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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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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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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大 家

          目 录

    【永字八法】

    【王羲之】（303～361）

    【欧阳询】（557～641）

    【虞世南】（558～638）

    【诸遂良】（596～659）

    【薛    稷】（649～713）

    【张    旭】（675～约750）

    【颜真卿】（709～784）

    【怀    素】（725～799）

    【柳公权】（778～865）

    【杨凝式】（873～954）

    【蔡    襄】（1012～1067）

    【曾    巩】（1019～1083）

    【苏    轼】（1037～1101）

    【黄庭坚】（1045～1105）

    【米    芾】（1051～1107）

    【赵孟頫】（1254～1322）

    【董其昌】（1555～1636）

    【清代28位状元的书法】（1657～1944）

【康有为】（1858～1927）

【齐白石】（1863～1957）

【于右任】（1878～1964）

【李叔同】（1880～1942）

【沉尹默】（1883～1971）

【吴昌硕】（1884～1927）

【谢无量】（1884～1964）

【毛泽东】（1893～1976）

    【周恩来】（1898～1976）

【林散之】（1898～1989）

【沙孟海】（1900～1992）

    【舒    同】（1905～1998）

    【启    功】（1912～2005）

【附录】：

书法常识100题

    【永字八法】

中国书法用笔法则

　　以 “永” 字八笔顺序为例，阐述正楷笔势的方法。

侧（点），侧锋峻落，铺毫行笔，势足收锋；

勒（横），逆锋落纸，缓去急回，不可顺锋平

过；

努（竖），不宜过直 ，太挺直则木僵无力，而须直中见曲势；

趯 [tì]（钩），驻锋提笔，使力集于笔尖；

策（仰横），起笔同直划，得力在划末；

掠（长撇），起笔同直划，出锋稍肥，力要送

到；

啄（短撇），落笔左出，快而峻利；

　磔 [zhé]（捺 [nà]），逆锋轻落，折锋铺毫缓行，收锋重在含蓄。

　 相传为隋代智永或东晋王羲之或唐代张旭所创，因其为书写楷书的基本法则，后人又有将八法引为书法的代称。

　　【王羲之】 

王羲 [xī] 之（303年～361年，又作321年～379年），别名王右军、王会稽，字逸少，汉族，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 

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 “书圣” 之称。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 “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 “二王”。[1]

●入木三分

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玡王氏，他七岁就擅长书法。传说晋帝当时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4]

●袒腹东床

309年，王羲之16岁时被郗鉴选为东床快婿。郗鉴有个女儿，年长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郗鉴爱女故要为女择婿，与丞相王导与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其家子弟甚多，个个都才貌俱佳。

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 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对郗太尉说：“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若无其事。” 郗鉴说：“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走，快领我去看。” 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东床快婿” 一说就是这样来的。[6]

●相聚兰亭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50岁的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 “修禊”（褉[xiè]，一种祓[fú]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王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序》和《禊贴》。

《兰亭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和，发挥到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个 “之” 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 “天下第一行书”。[7]

《兰亭集序》 原本在唐太宗死后随葬昭陵，故宫现藏《兰亭集序》 有唐人冯承素和诸遂良摹本。

冯摹本为双钩廓填本。这是用涂蜡的透明纸蒙在原迹上，钩描出笔划轮廓，再在钩线内填墨。由于临摹者为书法家，所以摹本精彩逼真，与真本有同等价值。

诸摹本为对照原迹进行的临写本，虽不及前者对原作的毫厘不爽，但由于书法家对原贴的心领神会，临本更能传达原作的神韵，也弥足珍贵。

●称病弃官

公元355年（永和十一年三月）52岁的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 [8] 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 “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 “华堂”，沿称至今。

●会稽安逝

公元361年（东晋升平五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今浙江绍兴），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

535－546年（梁大同年间），嗣孙建豆腐干豆腐右军祠于墓前。[8] 

个人成就

书法风格：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 “天下第一行书”。

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这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阁”、 “天质自然，丰神盖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等，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因而他享有 “书圣” 美誉。（图册资料 [1][3][9][10][11][12]）

作品：

王羲之真迹早已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历来已被当作真迹看待。由于年代久远，且本帖享盛名久，和王羲之其它墨迹一样，对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断。有称为宋摹的，也有疑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则定为唐摹。它著录极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种丛帖中，元以后的公私藏印及流传历历可考与可靠，其珍贵性不言而喻。

    书体类别及作品

    草书：

《远宦帖》

《十七帖》

    《初月帖》

    《行穰帖》

    《龙保帖》

    《上虞帖》

    《长风帖》

    《贤士帖》

    《飞白帖》

    《平安帖》（草书）

    行书：

《姨母帖》

《快雪时晴帖》

    《丧乱帖》

    《兰亭集序》

    《平安帖》（行书）

    《何如帖》

    《奉橘帖》

    《孔侍中帖》

    《寒切帖》

    《二谢帖》

    《雨后帖》

    《秋月帖》

    《都下帖》

    楷书：

《黄庭经》

    《乐毅论》

    《曹娥碑》

《佛遗教经》

    造诣：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 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当代留美书法新秀刘铎曾赞叹：“好字唯之（之，王羲之）”。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

    《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 

    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 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图册资料[7][9][10][11][12][13]）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 “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 王羲之对张芝草书 “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 “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 “研精体势”。

    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 “兼撮众法，自成一家” 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轶事典故

●竹扇题字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城（今绍兴）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 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14]

●书成换鹅

  书圣王羲之很喜欢鹅，他认为养鹅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从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悟到一些书法理论。

    有一次王羲之出外游玩，看到一群很漂亮的白鹅，便想买下。一问之下知道这些鹅是附近一个道士养的，便找到那个道士想与他商量买下那群鹅。那个道士听说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要买，便说：只要王右军能为我抄一部《黄庭经》，便将拿些鹅送给他，王羲之欣然答应，这便成就了书成换白鹅的佳话。[15]

●巧补春联

  大书法家王羲之每逢除夕都要亲手写春联贴之于门。因为他的字号称 “天下第一行书”，很多人都想得其字而又难得。所以每年除夕他的春联一贴出，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这一年，除夕又至，王羲之照旧写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八个字的春联，留下了下半截。想偷对联的人一看此八个字太不吉利，便扫兴而归。到了寅时，王羲之补了后半截，变成了 “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第二天一大早，想偷春联的人见春联变了样，皆赞叹不已，拍手叫绝。[16]

●不避 “之” 字

  斐松之、刘牢之、寇谦之、司马孚之、司马亮之、司马景之、司马昙之……

    王羲之的儿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孙子桢之、静之。

    上述人为什么不避家讳？

    这里藏着个大秘密，与西汉张良有关的秘密。

    王羲之一辈人名有 “之” 字的12个，子侄辈有 “之” 22个，孙辈12个，曾孙13个，玄孙9个，五世孙4个……

    陈寅恪说这些人所以不避讳是因为都是天师道成员，这个 “之” 是暗号、徽章。而天师道老大张天师，是张良的八世孙。[17]

●道教情缘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达到了 “登峰造极” 的高度。究其成因，与王羲之信奉道教，书籍、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道教，很早就产生道教符。

    在抄写经书时，必须由精于书艺的经生抄写，而在书写经本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泼墨，落笔成体。王羲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

  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王氏家族是东晋时最有代表的文化士族。从上到下，奉信黄老学说。《晋书 • 卷八十 • 列传第五十》记载，王氏家族 “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又精通书道。”《道经》中记载了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向往神仙之灵虚，迈行放达于天台北门金庭桐柏山（即今嵊州金庭）第二十七洞天（道界三十六洞天之一）的故事。《潜夫论》记载：“因氏王氏，其后子孙，世喜养性、神仙之术。”[19]

    历史评价

    庾翼：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

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20]

    萧衍：

    “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20]

    唐太宗：

    “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20]

    虞龢：

    “羲之书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 又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 ”[21]

孙过庭：

    “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22]

米芾：

    “谢安慰问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乎批评子敬帖尾也。”[23]

    史籍记载

    晋书 • 王羲之传    唐房玄龄、李淳风、褚遂良等共同撰写的《晋书 • 列传 • 第五十》是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合传。仔细地阐述了王羲之是如何练就书法，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 “书圣”，王羲之对知识的不断追求、对书法的深深痴迷，发人深省，具有深刻的借鉴及教育意义。[24]

    家族背景：

    王羲之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无论是王羲之的祖上，还是其子孙、亲戚朋友，都是虔诚的道教信仰者。同时，王氏家族还是名门望族，素来重视对家族成员文化素养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例外。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堂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堂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晋室南渡北民南迁，在江南大融合。山东琅琊国王氏望族，经王览（206年-278年）、王正到王旷（约274年-328年）时，两晋（266年-316年），发生 “八王之乱”（290年-306年），历16年，死30万人。王旷善于审时度势，效法先祖王览，于东汉末年避乱南居30年。在五胡侵鲁，琅琊危急，299年开始，两晋大分裂，北方大混战。

    王羲之家族世系：

    成员    姓名

  父亲    王旷

    母亲    卫氏

    叔父    王廙、王彬

    后世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 “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 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 “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 “王献之——王羲之——钟繇” 转变为 “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 “不迨”，或作 “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 • 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 “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 “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 “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 “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 “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 虽有 “圣化” 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26]

    墓址

    王羲之后因与骠骑将军王述不和，称病辞官，迁来金庭，晚年即在金庭养老，直至去世，也安葬在此。现有王氏后嗣于清代所建之家庙——金庭观，观右有一座古朴的石坊，横额上镌 “王右军墓道” 六字。穿石坊上行山谷，是一条依稀可辨的鹅卵石铺成的古墓道。尽头处便是王羲之墓。

  王羲之墓本身并不大，墓的制式与谢安墓相仿，也是青石条围沿一土堆，类似杭州岳飞墓。墓前有大碑，镌刻《兰庭序》全文，碑体有些风化斑驳，许多地方字迹洇漫，只能依稀辨识。倒是相关的墓园规模相当大，大得叫人惊讶。[27]   

影视形象

年份    电视剧/电影    饰演者  备注

1982 《笔中情》         王伯昭  原型之一

2005 《侠影仙踪》     狄龙

2016 《书圣王羲之》 邬立朋

〖参考资料〗：

[1]  王羲之．中国硬笔书法在线 [引用日期2013-09-6]（图册资料 [1][3][9][10][11][12]）

[2]  王羲之．中华英烈祠 [引用日期2013-09-16]（概述画像来源）

[3]  神龙兰亭．中国硬笔书法在线 [引用日期2013-09-6]

[4]  入木三分 ．中国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3-09-6]

[5]  东晋 王羲之像．中华五千年 [引用日期2013-09-10]

[6]  王羲之故事－东床快婿．中国书画网 [引用日期2013-09-6] 南朝 • 宋 • 刘义庆《世说新语 • 雅量19》： 郗太尉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至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7]  王羲之《兰亭序》赏析．艺术品中国 [引用日期2013-05-31]

[8]  晋书．国学 [引用日期2013-09-7][9]  《平安帖》．中国硬笔书法在线 [引用日期2013-09-6]

[10]  《丧乱帖》．中国硬笔书法在线 [引用日期2013-09-6]

[11]  《十七帖》．中国硬笔书法在线 [引用日期2013-09-6]

[12]  《快雪时晴帖》．中国硬笔书法在线 [引用日期2013-09-6]

[13]  广州博物馆特展苏六朋《羲之题扇图》 ．金羊网 [引用日期2013-09-6]

[14]  一尺扇面两尺画 扇起水墨丹青．华股财经转国际金融报 [引用日期2013-09-6]

[15]  王羲之书成换鹅 ．中国侨网，华文教育[引用日期2013-09-6][16]  王羲之写春联趣事．中国国学 [引用日期2013-09-9]

[17]  中国古代的名讳：王羲之不避 “之” ．和讯网 [引用日期2013-09-6]

[18]  王羲之作品．艺术中国 [引用日期2013-09-6]

[19]  羲之的道教信仰与书法艺术．中国民族宗教 [引用日期2013-09-6]

[20] “书圣” 王羲之成名史：历史上曾出现三次学王高潮 ．中国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3-09-14]

[21]   梁 • 虞龢《论书表》（收《法书要录》卷二）云：“羲之书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 又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 ”

[22]  孙过庭《书谱》：“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23]  米芾《书史》‘送梨帖’，谢安慰问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乎批评子敬帖尾也。

[24]  晋书二十四史．国学 [引用日期2013-09-9]

[25]  黄庭经．中华书法网 [引用日期2013-05-21]

[26]  王羲之书法对后世影响．书法网 [引用日期2013-09-6]

[27]  王羲之墓．建德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3-09-9]

▼王羲之楷书《黄庭经》

▼王羲之草书《远宦帖》

　　王羲之的作品《兰亭集序》被誉作 “天下第一行书”。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下面这36个极具气韵的单字尽显其行笔特点和用笔之技巧。让我们来一起欣赏。

【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别称欧阳率更、大欧，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 “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 “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 “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 》被称为 “唐人楷书第一”。

人物生平

少年流离

欧阳询祖父欧阳頠历任使持节、都督衡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征南大将军等要职。欧阳询的父亲欧阳纥20岁随父从军，骁勇善战，后来子承父业，任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等职。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皇帝因猜疑其怀有二心拜其为左卫将军。

欧阳纥于是据广州起兵反叛，第二年春兵败被擒，举家上下仅欧阳询一人因逃匿而豁免，其余悉数被杀。此时欧阳询年仅13岁，此后两月，皇太后驾崩，大赦天下，欧阳询因此而免死，逃过一劫，并被父亲生前好友江总收养。欧阳询随养父20余年，长居建康（今江苏南京）。

官场生涯

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欧阳询任太常博士。

619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宇文化及自称天子，欧阳询作为朝臣亦被他掳持。

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窦建德攻破聊城，欧阳询被夏国留用，授予太常卿一职。

622年（唐高祖武德五年），秦王李世民大破窦建德于虎牢，平定河北，欧阳询又一次死里逃生，后来因为他在隋朝时与高祖李渊交情甚厚，所以被授予侍中一职，当时年已65岁。

在大唐盛世他累迁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故也称为 “欧阳率更”。

应召修书

  622年（高祖武德五年公元年），欧阳询应诏与人主持编撰《艺文类聚》。七年书成，询撰序言。全书凡100卷，分48部。此书征引古籍达1400馀种，这些古籍后来大多散佚。赖《艺术类聚》保存诸书许多重要内容。

主要成就：

欧阳询不仅是一代书法大家，而且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总结出练书习字的八法。欧阳询所撰《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都是他自己学书的经验总结，比较具体地总结了书法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是中国书法理论的珍贵遗产。

个人作品：

九成宫醴泉铭

虞恭公碑

皇甫诞碑

化度寺塔铭

黄帝阴符经（现藏于徐州市博物馆）

荐福寺碑（已佚）

张翰思鲈帖

梦奠帖

卜商帖

正草千字文

行书千字文

丘师墓志

书法理论

●传授诀（八诀）

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轻重，凝神静虑，当审字势。

四面停匀，八边俱备；

长短合度，粗细折中；

心眼准程，疏密敧正；

最不可忙，忙则失势；

次不可缓，缓则骨痴；

又不可瘦，瘦当枯形；

复不可肥，肥即质浊；

细详缓临，自然备体。

此是最要妙处。

贞观六年七月十二日，询书付善奴授诀。

所创 “欧阳询八诀” 书法理论，具有独到见解。

对明代人李淳的八十四法，清代人黄自元结构九十二法的著述，均有启示。

人物评价

唐张怀瓘《书断》：

“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宠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朽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水，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唐代书法品评著作《书断》称：

“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扰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太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之致。”

宋《宣和书谱》誉其正楷为：

“翰墨之冠”。

唐高祖李渊说：

“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竟大到连远方的夷狄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

虞世南说他：

“不择纸笔，皆能如意”。

史书记载

宋 • 欧阳修 • 《新唐书 • 欧阳询传》

晋 • 张昭远 • 《旧唐书》

家族成员

祖父：欧阳頠

父亲：欧阳纥

儿子：欧阳通

轶事典故

欧阳询聪敏勤学，读书数行同尽，少年时就博览古今，精通《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三史，尤其笃好书法，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据说有一次欧阳询骑马外出，偶然在道旁看到晋代书法名家索靖所写的石碑。他骑在马上仔细观看了一阵才离开，但刚走几步又忍不住再返回下马观赏，赞叹多次，而不愿离去，便干脆铺上毡子坐下反复揣摩，最后竟在碑旁一连坐卧了3天才离去。

后世纪念

欧阳询文化园

欧阳询书法文化园位于书堂山街道书堂山村与何桥村的交界处，核心景区位于书堂山上。书堂山濒临湘江，与长沙湘江航电枢纽毗邻，北距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6公里，南距长沙市中心城区约20公里，海拔192.4米，主峰面积1.85平方公里，是欧阳询父子从事书法艺术学习和创作的重要场所，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

唐代书法名人欧阳询生于此山，长于此山，创欧体，开颜柳先河，称唐代楷书第一人，是一座当之无愧的书法名山。山中欧阳询祖居、书堂古寺等遗迹保存较好，“太子围圩”、“洗笔泉池” 等书堂八景遗风尚存。

纪念活动

中国书堂山首届踏青节

中国书堂山首届踏青节于2014年3月23日—4月10日在望城书堂山街道举行。活动由书堂山欧阳询文化园主办，望城区旅游局、铜官窑管理处、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协办。

〖参考资料〗：

[1] 欧阳询．家国网 [引用日期2014-11-11]

[2] 欧阳询．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3-10-27]

[3] 欧阳询个性与书法风格之间的关系．中国江

苏网．2013-06-21 [引用日期2013-10-27]

▼欧阳询楷书《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行书《仲尼梦奠帖》

▼欧体楷书字帖

【虞世南】

虞 [yú] 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别称虞文懿、虞永兴、虞秘监，汉族，越州余姚人（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南北朝至隋唐时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1]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意志坚定努力学习。在陈朝时，曾任建安王法曹参军、西阳王友。入隋后，官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 “十八学士” 之一。太宗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 “虞永兴、虞秘监”。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太宗敬重。

638年（贞观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2] 配葬昭陵。

643年（贞观十七年），绘像凌烟阁。[3]

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

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 “初唐四大家”。

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为 “初唐三大家”。

其所编的《北堂书钞》被誉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原有诗文集30卷，但已散失不全。民国张寿镛辑成《虞秘监集》 4卷，收入 《四明丛书》。

主要作品：
《虞秘监集》
《孔子庙堂碑》

主要成就：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初唐四大家之一
编修《北堂书钞》

官职：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
封爵：永兴县子→永兴县公
追赠：礼部尚书
谥号：文懿

人物生平

●笃志勤学
虞世南的祖父虞检，在梁代曾任始兴王咨议；父亲虞荔，于陈朝太子中庶子，都有很高的名望。虞世南的叔父虞寄，在陈朝官至中书侍郎，因没有子嗣，虞世南便过继给虞寄为子，因此他取字伯施。[5]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意志坚定，努力学习，年少时与兄长虞世基一起在著名文学家顾野王的门下读书，受学十多年，他勤奋努力精思不懈，有时十几天不洗脸不梳头。他擅长写文章，曾师法著名文学家徐陵，徐陵也认为虞世南得到了自己的真髓。与他同郡的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擅书法，虞世南拜智永为师，深得王羲之书法真传，由此名声更大。[6]

●遵守礼法
561年（陈文帝天嘉二年），虞世南的父亲虞荔去世，[7] 当时虞世南还年幼，因悲哀过度瘦损得几乎承受不住丧服。陈文帝知道虞荔的两个儿子博学，常从宫中派使者到他们家里去扶助卫护他们。曾被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他的叔父虞寄被陈宝应捕获，在闽、越一带，虞世南虽然已除去丧服，却还是布衣蔬食。

564年（天嘉五年），陈宝应战败，虞寄得以生还，才令虞世南脱去布衣食肉。[8]

●二虞入京
583年（陈后主至德元年），除任西阳王友。

589年（开皇九年），陈朝灭亡后，虞世南与虞世基一起到隋朝京师长安，兄弟二人都名重一时，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作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当时隋炀帝杨广还是晋王，听到他们的名声，杨广与秦王杨俊征召的文书一起送到，虞世南以母亲年老为借口，坚决推辞，杨广命令使者去追他们。[9]

605年（大业元年），虞世南接连被授为秘书郎，升迁为起居舍人。与虞绰、庾自直共撰《长洲玉镜》。[10]  

同年，因母亲去世而守丧。[11] 当时虞世基在当朝非常显贵，妻子穿衣都模仿王者，虞世南虽然同他们住在一起，却清贫节俭，不改变自己的性情。[12]

江都之变后，虞世南随宇文化及到聊城。

619年（武德二年），宇文化及兵败被斩，[13] 虞世南又被窦建德抓获，窦建德任命他为黄门侍郎。[14][15]

●刚烈敢谏
621年（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灭窦建德后，虞世南被授任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任记室参军，十月，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并建立文学馆，虞世南被授为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共掌诏告文翰，为 “十八学士” 之一。[16][17]

622年（武德五年），与裴矩撰《凶吉书仪》。[18]

629年（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正式被封为太子后，虞世南升任太子中舍人。[19][20]

同年八月，李世民即位，虞世南转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当时，虞世南年已衰老，上表请求辞官，太宗下诏不允，升他为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坚决推辞不受，被授为秘书少监。[21]

631年（贞观五年），参与编撰《群书政要》。[22]

632年（贞观六年七月），虞世南进呈《圣德论》一文，太宗赐手书诏令给虞世南称：“你的评价太高了。朕怎么敢与上古帝王相比，只是与近代相比略强些。然而你只是刚刚看见开头，未知其终结。如果朕真能善始善终，那么你的高论可传之后世；如若不然，恐怕只会成为后世的笑柄！”[23]

633年（贞观七年），虞世基转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太宗器重他的博识，常常在处理军政大事的间隙，召世南在一起谈经论史。虞世南虽然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当政得失，直言敢谏。太宗曾对侍臣说：“朕借闲暇的时间与世南商讨古今政事，有一个字的差错，未尝不惆怅恼恨，他恳切诚挚到这种程度，朕用他用得好啊。群臣都像世南这样，天下还愁有什么不能治理。”[24]

634年（贞观八年），虞世南进封永兴县公。[25] 同年，陇右山崩，大蛇多次出现，山东及江淮多次遭大水。太宗问 “天变”。虞世南以晋朝以来历次山崩为例，借机劝谏太宗遵循道德义理，并希望太宗不因功高而自满、不因太平已久而骄傲松懈，始终如一。太宗听后敛容反省，认为此言对自己有警醒作用。同年四月，康国进献狮子，太宗命虞世南为其作赋。[26][27]

 635年（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驾崩，虞世南一再劝阻太宗筑陵墓厚葬，使太宗有所收敛。[28] 他还严正劝阻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这些都对当时的 “贞观之治” 起着积极的作用。[29]

●深受追思
638年（贞观十二年），虞世南又上表请求辞官归居，太宗优诏允许，仍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

同年7月11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 [31]），虞世南在长安逝世，享年八十一岁。[32][33]

太宗闻讯后为他在别第举哀，痛哭悲伤，下手诏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朕忠心一体，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朕有小失必犯颜直谏，而今亡故，朝廷上下，无复人矣！” 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2][34]

主要成就

文学
虞世南文章婉缛，与徐陵相似。曾劝太宗毋为宫体诗，而其诗除《咏蝉》等少量有兴寄、边塞诗较刚健外，其余多为应制、奉和、侍宴之作，文辞典丽，内容则比较空泛。[36] 代表作有《出塞》、《结客少年场行》、《怨歌行》、《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等。其中后三首咏物诗（即《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分别写竹、蝉和风，紧紧抓住对象特点，刻画得相当传神，例如《蝉》诗写蝉饮清露，栖（梧桐）高处，声因高而远，而非是依靠秋风，寓意君子应象蝉一样居高而声远，从而不必凭借、受制于它物。世南描摹状物、托物言志之功夫可见一斑矣。

清代沈德潜在评论《从军行》二首时就称此诗 “犹存陈隋体格，而追逐精警，渐开唐风”。[37]

书法
虞世南书法继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书后品》列其书为上之下品，评云：“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绩娇春，鹤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书断》卷中列其隶、行书为妙品，称其书 “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述书赋》云：“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宣和书谱》卷八以为世南晚年正书与王羲之相后先，又以欧、虞相论曰：“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宋黄庭坚有诗赞其代表作《孔子庙堂碑》：“虞书庙堂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唐李嗣真《书后品》评其书为 “上下品”。[38]

虞世南作书不择纸笔，却很注意坐立姿势和运腕方法。他认为，只要姿势正确，手腕轻虚，即使是粗纸，秃笔，信手拈来也能挥洒自如，别出新意。[39]

其作品在元代就已很稀少，今所见存从帖中之外，有传世书迹刻石楷书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铭》、《摹兰亭序》等。《唐人摹兰亭序三种》其中之一传为虞世南的墨迹。

思想
虞世南从儒学为规，修身力行。唐太宗常引进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历代为政得失，必有规纲，多有补益。强调学习经史，认为自古圣贤。“劝乎学而立其名”，若不学，则 “没世而无闻”。崇尚孔子 “节用而爱人” 的思想主张薄葬。认为古时帝王所以薄葬，不是不想荣其亲，然而高坟原垅，珍宝奇物，实所为累。圣人深思远虑，安于薄葬，是为长久之计。虞世南为一代儒臣；对扩大儒学影响起一定作用。[40]

整理藏书
虞世南秘书监任职时，充分利用国家藏书，主编《北堂书钞》160卷。北堂是秘书省的后堂，故名。全书分19部，下分852类，19部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帝王、后纪、礼仪、衣冠、仪饰、服饰等部，其中汇集了大量的儒学资料，起着传授知识，临文备查的作用，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又奉敕参撰《群书治要》50卷，辑录经史谱子有关治国兴衰政迹之文，始上古，终晋代，凡采经书12种，10卷；史书8种，20卷；子书，四书7种，20卷。多本唐初善本，前代名儒桓谭，仲长统等人政论，亦赖此书得其梗概。个人收藏书画作品甚多，亦有图籍存于家。收藏品钤有 “世南” 等印章。[42]

著有《兔园集》10卷，另有诗文集10卷行于世。原有诗文集30卷，由褚亮作序，[43] 但已散失不全。《全唐诗》编其诗1卷，[44] 《全唐文》收录有其诗文及奏疏。[39] 民国张寿镛辑成 《虞秘监集》4卷，收入 《四明丛书》。[45]

历史评价

封德彝：
世基（虞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许善心）之死，敬宗（许敬宗）舞蹈以求生。[47]

李世民：
①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30]

②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③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30]

④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在忠益。[30]

⑤虞世南学综古今，行笃终始，至孝忠直，

事多宏益。[48]

⑥虞世南死3，无与论书者！[49]

裴行俭：
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50]

李嗣真：
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

鹓鸿戏沼，故当子云之上。[38]

吴兢：
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51]

张怀瓘：
伯施隶行草入妙。[52]

贾耽：
书之中虞书巧，体法自然归大道。不同怀素只攻颠，岂类张芝惟创草。形势素，筋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飕飔，阔白如波长浩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难寻奥。须知孔子庙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宝。[53]

裴敬：
以学行、文翰俱称者，虞秘监。[54]

　刘昫：
　①虞永兴之从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阳翟之依薛举，盖大渴不能择泉而饮，大暑不能择廕而息耳，非不识其饮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烛天下，群贤雾集，人之所奉，方得跃鳞天池，擅价春山，为一代之至宝，则所托之势异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于隋、唐之际；褚河南父子，箴规献替，洋溢于贞观、永徽之间。所谓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30]
　②猗与文皇，荡涤苍昊。十八文星，连辉炳耀。虞、褚之笔，动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弥新。[30]

　宋祁：
　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药之持论，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辞章，皆治世华采，而淟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盖天下未尝无贤，以不用亡；不必多贤，以见用兴。[4]

　岑宗旦：
　世南潜心羲之，盖若颜子之亚圣。[55]

　司马光：
　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尝称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56]

　曾巩：
　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57]

　米芾：
　虞世南如学休粮道士，神意虽清，而精气疲困。[58]

　洪迈：
　夫太宗之梦世南，盖君臣相与之诚所致。[59]

　高棅：
　虞监师资野王，嗜慕徐、庾。髫卯之年，婉缛已著；琨玙之美，绮藻并丰。虽隋皇忌人之主，贞观睿圣之朝，然而善始之爱，身存乱国，准伦之誉，竟列名臣，骈美二陆，不信知言矣乎？其诗在隋则洗濯浮夸，兴寄巳远；在唐则藻思萦纡，不乏雅道。殆所谓圆融整丽，四德具存，治世之音，先人而兴者也。至如 “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燃”、“竹开霜后翠，梅动雪前香”，天然秀颖，不烦痕削。又《长春宫应令》云 “民瘼谅斯求”，《江都应诏》云 “顺动悦来苏”，其视宫体之规，同归雅正。石渠、东观之思，自非圣主，何能扬休下后世哉！[60]

　丰坊：
　昔人传笔诀云：“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 论书势云：“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如折钗股。” 自钟、王以来，知此秘者...唐则欧阳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薛纯陀、薛嗣通、孙过庭、钟绍京、贾膺福、李泰和、贺季真、李太白、张伯高、杜子美、颜清臣、柳诚悬、钱藏真、张从申...虽所就不一，要之皆有师法，非孟浪者。[61]

　许学夷：
　武德、贞观间，太宗及虞世南、魏徵诸公五言，声尽入律，语多绮靡，即梁、陈旧习也…按《唐书》：“世南文章婉缛，慕徐陵。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门：‘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也奉诏。’ 帝曰：‘朕试卿耳。’ 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何所示耶？’ 敕褚遂良即其灵座焚之。”
　　今观世南诗，犹不免绮靡之习，何也？盖世南虽知宫体妖艳之语为非正，而绮靡之弊则沿陈、隋旧习而弗知耳。且世南所慕徐陵，而谓之雅正，可手？至如《出塞》、《从军》、《饮马》、《结客》及魏徵《出关》等篇，声气稍雄，与王褒、薛道衡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62]

　褚人获：
　学士虞世南文学迈世。[63]

　曹树德：
　右军工书穷神化，嫡派相承虞永兴。内含刚健外婀娜，天然墨妙超人群。把玩再三不忍释，置之座隅忘朝昏。如与有道相接对，顿教方寸澹俗氛...惟有秘监擅众长，有如君子善藏器。但论行草亦偏工，暮年所得更深邃。兰亭茧纸空复空，即此已可追其踪。晚近俗书体尤弱，妩媚祇成俳优风。临摹虽工神气失，枯枝断梗将无同。书法与世相流转，识者观此忧忡忡。[64]

　轶事典故

●以身请代
　江都之变时，宇文化及反叛杀君，虞世南之兄虞世基任内史侍郎，也将被杀，虞世南抱持着虞世基痛号悲泣，请求让自己替兄受死，宇文化及不同意，[66] 虞世南因此悲哀得瘦损异常，形销骨立，时人因而都称赞他。[67]
　当时，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也被宇文化及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完全看到了当时的情况，后来对人说：“虞世基被诛杀，虞世南伏地而行请求替兄受死，许善心被处死，许敬宗手舞足蹈用来求生。” 时人以此为话柄。[68]

●君臣相梦
　虞世南逝世几年后，太宗曾在夜里梦见虞世南，像平生一样。第二天，太宗下令说：“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朴完备，文章是辞赋的宗师，早晚尽心，志在忠益。忽然去世，转眼过了几年。昨因夜梦，忽见其人，并且进谏直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怀他留下的美德，很增悲叹，应当供给冥钱，申明朕的思旧之情，可在他家设五百僧斋，并为他造天尊像一座。” [69]

●博闻强记
　太宗曾令虞世南写《列女传》用来装屏风，当时没有底本，虞世南默记刻写它没有错一个字。[70]
　太宗一次出行，有一个官员请示要将书籍、公文的副本装到车上带着。太宗说：“有虞世南在，就是此行的秘书。” 太宗听闻虞世南去世后，悲伤哭泣说：“宫里藏书和著书之处，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上虞世南了！”[71]

●伯牙子期
　太宗曾作宫体诗，让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说： “圣作固然工整，但内容却并非文雅端正。陛下喜欢的，下面的臣子百姓必然趋之若鹜甚至过犹不及，臣怕这首诗一旦流传出去，天下的人都会追随效仿。因此不敢听从您的命令。” 太宗说：“朕不过是在试探你罢了！” 又赐他五十匹布帛。[72]
　虞世南去世后，太宗曾为他做诗一篇，追述往古兴亡之道，接着感叹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再鼓琴。朕的这篇诗，将拿给谁看呢？” 便命起居郎褚遂良拿诗到虞世南的灵帐边读完后焚烧，希望他的神灵能感知。[73]

●身兼五绝
　李世民曾称赞虞世南有超世之才，身兼五绝：
　忠谠（忠诚正直）
　友悌（能与兄弟相友爱）
　博文（通晓古代文献）
　词藻（诗赋）
　书翰（作书）[74]

　后世地位

643年（贞观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皆真人大小，虞世南名列其中，位于第二十名。[75][3]

779年（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唐代宗评定前代功臣，虞世南等十一人被定为第二等。[3]
780年（建中元年），虞世南等三十四人被唐德宗定为功臣上等。[3]

史书记载：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30]
《新唐书 • 卷一百二 • 列传第二十七》[4]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八十二 • 隋纪六》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八十五 • 唐纪一》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八十七 • 唐纪三》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八十九 • 唐纪五》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一 • 唐纪七》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二 • 唐纪八》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四 • 唐纪十》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五 • 唐纪十一》

家族成员

父祖

祖父：虞检，梁始兴王咨议。[5]

生父：虞荔，字山披，官至太子中庶子、大著作、东扬扬州二州大中正，赠侍中，谥号德。 [5]
继父：虞寄，字次安，虞世南叔父，因其无子，虞世南便过继给虞寄为子，官至中书侍郎。[5]

兄弟姐妹

虞世基，字茂世（一作懋世），官至内史侍郎、金紫光禄大夫。[5]

虞氏，嫁陆某。一子为初唐书法家陆柬之，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议郎；另有一子为 “草圣” 张旭的外祖父。

子女

虞昶，官至工部侍郎。[76]

虞秀姚，字思礼。嫁朝议郎行右卫府长史、兰陵县开国公萧鉴（后梁世宗萧岿之孙）。[77]

相关遗迹
虞世南去世后，慈溪鸣鹤镇故宅改建定水寺，寺内有虞世南画像。他的子孙便迁居长安。据《慈溪县志》记载：虞世南故宅位于鸣鹤解家自然村村北的定水寺，距越国公袁韶墓约350米，东临里杜湖，西依青龙山，北邻白虎山，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

〖参考资料〗：
[1]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隋内史侍郎世基弟也。
[2]  《谥法考》曰：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温柔圣善曰懿。
[3]  《唐会要 • 卷四十五 • 功臣》．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4-11-26]
[4]  《新唐书 • 卷一百二 • 列传第二十七》．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3-03-30]
[5]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祖检，梁始兴王谘议；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陈中书侍郎，无子，以世南继后，故字曰伯施。
[6]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世南性沈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
[7]  《陈书 • 卷十九 • 列传第十三》：天嘉二年卒，时年五十九。
[8]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毁殆不胜丧。陈文帝知其二子博学，每遣中使至其家将护之。及服阕，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寄陷于陈宝应，在闽、越中，世南虽除丧，犹布衣蔬食。至太建末，宝应破，寄还，方令世南释布食肉。[9]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至德初，除西阳王友。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籓，闻其名，与秦王俊辟书交至，以母老固辞，晋王令使者追之。
[10]  《隋书 • 卷七十六 • 列传第四十一》：（虞绰）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
[11]  《北史 • 卷八十三 • 列传第七十一》：（虞世基）以母忧去职，哀毁骨立。
[12]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时世基当朝贵盛，妻子被服拟于王者。世南虽同居，而躬履勤俭，不失素业。
[13]  《旧唐书 • 卷一 • 本纪第一》：（武德二年）二月丁酉，窦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斩之，传首突厥。
[14]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从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窦建德，伪授黄门侍郎。
[15]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八十七 • 唐纪三》：及破化及，得隋宫人千数，即时散遣之。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选事，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

[16]  《唐会要》：（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於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僚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元龄……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号曰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食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每日引见。讨论文典。得入馆者。时人谓之登瀛洲。
[17]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八十九 • 唐纪五》：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 “登瀛洲”。
[18]  《旧唐书 • 卷一百八十九 •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裴矩）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太子詹事。令与虞世南撰《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至今行之。
[19]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太宗灭建德，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仍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太宗升春宫，迁太子中舍人。
[20]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一 • 唐纪七》：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21]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及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

[22]  《唐会要》：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徵。撰《群书政要》。上之。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徵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
[23]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四 • 唐纪十》：戊辰，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24]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上《圣德论》，辞多不载。七年，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曌，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25]  《新唐书 • 卷一百二 • 列传第二十七》：贞观八年，进封县公。
[26]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八年，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问世南，对曰：“春秋时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国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以礼焉。令郡国无来贡献，施惠于天下，远近欢洽，亦不为灾。’ 后汉灵帝时，青蛇见御座。晋惠帝时，大蛇长三百步，见齐地，经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为怪耳。今蛇见山泽，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亦不足怪也。又山东足雨，虽则其常，然阴淫过久，恐有冤狱，宜省系囚，庶几或当天意。且妖不胜德，唯修德可以销变。” 太宗以为然，因遣使者赈恤饥馁，申理狱讼，多所原宥。

[27]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后有星孛于虚、危，历于氐，百余日乃灭。太宗谓群臣曰：“天见彗星，是何妖也？” 世南曰：“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公问晏婴，对曰：‘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为公诫耳。’ 景公惧而修德，后十六日而星没。臣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星，何损于时？然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彗星虽见，未足为忧。” 太宗敛容谓曰：“吾之抚国，良无景公之过。但吾才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于此。重以薛举之骁雄，宋金刚之鸷猛，窦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洛阳，当此之时，足为勍敌，皆为我所擒。及逢家难，复决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颇有自矜之意，以轻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四月，康国献狮子，诏世南为之赋，命编之东观，辞多不载。

[28]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后高祖崩，有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劳弊。世南上封事谏曰...
[29]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时公卿又上奏请遵遗诏，务从节俭，因下其事付所司详议，于是制度颇有减省焉。太宗后颇好猎，世南上疏谏曰：“臣闻秋狝冬狩，盖惟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躬摧班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微浅，敢忘斯义？且天弧星毕，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薄。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抟，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 其有犯无隐，多此类也。太宗以是益亲礼之。
[30]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3-03-30]
[31]  《旧唐书 • 卷三 • 本纪第三》：夏五月壬申，银青光禄大夫、永兴县公虞世南卒。[32]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十二年，又表请致仕，优制许之，仍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禄赐防阁，并同京官职事。寻卒，年八十一。
[33]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五 • 唐纪十一》：夏，五月，壬申，弘文馆学士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恸。
[34]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
[35]  虞世南头像取自清光绪修《浙江诸暨虞氏宗谱》。
[36]  周勋初．《唐诗大辞典修订本》．凤凰出版社，2003-08-31
[37]  清 • 沈德潜 •《唐诗别裁 • 卷一》
[38]  《书后品》．历代书法理论 [引用日期2015-04-24]
[39]  《全唐文 • 卷一百三十八》．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2-22]
[40]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虞世南．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6-21]
[41]  虞世南摹兰亭序．中国硬笔书法在线．2008-08-12 [引用日期2012-11-9]
[42]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43]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有集三十卷，令褚亮为之序。
[44]  《全唐诗 • 卷三十六》．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2-22]
[45]  虞世南诗集．诗词歌赋 [引用日期2013-10-7]
[46]  虞世南半身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47]  《旧唐书 • 卷八十二 • 列传第三十二》．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2-22]
[48]  《唐会要 • 卷八十》．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6-01-2]
[49]  《新唐书 • 卷一百五 • 列传第三十》．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1-15]
[50]  《新唐书 • 卷一百八 • 列传第三十三》．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1-7]

[51] 《全唐文 • 卷二百九十八》．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1-3]

[52] 《书断》．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2-22]

[53] 《全唐诗 • 卷二百五十八》．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8-5]

[54] 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国李白网 [引用日期2015-02-22]

[55] 《书史会要 • 卷六》．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6-15]

[56]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九十五 · 唐纪十一》．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2-22]

[57] 曾巩集：卷十五 书十首 ．在线读书网 [引用日期2014-12-22]

[58] 南宋 • 赵与时 •《宾退录 • 卷二》

[59] 《容斋随笔 • 卷七》

[60] 明 • 高棅 •《唐诗品汇》

[61] 《书诀》．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2-11]

[62] 明 • 许学夷 • 《诗源辨体》

[63] 《坚瓠集》．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4-11-16]

[64] 《晚晴簃诗汇》．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2-22]

[65] 虞世南全身像取自清任熊绘图，王龄撰赞，蔡照初雕版，清咸丰六年萧山王氏养和堂刻本《於越先贤像传赞》。

[66] 《资治通鉴 • 卷第一百八十五 • 唐纪一》：世基弟世南抱世基号泣，请以身代，化及不许。

[67]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及至隋灭，宇文化及弑逆之际，世基为内史侍郎，将被诛，世南抱持号泣，请以身代，化及不纳，因哀毁骨立，时人称焉。

[68] 《旧唐书 • 卷八十二 • 列传第三十二》：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 人以为口实...

[69]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后数岁，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在忠益。奄从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兼进谠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区。”

[70]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

[71] 《太平广记 • 卷第一百六十四》：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 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闻世南薨，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

[72] 《新唐书 • 卷一百二 • 列传第二十七》：帝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 帝曰：“朕试卿耳！” 赐帛五十匹。

[73]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述往古兴亡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诗，将何以示？” 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冀世南神识感悟。

[74]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

[75]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又敕图其形于凌烟阁。

[76] 《旧唐书 • 卷七十二 • 列传第二十二》：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77] 《大唐故行右卫长史兰陵公夫人虞氏墓志铭并序》：夫人讳秀姚，字思礼，会稽余姚人也。

　虞世南楷书《孔子庙堂碑》

　唐拓本 李宗瀚藏本，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633年）。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 “孔子庙堂之碑” 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

此碑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笔法圆劲秀润，平实端庄，笔势舒展，用笔含蓄朴素，气息宁静浑穆，一派平和中正气象。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清杨宾《大瓢偶笔》）。据传此碑刻成之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未几火烬毁。

武周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又毁。

唐刻拓本今罕见。

后唐拓本《孔子庙堂碑》流入日本，现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

关于三井藏有唐拓本《孔子庙堂碑》，不能不提到三井高坚。本世纪初，日本三井财团中有名三井高坚（字宗坚，号听冰）者，好艺事，嗜鉴藏，因挟雄厚之资，委其好友、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仙郎）往中国，大肆搜罗中国金石碑刻，获取珍贵罕见的中国古代善本碑拓百余种，其中唐字孤本十数，宋拓则愈半百，皆秘藏于其听冰阁中，一时名播遐迩。然因其所藏深不露，与世隔绝达六十多年，故一般多仅闻盛名而鲜知其详，更无一饱眼福。直至近年，方移入财团法人性质的东京中野上高田的三井文库。人们通过文库定期的公开展示，方得稍窥一斑，其中包括久藏着的唐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虞世南楷书《孔子庙堂碑》欣赏

▼虞世南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

【褚遂良】

褚遂良褚 [zhǔ suì liáng]（公元596年隋开皇十六年～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字登善，别名褚登善、褚河南，唐朝政治家、书法家，杭州钱塘人 [1][2]，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后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后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遭贬潭州（长沙）都督，武后即位后，转桂州（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北境清化）刺史，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卒；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 “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代表作品

《孟法师碑》
《雁塔圣教序》
《伊阙佛龛》
《大字阴符经》

生平经历

出身名门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阳翟人。父亲褚亮时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友。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建立了唐王朝。褚遂良父亲褚亮时任仕隋朝东宫学士。因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薛举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进军途中病死，薛举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投降，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3]

铠曹参军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耿直，有学术，竭尽所能忠诚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3]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命李世民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同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人们称他作 “馆主”。[3]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 “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 “贞观”。[3]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下诏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褚遂良负责其事。唐太宗立慈云寺，由褚遂良书碑。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虞世南逝世，魏徵将褚遂良推荐给李世民，太宗命他为 “侍书”。[3]

黄门侍郎

李世民曾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褚遂良可以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褚遂良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3]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3]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3]

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陟官吏。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褚遂良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同年阴历九月，被提升为中书令，成为继魏徵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3]

辅佐大臣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 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3]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后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3]

废后之争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绩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 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3]

凄凉晚年

武则天在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公元652年—公元675年）被立为太子。[3]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天，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桂州去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3]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越南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3]

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孤独地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3]

直到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3]

主要作品

书法作品

序号 作品名
1 《慈恩寺圣教序》[4]
2 《倪宽赞》[3]
3 《阴符经》
4 《伊阙佛龛碑》
5 《孟法师碑》

其它作品

序号 作品名
1 《帝京篇》
2 《太宗哀册》
3 《潭府帖》
4 《褚遂良书》

人物评价

魏徵：
“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8]

蔡希：
“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 [9]

扬无咎：
“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 [3]

张怀瓘：
“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 [10]

刘昫：
“褚河南上书言事，亹癖有经世远略。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彩，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昔齐人馈乐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妇人之言，圣哲惧罹其祸，况二佞据衡轴之地，为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韩、来诸公，可谓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8]

赞曰：
“褚公之言，和乐愔愔，钟石在虡，动成雅音。二猘双吠，三贤一心。人皆观望，我不浮沉。” [8]

宋祁：
“高宗之不君，可与为治邪？内牵嬖阴，外劫谗言，以无忌之亲，遂良之忠，皆顾命大臣，一旦诛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刚，挠阳之明，卒使牝  朱鸣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间唐而兴，虽义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可支。然瑗、济、义琰、仪四子可谓知所守矣。噫，使长孙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11]

曾巩：
“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 [12]

苏轼：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 [3]

米芾：
“清远萧散”；“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

刘熙：
“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 [3]

盛时泰：
“褚书如孤蚕吐丝，文章具在。”

李宗瀚：
“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馀，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 [3]

梁巘：
“褚书提笔 ‘空’，运笔 ‘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 [3]

张燧：
“长孙无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为二子均有死道。夫吴王恪，太宗爱子也，太宗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无忌以举棋不定为讽，似矣。而其后也，竟以房遗爱狱诬构吴王，陷之重辟。刘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疏致祸，理固应耳，而罪不至死。遂良诬以 ‘伊霍’ 一语，必欲毙之，虽马周强诤不少解。夫此二子者，所谓太宗心膂臣也，一杀其爱子，一贻其主以杀直臣之名。由此观之，武氏之祸，犹为晚也。” [13]

蔡东藩：
“长孙无忌、褚遂良，不能进谏于入宫之时，徒欲劝阻于废后之际，先几已昧，后悔曷追？” [14]

史书记载

正史记载

《旧唐书 · 褚遂良传》[15]
《旧唐书 · 宗室列传》
《新唐书 · 褚遂良传》[3]

野史记载

《国史异纂》

轶事典故

太宗死后，传位高宗李治，在李治册封武曌皇后之前，大臣们有很多是坚决反对的，其中就以河南公兼大书法家褚遂良、赵公长孙无忌、英公徐世勣等反应最为强烈。
他们想力谏高宗，长孙无忌想第一个进去劝谏，因为李治决心已下，这个时候谁去阻挡他，无异于去送死。
褚遂良拦住了他道：长孙太尉是国舅，如果事情不顺利，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向舅舅发怒的名声，这不好！
　徐世勣说：请让我李勣先进去吧！
　褚遂良说：李司空，你是国家的重臣，一旦事情难办，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治罪大臣的坏名声，这样不好。褚遂良我出自布衣，没有立下一点功勋，只不过受太宗宠遇，这才有了今天，况且今天正是我报答太宗的恩情之时，如果我不去，何以面对先帝的在天之灵啊！
　于是就第一个冲了进去，结果，褚遂良妙语连珠，竟然把高宗暂时说服了，册封皇后之事，就暂时束之高阁，武后入宫，也就后延了一段时间。

〖参考资料〗：

[1] 《新唐书 • 列传第二十七 • 岑虞李褚姚令狐》：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11-20]

[2] 褚遂良简介－唐朝书法家：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 “褚河南”。．中国书画网 [引用日期2015-11-20]

[3] 初唐四大书家：褚遂良．新华网河南频道 [引用日期2014-01-9]

[4] 褚遂良．褚遂良圣教序[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

[5] 乙庄．中国书法家全集－褚遂良[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25

[6] 《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真宗本淳化阁帖（卷四）[M]．文物出版社，2006：51

[7] 彭定求．全唐诗[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206－209

[8] 《旧唐书 • 列传三十》．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8-11]

[9] 焦满金．试论 “如锥画沙” [J]． 《书画艺术》， 2002年01期

[10] 杨吉平．褚遂良．美术报，2009年3月28日

[11] 《新唐书 • 列传第三十》．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8-11]

[12] 曾巩集：卷十五 • 书十首 ．阅读网 [引用日期2015-08-12]

[13] 千百年眼：卷七 ．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8-12]

[14] 武昭仪还宫夺宠 褚遂良伏阙陈忠．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8-12]

[15] 唐兴寺与褚遂良．湖南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4-01-20]

▼诸遂良楷书《慈恩寺圣教序》

▼诸遂良楷书《倪宽赞》

▼诸遂良楷书《大字阴符经》

【薛稷】

薛稷（649～713）字嗣通，汉族，蒲州汾阴

（今山西万荣）人。中国唐代画家，书法家。信仰儒学、道家思想。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曾孙，中书令薛元超之侄。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封爵晋国公。后被赐死狱中。工书法，师承虞世南，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无作品传世。

曾祖

薛稷曾祖即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官至内史侍郎。祖父薛收，仕唐为记室参军，封汾阴县男。从父薛元超，唐中书令兼左庶子，加金紫光禄大夫。薛稷出身官宦世家，本人亦仕途显达，武则天朝举进士，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末年（709年），任谏义大夫、昭文馆学士。其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与薛稷关系很好，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了薛稷之子薛伯阳，二人结成儿女亲家，过从甚密。景云元年（710年），李旦甫登帝位，即刻升迁薛稷为太常少卿，以后累迁中书侍郎，转工部、礼部尚书，复以翊赞之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赠太子少保。唐睿宗还经常召薛稷入宫参赞政事，一时恩遇，群臣莫与为比。可惜好景不长，唐玄宗即位后，因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事泄被杀。薛稷以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享年65岁。

