是工作量最大的一个。好在这些工作都是我在学校时练就的特长,哪项工作都很顺手。在宣传组里除了写大字标语另一位同事可以替代外,我的其它工作都是别人不可替代的。</h3><h3><br></h3><h3>早晨,天刚亮就起床开始工作,吃饭时都在看稿子,晚上要忙到十点多钟才能休息。那段时间很忙、很累,但很充实。</h3><h3><br></h3><h3>每天早上晚上都会有许多人站在黑板报前驻足观看。一是黑板报的内容很吸引人,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二是每三天更换一期,总有新内容;三是黑板报的艺术性令人耳目一新并比较具有吸引力。公社党委书记在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参加的大会上要求干部社员们都抽时间多看看黑板报。这是公社党委书记对我出的黑板报给予的最高评价。</h3><h3><br></h3><h3>一天,公社党委的Z组织委员站在黑板报前跟看黑板报的干部社员说:到目前为止,这是咱们公社水平最高的黑板报!Z组委原是中学老师出身,他是懂黑板报的。</h3> <h3><b><br></b></h3><h3><b>28:终于把自己的讲话圆下来了</b></h3><h3><br></h3><h3>文革那些年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几乎是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化水平。那时就是干部们的文化水平也普遍不高,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还以自己文化水平低为荣,到处炫耀自己是工农干部、是大老粗。也难怪,在那个年代工农最光荣,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嘛,大家崇尚的不是知识而是出身,没办法,整个社会就是这个风气。</h3><h3><br></h3><h3>领导在台上讲话多是由秘书或办公室的人给写稿子,那时几乎都是手写稿,只有文件在有条件的单位才有可能用铅字打印机打印,根本就没有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那时,如果字迹写得再草一点,时不时的就有可能闹出一点笑话。这绝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而是那个时代在那些年间留下的烙印。</h3><h3><br></h3><h3>一九七六年秋,公社召开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公社、大队、生产队、集体户长等干部外还有各工作队的领导。就听主持会议的一位公社领导宣布:下面请“工作队的张万长同志发言”。一时冷场了,因为会场并没有“张万长同志”。怎么回事?场面一时十分尴尬。过了一小会儿,法院的张庭长站起来问:是叫我发言吧?</h3><h3><br></h3><h3>原来秘书在给领导写会序时误把张庭长写成了张厅长。可能是由于字写得草了一点,主持会议的领导读稿时把“厅”字看成了“万”字。又一想光说请“工作队的张万长发言”也不礼貌啊,她灵机一动在张万长后面又加上了“同志”二字。你说会场中上哪儿去找这位“张万长同志”去?</h3><h3><br></h3><h3>还有一位公社副主任在布署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报告中要求各大队、各小队的干部“学大寨要大干、实干、加23干”。之后就不细说这23干了,继续往下念稿子。大家都等着听呢,与会的大队书记们想,这23干都是什么内容啊?到底是哪23干呀?你到是说清楚啊,你不说清楚我们回去怎么落实啊?</h3><h3><br></h3><h3>会后,有几位大队书记急匆匆地请示这位副主任:23干的内容是什么?上级有没有具体说明?公社这位副主任在走下讲台的第一时间就有人悄悄告诉他不是加23干,而是加巧干。此时,这位副主任的脑袋都大了,既要顾全自己的面子还要把这事圆下来,真是难为这位副主任了。</h3><h3><br></h3><h3>就听公社这位副主任拉着长声慢条斯理地说:上级可能是考虑23干内容太多,任务太重,所以还没下发具体内容,等有了说法后公社再布署给你们。有一位大队书记接着问:那现在呢怎么向下传达?这位公社副主任说:你回去就向社员们这么讲:学大寨要大干、实干,加巧干,你们明白了吧。公社这位副主任费了好大劲终于是把自己的讲话圆下来了。这几位大队书记听后还是有一点懵,但仔细这么一琢磨不禁都笑了。</h3> <h3><b><br></b></h3><h3><b>29:也给自己摆下了绊脚石</b></h3><h3><br></h3><h3>到1976年10月,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工作结束了。在工作队工作的市公安局S科长留任山门公社派出所所长。S科长特意找到我说:别回大队了,跟我在派出所干吧。我倒没想那么多,感觉到S科长人很好,工作能力很强,既然看中我,我也不能说别的,于是就留在了派出所工作。</h3><h3><br></h3><h3>当S所长跟我们大队的T书记说抽调我到派出所工作时,T书记急了,说什么都不同意。T书记说当初派小左去工作队时就是个乌龙,这盼了一年了可算是工作队解散了,必须得回大队呀,很多工作都等着小左呢!</h3><h3><br></h3><h3>S所长非常强硬的说:小左我要定了,你就别指望了。我们T书记在这位强硬的S所长面前也是无可奈何。</h3><h3><br></h3><h3>派出所除了S所长,还有一名在编民警,再就是我们3名知青。现在说我们应算辅警,但那时没有这个词,我们与警察所干的工作是一样的。</h3><h3><br></h3><h3>在派出所工作期间,我参与了许多案件的审理,写过许多案件总结与工作报告,尤其是阅览了一些典型的案例案卷,对公安的基层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和熟悉。</h3><h3><br></h3><h3>S所长上任后,带领全所人员经常深入到各大队、各生产小队开展各种警示教育,做到有案必破。尤其是把全公社在押的各种治安和刑事犯罪分子用卡车拉到各大队各小队进行公开游街和批斗,狠狠打击了各种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全公社的社会治安环境明显好转。</h3><h3><br></h3><h3>尽管S所长不让我回大队,但T书记往回要我的努力一直没有停。后来T书记又一次找到S所长(我也在场)说:您还是让小左回大队工作吧,在大队小左的发展空间很大,我要重点培养他。如果你继续留他,就把小左给耽误了。听T书记打我的发展牌S所长也就没有办法了。S所长对我很好,但不能耽误我的前程。于是,大约在12月初我回到了英城大队工作。</h3><h3><br></h3><h3>回到大队的第一件事是,T书记把我的户籍从三队集体户调到大队所在地的七队集体户,名义上是为了我的工作更方便,其实这个队的分值比三队的两倍还高呢,这是T书记对我的关照,我心存感恩。</h3><h3><br></h3><h3>我回大队的职务是担任民兵连长、治保会主任两职。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党员,所以也只能担任这些工作。</h3><h3><br></h3><h3>T书记在大队的威望很高,也很霸道,这是农村基层干部的普遍特点。