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名叫徐明富,生于1890年,江苏省金坛县建昌乡沟嘴头村人,出身贫苦家庭,祖辈务农。 沟嘴头村地处建昌圩天荒湖大芦滩西侧。爷爷家单门独户,坐落在四面环水的土墩上,只有一座小木桥通向陆路。湖里芦草茫茫,且无闲人进入,是抗日战士隐蔽的好地方。 1937年冬,日军侵入江苏省金坛建昌圩,烧杀抢掠,人民深受其害。次年6月,新四军一支队东进茅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11日,爷爷徐明富和奶奶王吉娣正在河中罱河泥。中午时分,湖东塘石桥村一个叫吴彪(邻村熟人)的木匠领了三个陌生人(邱东平、张文卫、束登明),走到河边与爷爷奶奶说话。邱东平是个广东人,据说是日本留学生,当时穿的是日本兵的衣服,会写日文,还会画画,待人很客气。邱东平看爷爷奶奶罱到了很多鱼虾很高兴,说要吃鱼,于是爷爷和奶奶便上岸给他们做饭。吃完饭,吴彪说他们不走了,这几个人要在爷爷家借宿一段时间。爷爷心想:我们住的独水墩,破草房又矮又小,他们为啥不到村上借好房子,却要住到这里来呢?想到兵荒马乱,心里不安,但看到他们三人很和气,也不象是坏人,于是爷爷说:“家里小,蚊子多,只要你们不嫌弃,住下就是了。”于是吴彪走了,邱东平等三人就住了下来,三个人住了两天,又来了一个叫严仲兴。他们一共四人,晚上爷爷把床铺让给他们睡,自己跟奶奶打地铺。他们四人白天外出活动,到半夜才回来,从来不说到那里去。爷爷看他们不象坏人,还替他们保守秘密,虽然距鬼子的据点不远,就连靠近的村上人和亲戚都不知道。就这样他们四人在爷爷家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期间邱东平看爷爷一家为人忠诚老实,便告诉爷爷说:他们是出来革命的,打鬼子的。爷爷奶奶没有文化,不知道革命是什么,但听说是打鬼子,爷爷心里真高兴,就在前几个月,鬼子兵还到盘石村强奸妇女,用剌刀杀死了五个青年农民。当时老百姓只要一听鬼子下乡,就吓得直往芦荡、竹园里躲。现在他们来打鬼子,真是天大的好事。从此爷爷奶奶就跟着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11月份邱东平等四人再次来到爷爷家,并且还另外带了四个人,其中一个叫陈洪。由于邱东平有任务要到溧阳去,陈洪就成了这里的领头人。他们把爷爷家作为活动基地,从此,部队及地方革命人士来往不绝。 1939年2月邱东平从溧阳回来,又带来了任迈、钱敏、滕英、林漪等几个人。到了8月,成立了“服务团”,人越来越多,有时一、二十个,有时三、五十个,有男有女,人多了,名字也记不了那么多,房子也不够住了,于是爷爷奶奶为他们又搭了一个草棚。 下半年,章蕴、林海波、樊玉林、蒋铁如、徐九如、徐公如、吴宝康、陈耀华、沈铁流、杨平、吴一、吴开、吴承、汪大铭、王曼、范征夫等同志都来了,接着江渭清、曾山、陈丕显、周峰、吴仲超也来了。陈毅、江渭清、管文蔚、陈丕显、章蕴、曾山等军政领导都先后在爷爷家住过。有的住十天半月,有的住一年半载,新四军得到爷爷奶奶大力的支持。 1938年茅东县政府就设在爷爷家里。那时候几万几十万的钞票都放在爷爷家,都由爷爷保管。有一次,一名叫孔朗的同志,运来四十八捆钞票,每捆有四十多斤,钞票是显眼的东西,万一被坏人知道,报告鬼子,那就是不得了的事了。想到这里,爷爷一夜没睡,与奶奶一道在门前场地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放上几只大缸,连夜把钞票放入缸里,缸上盖了油布,放上树枝填上土,再在上面搭了一个更棚睡觉,敌人一直没有发现,后来组织上派武装护送把这批钞票送到了茅山,保证了前线部队的军需给养。