为人

薛稷为人好古博雅，辞章甚美。政事之余，专力于书画艺术。当时虞世南、褚遂良二人书法妙绝，海内翕然宗法。薛稷外祖魏徵为初唐名臣，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迹颇多，薛稷得以日久观摩，进而 “锐意模学，穷年忘倦”，最终学成，名动天下。窦泉《述书赋》中说：“（陆）柬之效虞，疏薄不逮；（薛）少保学褚，菁华却倍。” 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此外，薛稷还曾向精于草隶的舅父魏叔瑜学习草书，世称 “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后世于是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之日 “初唐四大书家”。薛稷的隶书、行书俱入能品，“章草书亦其亚也”。其书法特色是 “结体遒丽”，“媚好肤肉”，被人形容为 “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诗情画意。因为薛稷的书法能够很好地继承褚遂良的笔法和风格，“可谓河南公（褚遂良）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 所以，当时就有 “买褚得薛，不失其节” 的说法。唐代李嗣真在《九品书人论》中更将薛稷的真书、行书列为第一。在学习继承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同时，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由此形成了他个人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书风，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并给后世以影响，赢得人们由衷的赞美。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 他的书法作品还有《中岳碑》、《洛阳令郑敞碑》、《信行禅师兴教碑》、《升仙太子碑》、《佛石迹图传》等，其中颇不乏历代公认的书法精品。

书法造诣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 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 董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用笔纤瘦”，出于刻意，乃一时代作风，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则更少丰润。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 “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以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存世的《信行禅师碑》，越王贞撰，神龙二年（706）立在长安，是其代表作。

文学才能

薛稷又具备很高的文字才能，“文章学术，名冠时流。” 诗歌写得很好，《全唐诗》中共收录其作品14篇。

在艺术领域中，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绘画。套用古人的句式，大约可以说他是 “诗不如书，书不如画” 吧。薛稷的绘画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而尤以画鹤最为精妙。鹤之作为绘画题材，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但画迹寥寥，还谈不上什么成熟的技法。直到唐代花鸟画开始成为绘画的专题之一，随之出现了全力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薛稷就是其中较早而专以画鹤知名的一位，开创了一代花鸟画之先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有关系；上古时代，鹤已进入文学作品，现存的青铜器上，亦可见到鹤的形象。春秋战国肘期，出现了驯养鹤的记载，卫懿公因养鹤而身死国灭，是著名的历史故事。唐代文人更是养鹤玩鹤，蔚然成风，鹤在他们的生括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以鹤为题材的诗歌。当文字表述有所欠缺．使他们感到不满时，则必然要求助于形象的艺术再现。于是，鹤画在绘画领域中也就顺理成章。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然而，诚如《宣和画谱》所言，“世之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黧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乎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故（薛）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 “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 这里提到一般的画家连鹤的表面特征都不能准确地把握，遑论描绘出鹤的精神气质了。独有薛稷所画的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昂立座隅，或上下回翔，无不栩栩如生，曲尽情状，形神兼具。当时人甚至把薛稷画鹤、秘书省内落星石（疑即陨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为 “四绝”。唐代两位大诗人社甫、李白都曾为薛稷画鹤题诗作赞，由此，可以反映出薛稷功力的不凡。

所画之鹤形神兼具，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故李杜二人一说 “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 ，一说 “鹤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似乎壁上的鹤，只要注入生命，马上就会破壁飞去，令人不禁联想到 “画龙点睛” 的传说。而李杜二人更为之激赏不止的，乃是薛稷笔下所表现出来的鹤的那种超脱逸达、而又傲骨十足的气质。即所谓 “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以及 “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 的清高标格。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文人隐士的象征，而与一般人之取意鹤的吉祥富贵，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内涵。宋代大画家米芾也将着眼点放在这里，他在《题薛稷二鹤》诗中说，“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 又说；“余平生嗜此老（指薛稷）矣，此外无足为者。” 表达了他与薛稷之间隔越时代的强烈共鸣。

绘画成就

薛稷画鹤成就很高，影响也很深远。《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 “样”，即画图的范本，薛稷能够创 “样” 并为社会所接受，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 “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五代时黄荃曾绘六鹤于偏殿壁上，此殿遂改称 “六鹤殿”，直至一千余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历来学薛稷画鹤的人很多，著名的如唐代蒯廉，能 “深得其妙”。十代花鸟画家黄荃，“鹤师薛稷”，并且后来居上，有出蓝之誉。

鹤画作品

薛稷的鹤画作品，计有《啄苔鹤图》、《顾步鹤图》各一幅，《瑞鹤图》(一作《鹤图》)五幅，及《二鹤图》、《戏鹤图》等，这些都是卷轴画，另有鹤画壁画多处；如唐秘书省、尚书省考工员外郎厅、洛阳尚书坊岐王宅、成都府衙院两厅、通泉县署等，也都是吐所公认的杰作。

高超造诣

画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前人赞誉他画踪如阎立本。他曾为新安郡（治今安徽歙县）西安寺画西方佛壁画一铺，笔力潇洒，风姿连秀。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认为可与曹不兴、张僧繇相匹敌。薛稷又绘有西方净土变壁画一铺，杜甫写诗赞道： “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 可知此画不曾填涂颜色，属于所谓 “白画”，但是仍然神采飞动，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并且，这种白画正是后代由李公麟所创始的 “白描人物” 的先驱，由此也可以看出薛稷非凡的造型和线描能力。此外，成都静德精舍有薛稷人物乌兽壁画二铺，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工部尚书厅有其树石壁画，成都府衙院有其青牛壁画等，也都 “并居神品”。

〖参考资料〗：

[1] 像取自清雍正修《江苏江阴薛氏宗谱》。

▼薛稷《信行禅师碑》

▼薛稷《信行禅师碑》

【张旭】

张旭（675年～约750年）出生和去世时间不

详，字伯高，一字季明，别称张长史，汉族，唐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开元、天宝时在世，曾任常熟县尉，金吾长史。

●以草书著名，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1]。

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 “吴中四士”。书法与怀素齐名。

性好酒，据《旧唐书》的记载，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时称张颠。实也说明他对艺术爱好热狂度，被后世尊称为 “草圣”。

主要作品

《古诗四帖》
《肚痛帖》等

主要成就

●被后人誉为 “草圣”

人物生平

张旭（生卒年不详），唐代书法家。
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 “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 “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 “张颠” 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 “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

史称 “草圣”。他自己以继承 “二王” 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说：“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若更自由，文字将不可辨读，书法也就成了抽象点泼的绘画了。”

张旭死后，大家都很怀念他。如杜甫入蜀后，见张旭的遗墨，万分伤感，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 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可见大家对张旭的敬爱之深。
常熟人民为了纪念张旭，直到今天，城内东门方塔附近还保留着一条 “醉尉街”。旧时，城内还曾建有 “草圣祠”，祠内的一副楹联：“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表达了邑人对这位草书之圣的深深崇敬。张旭洗笔砚的池塘也曾长期保留，称为 “洗砚池”。苏州将兴建唐代张旭草圣祠。位于唐寅墓西侧，全部采用古建筑材料兴建，将草圣祠建成类似浙江绍兴兰亭的建筑，陈列展示张旭书法艺术成就，并成为国内外文人雅士笔会场所。苏州百姓以书法家张旭引为自豪。草圣张旭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光荣。

主要作品

《古诗四帖》
张旭书法功力深厚，并以精能之至的笔法和豪放不羁的性情，开创了狂草书风格的典范。张旭以独特的狂草书体，在名贵的 “五色笺” 上，纵情挥写了南北朝时期两位文豪谢灵运与庾信的古诗共4首（见图，局部）。作品落笔力顶千钧，倾势而下，行笔婉转自如，有急有缓地荡漾在舒畅的韵律中。他的字奔放豪逸，笔画连绵不断，有着飞檐走壁之险。草书之美其实就在于信手即来，一气呵成，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收藏这幅作品的是辽宁省博物馆。[2]

《草书心经》
张旭的《草书心经》[3] 最早见于《碑刻拔萃》，其《唐草心经》碑目下写明张旭，此前碑林中有明成化年间知府孙仁从百塔寺移来的《草书心经》，《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对这两种草书 “心经” 都录，其 “心经、肚痛帖、千文断碑” 条下注 “均张旭草书，无年月”，并称 “右三石均在西安碑林”。张旭的《草书心经》最晚见于民国三年（1914年）《碑林碑目表》，但此后便下落不明了。

《肚痛帖》
《肚痛帖》：单刻帖。无款。此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千变万化，神采飘逸。全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气韵生成[4]。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

《郎官石柱记》
全名《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唐人陈九言撰，张旭正书。《郎官石柱记》是传世最为可靠的张旭真迹，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 “宋拓孤本”，现藏日本。历来评价甚高。此石宋时已有刻本。字体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此序楷势精劲凝重，法度森严，雍容闲雅兼而有之，是张旭存世的重要楷书作品。[5]

历史印记

●饮酒痛书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 “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 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虞、欧、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6]

张旭深得草书笔法，后传给了崔邈、颜真卿。张旭说：“开始时，我听说公主与挑夫争着走路而悟得草书笔法的意境。后来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得草书笔法的神韵。” 张旭每次饮酒醉时就草书，挥笔大叫。将头浸入墨汁中用头书写，世上人称他为 “张颠”。酒醒后看见自己用头写的字，认为它神异而不可重新得到。后人评论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或许有不同的意见，至于论到张旭，都没有异议。

●常熟判案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 老父曰：“某实非论事，覩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 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受书，兼有著述。” 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张旭脱去短衣官任苏州常熟尉。上任后十多天，来一位老人递上状纸告状。张旭在状纸上批示判去。过不几天，这位老人又来了。张旭大怒责备老人说：“你竟敢用闲事来屡次骚扰公堂？” 老人说：“我实际上不是到你这理论事情来的。我是看到你批示状纸的字写得奇妙珍贵得可放在箧笥中收藏起来呀！” 张旭听后感到惊异，问老人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老人回答说：“先父受过文化教育，还有著作遗留在世。” 张旭让他取来一看，方信老人的父亲确实是擅长书法的人。从此，张旭书法倍加长进，越发精妙，堪称一时之冠。

●接济邻里
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

艺术价值

《古诗四帖》全卷书古诗四首188个字：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
飘颻入倒景，出没上烟霞。
春泉下玉溜，青鸟向金华。
汉帝看核桃，齐侯问棘花。
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
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
龙泥印玉简，大火炼真文。
上元风雨散，中天歌吹分。
虚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
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
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
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嚣喧。
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
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
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
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别可，
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
（备注：以上仅170字。）
落笔一气呵成，用笔肥厚，字势横壮，人称 “伏如虎卧、起如龙跳、顿如山势、推如泉流”。

《古诗四帖》通篇气势磅礴，布局大开大合，落笔千钧，狂而不怪，书法气势奔放纵逸。如，六行八句：“汉帝看核桃，齐侯问棘花”，笔画连绵不断，运笔遒劲，圆头逆入，功力浑厚。又如，九行，“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字里行间内蕴无穷，古趣盎然，充满张力磁性。行笔出神入化，给人仪态万千之感，笔断意连，令人遐想无限。再如，十三行，“龙泥印玉简，大火炼真文”，笔法字体方中有圆，书写中提按、使转、虚实相间。纵观通篇结字隽永，章法严谨、行间布局疏密呼应、错落有致、刚柔相济、浑然一体。无论从通篇还是从局部单字来看，都会被流动、曲折，藏锋使转直入，动人心魄的阳刚线条所打动。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没有成竹在胸的功底是书写不出来如此巧夺天工的完美巨作。正因如此，张旭草书被历代推崇，有口皆碑，誉为 “草圣”。明人本道生云：张旭草书 “行笔如空中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但是此卷也并非是无憾的绝代之作，依笔者拙见，开始部分笔法比较单调拘谨，在五行之后逐渐放开，中篇渐入佳境。如果开篇也同后半部一样雄壮骨健，那么此帖当更为完美精彩绝伦。[7]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 “二王” 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如此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可谓惊世骇俗。韩愈说： “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 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

张旭的草书看起来很颠狂，但章法却是相当规范的，他是在张芝、王羲之行草的基础上升华的一种狂草。细观察其书体绝无不规则的涂抹，很多细微的笔画、字间过渡，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绝无矫揉造作之感。张旭的草书是在激越情感牵动下促使节奏加快，似金蛇狂舞，又如虎踞龙盘，表现一泻千里之势。由于在线条的动荡和质感上加入了盛唐的艺术气息，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狂放的草书风格。

在诸多书体当中，草书是一种特殊书体，除本身特征外，它还兼含有其他书体的美学素质，因此是书法艺术中最具表现力的书体。
草书作为艺术来说，除具书法普通共同特征外，还具有音乐特征，音乐是通过各种音符的顺序作和谐的各种变化，产生旋律来完成的。而书法也是以简单笔墨书写出带有生命力、节奏感的线条。依靠笔顺，字势，在时间的推移中作各种轻重、缓急、枯润等多样统一的和谐变化而完成的。有人把书法比做无声的音乐，认为可以从作品中体会到音乐节奏的跳跃，这正是书法时间性的种种特征造成的。而这种特征在各种书体中以草书表现得最明显。因为草书在连绵不断的书写过程中一次性的时间要求最强。

　草书也具有绘画的特征。虽然它不表现具体的图像，也不具有绘画中的缤纷色彩，但书法中的一个个抽象的图形本来就是 “具万象于一象” 的，它那线条和线条的各种组合关系，构成了各具形态，但又不代表任何实体的图形。它纯净的黑白色彩又因墨色的浓淡、用笔的轻重缓急而变化无穷。在这种变化组合后构成的视觉效果和绘画是异曲同工的。而在书法个体中能表现书法这种艺术效果的也是以草书最为明显，草书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笔墨变化，结构图形的高度抽象，字势姿态的巧妙搭配，字字有法，最具有诗情画意。

和草书相近的还有舞蹈。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8] 中记载的：“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尝于邺县见云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书法家临帖从舞蹈中得到了益处，也足以说明两者的关系了。舞蹈是在一定的时间顺序中，不断变化各种舞姿的造型来表现美，并是从力度、造型、衔接等方面来评判其高下的，这一点和书法的要求是何等地相像。而各书体中这方面的要求也同样是草书表现最强烈。[8]

然而书法艺术毕竟是独立的，有它自身的特征和要求。它是通过具有生命力的线条，以及线条与线条的各种关系，在时间的过程中以节奏韵律组合起来的和谐而又变化多端的空间整体效果，并以此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审美观念的。从这些意义上来说，真、草、隶、篆、行都具有这种意义，但是在各种书体中，体现书法时间特征最完美的，载情性最直接的却是草书。可以说草书是书法笔法、墨法、构图的集合体，是书法节奏、韵律、表意的最高层次。因而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观其人莫如现其草书。” 这正因为 “书法多于意” 而 “草书意多于书法” 的缘故。所以从草书中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艺术天分和艺术修养，张旭就是具有草书艺术天分和艺术修养的集大成者。[9]

其实最能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是草书，因为它使中国文字由实用性的书写工具上升为情感寄托的载情艺术，而书法的觉醒和追求则是以草书确定为前题的，使人们在实用之外有了更多的遣兴。张旭是古今以来草书艺术家的典型代表，他不光有深厚的书法艺术素养，而且在表现上把自己激荡的感情和书法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张旭借狂草来抒发个人情感，其实体现了盛唐时期艺术家们的思想情结和普遍的精神风貌，这是主观意愿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使反映情感的书体得以最完美的发展。张旭书法惊涛骇浪般的狂放气势，节奏韵律的和谐顿挫，字间结构的随形结体，线条的轻重枯润等变化都达到了草书的最高水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出现影响了后来历代几乎所有的大书法家。当今书法这一艺术门类在广大群众中研习相当普及，《古诗四帖》不乏为学书的极好范本。[10]

〖参考资料〗：

[1] 唐代三绝．搜搜百科 [引用日期2014-03-14][2] 张旭．书法空间 [引用日期2015-01-1]

[3] 张旭草书心经．百度百科 [引用日期2014-08-1]

[4] 张旭 肚痛帖．中国硬笔书法在线 [引用日期2013-01-21]

[5] 百度百科 • 郎官石柱记． [引用日期2015-05-9]

[6] 唐国史补．[引用日期2015-04-9]

[7] 专题：张旭书法．书法欣赏 [引用日期2015-01-1]

[8]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 并序》 [引用日期2015-04-9]

[9] 《艺概》． [引用日期2015-04-9]

[10] 张旭草书．百度百科 [引用日期2014-08-1]

▼张旭唯一传世楷书《郎官石柱记》

▼张旭《古诗四帖》草书欣赏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颜真卿】

颜真卿（709年～784年8月23日），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别称颜鲁公、颜文忠、颜平原、羡门子，生于京兆府万年县敦化坊（今陕西西安）[1]，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兰山区方城镇诸满六村），颜师古五世从孙、[2] 颜杲卿从弟，唐代名臣、杰出的书法家。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颜真卿登进士第，曾四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为平原太守，人称 “颜平原”。安史之乱时，起义军对抗叛军。唐肃宗即位后，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河北招讨使。至凤翔，授宪部尚书，后迁御史大夫。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上柱国，封鲁郡公，人称 “颜鲁公”。兴元元年（784年），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遇害后，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为之痛哭。后追赠司徒，谥号 “文忠”。[3]

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创 “颜体” 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 “楷书四大家”。又与柳公权并称 “颜柳”，被称为 “颜筋柳骨”。善诗文，有《韵海镜源》、《礼乐集》、《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均佚。宋人辑有《颜鲁公集》。

主要作品

《多宝塔碑》
《劝学诗》
《颜勤礼碑》
《祭侄文稿》

主要成就

参与平定安史之乱；
创颜体书，与柳公权并称 “颜筋柳骨”。

人物生平

为官有声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颜真卿生于京兆府万年县敦化坊。

颜真卿三岁时丧父，母亲殷氏亲自教育他。长大后，学问渊博，擅长写文章，侍奉母亲非常孝顺。[5]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中进士，登甲科。

天宝元年（742年），中文词秀逸科，被任命为醴泉县尉。据《云溪友议》所载，颜真卿又曾任临川内史，使 “浇风莫竞，文政大行”，颇受赞誉。[6] 经两次提升，任监察御史，奉命巡查河东、陇州。当时五原有冤狱很久没有断案，天又干旱，颜真卿平反冤狱后，天降大雨，五原的百姓称为 “御史雨”。又巡查河东郡，上书玄宗，弹劾朔方县令郑延祚在母亲死后三十年还未将其下葬，玄宗诏令终身不录用郑延祚。听闻此事的人都感到害怕。[7]

天宝九年（750年），颜真卿升任殿中侍御史，当时御史吉温因为私怨陷害御史中丞宋浑，使其降职至贺州任职。颜真卿说：“怎能因一时气愤就想害宋璟的后代呢？” 宰相杨国忠讨厌他，暗示御史中丞蒋冽奏请玄宗任真卿为东都（洛阳）采访判官，再转任武部员外郎，杨国忠始终想排挤他，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将颜真卿调离出京，担任平原太守。[8]

首唱大顺

平原郡属安禄山辖区，当时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显露出来，颜真卿便假托阴雨不断，暗中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招募壮丁，储备粮草。表面上每天与宾客驾船饮酒，以此麻痹安禄山。安禄山果真认为他是个书生，不足忧虑。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以 “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河北郡县大都被叛军攻陷，只有平原城防守严密，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骑快马到长安向玄宗报告。玄宗初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叹息说：“河北二十四个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 等到李平到京，玄宗大喜，对左右的官员说：“我不了解颜真卿的为人，他做的事竟这样出色！”[9] 当时平原郡有三千静塞兵，又增招士兵一万人，派录事参军李择交统领，任用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人为将领，分别统领军队，在城西门盛大地犒劳士兵，颜真卿慷慨陈词，泪水直流，全军都感奋。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目韦）、邺郡太守王焘各领军来归附他。朝廷命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领五千精锐士兵渡河援助。[10]

叛军攻下东都洛阳，派段子光送李憕、卢奕、蒋清的头到河北示众。颜真卿担心大家害怕，哄各位将领说：“我一向认识李憕等人，这些头都不是他们的。” 于是杀了段子光，把三颗头藏起来。过了些时候，用草编个人体，接上头，装殓后祭奠，设灵位哭祭他们。[11]

当时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杀了叛军将领李钦凑等人，清除了土门的敌人，十七个郡同一天自动归顺朝廷，推举颜真卿为盟主，有二十万兵力，截断了燕赵的交通联络。朝廷任命颜真卿为户部侍郎，辅佐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讨伐叛军。颜真卿任李晖为自己的副手，而任李铣、贾载、沈震为判官。不久，被加拜为河北招讨采访使。[13]

清河太守派郡人李萼来向颜真卿求援，李萼建议颜真卿联结清河郡，利用其钱粮。颜真卿便派出六千援兵，又向李萼求计，李萼说：“朝廷派程千里统帅十万军队，自太行山向东进发，准备兵出山郭口，限制叛军前进。您如果攻打魏郡，杀掉叛将袁知泰，用精兵打下（山郭）口。迎接朝廷的军队出（山郭）口攻打邺城、幽陵，平原、清河两郡共十万军队攻向洛阳，分出精锐部队控制要冲。您坚守不与敌人交战，不超过几十天，叛贼必然溃败，自相残杀而死。” 颜真卿同意，就传送文告给清河等郡，派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和琳、徐浩与清河郡、博平郡的五千军队驻扎在堂邑。袁知泰派白嗣深、乙舒蒙等领兵二万交战，叛军战败，被斩了一万多颗首级，袁知泰败逃到汲郡。[14]

史思明围攻饶阳，派游军截断了平原郡的救兵，颜真卿害怕打不过敌军，便写信请贺兰进明，把河北招讨使让给他。贺兰进明在信都作战失败。恰逢平卢将领刘正臣据渔阳起义，颜真卿想坚定他的信心，派贾载渡海送去十多万军费，并用自己十岁的儿子颜颇做为人质，众人坚决请求将他留下，颜真卿不听。[15]

唐肃宗当时已在灵武即位。颜真卿多次派使者带着用蜡丸封的信向肃宗汇报军政事务，肃宗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复任河北招讨使。当时军费困难，李萼劝真卿收取景城的盐，让各郡之间互相调济，军中的费用才不缺。第五琦当时在贺兰进明军中参谋军务，后来实行这个方法，军中的物资很丰富。[16]

重振朝纪

安禄山乘虚派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一带，各郡又沦陷，只有平原郡、博平郡、清河郡防守坚固。但人心惶惶，不能再振奋起来。颜真卿经与众人商议，于至德元年（756年）十月，放弃平原郡，渡过黄河，走崎岖小路到凤翔拜见肃宗，肃宗任命他为宪部尚书，又调任御史大夫。此时，朝廷正处于混乱状态，但颜真卿仍像平常一样按法律治事，武部侍郎崔漪、谏议大夫李何忌都被他弹劾降职。[17]

广平王李豫统率二十万军队收复长安，辞行的那天，在行宫门前不敢上马，快步走出栅栏才上马。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在广平王之先上马，颜真卿弹劾他。肃宗退回他的奏章，慰勉说：“朕的儿子每次外出，朕都谆谆教育他，所以不敢失礼。管崇嗣年老腿跛，你暂且宽容他。” 百官由此都严肃守礼起来。[19]

长安、洛阳收复后，肃宗派左司郎中李选祭宗庙，在祝词上署名 “嗣皇帝”，颜真卿对礼仪使崔器说：“太上皇还在四川，这样行吗？” 崔器立即报告肃宗更改，皇帝认为他通达事理。颜真卿又建议在长安郊野筑坛，由肃宗向着东方哭祭，然后再派出礼仪使，肃宗未采用此建议。宰相讨厌颜真卿直言劝谏，调他出京任冯翊太守。转任蒲州刺史，封丹阳县子。又被御史唐旻诬陷，降为饶州刺史。[20]

乾元二年（759年），颜真卿任浙西节度使，刘展将要反叛，颜真卿指示预先做好战备，都统李峘认为他无事生非，反而攻击他，肃宗因此召颜真卿为刑部侍郎。刘展后起兵反叛，渡过淮河，李峘逃奔江西。李辅国将太上皇李隆基迁居西宫，颜真卿率百官问安，李辅国因而厌恶颜真卿，将其降为为蓬州长史。代宗即位，起用他为利州刺史，没有下任命书，任吏部侍郎。任荆南节度使，还未赴任，改任尚书右丞。[21]

代宗避难陕州时，颜真卿曾请求让自己奉诏召仆固怀恩回朝，但代宗不同意。代宗回京后，颜真卿请代宗先参拜陵墓宗庙，后在正殿即位。宰相元载认为他迂腐，颜真卿生气地说：“这意见用不用在您，进言的人有什么罪过？但朝廷规章哪能经受您两次破坏呢？” 元载记恨在心。广德二年（764年）正月，代宗命颜真卿以检校刑部尚书的职务任朔方行营宣慰使，劝说仆固怀恩入朝。颜真卿回答说：“陛下在陕州时，臣去用忠义的道理质问他，让他前来奔赴国难，他还有可来的道理。如今陛下已经回宫，他进不是勤王赴难，退则无法向大家解释，这时去召见他，他怎么肯前来呢！再说，告仆固怀恩谋反的人，仅有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而已，其余大臣都说他冤枉。陛下不如用郭子仪取代仆固怀恩，这样可以不战而使其臣服。”[22] 代宗同意。颜真卿因而留在京城主持尚书省事务，改封鲁郡公。当时元载结党营私，怕群臣奏报代宗，想要欺骗代宗，让他命群臣进言都经自己审查才能上奏。颜真卿上奏劝阻，于是宦官等在宫中和朝廷外传播。[23]

历职抚湖

后来颜真卿掌管太庙的事务，说祭器没有整治，元载认为他诽谤朝廷，降为峡州别驾，后改任吉州司马；大历三年（768年）四月，改任抚州、湖州二州任刺史。在抚州任职的五年中，他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公益事业。针对抚河正道淤塞，支港横溢，淹没农田的现状，带领民众在抚河中心小岛扁担洲南建起一条石砌长坝，从而解除了水患，并在旱季引水灌田。抚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将石坝命名为千金陂，并建立祠庙，四时致祭。[24]

刚正遭嫉

元载被杀后，杨绾推荐他，提升为刑部尚书，随后升任吏部尚书。代宗驾崩后，任礼仪使，因而上奏说前几朝皇帝追加谥号的礼节繁复，请按初定的礼节为准，袁傪坚决排斥他的意见，扣住不上报朝廷。时值国家死丧战乱之后，典章法令废弛，颜真卿虽然博古通今，但他的建议多被权臣阻扰，难以送达皇帝。[26]

杨炎掌管国政时，颜真卿因刚正，不被杨炎容忍，改任太子少师，但还兼任礼仪使。到卢杞掌权后，更加厌恶颜真卿的刚正，改任太子太师，连礼仪使也罢免了，多次派人探听哪一个方镇方便些，准备把他排挤出京都。颜真卿去见卢杞，告诉他说：“你先父卢中丞（卢奕）的头颅送到平原郡，脸上满是血，我不忍心用衣服擦，亲自用舌头舔净，您忍心不容忍我吗？” 卢杞表面惊惶地下拜，但内心恨之入骨。[27]

忠至灭身

兴元元年（784年），李希烈攻陷汝州时，卢杞竟建议派颜真卿做使者到李希烈军中去传达朝廷旨意，德宗同意。朝臣为此大惊失色。宰相李勉也秘密上奏，坚决要求留下他。河南尹郑叔则也劝他不要去，颜真卿回答说：“圣旨能逃避吗？” 颜真卿到后，李希烈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见面的时候，叫自己的部将和养子一千多人都聚集在厅堂内外。颜真卿刚开始宣读圣旨，那些人就冲上来，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围住颜真卿又是谩骂，又是威胁，颜真卿面不改色。李希烈才用身子护着他，命众将退下，让真卿住进驿馆。李希烈逼颜真卿写信给德宗来洗刷自己罪行，颜真卿不听，李希烈就借他的名义派颜真卿侄子颜岘与几个随从到朝廷继续请求，德宗没有答复。颜真卿每次给儿子写信，只告诫他们严谨地敬奉祖宗，抚养孤儿，从未有其他的话。[28]

　　李希烈派李元平劝说他，颜真卿斥责李元平说：“你受国家委任为官，不能报答国家，想我没有兵杀你，还来诱说我吗？” 李希烈请来他的同党，设盛会，唤来颜真卿，并指使戏子们借唱戏攻击和侮辱朝廷。真卿愤怒地说：“您是皇帝的臣子，怎么能这样做！” 起身拂衣离去。希烈非常惭愧。当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藩镇的使者都在座，对李希烈说：“很早就听说太师的名望高，品德好，您想当皇帝，太师来了，选人当宰相谁能超过太师？” 颜真卿斥责说：“你们听说颜常山没有？那是我的兄长，安禄山反叛时，首先起义兵抵抗，后来即使被俘了，也不住口地骂叛贼。我将近八十岁了，官做到太师，我至死保持我的名节，怎么会屈服于你们的胁迫？！” 众人面尽失色。[30]

　　李希烈最终将颜真卿逮捕，用甲士看守着。在庭院中挖了一丈见方的坑，传言说要活埋他，颜真卿约见李希烈说：“死生有命，何必搞那些鬼把戏！” 张伯仪兵败时，李希烈命令把张伯仪的仪仗和头颅送给颜真卿看，他悲痛地哭倒在地。恰逢李希烈同伙中的周曾、康秀林想偷袭杀掉李希烈，尊颜真卿为帅，事情泄露，周曾被杀死，李希烈就把颜真卿押送到蔡州。颜真卿估计自己一定会死，于是写了给德宗的遗书、自己的墓志和祭文，指着寝室西墙下说：“这是放我尸体的地方啊！” 李希烈称帝时，派使者问登帝位的仪式，颜真卿回答说：“老夫年近八十，曾掌管国家礼仪，只记得诸侯朝见皇帝的礼仪！”[31]

　　后来，朝廷的军队又强大起来，叛贼料想形势会变，派将领辛景臻、安华到颜真卿住所，在庭院里堆起干柴说：“再不投降，就烧死你！” 颜真卿起身跳入火中，辛景臻等人急忙拉住了他。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因与朱泚叛乱被杀，李希烈因而发怒，派宦官前往蔡州杀害颜真卿，说：“有诏书！” 颜真卿拜了两拜。宦官说：“应该赐你死。” 颜真卿说：“老臣没有完成使命，有罪该死，但使者是哪一天从长安来的？” 宦官说：“从大梁来。” 颜真卿骂道：“原来是叛贼，何敢称诏！” 于是被缢杀，享年七十六岁（一作七十七岁），时为兴元元年八月初三（784年8月23日）。嗣曹王李皋听到颜真卿死节的消息后，为他流下眼泪，三军都为之痛哭。[32][33]

　　半年后，李希烈被手下陈仙奇毒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由其子颜頵、颜硕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为他废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 “文忠”。[3]

　　贞元六年（790年），德宗任命颜頵为五品正员官。[34]

　　开成（836年—840年）初年，唐文宗又任命颜真卿的曾孙颜弘式为同州参军。[35]

　　主要成就

　　书法

　　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又得笔法于张旭，彻底摆脱了初唐的风范，创造了新的时代书风。颜真卿的书体被称为 “颜体”，与柳公权并称 “颜柳”，有 “颜筋柳骨” 之誉。

　　颜真卿的真书雄秀端庄，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笔法，饶有筋骨，亦有锋芒，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这一书风，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他的行草书，遒劲有力、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开一生面。颜真卿的行书遒劲郁勃，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故而被后世誉为 “天下第二行书”。

　　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36]

　　比较端庄遒劲还有《颜勤礼碑》也是他的作品，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与其早年时期的作品相比更加浑厚大气，乃晚年之代表作。

　　思想

　　颜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尤崇忠孝。他认为德有三，“孝悌称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终”。善事父母谓孝，和睦兄友谓悌。孝悌为仁之本。竭诚奉君主谓忠，“率义忘穷谓勇”，“子仕教忠之谓慈”，战阵勇敢谓孝，“慈孝有裕”，则道存于方册。他主张君主要掌握赏罚二柄，此为事在必行。“无功受赏，为善不劝；有罪不罚，为罔辨”[37]。应使天下知道有必行之法，有必赏之令。[38]

　　颜真卿总结唐立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建言唐德宗要广开言路。他久任礼仪使，参定礼仪多有建树。颜真卿不但精通儒学，而且身体力行，以尽忠孝，被后世儒者奉为修身楷模。对唐礼仪制度多有厘正。[38]

　　个人作品

　　颜真卿传世作品以碑刻最多，楷书有《多宝塔感应碑》、《麻姑仙坛记》、《东方朔画像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行书有《争座位稿》，书迹有《自书告身》、《祭侄季明文稿》。其中《颜勤礼碑》比较端庄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之一，与其早年时期的作品相比更加浑厚大气，乃晚年之代表作。

　　诗文后人编辑有《颜鲁公文集》15卷，并著有《韵海镜源》等。

　　人物评价

　　李隆基：
　　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41]

　　李萼：
　　闻公义烈，首唱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41]

　　卢杞：
　　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41]

　　李适：
　　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属贼臣扰乱，委以存谕，拘肋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41]

　　殷亮：
　　昨段秀实奋身击泚（朱泚）首，今颜真卿伏缢烈（李希烈）庭，皆启明君臣，发挥教训，近冠青史，远绍前贤。[42][43]

　　裴敬：
　以忠烈称者，颜鲁公、段太尉。[44]

　刘昫等：
　① 国，是武之英也；苟无杨炎弄权，若任之为将，遂展其才，岂有朱泚之祸焉！如清臣富于学，守其正，全其节，昌文之杰也；苟无卢杞恶直，若任之为相，遂行其道，岂有希烈之叛焉！夫国得贤则安，失贤则危。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几致危亡，宜哉。噫，‘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二君守道殁身，为时垂训，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41]
　② 自古皆死，得正为顺。二公云亡，万代垂训。[41]

　宋祁：
　当禄山反，哮噬无前，鲁公独以乌合婴其锋，功虽不成，其志有足称者。晚节偃蹇，为奸臣所挤，见殒贼手。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可谓忠矣。详观二子（段秀实、颜真卿）行事，当时亦不能尽信于君，及临大节，蹈之无贰色，何耶？彼忠臣谊士，宁以未见信望于人，要返诸己得其正，而后慊于中而行之也。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45]

　姚兕[sì]：
　吾慕其人耳。[46]

　米芾：
　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卬然有不可犯之色。[47]

　綦崇礼：
　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48]

　刘珙：
　此五君子（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49]

　朱熹：
　颜鲁公只是有忠义而无意智底人。当时去那里，见使者来，不知是贼，便下两拜。后来知得，方骂。[50]

　王应麟：
　①颜鲁公为《郭汾阳家庙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险夷概其怀；坚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 斯言也，鲁公亦允蹈之。[51]
　②颜真卿、郑畋以兴复为己任，倡义讨贼，其志壮矣。真卿权移于贺兰进明，畋见袭于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与诚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51]

　徐钧：
　一曲霓裳失太平，渔阳鼙鼓暗风尘。君王只识杨丞相，不识平原老守臣。[53]

　赵秉文：
　①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54]
　②肃代有一颜真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陆贽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还，唐衰矣。[55]

　高棅：
　鲁公情欣所遇，悉综古调，颇尚格气，不事弥文。虽有一二近体，不过游戏之作，非所以系幽悰也。今集中所载不及百篇，大都守吴兴时，与皎僧、陆处士之流结思岩林，相忘外道者也，然旷世之情，优入三昧，殊非守平原时色相。[56]

　罗贯中：
　①万古真卿义不磨，冲天豪气世间无。忠贞凛凛名犹在，烈烈轰轰大丈夫。[57]
　②颜鲁公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然以耄耋之年，犹不能豫为退身之策，卒至陷于逆贼之手，良足悲矣。[57]

　丰坊：
　昔人传笔诀云：“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论书势云：“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如折钗股。”自钟、王以来，知此秘者。…唐则欧阳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薛纯陀、薛嗣通、孙过庭、钟绍京、贾膺福、李泰和、贺季真、李太白、张伯高、杜子美、颜清臣、柳诚悬、钱藏真、张从申，…虽所就不一，要之皆有师法，非孟浪者。[58]

　董其昌：
　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杨凝式）得之，赵吴兴（赵孟頫）弗能解也。[59]

　钱谦益：
　鲁公以精忠大节，不容于本朝。…此告（《自书诰》）流传至今，虽悍夫弱女见之，皆知改容敛手。然当日之事，回环思之，犹可为感激流涕也。[60]

　王夫之：
　颜鲁公谓卢杞曰：“先中丞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其面血，公忍不相容乎？” 近世高邑赵冢宰以魏广微叔事逆奄，而欢曰：“昆溟无子。”
鲁公陷死于贼中，冢宰没身于远戍，取祸之繇，皆君子之过也。[61]

　李光地：
　①立言最要谨慎。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62]
　②颜鲁公忠义强直，至死不变。[62]

　蔡东藩：
　①拚生一击报君恩，死后千秋大节存。试览《唐书》二百卷，段颜同传表忠魂。[63]
　②颜真卿奉敕宣慰，不受李希烈胁迫，且累叱四国使臣，直声义问，足传千古。至朱泚窃据京城，复有段秀实之密谋诛逆，奋身击笏，事虽不成，忠鲜与比。唐室不谓无人，误在德宗之信用奸佞，疏斥忠良耳。[63]

　野史逸闻

●颜体楷书
　颜真卿先从其外曾祖殷令名学习书法，遍临魏晋及唐诸名家书迹，又多次向草圣张旭学习书法，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惫》。还与怀素一起探讨书法。颜真卿广泛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对二王、褚遂良等书法都进行深人研究，吸取其长处，经过消化咀嚼，形成了自家的面貌。颜真卿以自己的审美习惯，以独特的气度和胸襟，对古法进行创新。颜字气度恢宏，雍容大度，早期以方笔为主，落笔侧入，后期改用圆笔，藏头护尾。从结字上看，多呈包围之势，外紧内松。米芾《海岳书评》说：“颇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啥排突，硬弩欲张，铁往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 颐之楷书颇具阳刚之气，既有恤个人的才情典斌，又代表盛店气象，正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所说：“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颜真卿的楷书，尤其是印岁以后的楷书，已形成一种范式，后世学习者极多，甚至有 “学书当学颜” 的说法，因此人们称之为颜体。

●改善风俗
　颜真卿作抚州刺史的时候，县里有个叫杨志坚的人，酷爱学习可是家里贫困，同乡人不了解他。他的妻子因为钱财的供给太少，向他要休书离婚。杨志坚写了一首诗送给她说：“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他的妻子拿著诗，到州里去办理官府的公文，以便改嫁。颜真卿在评判的公文上说： “杨志坚很早就钻研儒家学说，很有作诗的名声，心里虽然羡慕高高地考中科举，自身却没有享受到一点俸禄。他的愚昧的妻子看他始终没有考中功名，竟然不想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不愿意象冀缺的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事业；只想学朱买臣的女人，讨厌并抛弃自己的丈夫。给家乡带来耻辱，败坏了道德教化，如果不给以惩罚警诫，怎么能制止这类轻浮的行为呢？妇人应当打二十板子，任凭她去改嫁。杨志坚秀才，资助他粮食布匹让他随着军队暂时担任个职务。” 四面八方远近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从此江表一带的女人，没有敢抛弃她的丈夫的。[64]

　　家族世系

颜见远
颜勰（一作颜协）
颜之推(第三子)
颜思鲁(长子)
颜师古
颜相时
颜勤礼
颜昭甫
颜元孙
颜杲卿

　　史料记载

《旧唐书 • 卷一百二十八 • 列传第七十八》[41]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45]

　书法境界

　颜真卿在书学史上以 “颜体” 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颜鲁公书法既以卓越的灵性系

之，境界自然瑰丽；既以其坚强的魂魄铸之，境界自然雄健；又以其丰富的人生育之，境界自然阔大。在吐露风华的青年时代，颜真卿就向张旭请教 “如何齐于古人” 的问题。这是颜氏的书学心声，亦是颜氏高悬的鹄的。这位从小以黄土帚扫墙习字的颜氏苗裔，几乎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高耸的书学起点上。而在书学上鲲鹏展翅，则经过了几乎长达三四十年岁月的历练，才稍成自己的面目与气候。继之又以数十年工力百般锤炼、充实，使得 “颜体” 形神兼具。而其晚年犹求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颜体” 终于在书坛巍然屹立。

颜真卿一生书学境界的历练，大略有三。

第一境界
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

在五十岁以前，可以说是第一境界的历练。在这一过程中初步确立自己的 “颜体” 面目。如果以天宝五年（746），张旭在裴儆府上授笔法于颜真卿为一个界线，那末在此以前颜真卿尚在艰苦的摸索阶段。此一阶段传世之作鲜见。如天宝元年写《张仁蕴德政碑》，天宝五年写摩崖书法禾山石壁 “龙溪” 二字。此时颜真卿在书学方面已有相当的修养，这在张旭考问颜氏十二笔意时，颜真卿或以从张旭处领教所得，或以自己攻习所悟对答如流，使张旭深以为然。他志向高远，期在 “齐于古人”。张旭也因此愿意再授笔法。

在接受张旭的笔法后，颜真卿欣喜地说：“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或作七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因此，从天宝五年以后的五年（或七年）时间，可说是颜真卿依照张旭的指引，刻苦再磨砺的阶段。果然在天宝十一年后，颜真卿书碑渐多，在社会上已享有一定的声誉。天宝十一年书有《郭虚己碑》、《郭揆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等。天宝十三年又有传世名作《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碑阴记》等。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颜真卿投身于金戈铁马与叛军作战之中，无暇顾及笔砚艺事。此可为颜氏书法历练的第一阶段，也是第一境界的历练。

在这一时期，虽然各碑面目或有差异，但总体上说，是 “颜体” 的初步形成阶段。从《多宝塔》等典型作品的分析中可知，颜真卿所追求的是用笔上沉着、雄毅，以健力立骨体，敷以较厚之肉彩；结体上整密、端庄、深稳，由瘦长型变为方正形；在布白上减少字间行间的空白而趋茂密。这一阶段，颜真卿追求 “雄” 中有 “媚” 的境界：“点画皆有筋骨”，“点画净媚”，“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另外他基本上专门攻习真书、草书，虽有隶书、篆书之作，并不多。颜真卿的第一境界，从初唐而来，又脱出初唐之轨辙，自立一家面目。这种境界的历练又多循张旭所示为门径。

第二境界
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

从五十岁后至六十五岁，可以说是第二境界的历练。在这一过程中 “颜体” 形神兼具，已渐成熟。其间作品有《金天王庙题名》（758)、
《请御书逍遥楼诗碑额表》（758）、《鲜于氏离堆记》（762）、《磨灭记》（762）、《颜允南碑》（762）、《韦缜碑》（763）、《臧怀恪碑》（763）、《郭家庙碑》(764)、《颜秘监碑铭》（765）、《颜乔卿碑》（769）、“逍遥楼” 三字（770）、《殷践猷碑》（770）、《张景倩碑》（770）、《元子哲遗爱碑》（770）、《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771）、《麻姑山仙坛记》（771）、《小字麻姑山仙坛记》（771）、《大唐中兴碑》（771）、《颜含大宗碑》（771）、《宋广平碑》（772）、《重建颜含碑》（772）、《八关斋会报德记》（772）等等。

经历了 “安史之乱” 的动荡，以及随后接二连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书生——斗士——统帅，立朝——外黜——立朝，生活方式频繁转换，人生体验更多，艺术体味也就更深。这些，颜真卿 “一寓于书”，将前期的 “颜体” 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神形兼备，终至成熟。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笔画形成蚕头燕尾，直画则成弓弩蓄势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 “折钗股” 拟之。从结体上说，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像篆隶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

既至此境界，颜真卿已一扫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真可谓变法出新意，雄魂铸 “颜体”。

第三境界
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

在六十五岁以后的十多年中，可以说是第三境界的历练。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此时期的作品有《元结碑》（772）、《干禄字书》（774）、《竹山堂联句》（774）、《妙喜寺碑》（774）、《颜杲卿碑》（774）、《李玄靖碑》（777）、《颜勤礼碑》（779）、《马璘碑》（779）、《颜家庙碑》（780）、《颜氏告身》（780）、《奉命帖》（784）、《移蔡帖》（785）等等。如《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典型碑刻中，颜书在老辣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丰腴中透露自己的豪迈气度。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颜真卿晚年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对生命与书艺在反省中得到悟彻，并将生命哲学与书艺哲学打通，因此在其点捺撇画中既留着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溢着生命的颂歌；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又在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格光辉！至此境界，其书如老枿枯林，却有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枝争发，生机盎然。

后世纪念

公园

颜真卿公园位于山东临沂费县南外环路，主要以展示颜真卿生平事迹为主，建设颜真卿纪念馆、鲁公阁等一批主题建筑，充分展现历史文化。

另在山东陵县亦有颜真卿公园，位于陵县城区颜城街以东、政府街以西，南临公园南路，北连鬲津河，占地113亩，其规划建设主旨是为了纪念颜真卿。

墓葬

颜真卿墓位于偃师市山化乡汤泉村的村口，村民称之为 “颜鲁公坟”。颜真卿墓北倚邙山，南坐洛水，墓长宽均为16米，墓前有明清石碑各1通。明碑为县令吕纯如撰写的 “唐太师颜鲁公真卿墓碑记”。该碑高1.75米，宽0.60米，厚0.15米。清碑高1.45米，宽0.6米，厚0.17米。正面正中刻 “福唐赠司徒谥文忠颜鲁公之墓”，为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太守张松孙和邑令汤毓倬所立。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山化乡政府对颜真卿墓进行了整

修，并 建立了颜真卿纪念馆。国务委员陈俊生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作家吉学沛题写了 “一代宗师” 的条幅。

纪念馆

颜真卿纪念馆位于南京市广州路，东连乌龙潭公园，南望蛇山，西邻龙蟠里，北依清凉

山、虎踞关，清静幽雅，翰墨流香。这里原名颜鲁公祠，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祭祀颜真卿的祠庙遗迹。现存的颜鲁公祠为砖木结构，青砖小瓦，有大殿，配殿、东西厢房12间，占地1500平方米。

1982年，颜鲁公祠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1994至1995，鼓楼区政府拨款全面维修颜鲁公祠。并在原放生井上恢复修建新放生亭一

座。庭院内增设景点，栽种名贵花木。全国政协副主席、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题 “书坛泰

斗”，镶金匾高悬与大殿内正中上方。

〖参考资料〗：
[1]  《颜鲁公行状》：公姓颜，名真卿，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长安人也。[2]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颜真卿，字清臣，秘书监师古五世从孙。
[3]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淮、蔡平，子頵、硕护丧还，帝废朝五日，赠司徒，谥文忠，赙布帛米粟加等。
[4]  颜真卿像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5]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少孤，母殷躬加训导。既长，博学工辞章，事亲孝。
[6]  白寿彝，《中国通史 • 中国通史 第六卷 • 中古时代 • 隋唐时期（下册）》第三十二章[7]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再迁监察御史，使河、陇。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天且旱，真卿辨狱而雨，郡人呼 “御史雨”。复使河东，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诏终身不齿，闻者耸然。
[8]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迁殿中侍御史。时御史吉温以私怨构中丞宋浑，谪贺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乎？” 宰相杨国忠恶之，讽中丞蒋冽奏为东都采访判官，再转武部员外郎。国忠终欲去之，乃出为平原太守。
[9]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安禄山逆状牙孽，真卿度必反，阳托霖雨，增陴浚隍，料才壮，储廥廪。日与宾客泛舟饮酒，以纾禄山之疑。果以为书生，不虞也。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玄宗始闻乱，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 及平至，帝大喜，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
[10]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时平原有静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万人，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以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为将，分总部伍。大飨士城西门，慷慨泣下，众感励。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韦、邺郡太守王焘各以众归，有诏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精锐五千济河为助。

[11]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贼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憕、卢奕、蒋清首徇河北，真卿畏众惧，绐诸将曰：“吾素识忄登等，其首皆非是。” 乃斩子光，藏三首。它日，结刍续体，敛而祭，为位哭之。

[12]  颜真卿版刻像取自明天然撰赞，弘治十一年重刻本《历代古人像赞》。
[13]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是时，从父兄杲卿为常山太守，斩贼将李钦凑等，清土门。十七郡同日自归，推真卿为盟主，兵二十万，绝燕、赵。诏即拜户部侍郎，佐李光弼讨贼。真卿以李晖自副，而用李铣、贾载、沈震为判官。俄加河北招讨采访使。
[14]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崿来乞师，崿曰：“闻公首奋裾唱大顺，河朔恃公为金城。清河，西邻也，有江淮租布备北军，号 ‘天下北库’。计其积，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众。公因而抚有，以为腹心，它城运之如臂之指耳。” 真卿为出兵六千，谓曰：“吾兵已出，子将何以教我？” 崿曰：“朝家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而东，将出郭口，限贼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斩贼守袁知泰，以劲兵披郭口，出官师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十万众徇洛阳，分犀锐制其冲。公坚壁勿与战，不数十日，贼必溃，相图死。” 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和琳、徐浩与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将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万拒战，贼败，斩首万级，知泰走汲郡。
[15]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史思明围饶阳，遣游奕兵绝平原救军，真卿惧不敌，以书招贺兰进明，以河北招讨使让之。进明败于信都。会平卢将刘正臣以渔阳归，真卿欲坚其意，遣贾载越海遗军资十余万，以子颇为质。颇甫十岁，军中固请留之，不从。
[16]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肃宗已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复为河北招讨使。时军费困竭，李崿劝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相输，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参进明军，后得其法以行，军用饶雄。
[17]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禄山乘虚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诸郡复陷，独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复振。真卿谋于众曰：“贼锐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国，非计也。不如径赴行在，朝廷若诛败军罪，吾死不恨。” 至德元载十月，弃郡度河，间关至凤翔谒帝，诏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给，而真卿绳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谏议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
[18]  颜真卿陕西大荔石刻像刻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七月，唐重摹像并正书记，上刻颜真卿《奉使蔡州书》。
[19]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广平王总兵二十万平长安，辞日，当阙不敢乘，趋出梐枑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骑，真卿劾之。帝还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谆谆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鐍，卿姑容之。” 百官肃然。
[20]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两京复，帝遗左司郎中李选告宗庙，祝署 “嗣皇帝”，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 器遽奏改之，帝以为达识。又建言：“《春秋》，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为贼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 不从。宰相厌其言，出为冯翊太守。转蒲州刺史，封丹阳县子。为御史唐旻诬劾，贬饶州刺史。
[21]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乾元二年，拜浙西节度使。刘展将反，真卿豫饬战备，都统李峘以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为刑部侍郎。展卒举兵度淮，而峘奔江西。李辅国迁上皇西宫，真卿率百官问起居，辅国恶之，贬蓬州长史。代宗立，起为利州刺史，不拜，再迁吏部侍郎。除荆南节度使，未行，改尚书右丞。
[22]  《资治通鉴 • 卷第二百二十三 • 唐纪三十九》：（广德二年正月）丙午，遣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宣慰朔方行营。上之在陕也，真卿请奉诏召仆固怀恩，上不许。至是，上命真卿说谕怀恩入朝。对曰：“陛下在陕，臣往，以忠义责之，使之赴难，彼犹有可来之理；今陛下还宫，彼进不成勤王，退不能释众，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怀恩反者，独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耳，自外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仪代怀恩，可不战而服也。”
[23]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帝自陕还，真卿请先谒陵庙而即宫，宰相元载以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岂堪公再破坏邪！” 载衔之。俄以检校刑部尚书为朔方行营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鲁郡公。时载多引私党，畏群臣论奏，乃绐帝曰：“群臣奏事，多挟谗毁。请每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以白宰相，宰相详可否以闻。” 真卿上疏曰…于是中人等腾布中外。
[24]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后摄事太庙，言祭器不饬，载以为诽谤，贬峡州别驾。改吉州司马，迁抚、湖二州刺史。
[25]  颜真卿头像取自《集古像赞》。
[26]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载诛，杨绾荐之，擢刑部尚书，进吏部。帝崩，以为礼仪使。因奏列圣谥繁，请从初议为定，袁傪固排之，罢不报。时丧乱后，典法湮放，真卿虽博识今古，屡建议釐正，为权臣沮抑，多中格云。
[27]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杨炎当国，以直不容，换太子少师，然犹领使。及卢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师，并使罢之，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将出之。真卿往见杞，辞曰：“先中丞传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亲舌舐之，公忍不见容乎！” 杞矍然下拜，而衔恨切骨。
[28]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谕之，可不劳师而定。” 诏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为失一元老，贻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郑叔则以希烈反状明，劝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 既见希烈，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拔刃争进，诸将皆慢骂，将食之，真卿色不变。希烈以身捍，麾其众退，乃就馆。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从。乃诈遣真卿兄子岘与从吏数辈继请，德宗不报。真卿每与诸子书，但戒严奉家庙，恤诸孤，讫无它语。
[29]  近代陆恢绘《鲁公写经图》，美国私人藏。
[30]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希烈遣李元平说之，真卿叱曰：“尔受国委任，不能致命，顾吾无兵戮汝，尚说我邪？” 希烈大会其党，召真卿，使倡优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 拂衣去。希烈大惭。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使者皆在坐，谓希烈曰：“闻太师名德久矣，公欲建大号而太师至，求宰相孰先太师者？” 真卿叱曰：“若等闻颜常山否？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师，后虽被执，诟贼不绝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师，吾守吾节，死而后已，岂受若等胁邪！” 诸贼失色。