我在大队的职务不高,但管的事并不少。大队有副书记,有主任,但T书记基本上是把凡是他不亲自抓的工作都交给我去做。</h3><h3><br></h3><h3>当时在大队除了T书记,就是我的工作最多、最重要。我单纯地认为这是领导对我的器重,对我的培养。其实,那时刚走入社会,好多东西自己都不懂,只是想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就干好啥。对这背后的东西和对周边人的影响浑然不知。其不知这种情况当时不知引起了多少人对我的忌妒,在不知不觉中也给自己摆下了绊脚石。</h3> <h3><b><br></b></h3><h3><b>30:为她高兴还是为她悲哀?</b></h3><h3><br></h3><h3>那时的农民生活很艰苦,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有时还填不饱肚子。但只要肯劳动和付出,多数人家的小日子还能对付过去。队里最穷的人家当属除了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农家就是有手好闲又好吃懒做的人。</h3><h3><br></h3><h3>据粗略观察,那时差不多每个生产队都有那么一个半个这样的人:三四十岁的大男人不管谁说,也不管哪级组织教育,就是不干活。生产队里的活不干,自己家里的活也不干,工分也不挣,自己的生活主要是靠去市里的饭馆子讨钱要饭吃,还美其名曰:一年四季不吃苞米面。这在当时确实是值得炫耀的,但就是所获取的途径实在让人不耻。</h3><h3><br></h3><h3>要说钱嘛这种人更是不缺,据他们自己说在站前的饭店里要小钱,别看一人一次只给三分两分的,一天下来他们一个人能要六七元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两个月的收入就能顶上在生产队干一大年的。如果他们每年能坚持利用半年时间到市里讨钱,这些人肯定是全村最富的。但遗憾的是这些人讨钱也嫌累,只要有吃的就干闲着,连讨钱的活也不干。</h3><h3><br></h3><h3>凡是这样的人肯定是家徒四壁,光棍一人,绝对是没有哪家姑娘恳嫁给这种人的。这种人绝对是有手好闲,但闲了也容易出事。不知为什么有一名集体户的女知青却和一个这样的人搞到了一起。开始大家谁听了都不解,但马上就都看明白了。发生这事后女生的家长立刻找到公社党委书记告状说女儿在插队期间被迫害,要求严惩当事人并立即抽调女儿回城,其实后者才是最终目的。就这样公社党委书记指示派出所立刻立案调查,并要求对此案从速审理。</h3><h3><br></h3><h3>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段顺口溜叫“四个不能碰”,即:电线杆子国有树,军官老婆集体户。意思是说这两样物和两种人是绝对不能侵犯的,如果侵犯了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个案子经过审理调查得出结论:纯属女知青自愿。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位女知青的目的却达到了,在同批知青还没有一个抽调回城的情况下,她如愿以尝的第一个优先回城了。不知是应该为她高兴呢还是为她悲哀!</h3> <h3><b><br></b></h3><h3><b>31:“我就感觉细了、长了……”</b></h3><h3><br></h3><h3>第七生产队当年还发生过一件让大家当笑话讲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事。</h3><h3><br></h3><h3>一个有手好闲、好吃懒做的光棍汉憋的闲气难忍,一天晚上趁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的机会他溜进了一户新婚不久的农家。这家的男人去队里开会了,家里只剩小媳妇一人关着灯在被窝里等着自家的男人,遐想着一会将要发生的幸福情景。见有人摸黑进屋,这小媳妇以为是自己男人开完会回来了,只顾高兴,也没多想。这光棍汉进屋后却什么也不说脱了衣服就钻到小媳妇被窝里去了。于是,干柴遇烈火。</h3><h3><br></h3><h3>两人在忙活的正欢之时外屋的门突然响了,这光棍汉知道肯定是这家的男人回来了,于是起身夺窗撒腿就跑,这小媳妇可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气的就喊:我还没完事儿呢你跑啥?这时她男人把灯点亮站在她面前,小媳妇顿时傻了,她男人一问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人虽然是追不上了,可是那光棍汉的裤子还在炕上呢,一看就知道作案的人是谁了。这男人马上报告了生产队长,队长立即派民兵把躲在一家小菜园里还光着屁股的光棍汉给抓住了。</h3><h3><br></h3><h3>第二天生产队召开由全队社员参加的批斗大会,给这光棍汉挂个“流氓”大牌子进行批判。社员们一听说是为这事召开的批判大会,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来了,不为别的,最起码得看看热闹啊,因为农村的热闹事儿实在是太少了。在批判大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这“流氓”光棍汉好一顿批判。</h3><h3><br></h3><h3>会后一帮社员围着这位小媳妇问这问那,其中最精彩的一段问答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就听有一位邻家小姐妹问这位小媳妇:痛快的时候你就没觉得有哪里不一样吗?这小媳妇没有一点羞愧感,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想了一想便张口说到:“我就感觉细了、长了,但也挺舒服的"。哄的一阵大笑,笑得这群男女社员都快差气了。</h3> <h3><b><br></b></h3><h3><b>32:吃饭也是一种考验</b></h3><h3><br></h3><h3>在大队工作居无定所,在集体户住的机会不多,有时忙的晚了或夜里有任务就在大队部住,更多的是走到哪个生产队工作就在哪个生产队的社员家里住。</h3><h3><br></h3><h3>无论春夏秋冬,早晨起来洗脸都是必须的。但在冬季有些人就不愿意洗脸了,不是不想洗,而是水太凉不敢洗。我是不管这些,水越凉越是要洗,在冬季把用冰水洗脸看成是对自己意志的一种锻炼。后来我用冰水洗脸都成了一景了,经常有人过来围观。</h3><h3><br></h3><h3>深冬腊月寒冷的早晨滴水成冰,水缸里的冰有一两指厚,用斧头把冰砸开,连冰块再水舀进洗脸盆中,手伸进去刺骨的凉,先少量捧起一点水在脸上搓,反复多次,直到把脸搓的又红又热为止,这时感觉整个人身轻气爽,非常舒服。再把毛巾放入水中搓洗,最神奇的是在扭毛巾的时候,用双手攥紧毛巾一扭,就见毛巾立即被冷冻成型了,再用力掰开一看,毛巾里都是冰碴子,就用这样的毛巾擦脸,现在想想都很爽的。在大队打更的老伯见此情景说:我要是这么洗脸马上就得感冒喽!</h3><h3><br></h3><h3>我自己有一句名言,叫做“有条件讲究,没条件将就”。想想在工作队期间房东大嫂早上晚上都给我们烧热水,你不让烧都不行。当然,人家主要是给工作队领导烧水,我是借光而已。那时,每天早上都洗脸、洗头,晚上泡脚,不是一般的舒坦,因为那时有这个条件。现在不具备洗热水的条件了,那咱就用冰水洗,同样也可以愉悦身心。这就叫过哪的河脱哪的鞋。