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在天峨县,巍峨的甘孟山高耸入云,三面险坡,一面悬崖,因为崖壁上的拉好洞而被当地人俗称拉好岩。拉好岩位于1000米的山崖上,洞口开阔,状如诗人笔下“一只醒着的眼睛”。</h3> <h3>1932年9月25日,就是在这里,9位勇士每人抱住一个敌人,从拉好岩的绝崖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h3><h3>这9位烈士的名字是:蓝志仁、陈兴汗、黄文明、李魁、蓝彩娥、韦明甫、岩三、黄德东、宁美娇<font color="#ed2308">(女)</font>。</h3><h3>84年过去了,根据地旧貌换新颜。但英雄的故事一直在当地广为传颂,激励着一代代大山的儿女。</h3><h3>群山巍峨,</h3><h3>九壮士的精神与青山同在;</h3><h3>苍松不老,</h3><h3>九壮士的容颜伴绿树常青。</h3> <h3>大形势: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h3><h3> </h3><h3> 由于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遭敌长期围困,红军的武器装备和粮食越来越困难,减员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艰苦。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存革命力量,1932年1月,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在西山弄索附近的朝马峒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缩编部队,化整为零,取消团、营、连编制,把枪支大部集中埋藏起来,把骨干分子组成10个杀奸团,每团30人左右。这些精悍的杀奸团,灵活机动地除奸杀敌,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h3><h3> 1932年1月下旬,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三师党委又在西山弄京果六峒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越来越困难的严峻斗争形势,决定:设法打通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渠道,尽快汇报请示工作;为保存党的干部力量,派黄松坚、黄举平分别带领一批干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右江下游和滇桂边、黔桂边活动,待站稳立足点、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后,韦拔群和陈洪涛随之带领部队到滇黔桂边区开辟新区。会后,韦拔群派韦菁(原凤山县委书记、六十一团代团长、韦拔群之弟)等去香港找党组织汇报请示工作,韦菁等完成任务后回右江途中牺牲。6月,韦拔群再派他仅剩下的一个儿子跟师部政工员白汉云等前去香港找党组织,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宾阳县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押往南宁杀害。于是,右江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h3><h3> 1932年8月,新桂系军阀又增派近1万兵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8月28日,桂系军长廖磊率领“进剿”部队到达东兰县城后,军事上采用“缩网收鱼”战术,令各营驻泗孟、兰木、江平、武篆、盘阳、坡月等重要据点,把西山包围起来,对西山的“进剿”进攻,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搜剿前进”,并派部队在包围圈内穿梭,流动搜索。敌人所到之处,把东西抢光,把庄稼铲光,妄图扼杀红军坚持斗争和生存的条件。此时,右江独立师所属的红军有900人左右,其中坚守在西山的独立师警卫连和瑶族独立营约600人,在那地巴暮一带的红军300多人。此外,还有零星分散的红军、赤卫队在敌占区活动。9月6日,敌人用大包围方法进攻西山,红军瑶族独立营奋勇抗击两天后撤退。9月8日,大小弄京被敌人占领。9月19日,敌一个正规团和凌云、东兰、凤山、南丹民团5000多人,从四个方面进攻巴暮苏区,而驻守在巴暮的红军六十三团只有300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政委蓝志仁决定分五道防线进行抗击。由于敌人进攻凶猛,各个防线联系被切断。韦国英领导的战斗小组在公昌山一带与敌接触一阵后抵挡不住,边打边退,撤离巴暮。坚守在巴暮纵深十里九个峒场的蓝志仁和营长黄桂德指挥的红军只剩下80多人,不得不退守甘孟山主峰——拉好岩。24日,罗活调集各路兵马,组织强大攻势,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向拉好岩步步逼近,红军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双方激战数小时后,红军只剩下蓝志仁和8个战士,他们宁死不屈,子弹和石头打光了,便与敌人肉搏,最后,战士们抱着敌人一起跳下悬崖,谱写了一曲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英雄赞歌。</h3><h3> 敌人占领苏区后,加紧侦缉韦拔群、陈洪涛等领导人,敌酋白崇禧亲至东兰面授围捕计策。不幸,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在东兰县赏茶洞被叛徒韦昂杀害;1932年12月9日,陈洪涛在燕洞被叛徒王廷业出卖被捕,22日在百色英勇就义。从此革命斗争开始转入低潮。</h3><h3> 根据地丧失后,河池的革命政权和群众团体全部被破坏,革命者被屠杀数以万计,腥风遍地,血雨漫天。党组织仅存11个党支部和黔桂边党委及边委新组建的1个支部,党员人数由1930年约900人锐减到约130人。但是,革命火种不熄,斗争仍然继续,红旗始终不倒。</h3><h3> 1932年3月,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松坚率20多人的队伍突破敌封锁线到右江下游,他们在6月成立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黄松坚为书记;4月,原右江革命委员会(由右江苏维埃政府改称)主席黄举平带领十多人的队伍穿越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黔桂边,6月在林佑屯(属今天峨县)成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黄举平分别任书记和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中共右江特委解体。