[31]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于廷，传将坑之，真卿见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为！” 张伯仪败，希烈令赍旌节首级示真卿，真卿恸哭投地。会其党周曾、康秀林等谋袭希烈，奉真卿为帅。事泄，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墓志、祭文，指寝室西壁下曰：“此吾殡所也。” 希烈僭称帝，使问仪式，对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耳！”

[32] 《资治通鉴 • 卷第二百三十一 • 唐纪四十七》：李希烈闻李希倩伏诛，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杀颜真卿。中使曰：“有敕。” 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赐卿死。” 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使者几日发长安？” 使者曰： “自大梁来，非长安也。” 真卿曰：“然则贼耳，何谓敕邪！” 遂缢杀之。

[33]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兴元后，王师复振，贼虑变，遣将辛景臻、安华至其所，积薪于廷曰：“不能屈节，当焚死。” 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诛，希烈因发怒，使阉奴等害真卿，曰： “有诏。” 真卿再拜。奴曰：“宜赐卿死。” 曰：“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使人何日长安来？” 奴曰： “从大梁来。” 骂曰：“乃逆贼耳，何诏云！” 遂缢杀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皋闻之，泣下，三军皆恸，因表其大节。

[34]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贞元六年，赦书授頵五品正员官。

[35]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开成初，又以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

[36] 北宋 • 苏轼 • 《东坡题跋》

[37] 唐 • 颜真卿 • 《文忠集 • 让宪部尚书表》

[38]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颜真卿．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6-05-15]

[39] 像取自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像册》。

[40] 颜真卿半身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41] 《旧唐书 • 卷一百二十八 • 列传第七十八》．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09-29]

[42] 《全唐文 • 卷五百十四》．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4-10-9]

[43] 《全唐文 • 卷五百十四》．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6-5]

[44] 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国李白网 [引用日期2014-09-29]

[45] 《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三 • 列传第七十八》．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0-9]

[46] 《宋史 • 卷三百四十九 • 列传第一百八》．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3-30]

[47] 南宋 • 赵与时 •《宾退录·卷二》

[48] 《困学纪闻 • 卷十五 • 考史》．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3-29]

[49] 南宋 • 刘珙 • 《梅溪集序》

[50] 《朱子语类 • 卷一百三十六 • 历代三》．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4-14]

51] 《困学纪闻 • 卷十四 • 考史》．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4-10-25]

[52] 颜真卿题跋像取自清上官周绘，乾隆八年刻本《晚笑堂画传》。

[53] 诗 • 徐钧诗选．文献网 [引用日期2014-10-25]

[54] 《金史 • 卷一百十 • 列传第四十八》．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0-17]

[55]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 卷第十四》．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3-1]

[56] 明 • 高棅 •《唐诗品汇》

[57] 隋唐两朝志传：第一一七回 李希烈杀颜真卿．梦远书城 [引用日期2016-02-6]

[58] 《书决》．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4-14]

[59] 明 • 董其昌 • 《画禅室随笔》

[60] 《初学集 • 卷八十五》．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6-02-13]

[61] 《读通鉴论 • 卷二十四 • 德宗》．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4-09-29]

[62] 《榕村语录》．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15-07-1]

[63] 唐史演义：叱逆使颜真卿抗节 击叛帅段秀实尽忠．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4-09-29]

[64] 《云溪友议》：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牍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间，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仍署随军。” 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

▼颜真卿楷书《多宝塔感应碑》

▼颜真卿 楷书《多宝塔感应碑》

▼颜真卿 楷书《清远道士诗》

【怀素】

    怀素（737～799[1]，一说725～785），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唐代书法家，以 “狂草” 名世，史称 “草圣”。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合称 “颠张狂素”。

    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

    传世书法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

《圣母帖》、《论书帖》、《小草千文》诸帖。[2]

    主要作品

    《自叙帖》
    《苦笋帖》
    《食鱼帖》

    主要成就：草书
    职        业：僧人
    信        仰：佛教

    人物生平

    怀素十岁时 “忽发出家之意”，父母无法阻

止。进入佛门后，改字藏真，史称 “零陵僧” 或 “释长沙”。家贫，买不起纸张，只好在寺院的墙壁上、衣服上、器皿上，芭蕉叶上，练习书法；为了练字，还制作了一块漆盘。[3]

    怀素年轻时，书法在于 “不师古”。按照中国的笔法传承，他还 “不得法”，还处于正统书法的门外。

    759（乾元二年），怀素正值弱冠之年，慕名前往李白处求诗。两个人性情相近，李白爱其才，还为他写下《草书歌行》。[3]

    762年（唐宝应元年），怀素他由零陵出发，作万里之行，求师访友，经衡阳、客潭州。

    763年（唐宝应二年），怀素又开始北上岳州（今湖南岳阳）。

    766年（唐大历元年），怀素写《秋兴八首》。怀素此帖的书风，到这时还未发育成熟，而他的内心也处于彷徨阶段。无论是起笔、行笔、收笔，远还没有迈进晋人的门槛。

767年（唐大历二年），怀素南下到广州向徐浩学笔法。时徐浩去广州任刺史，此行目的并没有达到。同年冬或三年春，张谓奉诏回京任太子左庶子，于是怀素随同张谓一同进京。有幸见到王羲之、王献之作品，也鉴赏到《曹娥碑》。 在长安，怀素前后大约滞留了5年的时间。

768年（唐大历三年）春，怀素 “遂担笈杖锡，西游上 国，谒见当代名公”，在衡阳与同舟北上的王邕等共游山水。当时，恰逢贬来潭州（长沙）任刺史的张谓回朝复职，怀素便与之同伴入秦。入京后拜会张旭的弟子邬彤，并引以为师。邬彤把张芝临池之妙、张旭的草书神鬼莫测，以及王献之的书法，都一一讲解给了怀素；离别之时，邬彤又将作字之法，一个 “悟” 字教给怀素。

771年（唐大历六年），怀素母病甚重，遂于腊月初回乡探视，以待汤药。怀素觐亲以后，即重返京师。

772年（唐大历七年），九月左右，怀素返回故乡，绕道东都洛阳南下，拜会颜真卿。[4]颜真卿把“十二笔意”即“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等传授给了怀素，并告诉怀素，他二十多岁时，曾游长安，师事张旭二年，略得笔法，自以为未稳。颜真卿并为怀素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

776年（唐大历十一年）八月六日，创作《自叙帖》。帖中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在《自叙帖》中，怀素对给予自己艺术有所教益的几位重要人物都留下了篇幅。

787年年（唐贞元三年），怀素与陆羽相识并相交。陆羽写下了《僧怀素传》，是研究怀素的第一手资料。

799年（唐贞元十五年），怀素又回到了零陵，写《小草千字文》。

晚年在四川成都宝园寺度过，唐贞元十五年（799年），患风痹病，圆寂。[3]

主要作品

草书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字文》《四十二章经》《千字文》《藏真帖》《律公贴》《七帖》《北亭草笔》等。

《自叙帖》

《自叙帖》，纸本，纵28.3厘米，横755厘米；126行，共698字。帖前有李东阳篆书引首 “藏真自叙” 四字。原迹如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自叙帖》是怀素草书的代表作。最初的六行，据说是由此帖收藏者苏舜钦（宋）所补写，与第七行以下的相比，确有天壤之别，这在打开全卷俯瞰时，更加让人一目了然。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一气贯之。[5]

《小草千字文》

《小草千字文》，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书。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 “小字贞元本” 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怀素晚年草书又从骤雨旋风转到古雅平淡，字与字不相连属，笔道更加苍劲浑朴。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苦笋帖》

《苦笋帖》，唐 “草圣” 怀素所书，纵25.1厘米，横12厘米2行14字，即 “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清吴其贞评：“书法秀健，结构舒畅，为素师超妙入神之书。”《苦笋帖》是可考的最早与茶有关的佛门书法。藏于上海博物馆。[6]

《论书帖》

《论书帖》，草书墨迹，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董追《广川书跋》云：“怀素于书法，自言得笔法三昧。观唐人评书，谓不减张旭，素虽驰骋绳墨外，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今其书自谓真出钟（钟繇），草出张（张芝）。” 但无论如何，怀素的草书以奔放纵逸为基本面。而《论书帖》则与常见的怀素的草书大有不同，写得 “匀熟”，“出入规矩，绝狂怪之形”，是草书中有章草遗意的佳作。

人物评价

韩偓（《题怀素草书屏风》）：
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趴。虽多尘色染，尤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照，字字恐成龙。

贯休（《观怀素草书歌》）：
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颠始是颠。师不谭经不说禅，筋力唯于草书妙。颠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兮神莫及，铁石画兮墨须入。金尊竹叶数斗余，半饮半倾山衲湿。醉来把笔猛如虎，粉壁素屏不问主。

吕总的《续书评》说：
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

明代安岐（评《自叙帖》）：
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黄庭坚：
张旭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两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7]

米芾（《海岳书评》）：
怀素书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7]

《集古录》：
藏真特以草书擅名当时，而尤见珍于今世。[8]

蒋之奇：
草书有妙理，帷怀素得之。

明莫如中：
（《小草千字文》）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9]

岑宗旦《书评》：
怀素闲逸，故翩翩如真仙。

沈右《书画题跋记》：
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
（怀素《千文帖》）①字字欲仙，笔笔欲飞。②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清熟，妙不可言。[8]

文彭：
（《清净经》）笔法高古，精神焕发，真有骤风旋雨之势。

何绍基（《跋板桥书道情词》）：
山谷草法源于怀素，怀素得法于张长史，其妙处在不见起止之痕。前张（张旭）后黄（黄庭坚），皆当让素师独步。[8]

唐吕总（《读书评》）：
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

宋代朱长文（《续书断》）：
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7]

李白（《草书歌行》）：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7]

史籍记载

《零陵县志》[10][11]
宋代 · 陶谷撰《清异录》[12]
陆羽《僧怀素传》[13]
怀素《自叙帖》[14]
唐 · 李肇《唐国史补》[15]

艺术特色

怀素的草书称为 “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 “张颠素狂” 或 “颠张醉素” 之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 “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16]《金壶记》说他是 “一日九醉”。大概醉翁之意不在酒，“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他志在 “狂草” 而已。

怀素的草书以篆书入笔，藏锋内转，瘦硬圆通，用笔迅疾，气势宏大，虽然狂放，但并没有为追求新奇而无视法度。相反，他的草书严谨，结字简练，体现独特的草书艺术风格。[17]

怀素善以中锋笔纯任气势作大草，如 “骤雨旋风，声势满堂”，到 “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 的境界。虽然如是疾速，但怀素却能於通篇飞草之中，极少失误。与众多书家草法混乱缺漏相比，如圣母、食鱼、苦笋、藏真、诸帖，保留晋法甚多，藏真帖且多有颜真卿作风。如小草千字文、圣母帖，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完全换过一番面目，也可说是他过人之处。

从笔迹学的角度看，怀素一生的书法线条，质地上都倾向于瘦细，和禅修苦寒的美学有很大关系。怀素年轻时代，书法在于 “不师古”。按照中国的笔法传承，他还 “不得法”，还处于正统书法的门外。怀素二十九岁时，曾经写下了《秋兴八首》。《秋兴八首》是杜甫的诗句，创作于大历元年（766年），也就是 “安史之乱” 三年以后。怀素此帖的书风，到这时还未发育成熟，而他的内心也处于彷徨阶段。对于一个 “野狐禅”，或者一个 “贱家鸡”，怀素草书根本得不到认同。《秋兴八首》的书法线条，臃肿中包含着怯懦，为追求 “一笔书” 的效果，牵丝萦带显得很牵强，给人以拖沓的感觉。无论是起笔、行笔、收笔，远还没有迈进晋人的门槛。

怀素本是一个叛逆者，在盛唐走向晚唐的时代，唐朝书法氛围崇尚法度；王羲之书法在初唐，受到唐太宗的追捧，时人更是趋之若鹜，怀素并不在意当代的艺术潮流。他更多地在 “一笔书” 的领域探索，继承了张芝、崔爰、杜度以及王献之的书法传统。如果说，怀素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凭借的是艺术直觉。那他三十岁以后的艺术探索，则是在艺术传统中求索。而中国书法的历史传统，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笔法传承，笔法则是魏晋书法的 “核心机密”。[16]

亲属关系

曾祖父：钱岳，唐高宗时做过纬州曲沃县令[18]
祖父：钱徽，任延州广武县令[18]
父亲：钱强，做过左卫长史[3][18]
母亲：刘氏
叔父：钱起（722-780），[19] 字仲文，吴兴人，大历十才子之一。
伯祖父：释惠融，僧人，书法家[18]
表兄：邬彤，钱塘人，唐代书法家

人物轶事

●怀素练蕉
怀素勤学苦练的精神是十分惊人的。因为买不起纸张，怀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乾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

●以狂继颠
　怀素与张旭，性格都很疏放率真，不拘小节，尤喜杯中物。据说张旭 “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怀素也曾一日九醉，时人常呼之为醉僧。他曾在寺内粉壁长廊数十间，每因酒后小豁胸中之气，便提笔急书于粉墙之上，其势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满壁纵横，又恰似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为此，时人又称怀素为 “狂”。说怀素之与张旭，是 “以狂继颠”。[8]

●看公孙大娘剑舞
　唐代公孙大娘[20]是开元时有名的女舞剑家，她的弟子也擅长舞剑。怀素看了公孙剑器舞后，大受启发。由此他的狂草在画形分布、笔势往覆中增强了高昂回翔之态；在结体上也加强轻重曲折、顺逆顿挫的节奏感。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醉僧
　怀素虽然是个僧人，但又不拘于寺院的清规。他十分喜欢饮酒，酒醉兴发，就在墙壁上、衣服上、器具上书写。他说：“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 因此，人们称他为 “醉僧”。[21]

●笔冢
　怀素对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及同朝张旭的行书、草书专心摹写，从不间断，专攻日久，自成一体。因长期精研苦练，秃笔成堆，埋于山下，人称 “笔冢”。

●墨池
　怀素，其冢傍有小池，常洗砚水变黑，名为 “墨池”。[12]

　后世纪念

　怀素公园

　为纪念怀素，在今永州市零陵区潇水中路建有 “怀素公园”。公园里有古迹绿天奄，是怀素出家修行，种蕉练字的地方。
　据零陵县志记载：绿天庵清咸丰壬子年毁于兵，同治壬戍年郡守阳翰主持重建。下正殿一座，上为种蕉亭，左为醉僧楼，有怀素塑像。庵后一处刻有 “砚泉” 二字，是怀素磨墨取水的地方。右角有 “笔冢” 塔，怀素写秃了的笔都埋于此。庵正北70余步有墨池，是怀素洗砚处。

〖参考资料〗：
[1]  怀素籍贯和生卒年考．永州市人民政府 [引用日期2015-10-13]
[2]  永州名人．湖南省永州市政协 [引用日期2015-09-13]
[3]  唐代书法大家怀素是如何进入化境的．中国文化传媒网 [引用日期2015-10-10]
[4]  王元军．怀素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5
[5]  怀素墨迹《自叙帖》魅影的背后．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09-13]
[6]  怀素《苦笋帖》．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09-13]
[7]  草书大师僧怀素．中国文化报 [引用日期2015-10-10]
[8]  怀素禅师——狂僧、狂草．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5-10-11]
[9]  胡传海 ．中国书法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12-1
[10]  贫无纸，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
[11]  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晚游中州

[12]  怀素居零陵，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名所居曰绿天庵

[13]  《僧怀素传》（陆羽）：怀素疏放，不拘细行，万缘皆缪，心自得野。于是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盘板皆穿。怀素伯祖，惠融禅师也。先时学欧阳询书，世莫能辨，至是乡中呼为大师钱小师钱。

[14]  《自叙帖》：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疑滞。鱼笺绢素，多所尘点，然士大夫不以为怪焉。

[15]  《唐国史补》：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集埋于山下，曾曰笔冢。
[16]  唐代书法大家怀素是如何进入化境的．中国江苏网  [引用日期2015-10-10]
[17]  人文天下：怀素故里　翰墨飘香．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5-10-13]
[18]  怀素大和尚．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5-10-13]
[19]  草书天下独步．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5-10-13]
[20]  《乐府杂录》：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准其顿挫之势也。
[21]  “醉僧” 怀素芭蕉练字．语言文字报 [引用日期2015-10-10]

▼怀素草书《自叙帖》

▼怀素草书《苦笋帖》
　　（纵25.1厘米，横12厘米2行14字，即 “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

【柳公权】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别称柳

少师、柳学士、柳尚书，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

柳公权二十九岁时进士及第，早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入李听幕府。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居侍书，长在朝中。共历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故世称 “柳少师”。咸通六年（865年），柳公权去世，年八十八，赠太子太师。

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 “颜柳”，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 “楷书四大家”。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溶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 “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 “颜筋柳骨” 的美誉。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柳公权亦工诗，《全唐诗》存其诗五首，《全唐诗外编》存诗一首。

人物生平

少有才学
778年（大历十三年），柳公权出生。他的祖父柳正礼，曾任邠州士曹参军；父亲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中唐名臣柳公绰。柳公权从小就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作辞赋。[2]

808年（元和三年），柳公权登进士第，初仕为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守夏州时，柳公权入其幕府，任掌书记。[3]

三朝侍书
820年（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由唐穆宗李恒即位，柳公权进京回奏政事，穆宗召见，对他说：“朕在佛寺中看到你的笔迹，想见你很久了。” 就升任他为右拾遗，补翰林学士，后又升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4]

柳公权历事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都在宫中担任侍书之职。他的哥哥柳公绰在太原任职，写信给宰相李宗闵说：“我的弟弟苦心钻研文章书法，先朝只任他为侍书，这种职务，和占卜小吏没有什么区别，我也以此为耻，请给他调换一个闲散职位。” 于是升任右司郎中，又转为司封郎中、兵部郎中、弘文馆学士。文宗思念他，又召他为侍书，升任谏议大夫。不久又改为中书舍人，充任翰林书诏学士。每次在浴堂回答文宗的提问，常常是蜡烛烧完了，而谈兴正浓，不肯花工夫去取蜡烛，宫中婢女便用蜡油谌纸来照明。[5][6]

一次，文宗在便殿召见六位学士，文宗说起汉文帝的节俭，便举起自己的衣袖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 学士们都纷纷颂扬文宗的节俭品德，只有柳公权闭口不说话，文宗留下他，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柳公权回答说：“君主的大节，应该注意起用贤良的人才，黜退那些不正派的佞臣，听取忠言劝戒，分明赏罚。至于穿洗过的衣服，那只不过是小节，无足轻重。” 当时周墀也在场，听了他的言论，吓得浑身发抖，但柳公权却理直气壮。文宗对他说：“我深知你这个舍人之官不应降为谏议，但因你有谏臣风度，那就任你为谏议大夫吧。” 第二天下旨，任他为谏议大夫兼知制诰，仍任学士，掌撰写诏书。[7][8]

劝谏文宗
838年（开成三年），柳公权经调转任工部侍郎，但不过是备员而已。文宗曾召他问事，问他：“外边有什么议论？” 柳公权回答说：“自从郭旼被任为邠宁节度使，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 文宗说：“郭旼是尚父（郭子仪）的侄子，太皇太后（懿安郭皇后）的叔父，在职也没有过错。从金吾大将升任小小的邠宁节度使，还议论什么呢？” 柳公权说：“凭郭旼的功绩和品德，任命为节度使是合适的。人们议论的原因，据说是郭旼把两个女儿献入宫中，因此才升官，这是真的吗？” 文宗说：“他的两个女儿进宫，是来看望太后的，并不是他进献女儿。” 柳公权说：“常言说，瓜田不拾履，李下不整冠，如没有嫌疑，为什么这事嚷得家谕户晓？” 他因而举出王珪劝太宗送卢江王妃出宫的事例来说明利害，文宗当即派内使张日华把二女送还郭旼家。后经屡次升迁，担任学士承旨。[10][11]

晚年仕途
840年（开成五年），文宗驾崩，由唐武宗李炎即位。武宗即位后罢去内府学士官职，任命柳公权为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举荐他为集贤殿学士、判院事。李德裕本来对柳公权不错，但当柳公权被崔珙举荐时，他很不高兴，便将柳公权降为太子詹事，改为太子宾客。经屡次升迁任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封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又任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任工部尚书。[13][14]

847年（大中初年），柳公权转任少师。[15]

858年（大中十二年正月一日），宣宗在元旦举行朝会，柳公权年已八十，便在群臣之首向宣宗称颂祝贺，因含元殿较远，柳公权到时因年迈已感疲惫，在称贺之后，本要为宣宗上尊号 “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但柳公权误称 “光武和孝”，因此御史弹劾，罚了一季的俸禄，议事官恨他不退休。[16]

860年（唐懿宗咸通初年），柳公权以太子太保之职致仕。[17]

865年（咸通六年），柳公权去世，时年八十八岁，获赠太子太师。[18]

书法成就

柳公权是楷书书体的总结者和创新家，他在研究和继承钟繇、王羲之等人楷书风格的基础上，遍阅近代书法，学习颜真卿，溶汇自己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 “柳体” 楷书，[19] 为后世百代楷模，[20] 成为 “唐书尚法” 的突出代表之一。[21]
他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书贵瘦硬方通神” 他的楷书，较之颜体，则稍均匀瘦硬，故有 “颜筋柳骨” 之称。[20]
自唐代元和年间以后，柳公权声誉日高。唐宣宗尤为珍爱柳公权的墨宝，曾召柳公权到殿前，由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着砚台，枢密使崔巨源拿着笔，柳公权用真书在一张纸上写了 “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 十字；用行书在一张纸上写了 “永禅寺真草千字文得家法” 十一字；用草书在一张纸上写了 “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八字。宣宗赏给他锦彩及瓶盘等银器。又让他自写谢状，不拘真书、草书。[15] 当时公卿大臣家为先人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亲笔所书的碑文，人们会认为是不孝行为。而且柳公权声誉远播海外，外夷入贡时，都专门准备钱财来购买柳公权的书法。[22][23] 唐文宗曾称赞其书法连钟繇、王羲之再生，也超不过。
今人学书入门，依然首选唐代颜、柳、欧、

褚、虞等书法家，特别是柳公权所建立的一整套楷书的规范，今天仍然是人们学习的榜样。[21] 柳公权在书法艺术的改革和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唐代书法发展进行总结，也为整个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1]

个人作品

文学
柳公权工诗，有出口成章之才，文宗称其 “子建七步，尔乃三步焉”。《全唐诗》有其存诗五首，《全唐诗外编》存诗一首，《全唐文》、[24] 《唐文拾遗》亦有收录其作品。[25]

书法
柳公权书法、碑刻代表作

碑刻
《金刚经碑》
《平西郡王李晟碑》
《大唐回元观钟楼铭》
《冯宿碑》
《羲阳郡王苻璘碑》
《玄秘塔碑》
《神策军碑》
《刘沔碑》
《原道碑》
《魏公先庙碑》
《高元裕碑》
《复东林寺碑》

行草
《伏审》
《十六日》
《辱向帖》

历代评价

李恒：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26]

柳公绰：
家弟苦心辞艺。[26]

李昂：
①卿有诤臣风。[27]
②辞清意足，不可多得。[26]
③钟（钟繇）、王（王羲之）复生，无以加焉！[26]

李煜：
善法书者，各得右军（王羲之）之一体...柳公权得其骨而失於生犷。[28]

岑宗旦：
柳公权得其劲，故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29]

范仲淹：
延年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

苏轼：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

米芾：
柳公权如深山道人，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30]

朱长文：
盖其法出于颜（颜真卿），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

王世贞：
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

丰坊：
昔人传笔诀云：“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 论书势云：“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如折钗股。” 自钟、王以来，知此秘者...…唐则欧阳信本（欧阳询）、虞伯施（虞世南）、褚登善（褚遂良)、薛纯陀、薛嗣通（薛稷）、孙过庭、钟绍京、贾膺福、李泰和（李邕）、贺季真（贺知章)、李太白（李白）、张伯高（张旭）、杜子美（杜甫）、颜清臣（颜真卿）、柳诚悬、钱藏真（怀素）、张从申...虽所就不一，要之皆有师法，非孟浪者。[31]

董其昌：
柳诚悬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32]

康有为：
诚悬则欧之变格者。

轶事典故

●写诗助人
唐武宗曾长时间对一名宫中女官生气，后来

把她召来，对柳公权说：“朕对这个人很不满

意，如果能得到学士你的一篇作品，朕就不怪罪她了。” 于是把御案上的几十张蜀郡产的纸递给他。柳公权不假思索，立即写成一首绝句：“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 皇帝非常高兴，赏赐给他二百匹锦缎，并命女官上前向他拜谢。[33]

●以笔为谏
唐穆宗荒淫，行政乖僻，他曾向柳公权问怎

样用笔才能尽善尽美，柳公权回答说：“用笔的方法，全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法自然尽善尽

美。” 穆宗为之改容，明白他这是借用笔法来进行劝诫。[34][35]

宋代苏轼在诗中曾说：“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36]

●三步之才
柳公权曾随从唐文宗去未央宫花园中游玩，

文宗停下车子对柳公权说：“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过去赐给边兵的服装，常常不能及时发下，现在二月里就把春衣发放完毕。” 柳公权上前祝贺。文宗说：“只是祝贺一下，还不能把你的心意表达清楚，你应作首诗向我祝贺。” 宫人催他亲口念给文宗听，柳公权应声念道：“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 文宗高兴地说：“曹子建七步吟诗，你竟只需步。”[37][38]

致力学术
柳公权特精于《左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讲说一词一义，常写满好几篇纸。他通晓音律，却不喜欢听演奏，他常说：“这是由于听音乐容易使人产生骄慢情绪的缘故。”[39]

家族成员

辈分 关系 姓名 简介
家世 祖父 柳正礼 官至邠州士曹参军。

父亲 柳子温 官至丹州刺史。
平辈 兄长 柳公绰 字起之，官至兵部尚书，
卒赠太子太保，谥曰成。
弟弟 柳公谅 官至南郑县令。
子辈 儿子 柳仲宪 生平不详。
孙辈 孙子 柳瑗 字虚中，生平不详。

●柳公权说：

用笔在心

心正则笔正

不意而皆意

不法而皆法

文献记载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26]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27]

《书史会要 • 卷五》[41]

后世纪念

柳公权墓在耀州区阿子乡让义村北约1公里

处。东西82米，南北64米，圜丘。柳公绰墓在东，柳公权墓在西，相距46米。墓前各立石碑1通。1碑上款楷书 “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书”，中行隶书大字 “唐兵部尚书柳公公绰墓”，下款楷书 “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知耀州事张凤鸣立石”；另一通上、下款与前碑相同。中行隶书大字 “唐太子师河东郡王柳公公权墓”。碑距墓丘均5米。

195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成立柳公权墓文管所。[42]

〖参考资料〗：

[1] 柳公权 ．中华英烈祠 [引用日期2014-12-21]

（概述图片来源：南熏殿旧藏《唐代名臣像册》）

[2]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年十二，工辞赋。

[3]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元和初，擢进士第。李听镇夏州，表为掌书记。

[4]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因入奏，穆宗曰：“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 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再迁司封员外郎。

[5]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公绰尝寓书宰相李宗闵，言家弟本志儒学，先朝以侍书见用，颇类工祝，愿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文宗复召侍书，迁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尝夜召对子亭，烛穷而语未尽，宫人以蜡液濡纸继之。

[6]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公绰在太原，致书于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 乃迁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文尝思之，复召侍书，迁谏议大夫。俄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

[7]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常与六学士对便殿，帝称汉文帝恭俭，因举袂曰：“此三澣矣！” 学士皆贺，独公权无言。帝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澣濯之衣，此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 异日，与周墀同对，论事不阿，墀为惴恐，公权益不夺，帝徐曰：“卿有诤臣风，可屈居谏议大夫。” 乃自舍人下迁，仍为学士知制诰。

[8]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栗，公权辞气不可夺。帝谓之曰：“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彩，却授卿谏议大夫。”翌日降制，以谏议知制诰，学士如故。

[9] 柳公权像取自《集古像赞》。

[10]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召问得失，因言：“郭旼领邠宁，而议者颇有臧否。” 帝曰： “旼，尚父从子，太皇太后季父，官无玷邮，自大金吾位方镇，何所更议？” 答曰：“旼诚勋旧，然人谓献二女乃有是除，信乎？” 帝曰：“女自参承太后，岂献哉？” 公权曰：“疑嫌间不可户晓。” 因引王珪谏庐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内送女还旼家。其忠益多类此。迁学士承旨。

[11]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充职。尝入对，上谓曰：“近日外议如何？” 公权对曰：“自郭旼除授邠宁，物议颇有臧否。” 帝曰：“旼是尚父之从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无过。自金吾大将授邠宁小镇，何事议论耶？” 公权曰：“以旼勋德，除镇攸宜。人情论议者，言旼进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信乎？” 帝曰：“二女入宫参太后，非献也。” 公权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晓？” 因引王珪谏太宗出庐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张日华送二女还旼。公权忠言匡益，皆此类也。累迁学士承旨。

[12] 柳公权半身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13]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武宗即位，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权厚，及为珙奏荐，颇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师，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

[14]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武宗立，罢为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引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宾客。累封河东郡公，复为常侍，进至太子少师。

[15]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 “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 “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 “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16] 《东观奏记》：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贺，太子少师柳公权年亦八十矣，复为百官首，含元殿廷敻远，自乐悬南步至殿下，力已绵惫，称贺之后，上尊号 “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权误曰：“光武和孝。” 御史弹出之，罚一季俸料。

[17]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会，公权稍耄忘，先群臣称贺，占奏忽谬，御史劾之，夺一季俸，议者恨其不归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

[18]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六年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19]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其书法结体劲媚，自目一家。

[20] 柳公权 ．汉字硬笔书法网 [引用日期2015-08-23]

[21] 倪文东，《柳公权及其书法艺术论》，《文艺研究》2003年艺术研究专辑

[22]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

[23] 《中国通史 • 第六卷 • 中古时代 • 隋唐时期（下册）》第三十二章．历史专题 [引用日期2015-08-16]

[24] 《全唐文 • 卷七百十三》．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4-12-21]

[25] 《唐文拾遗 • 卷二十八》．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4-12-21]

[26]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2-21]

[27]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2-21]

[28] 《全唐文 • 卷一百二十八》．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8-23]

[29] 《书史会要 • 卷六》．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6-15]

[30] 宋 • 赵与时 • 《宾退录 • 卷二》

[31] 《书决》．汉典古籍 [引用日期2015-04-14]

[32] 明 • 董其昌 • 《画禅室随笔》

[33] 《太平广记 • 卷第一百七十四 • 俊辩二》：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也。” 目御前蜀笺数十幅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 上大悦，锡锦彩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

[34]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35]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 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

[36] 北宋 • 苏轼 • 《柳氏二外甥求笔迹》

[37]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从幸未央宫，帝驻辇，曰：“朕有一喜，边戍赐衣久不时，今中春而衣已给。” 公权为数十言称贺，帝曰：“当贺我以诗。” 宫人迫之，公权应声成，文婉切而丽。诏令再赋，复无停思，天子甚悦，曰：“子建七步，尔乃三焉。”

[38] 《旧唐书 • 卷一百六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从幸未央宫，苑中驻辇谓公权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讫。” 公权前奉贺，上曰：“单贺未了，卿可贺我以诗。” 宫人迫其口进，公权应声曰：“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 上悦，激赏久之。

[39]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三 • 列传第八十八》：公权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乐，曰：“闻之令人骄怠。”

[40] 《新唐书 • 卷七十三 • 表第十三 • 宰相世系三》．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8-10]

（家族成员参考资料）

[41] 《书史会要 • 卷五》．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8-16]

[42] 耀州柳公权墓：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之墓．央视 [引用日期2013-12-15]

▼柳公权楷书《神策军碑》

▼柳公权楷书《玄密塔碑》

▼柳体《朱子家訓》楷书集字帖

【杨凝式】

杨凝式（873年～954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字景度，号虚白，别名杨景度、杨虚白、杨太师，陕西华阴人，居洛阳。[1] 唐昭宗时进士，官秘书郎，后历仕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称 “杨少师”。[2] 杨凝式在书法历史上历来被视为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代表作品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

代表作品

《韭花帖》
《卢鸿草堂十志图跋》
《神仙起居法》

人物简介

杨凝式，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人。生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卒于周世宗显德元年，年八十二岁。（旧五代史作八十五岁；历代名人年谱作卒于显德二年，年八十三岁。此从补疑年录参游宦纪闻年谱）富有文藻，并工颠草，大为时辈所推唐昭宗时，登进士第。梁时，为考员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诰。晋时，以礼部尚书致仕，闲居伊洛之间，恣其狂逸，多所抗忤。人高其才，莫之责也汉时，历少传少师。周显德初，为太子太保，卒于洛阳，赠太子太傅。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记殆偏。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3]

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无论布白，还是结体，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礼。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以古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化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悒之气跃然纸上。《神仙起居法》在草书中，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为 “雨夹雪”。

杨凝式在书法历史上历来被视为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书法成就

杨凝式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继之以五代战乱的时期。这位才子，势必变为怪才，甚至要以疯子的病相求得免祸存身，而他借以慰藉心灵的书法艺术也自然端庄不起来了。他的表现其精神个性的行书也可以说正是他所遭遇的这个衰乱时代的在他的精神上留下的印痕。

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杨凝式的这些题壁作品一直到北宋时期还可以看到许多，黄庭坚就曾说：“余曩至京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妙入神。”（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八）遗憾的是建筑不能永久保存，他的这些书法妙迹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荡然消失了。而保存下来的纸本墨迹，只有行楷书《韭花帖》、行书《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行草书《夏热帖》和草书《神仙起居法》四种和刻帖《新步虚词》等数种。从这些作品看，楷书、行书、草书都有，且风格多有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艺术功力，另一方面也是他佯狂性格的自然流泻。这些帖的内容或者是关于健身养生的，或者是写风花雪月，或者写神仙道士，没有一个是庄重严肃的，何以会如此呢？时世变乱，人间时事不可说，也不值得挂心，所以，他只有到世俗以外的世界里去寻求乐趣了。

人称杨凝式的书法艺术是在唐、宋两代的书法艺术高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就书法艺术的发展而言，有宋一代，至于此后的学杨凝式者，可以说是代不乏人，但能够得其神髓者却寥寥无几。

历代评集

薛居正《旧五代史》：
有文词，善笔札。

唐诗外传：
凝式笔迹遒放，师欧阳询、颜真卿，加以纵逸。

李西台：
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尹洙：
杨公墨迹甚多，论书者以公之笔，其驰骋自肆，盖得於已意。

苏颂：
唐人多善书者，隶楷行草，往往各尽其妙。涉五代而字体衰矣，独杨公凝式号得笔法。

王钦若：
凝式墨迹一纸，宇画奇古，笔势飞动，天地间尤物也。公字与颜公一等，俱称绝异，然公素不喜作尺牍，後人罕能见之，益可宝也。

米芾：
①杨凝式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海岳书评》）
②凝式书天真烂熳，纵逸类颜鲁公争座位帖。（《书史》）

苏轼：
①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②凝式书颇类颜行。

黄庭坚：
①余曩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帅书，无一不造微人妙，当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
②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禇薛米入右军之室，见杨少师书，然後知徐沈有尘埃气。
③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帅仿佛大令尔，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之，少师书口称善而腹非也，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
④凝式如散僧入圣。
⑤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

蔡启：
杨风子书法高妙，杰出五代，可与颜柳继轨，洛中僧寺多有其迹，题华严院一诗，用笔尤奔放奇逸。

邵氏闻见录：
凝式自颜柳入二王之妙，楷法精绝。

黄伯思：
洛人好杨少师书，信可傅宝，但自唐中世来，汉晋书法不传。如凝式辈所祖述者不远，会稽父子笔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杨真迹，夸诩以希世珍，所谓子诚齐人耳。

《宣和书谱》：
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笔迹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

赵秉文：
杨少师劝其父不以社稷与人，此与鲁公拒安禄山斥李希烈何异？故其书虽承唐末五季余习，犹有承平纯正气象。

董其昌：
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

刘墉论书绝句：
绝爱杨风草法奇，西台晚出尚追随。相门华组甘抛却，五代完人更首谁。

王文治论书绝句：
韭花一帖重璆琳，千古华亭最赏音。想见昼眠人乍起，麦光铺案写秋阴。

包世臣：
①景度如表驘强缰，布武紧密。
②洛阳草势通分势，以侧为雄曲作浑。董力苏资纵奇绝，问津须是到河源。
③少师之草铺豪入纸，至能齐力，而矜奇尚褊，踽踽凉凉，未免已甚。

书槩：
五代书苏黄独推景度，今但观其书之尤杰然者，如大仙帖，非独势奇力强，其骨裏谨严，真令人无可寻间，此不必沾沾於摹颜拟柳，而颜柳之实已备矣。又云，景度书机括本出於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学颜者，尤贵笔力足与抗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李瑞清云：
杨景度为由唐入宋一大枢纽，韭花帖笔笔敛锋入纸，兰亭法也，思翁以景度津逮平原，化其顿挫之迹，然终身不出范围。

康有为云：
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

逸闻趣事

●“装疯避祸”

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小名诗，他出生那年是癸巳年，所以他自号癸巳人。据说他是隋朝越国公杨素的后代，祖辈均为唐朝的宰相重臣。

杨凝式长得既精神又聪明，富有文才，他的文章被当时的人所推崇，但他体型稍差，身材矮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唐昭宗时考中进士。中进士之后，他从此便踏入仕途，先任财政官即度支巡官，后又升任秘书郎。

在唐朝末年，杨凝式的父亲杨涉官至宰相，但诸侯并起的形势使他这个宰相当得也很苦，最后，唐朝被朱温取代时，他经手了一个不讨好的差事，向朱温送交唐朝的天子印信。原来他刚当宰相的时候便对儿子哭诉道：“在这乱世当中，我的孩子们恐怕要遭难了。唉！不知是否会连累你？”

杨凝式当时也很年轻，他见父亲揽过这个遭人唾骂的差事，便对父亲说：“父亲大人身为宰相，而国家却到了这种地步，不能说没有一点过错。但您又要把传国玉玺交给别人，保自己的富贵，那千年之后人们该怎么评论您？父亲还是推辞为好。”

杨涉闻听此言，害怕得魂都没了，因为当时形势非常危急，朱温为了防止唐朝旧臣做于己不利的事，便派了大批暗探打入大臣们中间，搜集大臣们的言论，不少人因为言语不当而惨遭祸端，有的则是灭门之祸。杨涉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杨凝式见父亲神情惊慌，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忙闭上了嘴，父亲害怕儿子的话传出去，好几天都没有吃好饭，整天神情沮丧，唉声叹气。杨凝式也很害怕，假如他的话被人听到，传到朱温的耳朵里，那他的全家便很难存活了，杨凝式想不出再好的办法，最后只得装疯，以防万一。从此人们便叫他“杨疯子”。

父子俩的话没有被外人听去，等朱温登基后，又让杨涉继续当后梁的宰相。而杨凝式的 “疯病” 也好了，凭借着父亲的关系，他也在后梁任职，当上了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后来齐王张全义又看上了他的才华，提拔了他，而宰相赵光裔也很欣赏他，在赵光裔的支持下，他升任集贤殿直学士、考功员外郎。

巧用 “疯” 病，后梁被后唐灭掉，但杨凝式并没有受影响，相反，他却升了官，当上了知制诰，主管皇帝诏书的起草工作，权势很大。但后来他又有点 “疯” 了，也许他看出来这个职位虽然很显赫，但也容易惹恼皇帝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才装疯避祸的。就像孟知祥辞去中门使的职务一样，因为前几任中门使都由于开罪皇帝而被杀。这一疯，他便被改任了史馆修撰，主持史馆事务。

等明宗李嗣源在位的时候，明宗封他为中书舍人，他装疯不去上朝，更不去上任，明宗只好让他任别的职务。在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的时候，封杨凝式为兵部侍郎。李从珂有一次亲自阅兵时杨凝式 “疯病” 又发作了，他不停地大喊大叫，使阅兵无法继续进行，李从珂因为他名声大，又有才气，加上许多人都知道他有疯病，所以没有处罚他，让他回洛阳静养。

后唐灭，后晋建立，杨凝式又做了太子宾客，后来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了，到了洛阳一带闲居，过得很自在。离开了朝廷，他更自由了，说话更没有顾忌了，还有，他一说过分的话，人们便以为他的“疯病”又犯了，没人和他计较，因而他对当地的事不管什么都喜欢指责批评一番。地方的官员因为他有才，又德高望重，都没有责怪他。在桑维瀚主政时，杨凝式已经退休，所以没有了俸禄供给，生活有些拮据，桑维瀚听说才子杨凝式的窘境后，便出面奏请皇帝给他一个太子少保的荣誉职衔，让他有份固定的俸禄养家度日。

后晋因为和契丹开战，最后灭掉了，后汉建立。他在后汉也担任了官职，如太子少傅，太子少师。后汉末年，郭威起兵进入开封后，总理朝政，杨凝式在郭威进城时到门口迎接，向郭威说自己年事已高，难以做事，郭威便抚慰他一番，没有责备他。但等郭威称帝后，因为他没有为郭威登基出力，所以他趁势提出致仕还乡，也就是退休回家。郭威痛快地答应了，赐他以右仆射的显要身份回乡。

杨凝式在老家闲居了一段时间，郭威病死，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又下诏让杨凝式回朝任职，或许是杨凝式闲居时间一长也烦闷了，他接受了世宗的任命，升为左仆射，另加太子太保之衔。

从唐朝末年到后周，一般的说法是杨凝式经历了五个朝代，严格地说应该加上唐朝，就是六个。

● “宽容才子”

杨凝式以 “疯” 而出名，他的一些趣事死后还经常被人们提起。有一次他乘车回府，他性子急，说车马走得太慢，干脆下车，自己拄着手杖步行，路边的行人都指着他笑，但杨凝式毫不在意。有一年，冬天到了，但妻子儿女都还没有棉衣，他不但不管，反而将不久前一位朋友送的一批帛绢转送给了两个寺庙，做了袜子给僧人们穿，家里的孩子们冻得直叫，他也毫不在意。地方的留守官见状，赶忙给他这个著名的士宦之家送去了棉衣和粮米。杨凝式笑了：“我知道他们肯定会救济我们的！”

　杨凝式为人非常随和，有一天的早晨，他和仆人出去游玩，仆人问去哪里，他说往东去广爱寺，仆人说不如往西去石壁寺，他举鞭说：“还是去广爱寺。” 仆人说：“还是去石壁寺好。” 杨凝式于是说：“那就先去石壁寺吧。”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拍手欢呼起来。

杨凝式不仅会装疯，他更擅长更出名的是他的诗和书法。他的诗中有很多诙谐诗，很有趣。张全义曾经提拔过他，他便适当地歌颂了他的功德：“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修，至今犹是一堆灰。” 还有一次，他从开封回洛阳，当时暴发了蝗灾，他到洛阳的时候，遮天蔽日的蝗虫正好也同时到达了洛阳。他就先将一首诗寄给了洛阳尹张从恩：“押引蝗虫到洛京，合消郡守远相迎。” 张从恩见诗笑了，也没责怪他。

杨凝式的诗因为他信佛而有了另一种境界。他喜欢游寺庙，各种景色都能使他对时事产生感想，因此他的诗句也很脱俗，如 “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 写得很清丽，非常出名，历来被人推崇。

虽然杨凝式的诗成就很高，但和他的书法比起来，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他的书法遒劲豪放，以欧阳询和颜真卿为宗师，加上他自己的纵逸豪放，使他的书法艺术有了独特的风格。在游览寺庙的时候，遇到山水佳境时便留连忘返，观赏咏诗，见墙壁提笔便写，边吟边写，似有神助一般流畅。人们小心地保护这些他写过诗的墙壁，可见他的书法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人们说他的书法和颜真卿的很相似，因而将他和颜真卿合称 “颜杨”。

在洛阳的许多寺庙的墙壁上都留下了他的手迹，他在最后落款时很少用一个名字，有癸巳人，杨虚白，希维居士，关西老农。题后有时是楷书，有时是草书，像他的人一样随意，但水平都很高，所以很多人说他是五代时期书法第一人。

杨凝式有不少优秀的学生，李建中写诗盛赞恩师的书法：“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 冯道的儿子对杨凝式的评价是最高的：“少卿真迹满僧居，只恐钟玉也不如。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

杨凝式因为一次偶然的装疯躲过灾祸，从此便以 “疯” 为处世之法，经历了五代，得以善终。又凭狂放的性格成就了他的书法艺术。

传世名著

《韭花帖》（楷书）

为杨氏楷书的代表作。此帖是杨凝式在昼寝乍起，腹中甚饥之时，得以珍馐充腹之后信笔写下的。明董其昌曾为此帖题跋：“略带行体，萧散有致。” 此帖字距、行距均拉开至极限，然而其行气纵贯而舒朗空灵。此外，在单字结体上也独出机杼，或戴高帽，或左右分离，或重心偏移，或轻头重脚，妙趣横生。然一切出于自然，并无造作之感。此帖被称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五。

《神仙起居法帖》（草书）

内容记述古代医学上的一种按摩法。《宣和书谱》说杨氏 “尤工颤草”，此帖可窥一斑。此帖在草书中，还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其为 “雨夹雪”。此法始于颜真卿稿书，而杨凝式能融会贯通，使人望之无迹可寻，几入化境。黄山谷曾评此帖为 “散僧入圣”，米芾则称其 “天真纵逸”。全篇似随意点画，不假思索，用墨浓淡相间，时有枯笔飞白。书字的结势于攲侧险劲中求平正，且行间字距颇疏，在继承唐代书法的基础上，以险中求正的特点创立新风格，尽得天真烂漫之趣。

《夏热帖》（行草）

是杨凝式写的一通手札，似取法于颜真卿的《刘中使帖》和柳公权的《蒙诏帖》，遒劲挺拔而又沉着痛快。

〖参考资料〗：

[1] 杨凝式简介．书法爱 [引用日期2015-07-1][2]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中国美术简史（增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5月

[3] 人物作品．书法学堂网 [引用日期2013-02-14]

▼杨凝式 楷书《韭花帖》

▼杨凝式 行草《夏热帖》

▼杨凝式 草书《神仙起居法帖》

【蔡襄】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

字君谟，别称蔡忠惠、蔡端明，汉族，兴化军仙游县（今枫亭镇青泽亭）人。[1] 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

1067年（治平四年），蔡襄逝世，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
1165年～1173年（南宋乾道年间），追谥忠惠，故称 “蔡忠惠”。

蔡襄任泉州知府时，主持建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倡植福州至漳州700里驿道松；在建州时，主持制作武夷茶精品 “小龙团”，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所著《荔枝谱》被称赞为 “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

蔡襄工书法，诗文清妙，其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 “宋四家” 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

主要作品

《茶录》
《荔枝谱》
《蔡忠惠集》等

主要成就

书法
茶学
修造洛阳桥[3] 

人物生平

1012年3月7日（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蔡襄生于仙游县枫亭驿。[4]（家族世居于此。）初务农，曾为泉州吏员。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今后龙乡）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蔡襄童年时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
1027年，15岁参加乡试。
1030年（天圣八年），18岁参加开封乡试获第一名。
当年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
1031年（天圣九年），19岁登进士第十名。
1032年（天圣十年），20岁授漳州军事判官，任职四年。
1043年（庆历三年），31岁主持谏院衙署，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他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
1044年（庆历四年），32岁调任福州知州。
1046年（庆历六年），34岁秋改任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在福州见百姓患病不就医而向巫觋求拜，多为蛊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就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觋， “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蔡襄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议官吏，发动百姓，从福州大义至泉州、漳州700余里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荫庇大道，故民谣歌颂道：“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1048年（庆历八年），蔡襄因父亲去世而离职。
1051年（皇祐三年），39岁的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参加政事。
1052年（皇祐四年），40岁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
1056年（嘉祐元年），蔡襄44岁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传播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

1054年～1063年（至和、嘉祐年间），蔡襄（42岁～51岁）两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1057年—1060年（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贪赃枉法，蔡襄奏疏弹劾，把他革职为民。后朝廷发现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贬。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并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
蔡襄知泉州时期，连年发生旱灾，他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制止用水纠纷。他任转运使期间又在郡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众饮用和灌田。
1064年～1067年（治平年间），晋江县令王克俊在摩崖刻 “蔡公泉” 三字以为纪念。
1060年（嘉祐五年）秋，仁宗皇帝召拜蔡襄为翰林院学士权三司使，翌年二月赴京，拜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财政。此时，宋廷财政入不敷出，“积贫” 已深。襄善于理财，“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不久，英宗继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蔡襄撰《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采纳，反而夺其三司使职。蔡襄在朝廷难于容身，请求外任。
1065年（治平二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
1066年（治平三年）十月，母亲卢氏去世，蔡襄护丧南归。
1067年9月27日（治平四年八月十六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56岁，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葬在枫亭蔡岭，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1176年（宋孝宗淳熙三年），其曾孙蔡洸为蔡襄奏请谥于朝，孝宗赐谥 “忠惠”。
1195年～1200年（宋宁宗庆元年间），在洛阳桥南街尾建蔡襄祠。[6] 后人在他墓前立柱题联云：“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