</h3><h3><br></h3><h3>生产队安排在社员家吃派饭,也是对人的意志的一种锻炼和考验。吃饭怎么也成了锻炼与考验了呢?因为有些饭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得下去的。</h3><h3><br></h3><h3>有一次正在社员家的小炕桌上吃饭,小孩子就在炕里边便便。便后家里的妈妈不是给小孩子擦屁屁,而是把家中的大黑狗叫来舔孩子的屁屁,把我吓的心都颤了,这孩子若是被狗咬一口可怎么得了?这个高危情景刚刚过去,这位妈妈又让大黑狗吃便便,大黑狗在炕上吧唧吧唧的吃的很香,你说这边你的饭还怎么吃啊?</h3><h3><br></h3><h3>还有一次初冬在社员家吃派饭,社员大嫂很热情,特意做了一锅大黄米饭,这在农村可是不多见的好饭食。尤其是大黄米饭拌猪油,再和里一点大酱,这是东北农村的特有美食,就和大豆腐拌生豆油一样,绝对的东北特色,远近闻名。</h3><h3><br></h3><h3>本来是香喷喷的一碗黄米饭,突然发现饭里有一根又黑又亮还带有几道弯的毛毛,好悬没把吃进胃里的饭都喷在桌子上。谁能不说吃派饭这也是对人的意志的一种锻炼和考验呢?</h3><h3><br></h3><h3>七队集体户住的房子是传统的土坯房,正赶上大冬天的男宿舍的炕塌了一块大坯那么大面积,大冬天的没法拖坯也就修不了炕,当然这炕也就烧不了火。那真叫室外冰天雪地,室内雪地冰天。环境再艰苦也得睡觉啊,没办法我们只能两个人睡一个被窝。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两条褥子,一条棉褥子一条毛褥子,这么睡就是两个人铺四条褥子,盖两床被子,再把棉袄盖在脑袋上,把棉裤压到身上睡觉。早晨起来头发上、眉毛上都是一层白霜。但那时我们心中有信念、有理想,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当回家爸爸妈妈问起在农村的生活时,我都说挺好的,不用挂念。</h3> <h3><b><br></b></h3><h3><b>33:一定要给T书记争一口气</b></h3><h3><br></h3><h3>1977年的春节是打倒四人帮的第一个春节,T书记与全国人民一样显得非常兴奋与高兴。春节前,T书记想排一台文艺节目让全大队的干部社员们也都高兴一下、庆祝一下。</h3><h3><br></h3><h3>当T书记把他的这个想法向公社在我大队的包队干部L主任汇报时,L主任轻视地说:就看你们大队这几个人,谁会排节目?都在队里多干点活得了。</h3><h3><br></h3><h3>T书记受到L主任的打击心中也没底,私下向我说了L主任对此事的态度。并用期待的语气说:小左,你能不能排出一台节目来给咱们大队争口气?我也是红脸汉子,当时我毫不犹豫地说:能!心想就凭在小学、中学都担任学校文艺宣传队队长的我,要说排不出一台文艺节目来岂不被人笑话!尤其是现在一定要给T书记争一口气,给英城大队争一口气。就没仔细想一想这“争气”的后果是什么?</h3><h3><br></h3><h3>T书记跟我说:只能给你一周时间,要抽调最少的人员,尽快把节目排出来,给那位说咱们不会排节目的领导看一看。</h3><h3><br></h3><h3>领了任务,我的时间是用分来计算的。为了尽量减少影响,我在我们集体户选了3名男生,加我共4人,选了我们集体户一名H姓女生,她是大队的妇女主任,由她又找来3名文艺女生,共计8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宣传队。</h3><h3><br></h3><h3>白天我特意坐车回到市内到报刊亭购买最新的文艺杂志搜集素材,选用一些好听的曲子,晚上编剧本写歌词。好在这四位女生都能歌善舞,但那三位男生都未登过台。女生中有一位会乐器,大队会计会拉二胡,友情参加。</h3><h3><br></h3><h3>大家排练的积极性都很高,利用七天时间我们真的排出了一台很不错的文艺节目。四位女生很专业,把三位初次登台的男生也给带起来了。节目中有歌舞、表演唱、独唱、坐唱、山东快书、三句半等,最出彩的是活报剧《打倒四人帮》,那时所说的活报剧就和现在的小品差不多。</h3><h3><br></h3><h3>春节前大队召开了由大队干部和各小队全体干部参加的七六年工作总结和七七年学大寨工作动员大会,近百名干部参加了大会。公社包队干部L主任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尊照大队T书记的安排我们为大会演出了这台大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文艺节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大队从来没排过节目给大家看。而这台节目紧跟政治形势,内容新颖,紧贴民心,演的是身边人,唱的是队里的事,让大队、小队两级干部们看的欢欣鼓舞,尤其是活报剧《打倒四人帮》,让大家笑的更是前仰后合,包括公社的L主任看到尽兴时也是笑的合不拢嘴。</h3><h3><br></h3><h3>各小队队长看完演出后就向大队T书记要求,让宣传队到各小队去给社员演一场。大队书记说马上过年了,初五开始让宣传队到各小队演出,社员们都累了一大年了,满足大家这个要求。</h3><h3><br></h3><h3>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秧歌没有戏的年代,社员们若是能在家门口看上一台赏心悦目的文艺节目,演的又多是身边人身边事那该有多么开心啊!</h3> <h3><b><br></b></h3><h3><b>34:现在想起这事都想骂娘</b></h3><h3><br></h3><h3>按照T书记的要求我们宣传队的八名知青初四下午就从家返回了集体户准备下队演出。宣传队中有我们集体户四男一女,吃过晚饭天也快黑了。我就跟我们户的女生小H(她时任大队妇女主任)说:“今晚集体户就你一个女生,你就别在集体户住了,还是去你舅家找宿去吧”。她说:“行,不然一个人也不敢在集体户的大房子里住”。这样我们四名男生就在女生那屋住了,之前我们男生都是在社员家找宿住,因为男生屋的炕塌了好长时间了,大冬天的不能托坯又没法修,此时大过年的去社员家住也不方便。</h3><h3><br></h3><h3>当天晚上我们四名男生玩朴克到很晚才睡,第二天也不急着起床,因为起来也没事。其实不是没事,而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此时已经发生,只是因为我们正在睡梦中不知道而已。</h3><h3><br></h3><h3>我们集体户有一位姓J的男生,是公社干部子女,经常在人前背后说三道四搬弄是非那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渣,大家谁都不待见他。就是这个人初五的早晨也到集体户了,在窗外看见我们正在睡觉也没进屋,而是跑到大队报告去了。</h3><h3><br></h3><h3>年轻的大队副书记此时正在陪同公社L主任在大队部,这姓J的一看整事儿的机会来了,马上向L主任汇报到:集体户男生女生睡到一个炕上了,小左和小H(女生)挨着睡的。L主任一听就火了,立即派那位大队副书记前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后来听说这位副书记和这个姓J的在集体户窗户外面看一眼后就回去向L主任汇报去了。</h3><h3><br></h3><h3>具体怎么汇报的我不知道,但我猜想如果他俩据实汇报顶多应该这样表述:集体户女生宿舍的炕上睡了四个人,从炕头往炕稍数第三个睡的是小左,因为他露着脸睡觉可以看清楚;第四个睡的大概或好像是小H,因为她用棉袄盖着头睡的,只看见头发看不见脸。