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09

当阳市慈化中学 林中泉

      有一次,大姨给我打电话:“我的几个老姐妹碰到我还在问你们几个娃还在不在。”大姨言辞之间充满了自豪。我在欣慰之余,更多的是淤积在心底的酸楚。我又仿佛看见,十九岁的大姐跋涉沮漳二水,远到几十里外的山里砍柴,返程路上,一个柔弱的女子,挑着百十斤的柴禾艰难前行。尤其在翻越四道高大的堤坡时,与其说是挑着,不如说是拖着。那负重蹒跚的影子始终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大姐的扁担再长一点,就和她一般高了。其实,这根扁担是父亲的。1973年,父亲去世,这根扁担压在了母亲的肩上。第二年,母亲也终于没能熬过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场浩劫。那年大姐十九岁。在为母亲送葬的路上,大姐走在前面,身后依次跟着十七岁的大弟、十三岁的妹妹、十一岁的四弟、八岁的五弟、六岁多的六弟和不足四岁的七弟。这根扁担从此就结结实实的扣在了大姐的肩上,也扣在了大姐的心里。
       虽说多一个人只不过多抓一把米,多舀一瓢水,但在那个物资极为困乏的年代,七个孩子要做到不饿死不冻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多人都在热心的为七弟寻找养家。那天,从庙前深山来了一个抱养七弟的农民。大姐左看看来人,右看看七弟,最后一刻放弃了送人:“再苦我们也在一起苦吧!”

        除了苦,还有怕。我家的宅子老得很,一门两户,进了厅屋,向前是堂屋,向左是我家,向右是大伯家。从厅屋进家之后,靠前边是厨房,后边便是几个房间,又深又黑。常有老鼠在梁上窸窸窣窣的闹出响动,我会不禁毛骨悚然的想起父母的鬼魂。这时,我便只敢牵着大姐的衣角进进出出,大气都不敢出一个。1975年的腊月,大伯决定迁居。如果拆掉一半,剩下的房子就会到处是风洞,无法居住。20岁的大姐天不怕地不怕的心一横:我们也迁建新家。腊月二十二,旧房拆了,我们挤进了队里的祠堂,说好的邻村的瓦工木匠却不来了,他们担心我们付不起工钱。再有八天就要过年,新房却从我们的梦里飞走了。大姐没有流泪,她知道,眼泪除了博得廉价的同情之外,无助于任何事情。那天傍晚,有一曹姓师傅带着河溶镇民耀村的几个泥瓦匠从此路过。大姐拦下他们,千恳求万保证,曹师傅心一软,便答应了大姐。大姐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第二天,我们的新房破土动工了。大姐人缘好,平时舍得力气帮别人干这干那,队里的男女老少也都争着来帮我们。夯地的夯地,搬砖的搬砖,挑灰的挑灰,抬梁的抬梁,好不热闹!唰唰唰,一个星期,我们的新房建成了,虽然简陋,却很结实!大年三十,我们真的搬进新房过年了,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一样也没有少。那天的团年饭也吃得有滋有味。望着堂屋两边撑起屋顶粗壮高大的柱子,我感到大姐才是那根最坚实可靠的顶梁柱!新房就像大姐撑开的一把伞,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为我们遮风挡雨!
       日子归于了平静,归于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姐用一根扁担挑来了一等工分,挑来了软硬柴禾,挑来了星月太阳,挑来了温饱安康!

        我家有三盏油灯,平时只点一盏,因为油贵,也没有多的油票。点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灯芯扭到最小,不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也不能点灯。我永难忘记,为了备战高考,天黑以后,我点了灯在房间里读书,却被大姐狠狠的甩了一巴掌。当时,大姐是在厨房借着灶火的余光做着全家的晚饭,在三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才果断出手,一口气吹灭了我的灯。房间一下子重归黑暗,闻不到书香,那些刚刚还和我聚在灯光下促膝而谈的大师们离我而去。我觉得冤,眼泪不争气的流了出来,难道读书有错吗?多年以后,经历了生活的磨砺,我才明白,一个人的读书远不及一家人的生存更重要!