主要成就

书法艺术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 “苏、黄、米、蔡” 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 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 “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 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 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
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 “国师岩” 等珍品。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 “宋四家” 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另有说法认为宋四家 “苏黄米蔡” 中的 “蔡”，应该是蔡京，只因其 “人品奸恶”，后来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8]

水利贡献
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奏减五代以来丁口税。并修建中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万安桥（洛阳桥），它被称作 “福建桥梁的状元”（茅以升）。它的建成，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墙林立，百舰争流，中外商贾荟集，各地货物集散。然而，万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大障碍，交通问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 “筏型基础”。他并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
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了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它真实地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辞极优美，同时它又是中国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书法珍品。
蔡襄曾组织人马，从福州始沿途栽植树至泉州、漳州，计长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它成为洛阳桥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传所说的 “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 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水土，确是高人一等。时人为此作诗赞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嘉祐三年（1058年），适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 “郡守不德之故”。还写下《乞雨题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陇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 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瘼，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赞他 “爱民心有彼苍知”。
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岸等问题争吵、斗殴。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郑、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后世称为《先宋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至今。据《晋江县志》载：“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 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后人因此为之立《德政碑》。

　发展茶业
　蔡襄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也是茶学家。他为官清正，以民为本，注意发展当地经济，为福建茶业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历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园，就是在建州，旧时又称建溪，建安（今在建瓯县）。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孙樵《送茶蕉刑部书》，书中记载：“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种）产于 “建阳碧水丹山之乡，系月涧云龛之品”。当时建溪流域所产品茶统称 “建茶”、“建茗”。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福建建闽国，北苑茶园成为专门生产贡茶的官家茶园。闽国灭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 “龙焙”，监制 “建茶进御”。指定专制 “龙茶”。历史发展到了宋代。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制御茶时，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 “早、快、新”。如 “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贡”。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谓手中，北苑茶已誉满京华，号为珍品。
　1041—1048年（庆历年间），蔡襄创造小龙团以进，被旨仍岁贡之。（《熊蕃北苑贡茶录》）。《苕溪渔隐丛话》也说北苑茶大小龙团 “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确，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把北苑茶业发展到新的高峰，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团茶为小团茶、品质上采用鲜嫩茶芽作原料，并改进制作工艺。为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修对蔡襄制作贡茶有非议，但他不得不承认蔡襄制作茶业的工艺之精。蔡襄之侄儿、蔡京之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对蔡襄在发展北苑御园茶过程有较为详细而客观的记载，肯定了蔡襄负责监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呼声最高还是 “小龙团” 的 “密云龙” 和 “瑞云翔龙”。对于茶叶制作达到 “名益新、品益出”、“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 的高水平程度，同时指出做茶要抓住季节 “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 的新鲜感。可见 “好茶争相品、盖因品质珍”。就蔡襄本人，对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录》中有专门论述建安之茶。其 “点茶” 条云：“建安斗试以水痕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御园茶在北宋时期极负盛誉。这些如此辉煌时期是得益于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的监制而精益求精的创新工艺。这茶业发展功绩是不可湮没的。
　苏轼在《荔枝叹》中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此诗作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在蔡襄任福建转运使二十五年后，此时苏轼正被谪贬在广东惠州（今惠阳县）。作者初次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龙眼，极为赞赏，就差点儿将 “荔枝” 比作 “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联翩，不禁联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诗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将进贡的弊政。他笔锋又一转，对当时宋代的进茶、进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讽刺。这首诗给苏轼带来了许多声誉，但给蔡襄盖上了一顶“买宠”的帽子，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北苑贡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争新。他先从改造北苑茶的品质花色入手，将 “大龙团” 改制为 “小龙团”，提高贡茶的质量，达到 “名益新、品益出” 的技术革新、茶与茶艺术融为一体。蔡襄制好茶，致使苏东坡喜欢 “龙凤团茶”，产生千古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 苏东坡应该感谢蔡襄有了好茶才产生出千古名句。蔡襄的督办，促进了北苑茶的发展。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种技术创新，使福建茶叶在北宋时期名列首位，应功归于蔡襄。[11]

　藏书之家
　蔡襄家富藏书，刘克庄题跋蔡端帖时说：“又一借六典刘茂才，何人藏书，乃富于蔡公耶？” 其收藏书法作品和图书在当时富于一方。[12]

　人物评价

欧阳修：
　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一作阙）。间归干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14]

　陈东：
　余闻之先生长者。

　王称：
　襄于朋友重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工于书，人得其字，以为珎藏，仁宗尤称爱之。[15]

　陆游：
　先生（梅尧臣）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16]

　脱脱：
　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宋仁宗）贤御史也。襄数论治体，推韩琦、范仲淹之贤。素请罢不急之赏，论仁宗纳二女子为非。靖黜夏竦、王举正为不可用。盖仁宗锐于求治，数君子提纲振纪而扶持之，卒成庆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于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蛮徼，卒收功名；素在西边多惠政，其尹开封，虽颇厌烦剧，再为渭州，边民老幼，至相率称贺，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17]

　王夫之：
　韩、富、范、马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于是石介、苏舜钦之流，矫起于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18]

　个人作品

　蔡襄为官三十余年，不仅政绩显著，在科学文化方面也作出重大贡献，曾撰《荔枝谱》和《茶录》，是世界上最早介绍荔枝的专著，所创制 “小龙团” 茶，品质较 “龙凤茶” 更精。蔡襄精于书法，学虞世南、颜真卿，并取法晋人。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为 “宋四家” 之一。传世碑刻有《万安桥记》，书迹有《书谢赐卿御书诗》和书札诗稿等。著有诗词370首，诗文清妙；奏议64篇，杂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19]

　《宋蔡忠惠集》
　《宋蔡忠惠文集》三十六卷，《别纪》十卷。明徐火勃辑存。按：本书卷数各书记载不一：《蔡襄集》六十卷又奏议十卷，可见《宋史艺文志》卷七；《宋蔡忠惠公集》四十六卷，见《季沧苇藏书目》；《蔡忠惠公集》四十四卷，见《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附《蔡端明别纪》十卷，见别纪明徐火勃辑，万历版；《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万历本，郑振铎跋；《端明集》四十卷，见《四库全书荟要·集部》；《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三十六卷、《别纪补遗》二卷，清雍正乾隆间版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宋刻本，其中卷数配清抄本；《蔡忠惠集》三十六卷，南宋时刻于泉州，王梅溪作序，见《绛云楼书目》或《直斋书录解题》，又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旧钞本，在台湾；《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见《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丛编》；《蔡忠惠集》三十九卷，清乾隆间蔡氏刻本；《蔡端明文集》二十四卷，蓝丝阑钞本；《端明学士集》十七卷，宋乾道四年（1168）刻本（增订四库简目标注世善堂藏书目录》；《蔡忠惠公集》八卷，明宋珏辑，见《鸣野山房书目》。

　《荔枝谱》
　《荔枝谱》一卷。存。
　按：《荔枝谱》版本较多，据粗略统计有：宋刊本、明刊本、明汪氏刊本、《百川学海（咸淳本）癸集》、《百川学海（弘治本等）癸集》、《山居杂志》、《说郛（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 • 子部谱录类》、《古今说部丛书》三集、《丛书集成初集 • 应用科学类》、《艺术丛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 • 癸集》、《艺圃搜集》本、《闽中石手刻迹本》、《闽中荔枝通谱》十六卷本、《闽中荔枝通谱》八卷本（万历本）、《邓道协荔枝通谱本》。又按：《荔林谱》共七篇，一原本始，二标尤异、三志贾鬻，四明服食，五慎养，六时法制，七别种类。

　《茶录》
　《茶录》二卷。存。（或有《茶录》一卷）
　按：《茶录》自序有云：“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谱》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 此书分上、下二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这就是所谓烹试之法。《茶录》二卷版本颇多，有：《茶书》八种十四卷、清初钱氏述古堂钞本、明刊本、百名家书本、后四十家小说本、清钞本、《四库全书 • 子部谱录类》。《茶录》一卷的版本很多，也有《茶书》二十七种三十三卷，明喻政编、万历本，《茶书》十三种十五卷、明末刻本，宋刊本（有前、后序）、明刊本（有自序、自跋、欧阳修后序）、《百川学海（咸淳本）辛集》、《百川学海（弘治本）壬集》、《百川学海（重辑本）辛集》、《格致丛书》、《说郛》（宛委山堂本）、《五朝小说 • 宋人百家小说琐记家》、《五朝小说大观 • 宋人百家小说琐记家丛书集成初编 • 应用科学类》《艺术丛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 • 辛集》。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茶录》写了后记。他说，宋皇瓣间，任福建转运使时，每年进贡福建的龙茶，深受仁宗皇帝的赞赏。在《茶录》序言中，他说了写作的原由和目的：“陛上谕臣，先任福建转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承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也。” 他认为，“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制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因此，他 “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
　蔡襄在当时，除了精心制作了 “小团茶”，使建茶一步登天驰名全国外，又鉴于陆羽的《茶经》，未能把闽产指出，使建茶淹没不彰；而丁谓所著的《茶图》，仅论及采制，没有说明烹试的方法，于是，蔡襄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成《茶录》一书，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都属于烹试的方法。凭他丰富的经验，独特的见解，再配以当世优秀的书法，使这一著作，堪称 “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与蔡襄的提倡和推荐是分不开的。据说，当时论茶者，没人敢在蔡襄面前发言，恐班门弄斧，自讨没趣。《茶录》除了上进给皇帝鉴赏外，还勒石以传后世。这不但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日本具有美学艺术的 “茶道” 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十七世纪初，中国茶叶输入欧洲及其它地区，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并且有日渐风靡之势。
　在上篇论茶中，主要论述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火胁盏和点茶。论述茶色时，他说：“茶色贵白，而饼茶大抵于表涂膏泽，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论述茶香时，他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以助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 按现代科学的制作方法，茶叶不宜掺杂 “珍果香草”，把茶的真香夺去。论述茶叶时，他说：“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场产者味佳，隔溪诸山，虽及时加意制作，色与味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损味，前世论水品者，以此。” 这说明茶味与产地、水土、环境等有密切的关系。在论述藏茶时，他说：“茶宜若叶，而畏香药。” 这就是说，贮藏茶叶，要讲究茶器和方法，“意温燥而忌湿冷”；否则，茶叶会吸收 “异味”，变质，不能保持本色和茶味。
　在下篇论茶器中，主要论述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和汤罐。他从制茶工具、品茶器具等方面进行论述，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蔡襄的《茶录》，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人评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 今人也加以肯定：“十一世纪中叶，对福建茶叶生产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当推蔡襄。” 如今流行的茶文化，也不能不提及《茶录》的文化和科学价值。蔡襄的芳名与他的农艺名著《茶录》，将千秋万代流传于世。

　其它作品

　《龙寿丹记》。（此书有五朝小说本）。
　《蔡忠惠奏议》十卷。见《福建通志》卷六十八。
　《蔡襄治平会计录》六卷。见《玉海》卷五十八。
　《墨谱》一卷。见《宋史艺文志》卷六。
　《茶果》《荔枝故事》一卷
　《讲〈春秋〉〈左传〉疏》一篇。
　《蔡莆阳诗》六卷。见《宋元四十三家》。
　《蔡忠惠诗集全编》四卷。清乾隆间吴允嘉抄本。
　《蔡忠惠诗集全编》二卷。《别纪补遗》二卷。明宋珏辑，《别纪》明徐火勃辑。
　《蔡福州外纪》十卷，明徐火勃编，陈甫仲订补。
　《蔡端明别纪》十二卷，明徐火勃编。（也有十卷、一卷）。
　《蔡忠惠公别纪补遗》，明宋珏编（万历刻本）。

　逸闻趣事

●百衲碑
　韩琦曾在家乡修建昼锦堂，欧阳修为其撰文，蔡襄书丹，时人称之为 “三绝”。蔡襄每一个字都一定写数十张，等到字合于法度之后才采用，世人称其为 “百衲碑”。[20]

●诗名远扬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争执，被黜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当时也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此诗在东京流传，人们都争着传写，买书的人在街上售卖此诗，获利颇厚。辽朝的使者来访，偷偷将其买回。后来张中庸出使辽朝经过幽州时，在舍馆看见有人将蔡襄此诗写在墙上。[21]

●置髯何处
　蔡襄有一把美胡须。仁宗一天偶然回头问蔡襄说：“你的胡须非常漂亮，晚上睡觉时把它盖在被子之下吗，还是把它放在外面呢？” 蔡襄无法回答。回到家后，晚上睡觉时，蔡襄思索仁宗的话，把胡须放在被子里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适，一个晚上无法睡着。[22]

●蛇精转世

蔡襄知福州时，曾因病多日到官署办公，每天晚上都梦到登上鼓楼靠着鼓睡着。通判奇怪击鼓之人多日没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说这几天有一条大蛇盘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愈后，向通判说了自己的梦，正巧与击鼓之人说的话相同，人们便认为蔡襄是蛇精。[23]

●上元罢灯

蔡襄在福州任职，一次适逢上元日，他让百姓点七盏灯，陈烈制造大灯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 蔡襄看见后，下令罢灯。[24]

●事母至孝

蔡襄对待母亲非常孝顺，他曾经步行碰到一个妇人，样貌非常衰老，蔡襄询问她的年龄，她说：“我活了一百单二岁了。” 蔡襄拜了又拜后说：“希望我的母亲的年纪也能像您一样。” 后来果然像他说的一样。[25]

●地下阎罗

蔡襄病重时，兴化郡守李遘梦到一位神仙紫绶金章，自称是来迎接下任的。李遘询问是谁，神仙说：“我是阎罗王，蔡襄将要接替我。”

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挽诗道：“不向人间为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罗。”[26] 谢肇淛也在《五杂俎》中提到 “人有死而为阎罗王者，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皆屡见传记。”

[27]

●廿一日酉

据说蔡襄任泉州刺史时，奉母亲之命，准备在泉州湾附近建一座万安桥（即今天的洛阳桥）。修建时工匠们遇到了难题，当时海湾水深，难以为桥打桩。于是蔡襄便叫手下文吏部给海神写信，请求海神帮忙并派人下海送信。送信的人认为自己此行必死无疑，便到酒店痛饮了一场，然后醉卧海滩，想让海潮将自己卷去了事。岂料海潮并没有把他卷走，等他醒来后，竟发现信封已换过，他连忙带回呈给蔡襄。蔡襄看见 “海神” 在信上只写了一个 “醋” 字，琢磨很久，认为醋字可拆为 “廿”、“一”、“日”、“酉” 四个部分，这就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廿一日酉时。蔡襄顿时醒悟，“海神 ” 要他在 “廿一日酉” 动工建桥。有趣的是，到了这一天，海水退潮，人们顺利地打下了桥基，万安桥就这样建成了。从此 “醋” 字被成为 “廿一日酉” 的说法也传开了。

　相关争议

　据方志记载，蔡襄于宋庆历五年（1045年）4月至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以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庆历七年 （1047年）11月至庆历八年 （1048年）10月，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嘉祐元年（1056年）8月至嘉祐三年（1058年）5月，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在福州担任要职的5年多时间里，“修复古五塘” 是蔡襄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修复古五塘” 的地点到底是在福州，还是在莆田（时称兴化军），或者是两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扰着蔡襄研究者。事实上，古人对这一问题早有文献记载，也早有了答案。如果说福州的学者持第一种观点的话，还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的论文《蔡襄对福州的贡献》。但莆田的学者金文亨发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杨祖煌撰写的《蔡襄的业绩》以及蔡庆发出版的《蔡襄评传》等，甚至连莆田市方志委新编的《莆田市志 • 蔡襄传》也采用了第三种的观点，那就更引人深思。
　其实，只要仔细查阅宋、明时期的福建地方志和有关史料，并进行认真分析和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根据宋人的记载：
　据梁克家《三山志》水利卷云：“嘉祐二年（1057年），蔡密学襄命三县疏导渠浦” ；“嘉祐二年，郡守蔡襄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船场，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国以北。”《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晋江人，南宋状元，曾入阁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誉，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珍视。该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距蔡襄逝世（1067年）不到120年时间，应该说记下的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在这本志书里，虽然未设蔡襄人物传，但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时兴修水利的史实，却没有记载蔡襄在福州 “修复古五塘” 之事。

　又据黄岩孙《仙溪志 • 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年十八试进士，为开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进士甲科，…十月，以亲老出知福州，遂为福建都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闽人丁口税之半。” 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统计，我国宋代修的方志约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于年代久远，宋代方志大都已失传，如今福建现存宋代的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临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国唯一现存的宋代县志。作者黄岩孙，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宝祐二年（1254年）任仙游县尉。该志成书于宝祐五年（1257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时间，况且仙游是蔡襄的家乡，蔡襄传的史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另据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以便亲，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田，民以为立，为公立生祠于塘侧，又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 欧阳修与蔡襄同朝为官，应该说同时代的人记下来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 • 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 元人脱脱编纂《宋史 • 蔡襄传》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喻政修纂的万历版《福州府志 • 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庆历间，由左正言直史馆，乞郡养亲，出知福州。未几，改转运使。复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复疏导附城湖浦。” 该志水利卷记载与《三山志》相同，也没有记载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时有 “修复古五塘” 之举，只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兴修水利的事情。

　综上所述，蔡襄 “修复古五塘” 的地点不可能在福州，那么，持第三种观点的依据就站不住脚。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第二种观点，即蔡襄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莆田“修复古五塘”。[28]

　史料记载

　《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东都事略 • 卷七十五 • 列传第五十八》
　《宋史 • 卷三百二十 • 列传第七十九》[17]
　《宋元学案 • 卷五》[29]

后世纪念

　纪念馆
　蔡襄纪念馆位于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大埔村，金沙宫旁。

　蔡襄墓
　蔡襄墓（蔡襄陵园）位于福建仙游枫亭锦岭将军山下，旧福厦公路西侧。

1961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

1997年，海内外蔡襄后裔把其墓重建为 “蔡襄陵园”，历时三年，于1999年竣工，占地面积20亩，仍保持宋代艺术造型，增建 “山门”、仪门、围墙、端明楼、四垂亭、书法碑廊、以及管理房和停车场，重塑文武石仲翁、石羊石马、石虎，铺平石墓埕、水泥通道等附属设施。墓陵占地一亩，建造古老壮严，围墙绿树参天，绿草成茵，环境幽静优美。陵园前方 “仪门”，高7.5米，白色花岗石构筑，横匾前书 “庆历名臣”，后书 “刚正廉明”；山门及前门，分别刻有对联：“跨海筑桥不尽黎民歌惠政，挥毫飞龙凤何曾勋业掩文章”，“忠国兴邦三谏有诗誉扬端明殿，惠民利涉万安无险功业洛阳桥”，“公慑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气，诚承祖德万家荔谱永留芳”，表达了后人对蔡襄一生品德及其功业的崇高评价和敬仰。
在重修陵园时，菲律宾总统依斯特拉和世界僧伽会副会长瑞今（蔡襄后裔）闻讯，特致词电贺。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笔题写 “蔡襄陵园” 和 “碑林”。全长134米的 “书法碑廊”，共有134块碑文，镌刻蔡襄为主的宋四大书法家楷、行、草、隶12600字，为福建省现有规模最大的碑林。“端明楼” 正厅塑有蔡襄铜像，设有书法展览厅，供游人参观。

〖参考资料〗：
[1]  《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
[2]  蔡襄画像清人绘，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概述内图片来源）
[3]  蔡襄修建洛阳桥．文化中国 [引用日期2015-12-23]
[4]  蔡文福，《蔡襄年谱简编》
[5]  蔡襄画像取自顺得堂收藏蔡氏谱碟长卷。[6]  蔡襄．仙游地情资料网 [引用日期2013-02-7]
[7]  蔡襄像取自清同治修河南始祖蔡氏通谱。[8]  蔡襄简介．中国书画网 [引用日期2013-02-7]
[9]  襄全身画像福建仙游博物馆藏。
[10]  蔡襄半身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11]  中国茶界第一品茶大师蔡襄．莆田文化网 [引用日期2013-02-7]
[12]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13]  蔡襄题跋像取自清上官周绘，乾隆八年刻本《晚笑堂画传》。
[14]  《欧阳修文集 • 卷三十五》．唐宋八大家在线阅读 [引用日期2015-04-26]
[15]  南宋 • 王称 《东都事略 • 卷七十五》[16]  《渭南文集 • 卷十五》．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5-18]
[17]  《宋史 • 卷三百二十 • 列传第七十九》．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2-19]
[18]  《宋论 • 卷四》．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2-19]
[19]  忠国惠民 一代廉臣蔡襄．福建省纪委监察厅．2014-04-01 [引用日期2014-04-12][20]  《昼锦堂记》：韩魏公以上相作昼锦堂於相 ，时欧阳文忠以参政为之记，而蔡忠惠以三司使书之，时称 ‘三绝’，又谓忠惠每一字必写数十赫蹏，竢合作而后用之，以故书成特精绝，世所谓百衲碑者是也。
[21]  《渑水燕谈录》：景祐间，范文正知开封，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离间大臣，自结朋党，落天章待制，黜知饶州。余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师鲁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尹师鲁书曰：“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怖，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 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有书君谟诗在壁上。
[22]  《铁围山丛谈》：伯父君谟，美髯须。仁宗一日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外乎？” 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寝。盖无心与有意，相去有间，凡事如此。
[23]  《东斋记事》：蔡君谟知福州，以疾不视事累日，每夜即梦登鼓楼凭鼓而睡。通判怪鼓角将累日不打三更，因对数夜有大蛇盘据鼓上，不敢近。君谟既愈，与通判言所梦，正与鼓角将所说同，人遂以君谟为蛇精。
[24]  《柳亭诗话》：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令居民然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大书曰：“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 君谟见之，为之罢灯。
[25]  《独醒杂志》：蔡端明事母至孝。尝步行遇一妪，貌甚龙钟，问其年，曰：“百单二矣。” 端明再拜曰：“愿吾母之寿如妪。” 后果符其言。[26]  《续同书》引：蔡襄病革，兴化守李遘梦神人紫绶金章，自云来迓代者。遘询之，曰：“余阎罗王，蔡襄当代我。” 明日襄卒，遘挽之曰：“不向人间为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罗。”
[27]  《五杂俎 • 卷十五 • 事部三》．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6-06-24]
[28]  蔡襄 “修复古五塘” 地点之考辩．莆田晚报．2012-06-12  [引用日期2016-03-21]
[29]  《宋元学案 • 卷五》．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2-19]
[30]  蔡襄陵园．湄洲日报 [引用日期2013-02-7]

▼蔡襄 暑热帖（致公谨书）

▼蔡襄《持书帖》

▼蔡襄《京居帖》

【曾巩】

（1019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五］～1083年4月30日［农历四月十一］），字子固，别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
1057年（嘉祐二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嘉祐二年。
1069年（熙宁二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
1072年（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
1081（元丰四年），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
1082年（元丰五年），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 “文定”。[1]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 “南丰七曾”。
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 “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 “南丰先生”。[1]

主要作品

《元丰类稿》
《隆平集》

主要成就

兴教劝学

地位

唐宋八大家之一

人物生平

年幼聪慧

曾巩祖上世代为学者[2]，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3] 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4]

结识良友

1037年，曾巩18岁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
1939年，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5]。
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1047年（庆历七年），其父去世，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6]

1058年（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7]

任职历程

1059年（北宋嘉祐四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

1060年（北宋嘉佑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8]

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浙江省宁波市）、亳州等知州。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晚年生活

1080年（北宋元丰三年），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 “节约为理财之要” 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

1081年（北宋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的史学能比得上士大夫，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

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四月），擢拜中书舍人。曾巩述说年岁已老，望另选贤能。[9]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同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10]

文学成就

散文

综述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 “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 “明道” 之作，文风以 “古雅、平正、冲和” 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10]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11]

散文体裁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虽然在入选篇目上 “序” 最多，但是曾巩的序总数就有49篇，这里选入篇目占63%左右，而曾巩的记体散文总数是39首，入选的28首中只有一篇是传，其余27首占了近70%。从比例上来看，仍然是记体散文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巩入选的 “记” 有20篇，占其记体散文总数的51%左右，而其他入选的书、序、启、状、疏、札、诏、墓志铭等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均低于这个比例。再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的分类基本与笔者所参考的版本是一致的，姚鼐选了曾巩的记10篇、赠序4篇、书2篇、疏1篇、序跋8篇、论1篇。仅从各类入选的篇数上看，记体散文就占了绝对的优势。[12]

类别特点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12]

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 “文以载道” 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 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据上文统计，共有6篇工程营造的记体散文，分别是：《繁昌县兴造记》、《拟岘台记》、《瀛洲兴造记》、《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齐州北水门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12]

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 “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通过对曾巩记体散文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 “文以明道” 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 “文以载道” 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12]

散文特色

曲折谨严——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 “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12]

质朴尚议一曾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佑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12]

理性冷静一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曾巩总是被人称为 “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 看曾巩的散文，很难看到他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12]

　散文态度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
　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12]

　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 “八大家” 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10]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 “山下穷割剥” 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 “暴吏理宜除”，并提出 “浮费义可削” 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13]

　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13]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13]

　个人贡献

　教育贡献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 “仁” 和 “致诚”，认为只要按照 “中庸之道” 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 “仁” 为怀。[14]

　曾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 “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 “事信、言文” 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 “明道” 之文。[15]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在抚州居所侧建有 “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 “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10]

　校藏书籍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和《外集》等。他都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 • 目录序》、《烈女传 • 目录序》、《新序 • 目录序》等。[10]

　任职政绩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曾巩到任后，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确定了7年的期限。期限已到，衙门却仍旧重税，横征暴敛，没有按规定停征。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接着碰上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富户们申报上来储量达到15万石后，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农户购买种子。[16]

　齐州：一举端掉 “霸王社”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

　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 “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曾巩初来乍到，搜集证据，将周高法办。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 “霸王社” 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 “保伍” 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有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后人在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16]

　洪州：把官舍改为临时收容所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16]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卖不掉菜，收入大减。曾巩他立刻取消了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 “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保障了菜农的利益。

　60岁之后，他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做了实事、好事。[16]

　人物评价

《明史 • 王慎中传》载：

“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宋史 • 曾巩传》评论其文：

“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欧阳修：

“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

王安石：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爱子所守卓，忧予不能攀。”

苏轼：

“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苏辙：

“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 ，用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

朱熹：

“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

刘埙：

“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

曾肇：

“是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17]

何良俊：

“介甫安能为？必子固也。”[18]

韩维：

“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19]

钱钟书：

“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13]

主要作品

存世有《曾巩集》、《元丰类稿》、 《隆平集》等

著述

《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

散文

《答李沿书》、《与王向书》、《回傅权书》、《赠黎安二生序》、《越州赵公救灾记》、《醒心亭记》、《游山记》、《道山亭》、《辞中书舍人状记》、《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

诗歌

《胡使》、《追租》、《东轩小饮呈坐中》、《人情》等[10]

    亲属成员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

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

    曾巩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20]

    后世纪念

    墓葬

    曾巩墓葬地址位于南丰县莱溪乡杨梅坑村源头里村小组，始于宋。抚州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曾巩墓坐落在杨梅坑对面的周家堡一山坡上。在 “文革” 时期，曾巩墓被夷为平

地，墓中之物亦遭散佚。

    在曾巩后人居住的洽湾镇桃源村渣坑村小

组，有一座其后人为曾巩建的祠堂。但如今祠堂只剩下残垣断壁，房屋柱子只剩下两根。据悉，曾巩后裔主要居住在南丰、广昌甘竹镇和九江德安等地。[21]

    纪念馆

    江西抚州曾巩纪念馆

    曾巩纪念馆位于南丰县城郊，是江西省十大历史名人纪念馆之一，是中外游客来南丰参观游览的首选之地，是南丰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南丰县是 “唐宋八大家” 之一曾巩的故

里，曾巩纪念馆景区内有读书岩、曾巩博物

馆、南丰傩文化展览馆、仰风亭、观景亭等景观。[22]

    墨迹

    2016年5月15日，曾巩传世孤本《局事帖》在中国嘉德 “大观夜场” 以一亿三千万元起拍，经多伦竞价，最终以1.8亿元落槌，加佣金2.07亿成交。《局事帖》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 “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的传世墨迹，为曾巩62岁那年写给同乡故人的一封信，共124字，距今已有936年，曾被历史上多位名人收藏，并经徐邦达考证著录于《古书画过眼要录：津隋唐五代宋书法》。2009年，这件作品以1.0864亿元成交，成为第一件过亿的中国书法。[23]

〖参考资料〗：
[1]  曾巩简介．临川政务网 [引用日期2015-01-15]
[2]  曾巩 •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家世为儒[3]  曾肇 • 《亡兄行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4]  脱脱 • 《宋史 • 卷三一九》：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
[5]  曾巩 •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6]  脱脱 • 《宋史 • 卷三一九》：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
[7]  唐宋八大家 • 曾巩．央视网 [引用日期2013-12-12]
[8]  脱脱 • 《宋史 • 卷三一九》：嘉祐二年进士第，出通判越州。
[9]  曾巩 • 《辞中书舍人状》：齿发已衰，心志昏塞
[10]  诗人曾巩简介．诗词名句网 [引用日期2013-12-12]
[11]  曾巩应用文论 • 学术月刊（应用写作），1995年第1期
[12]  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898.—3122
[13]  《北宋曾巩的文学成就与价值》.青海民族大学
[14]  曾巩 ·《齐州杂诗序》：余之疲驽，来为是州，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
[15]  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16]  “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曾巩：有为的能臣．腾讯 [引用日期2013-11-4]
[17]  是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子固先生行状》）
[18]  明 · 何良俊《何氏语林》
[19]  韩维《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
[20]  亲属成员．临川政务网 [引用日期2015-01-15]
[21]  曾巩墓．江西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5-01-15]
[22]  江西抚州曾巩纪念馆．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5-01-15]
[23]  曾巩唯一传世墨迹卖出2.07亿元 共124字．凤凰资讯 [引用日期2016-05-16]

　曾巩其惟一的传世墨宝是写给同乡故人仅124个字的书信《局事贴》。

‌     2016年5月15日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中国嘉德 “大观夜场” 拍卖会上，《局事贴》最终以2.07亿元人民币成交。

　《局事帖》全文：
局事多暇
動履禔福去遠
誨論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處窮徼日迷
汨于吏職之冗固豈有樂意耶去受代
之期雖幸密邇而 替人寂然未聞亦旦
夕望望果能遂逃矌弛實自
賢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
府下因以致谢
左右庶竟萬一餘冀
顺序珍重前即
召擢偶便专此
上问不宜 鞏再拜
運勾 奉議無黨鄉賢 二十七日 謹啟
　　［ 印文：曾鞏再拜 ］

　　（《局事帖》：29厘米×38.2厘米）

［附］：
《咏柳》 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又号铁冠道人、海上道人，号东坡居士，别称苏东坡、苏文忠、苏仙[1][2][3]。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1080年（元丰三年），因 “乌台诗案” 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
    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 “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 “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 “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 “欧苏”，为 “唐宋八大家” 之一。苏轼亦善书，为 “宋四家” 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主要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主要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 之一

    追赠：太师
    谥号：文忠
    职业：画家、书法家、诗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037年1月8日（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 “二十七，始发奋” 的 “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7] 苏轼其名 “轼” 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进京应试

1056年（嘉祐元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
1057年（嘉祐二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14]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 “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 “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5]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16]

自请出京

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 “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 “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7]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 “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8]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 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 “王党” 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1089年（元祐四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 “苏公堤”，简称 “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 “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17]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1097年（绍圣四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 “东坡话”。[17]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1100年（元符三年四月）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21]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 “文忠”。[22]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 “自成一家” 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 “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 “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此处的 “自是一家” 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 “风味” 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 “学柳七作词” 而缺乏 “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 “小道” 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 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 “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 “以诗为词” 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23]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 “一肚皮不入时宜” 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 和 “雪泥鸿爪” 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 “元祐” 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23]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 “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 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 “弥望皆黄茅白苇” 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 “辞达” 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23]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 “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25]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 “士人画” 的概念，对以后 “文人画” 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25]

　主要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27]Q

　　词作

　　《少年游 • 去年相送》
　　《江城子 • 湖上与张先同赋》
　　《虞美人 • 有美堂赠述古》
　　《南乡子 • 送述古》
　　《永遇乐 • 长忆别时》
　　《减字木兰花 • 空床响琢》
　　《蝶恋花 • 密州上元》
　　《江城子 • 十年生死两茫茫》
　　《望江南 • 春未老》
　　《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
　　《洞仙歌 • 江南腊尽》
　　《阳关曲 • 中秋作》
　　《浣溪沙 • 照日深红暖见鱼》
　　《浣溪沙 • 旋抹红妆看使君》
　　《浣溪沙 • 麻叶层层苘叶光》
　　《浣溪沙 • 簌簌衣巾落枣花》
　　《浣溪沙 • 软草平莎过雨新》
　　《永遇乐 • 明月如霜》
　　《南歌子 • 雨暗初疑夜》
　　《浣溪沙 • 覆块青青麦未苏》
　　《浣溪沙 • 醉梦昏昏晓未苏》
　　《水龙吟 • 小舟横截春江》
　　《定风波 • 莫听穿林打叶声》
　　《浣溪沙 • 山下兰芽短浸溪》
　　《哨遍 • 为米折腰》
　　《洞仙歌 • 冰肌玉骨》
　　《念奴娇 • 赤壁怀古》
　　《南乡子 • 霜降水痕收》
　　《临江仙 • 夜饮东坡醒复醉》
　　《卜算子 •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满庭芳 • 三十三年》
　　《水调歌头 • 落日绣帘卷》
　　《定风波 • 常羡人间琢玉郎》
　　《鹧鸪天 • 林断山明竹隐墙》
　　《浣溪沙 • 细雨斜风作小寒》
　　《水调歌头 • 昵昵儿女语》
　　《水龙吟 •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八声甘州 •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木兰花令 • 次欧公西湖韵》
　　《青玉案 • 三年枕上吴中路》
　　《贺新郎 • 乳燕飞华屋》
　　《浣溪沙 • 门外东风雪洒裾》
　　《行香子 • 过七里滩》
　　《点绛唇 • 不用悲秋》
　　《满江红 • 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念奴娇 • 中秋》
　　《水龙吟 • 雁》
　　《醉翁操 • 琅然》[28]

　　书法作品

　　《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赤壁赋》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东武帖》
　《北游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
　《致若虚总管尺牍》
　《怀素自序》
　《近人帖》
　《与范子丰》[29]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图册来源：[29]）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30]
　《小鸡啄米图》
　《枯木怪石图》
　《偃松图卷》

　人物评价

　总评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 “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 “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23]

　　历代评价

　　《宋史》：
　　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 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 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31]

　　赵祯：
　　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
　　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32]

　　黄庭坚：
　　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33]
　　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34]
　　③真神仙中人。[35]

　　苏辙：
　　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36]

　　晁无咎：
　　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 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37][38]

　　王灼：
　　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 “长短句中诗也。” 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39]

　　赵昚：
　　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
　　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40]
　　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
　　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
　　（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41]

　　王若虚：
　　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38]

　　刘辰翁：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元好问：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 “一洗万古凡马空” 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42]

　王士祯：
　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
　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王士禛：
　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 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38]

　周济：
　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43]

　刘熙载：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 “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38]

　曾国藩：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44]

　蔡嵩云：
　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王鹏运：
　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38]

　沈曾植：
　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 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38]

　夏敬观：
　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45]

　王国维：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46]

　林语堂：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47]

　钱穆：
　①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②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48]

　轶事典故

相关成语

雪泥鸿爪

河东狮吼

胸有成竹

出人头地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水落石出

明日黄花

坚忍不拔

海屋筹添

沧海一粟

（相关成语参考资料[49]）

●道化童蒙

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在家乡今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50]

当时张易简道长收的学生有几百人，苏轼是倍受张道长青睐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后来载入《仙鉴》的知名道士陈太初。[51] 据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贬黄州时，他的老同学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

由于苏轼自小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他的一生对道教情有独钟，常穿道袍，游访道士。如《放鹤亭记》对道人张天骥大加赞赏，而《后赤壁赋》又以道人入梦结尾。在他被贬时，仍给许多道观、道堂撰文，于是有了《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等美文。在《众妙堂记》文中他讲述了梦中见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张易简道长并深受教诲之事，可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苏轼之弟苏辙在《龙川略志》[52] 开篇即言梦见小学时读书天庆观之事，梦中的苏辙通过与老子像的对话，泄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天道报应现象：不杀生可以长寿。

●应考趣闻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14]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 • 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53]

●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 “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 不代表 “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 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54]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 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 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55]

●佛寺趣事

在黄州时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呈给佛印。禅师即批 “放屁” 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 ‘八风吹不动’ 了吗，怎又一 ‘屁’ 就打过了江？”[56] “八风吹不动” 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57]

美食大家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11]

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58]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 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家庭成员

姓名（称谓） 简介

家世

苏序（祖父） 暂无

苏洵（父亲） 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

《名二子说》说明替儿子命名的来由。

程氏（母亲） 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十八岁

时嫁时年十九岁的苏洵。婚后相夫教

子、操持家务。苏轼一生思想深受母

亲影响。

兄弟姐妹（史书记载苏洵与程氏共有三子三

女，然长子苏景先与长女、次女早夭）

苏八娘（姐姐） 亦称苏小妹，苏轼之姐，长

苏轼一岁，成年后嫁表兄，婚后不得

志，抑郁而终。

苏辙（弟弟） 苏轼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

妻妾

王弗（妻） 苏轼之妻，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

的苏轼成婚，婚后二人恩爱甜蜜。结婚

十一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苏轼四

十岁时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

夜记梦》悼念亡妻。

王闰之（妻） 王弗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

苏轼。苏轼五十八岁时逝世，得年四

十六。

王朝云（妾） 原为歌妓。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

十二岁的朝云，后收为侍妾。陪伴苏

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后卒于绍圣

三年，得年三十四。

子女

苏迈 妻王弗所生

苏迨 妻王闰之所生

苏过 妻王闰之所生

苏遁 妾朝云所生，未满周岁而卒

（家世、子女部分资料来源于[59]；妻妾部分资料来源于）

〖参考资料〗：

[1] 宋 黄庭坚《次韵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出遨》：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2] 宋 范成大《夜行上沙见梅记东坡作诗招魂之句》：苏仙上宾天，妙意终难陈。

[3] 宋 朱熹《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罗浮山下黄茅村，苏仙仙去馀诗魂。

[4] 苏轼．中华英烈祠 [引用日期2013-12-1]

（苏轼画像来源）

[5] 《献曲求诗》：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 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南曲目《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注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 坡笑而从之。

[6]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 金人刘祁《归潜志》卷九则云：“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7] 林语堂等．《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2-第15页

[8] 苏洵《名二子》：“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9] 《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 ”

[10] 《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11] 《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12] 《观林诗话》载，苏轼喜欢凤翔玉女洞的泉水，每次去，都要取两瓶携回烹茶。[13] 《灵壁张氏园亭记》：“俯仰山林之下，予以养生冶性。”

[14] 林语堂等．《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01：第33-35页

[15] 林语堂等．《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01：第36-38页

[16] 林语堂等．《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01：第69-80页

[17] 苏轼：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深圳宝安日报 [引用日期2013-12-27]

[18] 李继华：试论 “乌台诗案” 对苏轼思想及创作的影响[J •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 1997年S3期[19] 张崇琛：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J] • 齐鲁学刊 • 1999年01期

[20] 林语堂等．《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01：第231-240页

[21] 林语堂等．《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01：第336-345页

[22] 《宋史 • 列传第九十七》（卷三百三十八）：“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寘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23] 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二版 • 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08-01：第五编第四章

[24] 苏轼小像．历代名人图 [引用日期2013-12-28]

[25] 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苏轼．新浪 [引用日期2013-12-28]

[26] ‘黄州寒食诗帖跋’（黄庭坚书、左）、‘黄州寒食诗帖’（苏轼书、右） 纸本34.2×199.5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7] 缪钺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04：第308-465页

[28] 苏轼（肆拾捌首）．龙榆生先生纪念网 [引用日期2013-12-1]

[29] 李志贤．苏轼书法大字典．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12-1

[30] 苏轼孤本画作《潇湘竹石图》亮相．新京报网 [引用日期2013-12-1]

[31] 《宋史 • 卷三百三十八 • 列传第九十七》·

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09-18]

[32] 见马永卿辑《元城语录》卷上

[33] 《跋东坡》

[34] 黄庭坚《跋东坡墨迹》

[35] 《题东坡字后》：“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九）

[36]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37] 《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

[38] 苏轼传记与集评．龙榆生先生纪念网 [引用日期2013-12-1]

[39] 《碧鸡漫志》卷二

[40] 《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五引

[41] 汲古阁本向子諲《酒边词序》

[42] 《遗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43] 《介存斋论词杂著》

[44] 曾国藩文集．中华励志网 [引用日期2014-11-5]

[45] 吷庵《手批东坡词》

[46]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 • 尚论三》

[47] 《苏东坡传 • 原序》，林语堂著，张振玉译[48] 钱穆《国史大纲》

[49] 苏东坡的典故集锦．名人资料网．2011-05-1 [引用日期2015-05-1]

[50] 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梦远书城 [引用日期2014-07-6]

[51] 苏轼《众妙堂记》

[52] 龙川略志．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07-6][53] 龚颐正《芥隐笔记 • 杀之三宥之三》[54] 《皇宋治迹统类》：“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 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 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 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55] 《程子微言》：“他日国忌，祷于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 正叔曰：‘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 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 于是范淳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

[56] 宣化：《一屁蹦过江——苏东坡》，《宣化上人讲述》；台湾世新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启方指出 “故事虽流传甚广，实乃子虚乌有”。

（《东坡和佛印》，载2010年4月21日《联合报》副刊）。

[57] 周小华：苏轼的 “虚”、“静”、“明” 观——论庄子的 “心斋” 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J] • 学术月刊 • 1996年09期

[58] 苏东坡与雷州西湖．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3-12-23]

[59] 百家讲坛——苏轼家庭．央视科教网 [引用日期2013-12-1]

▼苏轼《大江东去帖》

▼苏轼《天际乌云帖》

【黄庭坚】

黄庭坚（1045.08.09～1105.05.24），字鲁

直，号山谷道人，别称豫章先生，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 “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 “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 “苏黄”。[1]

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

格，为 “宋四家”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045年7月28日（宋庆历五年六月十二日）

出生，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

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

舅李常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李常非常奇怪。以为他是千里之才。

1051年（宋皇祐三年），六岁，作牧童诗： 

“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1052年（宋皇祐四年），七岁，作诗送人赴

举：“万里云程着祖鞭，送君归去玉阶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供职京师
1067年（宋治平四年），考中进士，任汝州叶县县尉。

熙宁初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应试的文章最优秀，担任了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留他继续任教。

苏轼有一次看到他的诗文，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由此，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

黄庭坚担任太和县知县，以平易治理该县。当时课颁盐焚，其他县都争着占多数，太和县独不这样，县吏们不高兴，可是该县的老百姓都喜欢。[1]

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以秘书省校书

郎召入京师。五月黄相出生，后任神宗实录检

讨官，著作佐郎。

1086年（宋元祐元年），哲宗即位，召黄庭

坚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

1087年（宋元祐二年），迁著作佐郎，加集

贤校理。《神宗实录》修成后，提拔为起居舍

人。

遭母丧。

黄庭坚性情至孝，母亲病了一年，他日夜察看颜色，衣不解带，及死，筑室于墓旁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丧服解除后，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官，兼国史编修官。

流寓江汉
宋绍圣初，黄庭坚出任宣州知州，改知鄂州。章敦、蔡卞与其党羽认为《神宗实录》多诬陷不实之辞，使前修史官都分别居于京城附近各处以备盘问，摘录了千余条内容宣示他们，说这些没有验证。不久，经院受考察审阅，却都有事实根据，所剩下的只有三十二件事。黄庭坚在《神宗实录》中写有 “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 的话，于是首先盘问他。黄庭坚回答道：“庭坚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 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听到的人都称赞他胆气豪壮。黄庭坚因此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后因避亲属之嫌，于是移至戎州。黄庭坚对此像没事一样，毫不以贬谪介意。四川的士子都仰幕他，柔意和他亲近。他讲学不倦，凡经他指点的文章都有可观之处。[1]

暮年余晖
1100年（宋元符元年），徽宗即位，起任黄庭坚为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舒州知州，又以受部员外郎召用，他都推辞不就，请求为郡官，得任太平州知州，上任九天就被罢免，主管玉龙观。

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些不和，赵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秉承他的意向，呈上黄庭坚写的《荆南承天院记》，指斥他对灾祸庆幸。

1103年（宋崇宁二年），被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

1105年（崇宁四年）， 转到永州，黄庭坚未听宣布命令就客死在宜州（广西宜山县）贬所，终年六十岁。[1]

1109年（大观三年二月），门人苏伯固、蒋湋护其丧归葬双井祖茔之西。

1130年（建炎四年庚戌）高宗中兴，赠直龙图阁。

1275年（德祐元年乙亥），太常寺议谥 “文

节”。

主要成就

文学
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以杜甫为

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即 “一祖三宗” ）的诗歌流派。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派宗师和领袖。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之说。且诗派成员大多受黄庭坚的影

响，作诗风格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2]

黄庭坚的诗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

象，构建并提出了 “点铁成金” 和 “夺胎换骨” 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大诗人之一，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代大文豪苏轼。苏轼作诗以气运笔、放笔纵意、纵横驰骋、大开大阖、变化莫测、结构复杂，无迹可求，所以苏诗成就虽高，师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黄庭坚的创作思路有迹可寻，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黄庭坚的诗，法度严谨，说理细密，代表了宋诗的特点。可以说，黄庭坚诗是最具宋诗艺术特色的，受黄庭坚影响形成的江西诗派，也影响了南宋一代诗风，并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苏轼做侍从官时，曾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中有 “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之句，可见推举之重。[1]

黄庭坚作诗一是注重用字。用字 “要字字有来

处”。时人评黄庭坚作诗 “一字一句，必月锻季

炼，未尝轻发”。黄庭坚还提出诗的 “句中眼” ，所谓 “句中眼” 即后人所说的 “诗眼”，就是注重对关键字词的锤炼，如 “春风又绿江南岸” 之

“绿” 字，即是锤炼而来，可谓 “置一字如关门之

键”。二是重视句法。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

东》诗：“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谓 “句法”，从这句诗里可以看出，黄庭坚论诗的句法尚简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与王观复第二书》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 三是讲究章法。黄庭坚讲章法命意言论甚多，如：“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作锦。” 把章法结构喻为 “锦机”。又如 “山谷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 又如：“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浑，方是出场。” 综合起来看，黄庭坚所谓章法是讲求诗的结构的曲折变化，而这些曲折变化是通过学习前人作品揣摩出来的。黄庭坚虽讲诗法，但他并不固守诗法，而是要求最终超越诗法，达到 “不烦绳削而自合” 的境界。[3]

书法

行书
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

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王羲之书法学习的深悟。

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

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 “苏门四学士” 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庭坚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黄庭坚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 “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 “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黄庭坚，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黄庭坚代笔。

黄庭坚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

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黄庭坚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的草书是学时人周越的。[4] 苏轼以周

越书为 “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 “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

“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 “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 “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 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 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5]

主要作品

散文
《书幽芳亭》
《答洪驹父书》
《赠高子勉》
《苦笋赋》
《毁璧赋》
《跛奚移文》

诗歌
《博士王扬休碾密云龙同事十三人饮之戏

作》、《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题郑防画夹》、《牧童诗》、《新喻道中寄元明》、《病起荆江亭即事》、《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登快阁》、《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弈棋二首呈任渐》、《喜太守毕朝散致政》、《晚楼闲坐》、《春近四绝句》、《登快阁》、《清明》、《新竹》、《题竹石牧牛》

词
《定风波 • 次高左藏使君韵》、《阮郎归 • 效

福唐独木桥体作茶词》、《谒金门 • 示知命弟》、《谒金门 • 示知命弟》、《渔家傲 • 三十年来无孔窍》、《菩萨蛮 • 半烟半雨溪桥畔》、《蓦山溪 • 赠衡阳妓陈湘》、《醉蓬莱 • 对朝云叆叇》、《水调歌头 • 瑶草一何碧》、《清平乐 • 春归何处》、《念奴娇 • 断虹霁雨》、《满庭芳 • 茶》、《鹧鸪天 • 人生莫放酒杯干》、《虞美人 • 宜州见梅作》、《南歌子 • 槐绿低窗暗》、《西江月 • 老夫既戒酒不饮》、《南乡子 • 诸将说封侯》、《品令 • 茶词》、《木兰花令 • 当涂解印后一日》、《千秋岁 • 少游得谪》、《望江东 • 江水西头隔烟树》、《诉衷情 • 小桃灼灼柳鬖鬖》

　书法

《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帖》、《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经伏波神祠诗》、《狄梁公碑》、《书赠李方叔真迹卷》、《荆州帖》（黄庭坚作品参考资料[6]）

人物评价

苏东坡：

①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 “三反”。

②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③苏轼称其诗超轶绝尘 ，独立万物之表 。

宋音韵学家袁文：

字之从水者，篆文作此字，盖水字也。至隶

书不作*字，乃更为三点，亦是水字，然三点之中，最下一点挑起，本无义，乃字之体耳；若

不挑起，则似不美观。本朝独黄太史三点多不作挑起，其体更道丽，信一代奇书也。

宋施宜生：

行行当行止当止，错乱中间有条理。意溢毫摇手不知，心自书空不书纸。

赵秉文：

涪翁参黄龙禅，有倒用如来印手段，故其书得笔外意，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7]

冯煦：

后山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为得之。盖其得也，则柳词明媚，黄词疏宕，而亵诨之作，所失亦均。[8]

郑永晓：

黄庭坚一生，历尽沧桑，几经政海波澜，从未显位执掌大权，他不苟附进，淡泊名利，批评时政，屡遭厄境。在冤屈贬谪生涯中度生，其高风亮节为众敬仰，丰绩万年。[9]

史籍记载

《宋史·黄庭坚传》[9]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末（嘉靖本）[10]

轶事典故

与黄光和尚

黄庭坚在衡州，去得最多、待得最久的地方是花光寺。[11]

花光寺住持仲仁，字超然，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来到衡州，因住在花光寺，故人称花光和尚。仲仁酷爱梅花，每值春暖花开，他就终日坐卧花间，吟诵赏玩。曾于月夜见梅影映窗，疏影摇曳，悄然可爱，于是欣然提笔摹写。此后，他的梅花画技大进，将梅花枝干虬曲、疏影横斜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墨梅画法的始祖。黄庭坚对仲仁画作称叹不已，夸他所画梅花 “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