</h3><h3><br></h3><h3>如果真说第四个人看见脸了,认准了就是小H,那不是见鬼了就是睁眼说瞎话!就是明目张胆的诬陷!因为小H此时正在她舅家,她舅当时是英城小学的校长、党支部书记,完全可以证实此事。</h3><h3><br></h3><h3>如果说第四位只看见头发没看见脸,又怎么能确认此人就是小H?这个姓J的比较渣,他怎么说都可以理解。那这位大队的副书记的做法呢,又怎么理解?</h3><h3><br></h3><h3>假设第四个人真是小H,那么宣传队回来四名男生,还有一位男生去哪里住了?总得有一个下落吧。</h3><h3><br></h3><h3>我真的不知道这两位究竟是怎么向公社这位L主任汇报的。你们可以进屋把情况看清楚再汇报,你们既没有进屋,又没有看清情况,那又按什么情况汇报呢?姓J的咱就不说了,但是这位大队副书记你就不能负起你应负的责任把这件事看清楚再说吗?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你都丢到哪里了?L主任是公社的领导,最起码的鉴别能力和组织原则总是应该有的吧?不能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呀!三男一女在一铺炕上睡觉,你就能相信?如果你相信,那你就调查清楚,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但L主任听了这两人的汇报后,在这三位的眼里我跟小H在一个炕上睡觉、两人关系不正常的事已成事实。就算我与小H不正常了,我们也得找个背人的地方不正常,还能四个人在一个炕上不正常?那小H成什么人了?我们这些人都成什么人了?我们都是在党组织培养下积极要求上进的大队干部,就象你们想的那么不堪吗?现在想起这事都想骂娘,真TM的无耻!</h3> <h3><b><br></b></h3><h3><b>35:小胳膊到底还是拧不过大腿</b></h3><h3><br></h3><h3>发生此事的当天,L主任向大队T书记通报了此事。T书记当时就火了,怎么可能!但你说不可能也没用,因为有两个人在证实此事,大有一种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的窘境。最无奈的是T书记这小胳膊到底还是拧不过公社领导的大腿,为了保护我与小H,T书记只得做出了取消了下队演出,解散宣传队的决定。这也可能创造了史上演出场次最少的宣传队的纪录。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h3><h3><br></h3><h3>L主任的真正目的是用此事狠狠打击在工作上与他观点有分歧的大队T书记,我与小H只是这两位领导掐架的牺牲品而已。而对于我和小H的政治前途这位L主任肯定是不俏一顾的了,更可怜的是小H做为女知青、一名良家好女孩,又积极要求上进的大队干部竟与三名男生在一铺炕上睡觉,这还让她怎么做人?</h3><h3><br></h3><h3>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想查清此事那不是太容易了吗,把我们这五个人分别一问,再把小H的舅舅及家人一问不就真像大白了吗!但通过这件事我理解了什么叫“用软刀子杀人”或什么叫“杀人不见血”。如果L主任当时真的处分我和小H,那这事马上就真相大白了。但这位L主任的高明之处在于:要求此事对我与小H绝对保密,既不追究我们的“过错”,也不调查事实真相,就让他们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阴谋在阴暗的角落里不断的蠢蠢欲动。</h3><h3><br></h3><h3>我与L主任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私人方面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接触与交往,见面只是客气地打个招呼,因为我才回大队没多长时间,况且都忙各自的工作,几天都碰不到一面。</h3><h3><br></h3><h3>而大队那位副书记文笔不错,比我大几岁,小有一些共同语言,平素里接触的还算比较多。当时我很是不理解这位副书记为什么对我也这么不负责任?他为什么能与那位姓J的沆瀣一气?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不怪别人,都怪我自己。谁让我把工作都干到这位副书记的前面了!那时,我刚从校门步入社会,哪懂得这些呀?所以说,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有时也不一定就是好事。</h3> <h3><b><br></b></h3><h3><b>36:人不能总走平坦的路</b></h3><h3><br></h3><h3>我与小H在插队期间尽管都为英城大队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尽了很大努力,也都非常积极要求进步,但都未能被党组织接纳。更是遗憾的是英城大队从此至我回城期间也没发展过新党员,这肯定都是我的过错。因为不管是看好我的领导还是忌妒我的人,都得承认我的工作是很出色的,这样的人都入不了党,组织还怎么好意思培养别人入党呢(说笑了)?</h3><h3><br></h3><h3>在农村插队期间我没能实现入党的愿望,当时对我的打击是满大的。但后来也想通了,我不能为了入党而入党,不管党组织是接纳我还是不接纳我,我都要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好每一项工作,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只要做好我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入党的。下乡插队就是一个学习、锻炼、提高自己的过程。谁能说挫折不是更好的学习、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呢?人不能总走平坦的路,那样到后来会无路可走。只有多走一些崎岖的路、坎坷的路,才有可能尽早的到达光明的顶点。挫折教训了我,提升了我,但没有改变我,因为我有自己的为人原则。我所负责的任何一项工作总能自觉的按照党的要求做得很好、很出色,我非常不能把工作往不圆满里做。</h3><h3><br></h3><h3>那位集体户姓J的同学、大队年轻的副书记、公社的L副主任,当时给我的伤害太大了。但他们也都是我的恩人,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人生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砺练。如果没有他们当初的羁绊,或许我在后来的人生中还要补课,也兴许还要跌得更惨。</h3><h3><br></h3><h3>我带着在农村这几年学习、锻练的成果与教训,后来我回城、工作、入党、提干、上学都很顺。十年后,我在一家国企公司任党委书记、总经理时,在一些人看来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司党办主任是我下乡时公社党委的Z副书记。