1933年1月,黄松坚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改为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h3> <h3>1932年8月,桂系军阁加紧“围剿”西山根据地的同时,,派出5000多人进攻巴暮地区。坚守该地的400多名红军和赤卫队员,顽强抗击敌人月余之久,各路红军先后被切断包围。同年9月,退守在天峨县甘孟山上的红军黔桂边区独立团二营80多名战士,在壮族政委蓝志仁率领下,与进犯的敌人激战三天三夜后只剩下9名战士。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就用刺刀拼。最后,每人抱住一个或两个敌人,调下百丈多深的悬崖,除2名战士挂在树枝上得以幸存外,其余7人壮烈牺牲。正是因为这些壮士们的壮烈奉献,才有如此美好生活的我们。壮士们用生命的最强音,谱写了红军战士忠于革命和视死如归的英雄赞歌!</h3> <h3>东兰,韦拔群纪念馆。他们的祖辈,都曾是壮族革命先驱韦拔群的战友。2016年夏天,因为纪录片《红色传奇》,他们第一次相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却有着共同的回忆。</h3><h3>他叫韦显元,他的奶奶班四妹一共生育了八个子女,全部追随韦拔群参加了革命。</h3><h3>他叫李运源,他的外公蓝志仁和韦显元的大伯韦国英是亲密战友,曾经在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中,共同守卫岜暮革命根据地。</h3><h3>【李运源,蓝志仁烈士的外孙】:</h3><h3>最悲壮的一次,就是天峨的甘孟山拉号岩这次(战斗),当时他们(遭到了)国民党5000多人的“围剿”。</h3><h3>老人提到的甘孟山战斗,发生在1932年。那一年,韦国英32岁,蓝志仁28岁,他们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六十三团团长,一个是政治指导员。</h3><h3>1932年9月10日,由**军阀廖磊统一部署,国民党第七军六十一团由团长罗活带领一个团的兵力和凤山、凌云、东兰、河池、南丹共五个县的民团武装5000多人,从五个方向向着右江天峨县岜暮革命根据地气势汹汹而来。</h3><h3>【韦显元,韦国英的侄子】:</h3><h3>那时候白匪叫喊,石头要过刀,草木要过火。</h3><h3>敌人扬言:“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树木要砍光,草根要铲除”,让苏区成为无生命可存之地。为扭转危局,9月19日,负责驻守天峨一带的韦国英、蓝志仁,在都楼村的旧红岗召开了40人的排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h3><h3>【韦显元,韦国英的侄子】:</h3><h3>敌强我弱,撤退退不了,敌人从五面包围了,必须要打了。</h3><h3>敌人从五个方向汇聚而来,包围圈已经形成,如何迎战十分关键。韦国英和蓝志仁决定以守为攻,一旦与敌人交火,力争尽快击退敌人;如果超过三天还不能破敌,要想尽一切办法分散转移。</h3><h3>随后,一个针对五路敌人的作战方案迅速形成。红军及赤卫队总兵力400多人分成五组,构成与敌人相对应的五道防线,以甘孟山等大山为依托展开较量,一旦被打散就撤入山中。</h3><h3>【韦显元,韦国英的侄子】:</h3><h3>我们守住的这个地方,是个叫岜暮乡都楼村纳朗屯。当时南丹县的敌人从那边上来,凌云县的敌人从坳口过来,从这条小路上去,还有凤山县的敌人绕那个山后过来,东兰县的敌人由那边过来。五路的敌人一起围攻拉号岩,就在这个山后背。</h3><h3>第一道防线由二连连长黄桂德指挥,第二道防线由三连连长韦明山指挥,第三道防线由团指导员蓝志仁指挥,第四道防线由团长韦国英指挥,第五道防线由韦明宣指挥。那一刻,沉静的甘孟山仿佛一位慈祥的老人,见证这群大山的子孙最骁勇善战的时刻。只是没人知道,那一刻何时到来。面对数量十倍于我方的敌人,英勇的红军战士严阵以待。</h3><h3>【宁昌波,天峨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h3><h3>到(9月)21号早上敌人就开始发动进攻了。</h3><h3>*炮声瞬间撕碎了大山的宁静,战斗开始了。</h3><h3>【宁昌波,天峨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h3><h3>(敌人)首先进攻岜暮的都楼,第一道防线。</h3><h3>第一道防线在敌人潮水般的进攻中坚持了一天,宣告失守。</h3><h3>【宁昌波,天峨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h3><h3>作战了一天,(我方)最后被迫撤回到第二道防线。</h3><h3>第二道防线压力倍增,在被两股敌人合围后,宣告失守。</h3><h3>【宁昌波,天峨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h3><h3>到第三天,最后(我方)又撤退到第三道防线。</h3><h3>第三道防线此时已激战三天,他们能创造奇迹吗?</h3><h3>【宁昌波,天峨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h3><h3>(我方)在那道防线与敌人战斗了两天两夜。</h3><h3>战斗坚持到第五天,第三道防线还是被敌人攻破,红军被迫撤入甘孟山。此时,第四道防线和第五道防线也已被敌人攻破,韦国英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队突围转移。逃出来的战士们在*炮声中回望甘孟山,不见战友,只见硝烟。</h3><h3>【韦霁乘,天峨县岜暮乡民政助理】:</h3><h3>剩下有一部分突围了;有一部分(像)蓝志仁是为了掩护群众;还有一部分没有转移,就上甘孟岭了。</h3><h3>2016年,我们旧地重访,战斗的痕迹早已被荒草淹没,但大山的险峻不减当年,巍峨的甘孟山高耸入云,三面险坡,一面悬崖,因为崖壁上的“拉号洞”而被当地人称为“拉号岩”。拉好岩洞口开阔,状如燕窝,只有从一条崎岖小路可以攀登进入。当年开战之前,为防不测,红军将20多位革命家属秘密转移到这里隐藏。</h3><h3>【韦达满,中共天峨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副主任】:</h3><h3>因为他们那些群众都是参加过革命的,像那个蓝志仁的父亲是农会主席。