在花光寺，仲仁拿出秦观和苏轼留下的诗卷给黄庭坚观赏，并且画梅数枝及烟外远山相

赠。苏、秦都是黄庭坚在京城的至交挚友，但两人均先他而逝。在长沙，黄庭坚遇到了秦观的儿子和女婿。穷困潦倒的他们，正护送秦观灵柩北上。黄庭坚见到两位晚辈，竟握着他们的手失声痛哭，随即赠银二十两作办丧事之用。此时此地，又见亡友遗作，想起官路飘零，盛年不再，不禁悲思汹涌，作《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二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

快阁名闻天下

中国南方楼台亭阁甚多，但快阁算得上是中国闻名的古阁楼建筑之一。快阁雄踞在泰和县城东侧的泰和中学校园内。这座阁楼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874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快阁名闻天下，始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名诗《登快阁》。黄庭坚任泰和知县时，也常登阁游憩，并于元丰五年（1082年）赋下脍炙人口的《登快阁》诗。此后，“阁名遂大著”。史载： “迨黄太史庭坚继至，赋诗其上，而名闻天下”。

史载：黄庭坚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与舅舅斗对

有一天，李常来到黄庭坚家，见黄庭坚正伏案攻读，便想试一试外甥的才学。进书房时，李常见院内有一棵桑树，便以桑、蚕、茧、丝、锦缎之间的关系为题，吟顶真上联道：

“桑养蚕，蚕结茧，茧抽丝，丝织锦绣。”

见舅父又来考试，黄庭坚非常高兴，才思益发敏捷。他从手中握的那管毛笔得到启发，立即答对出下联：

“草藏兔，兔生毫，毫扎笔，笔写文章。”

李常见外甥小小年纪便能对出这样难度较大的联句，从此对黄庭坚更加器重、爱护，着意精心栽培，使之进步更快。[12]

收藏中华震旦角石

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远古时代的动物明星——头足类” 展览上，一块曾经由黄庭坚收藏的珍贵化石当之无愧成为 “镇展之宝”。它是一块距今4.6亿年的 “中华震旦角石”，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左侧保留了黄庭坚的真迹。长度达到19厘米、宽11.4厘米、高度2.5厘米，表面很光滑。左侧很清晰地刻有四句诗：南崖新妇石，霹雳压笋出。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并署名 “庭坚”，下方还有章。该诗文是黄庭坚早期之作。而化石很可能是黄庭坚在1079年，也就是被罢免国子监教授之后其前往江西太和县任知县期间所得。这块 “中华震旦角石” 并不算大，但由于刻有黄庭坚的诗文，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块被人类所收藏的化石标本。[13]

家族成员

姓名 关系 备注

黄绮 三十二世孙

黄君 后裔 主编《黄庭坚书法全集》

黄摩崖 后裔 著《头颅中国》

多次提到黄庭坚

后世纪念

黄庭坚纪念馆

黄庭坚纪念馆位于修水县城南，为江西省十大名人纪念馆之一，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85年建成开馆。馆内有“九曲回廊”，廊长31.89米，宽2.76米，镶嵌黄庭坚书法碑刻29通，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修水县对纪念馆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和维修，新馆占地面积45.29亩，主要建筑有濂山书院、黄庭坚书法碑廊、当代名人书黄庭坚诗词碑廊、景观桥、爱莲池、观景廓等。[14]

理和堂

在浦江县浦阳镇城东街柏树里，有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为“理和堂”，是1985年5月公布的。理和堂为三间两进，左右厢房五间组成。它是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祖居之地，是黄氏宗亲重大庆宴和聚会的场所。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保留着三间一进，是浦江最古老的房屋。首进正厅三间于上世纪60年代倒塌，左右厢房及附房虽在，但也已经陈旧不堪。

 墓园

黄庭坚墓坐落在双井村西南，自宋以来多次对墓园进行维修。198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进行了全面维修，修复后的墓园占地面积600平方米，牌坊式门楼，进门为碑刻式屏风，中为黄庭坚自题小像，两侧为“看黄庭有味，笑白发无闲”对联。黄庭坚墓坐北朝南，封土高1.92

米，直径2.76米。墓前有4柱3碑，中刻“宋谥黄文节公之墓”，两旁刻其传略。1959年，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5]

衣冠冢

黄庭坚衣冠冢位于重庆市彭水县三连乡中井

村，椭圆形封土长4.5米，宽2.85米，高1.3

米。

 1095年（北宋绍圣二年正月），因前一年修史获罪，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涪陵）别驾，遣黔州（今彭水）安置。出开封，入夔门，在巴东弃舟登岸，经鄂西、黔江，沿中井河谷，农历四月底，黄庭坚抵达彭水，在此一住就是三年多。1105年（崇宁四年），黄庭坚逝世，讣闻传到黔州，郁山市民无不悲痛，寻他在彭水时的旧衣物数件，用棺木收敛，在中井河北岸玉屏山麓建衣冠冢。彭水官民在县城插旗山下建 “三贤祠”，将他与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唐朝太傅长孙无忌一起供奉。1826年（清道光六年冬月），郁山巡检许承之以砖封旧冢，重立石碑名 “宋史官黄文节公之墓”。

1983年3月，彭水自治县人民政府将冢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

〖参考资料〗：

[1] 许嘉璐，安平秋，倪其心．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9627－9628

[2] 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4月

[3] 熊志庭．黄庭坚诗论札记．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黄庭坚《答苏迈书》：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

[5] 崔国强．黄庭坚草书技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

[6] 黄庭坚诗词集．汉典诗词．2001-01-01 [引用日期2014-02-14]

[7] 刘熙载《艺概》卷四

[8]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9]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1929年二次影印本

[11] 黄庭坚 衡湘足音响千年．衡阳生活网 [引用日期2012-10-26]

[12] 《千古才情万古对》之黄庭坚斗对传佳话．书法屋．2012-3-17 [引用日期2012-010-11]

[13] 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修水网．2010年9月20日 [引用日期2013-10-29]

[14] 黄庭坚纪念馆．修水县政府网 [引用日期2014-10-23]

[15] 黄庭坚故里行．修水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4-10-23]

[16] 大宋才子黄庭坚：文启彭水 山谷坟荒．华龙网 [引用日期2015-12-21]

▼黄庭坚《千佛寺帖》

▼黄庭坚《多宝塔帖》

【米芾】

    米芾 [fú]（1051～1107），初名黻 [fú]，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时人号海岳外史，[1] 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2] 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 “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3] 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 “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 “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 “米颠”。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 “米襄阳”、“米南宫”。

米芾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3] 主要作品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拜中岳命帖》等。[3]

主要作品

《宝晋英光集》
《宝章待访录》
《书史》
《画史》
《砚史》

主要成就

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

人物生平

1051年（宋仁宗皇祐辛卯三年），米芾出生。[4] 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5][6][7]
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米芾年十岁，写碑刻，临周越、苏轼字帖，人谓有李邕笔法。
1067年（宋治平四年），米芾随从母亲阎氏离乡来到京都汴梁侍奉英宗高皇后。
1069年（治平六年），宋神宗继位，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当时校对，订正讹误。
1070年（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由秘书省校书郎改临桂尉。[8][9]

1075年（神宗熙宁八年乙卯年十月），上半年任临桂县、含光县尉，十月后任职长沙，至

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年）。

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米芾来黄州访苏轼。“米芾、董钺、绵竹道士杨世昌等来访雪堂。”[10][11] 这年，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 “宝晋斋”。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有这样记载。[12] 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 “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13]。
1085年（元丰八年乙丑年），官任杭州从事。
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苏轼六月任登州知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城，十二月二十日到京。[14][15][16][17]
1087年（元祐二年），迁居镇江丹徒。米芾诗《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六月或七月，苏轼等十六人于王晋卿西园晏集。李伯时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
1089年（元祐四年），米芾在扬州。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东坡全集》卷75有《米黻石钟山砚铭》一首。[18]
1092年（元祐七年壬申年），任雍丘知道县。[4][19][20][21][22]
1094年（元祐九年甲戌年，通常称为绍圣元年），由雍丘县令改监中岳祠（嵩山）。[23]
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年），任职涟水军使。
1099年（宋元符二年乙卯年），由涟水军使改任蔡河拨发运。
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在江淮间，任发运司属官。同年，苏轼生病，米芾多次拜访并送 “麦门冬饮子” 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八月中秋，苏轼去世，米芾作《苏东坡挽诗》五首。[25][26]
1103年（崇宁二年癸未年），由发运司属官改任太常博士、书学博士。
1104年（崇宁三年甲申年）仲春，任书学博士，后任无为军知州。
1106年（崇宁五年丙戌年），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
1107年（大观元年丁亥年）三月，任淮阳军知州。后卒于任上，葬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丹徒西南长山脚下。[27]

艺术成就

书法

风格特点

米芾平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 “北宋四大书家” 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 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米芾习书，自称 “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 “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

元丰五年（1082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 “王大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 “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

尽管如此，此时的米芾书法并没有定型，他在元祐三年（1088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虽然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元祐六年（1091年）后，米芾卜居海岳庵时，又学过羊欣书法。直到 “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 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

在定型的书法作品，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 “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是如此。这 “势” 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黄庭坚之评价褒贬分明，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宋人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 “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如今的 “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以书法，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1087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

书写技法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 “门” 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28]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 “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 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 “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 “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强调要在气质、意趣等方面严格分辨二者的区别。（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他所谓的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合于天造，厌于人意” 等，都是以传统的造诣、功力、格法标准来要求绘画的。简单地说，就是旧的传统，新的趣味。同是文入画之祖的米芾却不屑于这样的调和，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28]

米芾自称 “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存世界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 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29]

绘画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 “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 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 “米氏云山” 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

米芾的绘画源出董源。董氏的绘画多写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评述都是从整体气氛着眼的，但米芾并没有从中寻找适合表达的东西。米芾讲究 “不取工细，意似便已”，他虽有临摹 “至乱真不可辨” 的本领，却更热衷于 “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通过一番选择，米芾找到董源所用的 “点”。本来，董源的 “点” 是披麻皴的辅助因素，服从于表现自然质地的需要，点与其他造型手段一起构成了某种写意的整体气氛；在巨然的笔下，尤其是山头的焦墨点苔使笔墨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意味的写意效果。董、巨的点都有受制于造型目的的性质。在二米的笔下，点已几乎成为造型的全部，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写意性。所谓 “落茄皴”，事实上就是一种以点代皴的写意画法，“用圆深凝重的横点错落排布，连点成线，以点代皴，积点成片，泼、破、积、渍、干、湿并用，辅以渲染表现山林、树木的形象和云烟的神态”。完全放弃钩皴点擦的传统方法。卧笔中锋变化的随意偶然效果，不拘常规，不事绳墨，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眼界，难怪当时并没有积极的反应，甚至遭到 “众嘲”、“人往往谓之狂生”。（《画继·轩冕才贤》）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

收藏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29]

米芾对中华古典赏石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通过长期的赏石实践，以一个艺术家独到的审美体验，先后成就了一部《砚史》和言简意赅的 “相石四法”。[30]

　砚石古又称 “研山”，属文房石类。米芾不仅收藏、赏玩各种天然奇石，还是个痴迷如命的收藏和研究砚石的先驱者之一。他所著《砚史》，《四库全书提要》曾给予很高评价，对后世研究砚石的影响很大，而他收藏名砚的故事也十分传奇。南唐后主李煜藏砚甚多，其中 “三十六峰砚” 和 “七十二峰砚” 都曾被米芾收藏并研究过。[31] 李后主死后，此砚石流落民间，流转数十人家，米芾爱极，曾以五百两黄金购得。后不慎又将此物丢失。米芾痛惜万分，曾赋诗云：“砚山不可见，我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频泪滴。”

　米芾所作《砚史》虽逾千年，但对后人研究、认识文房古砚的材质、形制、纹饰乃至制砚工艺等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 “相石四法” 在中华赏石文化史上的理论地位也极其重要，这一理论不但引领了当时的赏石潮流，至今仍然是赏石界 “回归古典，感恩本真” 的经典。[30][32]

　理论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在书法理论上，尤其是对草书理论上极力反对唐朝书法尚法循规的法度，过分注重魏晋平淡天真，崇尚二王的法度。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

　集古出新，追求个性创造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言语之间无不充溢着豪迈之情。米芾的 “集古字”，其实就是他学习书法的经历。米芾学习唐人书法后进行反思，发现唐人书法的缺陷与不足继而转学晋人 “尚韵” 的用笔精髓，以期望达到潇洒俊逸、平淡天真的意境。米芾集众家之长，这在本质上讲是他立意创新对 “趣” 追求的心理表现。

　贬唐崇晋，源于审美选择

　米芾初学书法是由唐入手，只不过是米芾在深入地临学唐人书法之后，对唐代的书法进行反思，发现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唐人书法受楷书法度的过分约束，书法的 “趣” 的审美趣味无法体现出来，才开始产生批唐意识。米芾书论《海岳名言》中对唐人书法评论中看出：“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 由此可见，米芾是在发现唐人书法过度重视法度，致使唐楷 “趣味” 逐渐缺失，呈现出过度的程式化和理性的弊端，这和米芾所追求的潇洒自然的 “真趣” 是相悖的。然而，晋朝的书法讲求的是自然率真的审美境界和米芾所追求的 “真趣” 审美不谋而合。

　诗歌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如今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 “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28]

　主要作品

　研山铭

　《研山铭》手卷，水墨纸本，高36厘米，长138厘米，分三段。第一段为米芾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三十九个行书大字：“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 在运笔上刚劲强健，具奔腾之势，筋雄骨毅，变化无穷。结字上，自由放达，倾侧之中含稳重，因而端庄之中婀娜多姿，较之《多景楼诗》《虹县诗》少些飞白灵动，更具刚劲、奔腾、沉顿雄快，乃米书成熟之作，为米芾书法中之精品。
　启功先生赋诗赞曰：“羡煞襄阳一枝笔，玲珑八面写秋深。”

　此手卷流传有序，曾经入北宋、南宋宫廷。南宋理宗时被右承相贾似道收藏。递传到元代，被元代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柯九思收藏。清代雍正年间，被书画鉴赏家，四川成都知府于腾收藏。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卷不幸流落到东瀛，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33]

　蜀素帖

　《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蜀素帖》书于乌丝栏内，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 “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虹县诗卷

　《虹县诗卷》系米芾撰、书的两首七言诗的大字行书法帖。纸本墨迹卷，共37行，每行2、3字不等。米芾传世作品中，大字书法很少，大字也非米芾所长，米芾尝自称其书为 “刷字”，这一点在他的大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该帖轻重缓急，节奏感极强，用墨则干湿浓淡，浑然一体，得天成之趣。如起首 “虹县旧题云快霁一天清淑” 11字，一气呵成，笔虽干而不散。帖后有金大定13年刘仲游跋。今有影印本行世。

　此卷为米芾途经风光明媚的虹县（今安徽泗县）时，挥毫写就的自作诗。米芾的大字行书传世极少，而这件又是其最晚年的大字代表作，因而十分珍贵。

　多景楼诗册

　《多景楼诗册》是米芾晚期作品，用笔老辣、厚重，间架欹侧中见稳健，极为豪放，笔力雄伟。“刷字” 的运笔方式在此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许多笔画的起笔呈现散开的锋毫。一些竖笔、撇笔因运行急速而留出飞白。整幅作品气势豪迈，跌宕的笔画间蕴涵着巨大的张力。

　《多景楼诗册》由11开册页组成，每页纸本纵31.2厘米、横53.1厘米，共写有41行字，每行有的为二三字，有的则只有一字，充分显示了米芾大字行书的磅礴气魄。《多景楼诗册》原为长卷，在宋时已被人装裱成册，明清时期为不少收藏家递藏，是流传有序的书法巨迹。[34]

　苕溪诗卷

　全称《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诗卷》，米芾书，纸本，行书，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全卷35行，共394字，末署年款 “元戊辰八月八日作”，知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时米芾38岁。开首有句 “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襄阳漫仕黻”。知所书为自撰诗，共6首。

　此卷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尤其运锋，正、侧、藏、露变化丰富，点画波折过渡连贯，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无雕琢之痕。其结体舒畅，中宫微敛，保持了重心的平衡。同时长画纵横，舒展自如，富抑扬起伏变化。通篇字体微向左倾，多攲侧之势，于险劲中求平夷。全卷书风真率自然，痛快淋漓，变化有致，逸趣盎然，反映了米芾中年书的典型面貌。吴其贞《书画记》评此帖曰：“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教颜鲁公化公者。” 道出了此书宗法颜真卿又自出新意的艺术特色。

　此卷末有其子米友仁跋：“右呈诸友等诗，先臣芾真足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 后纸另有明李东阳跋。据鉴藏印记，知此帖曾藏入南宋绍兴内府，明杨士奇、陆水村、项元汴诸家，后入清乾隆内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

　附录作品列表

　书法作品

《乡石帖》
《虹县诗卷》
《三吴诗帖》
《吴江舟中诗》
《拜中岳命作》
《清和帖》
　　《岁丰帖》
　　《留简帖》
　　《临沂使君帖》
　　《闻张都大宣德尺牍》
　　《值雨帖》
　　《箧中帖》
　　《伯充帖》
　　《苕溪诗卷》
　　《竹前槐后诗卷》
　　《蜀素帖》
　　《逃暑帖》
　　《盛制帖》
　　《方圆庵记》
　　《珊瑚复官二帖》
　　《公议帖》
　　《彦和帖》
　　《吾友帖》
　　《苏太简参政帖》
　　《叔晦张季明李太师三帖》
　　《新恩帖》
　　《来戏帖》
　　《烝徒帖》
　　《中秋诗帖》
　　《秋暑憩多景楼帖》
　　《研山铭》
　　《韩马帖》
　　《戏成诗帖》
　　《淡墨秋山诗帖》
　　《穰侯出关诗帖》
　　《向乱帖》
　　《粮院帖》
　　《恶札帖》
　　《法华台诗帖》
　　《向太后挽词帖》
　　《焚香帖》
　　《惠柑帖》
　　《道林诗帖》
　　《提刑殿院帖》
　　《致伯修老兄尺牍》
　　《晋纸帖》
　　《贺铸帖》
　　《丹阳帖》
　　《论草书帖》
　　《致伯充尺牍》
　　《甘露帖》
　　《真酥帖》
　　《政事帖》
　　《王略帖赞》
　　《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
　　《臈白帖》
　　《陈揽帖》
　　《知府帖》
　　《紫金研帖》
　　《褚临黄绢本兰亭序跋赞》
　　《自叙帖》
　　《建州帖》
　　《乐兄帖》
　　《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

　诗词作品

　　《望海楼》
　　《水调歌头 • 中秋》
　　《满庭芳 • 咏茶》
　　《蝶恋花 • 海岱楼玩月作》

　人物评价

　综合评价

　人民网：
　米芾是北宋最杰出的艺术大家之一，造诣全面，主要体现在书法、绘画与收藏三个方面。

　米芾书工各体，尤以行草见长，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 “宋四家”，其 “刷字” 书风至今盛行不衰。他首创以繁密的墨点堆叠成山峰，表现云雨中山峦的浑厚润泽，效果独特，前无古人，画史称 “米点山水”，推为文人山水画的开山巨擘。可惜没有真迹流传于世，我们只能从他儿子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以及后世无数仿学之作中见其端倪。米芾雅好奇石，留下过 “米颠拜石” 的典故。作为书画家，他还特别喜欢罗致名砚和各种文房佳器。历代名家的书画精品当然更不肯放过。凡经他收藏、品题之物，无不身价倍增。[35]

　新华网：
　米芾一生官阶不高，这与他不善官场逢迎，又为人清高有关。米芾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善官场逢迎。使他赢得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玩石赏砚钻研书画艺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在别人眼里与众不同，不入凡俗的个性和怪癖，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基石。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 他就是这样一个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人。[2]

　名人评价

　《宋史 • 文苑传》：
　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36]

　书法家启功：
　能在中国的北京看到米芾的《研山铭》，饱了眼福。过去看《研山铭》的照片高兴，临《研山铭》高兴。今天我90多岁了，看到了真的《研山铭》原作，是眼福啊！能多看几天就多看几天。

　明代庐州府同知刘师朱：
　清风灏气，至今袭人。

　清代书法家王文治：
　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

　宋朝苏东坡：
　①米书超逸入神。
　②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37]

　明代书法家董其昌：
　①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
　②米元章书，笔锋灿烂，少奇多怪，意到力寡，正当逸处，却有懒笔。如高阳酒徒，醉后便欲凭儿。[37]

　《宋史 • 米芾传》：
　特妙于翰墨，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宋代黄山谷：
　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38][39]

　宋高宗赵构：
　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40][38]

　《米公墓志铭》：
　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则率职不苟，喜为教戒，吏民初为烦，已而安之。时亦越法纵舍，有足大者。

　明代宋濂：
　予尝评海岳翁书如李白醉中赋诗，虽其姿态倾倒，不拘礼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38][41]

　后世影响

　自宋代以来，米芾的书法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米芾的法书，一般认为，学米书的第一家，应推他的长子米友仁，子承父传，颇有建树，小米的《动止持福帖》颇具老米风格。宋代魏了翁《鹤山集》云：“元晖书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子弟，自有一种风格。”

　米芾书法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在南渡之后。据记载，由于绍兴天子访求其书，广为收罗，藏之内府，始贵重于天下，并命人镌刻《绍兴米贴》于是天下翕然学米。

　南渡后，张孝祥、吴琚、范成大、张即之、赵孟坚等先后取法米书，颇有成就。南宋孝宗、宁宗时代的吴琚，字居父，居云壑居士，高宗宪圣皇后的侄子，太守郡王吴益之子。官至镇安军节度使，判建康府兼留守。《书史会要》评他：“字划类米芾，而峻峭过之。”《容台别集》也有记载。[42] 其专学米芾书法，是公认的学米高手，他的精品几乎可以与米芾书法乱真。其用笔侧锋居多，锋芒较露，强调轻重对比，行笔轻捷。由于皇帝的推崇，秘书在民间也大受欢迎。米芾的影响不仅限于南宋，与南宋对垒的金朝，也盛行米书，代表者为米芾之甥王庭筠。其书法和枯木竹石学米芾，重视笔墨情趣，不为成法所囿，上逼古人。王庭筠是米芾书法的追随者，研习米字又取法晋唐，为世人所称道。他的书法深得米芾风格，气度不凡，但锋芒稍微险敛，结构趋于端稳，气息平和舒缓。[43]

　元代书家极力复古，回归晋唐，大都受赵孟頫的影响。白珽、张铎、李元珪等人却舍赵学米。米芾《珊瑚帖》跋尾有世族至元间人施光远书，尚得大米遗意，但运笔缺乏骏迈之势。

　明朝初期和中叶，沿袭元代书派，大体上仍不脱赵孟頫的风格，此外，宋克，“二沈”（沈度，沈粲）之书，亦颇流行，之后，学米渐众，因明人喜欢游戏翰墨，追求奔放纵逸，米书正好迎合他们的这种性情。诸如张弼、李应桢、祝允明、文征明、陈淳、莫是龙、徐渭、邢侗、米万钟、董其昌、王铎等，各得其所。其中，董其昌，王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清代碑学兴起，别开格局。但帖学余风未减，傅山、查士标、许友、笪重光、王鸿绪、姜宸英、张照、陈弈禧、王澍、翁方纲、王文治、梁同书、翁同龢、钱沣等人依然坚持帖学的道路，他们虽然深受董其昌书风的影响，却能旁涉米芾以及其他名家书迹，寻求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

　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民国以来，人们对米芾书法艺术和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研习米书更是蔚然成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趣闻轶事

●装癫索砚
　米芾喜爱砚台至深，为了一台砚，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顾大雅。一次宋徽宗让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实际上也想见识一下米芾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也是一个大书法家，他创造的 “瘦金体” 也是很有名气的。米芾笔走龙蛇，从上而下其直如线，宋徽宗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大加赞赏。米芾看到皇上高兴，随即将皇上心爱的砚台装入怀中，墨汁四处飞溅，并告皇帝：此砚臣已用过，皇上不能再用，请您就赐予我吧？皇帝看他如此喜爱此砚，又爱惜其书法，不觉大笑，将砚赐之。米芾爱砚之深，将砚比做自己的头，抱着所爱之砚曾共眠数日。他爱砚不仅仅是为了赏砚，而是不断地加以研究，他对各种砚台的产地、色泽、细润、工艺都作了论述，著有《砚史》一书。[44]

●米公洗墨
　米芾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清官廉吏。据史料记载，米芾为官的一大特点是 “用文雅为治，尚礼教，祛淫祠”。北宋绍圣四年，米芾出任江苏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主政两年，多有惠政。期满离任时，乡绅百姓略备薄礼为他送行以示感念，米芾一一婉拒，并再三叮嘱家人：“凡公之物，不论贵贱，一律留下，不得带走”，还亲自逐一检点行李，生怕家人暗自夹带。米芾发现自己常用的一支毛笔上沾有公家的墨汁，便让家人把砚台、毛笔洗干净后，方离开县衙。米芾临池洗墨，不带走安东的一点点墨汁，清清白白上路，一时传为佳话。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洗墨的水池取名为 “米公洗墨池” 并立碑记之。[45]

●米芾拜石
　米芾一生非常喜欢把玩异石砚台，有时到了痴迷之态。据《梁溪漫志》记载：他在安徽无为做官时，听说濡须河边有一块奇形怪石，当时人们出于迷信，以为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动，怕招来不测，而米芾立刻派人将其搬进自己的寓所，摆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念念有词：我想见到石兄已经二十年了，相见恨晚。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但米芾一向把官阶看的并不很重，因此也不怎么感到后悔，后来就作了《拜石图》。作此图的意图也许是为了向他人展示一种内心的不满。李东阳在《怀麓堂集》时说：“南州怪石不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两膝不着地，石业受之无愧色。” 这里可以看出米芾对玩石的投入与对傲岸不屈的刚直个性。大有李白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的情怀，并开创了玩石的先河。[46]

●满庭芳由来
　苏轼将密云龙奉为至宝。除了 “四学士” 和廖正一，书画名家米芾也是苏轼的座上客。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杭州太守，途经扬州时，曾召米芾前来相见。苏轼再次拿出 “密云龙”，与他共享。米芾则为此曾写下《满庭芳》，词题就叫《咏茶》。不言而喻，词中的 “美盼” 、“娇鬟” 就是朝云，这一年她二十六七岁，正是女人一生中最为光艳动人的时刻。只见她在帘外燃起小炉，轻轻倒进瓶中专用的泉水，不一会儿，紫色的沙瓯里色如玉乳，轻涛微翻。朝云轻挽翠袖，“稳步红莲”，恭恭敬敬地将茶献到客人面前，素有 “米癫” 之称的青年米芾早已既醉又癫，愁妒齐翻。直到朝云歌声响起，他才再度清醒，止不住对她频频顾盼，心生艳羡，直到曲终人散。

●早期签名
　米芾的书画作品多为人所收藏。今人恰恰可以从他自己的书画题签上发现 “芾” 的读音。原来，米芾早先签名都写作 “黻” 字，而 “黻” 字只有一个读音。米芾在自己写的《〈王子敬帖〉跋》中说：“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手装，时以芾字行，适一纪。” 一纪就是12年，从崇宁元年往前推算12年，即为元祐六年（1091年），这年米芾41岁。也就是说，元祐六年（1091年）米芾41岁时，才改称米黻为米芾，这个 “芾” 是由 “黻” 改来的。

●以假乱真
　米芾的书画水平很高，尤其临摹功夫很深，现今看到的 “二王” 的一些作品，都不是 “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传说，有一次，一个书画商人拿着一幅唐人的真迹，扣开了米芾的大门，有意要卖给米芾。价钱有点高。米芾说，你先放这里，五天后你再来，我若要，你把钱拿走；我若不要，你把画拿走。米芾说完，商人走了。到了第七天，商人来了。米芾说，画我看了，不错，价钱太高，你又不让价，就请你把画拿走吧，说着把画打开，并说，你看好，是不是这张画。商人客气地答道：没错。商人把画拿走了。第二天，商人拿着画又来了，一见面米芾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今天准来，有朋友请我，我都没去，在这儿等你。商人心里马上明白了，说：是我眼拙，把您的临本拿走了，今天特来奉还。米芾大笑道：你不来找我，我也一定会去找你，你拿走了临本，我心里特别高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商人取起原本真迹，临本还给米芾。

●洁癖严重
　米芾非常爱干净，只要用手拿过东西，马上就把手洗一遍。因此无论走到哪里，仆人都带着一壶水，随时准备着伺候。米芾洗手从不用盆，嫌盆里的水不干净。仆人用一把银壶倒着水，米芾用手接着水洗，洗完后还不用毛巾擦，两只手拍打拍打，直到晾干为止。

　对于自己的私人物品，米芾不准任何人染指。有一次上朝时，米芾的朝靴被人动了一下，这下麻烦大了。回到家，米芾把朝靴洗了又洗，刷了又刷，最后把朝靴洗破了、穿不成才算结束。自己的东西别人不能动，别人用过的东西，米芾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此甚至不惜丢官贬职。米芾曾担任太常博士，主持朝廷祭祀活动的时候，要穿规定的祭服。米芾嫌祭服有人穿过，就拿回去洗一遍又一遍，结果把祭服洗得变了色，自己也被罢了职。

　最为可笑的是，米芾给女儿定亲的时候，挑来选去总是感觉不合适。后来有个南方来的小伙子，名叫段拂，字去尘。米芾一看这个名字就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好，已经拂去灰尘了，再去一次尘那就更干净。” 满意地把女儿嫁了过去。[47]

●故弄玄虚
　米芾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 “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 “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 智永砚成臼。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28]

　史籍记载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
　《宋史·米芾传》[48]

　亲属成员

　五世祖

　米信，宋初勋臣，淳化五年（994年）卒，六十七岁。[3]

　父亲

　米佐，字光辅，官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县）公。[3]

　母亲

　阎氏，曾为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的乳娘。[3]

　子女

　米友仁（1086-1165），小名尹仁、寅孙、鳌儿，字元晖，人称小米。继承父法，少量的作品传世，如《云山墨戏图》《潇湘白云图集》。[49][50][51][52]

　后世纪念

　米芾墓

　米芾墓在江苏省镇江市南郊鹤林寺附近的黄鹤山北麓，为北宋晚期大书画家米芾的衣冠冢。墓有石扩，直径11米，坟包径约4米，外包护石。王有台阶60级，两边置玉带坡，墓道由上而下向北伸，长60米。坟前墓碑，上刻1987年春重修，中央部分镌刻 “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曼殊后学启功敬题”。墓门两侧各有一个下方上圆雕刻云朵纹的大理石柱，墓前50多米处尚有石坊柱一对，上刻联语：“抔土足千秋襄阳文史宜和笔，丛林纳数武来朝郎署米家山。” 自米芾墓重修以来，每年接待包括日韩东南亚在内的大量海内外的游客，许多慕名而来的文人骚客将之视为 “文化之冢”。[53]

　米公祠

　米公祠（米芾纪念馆），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是为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54]

　米公祠始建无考，《襄阳县志》载：元末明初毁于兵燹，明代曾重修，并由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前619年）撰书《米氏世系碑》，记述米氏故里的沿革。

　米芾书法公园

　中国米芾书法公园，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十里长山文化园西北侧，依托十里长山，毗邻谷阳湖和镇江市大学城，占地面积40.5公顷。总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根据场地自然特征和景观特色，分为四大功能区域：书法体验区、书法展示区、书法教研区和文化休闲区。是中国唯一以书法家姓名命名的文化主题公园。2015年02月，晋升为国家4A级景区。[55]

　北宋著名书法家、鉴藏家、美术理论家米芾自徒居丹徒，在丹徒生活达四十年之久。为纪念这位与丹徒有着历史渊源的艺术巨匠，建设米芾书法公园。

〖参考资料〗：
[1]  江湖上何人不知有米颠．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11-24]
[2]  宋代米芾之怪癖给为官者敲棒槌．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5-11-23]
[3]  米芾艺术简历．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11-24]
[4]  米芾苏州石刻像刻于1827（清道光七年），清孔继尧绘，石蕴玉正书赞，谭松坡镌，为《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
[5]  《韵语阳秋》：元章始学罗逊书，其变出于王子敬。
[6]  《襄阳县志 • 古迹》：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行书。……罗让字景宜，……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本生于濮安懿王讳，故或称罗逊。
[7]  米芾《群玉堂米帖》：余初学颜书，七、八岁作字，至大一幅，书简不成。
[8]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年），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当在本年。”《全宋词》：“以母侍宣仁皇后藩邸，恩补校书郎……。
[9]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黻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
[10]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三说中以元丰七年说最为不确。东坡晚年（建中靖国元年）有‘恨二十年知元章不尽’之语，如元丰七年初识，则相差三年。元丰四年虽恰为二十年，然雪堂未建，米芾访雪堂则为虚。
[11]  ​米芾《画史》有言曰：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
[12]  《自叙》：余初学，先学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其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摩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泽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宫，《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
[13]  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
[14]  《独醒杂志》：元丰中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15]  《跋米帖》：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

[16]  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米芾到黄州拜访苏轼无疑，但是，均未言何年、月、日。

[17]  ​《与米元章书》：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复思东坡相从之适，何可复得？

[18]  ①苏轼《书米元章藏帖》：元佑四年六月十二日与章资平同过元章②某以疾请郡，遂得余杭…，重辱新诗为送，词韵高雅，行色赠光，感服不可言也。③​《与钱穆父》：前日作《米元章山砚铭》。此砚甚奇，得之于湖口石钟山之侧。……因山作砚其理如云。过扬且伸意元章，求此砚一观也。
[19]  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七年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知雍丘，具饮饷之。既至，则又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洒行既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
[20]  ①宋·赵令畴《候鲭录》：东坡在淮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②​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此事当发生在苏轼知扬州之后，米芾令雍丘之前。
[21]  苏轼《记张元方论麦虫》：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书，言县有虫食麦叶而不食实。
[22]  东坡有《与米元章》​：①过治下得款奉，辱至礼之厚，愧幸兼极。②临辱访，欲往谢，又蒙惠诗，欲和答，竟无顷刻暇，愧负可谅。

[23]  孔凡礼《苏轼文集》

[24]  米芾彩像为清叶衍兰绘。
[25]  米芾《书紫金砚事》：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26]  《京口耆旧》：建中改元，坡归自岭外，与客游金山。有请坡题名者。坡云：“有元章在”。米云：“某尝北面端明，某不敢。”坡抚其背云：“今则青出于蓝矣”。元章徐曰：“端明真知我者也”。自尔益自负矣。
[27]  探访沧桑米公祠．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5-11-24]
[28]  米芾其人其书．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5-12-4]
[29]  宋代书法家——米芾．汉江网 [引用日期2015-11-23]
[30]  玩石者米芾．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5-11-29]
[31]  《砚史》记载：七十二峰砚，奇峰竞拔，洞壑奇绝，天欲雨则水出，欲霁则先燥。

[32]  玩石者米芾．中国文化报 [引用日期2015-11-29]

[33]  米芾《研山铭》．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5-11-23]
[34]  米芾《多景楼诗册》．人民日报海外版 [引用日期2015-11-24]
[35]  米芾一封炫耀帖 历代点赞一千年．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11-25]
[36]  《宋史》卷444《文苑六 • 米芾传》：“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
[37]  米芾作品赏析兼论中国书法与人格心理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5-11-24]
[38]  米芾的书法艺术成就和历代评价．中国书画网 [引用日期2015-11-29]
[39]  黄庭坚．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40]  《翰墨志》亦称《评书》《高宗翰墨志》《思陵翰墨志》，中国南宋书法理论著作，赵构撰。
[41]  纪昀等编．《四库全书 • 宋学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5月1日
[42]  《容台别集》：吴琚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京口北固山有 ‘天下第一江山’ 榜书，即其笔也。始于都下见七言律书一帖，不款名姓，但又《云壑居士》印，偶阅经籍志﹙有﹚《云壑集》吴琚撰，知为琚书。已于新安白岳下，山客持晦翁﹙朱熹﹚书《归去来辞》，绝似米元章，后有 “云壑” 二字，因得审定。
[43]  《龠州续稿》：行笔绝类南宫父子，正书稍存廉隅，虽筋骨不乏，而姿态逊矣。
[44]  宋四家之一米芾：人狂字更狂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5-11-25]
[45]  从 “米芾洗墨” 说起．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11-24]
[46]  玩石者米芾．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5-11-23]
[47]  书法家米芾的洁癖 为干净丢官又破财．中国网 [引用日期2015-12-1]
[48]  《宋史 • 米芾传》：米芾字元章，吴人。因其母亲侍奉过宣仁后藩邸旧恩,补为浛光尉，先后任雍丘知县、涟水知军、太常博士、无为知军等官,后召为书画学博士。
[49]  ①翁方纲《米海岳年谱》：盖生于寅岁，故以寅为小名。由此考之，友仁当生于熙宁七年甲寅也。②​《全宋词》：友仁，字元晖，自称懒拙老人。芾子。生于熙宁五年（1072年）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绍兴二十年（1151年）卒，年八十。
[50]  米芾《题赠叔晦》：叔晦之子道奴、德奴、庆奴，仆之子鳌儿、洞阳、三雄。
[51]  岳珂《宝晋斋法书赞》​：能书第二儿，二十岁化去，刳吾心肝，至今皓首之由也。

[52]  《全宋词》：友仁，字元晖，自称懒拙老人。芾子。生于熙宁五年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绍兴二十年卒，年八十。

[53]  此处非故乡 依然魂系之 ．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11-23]
[54]  襄阳市米公祠景区．湖北省人民政府 [引用日期2015-11-23]
[55]  中国米芾书法公园挂牌国家4A景区．中国江苏网  [引用日期2015-11-25]

▼米芾 《苏太简贴帖》

▼米芾 《德忱帖》

▼米芾 《入境寄帖》

【赵孟頫】

    赵孟頫 [fǔ]（1254年10月20日～1322年7月30日）[1]， 字子昂，号松雪道人 [2]，又号水晶宫道人、鸥波，别称赵孟俯（中年曾署孟俯）、赵文敏、赵松雪、赵集贤、赵吴兴，汉族。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末至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其父赵与訔曾任南宋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 “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将赵孟頫引见于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赞赏其才貌，两年后任集贤直学士。

    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

    1295年（元贞元年），回京修《世祖实录》。鉴于元廷内部矛盾重重，赵孟頫便借病乞归。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名满天下。

    1322年（至治二年）卒，年六十九，追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号 “文敏”，故称 “赵文敏”。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 “元人冠冕”。他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 “赵体” 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 “楷书四大家”。

人物生平

宋室之后
  赵孟頫于宋理宗宝祐二年九月十日（1254年10月20日）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1]为宋太祖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其五世祖秀安僖王赵子偁，即宋孝宗父。其四世祖为崇宪靖王赵伯圭，因孝宗赐宅第于湖州，所以赵孟頫成为湖州人。他的曾祖赵师垂，祖父赵希戭，父亲赵与訔，皆仕于南宋。后元朝追赠赵师垂为集贤侍读学士，赵希戭为太常礼仪院使、吴兴郡公，赵与訔为集贤大学士、魏国公。[4]

  赵孟頫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写字运笔如风。十四岁时，赵孟頫因其家世代为官亦入补官爵，并通过吏部选拔官员的考试，调任真州司户参军。南宋灭亡后，赵孟頫居家，更致力于学问。[5]

    元朝重用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隐居于江南的宋代遗臣，将赵孟頫引见给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见赵孟頫才气豪迈，神采焕发，如同神仙中人，非常高兴，让他位坐右丞叶李之上。当时朝廷刚刚设立尚书省，命赵孟頫起草诏书，颁布天下。忽必烈看了诏书后称赞道：“说出了朕心中所要说的话。” 朝廷召集百官于刑部，商讨制定刑法。众人认为凡贪赃满至元宝钞二百贯者，都应论死罪。赵孟頫则认为处罚太重，因为钞法创立后的几十年内，已大幅度贬值，用贬值的宝钞来决定人的生死，不足采取。有人见他年少，又是来自南方，不了解元朝国情，指责他反对以宝钞来定罪，是想阻碍宝钞的流行。赵孟頫也理直气壮地反驳，指出：“刑法是关系到人命的生死，必须分别轻重。我奉诏参与商议，不敢不言。你不讲道理，企图以势压人，这是不行的！” 那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忽必烈打算重用赵孟頫，但遭到了一些人的阻止。[6]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六月，忽必烈授赵孟頫为兵部郎中。兵部总管全国驿站，当时来往使臣的饮食费用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当地官府无力供给，只有强取于民，百姓不胜骚扰，请中书省以增加钞币来解决。但当时至元钞不能通行，朝廷派尚书刘宣与赵孟頫一同至江南查办行省丞相贯彻执行钞法不力之罪，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均遭鞭打，然而赵孟頫却不打一人。回京后，丞相桑哥对他的这种宽容大加谴责。[7]

  当时有个叫王虎臣的官员，揭发了平江路总管赵全的违法事实，朝廷命王虎臣去查处。右丞叶李坚持奏请不可派王虎臣，世祖不听。赵孟頫进言说：“赵全违法确实应该问罪，但王虎臣以前在平江也常常强买民田，纵令下属臣僚奸诈营利。赵全曾多次与他争斗，王虎臣怀恨在心。如今派王虎臣去，他必然陷害赵全；纵然查出赵全不法事实，人们也不能不有所怀疑。” 忽必烈这才明白过来，改派他人去处理。忽必烈知道赵孟頫家境素来清贫，曾赐他钞五十锭。[8]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赵孟頫升任集贤直学士。同年，发生地震，北京尤其剧烈，死伤数十万人，忽必烈为之忧心如焚。忽必烈亲驻龙虎台，派阿剌浑撒里回京，召集集贤、翰林两院官会议，询问此次天灾发生的原因及消灾的办法。但这些官员害怕丞相桑哥，不敢说实话，只是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的话，以修人事、应天变来回答，不敢触及时政。在此前，桑哥遣忻都及王济清理全国钱粮，大加搜括，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还有数千万，弄得民不聊生，百姓相继自杀。逃入山林的人，官府发兵追捕，无人敢来劝阻。赵孟頫与阿剌浑撒里非常友好，劝他去奏请忽必烈大赦天下，免除赋税，这样就可能消弭天灾。阿剌浑撒里按照赵孟頫的意见向忽必烈奏禀，并得到忽必烈的允许。诏书已经草拟完，桑哥大怒，说这不是忽必烈的旨意。赵孟頫挺身而出，对桑哥说：“百姓死亡已尽，那些未征上来的钱粮到哪里去征？若不及时免除，以后若有人将此未征之数千万钱粮作为损失而归咎于尚书省，这岂不深深连累了丞相？”桑哥明白其利害，同意全部免除赋税，百姓因而得救。[9]

忽必烈曾问赵孟頫，叶李与留梦炎哪个好。赵孟頫说：“留梦炎是臣父亲的挚友，为人庄重厚道，很自信，多谋能断，有大臣之才。叶李所读的书我都读过，他所知所能的事，臣都能知能办。”忽必烈说：“你是认为留梦炎比叶李要贤吗？但是，留梦炎在宋朝为状元，位至丞相，而在贾似道欺上误国之时，却对贾似道阿谀顺从。叶李当时虽为平民，却敢于上书朝廷，斥责贾似道，显然贤于留梦炎。你因为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挚友，不敢非议，可赋诗以规劝他。”赵孟頫便赋诗一首，其中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的话，忽必烈看后大加赞赏。赵孟頫退朝后对奉御彻里说：“陛下在谈论贾似道误国时，责备留梦炎当时不敢指责。如今，桑哥的罪恶甚于似道，而我等不加指责，将来如何能推卸责任？但我毕竟不是陛下亲信之臣，说话陛下必不听从。侍臣中读书知理、慷慨有气节而又为陛下所亲信的人中，没有能超过你的。捐出自己生命而为百姓除害，是仁者之事，希望你能这样！”彻里果然向忽必烈揭发桑哥的罪恶。忽必烈大怒，命卫士将他掌嘴，彻里口鼻血涌，倒在地上。再问，彻里还是斥责桑哥罪行，大臣也相继指责桑哥，忽必烈便将桑哥按罪诛杀，并废除尚书省，凡有罪的大臣也统统罢官。[10]

忽必烈有意让赵孟頫参与中书省政事，赵孟頫坚持不肯。他预料，久在君王身边，必受人嫉妒，故极力请求到外地任职。[12]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孟頫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当地有个叫元掀儿的人，在盐场服役，因不胜艰苦而逃走。他的父亲诬告是同服劳役的人将掀儿杀害。赵孟頫怀疑其中有冤情，不立即判决。一个月后，掀儿自己回归盐场。郡中人都称赞赵孟頫料事如神。佥廉访司事韦哈刺哈孙，性情暴虐，因赵孟頫不顺他的意，借口中伤他；恰逢朝廷要修《世祖实录》，召赵孟頫还京，这才无事。其后，调赵孟頫为汾州知州，还未成行，又令他书写金字《藏经》。[13]

大德三年 （1299年）八月，赵孟頫任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14][1]

至大二年（1309年），在杭州十年官江浙儒学提举任期已满，改任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尚未赴任，为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遣使所召。[1][15]

深受宠遇
至大三年（1310年），朝廷召赵孟頫回京师，授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1]命与其他学士共同撰写祀南郊祝文。在拟定殿名的问题上，与其他人意见不合，告假还乡。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东宫时，就闻知赵孟頫之名，等到他即位后，便召其为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16]

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十月，转集贤侍读学士、正奉大夫。[1]

延祐元年（1314年）十二月，升任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17][1]

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1]爱育黎拔力八达待他甚厚，只呼其字而不呼其名，在与侍臣谈论文学之士时，将赵孟頫比作唐代李白、宋代苏轼，称赞他品行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又精通佛学及老庄之学，这些都是人所不及的。不乐意的人想离间爱育黎拔力八达与赵孟頫的亲密关系，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加理会。既而又有人上书，认为赵孟頫不能参与编修国史。爱育黎拔力八达说：“赵子昂（赵孟頫）是世祖皇帝选拔的重臣，朕特加优待，让他在馆阁从事著述，传之后世，你们还罗嗦些什么？”并赐赵孟頫钞五百锭，叮嘱侍臣：“中书总说国用不足，这笔赏金他们必不肯付与，可从普庆寺库存中支给。”赵孟頫曾数月不至宫中，爱育黎拔力八达向左右侍从询问，都说赵孟頫年老畏寒，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是令御府赐他貂鼠皮裘。[18]

借病乞归
延祐六年（1319年）四月，因管夫人病发，赵孟頫得旨还家，于二十五日离开大都。[1]五月十日，管夫人逝于临清舟中，赵孟頫父子护柩还吴兴。[1]同年冬，爱育黎拔力八达又遣使催他回朝，最终因病未能成行。[20]

至治元年（1321年），元英宗孛儿只斤 • 硕德八剌遣使到赵孟頫家中，命他书写《孝经》。[21]

逝世
至治二年（1322年）春，硕德八剌遣使趋吴兴问候赵孟頫，并赐礼物。六月十六日（7月30日）[1]，赵孟頫病逝，享年六十九岁。逝世之日，仍观书作字，谈笑如常，至黄昏，逝于吴兴。[22]九月十日，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1]后追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号 “文敏”。[23][24]

主要成就：
绘画

关键人物

明人王世贞曾说：

“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 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孟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赵孟頫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

如果说唐宋绘画的意趣在于以文学化造境，那么，赵孟頫在其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如果说元以前的文人画运动主要表现为舆论上的准备，元以后的文人画运动以其成功的实践逐步取代正规画而演为画坛的主流，那么，引发这种变化的巨擘仍是赵孟頫。

承前启后
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赵孟頫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为前人所不及：

一、他提出 “作画贵有古意” 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

二、他提出以 “云山为师” 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 “墨戏” 的陋习。

三、他提出 “书画本来同” 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

四、他提出 “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 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

五、他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

六、他的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

七、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

八、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

审美标准
综观赵孟頫的画迹，并结合其相关论述，可以知道，赵氏通过批评 “近世”、倡导 “古意”，从而确立了元代绘画艺术思维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也广泛地渗透于诗文、书法、篆刻等领域中。

　提倡古意
　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 “克己复礼”、魏晋 “竹林七贤” 的返朴归真、唐宋的 “古文运动” 等，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提倡 “古意” [25] 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应该说，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绘画传统得以交流融汇，从此，一个以文人画家为主角，以建构文人画图式为主题的绘画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转化
应当特别指出，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 “游观山水” 向 “抒情山水” 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 “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这些理论与实践，将赵孟頫推向了开元代绘画风气宗师的地位。

弟子众多
作为一代宗师，不仅他的友人高克恭、李衎，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受到他的画艺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人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他与儿子赵雍、孙子赵麟都做《人马图》，称《三世人马图》，传为佳话，三幅画都流传至美国，由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书画诗印
“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 赵孟頫书画诗印四绝，当时就已名传中外，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中与道教有关者有《洛神赋》、《道德经》、《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画作名品甚多，关于道教内容的有《玄真观图》、《三教图》、《轩辕问道图》、《松石老子图》、《溪山仙馆图》等。又有《玄元十子图》，画道教人物关尹子、文子等十人像，并旁书小传。该作笔墨高古，元大德九年（1305年）路道通于杭州刻版印摹，后被收入明正统《道藏》。诗文风格和婉。兼工篆刻，以 “圆珠文” 著称。元延祐六年（1319年），得请南归于家乡。曾经入松江北道堂事道，道号道渊。

 楷书大家
赵孟頫与夫人管道升同为中峰明本和尚的弟子。赵孟頫精通音乐，善鉴定古器物，其诗清邃奇逸，书画尤为擅名，篆籀分隶楷草书俱佳，以楷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 “妙悟八法，留神古雅” 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 “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 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虞集称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度其形。”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同时代的书家对他十分推崇，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认为他的书法直接晋人，评价其书法 “因熟而俗”。[26]

 吸取长处
赵孟頫善于吸取他人的长处，因而在书法上获得较大的成就。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

 书论深高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 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 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27]

他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其绘画，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谓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遥追五代、北宋法度，论者谓： “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 开创了元代新画风。 交友甚广，与高克恭、钱选、王芝、李衎、郭祐之等相互切磋；直接受其指点的有陈琳、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能诗文，风格和婉。兼工篆刻，以 “圆朱文” 著称。

传世书迹
传世书迹较多，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四体千字文》等。传世画迹有大德七年（1303）作《重江叠嶂图》卷、元贞元年（1295）作《鹊华秋色》卷，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皇庆元年（1312）作《秋郊饮马》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著有《松雪斋文集》十卷（附外集一卷）。

康有为曾说 “勿学赵董流靡之辈”，这是个人偏见。因康有为瞧不起赵身为帝胄而入元朝为官，故对其书法极尽贬低。世人只道赵字婉转流利，却不知其外秀内刚，六十岁以后作品更是老辣厚重，绝无柔媚之气。近人马宗霍《书林记事》谓：“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人物评价