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可讽刺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后来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在我的建议下组织把她提升为公司纪检书记,升了半格,这在当时已是我能够帮助这位曾经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最大能力。后来,曾在山门公社工作过的一些干部在聚会时有领导议论:小左下乡时连组织问题都没给解决,现在却给咱们公社党委Z书记当书记了!我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在为自己忏悔呢还是在代表某些人忏悔?</h3><h3><br></h3><h3>做人的差距往往决定人生的差距。大家都这么说,有人信,有人也兴许不信,如果都信就没有龌龊的人了。但我信,而且我是艰信!身边无数的例子证明:不走正路的人或陷害别人的小人,无论他是多大的人物,顶多也就是一时得志,最多也用不了十年果报就出现了,关于这些情况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详述了。</h3><h3><br></h3><h3>相传,古时候有两位高僧,一位名唤寒山,一位名唤拾得。寒山在市井中修行,经常无端遭受恶人欺辱慢待,便向拾得问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答道:“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去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我总是认为好人必有好报!为人一定要走正道!我永远铭记一位百岁高僧曾对我的教诲:多行善事,莫问前程。</h3> <h3><b><br></b></h3><h3><b>37:今年你去下三台水库带工吧</b></h3><h3><br></h3><h3>春节过后,只见大队T书记总是阴沉着脸,但各项工作依旧有序推进,而公社L主任却见不到面了。一天T书记跟我说:今年你去下三台水库带工吧,原来的带工干部调走了,咱们大队在水库的工作总是挨公社批评,你去改变一下被动局面。我说:没问题,水库的工作保证让大队不再操心。</h3><h3><br></h3><h3>那时大队的工作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是暗流涌动,只是我不知道而已。T书记不愿我卷入其中,调我去水库带工实际上是把我支开了,怕我知道真相后再做出什么冲动的举动。用他的话说:凡事总有真相。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是时间而已。</h3><h3><br></h3><h3>修下三台水库当年是市里的重点工程。但那时市里可能也没有多少费用,于是征用所属三个公社的农民工无偿修建水库。市里能承担的就是给每名农民工每天发五角钱生活补贴,再适当批点麸子,以补充修水库的农民工粮食不足问题。</h3><h3><br></h3><h3>说起麸子现在的年轻朋友不一定知道,其实就是小麦皮,现在一般都是做饲料的填加料。人能吃麸子吗?能吃。当然,这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据说麸子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族呢。要说麸子的口感嘛,咱们后面再说。</h3><h3><br></h3><h3>那时修水库可能是为了节省开支吧,没动用任何机械与搬运工具,完全是靠人用锹挖、用肩挑,属于人类很原始的那种劳动。因为市里征用这些劳动力是没有成本的,纯属在农民身上摊派,就连每天离不开的粮食都是农民工自带,可苦了全市数千名农民工宝宝了。</h3><h3><br></h3><h3>水库工地这边全部军事化管理,以大队为基本单位,叫民兵排;三个大队组成一个民兵连;公社叫民兵营。公社党委派一名W副书记在这里带工,叫民兵营长,是全公社在下三台水库工地的最高领导。象我们这样的大队带队干部都有两个“官衔”,一个是代表大队的排长,另一个是在连里的职衔。其实在连里不管是连长还是指导员都是虚的,最重要的是要抓好本大队的工作。本大队的工作抓不好,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都是要打你板子的。</h3><h3><br></h3><h3>大队带队干部的主要工作,一是要把人带齐,我们大队满额60余人,但每个生产队长都不愿往水库派人,因为派给你修水库了,队里干活的人就少了。我在大队工作时间不长,但威信还可以,所以各生产队长在人力保障上还是很给我面子的。二是要带领你大队的人员完成上级交给的劳动任务。这里的劳动任务除了挖土方就是回填土方,都是实打实的硬任务。三是要带好这支农民工队伍,要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要管理好他们的日常生活。</h3> <h3><b><br></b></h3><h3><b>38: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b></h3><h3><br></h3><h3>到水库工地公社的生活区一看,全公社的民工宿舍都集中在一个山坡子上,女生住平房,男生住帐篷,平房、帐篷都围绕公社民兵营部而建,中间还有一个大操场,以备出操、开大会和日常活动所用。生活区与工地大约有千八百米的距离。</h3><h3><br></h3><h3>在营部东侧的山坡上有一口不停往外冒水的井,这就是全营人员日常生活的唯一取水地。这口井实际是一口大泉眼,为了卫生一点才在泉眼的周围用砖砌起来,看起来像是一口井。这井不断地往外淌水,一些讲究卫生又不卫生的女生常在井周围的水里洗衣服刷鞋,这些脏水难免有倒流的情况,可能对井的周围有所污染。男生们对此反响很大,营里也多次发出禁令,但就是杜绝不了。</h3><h3><br></h3><h3>我刚到这里时喝一点水就肚子疼,喝开水也是一样。没办法,渴了只能喝饭米汤。我知道这是在工作队的一年把自己养娇贵了。</h3><h3><br></h3><h3>还记得刚下乡时老户长领我们上山去砍柴。大伏天的抡起斧子就是一身汗,没有多大工夫口渴的直冒烟。老户长说坑里的水可以喝。我定眼一看大水坑的水面上长了许多绿色的浮游生物,水中还有小的活物在游动,这水怎么喝呀?老户长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没事的,用手把那些扒拉开,捧起来喝就行。但喝完必须使劲干活让自己出汗,汗出透了就没事儿了。如果喝完没出汗那肯定要生病。</h3><h3><br></h3><h3>实在是太渴了,就按老户长的说法试试吧。大坑水喝了,汗也出了,结果还真没事。现在呢,喝开水都肚子疼,这怎么得了?</h3><h3><br></h3><h3>既然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必须改变自己。于是尝试着循序渐进的适应。经过一个月左右的不间断的尝试,终于让自己的肚子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就是直接喝生水也没事了。</h3> <h3><b><br></b></h3><h3><b>39:麸子面贴出的大饼子越嚼越干</b></h3><h3><br></h3><h3>修水库的工地,劳动自然是很辛苦,尤其是那种近乎于原始的劳动。