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市慈化中学 林中泉

      有一次，大姨给我打电话：“我的几个老姐妹碰到我还在问你们几个娃还在不在。”大姨言辞之间充满了自豪。我在欣慰之余，更多的是淤积在心底的酸楚。我又仿佛看见，十九岁的大姐跋涉沮漳二水，远到几十里外的山里砍柴，返程路上，一个柔弱的女子，挑着百十斤的柴禾艰难前行。尤其在翻越四道高大的堤坡时，与其说是挑着，不如说是拖着。那负重蹒跚的影子始终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大姐的扁担再长一点，就和她一般高了。其实，这根扁担是父亲的。1973年，父亲去世，这根扁担压在了母亲的肩上。第二年，母亲也终于没能熬过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场浩劫。那年大姐十九岁。在为母亲送葬的路上，大姐走在前面，身后依次跟着十七岁的大弟、十三岁的妹妹、十一岁的四弟、八岁的五弟、六岁多的六弟和不足四岁的七弟。这根扁担从此就结结实实的扣在了大姐的肩上，也扣在了大姐的心里。
       虽说多一个人只不过多抓一把米，多舀一瓢水，但在那个物资极为困乏的年代，七个孩子要做到不饿死不冻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多人都在热心的为七弟寻找养家。那天，从庙前深山来了一个抱养七弟的农民。大姐左看看来人，右看看七弟，最后一刻放弃了送人：“再苦我们也在一起苦吧！”

        除了苦，还有怕。我家的宅子老得很，一门两户，进了厅屋，向前是堂屋，向左是我家，向右是大伯家。从厅屋进家之后，靠前边是厨房，后边便是几个房间，又深又黑。常有老鼠在梁上窸窸窣窣的闹出响动，我会不禁毛骨悚然的想起父母的鬼魂。这时，我便只敢牵着大姐的衣角进进出出，大气都不敢出一个。1975年的腊月，大伯决定迁居。如果拆掉一半，剩下的房子就会到处是风洞，无法居住。20岁的大姐天不怕地不怕的心一横：我们也迁建新家。腊月二十二，旧房拆了，我们挤进了队里的祠堂，说好的邻村的瓦工木匠却不来了，他们担心我们付不起工钱。再有八天就要过年，新房却从我们的梦里飞走了。大姐没有流泪，她知道，眼泪除了博得廉价的同情之外，无助于任何事情。那天傍晚，有一曹姓师傅带着河溶镇民耀村的几个泥瓦匠从此路过。大姐拦下他们，千恳求万保证，曹师傅心一软，便答应了大姐。大姐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第二天，我们的新房破土动工了。大姐人缘好，平时舍得力气帮别人干这干那，队里的男女老少也都争着来帮我们。夯地的夯地，搬砖的搬砖，挑灰的挑灰，抬梁的抬梁，好不热闹！唰唰唰，一个星期，我们的新房建成了，虽然简陋，却很结实！大年三十，我们真的搬进新房过年了，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一样也没有少。那天的团年饭也吃得有滋有味。望着堂屋两边撑起屋顶粗壮高大的柱子，我感到大姐才是那根最坚实可靠的顶梁柱！新房就像大姐撑开的一把伞，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为我们遮风挡雨！
       日子归于了平静，归于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姐用一根扁担挑来了一等工分，挑来了软硬柴禾，挑来了星月太阳，挑来了温饱安康！

        我家有三盏油灯，平时只点一盏，因为油贵，也没有多的油票。点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灯芯扭到最小，不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也不能点灯。我永难忘记，为了备战高考，天黑以后,我点了灯在房间里读书，却被大姐狠狠的甩了一巴掌。当时，大姐是在厨房借着灶火的余光做着全家的晚饭，在三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才果断出手，一口气吹灭了我的灯。房间一下子重归黑暗，闻不到书香，那些刚刚还和我聚在灯光下促膝而谈的大师们离我而去。我觉得冤，眼泪不争气的流了出来，难道读书有错吗？多年以后，经历了生活的磨砺，我才明白，一个人的读书远不及一家人的生存更重要！