总评
赵孟頫博学多艺，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经学主治《尚书》，尤精于礼、乐之学。对律吕之学也有精深研究，颇得古人不传之妙，著有《琴原》、《乐原》各一篇。篆法尊《石鼓》、《诅楚》，隶书法梁鹄、钟繇，行草崇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又受李邕影响，各种书体，冠绝古今，天竺、日本均以收藏其翰墨为贵。手书佛、道书法，有许多散于名山。诗赋文河，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至元年间诗人之中，他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扫南宋卑弱习气。他善于融篆籀之法于绘画之中，竹石、人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无疑是一代画坛领袖。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法，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有时尚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力法度。有记载说，入元之后，赵孟頫家事甚贫，平时也常以字画收取润笔费用，聊以自补。他还精于古器物、书法、名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而知之，百不失一。[28]

历代评价

孛儿只斤 · 爱育黎拔力八达：

使后世知我朝有斗家，大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29]

杨载：

公性善书，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29]

欧阳玄：

公治尚书，有书注于礼乐，度数甚明，知音律，...为文清约典要，诸体诗造次天成，不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牍能以数语曲畅事情，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隶小楷行草书，惟其意所欲为，皆能伯仲古人，画入逸品高者诣神，四方贵游及方外士，远而天竺、日本诸外国，咸知宝藏公翰墨为贵，故世知之浅者，好称公书画识者，论公则其该洽之学，经济之才，与夫妙解绝艺，自当并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庙汇公及管夫人及子雍所书藏中秘书，曰：“使后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书学有如此者。”[30]

徐达左：

当是时，以诗文名世者，若赵松雪（赵孟

頫）、虞道园（虞集）、范德机（范梈）、杨仲弘（杨载）诸君子，以英伟之姿，凌跨一代，谐鸣于馆阁之上，而流风余韵，播诸丘壑之间。

王世贞：

①元诗人，元右丞好问、赵承旨孟頫、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傒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而已。赵稍清丽，而伤於浅。[31]

②余尝谓吴兴赵文敏公孟俯，风流才艺惟吾郡文待诏征明可以当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诗文也，书画也，又皆以荐辟起家。赵诗小壮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浅同也。文皆畅利而乏深沉，其离古同也。书小楷赵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纤，其精绝同也。行押则赵于二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逊也。署书则文复少逊也。八分古隶则文胜，小篆则赵胜也，然而篆不胜隶。画则赵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浅，其天趣同也，其鉴赏博考复同也。位在赵至一品，而文仅登一命。寿则文予九龄，而赵仅垂七衮，异也。若出处大节之异，前辈固巳纷纷言之，独赵集有述太傅丞相伯颜德一章，中所云： ‘舆地久巳裂，车书当会同。’ 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顾颛蒙。’ 呜呼元诚而亲主，宋社诚屋，伯颜诚贤有功岂而所宜言者，何有胸无心至此也，吾待诏不与同年语也。[32]

 项穆：

若夫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书法雅言》）

董其昌：

①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

②吾乡陆宫詹以书名家，虽率尔作应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便是学字，何得放过？” 陆公书类赵吴兴，实从北海有入，客每称公似赵者，曰：“吾与赵同学李北海耳。”

③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画禅室随笔》）

冯班：

①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帀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之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

②赵殊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

③学前人书从后人入手，便得他门户；学后人书从前人落下，便有拏把。汝学赵松雪，若从徐季海（徐浩）、李北海入手，便古劲可爱。（《钝吟书要》）

梁巘：

①子昂书俗，香光书弱，衡山书单。

②学董不及学赵，有墙壁，盖赵谨于结构，而董多率意也。（《评书帖》）

纪昀等：

孟頫以宋朝皇族，改节事元，故不谐於物论。观其《和姚子敬韵诗》，有 “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 句，是晚年亦不免於自悔。然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於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33]

吴德旋：

①永兴书浑厚，北海则以顿挫见长，虽本原同出大令，而门户迥别。赵集贤欲以永兴笔书北海体，遂致两失。集贤临智永《千文》，乃是当行，可十得六七矣。

②刘诸城云：“松雪自当为一大宗，既或未厌人意，然究无以易之。” 此就元人而论，谓鲜于、康里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

③松雪行书以《天冠山》为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艳称《民瞻十札》已属次乘，《梅花诗》则自《郐》无讥矣。（《初月楼论书随笔》）

钱泳：

①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 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②张丑云： “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睇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书学》）

　阮元：

元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北碑南帖论》）

　包世臣：

　①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

　②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则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废者，以其笔虽平顺，而来去出入处皆有曲折停蓄。其后学吴兴者，虽极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匀净，是以一时虽为经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烟销火灭也。 ③吴兴用意结体，全以王士则《李宝成碑》为枕中秘。（《艺舟双楫》）

周星莲：

赵集贤云：“书法随时变迁，用笔千古不易。” 古人得佳帖数行，专心学之，便能名家。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临池管见》）

朱和羹：

子昂得《黄庭》、《乐毅》法居多。邢子愿谓右军以后惟赵吴兴得正衣钵，唐、宋人皆不及也。（《临池心解》）

康有为：

吴兴、香光，并伤怯弱，如璇闺静女，拈花斗草，妍妙可观念更新，若举石臼，面不失容，则非其任矣。自元、明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之不兴也。（《广艺舟双楫》）[34]

柯劭忞：

①赵孟頫以宋宗室之俊，委贽事元，跻于通显。其在《大雅》之诗日：‘殷土肤敏，裸将于京。’ 刘向以为悯微子之朝周，故君子不责孟頫，而为赵氏悯也。[35]

②杨载称孟頫之才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经济之不。人以为知言。[35]

家族成员

妻子

管道升，字仲姬，一字瑶姬，浙江德清茅山（今干山镇茅山村）人，一说华亭（今上海青浦）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生。幼习书画，笃信佛法。曾手书《金刚经》数十卷，赠名山寺。嫁元代吴兴书画名家赵孟頫为妻，封吴兴郡夫人，世称管夫人。管道升所写行楷与赵孟頫颇相似，所书《璇玑图诗》笔法工绝。精于诗。尤擅画墨竹梅兰。晴竹新篁，为其首创。元延祐六年（1319年）卒。存世作品有《水竹图》、《竹石图》等。

儿子

长子：赵亮，至大四年二月病逝。

次子：赵雍，字仲穆。擅山水，尤精人物鞍马，亦作界画。书善正、行、草，亦长篆书。精鉴赏。传世作品有《兰竹图》、《溪山渔隐》等。

三子：赵奕，字仲光。隐居不仕，日以诗酒自娱。亦以书、画知名。工真、行、草书，虽不脱赵孟頫家法，而行墨结字，微有不同。

逸闻趣事

援作春题

元朝兴盛时，扬州有个姓赵的人，富裕而喜欢招待客人。他的家里有明月楼，人们替楼写春联，大多无法符合主人的想法。一天，赵孟頫路过扬州，主人知道这件事，把他迎接到明月楼上，用丰盛的酒席款待他，席上所用的都是银制的器具。酒过半巡，主人拿出纸笔，请求赵孟頫替他写春联。赵孟頫拿起笔即写道：“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 主人得到春联后，非常高兴，把酒具全部撤下并把它们送给赵孟頫。[36]

衣冠盛事

赵孟頫原因程钜夫的举荐而以兵部郎中入仕元朝的。后来程钜夫任翰林学士承旨时辞官归家，朝廷命赵孟頫接替他任职。赵孟頫就任后，先去拜谒程钜夫，然后再入翰林院视事，此事被当时传为士大夫的佳话。[37]

文献记载

《翰林学士赵公行状》

《圭斋文集 • 卷九 • 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38]

《尧山堂外纪 • 卷七十 • 元》[39]

《新元史 • 卷一百九十 • 列传第八十七》[35]

墓葬纪念

赵孟頫墓位于德清县洛舍东衡里 “阳林堂” 别业东南侧。此墓穴为赵孟頫和夫人管道升的合葬墓。赵孟頫墓穴距地下约1.5米，长3米，宽2.6米，墓为石棺双室墓，墓前有石马一匹，石朝官二尊。

1319年，管道升下葬于于此。

1322年，赵孟頫卒，与管道升合葬；这年秋，赵孟頫谥封魏国公，墓地规模扩大。

1915年，德清县新编县志总纂程森加土修理，立墓碑。

1992年，发现地下墓穴。

1992年8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德清县人民政府修复墓地。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 同年，对墓周边又进行了绿化，墓前石人石马重新安放，泥沙地也铺成了大理石。

〖参考资料〗：

[1] 王似峰、黄惇，《赵孟頫年表》

[2] 《尧山堂外纪 • 卷七十》：有古琴二，一曰大雅，一曰松雪，因以大雅名堂而号松雪焉。

[3] 赵孟頫自画像页，故宫博物院藏。

[4]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訔，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訔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

[5]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

[6]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孟頫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又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来，讥国法不便，意颇不平，责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 孟頫曰：“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钞，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 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

[7]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总天下诸驿，时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遂请于中书，增钞给之。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

[8]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时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叶李执奏不宜遣虎臣，帝不听，孟頫进曰：“赵全固当问，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买人田，纵宾客为奸利，全数与争，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将陷全，事纵得实，人亦不能无疑。” 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頫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俯入诉于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 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东御墙外，道险，孟頫马跌堕于河。桑哥闻之，言于帝，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

[9]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二十七年，迁集贤直学士。是岁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时驻跸龙虎台，遣阿剌浑撒里驰还，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议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以修人事、应天变为对，莫敢语及时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甚善，劝令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从之。诏草已具，桑哥怒谓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是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 桑哥悟，民始获苏。

[10]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帝尝问叶李、留梦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 孟頫所赋诗，有 “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 之语，帝叹赏焉。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帝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损一旦之命，为万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 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时大臣亦有继言者，帝遂按诛桑哥，罢尚书省，大臣多以罪去。

[11] 赵孟頫像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12]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孟頫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帝问：“汝赵太祖孙耶？太宗孙耶？” 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 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 孟頫谢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

[13]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官事清简。有元掀儿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儿，既诬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儿自归，郡中称为神明。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还京师，乃解。久之，迁知汾州，未上，有旨书金字《藏经》…

[14]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

[15]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

…迁泰州尹，未上。

[16]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

[17]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

[18]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间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呶呶何也！” 俄赐钞五百锭，谓侍臣曰：“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 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19] 赵孟頫半身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20]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

[21]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

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

[22]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

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九。

[23]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

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24] 《新元史 • 卷一百九十 • 列传第八十七》:

至治元年，诏孟頫即其家，书《孝经》。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卒，年六十九。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25] 高名潞．论赵孟頫的 “古意”——宋元画风变因初探．《新美术》，1989年第03期

[26] 张海燕 ．赵孟頫及其赵体楷书．《语数外学习（初中版七年级）》， 2009年05期

[27] 韩士海．论赵孟頫书论中的 “用笔千古不易”．《美术向导》，2007年第06期

[28] 白寿彝，《中国通史 • 第八卷 • 中古时代 • 元时期（下册）》第二十章

[29] 元 • 杨载 • 《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30] 元 • 欧阳玄 • 《圭斋文集 • 卷九 • 元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赠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

[31] 《艺苑卮言 • 卷四》．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2-11]

[32] 《王弇州崇论 • 卷四》．殆知阁 [引用日期2015-03-16]

[33] 清 • 纪昀等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卷一百六十六 • 集部十九》

[34] 赵孟頫．书法空间 [引用日期2014-06-8]

[35] 《新元史 • 卷一百九十 • 列传第八十七》．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02-11]

[36] 《尧山堂外纪 • 卷七十》：元盛时，扬州有赵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楼，人作春题，多未当意者。一日，赵子昂过扬，主人知之，迎致楼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银器。酒半，出纸笔求作春题。子昂援笔书云：“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 主人得之，喜甚，尽撤酒器以赠子昂。

[37]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

[38] 《元史 • 卷一百七十二 • 列传第五十九》·

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2-22]

[39] 《尧山堂外纪 • 卷七十 • 元》．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5-10-22]

[40] 浙江新增9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浙江省文化厅．2013-05-10 [引用日期2013-07-8]

（概述内图片来源：赵孟頫像为清叶衍兰绘）

▼赵孟頫《雪岩和尚帖》

▼赵孟頫《进学斋帖》

▼赵孟頫《千家山帖》

【董其昌】

    董其昌（1555年2月4日～1636年10月27日），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别称董文敏。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 “文敏”。

  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 “南北宗” 论，为 “华亭画派” 杰出代表，兼有 “颜骨赵姿” 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1]

    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主要作品：

  《岩居图》

    《秋兴八景图》

    《昼锦堂图》等

    主要成就：

  书画

    人物生平

    初露锋芒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董其昌出生于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

    1572年（17岁），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1577（万历五年），陆树声延请董其昌馆于其家，教授他的儿子陆彦章。董其昌也因此得以从学于陆树声，尊其为恩师。

    陆彦章字伯达，是陆树声年逾五十才得的儿子，比董其昌要小十一岁，两人的关系也在师友之间。同时在陆家私塾寄读的还有千里之外的睢阳人袁可立，这也成了一段流传千古的科第佳话。（见载于王椷的《秋灯丛话》和董其昌的《节寰袁公行状》。）

1589年（万历十七年，董34岁），董、袁、陆三人己丑科一起考中进士。仅陆氏一门及第者就占了当年全国大比的1%，堪称是陆树声家门的荣耀。尤其是那个异地不远千里来此拜师借读的袁可立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大司马，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大宗伯，陆彦章则官至南京刑部侍郎。[2]

进退得宜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人翰林院深造，供职于翰林院。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

一年之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 “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 “妖书案” 、“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

董其昌借口回家养病辞官，直到光宗继位，董以帝师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修《神宗实录》。但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继任的熹宗天启朝，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启五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即退隐 “家居八载”。

崇祯五年，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七十七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温体仁将周延儒排挤出内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掀起党争，排斥东林。崇祯七年董其昌又请求退归乡里。

从三十五岁走上仕途到八十岁告老还乡，为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与家乡松江的先贤陆机崇奉 “士为知己者死” 相比，董其昌把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用得出神入化。他以科举入仕进入精英阶层，既结交东林派、公安派，又与反东林党人惺惺相惜，其谥号 “文敏” 就来自于阮大铖。[1]

潜心书画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在家乡，董其昌筑 “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 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估、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頫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人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 “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 的结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 “空处有画” 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 “宽能走马、密不通风” 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干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淫树石，路遥山重，隐人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的诗意。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正如中国当代书画家南山乐山评论董其昌的艺术特点说：董香光（董其昌）满腹经纶，故能笔清墨润，山色如洗，宁静深邃，绝无尘垢。

●民抄董宦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六十岁出头的董其昌辞官在家，他的两个儿子董祖常带人强抢佃户之女绿英。不久，董其昌因为在担任考官时不徇私情得罪的势家利用这个事情收买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编出来的故事，传言很快得到发酵。董其昌知道后追究到范昶身上，但范昶并不承认，而且还跑到城隍庙里起誓，为自己辩白。也许是城隍神灵验惩罚了范昶，也许是范昶自己做了亏心事心里犯虚害怕，不久范昶暴病而死，范母就认为反正这是董家所逼造成的，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董家当然也有理不让，你自己造孽还起誓惹怒城隍神与我何干，对范家侵宅的行为进行了回击。范家儿子不堪其辱，冒死用一纸 “剥褌捣阴” 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春天，被人煽动的读书人把董府围住，两方大打出手，场面混乱。最后将董府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尽付之一炬，十九日，乡民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 “抱珠阁” 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这就是后来所谓的 “民抄董宦”。[3][4][5]

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直到半年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董其昌故居地闵行区马桥镇董姓家中发现明代手抄本《民抄董宦警示录》一书，略有残缺。经审读后，原来是《旧抄民抄董宦》的又一版本。此书其后附松江各府县机构的公文及地方人士的呈文，真实地展现了 “民抄” 的全过程，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资料。现将这些公文及呈文初步汇总整理如下：“昶子启荣，诉之署府。” “生员齐集明伦堂，恳府究治。” 乃 “牌拘陈明，下狱以治之。” “诸生咸颂昭雪之速。” “并无聚众扛帮，攘臂喧逞等情。” “董宦及范启荣俱不在家，彼此已无对理。” 又说 “董宦夙有文望，名重乡邦寰中，缙绅中咸以为今之米南宫、苏玉局，物外玄襟。” “董思白，高明闻旷，乡党所推。” “则奴辈之不法，而或董宦未之知也。” 说明其昌不知情而且不在家，印证了他在苏州访友的说法，而官府及士绅对他的评价十分尊敬。生员 “郁伯绅自持悬河之口，巧行下水拖人之术，网渔人之利，富生粟监，受诈者不少，率众鸣学，持檄禀府。” “张扬誉赴府求援。” “陆石麟系其传檄、造檄之人。” “张复本、翁元升、沈国光鼓如簧之舌，皆当先讲事，而附之翼。” “冯大辰系启荣至戚，挟词诬告，同投冤单。” “方小一出冤单之手。” 这些文人 “造作飞单投揭，布满街衢，刊刻揭纸，沿街塞路”，弄得沸沸扬扬。

“王皮、曹辰，一系凶徒，一系恶少，一条龙地扁蛇，皆郡中打行班头。” “王昇、金留等残贼性成，打抢机熟，速祸喜乱……” 这些流氓无赖，见书生闹事，趁机煽惑民众至董府寻衅，而 “松之人，每遇一奇闻，辄观者如堵，海邦之民，群集街道。” “三四荤利抢之徒，乘机局掠。” 说明参与者非外县乡民。“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 “祸因利抢棍徒，间有报怨之民，乘机蜂起。” “放火董宦房屋者，出自多人，而纵爇于两未冠手，其一上海声音面肥者，现辑未到，其一华亭声音面麻者，为曹辰，当堂质之邻里，众目咸认识矣。” “一条龙即系胡龙，地扁蛇即朱观。” 这些奸民，“嗜抢如饴，走险若鹜，固其素刁，乘机进入董府，将其文物珍宝，一抢而空，而董宅不久为烬矣！” 事发之后，其昌只要求府县 “未求正法，先求正名”，将 “民抄” 正名为 “士抄”，其他不再追究，并未要求杀儒生100人。署府吴理刑钦佩 “董宦宏襟广量，亦云冰消雾散”，兵道亦据此定性为“民抄”，将行凶者正法，书生15人，按罪之轻重，有的黜革，有的永不叙用，有的稍加惩罚，并未如野史所述，杀了100个秀才。

　 此书第四部分，已缺佚，据藏书者回忆：“此节没有标题，记述风波平息后，各府缙绅官员纷纷致函其昌表示同情，愿意捐资相助，助其重建家园。其昌感慨万分，逐一谢绝。”

这本手抄本的出现，其中所述，除了祖常强抢民女与凌辱范母之外，其他都与野史截然不同。

●亦官亦隐

1620年（明泰昌元年），神宗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启用董其昌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期间，奉命修《神宗实录》。

1625年（天启五年），董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退隐。

1629年（崇祯二年）魏忠贤死，政局开始澄清。董其昌 “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时年七十七岁。

1632年（崇祯五年），崇祯继位以后，励精图治。

1633年（崇祯六年），朝中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离开内阁，温体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掀起党争，排斥东林。

1634年（崇祯七年），董其昌又乞求致仕。

死后哀荣

1636年（崇祯九年八月），董其昌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

1644年（清顺治元年），南京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頫相类，授予董其昌与赵孟俯相同的谥号 “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作 “董文敏”。

艺术成就

综述

董其昌书法上有 “邢张米董” 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 “南北宗” 之说，即把 “院体” 山水画与 “文人画” 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 “读万卷书” 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绘画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 “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 “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在天启二年67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 “华亭派” 的首领。[6]

    书法

  董其昌的书法，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兼有 “颜骨赵姿” 之美。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 和 “八法” 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 “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 • 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

    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 

    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

    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

    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诗》《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6]

    艺术影响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 “松雪体” 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 “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 “南北宗” 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虽然董其昌 “南北宗论” 对山水画进行的分

类，为后世提供了剖析绘画的哲学观念，他以禅喻画提倡文人画，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 “南北宗论” 同时也助长了绘画上的宗派之争，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明朝著名画家蓝瑛、王鉴、袁枢等拜其为师，蓝瑛的著名作品如《白云红树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袁枢的作品《平泉十石图》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松溪泛舟图》于2013年9月17日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出现。[6]

    主要作品：

  董其昌一生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绘画方面较著名的有：《高逸图》轴，作于63岁，略仿倪、黄、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关山雪霁图》卷，作于81岁，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据卷末自题，此卷是从关仝的《关山雪霁图》原幅改写而成。藏于故宫的著名书法作品有：《月赋》卷，作于47岁，取法唐晋，笔画秀娟，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东方先生画赞碑》，作于50岁，所作楷书，师法颜真卿，字体规整，行气疏朗，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三世浩命》卷，作于71岁，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正，法度严谨；《岳阳楼记》卷，作于54岁，大行书，师法颜真卿、李兆和（李北海，即李邕）。运笔中锋直下，转折流畅，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路马湖记》卷，代表晚年行书之作；《观海市》，作于69岁，以 “米家法” 为其同年袁可立所书，十分秀逸飘洒，成为山东蓬莱阁上的传世名品。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画《江干三树图》、《秋兴八景》大画册（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与此同样还有一本大画册，已流往海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金沙帖》；天津博物馆有一幅其晚年为同年袁可立所创作的《疏林远岫图》（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播出）；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松江府制诰》；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有16幅《董其昌纪游册》，本为河南袁可立家藏品，吉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昼锦堂图》卷。

    人物评价

    《画史绘要》：

    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处于儒雅之笔，风流蕴籍，为本朝第一。

    《明史》：

    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儗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7]

    《明史·文苑传》：

    ①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②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同、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远。

    《论书绝句》（王文治）：

    书家神品。

    明人周之士：

    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清翁同龢：

    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

    清代学者包世臣：

    行笔不免空怯。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

    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8]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

    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

    《跋董其昌墨迹后》（康熙帝玄烨）：

    ①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

    ②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能得其运腕之法，转运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雄奇峭拔，草书纵横排宕有致。[9]

    人物争议

    仕隐董其昌

董其昌对于人事极其精明，在仕途生涯中三进三退，腾挪闪跃，“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其35岁走上仕途，80岁告老还乡，亦官亦隐45年，总计为官18年退归田里27年，既在仕宦阶层中营造了谦逊超迈的形象，又攀上了世俗权势的巅峰。

    董其昌出身于松江望族，但幼时家寒。17岁时靠他人资助通过府试成为秀才，直到34岁（1589年）才考中进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皇长子（即后来明光宗朱常洛）讲官。但一年之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 “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直到光宗继位，董以帝师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修《神宗实录》。但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继任的熹宗天启朝，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启五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即退隐 “家居八载”。崇祯五年，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温体仁将周延儒排挤出内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掀起党争，排斥东林，崇祯七年董其昌又请求退归乡里。[10]

是非董其昌

民抄董宦事件，古今皆有人对董其昌提出了异议：“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 “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当然也有人怀疑 “民抄董宦” 的真实性，说董其昌是为名所累。清代前期的官修《明史》则说，事情的起因缘于董其昌为官时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是这些势家鼓动的乱民所为。清朝初年修撰《明史》的学者认为，“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明史》）这里就说明了董其昌是为另一个特权家族所怨恨，最后这个特权家族的爪牙和被煽动的老百姓就伙同烧毁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或许有人会怀疑修撰《明史》的人可能因为董其昌的名气太大，所以尽量为董其昌说好话。《明史》从1645年（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到1739年（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94年。而从1679年（康熙十八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60年之久。清朝修史之起距董其昌所处时代不过几十年，耆老见证者倘在，取证核实起来或许并不难。而修《明史》的两大贡献人万斯同和王鸿绪，又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黄宗羲的衣钵，注重历史事实。而康熙、乾隆时期政治氛围特别紧张，文字狱搞的特别残酷，动辄就会有人因为文字狱事件而被满门抄斩，这时候的专家们没有必要为一个前朝的董其昌去走极端，犯政治上的错误。况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狱时期也是满清统治者所打击的对象，他关于 “奴酋好杀，辽之怨恨上通于天” 的言论令历代清帝大为光火，他为同年袁可立所亲笔撰文书写数千字的《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因为有多处所谓 “诋斥满洲语句” 的地方而遭到禁毁。因为袁可立、毛文龙等人因为长于明末建州兵事而成为清朝官方所需要刻意回避的对象。清朝为董其昌粉饰作美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明史》对董其昌的评价是忠于史实的。

董其昌所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南京礼部尚书。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在陪都南京做礼部尚书和在北京做礼部尚书是不一样的，董其昌也算不上什么特大的实权派高官，单凭这一点来证明董其昌权势熏天，根本站不住脚。他的这点浮职虚位的权力无法达到如王振、汪直、魏忠贤那样能鱼肉官吏百姓的能力，揭帖所说董其昌 “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 是言过其实的。[6]

　　史籍记载

《明史 • 董其昌传》[11]

人物轶事

藏书之家

善鉴别古书画，擅长写书法。在书法上造诣颇深，由于爱好书法，所以对书籍有很强的收藏欲。遂藏书尤多，家有 “玄赏斋”，贮法帖、名画、古书。撰有《玄赏斋书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为是他人所撰，清人张均衡在《适园藏书志》中，认为董其昌的家藏书目较可信。[12]

袁董奇缘

睢阳（今河南睢县，明代属归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 “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

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中引述清代的《秋灯丛话 • 梦与袁可立同科》：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 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12]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13]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的《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 “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 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 “大作奇”、“弟以米家法书之” 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壁合之作，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1633年（崇祯六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状》分元、亨、利、贞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14]

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 “四源堂” 四幅名画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 “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由此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 “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 “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15]

由于满清二百余年对抗清名臣袁可立历史的

全面封杀，袁可立和董其昌这段至交奇缘也遁迹于世三百多年，近世才渐为世人所知。

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对鉴证董其昌和袁可立至交关系的《疏林远岫图》做了专题报道，相关话题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兴趣和探讨。

后世纪念

董其昌墓：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墓位于苏州胥口镇渔洋山，而渔洋山就在太湖大桥入口处。碑前有一块吴县人民政府1986年3月25日立的石碑，上刻 “吴县文物保护单位：董其昌墓”。碑阴刻有简介：墓在胥口乡渔洋里，传有两处：一在阳家场，墓穴已毁，墓地平为桑田；另在渔洋山坞，规制较大，有龟、狮、马、翁仲、碑等石构件。墓小而简陋，一堆乱石，几丛衰草。墓碑上刻的是 “明董文敏公墓”，题款：已未冬吴中保墓会立，后学吴荫培拜书。

邮票：

纪念邮票《董其昌作品选》，2010年发行。

旧居：

董其昌故居—醉白池，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南路，始建于1644年，为明代画家董其昌觞咏处，也是名人学士常游之地。[16]

〖参考资料〗：

[1] 董其昌：画家还是流氓政客．腾讯 文化 [引用日期2015-07-12]

[2] 2013年中国美术学院颜晓军学位论文《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

[3] 两面董其昌：揭秘最见不得人的肮脏一面．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07-11]

[4] 《民抄董宦事实》：①因《传奇小说》与生员范启宋父子争怨，各抱不平，遂开衅端。二姓越数百里赴职投状，而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董氏主仆之住房，一夕成烬。②诸生一时过信启宋之词，以耳伺耳，以目伺目，忿激成仇，扬袂而起，五学若狂，秽词加遗，骋一时之意气，忘当机之隐祸，宜其有今日耳。③今本院巡历兹土，遍访乡绅孝廉及诸父老，颇得其概。大都修隙本宦者，果有其人。而开风切齿者，遂拥至千万。虽云奇祸，实出无知，姑与维新，免其查究，合行晓谕。

[5] 《明史 • 董其昌传》​：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6] 董其昌．中国书画网 [引用日期2015-07-12]

[7] 董健身 顾福根．松江报．上海，2013年8月15日第6版

[8] 董其昌．硬笔书法网 [引用日期2015-07-11]

[9] 董其昌艺术简介．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5-08-8]

[10] 董其昌：画家还是流氓政客．腾讯网 [引用日期2015-08-7]

[11] 《明史》：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迁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旭。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12] 王椷．秋灯丛话．黄河出版社，1990年

[13] 董其昌．容台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

[14] 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

[15] ​《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

[16] 松江醉白池．中国风景园林网 [引用日期2015-08-7]

▼董其昌 楷书《 心经 》

▼董其昌的书法

【清代28位状元的书法】

　　戴有祺（1657～1711）

字丙章，号珑严，江南金山卫（今上海金山）人。1691年（清康熙三十年）参与殿试，科考官拟定第一名吴昺，第二名戴有祺，第三名杨中纳。康熙帝认为戴有祺有一手好书法，遂定之为一甲一名，中了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不久戴有祺便告假回乡服丧。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乡试为内直诸词林官。是年大考詹翰被列为三等，依例降职为候补知县。仕途不畅，他不肯赴任。辞官离京，归乡隐居，再不复出。辞官返乡后，筑室蒋泾桥，辟小园，取名 “慵斋”，后因生活贫困，房屋出售他人。成为一个穷极潦倒的状元。著有《慵斋文集》、《寻乐斋诗集》等。

▼戴有祺的书法

于敏中（1714～1780.01.14）

字叔子，一字重棠，号耐圃，江苏金坛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清朝重臣，在乾隆朝为汉臣首揆执政最久者。

对同在军机处的和珅极度反感。

其书法风格近于董其昌，奉旨敕书《华严经》宝塔。

人物生平

金坛望族

于氏为金坛望族，于敏中出身于诗礼簪缨世家。其曾祖父于嗣昌，乃明代万历进士于孔兼之孙，1661年（顺治十八年（1）进士，曾任山西襄垣知县；祖父于汉翔，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进士，曾督陕西学政，风流文章，名噪一时；父亲于树范，曾召入内廷充武英殿纂修，参与编辑《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书，后调任浙江宣平知县。

于敏中幼年过继给其叔于枋为嗣，于枋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广西、山东主考官。于枋后来得子，于敏中又归其亲生父母。

于敏中幼承家学，天资聪慧，五岁启蒙，力学《四书》。其母亲课读甚严，经常立在窗下屏息静听其读书。祖父于汉翔亲授《大学》章句，使之能依集注解不谬。

于敏中10岁时即通读《五经》，认真评点。

1729年（雍正七年），年仅15岁的于敏中应江宁乡试，中式举人。但首次赴京会试不期落第。回坛后重新择师问业，拜同邑雍正癸卯进士王步青（字已山）为师，重新研读《四书》及十三经。年及冠，博通经史百家、阴阳历律诸书，旁及佛道之说。[1]

步入仕途

1737年（乾隆二年），于敏中参加丁已恩科会试，擢进士第一（即状元），时年23岁。从此，于敏中与其族兄于振并称 “兄弟状元”，成为金坛科举盛事。当年，他便入直翰林，授修撰，供职七年。以文翰受乾隆帝的赏识，直懋勤殿，累迁侍讲，掌读讲经史，撰著朝事。

于敏中年少夺魁，春风得意。他文思敏捷，通熟掌故，文章冠绝一时，书法亦清秀洒脱，且能熟练掌握汉、满、蒙、梵多种语言文字。他初入懋勤殿时，乾隆帝曾令其译抄佛教经典《华严》、《楞严》两部经书，他先画出一座宝塔形状，用小楷写经，凡是栏柱檐瓦窗阶铃索之处都有字，宛转依线，读之成文。这还不算难，难在每有 “佛” 字，一定要算定写在柱顶或檐际的尊贵之处，不得乱填乱写。为此轴《华严经宝塔》，于敏中排算了二年，写了将近一年，成了书法史上一段佳话。他还集译抄宣讲于一身，纵论政事，极为得体，深受乾隆帝赞赏。[2]

平步青云

1744年（乾隆九年），于敏中奉旨主持山西

乡试。

1750年（乾隆十五年），复督山东学政。

1754年（乾隆十九年），擢为兵部侍郎。[3]

1755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巡幸江南苑，问于敏中何为 “治国要务策？” 于敏中认为 “治国要务莫过于兴学得人，人才得即政事理。” 乾隆帝点头称善，因此命其督山东、浙江学政。于敏中为朝廷选拔人才，建修学宫，革除积弊，颇得士林赞誉。后奉旨回京直上书房，教习皇子皇孙，督课教学，严谨善教，深得帝宠，累迁内阁学士。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其父于树范去世，于敏中归籍服丧。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守制不久，于敏中受特诏赴京署刑部左侍郎。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孰料，嗣父于枋亡故。此次治丧后不久，他的生母也去世了，于敏中只好戴丧办丧。为了早日返回朝廷，于敏中向朝廷隐瞒了丧母一事。御史朱嵇知道此事后，立即疏劾于敏中将 “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恝然赴官。” 于敏中却申辩说，在六部任职的大臣与戌守边疆的将士没有两样，不应该为家事而影响国家大事。乾隆帝也因其职任不可替代，惜其文才，原谅了他的这次过失，反而斥责朱嵇 “污人名节，不无过当”。当年年底，授于敏中户部侍郎。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命于敏中为军机大臣，从此直接参与机务朝事。于敏中年纪比乾隆帝小三岁，用事正当乾隆帝盛年，因此他行事检点，大事小事都是谨慎奉旨而行，周密稳妥。乾隆帝作文赋诗，常常是即兴而为，事先并无草稿。每次皇帝吟诵之后，于敏中便默记于心，然后再恭恭敬敬誊抄出来，一字不差。有一天早上，于敏中随乾隆帝游幸御花园，乾隆即兴赋诗七首作文二篇。夜里，乾隆收到于敏中所记之言，欣赏之余不觉拍案惊奇，由此对其更加倚重。

1765年（乾隆三十年），擢户部尚书。于敏中仅有一子，名于齐贤，乡试未能考中。乾隆考虑到其子已经长大，因此加恩予以依照尚书品级补为荫生，入学国子监。又因于敏中正室夫人已经病故，特封其妾张氏为淑人。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梁瑶峰进入军机处，乾隆皇帝命其掌管诗文，而令于敏中专门负责国家政务。这样，于敏中便可不再留心皇帝所作诗文了。

一日，皇帝召于敏中和梁瑶峰入宫，又吟诵诗文，于敏中赶紧给梁瑶峰使眼色，而梁瑶峰茫然不知其意。等到皇上吟诵完毕，二人出来，于敏中等待梁瑶峰将诗文誊写出来，但好长时间都不见动静，便问梁瑶峰皇上的诗文誊写好没有。梁这时才恍然大悟，不免惊慌失措。于敏中说，我以为你是专管圣上诗文的，所以老夫便不再默记了。现在事已至此，你看该怎么办呢？梁瑶峰非常惭愧，无言作答。于敏中长叹一声道：让我试着替你回忆一下吧。这样，于敏中便默默地独自一人坐在屋里仔细回想，不一会儿便靠记忆全部背写出来，全篇竟然只错了一个字。[4]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于敏中升为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

是年，诏议开馆校书，初刘统勋反对，于敏中主力开馆。四库全书馆开，于敏中为正总裁。

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巡幸在外，他都是御前须臾不可离开的最显眼的人物。朝中的许多重要决策，有些就是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作出的，当时他已是朝野尽知的京中第一权臣。

1780年1月14日（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追谥为文襄。著有《浙程备览》《临清纪略》等。

●四库总裁

 1774年（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上疏《开馆校书折》，奏请搜辑《永乐大典》中佚书。当时，内阁大学士刘统勋认为此非政务要事，不与动议。而于敏中对此奏议则深为赞赏，他力排异议，据理力争，认为朱筠所奏 “合我朝文治天下之大计，应予纳用”。乾隆皇帝亦认为 “真合朕意”，即被采纳，下诏开四库全书馆，并命于敏中为《四库全书》正总裁，主持其事。于敏中在办理其他军政职事的同时，十分重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分别部类、厘定体例，到制定取舍标准及编纂规则，都提出了许多建议，做了大量工作。当朝廷在全国范围搜访征集图书时，于敏中还亲自进献珍本图书17种，领导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之一。[5]

●位极人臣

1776年（乾隆三十九年），宫内太监高云从泄露了乾隆帝朱批道府记载，乾隆帝命将其锁拿交御前大臣审讯。据高云从招供，于敏中曾向他问及乾隆帝对观亮评论的记载。另外还曾为自己买地受骗，恳求于敏中转托蒋赐棨帮自己打官司。乾隆帝知道之后，非常恼火。于敏中诚惶诚恐，自责认罪，说高云从确实曾面求转托，而自己确实没有答应。但不立即据实参奏，实属错谬。乾隆帝特发谕旨，严厉谴责道：“于敏中每日承蒙朕召，诸事应付，朕什么话不能对他讲？为什么他还要转向宫内太监探听询问有关消息呢？” 并命将其交刑部严加议处。后来刑部议将革职，乾隆帝却又亲下诏书对他从宽处理，仍然将他继续留任。

1778年（乾隆四十一年），于敏中因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有功，乾隆帝下诏嘉奖，还给于敏中赏戴双眼花翎，赐穿黄马褂，并图其像于紫光阁。

1779年（乾隆四十二年），于敏中病喘卧床，乾隆帝随遣御医视治。病重期间，谕内务大臣和珅伴帝驾亲临探视，赠送人参二支，赐其七律一首。[6]

1780年1元月14日（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初八），于敏中因病逝世（《清史稿》怀疑于敏中是饮鸩自尽），享年66岁，乾隆帝下诏优赐恤，入祀贤良祠，谥 “文襄”，归葬金坛涑渎周庄村。[7]

死后毁誉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其堂叔于时和侵吞其祖父在京资产，于本年三月转移回金坛。乾隆帝十分重视，命大学士阿桂、英廉查办。由于于时和已先行回原籍，传谕江苏巡抚吴坛立即亲赴金坛，查明于时和所占于敏中原籍家产。查办的结果令人震惊，素有廉直之名的于敏中，其京中及原籍家产竟值银二百万两。乾隆帝十分恼怒，认为于敏中巨额遗产 “非得之以正者”。但仍然欲保全他的名节，谕示办案大臣不必去追究于敏中生前之罪。此案经吴坛审明，于时和吞占家产属实，将于时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带往原籍的于敏中遗赀，酌情给于德裕三万余两，其余全部充公留给金坛地方作开河费用。紧接着，苏松粮道章攀桂私下为于敏中营造花园的事情被发觉。乾隆帝认为，于敏中受地方官员的逢迎，是情理中事，既然他已经去世，就不必追究了，仅仅将章攀桂革职处理。[8]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及甘肃通省官员在捐监折收之中捏灾冒赈的贪污大案败露。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核实，共计处死正法者56犯，免死发遣者46犯，冒赈贪污银款达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余两，涉嫌此案的甘省贪官无一漏网。王亶望贪污案处理之后，乾隆便立刻觉察出，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还不是王亶望，而是不久前故去的于敏中。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官后，乾隆帝颁布了一道洋洋千言的谕旨。上谕开头便说，当年甘肃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乾隆帝也承认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误。谕旨接下来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持有于敏中为之庇

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最后，谕旨笔锋一转，说于敏中 “宣年力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这一道经过精心推敲的谕旨，再一次将于敏中的罪责轻描淡写地遮掩了过去。

1786（乾隆五十一年的二月初八），乾隆帝在把玩古董时，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触动了情思。他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又由严嵩而想起了于敏中。为此，乾隆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着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 “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因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9]

书法成就

于敏中博学多才，诗文雅正，是清代乾隆朝著名文人，内廷所撰诰命、制敕、传记、诗章、务归典要等诸多论作，大多出于他的手笔。因此，他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由于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偏爱，并大力提倡，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在清初被捧为书学楷模而成为书坛正宗。清代书法家中师承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不乏其人，而身居高官的书家中则更多。于敏中也不例外。他像乾隆皇帝一样，主要是师承赵孟頫的书风。于敏中逸笔草草，浓润圆熟，豪纵奇古，通篇志气平和，墨迹古雅，苍茫之意溢于褚墨之间，一点儿也不染清初馆阁体媚态。[10]

轶事典故

●商讨纂修

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初，编纂正总裁于敏中曾四次随乾隆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这期间正是《四库全书》体例草创、人员召集、工作筹备等事情多杂之时，于敏中采取书信遥控的方式，密授机宜。书信的接受者是在四库全书馆任总纂官的陆锡熊。

于敏中三次过问某种古书的分类问题，将修书之初先定体例事宜，于无形中传达给四库馆臣。他又事无巨细，在信中狠抓错字、讹字，甚至对校勘所用笔的颜色也十分上心。馆中人员复杂，矛盾在所难免，于敏中授意陆锡熊诸人要心怀包容，以其他方式弥补不足。尤其关于无故添加誊录人员一事（馆员有利可图），于敏中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既取包容态度，又强调将事情掌握在可控范围。他办事讲求效率，督导馆员因时制宜、粗略并举，尤其强调修书要得法，对大部头著作采取化繁为简的策略。遇到违碍之书，于敏中更是密授陆锡熊 “有应毁之书，不可因其文笔稍好，略为姑容”。他是自知身份且以此来为皇帝效命的。但对于违碍问题不严重的书籍，如《容台集》，他认为只需删去有碍者数条，其余可以留存。但他同时也强调，不可由纂修官私下处理，必须奏他定夺，其谨慎小心可见一斑。于敏中写给陆锡熊的信札共有五十六通，约一万五千字，皆为商讨纂修《四库全书》事宜，未涉一字私事。[11]

●收养公主

据《孔府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有一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乾隆十分钟爱，可惜公主脸上长了一块黑痣，看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须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那只有选择孔府可以当得。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与皇帝并行，而且皇帝到了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这是别的王公贵族都无法企及的。因而，乾隆第一次到孔府时，就说定了要将公主下嫁。但当时满汉不可通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乾隆帝就把女儿寄养在金坛于敏中家中，然后以于家女的名义嫁给孔府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也不称公主，而称其于夫人。[12]

　 历史评价

乾隆帝：

①大学士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钜细无遗，较众尤为劳顿。

②遗疏不堪视，挽词哪可忘；悲今如伯施，述古叹文皇。

③于敏中简仼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13]

李岳瑞：

金坛于文襄，在高宗朝为汉首揆，执政最久，恩礼优渥。辅臣不由军力而锡世爵者，桐城张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14]

昭梿：

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钵，入调金鼎，初尚矫廉，能以蒙上眷，继则广接外吏，颇有簋不饬之议。再当时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皆由公一人作俑，识者讥之。然其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预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15]

《于氏漫钞》：

所到之处，兴学育济世之才，培植寒士，所拔皆知名之士。[16]

《清史稿》：

高宗英毅，大臣有过失，不稍假借。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13]

个人著作编辑

于敏中在勤政之余也笔耕不辍，著有：《浙程备览》5卷，《素余堂集》34卷，《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1卷。另外，还奉命纂修、考订、汇编了《钦定临清纪略》16卷，《钦定户部则例》120卷，《国朝宫史》36卷，《钦定日下旧闻考》160卷，《钦定满州源流考》20卷，《钦定钱录》16卷，《钦定西清砚谱》24卷，《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及释文》10卷等，可谓著作等身，一心辅助乾隆推行文治天下。[10]

家族成员

曾祖父：于嗣昌

祖父：于汉翔

父亲：于树范

嗣父（叔父）：于枋

族兄：于振

儿子：于齐贤

从侄：于时和

孙子：于德裕[17]

史书记载

《清史稿 • 卷三百十九 • 列传一百六》[13]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书华严、楞严两经。累迁侍讲，典山西乡试，督山东、浙江学政。十五年，直上书房。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复督山东学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归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嗣父枋殁，回籍治丧。未几，丁本生母忧，未以上闻。御史朱嵇疏劾敏中 “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恝然赴官”。并言：“部臣与疆臣异，不宜夺情任事。” 诏原之。寻实授。调户部，管钱法堂事。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敏中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子齐贤，乡试未中式。诏以敏中久直内廷，仅一子年已及壮，加恩依尚书品级予廕生。又以敏中正室前卒，特封其妾张为淑人。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协办大学士。

2. 清阮元《石渠随笔》曰：“于文襄敏中书《华严经宝塔》，盖先画成塔形，小楷写经于画格内，凡栏柱、檐瓦、窗阶、铃索皆有字，宛转依线，读之成文，此尚非难，难在每有佛字，皆算定写在柱顶及檐际诸尊处，不得乱为填写。此数轴皆文襄初入懋勤殿时，奉敕所写，凡排算二年，写将一年，实为巨制。”

3. 《清史稿》：后奉旨回京直上书房，教习皇子皇孙，督课教学，严谨善教，深得帝宠，累迁内阁学士。乾隆十五年，复督山东学政。乾隆十九年，升兵部侍郎。

4. 《清史稿》：二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归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嗣父枋殁，回籍治丧。未几，丁本生母忧，未以上闻。御史朱嵇疏劾敏中 “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恝然赴官”。并言：“部臣与疆臣异，不宜夺情任事。” 诏原之。寻实授。调户部，管钱法堂事。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敏中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子齐贤，乡试未中式。诏以敏中久直内廷，仅一子年已及壮，加恩依尚书品级予廕生。又以敏中正室前卒，特封其妾张为淑人。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协办大学士。

5. 《清史稿》：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如故。时下诏徵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於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屡典会试，命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6. 儒服由来体称身，乞恩因以画麒麟。讵图章采荣梓里，亦谓勤劳同荩臣。缁席宁如赤带子，莺衣和著鹫翎人。木天从此增佳话，黄绢原旧冠榜宾。

7. 《清史稿》：敏中为军机大臣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三十九年，内监高云从漏泄朱批道府记载，下廷臣鞫治。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嘱讬府尹蒋赐棨。上面诘，敏中引罪，诏切责之曰：“内廷诸臣与内监交涉，一言及私，即当据实奏闻。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辈之罪，岂肯转咎奏参者？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而为此隐忍耶？于敏中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询消息？自川省用兵以来，敏中承旨有劳。大功告竣，朕欲如张廷玉例，领以世职。今事垂成，敏中乃有此事，是其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宁不痛自愧悔？免其治罪，严加议处。”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四十一年，金川平，诏嘉其劳勚，过失可原，仍列功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四十四年，病喘，遣医视，赐人蓡。卒，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

8. 《清史稿》：子齐贤，前卒。孙德裕，袭世职，以主事用。敏中从侄时和，拥其赀回籍，德裕讼之。江苏巡抚吴坛察治，罪时和，戍伊犁。所侵夺者，还德裕三万两，馀充金坛开河用。

9. 《清史稿》：苏松粮道章攀桂为敏中营造花园，事觉，褫攀桂职。敏中受地方官逢迎，以已卒置不论。既而浙江巡抚王亶望以贪败，上追咎敏中。五十一年，诏曰：“朕几馀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取阅严嵩传，见其贿赂公行，生死予夺，潜窃威柄，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专权之事。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无识之徒，心存依附，敏中亦遂时相招引，潜受苞苴。其时军机大臣中无老成更事之人，福康安年轻，未能历练，以致敏中声势略张。究之亦止侍直承旨，不特非前朝严嵩可比，并不能如康熙年间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即宠眷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於朕前窃弄威福、淆乱是非耶？朕因其宣力年久，身故仍加恩饰终，准入贤良祠。迨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亶望等侵欺贪黩，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於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闾阎有粜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讵知勒尔谨为王亶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六十年，国史馆进呈敏中列传，诏曰：“于敏中简任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

10. 《金坛于敏中家族的文化贡献和文学成就》

▼于敏中的书法

梁国治（1723～1786）

清代书法家，字阶平，号瑶峰，一号丰山，又号梅塘，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殿试头名状元。由修撰累官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以经术勤吏治，清俭自守，好学爱才，治事敬慎缜密。有《敬思堂文集》。曾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卒谥文定。

▼梁国治的书法

王杰（1725年－1805年2月9日[1]）

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清朝状元、清代陕西第一名臣。初在南书房当值，后经多次升迁，官至内阁学士。

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刑部侍郎后又转调史部，擢升右都御史，乾隆五十一年（1786）出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第二年又出任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嘉庆帝即位，仍为首辅。

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嘉庆十年（1805年），王杰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追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端，祀于北京贤良祠。

（概述内图片来源[2]）

金榜题名

王杰八岁丧父，家境贫寒。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在江苏巡抚陈宏谋门下当幕僚，被陈器重，最后以陕西会考第一（解元）会试京城高考，又以探花第三名进呈乾隆帝殿试。当时正逢乾隆帝欲在北方选拨人才，又见王杰字迹（书法）工整清秀，便把他拨为第一，成为清朝开国第一名陕西状元。

据传说王杰中状元后，山东学士很不服气，认为选拨不公，便出对联考王杰，上联是：“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王杰立即对答道：“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 山东举子由此态度一变，对他十分尊敬，反映了王杰的文才确有过人之处。王杰中状元后，初在南书房当值，后经多次升迁，官至内阁学士。[3]

刚正不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刑部侍郎后又转调史部，擢升右都御史。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出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出任东阁大学士，掌管礼部，台湾、廓尔喀先后平定，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封太子太保。[4]

王杰性格耿直，他在上书房任总师傅时，在教皇子颙琰读书时，严加教训，并罚跪罚站。有一次乾隆碰见皇子被罚跪，即令站起，并说：“你教了之后是天子，他不让你教也是要当天子的，这难道不是君臣之道吗！” 王杰见状答道：“教育了之后，便是尧舜一样的君主，而不教育便会变成桀纣一样的昏君，这是为师之道！” 此事虽不见史传，但却表现了人们对王杰耿直刚正的美誉之称。[5]

对抗和珅

王杰在朝身担要职十余年，为官清正，敢于直言。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名难得的廉洁之士，特别是在与奸贪之臣和珅的斗争中表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经常与和珅在朝中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和珅拿出一幅水墨画，请王杰一起观赏。王杰为讽刺和珅贪得无厌，便用双关语说： “贪图财利的风气，居然到了这个地步！” 和珅听罢，无言以对，只好悻悻离开。

还有一次，和珅为了讨好他，在议政后拉着他的手，开玩笑地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 王杰说：“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么好处？”

和珅在忍受王杰嘲弄、批驳乃至弹劾的同时，也无时无处不在寻机报复他。有一次，和珅听说王杰在其家乡盖有“三王府”、“四王府”。立即如获至宝，得意忘形，顾不得弄清原委，便匆匆跑去告御状，说：“王杰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大奸似忠，欺君傲下，结党营私，罪当斩杀！”

乾隆帝虽未全信，但也没有不信，遂密令亲信到陕西韩城，实地调查王杰在家乡的住宅。当那人来到王家住处一看，竟是 “湫隘如寒士”。问起 “三王府”、“四王府” 是怎么回事，才知道这是当地人就其姓氏及排行，而作为一种开玩笑的称呼。待那人回京 “以实密奏” 后，乾隆帝不禁哈哈大笑。随后，特诏王杰、和珅进宫，并对王杰说：“你作为宰相，家宅太够简陋了。” 随即 “赏银三千两修之”。王杰至此都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还是谢绝了皇上的美意。