</h3><h3>蓝志仁带队进洞后,建造了防御工事,严阵以待。26日天刚蒙蒙亮,敌人的冲锋开始了。一刹那,*声大作,子弹雨点般向洞口袭来。蓝志仁带领战士们以峭壁为依托,居高临下,痛击来犯之敌。敌人一次次冲锋,一次次被打退,双方拉锯一般,战斗持续了一个上午。眼看强攻不成,罗活下令拘捕红军家属,强迫他们向红军喊话。</h3><h3>【宁昌波,天峨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h3><h3>(敌人)抓捕了60多个(红军)家属,叫(红军)家属去劝降红军,但是60多个(红军)家属不但没有劝红军,还鼓励红军跟敌人战斗到底。罗活最后气急败坏,就把(红军)家属全部杀害了。</h3><h3>还没等到山上的红军战士下来解救,敌人就将拒不喊话的60多位红军家属集体屠杀在山脚下。愤怒的战士们拿出最后的**,全力向敌人开火,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伴着雷鸣般的嘶吼声在甘孟山间打响。那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h3><h3>子弹打光了,石头就是**。最后时刻,蓝志仁决定诱敌深入,带领16名战友向山顶转移。随后,拉号洞失守,蓝志仁的父亲在洞中牺牲。面对向山顶转移的红军战士,敌人紧随其后穷追不舍。流弹袭来,*林弹雨中,不时有战友应声倒向山间,最终有九位同志陆续到达山顶。再往前走就是万丈深渊,迟疑片刻就会成为敌人的俘虏。来不及多想,他们抱住追上来的敌人一起跳下山崖,全部壮烈牺牲。</h3><h3>当时14岁的农军战士韦明安,当时刚刚突围转移到甘孟山对面的一个山坡上。老人晚年曾对儿子描述过自己看到的情景。</h3><h3>【韦霁乘,天峨县岜暮乡民政助理】:</h3><h3>是我爸亲眼看见的,他说有人掉下来了。</h3><h3>这九位烈士的名字是:蓝志仁、陈兴汗、黄文明、李魁、蓝彩娥、韦明甫、岩三、黄德东、宁美娇。他们没有留下照片,后人通过幸存者的回忆,画下了他们的样子。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却拥有同样的理想;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却拥有相同的勇气。</h3><h3>80多年过去了,根据地旧貌换新颜,而不变的是对英雄的追忆和敬仰。群山巍峨,九壮士的精神与青山同在;苍松不老,九壮士的容颜伴绿树常青。</h3><h3>韦国英(1901—1969)</h3><h3>原名韦明宽,字春城,广西天峨县岜暮乡人。1925年9月,到东兰县北帝岩(今列宁岩)参加农民讲习所学习。1929年6月加入中国***。百色起义后,他是岜暮苏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曾任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独立营营长、代理团长、团长。</h3><h3>蓝志仁(1904—1932)</h3><h3>广西南丹县大厂镇杨州村人,中国***党员。1931年8月,任红七军第三师(即右江独立师)六十三团政治指导员。1932年9月,新**廖磊集中正规军和各地民团5000多人,从五个方向向右江天峨县岜暮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蓝志仁率二营80多名战士担负内线防守甘孟山主阵地的任务,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连续与敌激战五天五夜。子弹打光后,蓝志仁与其他八名同志一起,抱着追上来的敌人跳下悬崖。</h3><h3>甘孟山拉号岩战斗遗址</h3><h3>位于天峨县岜暮乡甘孟山。1932年9月,在这里进行了红七军第三师六十三团一营与国民党**军廖磊部的血腥战斗,发生了红军九名壮士跳崖牺牲的悲壮故事。</h3><h3>这九位烈士的名字是蓝志仁、陈兴汗、黄文明、李魁、蓝彩娥、韦明甫、岩三、黄德东、宁美娇<font color="#ed2308">(女)</font>。</h3><h3>韦拔群纪念馆</h3><h3>红军及赤卫队退守甘孟山拉号岩(情景再现)</h3><h3>天峨县甘孟山烈士纪念碑</h3><h3>甘孟山九壮士(情景再现)</h3><h3>甘孟山九壮士</h3><h3>『桂北』指广西的北部,与湖南、贵州相接壤。</h3><h3>8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桂北五县,</h3><h3>仅湘江一战,数万官兵血洒广西,</h3><h3>用生命铺就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h3><h3>从此,那个在马背上颠簸的苏维埃共和国度过了她最艰难、</h3><h3>最危险也最悲壮的时刻,宛如凤凰涅槃、**重生!</h3> <h3>理想信念, 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百色起义能够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不论条件多么艰苦, 环境多么恶劣, 斗争多么残酷, 红七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研究百色起义期间军民的理想信念, 对于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百色起义期间军民理想信念形成的背景 (一) 全国革命走出低潮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 1927 年 4 月, 正当北伐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 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 反革命政变, 并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 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 据党的“六大” 所作的不完全统计, 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 31 万多人, 其中国共产党人 2. 6 万人, 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 6 万人减少到 1 万多人, 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考验。 为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血泊中站起来坚持斗争。