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49 — 谭抒真（1907-2002）写于1997年

谭国璋

40年代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当小提琴演奏员。同时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以及行知艺术学校兼课教小提琴。接近全国解放的一段时间内经常关心的问题是音乐事业的前途如何？交响乐团和上海音专是否还会继续存在？谁来主持？我认识解放区的人很少，只认识李德伦和张贞黻，知道贺绿汀的名字，但没见过面。那时常猜想，也希望李德伦或张贞黻来主持交响乐团的工作，由贺绿汀来当音专校长。我曾和几位朋友讨论过，他们也和我的想法一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过了几天收到去八仙桥青年会开座谈会。会上陈毅司令作了关于全国形势及文艺方针的报告。他从下午两点一直讲到六点，略为休息吃茶点再继续讲到八点钟。最后由参加会的人自由发言。
听了陈司令的报告使我了解到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受到很大教育。
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6月20日收到通知，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筹委会选派我参加全国文代会。同一天在《大公报》上刊登消息及上海代表团名单。6月21日中午军管会在逸园大饭店举行宴会欢送代表团北上。军管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交际处处长周而复，文管会主任夏衍，文艺处副处长黄源、于伶等都参加了宴会。陈市长作了热情而风趣的发言，鼓励大家把会开好。
代表名单共97人。其中音乐代表15人。属于交响乐团的只有我一人。
音乐界代表：張文綱、湯雪耕、沈知白、譚抒真、周小燕、江定仙、楊今豪、舒模、沙梅、吉聯抗、孫慎、謝紹真、郎毓秀、管喻宜萱、王雲階。

代表团定于6月底出发赴京，适巧那时发生一件事使我未能随团北上。虽然迟到几天幸而错过的重要日程不多。第二天去怀仁堂参加大会听周总理的报告。正听得出神，忽然毛主席从后台走出来。顿时全场沸腾起来，欢呼声响彻云霄，历久不息。后来毛主席走到讲台前像是要说话，大家才安静下来。毛主席说：“人民需要你们，所以我们欢迎你们！”又是一阵欢呼鼓掌。毛主席说完退到后台，周总理继续讲演。以后还听过一些重要报告，不一一叙述。

在开始阶段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多半谈学习《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谈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普及与提高，深入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等问题。到会议的末期，小组会上多半涉及一些具体问题。例如交响乐如何为工农兵服务，音乐学校如何改革等。我记得安波同志发表比较具体的意见。他认为交响乐团不适合为工农兵服务，应当解散，成立文工团。音乐学校学制太长。长时间躲在象牙塔里不利于改造思想，不利于为工农兵服务。应当改成一年制。那天晚上没有会，我约了李德伦去中山公园乘凉。因为他不在我们小组。我把听到的意见告诉他。他说他比较熟悉党的文艺方针。普及和提高不能偏废。交响乐团不应该解散。相反，要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既要发展又要提高。音乐学校的学制不应该缩短为一年。必要时可以设立短期进修班。这是李德伦的主要意见，不是他的原话。我赞成他的意见。
晚年谭抒真与李德伦