嘉庆帝即位后，宣布了和珅二十大罪状，王杰参与了和珅一案的审理，查明了和珅贪污纳贿的种种罪状。清政府年税收银七千余万两，而和珅家产折银竟达八亿余两，相当于朝廷十余年税收的总合。案毕嘉庆帝责令和珅自杀，并抄没其家产。当时传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可见影响和震动之大，在反对和珅的斗争中王杰起了重要作用。[7]

剿抚并用

嘉庆帝在位前后，川陕豫楚土地兼并和剥削十分严重，百姓生活困苦不甚，豫陕、川、暴发了白莲教起义，清军派兵围剿，久久不能平息，王杰时值因病免官，但他密切关注白莲教起义，立即上书嘉庆帝，主张实行怀柔政策，优待 “归顺” 的起义群众，并认为起义的根源在于地方史治黑暗、官逼民反所造成。主张用募兵的方法把乡勇和起义人员改编为正式军队。[8]

嘉庆五年（1800年），七十六岁高龄的王杰以年老体衰乞请解职，嘉庆帝下诏挽留，并特许他拄杖入朝。三年后，他辞职还乡，临行前还专门上书请求解决政治上的腐败问题，并提出通过吏治整顿堵塞国家财政上的漏洞。王杰辞职离京之日，嘉庆帝赐给他一把乾隆御用过的手杖和御制诗两首，以表尊敬和器重。[9]

寿终正寝

嘉庆九年（1804年），王杰八十岁生日，巡抚方维甸带着嘉庆帝的贺诗，题匾和所赐珍宝登门拜贺，他赴京答谢，不久即病逝于北京。嘉庆帝治祭文，赐银两千两，着荣亲王治丧，赠太子太师，溢号文端，入祀贤良祠。

祠联为：

“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

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恶邪。”[10]

历史评价

乾隆帝：

典学七闽，肃正士风。台湾民俗，颇悉心中。山海险夷，参画具通。有佐樽俎，图貌纪功。[11]

嘉庆帝：

道直一身立庙朝，清风两袖返韩城。[12]

陈康祺：

公忠贞亮直，相业有闻，即此一端，亦可见两朝恩遇，有自来已。[13]

《名人轶事》：

公高不逾中人，白发数茎，和蔼近情，而时露刚坚之气。[14]

《清史稿》：

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国运系焉。王杰、董诰、朱珪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一旦共、驩伏法，众正盈朝，摅其忠诚，启沃新主，殄寇息民，苞桑永固。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臣矣。[15]

萧一山：

以刘石庵墉、王惺园杰之纯谨，洪亮吉则讥为当场鲍老指刘，刚愎自用指王，余可知矣。嘉庆初年，刘以名相之子，继正揆席，王以先朝殊眷，恩宠有加，足与二人鼎立者，朱珪而已。[16]

　 个人著作

其主要著作有《惺园易说》、《葆醇阁集》等。王杰能诗能文，擅长书法。他为沈阳故宫保和殿书写的楹联“夜雨闲吟左司句，时晴快仿右军书”，对杖工整，为后人称颂。本市博物馆亦存其遗墨。晚年致力于经学，著有《读易剖记》、《读论语·孟子录》，但未及刊印而卒。所传有《葆淳阁集》12册29卷，藏于韩城市博物馆。[17]

轶事典故

王杰历乾隆和嘉庆两朝。青年时期，正值理学衰落，朴学兴起，他生在关中，十分崇拜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实学风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即王杰中状元的第二年，时值张子祠再次修善告竣，故乡去函请他撰写楹联，王杰欣然命笔两联。

第一联：

道学振关中，十六字渊源摇接，

教译留梓里，千百年俎豆常馨。

第二联：

三代可期井田夙愿经时略，

二铭如揭俎豆能往阐道功。

以表明他愿意继承张崐的治世之道，他所著《惺园易说》便是他的代表作。

家族成员

王杰有孙九人，长孙王笃，是道光二年进士。王杰常教育子孙 “入仕则正途可也，不以宰相子孙喧耀于人。” 另外，道光朝军机大臣王鼎也是王杰同族。[15]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十年乙丑春正月乙未，予告大学士王杰因赐寿来京卒，优诏恤赠。

[2] 王杰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清叶衍兰辑摹，黄小泉绘。

[3] 《清史稿》：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以拔贡考铨蓝田教谕，未任，遭父丧，贫甚，为书记以养母。历佐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皆重之。初从武功孙景烈游，讲濂、洛、关、闽之学；及见宏谋，学益进，自谓生平行己居官得力於此。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宸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及引见，风度凝然，上益喜。又以陕人入本朝百馀年无大魁者，时值西陲戡定，魁选适得西人，御制诗以纪其事。寻直南书房，屡司文柄。五迁至内阁学士。

[4] 《清史稿》：三十九年，授刑部侍郎，调吏部，擢左都御史。四十八年，丁母忧，即家擢兵部尚书。车驾南巡，杰赴行在谢，上曰：“汝来甚好。君臣久别，应知朕念汝。然汝儒者，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 服阕，还朝。五十一年，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台湾、廓尔喀先后平，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太子太保。

[5] 状元宰相陕人王杰 ．西安晚报 [引用日期

2014-12-20]

[6] 清代中南海紫光阁《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中的王杰画像

[7] 《清史稿》：杰在枢廷十馀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 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 和珅赧然。嘉庆元年，以足疾乞免军机、书房及管理部事，允之。有大事，上必谘询，杰亦不时入告。

[8] 《清史稿》：时教匪方炽，杰疏言：“贼匪剿灭稽迟，由被贼灾民穷无倚赖，地方官不能劳来安辑，以致胁从日众，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此时当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三年之内，川、楚、秦、豫四省杀伤不下数百万，其幸存而不从贼者，亦皆锋镝之馀，男不暇耕，女不暇织。若再计亩徵输，甚至分外加派，胥吏因缘勒索，艰苦情形无由上达圣主之前。祈将被贼地方钱粮蠲免，不令官吏舞弊重徵，有来归者概勿穷治，贼势或可渐孤矣。至於用兵三载未即成功，实由将帅有所依恃，怠玩因循，非尽士卒之不用命也。乞颁发谕旨，曲加怜恤，有骄惰不驯者，令经略概行撤回，或就近更调召募，申明纪律，鼓行励戎，庶几人有挟纩之欢，众有成城之志。” 又言：“教匪之蔓延，其弊有二：一由统领之有名无实。勒保虽为统领，而统兵大员名位相等，人人得专摺奏事，於是贼至则畏避不前，贼去则捏称得胜。即如前岁贼窜兴安，领兵大员有 ‘匪已渡江五日，地方官并不禀报’ 之奏，此其畏避情形显而易见。又如去岁贼扰西安城南，杀伤数万，官兵既不近贼，抚臣一无设施；探知贼去已远，然后虚张声势，名为追贼，实未见贼。近闻张汉潮蔓延商、雒，高均德屯据洋县，往来冲突，如入无人之境。秦省如此，川省可知。实由统领不专、赏罚不明之所致也。一由领兵大员专恃乡勇。乡勇阵亡，无庸报部，人数可以虚捏；藉乡勇为前阵，既可免官兵之伤亡，又可为异日之开销，此所以耗国帑而无可稽核也。臣以为军务紧要，莫急於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盖有五利：一，民穷无依，多半从贼，苟延性命，募而为兵，即有口粮，多一为兵之人，即少一从贼之人；一，隔省徵调，旷日持久，就近召募，则旬日可得；一，徵兵远来，筋力已疲，召募之人，不须跋涉；一，隔省之兵，水土不习，路径不谙，就近之人，则不虑此；一，乡勇势不能敌，则逃散无从惩治，召募之兵退避，则有军法。具此五利，何不增募，一鼓而歼贼？如谓兵多费多，独不思一万兵食十月之粮，与十万兵食一月之粮，其费相等而功可早奏也。” 疏入，并被采用。

[9] 《清史稿》：二年，复召直军机，随扈热河。未几，因腿疾，诏毋庸入直，先行回京。三年秋，川匪王三槐就擒，封赏枢臣，诏：“杰现虽未直军机，军兴曾有赞画功，并予优叙。” 洎仁宗亲政，杰为首辅，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优礼之。五年，以衰病乞休，温诏慰留，许扶杖入朝。七年，固请致仕，晋太子太傅，在籍食俸。八年春，濒行上疏，略谓： “各省亏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营求餽送，以国帑为夤缘，上司受其挟制，弥补无期。至嘉庆四年以后，大吏知尚廉节，州县仍形拮据，由於苦乐不均，贤否不分，宜求整饬之法。又，旧制，驿丞专司驿站，无可诛求。自裁归州县，滥支苛派，官民俱病。宜先清驿站，以杜亏空。今当军务告竣，朝廷勤求治理，无大於此二者。请睿裁独断，以挽积重之势。” 所言切中时弊，上嘉纳之。陛辞日，赐高宗御用玉鸠杖、御制诗二章，以宠其行，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 时论谓足尽其生平。既归，岁时颁赏不绝，每有陈奏，上辄亲批答，语如家人。

[10] 《清史稿》：九年，杰与妻程并年八十，命巡抚方维甸赍御制诗、额、珍物，於生日就赐其家。杰诣阙谢，明年正月，卒於京邸。上悼惜，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端。杰体不逾中人，和霭近情，而持守刚正，历事两朝，以忠直结主知。当致仕未行，会有陈德於禁城惊犯乘舆，急趋朝请对曰：“德庖厨贱役，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憝主使行明张差之事，当除肘腋之患。” 至十八年林清逆党之变，上思其言，特赐祭焉。

[11] 《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12] 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王杰．渭南市人民政府网 [引用日期2015-03-4]

[13] 郎潜纪闻初笔．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14-12-20]

[14] 《名人轶事 • 王文端之守正》．是何年 [引用日期2014-11-9]

[15] 《清史稿 · 卷三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二十

七》．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1-9]

[16] 清代通史．历史网 [引用日期2015-06-30]

[17] 王杰．韩城市人民政府网 [引用日期2014-11-9]

▼王杰的书法

钱棨（qǐ）（1734～1799）

原名起，后因避唐代诗人钱起同名，遂改为现名 “棨”，字振威，号湘舲（或作 “湘灵”），祖籍无锡，江苏省苏州府长洲县人。

他是中国历史上两个 “六元状元” 之一（即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另一个人是明朝的黄观。

▼钱棨的书法

龙汝言（？～1838年）

字锦斋，一字子嘉，号锦珊，安徽桐城人。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状元。

龙汝言发迹时，以秀才身份在京师某都统（八旗都统，掌一旗政令）家当家庭教师，适逢嘉庆皇帝生日，都统嘱托龙汝言撰写祝寿词以备 “小贡”。当时宫廷的惯例是，每遇皇帝的生日及重要节日，一二品大臣及翰林都有 “小贡”，所谓 “小贡”，即所作的祝贺性的诗、词、序、颂之类，缮写成小册子进献给皇帝。龙汝言受到都统的委托，就从康熙和乾隆的御制诗中集出了二百句组成一首长诗，由都统进献给了嘉庆。集别人诗作中的句子组合成一首诗的做法当时叫做 “集句”，难度比自己创作要大得多，而仅从康熙和乾隆的诗中集句，其难度就更大了。康熙和乾隆都喜欢作诗，乾隆所作的诗多达四万多首，几乎与《全唐诗》的数量相当，这样大批量的创作其艺术性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读书人中并没有多少人真去读这些诗。嘉庆对这种情况是了解的，所以当他看到都统进献的集句诗后非常高兴，特召都统给予奖励。都统不敢隐瞒，就坦白禀告说诗是龙汝言代作。嘉庆知道后非但没有责怪都统，反而更高兴了，说：“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 当即赏龙汝言举人出身，让他第二年随其他举人一起参加会试。

次年春季会试，龙汝言落榜，主考官考试结束后回奏，在召见时受到皇帝的申斥，说这一科的文章很不好。主考官出来后私下询问近侍太监：“这一科的文章很好呀，为什么皇上不满意？” 近侍太监告诉他：“因为龙汝言落第，不便明言而已。” 于是大臣们都记住了这件事。下一科即嘉庆十九年，主考官领会到皇帝的心意，设法将龙汝言取中。嘉庆看到会试录取的题名录非常高兴。殿试后，阅卷官找到龙汝言的考卷，将他定为第一名，连同其他九份考卷进呈皇帝最后定夺。嘉庆私自拆开第一名试卷的弥封，见是龙汝言，没有说什么，仍旧封好放回原处。到当众公布名次时，拆封唱名，第一名报龙汝言，嘉庆面带喜色说：“朕所赏果不谬也。” 随即任命龙汝言为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清要之职。

龙汝言走马上任后，嘉庆对他颇为宠任，赏赐频频，举朝官员都很歆羡。但好景不长，不久龙汝言却突然被革职。事情的起因有点令人啼笑皆非。龙汝言幼年孤贫，靠岳父保护周济，所以他很惧内，而他妻子也很泼悍，两人时常反目。龙汝言做官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一天二人再次发生争吵，龙汝言无奈之下到朋友家借居躲避，好几天不敢回家。不幸的是，实录馆的吏员在此期间送《高宗实录》到龙汝言家请他校勘，龙汝言之妻收下后搁在了一边，隔天吏员来取，龙汝言之妻就原样交回了。而龙汝言对此一无所知。有一天，忽然皇帝降旨将龙汝言革职。龙汝言非常吃惊，多方打听，才知道是因为那天让他校勘的《高宗实录》中，“高宗纯皇帝”（乾隆皇帝的庙号）的 “纯” 字被书吏误写为 “绝”，没有被校正。虽然他实际上并没有校勘，但呈给皇帝的《高宗实录》上所贴的黄签上写着 “臣龙汝言恭校”，无可辩解。

皇帝的庙号出错本身已经很严重，加之 “绝” 字字义又很不好，按当时法律属于 “大不敬”，应该给予严厉处罚。嘉庆因宠任龙汝言，不忍加罪，惋惜良久，最后下旨：“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着革职，永不叙用。” 这种处理已经是格外宽大了。后来嘉庆去世时，龙汝言入宫哭吊，哀痛逾于常人，道光皇帝认为他有良心，特赏他为内阁中书（内阁中负责起草抄写文件的低级官员），道光十八年（1838），还曾任会试同考官一次，不久去世。

▼龙汝言的书法

　　朱昌颐（1784～1855）

字吉求，号正甫，又号朵山，海盐人。道光丙戌一甲一名进士，状元。

朱昌颐写得一手好字，肚皮里却没有真才实学。他考秀才，考举人，都是凭字写得好被录取。进京后，就精心写了一把扇面，送给主考官，主考官十分赏识，就把这把扇子留在手头。第二天皇帝召见主考官，主考官竟把扇子随身带进了皇宫。哪知道道光皇帝虽然是个满人，却也喜欢汉字，见后爱不释手。

殿试那天，道光皇帝摇着这把扇子批阅送上来的考卷，看到朱昌颐那张时，觉得卷子上的字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和手中扇子一对照，原来正是出自同一个人手笔，顿时龙心大喜，也不管原来的内定方案，连考卷内容陪也没有细看，就提起御笔在朱昌颐的考卷上用朱色一点，算是钦定状元了。这时，站在一旁的太监大吃一惊，连忙上前叩头劝阻说：“万岁爷，这次状元不是早就内定吏部尚书的儿子了吗？” 道光皇帝一听很不快乐，心想：皇帝历来是金口，哪有悔改的道理，就回答说：“不必多言，今天我御笔已点，不能再改，前几天内定的人就下次再做状元吧！” 太监还想劝阻，又禀告说：“朱昌颐的考卷上还有错误呢！他把万岁万岁万万岁写成了万岁万岁千万岁，这怎么可以？” 道光皇帝感到有失尊严，立即来了一个将错就错，说：“胡说，朕也不想万万岁，能活到千万岁已经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朱昌颐中了头名状元。

朱昌颐成了状元后，吏部尚书自然怀恨在心，因此他又上朝奏明皇帝，要皇帝再口试一次，看看朱昌颐的真才实学，以确定官职的大小。道光皇帝答应了，于是在退朝以后单独召见朱昌颐。皇帝忽然想起自己身上穿的绫罗绸缎，都是江南织选送来，而朱昌颐正是嘉兴府人，所以就问道：“爱卿呀，你来自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当地农家都养蚕缫丝，你可知道蚕宝宝有几只脚？” 这下朱昌颐可慌了手脚，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虽然长在农村，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养蚕的事，更不用说知道蚕有几只脚了。皇帝一看朱昌颐的窘态，知道他本事平常，就说：“爱卿既然不知，大概书还读得不够，朕再送你端砚一方，御墨十锭，继续努力读书吧！” 所以朱昌颐只做了一任普通的监察官，就不得不告老还乡了。

▼朱昌颐的书法

　　林召棠（1786～1872年）

字爱封，号芾南。清道光三年（1823）状元。谥文恭，吴阳（广东吴川）霞街村人，父泰雯，任东安县教谕。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十二月，林召棠逝世于家，终年87岁，现葬于吴川浅水镇双塘村。

著作：

《心亭亭居诗存》、《文存》、《笔记》等

生平

召棠少年随父教馆攻读。

清 嘉庆八年（1803年），17岁为秀才，学使姚文田称赞为 “海滨俊才” 嘉庆十七年，学使程国仁评阅其考卷，认为极有前途，选拔为贡生，并让其与自己儿子一起研读。

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状元及第。皇帝阅其卷未批：“今科得一佳元，一字笔误偏旁，非关学问。” 授职翰林院修撰。

道光五年（1825年），因父丧返家丁忧。道光八年返京供职。道光十一年，任陕甘正主考官，此次选择举人65名，其中呼延甲、张芾（曾任广东巡抚）、牛树梅等11名，后皆中进士，颇有成就。次年，他深感官场污浊，以终生奉母为名告假还乡。

道光十三年（1833年），召棠受聘肇庆府端溪书院主讲，连续15年，弘扬文化，培养不少人才，为教育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如顺德罗惇衍尚书、高要冯誉骑侍郎等都曾受过教诲。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来粤查禁鸦片，与召棠书信来往，咨询谈论民生吏治，并赠召棠一联：“彩衣荣似三公滚，珂第祥留五色云。”

林召棠为人尚气节，淡仕宦，爱廉洁，重工农，怜贫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同年翰林黄广荫就仕，召棠辞谢。黄广荫复书中有：“圣眷方殷，臣心似水，问高尚若是!”黄素知召棠生活淡泊，又从京都领取吴川盐围补给银寄与召棠，他不受，此款存省多年，后托翰林陈荔秋送返朝廷。在村中首创“义仓”，救济贫民。为县倡议举办“宾兴”（奖学基金会），并作《吴川宾兴刍议》文。

林召棠59岁母丧丁忧，从此，居家不出，在村边 “金莲庵” 旁作 “寄庐”，题曰，“四十树桃花禅室，” 结茅布石，种花植树，每当春和景明，潮生月上携杖徜样林霭问，或邀朋约友，载酒莲塘，吟诗梅下。暇则焚香静坐，观书临贴，意趣超然，著有《心亭亭居诗存》、《文存》、《笔记》等书传世。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十二月，林召棠逝世于家，终年87岁，现葬于吴川浅水镇双塘村。

民间故事

在清代，吴川县出了一个才子，名叫林召棠。他父亲从小对他管教甚严。有一回，他父亲听人说，林召棠戏弄女性，行为不端，十分生气，本想责罚儿子一番。后来，他想到事情尚待证实，便出一合字上联，令儿子对下联，从中进行试探。上联是：

奴手是拏，切其乱拏奴手；

少年林召棠聪慧过人，猜到有人诬告自己，父亲正信疑参半，于是对以下联：

人言是信，不能轻信人言。

他父亲见下联对得好，言之有理，便去调查，证实是邻人诬告。 有一天，林召棠来到鉴江古渡的南桥头，想过河去，撑渡的老船工对他说：“林公子，早就听说你一肚文才，我有一句上联，你若对通，我立即撑你过河，如何？”

林召棠回答说：“这有何难？请把上联道来。”

老船工出的上联是：“南桥头二渡如梭，横织江中锦绣。”

林召棠望了一望两岸的宝塔，略一沉思，便对出下联：“西岸尾一塔似笔，直写天上文章。”

老船工听后，见下联果然对得工整贴切，立即开船，渡林召棠过河。

林召棠自幼聪慧好学，秀才、举人皆一试而中。道光三年（公元—八二三年），他赴京应试，又一举考中了头名，在殿试时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并当众夸奖。消息传遍九州，南北文人既羡慕又妒嫉。

不久，林召棠告假回家省亲，路经苏州，投宿广东会馆。会馆主人宴请林召棠，也请来一批苏州才子作陪。苏州是个文化发达的古城，在座的苏州才子看见林召棠衣着朴素、谈吐无华，便怀疑他的 “佳元” 之才。于是以苏州的关帝庙欠缺一副对联为由，请林状元挥毫题对。林召棠看出苏州才子的意图，颔首微笑，也不推辞。只见他饱蘸浓墨，一挥而就：“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士子尽寒心。” 苏州才子看后，一个个吐舌难缩，深深佩服。

再说，恩平县城郊的林家村，姓林两房人新建了一座祠堂。一房人认为：论资排辈，他们的先祖林松椒是叔公，祠堂应取名为 “松椒家祠”。另一房人则认为：松椒虽然是叔公，但自己这房的人多，捐来建祠堂的款也占多，应该以自己的祖先林崇歧命名，叫作 “崇歧林公祠”，双方吵吵嚷嚷，争持不下。

这时，新科状元林召棠回乡省亲，路过此地，问明情况后，就出面进行调解。他叫人取了纸笔墨，从容挥毫写下 “林家祠” 三个行书大字，然后又写了一副对联：

松木公，椒木叔，木木成林皆叔公；

崇山宗，歧山支，山山叠出尽宗支。

然后落款：“新科状元林召棠题。”

两房人见到新科状元才华出众，办事公平，都很钦佩，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林召棠的书法

　　吴其濬（1789～1847）

字瀹斋，号吉兰，别号雩娄农。河南省固始

县城关镇人，卒于故乡。

嘉庆进士，1817年官授翰林院修撰。吴其濬是清代河南唯一状元，一生 “宦迹半天下”，曾任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湖广、云贵总督，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巡抚，著名植物学家。

人生经历

吴其浚（本作吴其濬），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吴烜，兄吴其彦曾任翰林、侍郎、顺天府（今北京）学政等官职。道光元年（1821）其父卒，道光五年（1825）母殁。他家的住宅称 “宫保第”。吴姓氏族是前清固始县 “四大家族” 之一。吴其濬从小好学，21岁时（1810）考中举人，28岁时（1817）考中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尚书、兵部侍郎等职。以后又出任湖北、江西学政、湖南、湖北、甘肃、浙江、广东、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的巡抚或总督，还兼任过盐政等高级官员，所以说他 “宦迹半天下”。吴其濬不同于清代一般官吏，他对植物学与矿产学有深厚的造诣，著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篇》、《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等书，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植物学成就

他首先编著的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篇》，全书22卷。约89万字。著录植物838种。分谷类、蔬类、山草、石革、湿草、蔓草、水草、毒草、呆类、木类等10余类，每类植物中又分许多种。吴其濬辑录历代古籍中有关植物的资料时，重点收录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药性及用途等。书中著录或节录了一些花卉、果树用材植物的专谱，如《芍药谱》、《桐谱》、

《菊谱》、《打枣谱》、《蚕书》、《茶经》、《牡丹谱》等。还辑录了中国南方、北方，包括国外引进的果树60多种。保存了大量植物学文献，其数量超过历代任何一种本草和植物学著作。它是研究植物学、生药学的重要文献。吴其濬在完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篇》的基础上，利用去各地巡视的机会，深入调查，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绘制成图，并结合历代的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本书是在他死后第二年由山西巡抚陆应谷校刊的。全书38卷，记载植物1714种，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藓）、水草（包括藻）、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于一些木类的担子菌）、果、木等12类。这是一部专门记载植物，又集中反映其生物学特性的植物学专著，为吴其濬在植物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的植物，多数是吴其濬亲自观察和访问所得，因此这些描述都能反映该植物的形态及生态习性，使读者能辨认植物的种类。例如，他在九头狮子草下写道：“九头狮子草产湖南激越山坡间，江西庐山亦有之。丛生，数十本为二簇。附茎对叶，如凤仙花叶稍阔，色浓绿无齿。茎有节如牛膝。细根长须，秋时梢头一节间先发两片绿苞，宛如榆钱，大如指甲，攒簇极密，旋从苞中吐出两瓣粉红花……摘其茎插之即活。” 准确描述了九头狮子草具有根细长须状，茎深绿色，有膨起的节，叶对生，花开于枝梢的叶腋，多数为聚伞状花序，花呈淡红紫色的形态，以及它的习性、繁殖方法。他又指出野芝麻丛生，方茎，四棱，对节生叶，绕节开花(轮伞花序)、唇形花冠的特点，而且对花菩，雄蕊着生方式，都有形象的描述。《植物名实图考》首次记载了蕨类植物生殖器官孢子囊，如卷十六石草类记剑丹叶 “面绿背淡亦有金星如骨牌点”。“金星”（即孢子囊群）是蕨类植物共同的特征。又对鹅掌金星草、金交翦、飞刀剑、铁角凤尾草等蕨类植物的孢子囊也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其附图都将 “金星” 绘出。说明对蕨类植物孢子囊的形态已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由于吴其濬的细致认真观察，考证分析，发现了本草著作或有关记载植物文献中的错误，以及经常出现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混淆现象。并给予了纠正和补充。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五加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为一种，同列入蔓草类，吴其濬就把通脱木从蔓草中分出，列入山草类，纠正了李时珍的这一错误。他还在冬葵条中批评李时珍将当时人们已不喜食用的冬葵从菜部移入隰草类是错误的，并指出冬葵为百菜之主，直至清代在江西、湖南民间仍栽培供食用，湖南称冬寒菜，江西称蕲菜，因而他又将冬葵列入菜部。以上数例表明，吴其濬已突破历代本草学仅限于性味用途的描述。而着重于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产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大大丰富了植物学的内容。《植物名实图考》所附的1800多幅图，比历代本草著作中的图都要精确。我国本草书中有附图，开始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成书的唐《新修本草》，原书在北宋间已散失。光绪十五年（1889）傅云龙在日本所影印的传抄自唐代的残存 “卷子本” 亦无图。以后苏颂的《本草图经》，今也不存。现存最早有附图的本草著作是宋唐慎微撰、曹孝忠校勘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京图书馆藏金泰和甲子[1204]晦明轩刻本）。苏颂《本草图经》所载的植物附图，是由全国各路、府、州、监、县上呈朝廷的，图出于众人之手，文字说明由苏颂整理，有时误将同名异物的药用植物混为一种。唐慎微《证类本草》将《本草图经》的图全部照绘，并未核对实物。所以苏颂的舛误，并未得到订正。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附图有1110多幅，但李时珍足迹所至，仅有北京、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与吴其濬足履大江南北十余省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大部分图都是根据植物新鲜状态时绘制的，很多都能反映该植物的特征。如二十四卷毒草类，天南星、磨芋、由跋、半夏都是天南星科植物，外形十分相似，很易混淆。吴其濬不仅用文字阐明彼此之间的差异；同时用了7幅插图，绘出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的异同。这些图把天南星科的特征，即肉穗花序外围以佛焰苞绘得十分逼真，人们很易识别。由于《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图精确，增补和订正了本草著作中的阙略和谬误，如藿香图突出了藿香叶对生，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圆

形，顶端长尖，边具初锯齿，花序顶生等形态特点，而《本草纲目》中所绘的图，差异很大，令人难以识别。又《本草纲目》记载仙人掌草是风尾草，但其附图并不准确，不像是凤尾草。而《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风尾草图，清晰可辨，与文字相符。书中有的图是按照植株生长时的自然状态绘制的。如半夏有两幅图，一图未开花，另一图已开花，就是通过观察绘制的。吴其濬重视图形在辨认植物种类时的重要作用。因而所绘的图精细、准确，对于研究植物鉴别种名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是继《南方草木状》之后的一部大型区域植物志。全书收载的植物1714种，比《南方草木状》多1600余种，也超过了历代本草著作，是历史上记载植物种类最多的著作。它涉及面广，有白蒿、地黄、麦门冬、茺蔚、何首乌、柴胡、紫参等药用植物；胡麻、稻、粱、黍、大豆、稷等粮食作物；林檎、橙、椰子、无花果、柑、梅、柿、柏、樟、白杨、桋树、桦木等果树和用材植物等。从植物生态角度看，有水生、陆生、隰生、石生等植物。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植物遍及19个省，对江西、湖南、云南、山西、贵州等省植物的采集尤其丰富，云南等边远地区的植物资源首次得以记载，其中收录江西植物约400种，云南植物约370余种，湖南植物280种。从植物学的发展来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从整体上看，其途径主要是由实用向纯科学方面发展。第一阶段即实用阶段，其历史较长，可以说从上古直到明清之际部属于这一阶段。植物学知识主要见于历代本草学著作、农学、园艺及疏菜等著作中。随着人们对各种植物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到明清时期已开始向第二阶段即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的出现，正标志着这一重要阶段的开始，即从本草学的附庸，逐步走向独立的阶段，因而它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著作价值

优点

《植物名实图考》的版本初次刊刻是在吴其濬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山西巡抚陆应谷作序刊印的。以后翻刻的版本有清光绪六年（1880）山西浚文书局版本，1915年云南图书馆重印本，1919年山西官书局重印本，191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校勘本和1963年中华书局重印本等。《植物名实图考》的问世，推动了植物学、本草学的研究和发展。学术界对此书作了高度评价。德国人E．毕施奈德（Brelschneider）在所著《中国植物学评论》（1870）中说其附图 “刻绘极为精审”，“其精确者往可以鉴定科和目”，有些还可以鉴定到 “种”。“欧美植物学者研究中国植物学必须一读《植物名实图考》”。所以毕施奈德还选了其中蜀黍、梁、薯预、苘麻、商陆、佛手柑、铁果树、椰子等8幅图重雕，用连史纸拓印，附在《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末。并参照新鲜植株将根、茎、叶、花、果描绘出来，使人清楚地观察出该植物的形态特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提倡学习西方科学，但对具有科学价值的《植物名实图考》，仍然十分重视。明治十七年（1884)，日本初次重刻，伊藤圭介评论为“辨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疑似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以后日人松村任三编著《植物名汇》和牧野太郎著《日本植物图鉴》时，多数植物的中名是以《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为依据的。1919年商务印书馆在铅印《植物名实图考》时，西欧学者竞相争购。美国B．劳弗（Laufer）、F · D · 米瑞（Merrill）和E · H · 沃克（Walker）等人的著作对《植物名实图考》也有所援用和推重。世界上许多国家图书馆收藏此书。以上足以说明《植物名实图考》对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在国内，不但为药用植物、生药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许多现代植物分类学者考虑植物中名时，往往要参考它。如植物学家裴鉴、周太炎编著《中国药用植物志》时，引用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70多种。除根据该书的附图鉴别一些植物的科属乃至种名外，不少植物的中文定名也是以此书为依据的。现在我国植物分类研究中，以《植物名实图考》中名称为科名、属名的很多，如

八角枫科（A1angiaceae）、

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

金莲花科（Tropaeo1aceae）、

瓶尔小草科（Ophioglossaceae）、

粟米草科（Mo11uginaceae）、

大血藤科（Sargentodoxaceae），

以及千张纸属（Orozylonvent）、

马甲子属（PaliurusMill）、

画眉草属（Eragrostisbeauv）、

山梅花属（PhiladelphusL）、

小二仙草属（Haloragisforst）、

千日红属（QomphrenaL）等等。

　 不足

《植物名实图考》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由于受时代条件限制，吴其濬的思想没有脱离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范畴，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在描述植物形态、性味、用途时，往往加入一些陈腐议论，借题发挥他的政治见解以及修身处事的道理，这些又与植物本身毫无关系。对有些植物的认识也有错误，如把卫矛科的雷公藤误认为木兰科植物的莽草；将蓼科的虎丈误认为毛莨科的黄药子。又有的为一种植物而他却将之分为两类；甚至名称相同的条目前后重复。虽然据本书的大部分图可以鉴定植物，但也有一部分图转绘自《证类本草》、《救荒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都未加考证。在植物种类上，也有一些常见的植物种类如竹叶、翘根、屈草、苹果未收录入书。这为当时科学水平所限，以及作者早逝而由不懂植物学的人进行校刊有关。然瑕不掩瑜，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主要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专著。

矿物学成就

简介

除植物学方面的贡献外，吴其濬还对矿产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著有采矿方面的专著《滇南矿厂图略》。此书由他编纂，徐金生（东川府知府）绘辑。根据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序推测，此书成书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间。主要介绍云南东川铜矿和其他矿产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上、下卷。上卷为《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包括工器图20幅、次滇矿图略、下引第一、硐第二、硐之器第三、矿第四、炉第五、炉之器第六、罩第七、用第八等。书后附宋应星《天工开物》（节录五金第十四卷）、王崧《矿厂采炼篇》、倪慎枢《采铜炼钢记》、《铜政全书 • 咨询各厂对》。下卷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有全省图1幅，以及府、州厅图21幅，下为滇矿图略，其下再分各种矿产、运输等。记述云南矿厂的书，比吴其濬早的有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由檀萃撰著的《滇海虞衡志 • 金石篇》和不知成书年代和撰著人的《铜政便览》八卷。在《滇南矿厂图略》成书100年之后，又有1948年严中平著的《云南铜政考》和1948年周钟岳总纂的《新修云南通志稿》。檀萃和周钟岳的著作仅记载铜矿。檀萃虽涉及其他矿种，但较简略。《新修云南通志稿》中矿产、矿物两类所记学名，与当时当地称谓不尽符合。所以详细记载清康熙至道光朝云南铜、银、金、锡、铅、铁等矿产的产地、产状、找矿、采矿、洗选以及开凿窿道所用的工具，矿井中的主要设备等，以吴其濬的《滇南矿厂图略》最全面。当然是以介绍铜矿为主。吴其濬在《滇南矿厂图略》中详细记录了云南铜矿的分布、铜矿床的情况和找矿、采矿技术。关于铜矿的分布从易门县的万宝厂到元江县的青龙厂，共33个厂。其中以汤丹、碌碌、宁台3个铜厂最大，产量又高。汤丹厂自明代开采，乾隆初产铜最多。有九龙箐厂、观音山厂、聚宝山厂等子厂。现在我国正在开采的六大铜矿山之一的云南东川铜矿，就仍以汤丹老窿为中心，进行深井开采。碌碌铜厂，在会泽县西，距郡160里，一名落雪山，亦属东川知府管辖。旧属四川，雍正四年（1726）改属云南时开采。有龙宝山厂、兴隆厂、多宝厂等子厂。汤丹厂与碌碌厂的铜，当时都是运送北京的。宁台厂，在顺宁东北520里，初为小厂，继获小泄厂、芦塘厂，发脉于永昌府的宝台山，产矿丰富，仍称宁台厂。上述汤丹、碌碌、宁台3个铜厂，在乾隆年间（1736—1795）所规定的年产额，都在100万斤以上，为当时其他各厂所不及。云南不仅产铜，也产银、金、锡、铅、铁等矿产。云南金银矿的开采，多数在乾隆四年（1739）以后，少数矿厂是开采铜矿时发现金、银而附带开采的。这些在其他书中不载或很简略，而《滇南矿厂图略》却作了详细记录，所记载的有金厂四、锡厂一、铅厂四、银厂二十五等。

地位

关于铜矿床的性状《滇南矿厂图略》记载的滇铜。属 “康滇地轴” 铜矿区，此区铜矿分布广，规模大，矿床类型有多种。云南东川铜矿属于层状型铜矿，通常称为 “东川式”，它是和海相沉积有关的铜矿床。书中记载汤丹铜矿是明代设厂的老矿，以乾隆时开采最盛。汤丹铜矿床的特点是：矿体呈扁豆体状，大的长达4000米。最厚处达450米；小的长数十米，厚约数米。汤丹矿区内围岩普遍破碎，整个扁豆体全部矿化，大矿体最大厚度超过百米，这就是倪慎枢、吴大雅所说的 “堂矿” 或 “塘矿”。矿石构造以网状细脉为主，并有块状斑铜矿（即紫金锡箔）出现。东川铜矿的矿石成分以辉铜矿（绿锡锡）、斑铜矿（紫金锡锡）和黄铜矿（鍮石、黄金箔）为主。因黄铁矿含量少，一般不容易产生强烈的氧化作用。加上围岩是碳酸盐岩石，氯化后的硫酸铜溶液易与碳酸盐作用产生孔雀石（绿矿）及蓝铜矿（曾青），这是对次生富集作用不利的因素。尽管如此，东川铜矿通过漫长的地质时期，还是形成了深度很大而富集程度较差的次生硫化带。汤丹铜矿由于构造条件极有利于氧化作用，加上围岩破碎程度剧烈的特点。因此，形成了深达600米的氧化带。铜矿床中氧化富集带或次生硫化富集带中的矿石品位很高。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如东川铜矿中的氧化带和次生硫化富集带的富集程度虽不高，但有的深达数百米，古代大量开采墨绿（孔雀石等）和锡锡（次生辉铜矿和次生斑同矿等）等两种高品位矿石，就分别产生于氧化带和次生硫化富集带中，这就是 “东川式” 铜矿在中国矿业开发史上曾经极盛一时的主要原因。《滇南矿厂图略》中有关于云南铜矿石的记载，如说最好的矿石叫做 “自来铜”，成分十溜（含铜量100%）的天然金属铜。其次是有待煎炼的矿砂，最上品是滇人称为 “彻矿” 即是 “净矿”，又叫 “火药酥”。颜色深黑，组织松脆，成分可达九溜以上（含铜量90%以上），它是名贵不易多得的矿石。属于 “锡镴” 类的矿石种类很多，其中的 “白银镴”、“紫锡镴” 等含铜量都很高。书中还记载有 “油锡镴”、“绿锡镴”、“烂头锡镴” 等等含铜量较低的矿石。属于 “绿矿” 的矿石有 “墨绿”、“黄胖绿”、“豆青绿” 等各种名称，含铜量也较高。基本上反映了云南某些大铜矿的矿石分类和产状的实际情况。关于清代云南铜矿的采矿技术，在《滇南矿厂图略》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在地壳浅部的矿石，可以露天采掘；深部矿石，必须开凿窿道，进行系统的山地工程。吴其濬引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说，铲草掘地深数尺，便获得矿砂一片的叫 “草皮矿” （又叫鸡爪矿）。另一种易采如草皮而矿砂成窠，每穴不过数升数合的称 “鸡窝矿”。“草皮矿” 和 “鸡窝矿” 都是些风化残留矿石，只需露天采掘，就可全部采出。书中又说：凡临江外行的叫 “奔江矿”，内行人出的叫 “进山矿”。凡盘旋曲沂，其势趋下的叫 “磨盘矿”，其矿可采，但数年之后必有水患。上面说的奔江矿、进山矿、磨盘矿等都是埋藏较深的铜矿体，只是根据它们赋成形态和空间位置有所不同，从而给予不同的名称。都必须经过开凿窿道，才能采出矿石。开凿窿道和洗选所用的工具有篷、座、风箱、风柜、摆夷楼梯、银炉罩子、扯风炉、斧、藤柄、凿子、木糙、木柄、铁糙、灯、竹龙、小风箱、门槛、簸箕、箝子、木拔条、铁拔条、铁撞等，均附有图。矿并中的主要设备、照明、通风、排水饺前代无显著进步。

科学思想及研究方法

吴其浚的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如果对他读书、作学问的思想方法进行一些分析，不难看出吴其濬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决不是偶然的。

重视实践

吴其浚十分重视实践，如他在编著《植物名实图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去各地巡视的条件，深入实地观察各种植物，采集标本，并绘出图谱，描述其形态和生长情况。有时因季节关系，某种标本末能来到，多年以后，他还耿耿于怀。例如卷六油头菜条下，他说：“余屡至，皆以深冬，山烧田菜，搜采少所得，至今耿耿。” 卷二十二地不容条记载吴其濬在湘中没来到它，后来到云南地区才找到。吴其濬还将一些野生草本植物移栽盆中，观察其形态和生活习性等。他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认真态度，在当时的学者中是难得的。吴其濬通过实践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的来源，也认识到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如 “牧竖”、“老圃”、“老农”、“与台”（差役）等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他的代表著述《植物名实图考》中记录了不少劳动人民的经验和丰富的植物知识。例如，他从 “牧竖” 那里了解到 “蔽” 有结实和不结实两种。结实的豆可食，不结实的茎叶可食；同属十字花科的芜菁、萝卜在《名医别录》为一类，以后有人以根叶强别。吴其濬说，《兼明书》不知其错误，为何不请教 “老圃”?

重视前人经验

吴其浚也很重视前人经验，善于向书本学习。从1817年考取进士之后，凭借他曾担任各种官职的关系而阅读了大量藏书。在《植物名实图考》中，就引用了从古代到当时人的书中有关植物的文献800多种。另一方面，他在吸取前人知识时，态度又是审慎的。一是体现在注意对文献的考订、辨伪，不轻信盲从；二是不局限于文献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他通过自己调查研究，对古书中不足之处，都给予纠正和补充，使书本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如在甘草条中，指出郭景纯在注《尔雅》中所记甘草蔓生，叶似荷，似地黄的错误。并说其草不蔓生，不似荷，也与地黄不同类，有关错误都是传闻，或传写的讹误。对于经过实地观察、访问，根据文献记载加以研究，仍然不清楚的问题，决不主观推测妄下结论。所以《植物名实图考》中出现了有图无文或无名，或只有图既无名又无文。或一物数图未加订注释的情况。这也是他 “存信存疑” 不逞臆见的思想反映。另外作者在转引文献时，不割裂原书文义，忠实于古文献原文。全部照录，注明出处。这些都反映了吴其濬治学方法的严谨。

总之，吴其濬在植物学、采矿学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是与他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吴其濬作为19世纪的著名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吴其濬（jùn）的书法

　　钮福保（1805～1854）

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人。榜名福保。字右申，号松泉。生卒年不详。清道光十八年（1838）状元。

▼钮福保的书法

　　李承霖（1808～1891）

字雨人，一字仰严，号果亭，李承霖于道光十九年（1839）秋的乡试中，被道光皇帝钦点为一甲一名状元。

《清 • 道光文科状元李承霖考》——缪荣株

最近，我从溱潼镇院士李德仁发来的两万多字的《姜堰名人》资料以及姜堰文史资料调查中发现，清 • 道光文科状元李承霖是李德仁、李德毅院士第六代祖。

（一）生世

说起溱潼镇兄弟俩李德仁、李德毅院士（前者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泰州地区那可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是说起他们的第六代祖是镇江市丹阳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文科状元，名曰李承霖（字雨人，一字仰严，号果亭，行五，生卒时间为公历1808年7月17日至1891年11月13日，享年84岁。其先世为河东闻喜人，元朝末年为盱眙县令，朱元璋起兵濠泗时以死尽节。其后人先迁徙广陵，再迁镇江落籍丹徒县，李承霖是十七世孙）就几乎无人知晓了。那么李德仁、李德毅怎么会跑到里下河水乡溱潼镇落户的呢？

李德仁、李德毅祖上是高门大族，世代书香门第。第六代祖李承霖于道光十九年（1839）秋的乡试中，举经魁（中举第一名称解元，前五名统称举经魁），翌年春的庚子恩科（该科为庆贺道光帝六旬寿辰特设恩科。李承霖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恩科进士第一人）中，被道光皇帝钦点为一甲一名状元。镇江故老相传，当时阅卷大臣将李承霖取在第十名且将前十名名单送皇帝阅，时值十几省大旱数月正逢好雨，因大雨为霖，道光见承霖二字后龙颜大悦，认为这是上应天象，是国家之吉兆，便将其用红笔钦点为第一名。

镇江市政协编的《文史资料》第17辑中说李承霖的际遇很特殊，30多岁时还是童生，这一年侥幸进了学为秀才，又遇朝廷庆典设恩科而先赴南京乡试（若非恩科，应于第二年才能进行乡试），中举后接着赴京会试，连捷后经殿试又点了状元。从中秀才到点状元计八个月的时间，所以在李承霖友人的贺诗中有 “读书三十年，发达八个月” 之句。

据后来流失台湾的李德仁的叔叔保存的资料记载，状元李承霖专门负责编辑各地奏章呈交皇帝，并施教两个皇太子。在李承霖走红期间，儿子们也曾出了两个探花，只是不够显赫，流落姜堰的第九个儿子李梓恭曾任北京故宫电灯厂厂长。

（二）政绩

话说清 • 咸丰元年（1851），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也不过两年，起义军波及江南六省，一直打到扬州万福闸，镇江、徽州、扬州等地的富商大贾及老百姓纷纷逃避到泰州、姜堰、溱潼一带。洪秀全造反，这可吓坏了李承霖。因为李承霖当了状元后，在道光廿三年（1843）曾出任广西主考官，后提督广西学政。当时，鸦片战争爆发，官场腐败，考场十分混乱，风气很坏。李承霖发现找人替考、被称之为 “枪替” 的现象十分严重。他为了选择真才而整饬考场秩序，力纠作弊之风。李承霖工作非常认真，经过幕僚看过认为不可取的卷子，他还要拿来细细复阅，他说：“我不是不怕麻烦，只是以为多取一个假冒的即少取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那样，我于心何安。” 他由于过度疲劳，结果患上慢性目疾。遇到考秀才屡试不中的洪秀全，李承霖秉公圈点他中秀才，以致后来洪秀全当了农民造反的头，仍不忘当年恩师的知遇之恩，甚至执意劝解恩师到南京帮他打天下。李承霖相信农民造反有理，但其父母为此甚为着急，认为荼毒生灵，于是规劝他向皇帝提出告老还乡一并照顾年老双亲，皇帝准奏并派他到江苏当了盐督使，李承霖一家从此落脚苏北。

还有一说，李承霖在听到金田起义的消息后，害怕皇帝追究便以丁忧为由，辞官不做以求免祸。太平军在江苏作战时，他曾躲在泰州。太平军说，天王的先生在泰州，我们不能打泰州，所以泰州未遭兵火。此说虽无记载可考，但他避乱泰州休息庵之事，可以从李承霖编著的《劫余仅存》的自序中得到印证。

《丹徒县志摭余》记载说，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打镇江时，李侍父避乱黄墟。第二年他居住的地方半夜失火，他背着父亲冒烟逃出险境。咸丰皇帝想起他时便问翁同騄，李是否服满，为何不来销假？翁便写信催李承霖入京。李承霖以父患疯痹不能远离为由相辞。咸丰六年，其父去世后便一直没有赴京复职而赋闲在家，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同治初年曾上书反对外国人开挖青龙山一带的煤矿、铁矿。 李承霖一生曾著有诗文若干，可惜在战乱中不存。战后他向友人索得部分文稿、诗词及往复书信等在光绪甲申春77岁时编了《劫余仅存》一书。由于李承霖曾经历了1842年的镇江抗英保卫战及1853年的太平天国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其文稿在避乱时大半被火所毁，因而今人很难从史料中去追寻其人生轨迹。

《劫余仅存》刊刻于1866年。李承霖在卷首的自序中称自己所有的文稿 “因遭壬寅之夏（指1842年镇江抗英保卫战）、癸丑避乱（指1853年太平天国战争），存稿及行箧又毁于火，一劫再劫”。序中还说：“兵燹后向友人索得关乎治乱救生，试院及吾郡大事” 的散文；“应酬诸作、往复书信”，“时文、古近体诗” 等分编为上中下三卷的《劫余仅存》，最关键的是序末注明 “光绪甲申春七十七叟李承霖自序于泰州休息庵”。

光绪甲申是1884年，李77岁，其卒年84岁，以此推算其生卒为1808－1891年。因是状元公本人自序，不可能将书写的时间与年龄搞错，所以说这个年份是可靠的。

道光廿六年（1846），李在广西任满后回京入值上书房，除了教皇五子奕琮的书外，还为诸王子抄写《开国方略》。咸丰初年，他已官至侍讲学士，因母丧而报丁忧回镇守制。

( 三）后裔

搬迁到溱潼的李德仁、李德毅的曾祖父李贞发作《李氏家训》：“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车胤孙康，弦歌雅乐，翰墨传香，尊师益友，孝德永彰，和亲睦邻，扶幼尊长，敬德修业，发愤图强，女红针黹，娴淑贤良，诗书共读，兰桂齐芳，扶贫济困，造福一方，克勤克俭，家道隆昌。”

李德仁、李德毅的曾祖父李贞发曾任溱潼商会会长，曾外祖父是泰州商会会长。李贞发处事精明，长于经商，不仅担任商会会长，更因为精神品德高尚，获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褒赠 “孝德永彰” 匾额，十分荣耀。当时的李家尽管是从丹徒举家迁至溱潼的外来户，仍不妨碍它成为溱潼当地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

溱潼镇除李家外的其余三大家族分别是朱、袁、储。四大家族相互通婚，通过联姻的方式，不断巩固和扩张各自的势力和触角。其中李家主要以开设钱庄、洋行和设置油坊、当铺为主，全是赚钱的行当。

解放前，李德仁、李德毅家的日子很艰难，不过和解放后作为地主兼资本家的朱家相比还算幸运，虽然捉襟见肘，但还算风平浪静。李德仁、李德毅的祖父李子宽抽鸦片——那个时候的有钱人家都时兴这个。幸运的是，李子宽不上瘾，能自己控制，但也因此糟蹋了不少钱财，到战乱时候，几乎卖光了田地，所剩的在民国十一年，刚好创办一个义泰钱庄，股金3000元，于是留给儿子李月如，也就是李德仁、李德毅的父亲。李月如子承父业，在溱潼镇抗战时期共10人又合股开办川滇钱庄——后来随着大环境的不断更替，逐渐演变为银行职员。

搬迁到姜堰的状元李承霖的第九子李梓恭和儿子李畴、孙子李宝林都住在泰县姜堰镇香店巷（姜堰人传说是逃亡到此）。

20世纪30年代，泰县出现过一些诗文社团。这些社团对发展民间文化教育起了促进作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爱群文艺社、山蹊馆、停云馆、冷香吟社等。冷香吟社比爱群文艺社还要早。较大的又有名气的当数爱群文艺社，设在王公祠。它之所以出名，跟住在香店巷的镇江状元李承霖的第九子李梓恭当老师分不开的。由于李梓恭饱读诗书，才学超群，由冷香吟社的老师王树人出面，聘请他为爱群文艺社当老师。现在尚健在的96岁的老人徐逸舲和李梓恭的孙子李宝林都是爱群文艺社同学。

姜堰原古东岳庙在天目山，因为路远，每逢迎会请菩萨出坛，难免要受雨淋。清.乾隆四年(1739)，由僧旭朝发起募捐，在净业寺旁的一块坟地上建起了净业寺东庙。净业寺管传法，东岳庙管迎会，所以又叫东岳行宫，奉祀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戏楼就建在行宫大殿对面。每逢庙会，前一天就为东岳帝添寿，请戏班子来唱戏谢神。李梓恭特撰写一副庙联，盛赞这座古庙：