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以各种形式坚持与反动派作斗争, 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二) 广西党组织活动的恢复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 广西的形势跟全国一样。 桂系军阀实施一系列反革命“清党” 暴行, 党组织遭破 坏, 右江地区革命转入低潮。 早在 1926 年, 当时主政广西的军阀李宗仁、 黄绍竑、 白崇禧, 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 凭借军队的势力控制地方, 对工农群众政治上无情镇压,经济上疯狂掠夺; 另外, 还以广西作为对外扩张的基地, 拼命搜刮人力物力以维持其对外争夺地盘的战争。 在“四· 一二” 政变后, 他们变本加厉, 发出“实行严查共党机关, 悉数解散, 并分别逮捕共党分子” 的训令, 组织反动武装在南宁、 梧州、 柳州、桂林等地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在广西“分区厉行清乡 ”, “将全省划分区域, 并由省府任命清乡 总办, 或由各师长、 司令派遣军队, 会同各县团局分途围剿, ”①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 仅仅 3 天就在南宁逮捕了 390 多人, 其中有 27 人被杀害,许多优秀党员英勇牺牲, 广西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 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须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才能恢复广西党组织的活动, 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 掀起广西革命的新高潮。 (三) 坚持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 广西军阀在全省大批捕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时候, 处于桂西的右江地区也没有逃脱此命运。 黄绍竑命令驻百色的反动军官刘日福镇压右江革命运动, 下令收回处理“东兰惨案” 的“俭电”, 撤销了对贪官黄守先和反动军官龚寿仪等人的处分及对土豪劣绅杜瑶甫、 陈儒珍等人的通缉; 还训令各县“赏格购缉” 韦拔群、 陈守和、 陈伯民、 黄治峰等农民运动领袖。 刘日福在右江捕杀了 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共产党员陆炳堂, 下令解散国民党东兰县党部和右江各地农民协会, 派宣传队下乡 宣传“清党”。 1927 年秋, 刘日福向东兰发动进攻, 狂叫“三个月内全部消灭东兰农军”’, 所到之处, 实行烧光、 杀光、 抢光政策, 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暂时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然而, 大革命时期右江地区所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已在广大人民中播下了 革命的种子, 锻炼了 群众, 造就了 一批骨干。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帮助这批革命骨干和其他革命群众树立和坚定革命理想信念, 才能利用右江的革命条件, 发动武装起义, 坚持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 二、 百色起义期间军民理想信念的具体表现 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是百色起义期间军民经受严峻考验的精神力量。 百色起义期间军民的理想信念十分明确, 也十分坚定, 他们革命的目的, 就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①黄绍竑: 《全省政治概况》 1929 年 2 月 21 日《新广西》 第三卷第十号。 (一) 对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 百色起义时期, 政治形势十分严峻, 自然条件异常艰苦。 但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当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都矢志不渝地坚持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 无所畏惧地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而英勇斗争。 1. 为了 理想信念历尽艰难困苦。 右江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经济落后, 民不聊生; 加上敌人的围困封锁, 根据地军民遇到很大的的困难。 饿了 没有粮食充饥, 冷了没有冬衣御寒, 伤了 没有药物治疗, 弹药打光了 不能及时补充。 但是根据地军民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用顽强的毅力克服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困难, 表现出百色起义军民顽强的意志。 当时在东兰县武篆乡 的野</h3> <h3>战医院, 设备简陋, 医疗器械没有, 药品奇缺,医护人员也不多。 但医院遵照邓小平的指示, 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 依靠伤病员的积极配合, 采取了 许多办法进行治疗。 医护人员少, 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就组织妇女慰问队, 协助医院搞清洁卫生, 烧水消毒, 采制中草药。 物质生活困难, 伤病员表示不要特殊照顾; 粮少, 他们喝粗糙的玉米粥; 油盐缺, 他们喝没有油很少盐的南瓜汤;菜少, 他们吃瓜藤、 瓜叶和瓜花, 或上山找野菜; 肥皂、 牙膏等日用品没有, 他们用过滤的草木灰水当肥皂, 用毛巾擦牙代替牙刷牙膏; 没有烟叶, 有烟瘾的同志找树叶当烟抽。 他们就这样用坚强的毅力, 战胜伤痛, 战胜了困难。 红七军主力北上以后, 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军民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 一方面是桂系军阀一万多反动武装的“围剿”, 另一方面是粮食物品的严重缺乏, 韦拔群和战士先找野菜来充饥。 