带队干部是可以脱产不干活的,只要带领大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我没这个习惯,只要有时间我就与队友们一样参加劳动,那时年轻,总觉得干点活挺好的,既可以增近与大家的感情,还可以了解工地的实情,做出正确的工作决策。</h3><h3><br></h3><h3>工作时间一般也是随着太阳走,也没有什么星期礼拜天,就跟在生产队劳动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是每天起床、出工、吃饭、息灯都是以号声为令的,军事化管理嘛。</h3><h3><br></h3><h3>我到工地时,下三台水库已经修两年了。两年时间水库大坝的基础还未挖完。修水库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全部靠人力用很原始的锹挖、肩挑等劳动方式完成,其难度是很难想象的。</h3><h3><br></h3><h3>干这么重的活,农民自带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有些社员家里到六七月份就没粮了。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市里给特批一点指标,各大队可以到市面粉厂购买一些麦麸子。</h3><h3><br></h3><h3>用麦麸子贴大饼子,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肯定都没吃过,但在修建下三台水库期间这是我们这些修水库人的家常便饭。来这里修水库的知青是有粮食的,但也不好搞特殊,只能动员知青与社员们同甘共苦了。</h3><h3><br></h3><h3>麸子面贴出的大饼子越嚼越干,很难下咽。后来我还总结了一种吃麸子大饼子的方法:左手拿大饼子,右手拿尖辣椒,桌上放一碗白菜汤。吃的顺序很重要不可搞错。即:先咬一口尖辣椒,口里辣的不行不行的,马上吃一口大饼子嚼,噎的咽不下去时,赶紧喝一口白菜汤送下。后来,这一方法在全连推广,受到了大家带着苦笑的欢迎。只是给各大队的管理员增加了一项新工作,凡是做麸子大饼子必须采买足够的尖辣椒。</h3><h3><br></h3><h3>好在那时市里给修水库的每个农民工每天补助五角钱伙食费。这五角钱现在掉地上可能都没人捡,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很管用的。每人这五角钱不但保证了大家每天都有菜吃,而且还能保证每周买一头猪杀肉吃,每周大家还能吃到一次鸡蛋。</h3><h3><br></h3><h3>由于人多,杀一头猪也就是在两天的菜里能见到肉。不过,这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不错了。</h3><h3><br></h3><h3>我到工地后,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唯一享受过的特殊待遇是在打完白菜汤的饭盒里,炊事员有时又给我再加一菜勺子猪油。我坚决反对,炊事员和我说,人家别的大队杀猪,猪头猪蹄等都是给带队领导吃小灶了,就你什么都不多吃一口,就多给你一勺油吧。</h3><h3><br></h3><h3>这一大菜勺子油若是现在给谁吃,那就纯属害人呢。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可是难得的、大家肚子里都缺少的好东西。</h3><h3><br></h3><h3>这一勺油化在白菜汤中,浮在汤上面得有一指厚,喝汤就跟喝油一样,要说感觉,就一个字“香”。现在吃点什么还得考虑三高几高的,那时根本就没这些概念,更没这些烦恼。最关键的是那时的劳动强度大,体力支出大,所以吃喝什么都不爱影响。</h3> <h3><b><br></b></h3><h3><b>40:我发明了治疗粉刺的办法</b></h3><h3><br></h3><h3>春季的水库工地,大风携带着沙土,到处肆虐,打的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回到营房首先都得漱口,不然嘴里的沙土就能吃个半饱。第二件事就是洗脸,因为贴在脸上的汗水、油脂与沙土的混合物绝对是不薄的一层。但也有因为劳累、饥饿不洗脸就先吃饭的,男人嘛,尤其是劳累的男人必然是以食为天。</h3><h3><br></h3><h3>工地上的队员多是青春期的小伙子,本来内分泌就旺盛,再遇上这大风的厚待,整天脸上油乎乎的还粘着一层细沙尘土,大多数人脸上都不同程度的长了粉刺,有的长的还比较严重。</h3><h3><br></h3><h3>那时有一姓Z的头道大队的带队干部,是我同校邻班的同学,我们都在同一个连工作。一天Z同学找到我说:你这个土大夫能不能把我脸上的粉刺给治治?现在越来越严重了。我这个集体户的土大夫不知何时在水库工地也是名声远扬了。我说:你爸爸是大军医还用得着我这土大夫吗?他说他爸爸弄了一些什么药拌在雪花膏里让他往脸上抹,结果是越抹粉剌越重。这才来找我给他治。</h3><h3><br></h3><h3>我还真没研究过粉剌应该怎么治的问题,但看看除了Z同学,全连有不少人都有这个毛病,也应该尝试一下。如果能把大家的粉刺都能治好不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吗。</h3><h3><br></h3><h3>那时又没有网,只能趁回家时到新华书店翻翻书,只查到粉刺生成的原因,并没有治疗的办法。只能我自己琢磨应对之策。</h3><h3><br></h3><h3>之后,我给Z同学拿出一个治疗方案:停止涂抹任何药物与护肤品,每天洗脸至少早晚各一次,每次洗脸时先用热水熏,目的是把脸上的汗毛孔舒展开,再用肥皂擦在热毛巾上,用毛巾擦脸,最后用热水洗净。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办法,只是几天的时间Z同学就把脸上的粉刺治好了。之后这个方法在全连男士中推广,个个脸上的疙瘩都没有了。在大家的眼里,我这个“土大夫”有时还真是挺管用的。</h3><h3><br></h3><h3>原来男生到了青春期,内分泌十分旺盛,其分泌物顺着脸上的汗毛孔向外排,由于分泌物是油性的,如遇到脏东西就堵住了汗毛孔,所以脸上就憋出了一些小疙瘩,就是我们常说的粉刺。先用热水熏洗,再用热毛巾擦上肥皂擦脸,就能彻底清除脸上的污垢,汗毛孔被打开了,分泌物自然就排出来了,粉刺当然也就没有了。</h3><h3><br></h3><h3>在三年后出版的《大众医学》杂志上我看到一位医学权威人士写的一篇关于治疗粉刺的论文,其内容与我的治疗方法如出一辙。</h3> <h3><b><br></b></h3><h3><b>41:理智告诉她应该全面想一想了</b></h3><h3><br></h3><h3>修水库的劳动是艰苦的,一片好心多为兄弟大队分担一点劳动任务,却反被女带队干部算计,比劳动还苦。</h3><h3><br></h3><h3>我们大队来修水库的无论是社员还是知青,都是年轻力壮身体好的,我看不上眼的根本就不要。而我们同连队里有一个大队的劳动力却年龄大的、体质差的居多,带队的还是个女知青干部,姓Y,这里就称她大Y吧,因为她长的又高又大。面对这种情况每次连里领回任务,我们和这个大队都是在一起干。看他们那些人劳动能力太弱了,很不好意思分开干。</h3><h3><br></h3><h3>有一时间,工地挑土的筐供应不上。队员手上缺少筐,你就是挖再多的土也挑不出去,给完成施工任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那一时期用于挑土的筐就是完成任务的关键。