触石起祥云，化甘雨和风，瑞气兆民丰物阜

辟门进嚣市，听晨钟暮鼓，声威警世道人心

现在，溱潼镇院士旧居和山茶花一样，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亮点。两院士家谱中记载的祖上是状元的发现，更增加了名人旧居的含金量。

▼李承霖的书法

　　张之万（1811～1897）

字子青，号銮坡，直隶（河北）南皮人，晚清大臣，画家。太子太保张之洞堂兄。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即状元）。

同治间，署河南巡抚，移督漕运，历江苏巡抚、闽浙总督。

1882年（光绪八年），为兵部尚书，后调刑部。

1884年（光绪十年），入值军机处，兼署吏部尚书。

后为协办大学土、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老致仕，赏食全俸。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七岁，赠太保，谥文达，入祀贤良祠。

画承家学，山水用笔绵邀，骨秀神清，为士大夫画中逸品。初与戴熙讨论六法，交最相契，时称南戴北张。书精小楷，唐法晋韵，兼擅其胜，有《张文达公遗集》。

▼张之万的书法

　　龙启瑞（1814～1858）

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是清代音韵学家、文字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也是广西桐城派五大古文家之一。字辑五，号翰臣（一说是字）。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道光二十三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七年，察考翰林詹事列二等，升为侍讲。出任湖北学政。治古文辞宗桐城，工书能篆、籀，善画山水，袁爽秋有题其山水画册七古。花鸟亦佳。但颇自矜重，故流传者少。卒年四十五。

▼龙启瑞的书法

　　章鋆（yún）（1820～1875）

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咸丰二年（1852年）状元。

▼章鋆的书法

　　翁同龢（1830～1904）

翁同龢（hé）字叔平，号松禅，咸丰六年（1856）状元。晚年沉浸汉隶，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

▼翁同龢的书法

　　梁耀樞（ōu）（1832～1888）

字冠祺，号叔简。广东顺德人。清同治十年（1871）状元。

▼梁耀樞的书法

　　徐郙（1838～1907）

字寿蘅，号颂阁。江苏嘉定人。清同治元年（1861）壬戌科状元。

▼徐郙的书法

　　陆润庠（1841～1915）

字凤石，号云洒、固叟。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

▼陆润庠的书法

　　黄思永（1842～1914）

本籍安徽徽州休宁县五城镇，寄籍江宁（今南京）。字慎之，号亦瓢。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生。

1850年（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义。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攻入并建都南京。战乱中，黄思永父母罹难，黄思永则由其已行聘之金氏的父亲延师教读。

1863年（同治二年）与金氏完婚。婚后，以经史书法见长，教书、誊经，得以维持生计。

1873年（同治十二年），朝考后任职礼部，继又考入军机处。从此先后任翰林院修纂、军机处章京、右春坊右中允等职。

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科状元。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载）

清朝灭亡五六十年前，共有两波经济改革热潮，朝廷重臣是改革的主力军。黄思永是继李鸿章、曾国藩第一波洋务运动之后的第二波近代改革大家，他的改革行动一直延续到清亡。

现代中国的工商业，如多开通商口岸、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发行股票债券，头等功臣都有黄思永。他努力学习，善于接受新思维和新事物，而且教育其子黄中慧学英文，学西方科学技术，并送黄中慧赴美国深造，黄中慧后成为他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

1898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政府鉴于京师 “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事属创举，开办不易，欲速不能”，因而批准并表彰了日讲起居注官黄思永关于 “自行筹款，设立速成学堂，以期收效” 的奏请。此时离西太后 “戊戌政变” 仅有九天。这是黄思永对现代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特聘黄思永和张謇（江苏通州人，光绪二十年状元）为顾问。二人共同起草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及有关铁路、矿务、商标等诸多章程法规，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吸引众多投资者兴办工厂商行。两位状元更是身体力行，黄思永经营于北，张謇经营于南。时人称为 “商部两状元。”

黄思永在京城创办工艺局，其产品中尤以景泰蓝铜器最为精巧，曾两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市场价高而供不应求。八国联军中美军多次登门欲以高薪聘请黄思永任职，均遭其严辞拒绝。

德国占领军胁迫北京市民悬挂德国国旗，黄思永串联众多街区市民坚决抵制。

黄思永还投资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组建北京爱国帐烟厂。创立慈善工厂，安排贫民就业，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不久北京工艺商局停办，黄思永遂南归浦口任商埠督办。

黄思永是中国兴办债券股票的第一人。黄思永也是收集整理甲骨文的第一人。

1914年（民国三年），黄思永卒于上海。

据（台湾）朱沛莲《清代鼎甲录》（1985年商务版）卷3 “状元” 载：“黄思永江苏江宁人，字慎之，光绪六年庚辰殿试一甲一名，授修撰。十九年九月，以办理山西赈务，驰驱边徼，交部从优议叙，嗣为国子监司业，旋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改左中允。尝奏请发行昭信债票，依议施行；又奏口岸铁路矿产三事，均如所奏办理。迁侍读，旋擢侍读学士，入直上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改国子监祭酒。二十八年因案革职。三十年三月，剏办工艺局，著有成效，开复三品衔、翰林院侍读学士原官”。

▼黄思永的书法

　　吴鲁（1845～1912）

字肃堂，福建晋江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状元。

▼吴鲁的书法

　　曹鸿勋（1846.2.3～1910.9.9）

字仲铭、号兰生，又字竹铭、号铭帛，室名益坚斋。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潍城区西南关新巷子人）。1876年（光绪二年）中丙子科状元。历任修撰，湖南学政提督，云南永昌知府，调云南府、授迤东道，官至陕西巡抚，为官清廉。任上开办延长油厂，打出中国陆地上的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

▼曹鸿勋的书法

　　王仁堪（1848～1893）

王仁堪字可庄，又字忍菴，号公定，闽县（今福州）人，故居在东街孝义巷。光绪三年（一八七七）第一名进士，状元。授殿撰，官苏州知府。善设色花卉。书宗欧、褚，名称一时，卒年四十六。

王仁堪的祖父庆云，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工部尚书。父传灿随侍衙署当少爷，养尊处优，学业上没多大成就，只中个秀才。王仁堪却勤奋好学，同治九年（1870）二十二岁时中了举人。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殿试状元。据说这时其父狂喜地夸耀说，“父尚书，子状元，我满足了！” 传为笑柄。

人物轶事

清代福州出过两个状元；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他虽然官不过知府，寿不满五十，但他的品德、政声、文章、书法都名重一时。从历史上看，一般认为封建时代的状元，多数是少有建树的平庸之辈，真才不多，人品未必好。但是王仁堪这个状元确是品学俱优，名副其实，他立朝直谏敢言，出任地方官后，也能为人民做好事，是值得称道的。

王仁堪中举之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遭到挫折。他平日的文名很高，自己也充满信心，但第一次会试（1871）没有连捷，第二次（1874）又没考中，第三次光绪二年（1876）丙子，增设了一次恩科，熟悉他的人们都推测他必中，他也以此自许，结果又落第了。他并不为此颓丧，格外努力用功，甚至私刻一印曰 “落第状元”。到第二年（1877）果然中了状元。这种立志夺魁和自信的毅力，一时被传为佳话。（见李伯元《庄谐诗话》）

王仁堪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爱重。

王仁堪多次外放学政，光绪六年（1880）冬，任山西学政时，整饬学风，严禁学官生员吸鸦片。十一年（1885）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取才甚严。十二年（1886）秋，充教习庶吉士，徐世昌（后来民国初任大总统）就是他这时的学生（见王孝绮《王苏州年谱》）。

光绪十三年（1887）奉旨在上书房行走，每参加宫廷宴礼和节庆大典，得到的赏赐都格外丰厚优渥。

十五年（1889）五月，又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提拔了不少好人才，梁启超（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即出其门下。梁是这一科广东举人中最年青的一个，王仁堪阅卷后，就认为是个奇才，送卷给正考官李端棻看，李也十分赞赏，就想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梁，并托王仁堪作媒。在王仁堪尽力说服之下，才使梁启超由坚辞而同意婚姻。王仁堪的知人识才，也于此可知一斑（见古直《梁任公轶事》）。

（在孟祥才编《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中说，这时王仁堪原也想招梁为女婿，却被李端棻抢先开口了，而梁对 “如此难攀的高亲，当然是惊喜交集满口答应。……” 与此小有出入。——编者）

大约与此同时，王仁堪已渐次失去了清廷的宠信。他之所以不能见容于最高封建统治者，还得追溯到仕途得志之初。

历史事件

光绪五年，即王仁堪大魁天下的第三年（1879），中俄交换条约，出使大臣崇厚屈服于沙俄的压力，居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新科状元王仁堪便与前科状元曹鸿勋等联名上疏，“请斩崇厚以谢国人”，理直气壮，直声震动朝野。这可说是初露锋芒，已触权贵所忌。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为了筹备庆祝自己明年的寿辰大典，挪用建海军的巨款，拟建颐和园大工程。这时，各省发生大水灾，京城地震，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到了十二月，北京太和门又发生火灾。王仁堪便借此机会，上书切谏，请不要修建这样豪华的大花园，尽管其措词非常委婉，但专横已惯的慈禧太后最不喜欢被人顶撞。加上当时在朝的清流党内部又互相倾轧，王仁堪便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被外放了，出任江苏镇江府知府。

所谓清流党，是晚清朝臣内部出现的政治派别，以敢于批评时政得失，标榜廉介清高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有陈宝琛、张佩纶、文廷式等。陈宝琛的妻子王眉寿，即王仁堪的姐姐。（后来陈宝琛作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王眉寿对人说：“夫门生天子，弟天子门生。”）

由于上层官僚中的这些关系，王仁堪也成了清流党之一员。当甲申（1884）中法马江海战失败时，闽籍京官潘炳年上奏折，请严惩失职的船政大臣张佩纶，张被拿问革职，这封奏章，便是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而张的后台却是他的父执李鸿章。这样，王仁堪又得罪了当朝权势炙手的大臣，同时也与陈宝琛产生矛盾。于是王仁堪官运蹇阻，终于不可避免了。知情的同人们都为之不平，而王仁堪却不以为意，坦然地到江苏上任去了。临行时写下《别诸友》诗中有：“圣明无弃才，中外不歧视。” 的句子，表示了自己旷达的胸怀。

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王仁堪在镇讧上任不几天，便发生了丹阳教案。起因是当地人发现在洋人的天主教堂内有死婴七十多具。动起公愤，焚毁了教堂。洋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挟，王仁堪对此逐一严予驳斥。最后决定，由地方当局赔偿教堂的损失，不追究焚毁的责任。这一处理，达到了和平解决外事纠纷，保全了国体，保护了人民。上峰和人民都对他赞颂。同时，他还在丹阳、丹徒两县，振兴农田水利，开塘二千三百多个，建沟、渠、闸、坝等一百多个。

十八年（1892）遇到大旱灾，又奏请截留漕米五万斛，救济了二十余万饥民，并募款二十多万以办理各种救灾的善后，如捕蝗、牛赈、浚河、种树、积谷等，又将所收的捐款的收支数目，全部公布于众。另一方面命所属各县设立义塾，以普及民间教育。再创立保甲制度，加强地方治安管理。这一切利民的和取信于民的措施，得到府属人民的普遍拥护（以上事迹见《年谱》和黄念慈《王仁堪传》）。

当三年任满考绩时，江苏省定王仁堪的政绩为全省第一。

光绪十九年（1893），奉调任苏州知府，苏州人民闻讯无不高兴。当时来省任主考的殷如璋，路过苏州，会见当地官员，王仁堪在座，恰有一个已革职的中书周福清（即鲁迅的祖父）暗地遣人向殷送考试关节，殷见王仁堪是翰林前辈，又素以公正闻名，他不但不敢接受周福清的信，还把原信连来人一并送交给王仁堪审理。于是周福清受到法办。一时钻营舞弊行贿之风为之减杀。(见李伯元《庄谐诗话》)

王仁堪素有疝气疾，在艰巨棘手的镇江任上，就已经积劳病重，来苏州才三个月，接管新任，事更繁剧，疝气大作。十月十八日，赴宴回衙署后，腹大痛，医误以为寒疾，药用麝香又过多，服后，汗下如雨，至二十日殁，年仅四十五岁。人民闻讣，群集衙署致哀。清廷下诏褒扬，事迹付国史馆立传（见《年谱》及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疏》）。

王仁堪生当晚清政治腐败、外侮日蹙的局面，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已呈种种危亡的征兆，这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所共忧的。王仁堪青年时期对此已深有感慨。当他刚中了状元，衣锦还乡，拜会亲友时，其间曾到洋人横行的厦门一游。在一次交际场所中，认识一个因贫卖身的歌妓。他联系时局预感将有亡国的沉痛。题诗一首：“忧乐斯民百感萦，樽前丝竹且陶情。愿倾四海合欢酒，且学文山前半生。”（文山即宋末殉国名臣文天祥）这首诗很快被传到京城，引起一些当政者和道学家的议论。或以为以亡国前的文天祥为喻有问题，或以为行为不检，竟作冶游。王仁堪解释说，我只讲学文文山的前半生，没说学他的后半生（指国破身亡）呀！人们就无法驳难了（见李伯元《庄谐诗话》）。在这首诗和自解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寓警戒的忧国忧民之心，以及他应付那些不怀善意的攻讦者的机智。

王仁堪殁后，灵柩运返福州葬于北门外马鞍山。在他任过知府的镇江府，人们特在金山冷泉之畔建祠纪念这位好官，春秋致祭，由当时名人樊增祥撰文，陈宝琛书碑。民国初，还由政府下令保护该祠，今已列为当地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成为旅游瞻仰胜区。在福州孝义巷的故居，后改建为王氏家祠。

历史功过

王仁堪生前所作诗文，均由其子收入《王苏州遗书》，其中《惜阴赋》和《志不在温饱赋》最为后人所传诵。他的大小楷书法极佳，为世所珍，所作《千字文》帖，向为学书者的临摹范本。

在王仁堪的门风家学的影响下，后代继起者亦多优秀人才。第四子孝总（字彦功）曾输财募捐以赞助辛亥革命，长子孝缉曾任福建省教育厅长，三子孝絪任过辽宁实业厅长，孙女世静曾任华南女子学院院长，侄孙世颖是现代著名文学家，世锐解放后任福建交通厅副厅长，世襄是中国著名的博物学家等等，还有不少后辈人从事文化科学工作，在国内外都有卓越的贡献。

人物关系

祖父：王庆云(清 咸丰两广总督）

弟弟：王仁东（清 内阁中书、江宁道台任江苏提学使）

姐夫：陈宝琛（清 帝师，溥仪之师）

姐姐：王眉寿（福州光禄坊女子师范传习所创始人）

〖参考资料〗：

《昭代尺牍小传续集、清朝书画家笔录》

▼王仁堪的书法

　　张建勋（1848～1913）

字季端，号愉谷，一号愉庐。广西临桂（今桂林）人。

张建勋的祖父、曾祖父都是清朝广西有著述、有影响的诗人，所以自幼受到诗书影响。

张建勋光绪五年乡试得中，成为举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会试通过，参加殿试。阅卷大臣翁同龢与李鸿藻各执己见，将自己赏识的列第一呈进。相持不下，协商再选，张建勋入选，以第一呈皇帝。光绪帝遂点张建勋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光绪二十年，张建勋出任云南乡试主考官。

光绪二十三年，出任云南学政。张建勋致力于边远之地的教育。他实施教化，提倡文风。百姓把他当作在偏僻云南兴学的功臣。

光绪三十二年，以侍讲授道员，督学黑龙江。他 “草创学校，抚学生如子弟” 重教兴文，深为士子称道。

张建勋赞同辛亥革命。民国二年，卒于北京。

张建勋工诗文、善书法。光绪末年赴日本考察学务，与书法界有交往。著有《愉谷诗稿》。

▼张建勋的书法

　　刘福姚（1864年～？）

生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甲子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待考。原名福尧、字伯棠，另字伯崇、号忍庵，又号守勤。广西桂林人，1882年（光绪八年）举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任内阁中书，1892年（光绪十八年）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广西最后一名状元。由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贵州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河南乡试副主考官、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

▼刘福姚的书法

　　骆成骧（1865.5.26～1926）

骆成骧[xiāng]字公骕，出生于四川省资中县舒家桥七里沟，祖籍重庆酉阳龙池村人。

骆成骧天资聪颖，自幼勤奋好学，刻苦用功，能过目成诵。九岁即随养父就读于成都的锦江书院。十四岁应州试，试文为知州高培谷及襄理考试的杨锐等人所赞许，特置首选，旋以岁试第一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因敏悟勤奋、学业大进，书院主讲王壬秋十分器重。

1893年在四川中乡试第三名举人。翌年入京会试落第，困留北京，后经友人推荐，代馆教八旗官学。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乙未科会试中了进士，参加殿试。光绪帝临轩策问，其策论 “言词异切，文句恳诚，辨理精微” ，光绪帝同正考官尚书徐桐，副考官侍郎李若农等议阅后，看到卷中 “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等语，光绪帝深为所动，特 “钦定第一”，成为头名状元。

1911年，辛亥革命后，骆成骧出任过四川临时议会议长、都督府顾问、四川筹赈局督办等职。

1916年6月26日，陈宦离开四川时，以建立学生军的名义存款4千元赠送给骆成骧。骆成骧当时任四川高等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便将这笔赠款拨给了高校。因骆成骧家用贫困，厨灶屡空，有 “穷状元” 之称。

骆成骧虽然是文状元，晚年却热衷讲武，积极倡导 “强国强种” 的体育运动。

1920年，骆成骧之子骆凤麟从德国留学回来，谈到德国有人专门研习东方柔术。骆成骧深受启发，他想到世界列强纷纷入侵，恣意瓜分中国，要保家卫国，“监阵肉搏之术，不得不讲”，于是有意倡导武术。适逢成都有一个武士会，每年比赛拳足，但时有事端。为振兴武士会，骆成骧被该会推举为会长，他还将自己为别人作碑文的上千元酬金全部捐赠武士会。之后，他亲自出面募集资金，建国术馆于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四川各地的武士闻风而动，学习柔术，比赛拳足，盛极一时。骆成骧也勤习柔术，还喜欢射箭，并讲授射箭法。他常说：“射以观德，不仅止于御敌强身也。” 为此，他创立了 “射德会”。

1926年，当时任西康屯垦使的四川军阀刘成勋，别出心裁，举行文官考试，礼聘骆成骧为主考官，派人将他由成都迎至雅安。考试结束，骆成骧畅游蒙山之后返回成都，不久就病逝，终年61岁。

清代四川唯一状元郎

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一大制度，其影响巨大。中国自隋唐至明清实行开科取士1300多年间，四川所出状元屈指可数。资中似乎得天独厚，竟出了两名状元。一名是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辛未科状元赵逵，另一名是清朝末代状元骆成骧。

骆成骧中状元后，按惯例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贵州和广西乡试主考官，山西提学使、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首席提调，执教过桂林法政学校、四川高等学校（川大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辈子都同教育打交道，梁启超谓其 “状元公教书有瘾”。聂荣臻元帅评价他，“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

骆成骧一生正值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国事艰危的多事之秋，他经历了甲午海战、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五四运动、军阀混战等一个又一个巨澜，都能够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在言论上、行动上与进步思潮同步而行。

骆成骧一生清廉自守，为人坦荡光明，不求高官厚禄。其名言 “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 勉励着一代代后生。

骆成骧有 “布衣状元” 之称，至今资中民间还流传着他的两件事，一件是中举之后，有人建议在他老家修建一座状元府，被他婉言谢绝，另一件是骆成骧曾在资中重龙山 “三贤祠” 设馆教读，其用餐仅有二菜一汤，非常简单，以至让前来游览的地方官员吃惊不小：“状元何清库如此？” 骆成骧回答道：“门生有此足矣！” 其洁身自爱，甘于淡泊，不取不义之财，节操高雅一般人不能及。

▼骆成骧的书法

　　刘春霖（1872～1944）

字润琴，号石云。中国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1904年（德宗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状元，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 “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小楷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时有 “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 之誉。

▼刘春霖的书法

　　夏同龢（1874～1925）

夏同龢是屯堡人后裔，其先祖1389年（明朝初年）由江苏南京随戍边部队来到贵州，后定居麻江县高枧堡。

1874年夏同龢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父亲夏源历任云南、四川等地官职。夏同龢自幼随父奔走各地，见多识广，大西南丰厚的土壤引领了他最初的成长。

此时的中国，推动近代化的洋务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开始渗透到庞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然而科举考试仍是所有读书人唯一的选择，夏同龢也不例外。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在贵阳参加参加癸巳科贵州乡试，中举人。主考官是广西状元刘福姚。在这三年才举行一次的省级统考中，夏同龢名列第二十九名，本次考试的录取名额是50名，考取举人后就可以授予官职。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夏同龢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会试主考官是户部尚书孙家鼐，他也是一名状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会试在乡试后第二年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齐集京师，即将参加的会试将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有机会实现读书人 “兼济天下” 的理想。本次会试从数千名举人中录取了346名贡士，夏同龢是第134名。

1898年6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夏同龢来到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正在酝酿一场变革的主考官光绪皇帝就 “求才、经武、绥远、理财” 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发问。

　 6月21日，殿试两天后，光绪皇帝断然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 “戊戌变法” 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样是科举精英的进士康有为和举人梁启超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试图要完成的是使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变革。

　 6月22日，所有的贡士们齐集东长安门外，变法并没有影响既定的程序，按照清制惯例，读卷官将排在前十位的考卷送到光绪皇帝手中。刚在头一天宣布变法的光绪皇帝 “御笔钦点” 夏同龢为戊戌科（恩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成为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文状元之一。钦定名次后变法在推进，但状元的头衔，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耀。夺魁之后的夏同龢随即授修撰一职，进入翰林院。翰林院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同时也是官员的后备基地，明清时期朝廷重臣几乎都出自翰林院，进入翰林院，即意味着踏入仕途，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圈。对于在戊戌变法这个非常之年产生的状元来讲，夏同龢注定将在这非常之世有非常之经历。[1]

1902年，出任湖南乡試主考官。

1904年，夏同龢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学习法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取得状元和留学生双重身份者。在日本期间，夏同龢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其考试文章《清国财政策论》全文刊载于日本《法律新闻》上。同时，夏同龢还完成了《行政法》一书的编写，该书是中国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书籍之一。

1905年11月，夏同龢出任广东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他筹办的这所学堂是中国最早实施法政教育的专门学堂，培养了许多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

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原来法政学堂教员陈融出任校长，而夏同龢则先回到贵州，后由贵州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来到北京。

1913年，夏同龢为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众议院议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议会议员，夏同龢最初加入的党派是国民党，是最早期的国民党员。当时国会各党派为争夺更多议会席位以谋求更多权利，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夏同龢为避开纷争，离开了国民党，于1913 年5月发起成立超然议员社这个独立的党派组织。它 “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

　 同年7月他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后被选为起草委员会六名理事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三岁的年轻委员们中间，夏同龢是旧功名最高的人，但他并不保守，在历时三个多月的宪法起草时期，夏同龢提出了不少具有共和精神的看法。如在总统选举问题上，他提出了由人民初选后组织选举机关选举总统的这样一种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办法。

　 就在夏同龢兢兢业业参与宪法起草期间，当时在保定军校上学的贵州天柱人王天培邀约两名同伴来到了北京，血气方刚使他们无所顾忌地宣泄着对袁世凯的不满，最终他们因言辞过激而被捕。夏同龢听说此事后，立即慷慨出手设法营救，出狱后的王天培被夏同龢送回了保定军校，军校毕业后，王天培一路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一代北伐名将。

　 1914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后夏同龢历任政事堂佥事、知事试验委员、湖南都督府高等顾问官、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法制局佥事等职。

1917年9月8日出任江西省首任实业厅厅长，至1919年6月28日去职。协助人称 “长江三督” 之一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为维护地方和平作出了一定贡献，并获总统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章。

　 1919年初，江西省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准备组织仙居公司，将位于九江的城门山铁矿抵押给日本人借款。此事引起议员极大不满，议员们认为此矿山归江西省有，坚决反对抵押借款，反对私人开采。当时的《申报》、《民国日报》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在此案的交涉过程中，作为矿山的主管部门领导省实业厅长夏同龢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议员们调查和质问的对象。实际上，城门山铁矿抵押借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军费不足，其复杂程度已经远不是一个实业厅长所能控制的，但作为一个有着良好法学素养的人，夏同龢两次到议会接受质询，两次提出辞呈。

　 当时因社会动荡，军阀混战，议会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大多不被重视。夏同龢作为行政官员，能尊重议会，接受议会质询并最终提出辞职，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法政人的气度。而这起案件也因此作为议会发生作用的成功代表，成为江西议会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

　1919年6月，夏同龢辞去江西省实业厅长职务，回到北京，晚年的他潜心佛学。

从1919到1921年间，夏同龢组织北京数十家富户为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的广济寺购置了多达近十顷的土地用于供养寺中僧人和作佛事之用，解决了该寺的资金问题，使该寺得以继续蓬勃发展。

　 1925年（民国十四年），夏同龢心脏发作，经医治无效，于北京劈柴胡同住所逝世。[1]

其书法著名，书法以对联、扇面、匾额等各种形式保留下来，遗墨有为潮州丘逢甲故居题写的门联 “马来西极，龙卧南洋”。遗迹有贵阳夏状元街，故里的 “状元第” 等。

评价

夏同龢一生经历丰富，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留给后人的作品除了那部奠定他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史地位的《行政法》外，还有他为近代著名实业家郑观应的诗集《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所写的序言；为名震东南亚广东著名侨商高学能撰写的阡表，该阡表至今仍屹立在泰国曼谷；为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故居多处题字；为广东十大园林之一潮阳西园的多处题字；为如今蜚声海内外的福建永定土楼王子——振成楼的建造者林鸿超题写对联等等。夏同龢留给后人的还有两条街道：一条是位于贵阳市团井巷的夏状元街，因夏同龢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另一条街道则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法政路，当年夏同龢筹措十万银元经费在此选址建起了广东法政学堂，随后法政学堂名扬全省，学堂所在街道也因此得名法政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两条街道上，已经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痕迹。在他的故乡麻江县高枧村狮山脚下的状元第，原有亲笔写的 “状元第” 匾和 “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 楹联。如今这座状元第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1874年出生到1925年去世，夏同龢所处的时代是被陈寅恪先生称为 “千年未有之变局” 的时期。从帝制状元到走向共和，他始终积极入仕，与时俱进，完成了一次次蜕变、一次次转身。透过夏同龢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1]

〖参考资料〗：

1. 贵州清末状元夏同龢 ．麻江县政协网[引用日期2013-12-5]

▼夏同龢的书法

　　王寿彭（1876～1927）

潍县（今山东潍坊）人，字次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状元。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六岁中举，年仅二十七岁即状元及第。

▼王寿彭的书法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詒，字广厦，号长素、更生。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书法尊崇帖法，富有创见。其著作《广艺舟双楫》对后世书坛影响很大，另外还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认识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大多数人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的 “戊戌变法”，可以这样说，康有为为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流传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绝不会比他在历史上的政治作为要逊色。艺术神话的传说，有时是会逾越国界和时光的。康有为书法的最大特点是深受魏碑的影响，却又富于变化。常常是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折笔处方圆并用，运笔时迅起急收，妙入毫端，其腕下的功夫之精深，足以令人折服。

作品《广艺舟双楫》藏于德风堂。

▼康有为的书法

【齐白石】

齐白石（1863～1957），湖南湘潭人。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萍生，号白石，别号借山馆主者、白石山人、寄萍老人等。精诗文、绘画、篆刻、书法。其书法功力深厚、苍劲豪迈。建国后，歷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出版有《齐白石作品集、《齐白石画集》、《白石诗草》等。

▼齐白石的书法

【于右任】

于右任（1878～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右任，别署刘学裕，号古愚，笔名神州旧主、太平老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其书法特点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於一炉。於先生尤擅草书，被誉为 “当代草圣”。曾创作《标准草书》，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于右任书法》等。

于右任留给世人的作品，以行草书对联形式居多，那种掺和着北碑精髓的墨迹，沉稳拙重，纸面弥漫着大气神韵，以大局观来营建章法的独特。其艺术韵味苍劲老辣。

作品藏于德风堂。

▼于右任的书法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祖籍浙江平湖，生於天津。名文涛，字叔同、息霜、释名演音，法号弘一。曾任《太平洋日报》文艺主编、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1918年出家，后為佛教健宗高僧。著有《李庐诗鐘》、《护生画集》、《寒茄集》、《南山律宗传承史》等。

李叔同的书艺以出家人自有的超脱和清雅，一丝不存人间之浮躁，细笔慢功写来，真让品赏者在大伏暑天见之也会立顿清凉起来。其学生，现代著名艺术大师丰子恺的故居石门古镇，有李叔同书写的一副对联：“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一样粗的线条，略为呈长方形的结构，用笔没有丝毫的牵带，随意而出，禅劲十足。

▼李叔同的书法

【沉尹默】

沉尹默（1883～1971），浙江湖州人。原名君默，字中，号秋明、瓠瓜。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 期间曾任《新青年》编委，建国后歷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其书法以楷书、行书见长，其书作於清俊圆润中，呈劲健透逸之姿。著有《歷代名家学术经验辑要释疑》、《书法沧丛》、《二五书法管窥》、《沉尹默书法集》、《秋明室杂诗》。

▼沉尹默的书法

【吴昌硕】

吴昌硕（1884～1927），浙江安吉人，名俊、俊卿，原字仓石，中年后更字昌硕，七十后以字行，别号老缶。吴昌硕的书法以石鼓文为绝，其石鼓文融合篆刻用笔，凝炼遒劲，貌拙气酣，极富金石气息。其行书融进了清代大家王铎风格。吴昌硕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吴昌硕的书法

【谢无量】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原名蒙，字大澄，后易名沉，号无量，别署嗇庵。幼承庭训，习古文辞、诗赋。民国初期歷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参议，黄博军校教官等职，之后从事教育和著述，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建国后，歷任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其碑帖兼融、甭散稚拙，雄浑俊逸。著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诗经研究》、《佛学大纲》、《楚辞新论》、《谢无量书法》等。

谢无量的书法字体结构新颖别致，寓巧于拙，疏朗而不松弛，实则是成竹在胸，自有法度。沈尹默先生曾有这样的评价：“无量法书，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株守者岂能望其项背耶？”

▼谢无量的书法

【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省湘潭韶山冲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其政务之余喜爱诗词，书法擅狂草，用笔咨意、气势磅礡，章法洁构变化万千，著有《毛泽东选集》五卷，遗墨辑有《毛泽东书集手跡选》、《毛泽东题词墨跡选》、《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等。

▼毛泽东的书法《长征》

▼毛泽东的书法《沁园春 • 雪》

【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周恩来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耑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 .六 .廿一

▼《周恩来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

▼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林散之】

林散之（1898～1989），祖籍安徽和县，生於江苏江浦，原名以霖，号散之。曾任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江苏书协名誉主席。早年学工笔人物画、书法，30岁前其书法得力於唐；后师从黄宾虹。先生尤擅草书。他以王羲之为宗，怀素为体，自成园转深雅、苍劲连绵的风格，擅山水画，工诗文。著有《江上诗存》、《林散之书法选集》。

林散之50岁之前几乎不被国内的书画界看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书艺境界。其书艺的被发现，缘于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的征稿，那时是1978年，在历经文革后，年迈的著名书法家有的已荒废许久而拿不出精品，后辈中出类拔萃的也不多，林散之的一幅大草震惊了所有的评委，包括郭沫若等在内，都对他的笔走龙蛇之大气、线条使转之精灵佩服之至。后来由于日本书法界的崇拜，林散之的书法在国内迅速地走红。有近代 “草圣” 之雅称。那时他已经年近60岁了。

其艺术韵味干枯空灵。作品藏于德风堂。

▼林散之的书法

【沙孟海】

沙孟海（1900～1992），浙江鄞县人，原名文若，号石荒、兰沙。少承碑学流风，得吴昌硕指授。曾作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协副主席、浙江省书协主席、西冷印社社长。著有《沙孟海论书从稿》、《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翰墨生涯》等。

▼沙孟海的书法

【舒 同】

舒同（1905年11月25日～1998年5月27日），男，字文藻，又名宜禄。东乡人（今江西抚州市东乡区）。书法大师。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舒同1905年12月14日（农历11月25日）出生在东乡县孝冈镇（今江西抚州市东乡区孝岗镇），1998年5月27日在北京病逝。

舒同是中国书法事业的继承和开拓者、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届主席，后任第2届、第3届名誉主席、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毛泽东主席赞扬他是 “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是当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

舒同自幼喜爱书法，5岁学书，14岁即有乡誉，被誉为 “神童”、“东乡才子”。曾系统地临过古代碑帖，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并注意取其精华，大胆尝试，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立了著名的 “舒体”，备受海内外推崇。他的书法，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老重，藏头护尾，点划润厚通畅，别具风格，是现代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谓舒体，就是从 “二王” 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借古于今，创独特风格，立 “七分半” 字体。这个 “七分半”，可以说是舒体字的精华，既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 “七分半”。

“七分半”字体充分反映了舒体字的深厚基础和面貌特征。应当说，舒体字的形成，不只是艰苦的书艺探索，更重要的是意志和毅力的磨练。舒同的墨海生涯从14岁在乡间小有乡誉时起，直至93岁病逝近80个年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管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 “十年浩劫” 的动乱，不论是在繁忙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在罹难挨斗的“牛棚”里，他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始终没有中断艺术研究和临池实践。舒体浑圆有力，外柔内刚，宽博端庄，雍容大方，以其特有风格，体现革命风云、将军气度，深为人们珍爱。当今，舒体已被输入电脑，广泛用于报纸、刊物、电影、电视，显出其独特的魅力。

舒同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团、师搞宣传工作，在紧张战事之余，潜心书艺，寄情翰墨。随红1军团长征到陕北时，一路上书写大幅标语，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烧了好多洞。在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捡了树枝在地上划拉；骑在马上，也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有一次被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 从此，“马背书法家” 的美名就传开了。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中共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拒绝参加。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位前清遗老读了信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 随即出山参政。

1936年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求毛泽东写校牌。此时毛泽东正在忙于撰写《实践论》，一时抽不出空，便向来人推荐：“你们去请1军团的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很好哩！我很欣赏。” 就这样，时任红1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奉命书写了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校牌，还写了大门左右两边的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八字校训。从此舒同的名声便驰誉全党全军了。

何香凝说过：“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

舒同是多产书法家，几十年来，他的墨宝留遍全国各地，特别是与颜真卿故里费县情有独钟，费县有他的多件墨宝传世。1959年舒同到费县视察水利工程，应邀回去题写了 “许家崖水库” 五个大字（每字原大高100厘米，宽80厘米）。这五个大字端庄大方，遒劲有力。体现他当时身置大跃进的年代，视察民情，看到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兴修水利的热潮而感慨万千；刚到山东省委担任第1书记，又有用武之地，春风得意；50多岁正年富力强，笔法浑熟，运笔酣畅淋漓，有泣鬼神、惊天地之气。舒同生前曾有言说：“许家崖水库”五个大字，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大的字，也是他最满意的字，而且刻的也好。这五个大字虽然没有落款，但人们一看就认出是舒同体。竖立在大坝溢洪闸旁的《许家崖水库》石碑，既是一座书法名碑，也是一座历史丰碑，已成为费县著名旅游景点——鄪国明珠 “天景湖” 的历史文物标志。

舒同之所以被誉为人民的书法家，是因为他这位马背上的红色书法家身居高位而没有官架，学识渊博而没有傲气，无论谁去求字，他都一一应允。因而，改革开放以后，费县人多次登门拜求墨宝，舒同先生为 “半塔中学”、“琅琊羲之砚厂”、“费县影剧院” 等题名，这些墨宝成为稀世珍品。

出版《舒同字帖》（分楷、行、草三本）、《舒同书法》、《舒同书法艺术》等。

▼舒同的书法

▼舒同题写的黄鹤楼匾额

【启功】

启功（1912～2005），自称 “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任主席（任期1984年-199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启功的书法

▼启功题写的黄鹤楼匾额

▲“天下江山第一楼” 是米芾的书法，出自《多景楼诗帖》，原是米芾为镇江北固山多景楼而写。

【附录】：

书法常识100题

一、书体类

1、什么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指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2、什么是金文？

金文是指殷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3、金文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西周金文比较盛行，主要有《毛公鼎》、《散氏盘》等。

4、什么是石鼓文？

石鼓文是刻在十个鼓形石碣上的文字，又称“猎碣文”。

5、什么是大篆？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的所有文字统称为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钟鼎文）、籀文、古文等。

6．什么是小篆？

小篆是与大篆相对而言的。秦丞相李斯修订、整理的秦篆称为小篆。

7．秦代小篆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据传多为李斯所书，书风严谨匀称、端庄秀美。

8、什么是瓦当文？

瓦当文是秦汉时期瓦当上所刻的文字。内容多为吉语。

9、隶书是怎样产生的？

隶书是在草篆的长期书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10、什么是汉隶？

汉隶指汉代的隶书，尤以东汉的隶书最有特色。后世把东汉时期的隶书称为“汉隶”。

11、汉隶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张迁碑》、《乙瑛碑》、《曹全碑》等。

12、什么是章草？

章草是西汉中晚期形成，并逐渐成熟，至东汉蔚然成风的一种草书，是隶书快写的结果。传世章草著名作品有皇象及史游的《急就章》、陆机的《平复帖》、索靖的《月仪帖》等。

13、什么是今草？

今草又称“小草”，是草书中一种流行最广的字体。今草成熟于东晋时期。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继承并发展了张芝始创的草书，风格面貌为之新。为了和章草相区别，人们把它称为今草。

14、什么是大草？

大草又称“狂草”，是草书的一种。唐朝张旭、怀素两位书家在晋代今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比今草更放纵的草书。

15、什么是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正楷、真书。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钟繇，最古老的楷书是钟繇写的《宣示表》、《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的楷书在钟繇楷书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显得更为美观。楷书可分为晋楷、魏楷和唐楷三种。

16、什么是北魏石刻？

北魏石刻是北魏碑版及北魏前后书风相近的魏碑石刻书法的总称，包括墓志、造像、碑碣及摩崖石刻等。也有人把北魏石刻称为“魏楷”。

17、什么是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楷书快写加上部分草法就形成了行书的特点。早期行书大约在晚于楷书形成的东汉后期便萌生出来。相传是汉末刘德升所创。

18、什么是瘦金体？

瘦金体是由宋徽宗赵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其笔画瘦劲似铁，自称“瘦金体”。

19、什么叫漆书？

漆书一般是指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所写的一种书体。



　　二、书家类  

20、钟繇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笔法清劲、古雅质朴、疏瘦圆浑，字形扁阔带有隶意。与王羲之并称“钟王”。

21、钟繇的传世作品有哪些？

钟繇的书迹已无真迹传世。刻帖中著名的有《宣示表》、《贺捷表》等。

22、张芝的书法特点及其代表作品有哪些？

 张芝是东汉末年著名的书法家，擅隶、行、草、飞白书，学崔瑗、杜度之法，变 章草字字区分为一笔书，气脉通畅。传世作品有《八月帖》、《冠军帖》等。

23、索靖的传世书法作品及其特点是什么？

索靖传世作品有《月仪帖》、《出师颂》、《急就章》等。其书法雄劲刚勇。

24、卫铄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卫夫人”唐人称其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犹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海浮霞。她是王羲之少年时代的书法老师。

25、王羲之书法风格是什么？

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对后世影响极大。用“内撅”笔法。

26、王羲之的行书传世作品有哪些？

行书：《兰亭序》、《二谢帖》等。

27、王献之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王献之创造出了意气纵横、优游神骏的行草新体。后人把他和他父亲称为“小王”和“大王”，并称为“二王”，成为千年书法经典。

28、王献之的行草传世作品有哪些？

行草：《中秋帖》、《鸭头丸》等。

29、王殉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书法遒劲飘逸，潇洒古淡。他的传世作品《伯远帖》。

30、智永书法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智永《真草千字文》用笔秀润圆劲，清俊妍美；结体平正和雅，风神朗发，犹如豪门英俊少年之气质。

31、“初唐四家”是指哪四位书家？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32、欧阳询书法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楷书作品，用笔凝练而含蓄，刚劲而清俊；结构内紧外松，左敛右放，方整而端庄，于平正中见险绝，古朴中寓润雅，是兼取南北书法精华的杰出典范。

33、欧阳询的楷书传世作品有哪些？

《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

34、虞世南书法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楷书代表作品《孔子庙堂碑》用笔遒美圆劲，沉着稳健；结体宽绰疏朗，端庄洒落，风神俱足。

35、虞世南的楷书传世作品有哪些？

《孔子庙堂碑》等。

36．褚遂良书法楷书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楷书代表作品《孟法师碑》清远萧散，遒劲端雅。

37、褚遂良的传世作品有哪些？

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38、薛稷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用笔瘦硬，点画精巧；结体以纵势为主，疏朗开阔，有华俊绮丽之美。

39、李邕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笔势瘦硬，骨力刚健，结体取相背之势而右耸，疏密对比强烈。

40、李邕的传世作品有哪些？

《李思训碑》、《麓山寺碑》等。

41、孙过庭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草书作品《书谱》深得二王笔法，用笔峻利，点画跳跃，且蕴藏含蓄。

42、张旭书法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张旭的草书最为著名，他往往醉后呼走狂啸，挥毫于壁，有“张颠”之称。

43、张旭的大草传世作品有哪些？

《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44、颜真卿楷书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多宝塔碑》，用笔清俊遒美；结体方正匀稳，端庄谨密。

45、颜真卿行书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书风浪漫而沉雄，用笔多以中锋，圆润遒劲，有篆籀笔意，变二王的“折钗股’’之爽利为“屋漏痕”之毛涩。

46、怀素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怀素的草书多用中锋运笔，辗转翻侧，连绵不断，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47、怀素的大草传世作品有哪些？

《自叙帖》、《苦笋帖》等。

48、柳公权书法楷书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用笔坚挺瘦削，强调起、收笔与转折处的顿按，呈明显的隆起结节的华饰现象；结体中宫收紧，四方开张。

49、柳公权的楷书传世作品有哪些？

楷书：《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50、什么叫“颜筋柳骨”？

“颜筋柳骨”是对颜真卿和柳公权书法风格特征的一种评价，意思是颜真卿的书法肉丰骨少，以筋取胜，柳公权的书法骨多肉少，以骨取胜。

51、杨凝式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结字善移部位，姿态生动，字的行间十分空疏，形成一种疏朗闲淡的布局，超尘拔俗，气息清新。为晚唐书风的重要传承者。

52、杨凝式的楷书传世作品有哪些？

《韭花帖》。

53、“宋四家”是指哪四位书法家？

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

54、蔡襄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书法雅逸劲健，用笔简练，且富有变化。代表作《扈从帖》、《脚气帖》等。

55、苏轼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用笔点画丰富，形体丰满趋扁，章法疏密有致，茂密中求空灵，藏巧于拙。

56、苏轼的行书代表作品有哪些？

《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洞庭春色赋》等。

57、黄庭坚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其书法用笔生涩，运笔圆劲，锐硬中有韧性，体势中宫紧敛，长撇大捺。

58、黄庭坚的行书代表作品有哪些？

行书：《东坡黄州寒食诗跋》、《经伏波神词诗》、《松风阁帖》等。

59、米芾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用笔灵动多变，爽利中见力量，飞白劲健而又沉着，起收笔、提按、顿挫随心所欲，姿态飞动，中侧锋并用，变化莫测，“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自称“八面出锋”，体势多欹侧，章法疏密相间。

60、米芾的行书代表作品有哪些？

行书：《蜀素帖》、《苕溪诗帖》等。

61、赵孟頫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赵孟頫的书法不激不厉，平和蕴藉，笔法精熟，结字平正秀丽，气息高古。赵孟頫在书法上是一位复古主义者，主张师法“钟王”，出入晋唐。影响元、明、清三朝。赵孟頫的楷书被后人列为欧、颜、柳、赵四大楷书之一，称之为“赵体”。

62、赵孟頫楷书传世代表作品有哪些？

《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

63、元朝有哪些著名书家？

赵孟頫、康里崾崾、杨维桢、倪瓒等。

64、康里崾崾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笔画遒劲妍美，转折圆劲。传世书迹有《渔父词》等。

65、杨维桢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运笔清劲，字形破甜俗风气，跌宕奇纵。代表作《真镜庵募缘疏书卷》等。

66、倪瓒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以小楷见长，其字形偏扁，因其以隶法写楷书之故，深得魏晋人的笔意。

67、什么叫“吴门四家”？

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

68、祝允明小楷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他的小楷精致典雅，深得晋人之法，又有己意。传世小楷作品有《赤壁赋》、《洛神赋》等。

69、文徵明小楷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取法“二王”，温纯精绝。传世作品有《归去来兮辞》、《离骚经》等。

70、陈淳草书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气势纵横，奇肆奔放，纵逸率意。传世草书代表作品有《秋兴八首》。

71、王宠小楷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他的小楷有晋人韵味，用笔丰富多变，结体平中见奇，章法疏朗有致，传世小楷作品有《滕王阁序》、《刺客列传》等。

72、董其昌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用笔虚、章法疏、用墨润，追求淡雅虚静、天真平淡的书风。

73、傅山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真率质朴，看似狂怪放诞，实则深通古法。

74、何谓扬州八怪？

指汪士慎、金农、李方膺、李鲜、黄慎、高翔、郑燮、罗聘。

75、刘墉书法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什么？

书风丰润浑厚，貌腴而古劲，绵里藏针，有“浓墨宰相”之称。

76、清代擅长篆书的代表书家有哪些？

邓石如、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



　　三、碑帖类

77、什么是碑？

碑，原来是指竖在地上的石头。起初碑是没有文字的，后来刻了文字，才是书法艺术中所称的“碑”、“碑刻”。

78、什么是帖？

帖的原义是指写在帛上的字，书法中的帖是指凡晋、唐、宋人用真、行、草书作字，表现在木刻、石刻的字，都称之为帖。

79、什么是碑派？

碑派是清代出现的新兴的书法艺术流派。

80、什么是帖派？

帖派是相对碑学的出现而提出的概念。它是指魏晋以后，以法帖为学习研究对象，以钟繇、王羲之为宗的书派。北宋刻帖之风兴起，对帖派盛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81、什么是刻帖？

把历代书法名作摹刻在木板或石板上谓之刻帖。在古代，刻帖使历代书法名作得以广泛流传。

82、什么是《淳化阁帖》？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侍书王著将历代帝王、历代名臣、历代著名书家作品，汇编成十卷，用枣木摹刻，以澄心堂纸、李廷硅墨拓出制帖。

83、什么是《三希堂法帖》？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命梁诗正将清宫内府所藏历代法书编次摹勒，历时三年刻成。自魏晋至明末共三十二卷。因乾隆收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三种墨迹，这三种墨迹也包括在刻帖内，所以就将刻帖称为《三希堂法帖》。

84、什么是传拓？

传拓也称椎拓。把金石竹木器上的字画用纸墨捶拓下来，便于广泛流传，叫做椎拓。

85、什么是拓片？

已经从碑碣上捶拓下来的字画称为拓片。

86、《兰亭序》是谁的书法作品？风格特征是什么?

《兰亭序》又称《临河序》、《禊帖》等。序文描写了绍兴兰亭聚会时流觞曲水的盛况以及作者王羲之的感慨。此帖书文并佳，充分体现了王羲之潇洒俊爽、飘逸遒美的书风，世称“天下第一行书”。

87、《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集于什么时代？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唐代行书刻碑。

88、《祭侄文稿》是谁的书法作品？风格特征是什么？

《祭侄文稿》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为自己的侄子季明在“安史之乱”中惨遭杀害而写下的一篇祭文。其用笔遒劲、浑厚，结字大小相间，变化无端。用墨枯润相间，天真烂漫。后世将《祭侄文稿》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89、《黄州寒食诗帖》是谁的书法作品？风格特征是什么？

《黄州寒食诗帖》是宋代书法家苏轼用行书书写的两首自作诗。这件作品抒发了他被贬黄州的郁闷心情。此帖点画坚实肯定，苍劲遒健，沉着凝重，笔势奔放，如潮似海，跌宕恣肆，为传世苏书中的最佳作品，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四、综合类  

90、书法的含义是什么？

简单地说，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它包括笔法、结构、章法、墨法四个基本要素。具体地说，指书家以墨汁、毛笔为书写工具，汉字为书写对象，宣纸、绢等适宜书写的材料为载体，运用正确的笔法、合理的结体、完美的章法、和谐的墨法来抒发性情，表现丰富内涵的一种中国传统艺术。

91、什么是“永字八法”？

指构成“永”字的八种基本笔画的写法。

一是点为“侧”，

二是横为“勒”，

三是竖为“努”，

四是钩为“超”，

五是左上画为“策”，

六是左下撇为“掠”，

七是右上撇为“啄”，

八是右下捺为“磔”。

92、什么是读帖？

读帖就是看帖，就是要像读书分析文章的要领和义理那样，去认真揣摩、分析、领悟碑帖中的用笔方法、结构特征以及章法布局等，做到心中有数。

93、什么是临帖？

临帖是将字帖放在旁边，仿照帖中运笔技法，结构特征，转折、提按、顿挫、起收、藏露以及章法布局而练习书写。人们经常采用的有对临、背临、意临。

94、什么是摹帖？

摹帖是以透明的薄纸覆于碑帖上，依据原字帖形迹书写。

95、什么是背临？

背临是学书的一种方法，在临摹精熟的基础上不看范本字帖，凭记忆默写，力求和原帖的风貌、神韵相似而逼真。

96、什么是“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指中国传统书画用的笔、墨、纸、砚。

宣纸、湖笔、徽墨、端砚，是文房四宝中的精品。

97、什么是宣纸？

宣纸是用青檀树皮制成的，用于书画具有“表达艺术妙味”的特殊性能。

安徽泾县的小岭是宣纸的故乡。四川夹江也出产书画纸，叫做“夹江宣”。

宣纸分为生宣和熟宣两大类，生宣能吸水渗化，而熟宣不吸水渗化。

98、什么是墨？

墨分松烟、油烟两大类。以徽墨最为著名，徽墨的产地是安徽歙县。现在书家大多使用墨汁，有产于安徽歙县的李廷硅墨汁、胡开文墨汁，上海产的曹素功墨汁，北京产的一得阁墨汁等。

99、什么是笔？

笔是指用于书画的毛笔。

以湖笔最为著名，湖笔产于浙江湖州。毛笔可分为软毫、兼毫、硬毫三大类。

100、什么是砚？

砚是指墨的研磨工具。

主要名砚有端砚和歙砚两大类。端砚产于广东肇庆，歙砚产于安徽歙县歙山及江西婺源县龙尾山。

（2020.07.26. 《书法家园》）



〖备注〗：

图文资料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