后来野菜挖光了 , 又吃储存下来的南瓜, 每人一顿只分到四手指大的一块, 用火烤着吃, 生活异常艰苦。 1932 年后, 斗争环境更加恶劣, 韦拔群和战士们, 辗转活动在万峰耸立的山弄里, 隐蔽在阴暗潮湿的山洞中, 还要与强大的敌人斗争, 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 坚定的理想信念, 根据地的斗争是难以坚持下来的。 2. 为了 理想信念牺牲个人利益。 百色起义期间, 大批的共产党人以民族解放为己任, 为实现理想不惜牺牲一切。 他们把民族解放事业、 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不计较个人的名誉、 地位、 待遇, 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无私无畏和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高贵品质。 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 红七军和参加留守根据地的军队中汇集着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 他们之中有工人、 农民, 也有知识分子。 有的放弃城市安定的生活, 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 离开家庭, 来到桂西山区。 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不畏艰苦, 面对重重困难而理想信念未曾动摇。 在右江根据地土地分配过程中, 思林县苏维埃主席 阮殿煊带头烧掉自家土地契约; 奉议县委书记黄治峰, 坚持把最差的土地分给自家,把好的土地让给其他贫苦农民。 红二十一师独立团二营营长黄绍谦出身富裕家庭, 他投身革命后多次变卖家产, 购买枪支弹药, 为解放事业倾尽了家产, 最后献出了生命。 3. 为了 理想信念牺牲青春爱情。 对于革命者来说, 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而他们也同样是血肉之躯。 在百色起义期间, 许许多多革命者为了 理想信念, 奉献了 自己的青春年华, 奉献了 美好的爱情。 杨金梅是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的妻子。 红七军北上时, 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东兰工作。 她很不情愿和丈夫分开, 雷经天为妻子轻轻地抹去脸上的泪痕, 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 党需要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要到哪里去, 这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 杨金梅眼泪又流了 下来, 说: “从个人的感情来说, 我当然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可是,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我也是党员, 你放心, 只要我不死, 我等你回来。” 他们深深地相爱着, 但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他们毅然作出选择, 说明了 他们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妻子坚贞的爱情。 像这样为革命奉献青春和爱情的人还有很多。 4. 为了 理想信念牺牲亲人生命。 革命处处充满艰险, 随时都会流血牺牲。 黄秀梅为了 保护自己的爱人韦拔群故意把敌人引开, 为革命献出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 陈洪涛的父亲被害, 母亲饿死, 妹妹牺牲, 妻子被捕, 出生才四个月的儿子被残忍的敌人活活摔死。 险恶的斗争环境, 并没有吓倒陈洪涛, 反而更激起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h3><h3></h3> <h3>限忠诚, 他以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引导全家走上革命道路, 并献身革命。 红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三营指导员黄伯尧在根据地斗争极度困难的时期, 率领幸存的同志, 风餐露宿, 忍饥耐寒, 仍然坚持革命斗争, 特别是得知母亲、 妻子、 女儿三人被敌人抓走抛河致死时, 仍以革命为重, 把尚存的 30 多支枪埋藏好, 毅然带一部分同志向黔桂边区开辟新区, 后来被反动派抓到活活烧死。 恩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滕德甫和父亲、 女儿、 养女、 大弟及其女儿等 6 人, 均为革命捐躯。 5. 为了 理想信念献出自己生命。 在百色起义期间, 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 根据地建立初期, 就经历了 两次百色城保卫战、 恩隆七里山区对反动地主武装的战斗, 解放那地、 大所的战斗, 激战隆安、 平马和亭泗的战役, 以及出战贵州榕江和收复百色城, 伏击滇军等 10多次战斗; 转战桂、 湘、 粤、 赣等 5 省, 经历了怀远、 四把、 长安、 武冈、 连州、 梅花以及抢渡乐昌河等百余次大小战斗, 而坚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一师, 在革命 处于低潮时, 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三次反“围剿” 斗争。 在同反动派进行的殊死斗争中,不少军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共恩隆县委书记、 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滕德甫, 1930年 4 月在一次战斗中, 为了掩护群众转移, 不幸中弹身亡, 牺牲时年仅 30 岁。 红七军第一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沈静斋, 在隆安战役中连续四天四夜指挥战斗, 在突围中受伤被俘, 被害于隆安, 年仅 26 岁。 