</h3><h3><br></h3><h3>有一天下午,这个带队干部大Y跟我说咱们把任务分开,以大队为单位干吧。当时,听她这么一说开始还以为她们大队长时间被我们照顾的不好意思了,主动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任务呢。就听大Y接着说,工具在谁手里就归谁,不再重分。我抬眼一看明白了,原来她是早有算计,已把全连为数不多的土筐都拿在他们队员的手中了,如果这么分配工具我们大队的活就不用干了。当时我就表态到:把劳动任务分开可以,但工具必须重新分配。</h3><h3><br></h3><h3>这时正巧营里的G副营长走了过来,问你们研究什么呢?我把情况如实一说,G营长在大Y面前满脸堆笑地故意拉着长声说:我看行,谁拿什么工具就归谁。然后他什么都不说了,就是眠着嘴笑。看得出来他的笑有取媚于大Y的笑,也有轻蔑我的笑。此时,我一点都没生气。我知道大Y这是猪油喝多了,有她后悔的时候。而G副营长跟着起哄也好理解,这是位见着女生就迈不动步的主,拍大Y的马屁很符合他的为人。我甚至都怀疑大Y与G副营长是不早就商量好了要演一出二人台,否则G来的怎么这么巧呢?</h3><h3><br></h3><h3>面对G副营长我又确认了一句:真的工具在谁手里就归谁?G说:没错。我说好,今天我们没有筐,这活干不了啦。现在我们就收工休息,明天我们把今天的任务一并完成。G很痛快的说:可以。于是我就把队伍带回了营房。他们还以为我老左就是这么好说话的主呢,其实此事正合我意。</h3><h3><br></h3><h3>第二天早饭后队员们一集合,大Y带领的老弱队员们都傻眼了。昨天还在他们手里的筐今天全部都在我们队员的手里了。他们那些人哭丧着脸还想在我们手里要回昨天还属于他们的筐,那岂能得逞。</h3><h3><br></h3><h3>到了工地,我们的队员情绪高昂,工程任务完成的飞快。再看他们那些老弱队员们在工地上赤手空拳傻傻发呆。大Y似乎也是一脸茫然,估计她怎也想不明白,头一天还在自己队员手里的工具,怎么一夜之间就到了别人的手里了呢?不但筐没了,就连锹也没了,今天他们这些人全成“空手道”了。我估计她很想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自尊心告诉她不能问,理智告诉她应该全面想一想了。</h3><h3><br></h3><h3>这时G副营长又走过来了,是抱着看我老左热闹的心理来的还是怀有其它心思来的我就不清楚了。我用手一指我们大队的工地说:G副营长你看看这筐可都在我们手里,这得归我们吧?这样的结果显然很是让G副营长深感意外,但也只能毫无表情的说:在你们手里就归你们。大Y一看G副营长面对今天的情况不但没有继续与她为伍,反而却拉松了,很不自然的把脸侧向一边了。</h3><h3><br></h3><h3>这天下午大Y就离开工地了。她认为也许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吧。</h3> <h3><b><br></b></h3><h3><b>42:干嘛要扯上大家呢?</b></h3><h3><br></h3><h3>劳动是辛苦的,简单、重复、笨重的体力劳动也是寂寞的。为了打破这种寂寞,各连之间,甚至各公社之间经常搞一些劳动竟赛或团队挑战赛,其目的也很明确:打破寂寞、唤起热情、加快劳动进度。而有些人却不这么想,他们把劳动竟赛或团队挑战赛做为个人出风头的工具,看着就让人来气。</h3><h3><br></h3><h3>谁愿意出风头你就自己出去,何必要拉上整个团队陪你受苦呢?</h3><h3><br></h3><h3>一天,工地大喇叭播放了C公社民兵营某某人的一篇挑战书,其主要内容是他们公社民兵营从今天上午开始24小时不下工地。还有工地总指挥部的广播稿,号召各公社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24小时不下工地的奋斗精神。等等。</h3><h3><br></h3><h3>修水库的笨重体力活八个小时干下来人累的就象一滩泥了,有的吃完晚饭连脸都不想洗就上床睡觉了。C公社竟然要24小时不下工地,不是真的要累死几个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当头的自己想折腾也就算了,干嘛要扯上大家呢?</h3><h3><br></h3><h3>听着喇叭里播放的这不切实际的挑战书就来气。更可气的是工地总指挥部还帮着他们忽悠。我与连部几位干部通个气后就把连宣传干事叫了过来,让他写一份迎战书,迎接C公社民兵营的挑战,从今天上午开始我们48小时不下工地。</h3><h3><br></h3><h3>此迎战书在工地大喇叭里一播出,把整个工地上干活的人全震着了。惊讶过后T公社民兵营的战友们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一些营连干部先后来到我们工地对我们的迎战表示支持,纷纷痛斥C公社那个爱出个人风头的人。T公社民兵营一连写了好几篇广播稿,大肆声援我们的应战行为。并表示他们也要48小时不下工地。C公社那个爱出个人风头的人再也没声了。</h3><h3><br></h3><h3>有人可能要问,你们的队员真的能在工地上坚持劳动48小时吗?傻瓜才那样干呢。如果真那么干,不是累死,也得困死、饿死,我绝不能让我的队友去吃那么大的苦。我的做法是全连以排为单位,每个排一班,实行三班倒,轮流上工地,保证工地上48小时都有人在劳动,这就是我的48小时不下工地。</h3><h3><br></h3><h3>就这样,C公社民兵营的挑战被打没声了,工地大喇叭里再也没有那位出风头者的声音了。</h3> <h3><b><br></b></h3><h3><b>43:改变大队在水库工作的被动局面,我做到了</b></h3><h3><br></h3><h3>我们公社党委W副书记在水库工地任民兵营营长,是全公社在水库工地的最高带队领导。W副书记对全营工作抓的很紧,几乎是两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每次会议W副书记都要毫无情面地批评各大队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好像不批评人就不会开会一样。好像只有这样才更能显示出他这位年轻干部的工作魄力吧。</h3><h3><br></h3><h3>那时,凡是新来的带队干部都很不适应W副书记的这种工作方法。不过时间一长大家的脸皮也自然就厚了,不厚不行啊,每次会议都被批评,若是太过于自尊那这工作就没个干了,会议也没法参加了。</h3><h3><br></h3><h3>有一天晚上,营部又召开带队干部会议,依旧是把各大队的工作轮番批评一遍,只见把十多名各大队的带队干部都批评的搭拉着脑袋,甚至有的女带队干部都流了眼泪。</h3><h3><br></h3><h3>会后,当大家走出营部会议室时,有一个带队干部就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讶到:不对呀,我才发现,W副书记谁都批评,但从来没批评过老左呀!他这么一说,大家也都回想起来了,对呀,老左为什么一次都没挨过批评呢?我说可能是我老左运气好吧。</h3><h3><br></h3><h3>后来总结一下,在这样的会议环境中,大半年多了我一次都没被W副书记批评过,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不小不大的“奇迹”。但实事求是讲,“奇迹”绝不是仅靠运气,而是要靠脚踏实地的实干。可能是我的工作确实会多多少少地都能比其他大队做得都好那么一点点,所以才一次次地逃过了领导的批评。