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我的1979（连载②）

李海生

　 第二章

高考：懵懂少年的成人礼

　　1979年，中国恢复高考已经两年，招收了两届大学生，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仍然在拼命地挤高考这座独木桥。当时有一句悲壮的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七七、七八年很多人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是真正意义的“全民高考”。什么水平的，都敢报个名试试。当时流行说法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反正考上了感谢华国锋，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由于当时学生知识匮乏，基础薄弱，面对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考卷，却双目圆睁而答不上来，七七年有个考生风趣地在考卷上写首打油诗：

双目圆睁视考题，颗颗汗珠往下滴。

试题一道也不会，手握钢笔心着急。

回忆四害横行日，万丈怒火腾心底。

钢笔化作锋利剑，誓剁四害为肉泥。

可见当时考生对四人帮害人误国的愤怒。

        我们大队的一位考生，5门课总共打67分，赢得“乌日策共和国”的外号。那年正上演南斯拉夫电影《乌日策共和国》，另一个片名则叫《67天》，他打了67分，所以幽默地叫他《乌日策共和国》。

         这就是七七、七八年高考现状。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却也别无他途，只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机器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1979年高考逐渐走向正规，试题难度加大，从这年开始高考时间定为7月7日至9日，除1983年，一直延续到2003年。  

        临近高考，家里一切如常，我的家里人只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考试，考过后我就算把书念完了，该回家种地了。

        唯一特殊的是，因考试答题需要钢笔，在王天生老师劝说下，考试前几天爷爷专门去三道镇给我买了支自来水钢笔。中学时，我一直用油笔或者蘸水笔，从没用起自来水钢笔。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自来水钢笔成为我学生时代的奢华梦。没想到高考时终于使上了钢笔，这是我整个中学阶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钢笔。

一、战战兢兢去赶考

　　7月5日早，我和同村张志海骑车去了海伦城里。

        张志海是回乡青年。已经参加过两次高考，1977年已经过录取分数线，由于出身成分不好，政审没有通过，遗憾落榜；1978年政审倒是过关，但只差一分与高校失之交臂；所以1979年他又参加第三次高考。

由于长我四岁，见识比我多得多。那时社会环境相对封闭，我一个16岁的农家子弟没出过远门，如果没有张志海领我赶考，怎样去县里考点都是个问题。

        记得后来有位名人回忆高考时说过，当年去考场的路上，有赴刑场的感觉。我猜不透那是悲壮还是沮丧。说实话我的心没有感觉，平静得若一池死水。而且因为第一次进城心里充满了好奇。

        我们骑行了两个小时，距离城里大约有七八里的样子，国道上行人越来越多。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多路人，怕骑车撞人，就下来推车走。

张志海怎样鼓励我都不行，没办法只好也陪着我走。路上看见穿吊腿裤子的青年，我都躲的远远，生怕哪个“街（gai）溜子”看我不顺眼挨顿打。就这样，我们小心翼翼推车步行来到街里。

　　大约上午十点多钟，我懵懵懂懂和志海来到县革委招待所。当时有很多同学都已经到了，大家见面很亲切。

         看见大厅的服务台有部电话，想起娘的嘱咐，到海伦一定要给老姨打个电话。老姨在县机校工作，刚刚结婚不久，是我们亲属里唯一吃皇粮的人。

我之前只见过手摇电话，拨号电话还是第一次看到，更不知道怎么打，就求助牟宪荣帮我要交换台。

         宪荣同学要通后，把电话交给我，电话里传来老姨的声音，我手拿电话筒，问牟宪荣：“她说啥？”牟宪荣说：“她说啥我知道吗？！你对话筒说话呀！”结果，留下了笑柄。

文科考点设在实验小学。6日下午老师领我们看过考场之后，或许为了便于管理，或许是县革委招待所住不下，班主任朱老师又把我们文科考生带到第一旅社住了下来。

由于从周边公社赶来的考生陆续入住，旅社也越发热闹起来，即便是用“嘈杂”来形容也不为过。和我一样，大多数考生都是第一次来到街里，新奇、激动、兴奋、忐忑......在五味杂陈的心情驱使下，这种“嘈杂”也就在所难免。那一夜，我虽然睡得不够好，但还不至于失眠，毕竟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还是比较懵懂的。

        与时下不同，那时既没有高考期间的“工地停工降噪”、“爱心送考车队”、“场外焦急等候”、“百日誓师大会”、“校园奇葩标语”等等景象，更没有铺天盖地的各种高考复习资料和营养补品之类。人们对于高考普遍“淡定”的氛围，使考生们因此少了些“焦虑不安”，多了份“从容不迫”。

二、紧张忙碌的答题

　　1979年是老三届允许最后一届参加高考，年龄可放宽到25至28岁，也有个别30多岁走后门的改年龄的。所以在考点，在考场如果不佩戴标识，根本分不清谁是工作人员谁是考生。

       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科，每科100分。英语按10%计算，不计入总分，只作录取时参考，所以我没有考英语。

       第一场考试是语文，上午8点开始，10点30分结束。当试卷发到我的手中时，我最关心的是作文题，马上把试卷翻到最后，先看作文题。这年的高考作文题型，恐怕是恢复高考以来的唯一一次。要求考生细读《第二次考试》这篇文章，把它改写成一篇“陈伊玲的故事”。题型没见过，作文时糊里糊涂不知所云。