1932 年 9 月在甘孟山阵地, 红七军独立营为掩护部队转移阻止敌人, 与强大的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 击退了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当弹尽粮绝时只剩下 16 名年轻的红军战士。 他们在共产党员、 营长蓝志仁的带领下, 一个一个地抱着敌人, 纵身跳下百丈峡谷, 用生命谱写了 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1930 年秋, 敌人封锁了西山, 根据地军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红军独立师政委陈洪涛对战士们说:“我们是烈火炼成的钢, 我们要用革命的雄心去战胜敌人和困难, 最后胜利属于我们! 我们是军民, 要有打不死, 捶不烂的志气, 经得起生死的考验, 就是牺牲个人的生命, 也要战斗到底!” 后来, 他被叛徒出卖被捕, 敌人先后用酒、 色和高官厚禄等手段来引诱他都没有成功。 陈洪涛的回答是:“杀头杀脚都随你的便, 要我叛变革命, 出卖灵魂, 那是万万不能。 铲除军阀和土豪劣绅, 解放被压迫人民, 这是我崇高的信念。” 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 他坚贞不屈, 英勇就义时年仅 27 岁。 1931 年2 月初, 李谦率领 58 团一营在遭家坪岭上与敌人激战, 被飞弹袭中腹部, 鲜血喷涌而出, 随之, 肠子流出体外。 他坚持掩护大部队冲出重围, 用 22 岁的年轻生命, 书写了人生最壮烈的一页。 请看如下用鲜血写成的数据, 1926 年余少杰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6 人, 解放前全部牺牲; 1928 年成立的田南临时特委 5 名委员于 1935 年前全部牺牲; 1929 年 10 月成立的中共右江工委有 3 个委员, 两人分别于 1932 年和 1935 年牺牲; 百色起义后,中共右江工委改为右江特委, 7 名委员除雷经天外, 其余均在 1936 年前牺牲; 1927~1937 年, 右江籍担任过县委负责人的有 40 多人, 绝大部分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百色起义前夕入党的右江籍党员, 大部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在百色起义英烈中, 仅担任过县团级干部的就有 97 人, 军师级干部 46 人。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时, 参加北上的有 7000 人, 经过 7 个多月的艰苦跋涉, 行程 7000 多里, 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时, 只剩下 2000 人, 大部分牺牲在征途中。 6. 为了 理想信念百折不挠。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 百色起义期间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一直也为这个理想而奋斗。 1930 年 11 月, 根据中央的指示, 红七 军主力北上中央苏区后, 只留下韦拔群带领少数部队来组建二十一师, 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广西军阀对右江根据地进行了三次疯狂的“围剿”, 右江地区陷入了 白色恐怖之中。 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 党组织内部也有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动摇分子成为叛徒, 反过来成了 敌人杀害党员和破坏党组织</h3><h3></h3> <h3>的帮凶。 面对这种严峻的革命形势, 根据地军民坚信“雾散天会晴”, 坚持与敌人进行近两年的艰苦卓绝、 气壮山河的反“围剿” 斗争。 (二) 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充分信任 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信念在右江地区军民的心中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 能够得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拥戴, 人们不管有多困难, 都坚定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任, 其原因就是,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 右江苏维埃政府是名副其实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政府。 1. 坚持党的宗旨, 一切为了 群众, 赢得人民拥护。 红七军一成立就宣布,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劳苦群众的武装”, 宗旨是“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右江各级党组织一心为公、 廉洁无私、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为群众办事, 充分发挥了 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党领导下, 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 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右江革命根据地政府开展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 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 满足壮族、 汉族、 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对土地的需要。 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 全力支持红七军。 当时, 东兰、 凤山一带传唱着这样的山歌: “跟着共产党, 翻身各有份, 不论老和少, 人人有田耕”。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拥护支持。 邓小平在平马看到壮族一寡妇家破烂不堪的房子, 便出资安排红军战士帮助修好房子, 成为当时的佳话。