那时陈洪和沈知白同住一个房间。有一天陈洪来找我，说是刚才周扬来看沈知白，他也在房间里。周扬来征询沈知白的意见，问他谁担任上海音专校长最为合适，请他推荐。沈知白推荐沈仲俊。周扬不知此人，问沈仲俊是不是音乐家。沈知白说不是音乐家。周扬说那不合适。又问还有其他人吗？沈知白又推荐田仲济。周扬又问是不是音乐家。沈知白又说不是音乐家。周扬又说那不合适。再问还有什么其他人。沈知白说没有了。周扬就告辞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沈仲俊在萧友梅任校长时曾担任秘书。沈仲俊当时是、或者曾经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职员。当时音专在法租界，有沈仲俊在学校任职，和法公董局办交涉比较方便。这是我从前听说的。抗战胜利以后戴粹伦任校长期间，沈仲俊是总务主任。至于田仲济，是戴粹伦时代的中国文学教师。他思想进步，全国解放以后任院委会委员并继续教课。
陈洪将周扬访问沈知白这件事告诉我，是因为他觉得上海音专是全国唯一的音乐学校，要继续办下去一点要有合适的音乐家当校长。他说：“你是上海代表应当关心这件事。”我告诉他，上海音乐界一些朋友曾经议论过，希望贺绿汀去当校长。陈洪不反对这意见。但他觉得也可以考虑马思聪。我没有反对。但是我心里想，在上海还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人提起过马思聪，更不会希望他去当校长。
陈洪提议先去找马思聪，他和马思聪曾经在广州办过学校。次晨陈洪和我同去崇文门内路东德国饭店。马思聪一家人正在餐厅用早餐。我们也坐下来喝咖啡。陈洪将我们来意讲了。马思聪说：“北京这个地方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北京这些人。上海比北京好，但是我更喜欢广州。不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肯放我走。”这是马思聪原话。虽然时隔四十八年，我还记得很清楚。看样子他不愿意去上海，我们便告辞了。
下一步要去拜访贺绿汀。打听到贺绿汀住在西堂子胡同一号人民艺术剧院。陈洪没有和我同去。我下午到了人艺，院中空无一人。我在里面转了一圈，见有一间屋子门开着，床上坐着一个人。我仔细一看，感觉他就是贺绿汀。我走进去问：“您是贺绿汀同志吗？”他说：“是的。”我说：“我是谭抒真”。他说：“知道的。”我就开门见山说了上海音乐界朋友们希望他能去上海主持上海音专的工作。他说他愿意去上海工作。他在上海读过书，工作过，有不少同学和朋友。但是还要看中央如何安排，如果中央不派他去，他应该服从中央的安排。我说，我仅是表达上海音乐界朋友的希望，当然也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就这样主要的问题谈完了，我也没有多坐，就告辞出来。短短的会见对贺绿汀印象极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诚坦率，是主持音乐学院的理想领导。
我回到住处向陈洪陈述了拜见贺绿汀的情况。然后商量如何将我们的愿望告诉周扬。又顾虑周扬没有找我们征求意见，我们冒然去找他也许不合适。我想可以去找田汉请他转达周扬比较妥当。20年代我曾和田汉很熟。我在美专任教时，他的南国剧社就在美专之旁。新华艺术大学创办时我们都是发起人，他的南国社也迁到金神父路底新新里，和新华紧邻。后来他在善钟路二号创办上海艺术大学。我曾去兼课，和他来往颇为频繁。我们决定去找他。
第二天上午我和陈洪同去北京饭店。到了那里陈洪说他不上楼，在下面等我。我上到三楼，见有一房门开着，田汉站在床边整理床上一只小皮箱。在他身旁站着一位女士。我走进房间，田汉介绍说，“这就是安娥。这是音乐家谭抒真。”我问他是不是要出门。他说有事要去天津一趟，后天回来。我说：“我只说几句话，不多耽误你的时间。我们上海音乐界的朋友们希望贺绿汀同志去上海当上海音专的校长。大概是周扬同志主管这方面的事。想请你向周扬转达我们上海音乐界朋友们的愿望。”田汉连忙说：“好好好，很好。等我后天从天津回来，一定去和他说。”我说：“那就多谢费心了。”随即告辞出来。我感觉他不仅是答应向周扬转我们的意见，而且觉得他也赞成我们的意见。这样就比直接去找周扬更好，因为又多了一个赞成这建议的人。我走下楼将情况告诉了陈洪。他点头称善。这件事就暂时告一段落。
谭抒真与陈洪及陈又新教授

大会之后回上海的火车舒适畅通。我和美术界朋友坐在一起。倪贻德为我画了速写画像。刘开渠、陈烟桥、庞薰琹、陈秋草各为我画了一张速写小风景。倪贻德是多年老朋友，是美专和新华艺术大学的同事，也同时在日本留学。他问我愿不愿去杭州担任杭州艺专音乐系主任。我说如果上海真的没有工作，是可以考虑的。到那时再说。

刘开渠的速写

陈烟桥的速写

倪贻德的速写

陈秋草的速写

回到上海又参加了一些大游行等庆祝活动。在8月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收到上海军管会由陈毅司令及粟裕副司令署名的委任令，委任我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同时从报上消息得知贺绿汀是院长，向隅和我是副院长。这消息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为忧。喜的是贺绿汀就任上音院长是众望所归。忧的是我当副院长既非预料所及。又非力所能及。感到诚惶诚恐。这是真话。活了四十多年从来就没有干过行政工作，既没兴趣，又没有才能，又没有经验。第二天去找黄贻钧和韩中杰商量。他们也觉得我不适合干行政工作，不是那块料。而且他们希望我留在交响乐团。既然如此，我决定辞职。请他们二位和我一同去帮我说说。三人一同去到延安中路浦东大楼八楼军管会文艺处，见到黄源副处长。我说了我请辞的理由是没有行政工作的能力，又没有经验。我最适合的工作还是在交响乐团当演奏员，去音乐学院兼课也是可以的。黄源说：“任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是执行中央决定。我看你就干吧。不要辞。你辞也辞不掉。没有经验，干起来就会有经验的。”我听了黄源的话，再也想不出更有力的理由可说了。苦笑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黄贻钧和韩中杰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辞职就此以失败告终。走出大楼，黄贻钧说：“不能辞，那就干吧！”
回家想来想去，到音乐学院去工作并非坏事。无非是怕自己不能胜任。到这地步只好鼓起勇气去干。到8月底我就辞去了交响乐团的工作。9月1日去音乐学院报到上班。贺绿汀院长、向隅副院长于10月间到任。 从此开始了我一生最重要、最长、最丰富、最幸福的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一切都是从难忘的1949开始的。

一切都是从难忘的1949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