        一家人吃过晚饭，便依次洗澡，睡觉。按说为了节约用油，该灭灯了，可是大姐却把灯端到自己房间，一点就是半夜。一盏油灯似乎理所当然的成了大姐享用的特权！
        大姐就在我们的睡梦里开始针线活了。全家人的衣服破了要补，扣子掉了要钉，更费工的便是做全家人的鞋了。鞋底要一针一针的纳，鞋帮要一针一针的缝。大姐从床底拖出鞋篓子，这是她的“百宝箱”，藏着她的各种家用工具：大小的缝针、粗细的线缕、零碎的布头、杂色的毛线，还有剪刀、顶针等。厚厚的鞋底要用大针锥，卯足了劲锥，运气好，一次就锥穿了；运气不好，要锥好几次，还要戴上顶针使力顶，才能勉强锥过。大姐就着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的缝着，每缝几针，便把针头在头皮上擦几下，起到磨针的作用。一不小心，不，是太疲倦了，眼皮不停的打架，大姐“哎呀”一声，指尖被针锥出了血。大姐揉揉眼睛，把受伤的指头用嘴嘬两下，吐出血水，又继续缝着。做了布鞋，再做棉鞋。大姐做的鞋，穿着结实，走起路来舒适，和买的鞋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为了护脚，大姐变着花样为我们缝制鞋垫。鞋垫除了镶上红边，大姐还把平时积攒的彩色丝线从“百宝箱”中找出来，在鞋垫中央绣上各种好看的图画。鞋垫上有的开着梅花，有的长着兰草，有的飞着蝴蝶，羡煞了旁人。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姐便带着大哥和二姐，一起在灯光下扎着扫帚，剥着棉壳，捆着烟条，揉着盐菜，一家人的生活居然衣食无忧！最令我至今还津津乐道的是大姐酱的洋姜，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亮。轻咬一口，酸甜辣脆，唇齿留香。

        1979年，16岁的我坐在了大学的课堂里。英语课上，一个20多岁的女孩站在讲台上，个子和大姐差不多。我目不转睛的盯着老师看，看久了，大姐的形象和老师的形象就在我的眼前幻变着。“要是我的大姐一直读下去，她也能站在这里。”我痴痴地在心里念道。

        大姐聪敏好学，成绩总是第一，无奈弟妹太多，读完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小小年纪，大姐就承担了照顾弟妹的责任。若不是父母去世，大哥和二姐就不会辍学。大姐思忖道：四弟五弟六弟七弟实在太小，辍学回家也帮不上忙，放在学校既能长个，又能读书，自己没读完的书就让他们加倍的读吧！当时好多父母俱全的孩子就下学了，我们却能一直浸润着书香长大。大姐并没有先见之明，她不知道国家会改革开放，会恢复高考，她只有最简单最朴素的念头：没有爹妈的孩子也不能比别人差，让别人看笑话。就这样，从1979到1989的十年间，当别人家有一个孩子考上中专就是天大喜事的时候，我们四个考取了宜昌师专、武汉大学、当阳师范、华中师大，一时成为十里八乡的美谈。现在，她的四弟和六弟在家乡教书，五弟和七弟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创业。
        大姐虽不能在学校读书，却始终不忘在农忙之余，找书来读。吃饭的时候，她一手端碗，一手掌筷，膝盖上搁着一本书。偶尔会有一粒饭落在书上，大姐用手捡起来塞进嘴里，饭香粘着书香，总能让她暂时忘却饭菜之陋、生活之苦。其实，大姐辛苦劳作的田野又何尝不是一本大书！大姐用她全部的青春和生命专心致志的读着。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吹着空调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在黄昏的林间小道披着晚霞散步的时候，当我们闲来无事在超市瞎逛的时候，当我们背着行囊踏上旅途游山玩水的时候，大姐佝偻在她的田野之上播种，除草，浇水，施肥，刈麦，割稻。

        除了课本和田野，大姐还有第三本书，这就是大姐比课本和田野还阔大的胸怀。花甲之年的大姐查出白内障后，她只身前往当阳市人民医院做手术。在病房，她和病友相互照顾，端茶递水。为了不影响弟弟们的工作和生活，她连近在咫尺住在当阳城内的六弟都没吱个声！大姐今年六十四岁，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几十公里之遥的荆州和荆门。年轻的时候要挑着扫帚步行到荆州去卖，现在她要时不时先坐摩托再坐火车辗转到荆门带孙子。大姐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同样只有几十公里的宜昌看一眼三峡大坝。我好几次约她，她又以各种农事推掉了，不是要抢时间挖蒜苗，就是要给鱼腥草灌水，总说庄稼误不得。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大姐。花虽美，却太娇嫩，经不起风吹雨打；树虽荣，却太高大，没有柔情似水。我突然想起了家乡一种名唤“回头青”的草，用手扯，它的根还在，用刀割，它的茎回头便青。这是一种不死的草，无论遭遇什么挫折，它都昂扬向上，笑对春风！

        我的大姐叫林凤英，出嫁前住在当阳市两河镇民主村，出嫁后住在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两个家相距不到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