</h3><h3><br></h3><h3>其实,我在来下三台水库工地之前我就向大队T书记保证过了,我要一改我大队在水库工地过去工作的被动局面,保证我们英城大队在水库工地的工作不再让领导操心!我做到了。</h3> <h3><b><br></b></h3><h3><b>44:我更加相信好人有好命的道理</b></h3><h3><br></h3><h3>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来的比较早,一上冻修水库的活就得停了。从水库工地刚刚撤回到大队,全国恢复高考的通知就传下来了。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大理想。前一年部队到大队征兵,那时我正在大队当民兵连长和治保主任,协助征兵工作。征兵干部说:小左跟我走吧,到部队上锻炼几年。我说谢谢首长,参军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但我的第一理想是上大学。现在机会来了,我岂能放过!</h3><h3><br></h3><h3>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时,也不知应该复习哪些内容,应该怎样填报志愿,一头就扎进题山文海之中。我上学时就不偏科,文科、理科都比较好,但我更加酷爰理科。所以,我复习的重点是理科,报考的当然也是理科,立志科学报国。那时自认为我的文化课基础好,所学过的课本连看都没看,只是找了许多难题怪题猛攻,志愿填报的当然也都是最理想的学校与专业。现在说起来就是没有找准复习范围,没有摆正自己的报考位置。盲目、自大毁掉了自己的第一次高考机会。</h3><h3><br></h3><h3>那年高考没有公布考生成绩,只公布了参加体检的名单。但同时也公布了在参加高考体检人员中高校只能录取其中的三分之二,将有三分之一被甩出来不能录取。非常不幸的是我就在这被甩出来的三分之一之中。</h3><h3><br></h3><h3>我本以为这届上学无望了,我却收到了一张中等专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市招生办的老师解释到,你考的成绩不错,如果报的志愿能再现实一点就被录取了,但你报的太高。我们觉得挺可惜的,就把你录取到中专了。对此,我非常感谢市招生办的老师对我的特殊关照。但我还是谢绝了,我要上大学。</h3><h3><br></h3><h3>经过一年的复习,一九七八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还是报的理科。我的高考成绩是276分,这年省里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280分,我差4分。这年的高考可以查分了,一查我的化学试卷第一题未得分。第一题是最简单的填空题,共计21分,怎么可能一分没得?经进一步查明:第一题填空题我把答案写在题签纸上后没往试卷上抄,这是受先前考语文试卷要求的影响,结果丢了最简单、最容易得的21分。否则,我这年肯定能被大学录取。</h3><h3><br></h3><h3>后来,市招生办的老师也为我感到很惋惜,又给我发了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后我到市招生办致谢!招生办老师劝我道:读中专也不错,好多应届毕业生连中专还考不上呢。记得还有一位男老师开导我说:本来是想要八个大菜喝酒,结果只上来四个拼盘,得,也不影响喝酒。这位老师还劝我到:只要有了上学的机会,脚下的路能走多远全靠自己。如果当时去读了中专会是什么情况?我相信也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我当时还是很自信、很顽强,在表达了谢意之后我又投入到了复习之中。</h3><h3><br></h3><h3>一九七九年我第三次参加高考。这次真的是不行了,技不如在校生。这时我也开始意识到人生的运势有时是要讲究一个“顺”字的,不能逆势而行。顺势而为才可能是最好的选择。“顺”里面蕴含着一些暂时还看不懂的奥密,这兴许就是需要我们不断领悟的地方。只要坚信做好自己,只要坚持不断的努力,你的人生目标迟早会实现。</h3><h3><br></h3><h3>这时知青也开始大批返城了,这次好像是上天为我有意做的最好的安排,返城的事没耽误。我回城后被安排在一家国企单位任团支部书记。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一不小心我们的团支部先后被评为市、地区、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团支部,光荣地出席了团中央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经过一年的工作,我被任命为公司副经理,后又被借调到市委财贸部工作。</h3><h3><br></h3><h3>一九八二年,省委财贸部下发文件,在全省财贸系统副科级以上干部中招考一批干部在职读大学,进行特别培养。这对我来讲是天赐良机。当然,参加这次高考也不可小觑。一是全省有一千多人参加考试;二是考生中多数都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很有实力。<br></h3><h3><br></h3><h3>这次考试考的是文科内容,除了数学考的就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这一次我考的很顺,关键是发挥的异常的好。尽管我基本没学过历史和地理,但我把看电影、读小说、旅游等所获取的知识都用到了考试上,在全省一千多名考生中考取了第十六名的好成绩。</h3><h3><br></h3><h3>在职读大学,领着工资、拿着补助、报销着往返路费、书本费、学费,那待遇还真是过去没有想到过的!往回一想不怪当年自己无论如何都考不上大学,原来好运在这等着我呢!如果当年考上了大学,由家里为我出上学的这些费用,那我欠家里的帐就太多了,这一生我都会心有不安的,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这时我更加相信好人有好命的道理!</h3> <h3><b><br></b></h3><h3><b>45:亦是人生的一种领悟</b></h3><h3><br></h3><h3>生命,</h3><h3>原本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觉悟。</h3><h3>一个人能否站上人生的高点?</h3><h3>取决于对委屈和挫折的态度。</h3><h3>人不要拒绝各种经历与考验,</h3><h3>只有越过坎坷才能战胜困苦。</h3><h3>每一种赐予都是生活的经历,</h3><h3>经历的越多生命就越有宽度。</h3><h3>每一种经历都是生活的积累,</h3><h3>积累的越多人生就越有高度。</h3><h3>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感谢生活,</h3><h3>感谢生活用钢铁把自己铸就。</h3><h3>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h3><h3>只要坚持就能看到喷薄日出。</h3><h3>践行慈悲待人多行善事原则,</h3><h3>苦乐年华亦是人生一种领悟!</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