       第二题填空里 “ 消灭苍蝇的孳生地 ” 的 “孳 ” 字，正好在饭馆墙上的宣传画上看到这句话，我无意间捡了一分。

       文言文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故事，我在《毛选五卷典故注释》一书看过，所以囫囵吞枣地翻译个大概。

        考场里安静极啦。答着题，听着我身后不知哪个位子上有个同学紧张得似乎感冒了，不停的吸溜吸溜鼻息，我只顾着答题，不敢转头看，听到这声音，突然觉得好笑。

        出了考场，我看见在大门等候李俊卿老师就兴奋地说，古文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说实话，当时很多考生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成语，所以我和语文老师高兴程度可想而知。

        下午考历史，到了考场门口，说啥也找不到准考证了，考生们陆续进了考场，我急得差点哭了。我个子小，王天生老师单腿跪地翻我的衣裤兜，终于把准考证从兜里翻出来了。随后王老师把自己腕上的手表解下来戴到我手上，说了句，戴上注意看时间。交完卷，他又把手表要回去，怕我丢了。手表一直给我用到后几科考完。

       这个恩情我始终没忘，2002年王老师从孙吴来海伦，我特意买块名表赠给他，这是后话。

        历史考试答题比较轻松，我记得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打完题后趴在桌上睡了一觉。出来和王老师说这事，又被老师一顿批评埋怨应该仔细检查试卷，怎么能大意睡觉呢？！   

        9日中午，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失落。感觉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像一片秋叶，悠悠的漫无目的漂零，在将来的日子里不知飘向何处？我知道，结束的不仅仅是高考，而可能是我的整个美好的学生时代、可能是我的青春。突然间心里感到一丝留恋，一丝失落。

三、阴差阳错的志愿

　　招生报纸只有一张，贴在带队班主任房间的门上，上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全国各地在黑龙江招生的院校。

        我鬼使神差地第一志愿填了内蒙古大学蒙文系。

        为啥填报内蒙古大学呢，说来可笑，七八年我看了描写内蒙古草原人民革命斗争故事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祖国啊母亲》，那男主人公巴特尔与珊丹在绿油油的大草原上跃马扬鞭奔驰的情景打动了我。或许是情窦初开吧，那蓝天白云，那广袅草原，那美丽姑娘骑着枣红马令我心驰神往，于是填报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选择了内蒙古大学蒙文系，也许情智迷心，根本没有注意看括弧里只招蒙古族考生的字样，多年以后才反应过来。所以与本科失之交臂。这是我的终生遗憾。

四、尴尬难忘的体检

　　再接下来是体检。我们大多是第一次到县医院，到了集合地点，都规规矩矩的跟着带队的老师走，从这个科室转到那个科室，每读到一个名字就进去。

        视力检测室极为简陋，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长条形检测表，靠墙右前方是一张五成新的木椅和一张简易办公桌，左前方放着一张方凳。木椅上坐着一个穿白大褂，微胖的中年女医生，手里握着一截手指粗，约1米长的木棍，有点凶神恶煞。她嘴角向方凳一努，坐下。我乖乖坐下，对面是一面长条形镜子。女医生语气短促，模糊不清的说，向左向右，我不解，她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解，侧身看着她，她挥着木棍，不耐烦的说，看我干什么，看镜子。我认真的看着镜子，才发现镜子深处映着视力检测图，女医生手中的棍子尾巴正在上面游走。是左是右，用手比方向，笨蛋，她大声的呵斥，我似乎懂了检测表上那些仰天俯地颠颠倒倒，大小不一的M是做什么用的了，心中很是不爽，忧忧疑疑的举起手，按M肚皮的朝向比划，连最小的一排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女医生在体检表上填了个1.5，我心里乐了，把她的恶劣态和自己的不快冲得一干二净。

        这次体检终生难忘，是我送别开裆裤后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赤身裸体，第一次让一个陌生的男人摸了下体，第一次被人扒了肛门，第一次有人用塑料锤敲我的膝盖，敲得我的小腿弹起来，差点踢掉那人的眼镜，第一次被人呵斥，骂笨蛋，第一次在透视屏幕上看到其他同学的心跳。除了有一个医生看了我手腕上还没有退去的脓肿，写了个“急性皮肤炎”外，一切正常。记得我的体重是102斤，刚刚跨过体重标准。

（高考后在新影照相馆与邹志飞、王晓敏合影）

五、无可奈何的告别

　　11号上午体检完，中午我们同学在信托公司楼下用开水兑点酱油做汤吃了顿麻花，就三三两两地走了。

        我和几个同学也慢慢的骑车从县城往家里走。一路上有个同学眉飞色舞地在讲刚刚看过的电影《流浪者》。我似听非听，有些心不在焉。只对电影里那句“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是贼”的话印象深刻。当时就想，有点像老话“老子卖葱儿卖蒜”一样，我当时心里有点五味杂陈，我要考不上就得回家种地了，连个民办老师都当不上……

        记得那天街上的大广播喇叭正在播放每周一歌《彩云追月》，曲子怎么听都是凄婉令人纠结，后来我把这支曲子当成了令人揪心的青春告别的乐章。以至于多少年后，当我再听到《彩云追月》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1979年那高考过后的氛围与情愫，思绪又一次回到了那马路上茫然地骑着自行车而纠结的情景。

       

（除标注外，图片来自网络，向原作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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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