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维护,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2. 坚决纠正错误, 整顿改造政府, 赢得人民信任。 为了赢得人民信任, 右江党组织和红七军一方面加强对党员、 战士的政治教育, 树立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自觉性。 另一方面, 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作斗争。 针对当时一些乡 苏维埃政府领导出现主观主义、 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 1930 年 9 月, 红七军前委发出第六号《通告》, 提出:“改造苏维埃、 赤卫军的工作, 要使群众和苏维埃赤卫军发生密切的联系。”9 月 19 日, 红七军前委发出第七号《通告》, 指出: “建立党在群众中之力量, 巩固苏维埃, 创造群众的基础, 是右江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 要求各地“改造各县苏维埃, 以挽救苏维埃在群众中信仰”。 通告提出了加强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 一是自上而下整顿改造乡 苏维埃; 二是检查各苏维埃组织成分, 如发现不良分子就停止其职权, 由右江苏维埃政府派员代行其职务; 三是苏维埃政府应是贫农、 雇农、 中农中的优秀分子才能参加; 四是肃清苏维埃中讨小老婆、 乱用公款, 不接近群众等官僚化的现象, 推动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 五是苏维埃要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为群众办实事, 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 六是各级苏维埃要加紧建立交通队、 运输队、 侦察队、 少先队等各种组织。 在整改过程中, 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一些贪污腐化、变节分子坚决给予查处。 如处理侵吞军粮军饷的果德县果化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赵世斋、粮食委员赵世钢等, 纯洁了 党的组织, 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维护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3. 服从党的号召, 严肃内部纪律, 赢得人民支持。 红七军和革命者坚持以党与人民的利益为重。 对于革命工作, 都竭心尽力地做; 对于艰险的任务, 大家都抢着去完成; 对于“份外” 的事, 只要是革命之事, 大家就自觉地干, 形成了 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 服从命令, 遵守纪律不仅是战胜敌人的保证, 也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体现。 右江苏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和党员, 不计较个人得失, 只要是革命需要, 都会不讲代价抢着去干。 红七军严肃内部纪律, 惩治腐败行为, 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三) 对毛泽东等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 道路的坚强信心 “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 是根据我国国情探索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战胜了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决定对蒋介石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 先后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 第一支工农红军, 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开辟了 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 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 的星星之火, 迅速燃遍全国。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全国各地爆发了 一百多次武装起义。 邓小平在中央秘书长任上, 便从党中央与朱毛陈(陈毅) 的联系中了 解到井冈山和红四军的发展情况, 深为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所折服。 他到广西领导武装斗争, 一开始就把井冈山的经验和毛泽东的“割据” 思想贯彻到革命实践中。 他把革命的主力由南宁转移到桂西敌人统治较薄弱的右江地区,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割据区域。邓小平选定右江作为割据地区, 作出与朱毛会合、 进一步扩大工农割据影响的正确决 策。 从 1928 年到 1929 年, 由于各地反动军阀的“会剿”, 加上党内“左” 倾盲动政策的影响, 已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大多遭受严重破坏甚至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 党内有人消极悲观, 怀疑工农武装割据、 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道路能否走下去。 邓小平抱着对毛泽东等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 道路的坚强信心, 毅然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 他不囿于当时党内“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 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广西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 敢于突破“城市中心论” 的框框, 敢于探索, 敢于开拓, 紧密依靠各族干部、 群众, 依靠韦拔群、 黄治峰、 陈洪涛等农运领袖, 在右江地区走出了 一条“工农武装割据” 的道路, 有力地打击了 当地的反动军阀和豪绅地主。