        一家人吃过晚饭,便依次洗澡,睡觉。按说为了节约用油,该灭灯了,可是大姐却把灯端到自己房间,一点就是半夜。一盏油灯似乎理所当然的成了大姐享用的特权!
        大姐就在我们的睡梦里开始针线活了。全家人的衣服破了要补,扣子掉了要钉,更费工的便是做全家人的鞋了。鞋底要一针一针的纳,鞋帮要一针一针的缝。大姐从床底拖出鞋篓子,这是她的“百宝箱”,藏着她的各种家用工具:大小的缝针、粗细的线缕、零碎的布头、杂色的毛线,还有剪刀、顶针等。厚厚的鞋底要用大针锥,卯足了劲锥,运气好,一次就锥穿了;运气不好,要锥好几次,还要戴上顶针使力顶,才能勉强锥过。大姐就着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的缝着,每缝几针,便把针头在头皮上擦几下,起到磨针的作用。一不小心,不,是太疲倦了,眼皮不停的打架,大姐“哎呀”一声,指尖被针锥出了血。大姐揉揉眼睛,把受伤的指头用嘴嘬两下,吐出血水,又继续缝着。做了布鞋,再做棉鞋。大姐做的鞋,穿着结实,走起路来舒适,和买的鞋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为了护脚,大姐变着花样为我们缝制鞋垫。鞋垫除了镶上红边,大姐还把平时积攒的彩色丝线从“百宝箱”中找出来,在鞋垫中央绣上各种好看的图画。鞋垫上有的开着梅花,有的长着兰草,有的飞着蝴蝶,羡煞了旁人。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姐便带着大哥和二姐,一起在灯光下扎着扫帚,剥着棉壳,捆着烟条,揉着盐菜,一家人的生活居然衣食无忧!最令我至今还津津乐道的是大姐酱的洋姜,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亮。轻咬一口,酸甜辣脆,唇齿留香。

        1979年,16岁的我坐在了大学的课堂里。英语课上,一个20多岁的女孩站在讲台上,个子和大姐差不多。我目不转睛的盯着老师看,看久了,大姐的形象和老师的形象就在我的眼前幻变着。“要是我的大姐一直读下去,她也能站在这里。”我痴痴地在心里念道。

        大姐聪敏好学,成绩总是第一,无奈弟妹太多,读完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小小年纪,大姐就承担了照顾弟妹的责任。若不是父母去世,大哥和二姐就不会辍学。大姐思忖道:四弟五弟六弟七弟实在太小,辍学回家也帮不上忙,放在学校既能长个,又能读书,自己没读完的书就让他们加倍的读吧!当时好多父母俱全的孩子就下学了,我们却能一直浸润着书香长大。大姐并没有先见之明,她不知道国家会改革开放,会恢复高考,她只有最简单最朴素的念头:没有爹妈的孩子也不能比别人差,让别人看笑话。就这样,从1979到1989的十年间,当别人家有一个孩子考上中专就是天大喜事的时候,我们四个考取了宜昌师专、武汉大学、当阳师范、华中师大,一时成为十里八乡的美谈。现在,她的四弟和六弟在家乡教书,五弟和七弟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创业。
        大姐虽不能在学校读书,却始终不忘在农忙之余,找书来读。吃饭的时候,她一手端碗,一手掌筷,膝盖上搁着一本书。偶尔会有一粒饭落在书上,大姐用手捡起来塞进嘴里,饭香粘着书香,总能让她暂时忘却饭菜之陋、生活之苦。其实,大姐辛苦劳作的田野又何尝不是一本大书!大姐用她全部的青春和生命专心致志的读着。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吹着空调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在黄昏的林间小道披着晚霞散步的时候,当我们闲来无事在超市瞎逛的时候,当我们背着行囊踏上旅途游山玩水的时候,大姐佝偻在她的田野之上播种,除草,浇水,施肥,刈麦,割稻。

        除了课本和田野,大姐还有第三本书,这就是大姐比课本和田野还阔大的胸怀。花甲之年的大姐查出白内障后,她只身前往当阳市人民医院做手术。在病房,她和病友相互照顾,端茶递水。为了不影响弟弟们的工作和生活,她连近在咫尺住在当阳城内的六弟都没吱个声!大姐今年六十四岁,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几十公里之遥的荆州和荆门。年轻的时候要挑着扫帚步行到荆州去卖,现在她要时不时先坐摩托再坐火车辗转到荆门带孙子。大姐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同样只有几十公里的宜昌看一眼三峡大坝。我好几次约她,她又以各种农事推掉了,不是要抢时间挖蒜苗,就是要给鱼腥草灌水,总说庄稼误不得。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大姐。花虽美,却太娇嫩,经不起风吹雨打;树虽荣,却太高大,没有柔情似水。我突然想起了家乡一种名唤“回头青”的草,用手扯,它的根还在,用刀割,它的茎回头便青。这是一种不死的草,无论遭遇什么挫折,它都昂扬向上,笑对春风!

        我的大姐叫林凤英,出嫁前住在当阳市两河镇民主村,出嫁后住在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两个家相距不到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