爷爷给新四军保管钱物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缺少过一文钱,一张纸,交给他保管的东西都如数交给了部队。 1939年苏皖区一大会议预备会在爷爷家召开,爷爷给他们带路送情报,接送参会人员,布置开会场所,烧水做饭,站岗放哨,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1939年8月陈耀华领着五十多个战士在爷爷家吃饭休整,这时爷爷看到村上的人纷纷向东跑,知道是鬼子来了,于是马上把陆路唯一通往家中板桥上的跳板抽掉,快速赶回家报告情况,这时曾山同志还在爷爷家,他一边叫战士藏到河埂下面准备战斗,一边叫爷爷用小船一趟一趟的送战士过河转移。曾山同志伏在草堆中用望远镜观察着鬼子的一举一动。就这样在圩埂上许多鬼子的眼皮底下,爷爷用小船三个一船五个一船的将战士们安全转移到天荒湖里。 1940年11月19日,由于一个参与运输武器弹药的战士周腊富叛变革命,他带领五十多个鬼子、汪派直扑爷爷家,被藏在封土堆里的21箱武器弹药鬼子抄了出来,爷爷为了保护这批武器弹药被鬼子打得血肉淋淋。爷爷第一次被鬼子抓到了延陵据点,在鬼子据点被吊上了房梁,惨遭酷刑毒打。组织上知道后,积极进行营救,曾山同志说要不惜代价进行营救,并派人送来一百元钱,最后组织上通过内线,由伪区长郭和庆伪镇长周小莲出面,奶奶卖掉二亩七分田,东拼西凑,花了140块钱才把爷爷赎了出来。 1941年反清乡反扫荡,打鬼子攻碉堡搞得很热火,部队干部 战士来往就更多,爷爷日夜为部队护送干部,不怕任何困难。有一次一个貌相教书先生的人,让爷爷送他到丹阳的陵口上火车。爷爷二话没说,用独轮车推了他,连夜出发,穿过鬼子封锁钱,从白塔到珥陵,再到陵口,安全把他送上了火车。爷爷回来后,章蕴同志问这个人送上火车了没有,爷爷说送上火车了,她才放心,事后听章蕴同志说这个人就是新四军的负责干部陈毅。 1941年吴仲超同志有一架收音机放在爷爷家,爷爷将它藏在床底下,后来由一个叫高志富的新四军叛徒,一心想要领尝,带着九里镇的五、六十名鬼子和汪派,到爷爷家抄收音机。当时是数九寒 天,漫天大雪,地上积雪有一尺多深。叛徒高志富和鬼子一进门劈口就叫爷爷交出新四军的收音机。爷爷说没有,他用枪拐朝桌子上砸,把桌面砸了一个大洞,爷爷仍然坚持说没有。鬼子和汪派在家中翻箱倒柜,收音机被他们搜了出来,爷爷看到他们要把收音机要拿走,冲上去争夺,爷爷个子很魁梧四、五汪派也打不过他,推不倒他,后来鬼子用枪拐砸,才把爷爷打倒在雪地,收音机也被抢走了。爷爷的鞋子也被打掉了,就这样爷爷赤着脚被他们拖到九里鬼子据点。临走时还一把火烧了爷爷家的房子。爷爷被带到九里鬼子据点,鬼子对他进行审讯,灌辣椒水、做老虎凳、用烙铁烧红了烫,把衣服脱掉吊打,要爷爷交出交通站的接头人,交出茅东县委和茅山地委的联络点。爷爷宁死不屈始终回答:不知道。鬼子脑羞成怒,将爷爷绑在柱子上冻了两天两夜,就在第二天的深夜,鬼子和汪派都睡着了,爷爷千方百计挣脱了绳子,翻过围墙,爬过铁丝网逃了出来,一口气跑到家住西溪的女婿家。由于鬼子的折磨,爷爷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回家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爷爷虽然去逝已经75年了,但他高大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今年适逢建国70周年大庆,谨以此文向为建立新中国而作出巨大贡献的爷爷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