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支持了 全国各地正处于曲折发展中的工农武装斗争, 体现了 对“工农武装割据” 道路的坚强信心。 三、 百色起义期间军民理想信念的特点 百色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举行的起义, 体现了 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追求理想信念的执着性、 坚韧性和自觉性。 (一) 对理想信念</h3><h3>追求上的执着性 右江革命根据地期间军民的理想信念, 是在与强大敌人的艰苦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百色起义初期, 党中央派来的邓小平等一批党员骨干的影响, 为百色起义的军民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提供了 基础。 根据地的斗争异常艰苦, 军民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特别是 1930 年 11 月红七军主力北上中央苏区后, 只留下韦拔群率领的少数战士来组建红二十一师, 坚持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此后广西军阀三次“围剿” 革命根据地, 实行“三光” 政策, 残酷地屠杀和摧残革命者及无辜老百姓, 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极为艰难的时期。 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局势, 根据地军民不畏强暴, 前仆后继, 坚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即使困难重重, 也不放弃对民族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追求, 也不放弃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信心。 (二) 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坚韧性 右江的武装割据是在落后的民族地区、 敌人势力异常强大和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形下开展起来的。 右江的武装割据, 包括了 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及地方工作在内的艰难复杂的斗争。 面对强大的敌人和艰苦的环境, 加上敌人改变进攻策略, 政治上对我军一些动摇不坚定分子实行引诱、 分化政策, 经济上实行封锁, 企图断绝根据地军 民的物质供应。 根据地军民既要正面上打击敌人, 又要与叛徒、 内奸作斗争。 武装割据的发展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是邓小平、 韦拔群、 陈洪涛等共产党人可以决定的。 敌人的三次“围剿”, 红军损失惨重, 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大部分被破坏, 许多分配了 土地的地方, 农民的土地又被土豪劣绅夺了 回去。 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面对饥寒交迫、 缺医少药和强大敌人的穷追猛打, 总是能够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不怕困难, 冲锋在前, 坚持斗争, 用顽强的毅力承受了 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 表现出军民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坚韧性。 (三) 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自觉性 百色起义期间的共产党人、 红军将士、 赤卫队员, 无论邓小平、 张云逸、 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还是普通战士, 都是坚定的军民。 他们不管来自城市、 农村还是民族地区, 不管出身如何、 文化水平高低, 其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这种政治抱负实际上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对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自觉性从何而来的呢? 这与部队开展的思想教育和耐心细致的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艰苦困难条件下, 右江各级党组织能组织党员群众开展理论学习, 宣传马克思主义, 宣传党的主张, 这是难能可贵的。 右江革命武装割据像一面旗帜, 吸引了 大批革命军民来开展武装斗争, 形成一支有抱负、 能战斗、 敢牺牲的革命队伍。 特别是中央派到右江工作的 40 多名干部, 他们中, 有曾与周恩来、 邓小平留法、 留苏的老布尔什维克, 如冯达飞曾留苏、 留德, 许卓留法; 有参加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的老党员, 如雷经天、 袁也烈、 韦一平、 李干辉、佘惠等; 有到过高等学府学习, 探究马列主义真理, 如陈豪人、 严敏分别是复旦大学、广东大学的毕业生。 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有多年的丰富斗争经验, 是久经考验的党员, 是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理论、 先进的战术, 在右江革命根据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正是这样一批军民有着为民族解放而战的自觉性, 才使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坚持下来, 直到解放。</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