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吴桂贤的传奇人生

李海生

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政坛上有两个人非常特殊。这两个人都是从最底层出来的，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从政的经历，却被火箭般提拔为副总理。

这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代表了农业，一个代表了工业，男的叫陈永贵，女的叫吴桂贤。

关于陈永贵，我们应该都不陌生，那个标志性的头巾、标志性的笑容，直到今天仍然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但关于吴桂贤，却不是很多人了解，今天本文就介绍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最年轻的副总理。

苦难的童年

至今忆起，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

1938 年小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几年后河南遭受大灾，民不聊生。一家人逃荒到陕西，童年的小桂贤常常挎着篮子到地里挖野菜．到铁路上去捡煤渣……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守在河南老家的奶奶来信说，家乡正搞土改，按人口分地。要他们赶快回去，晚了只怕分不上地。父母发愁了：全部积蓄还不够买回乡的车票。好在赶上政府扶助，有闷罐车遣返难民回豫，大人半票，小孩免票。火车走走停停，一坐十来天，赶到家里，土改已经结束。

这是1950年春天，河南大旱，春麦变黄，高不及脚踝，穗子如蝇头。这使小桂贤想起陕北塬上的麦子。绿油油一片，风中摇摆的景象是那么美丽。多少次梦回的家乡。怎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没赶上分地。一家八九口人，拮据异常。没钱买菜买油。换煤油也得等两只鸡下蛋。干旱年景，地里也拣不到能吃的东西。奶奶将落地的小青柿子捡起来．洗净晒干磨成面，与米糠掺在一起蒸成饼子当口粮。糠粗柿子涩，吃进去拉不出来。

十二岁的吴桂贤，小小年纪便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懂得为父母分忧。终于在一天早晨．她向父母提出，她要出去工作，能挣多少是多少，哪怕挣点买米买油钱也好。许是因为家里日子实在艰难，父母默许了她的要求。

于是，从陕西回到河南老家仅四个月的吴桂贤，又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等待一个十二岁姑娘的，是怎样的命运呢?她没有多想。

十三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可是，吴桂贤太小了，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年纪，如何找工作?

头一年，她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但她的心已经被外面日益变化的世界所鼓动，于是，当听说陕西西北国棉一厂——这个在咸阳兴建的第一家国家纺织厂对外招工的消息时，她就踮着脚站到了招工者面前。

纺织厂招工考试，先考“眼疾手快”的反应能力，这些吴桂贤都顺利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却不够，多亏小姐妹们传授秘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子儿才勉强通过。

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十六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十六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五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十三岁。厂里说是十三岁的要退回。五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十多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小女孩就被破例招了“童工”。

一帮苦孩子到厂的当天晚上，还闹了一个笑话。晚上她们在女工宿舍住下后，心情非常激动，说呀，笑呀，跳呀，唱呀，折腾到后半夜上床睡觉时。怎么也弄不灭灯——在这之前，她们谁也没用过电灯。姐妹几个轮流用嘴吹．吹得满头大汗……后来有人笑她们：“乡下娃，吹灯泡．一夜没睡觉。”

劳动模范的足迹

吴桂贤穿上白围兜，戴上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纺织女工。当时一个拥有三千多人的企业算是大企业了，十三岁的吴桂贤心里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更让她终身引以为豪的是，后来成为纺织女工骄傲的赵梦桃，是和吴桂贤同一批进厂的女工。赵梦桃比吴桂贤大三岁，她们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起度过了最初的美好时光。

吴桂贤进厂后，很快碰到没文化带来的问题。她不能忘记工厂招收她时，她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窘况。为了提高自己，她开始自学，不会就问；又参加厂里的职工夜校，半工半读。

靠着勤勉与刻苦，很快她就能断文识字，读小说、看报纸了。了解了时事．境界自是不同。《高玉宝》、《不死的王孝和》、《保卫延安》、《把一切献给党》等书里的英雄人物激起她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的万丈豪情，身边的模范人物赵梦桃是她学习和追赶的目标。

当时，赵梦桃是四组工会组长。吴桂贤是二组工会组长。十八岁的赵梦桃既是劳模又是党员。争强好胜的吴桂贤心里暗想，我们俩是同时进厂的，她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

由于思想先进，积极肯干，吴桂贤于1955年加入青年团．195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入党转正那天，领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由于她表现突出．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任党小组长。

吴桂贤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这时的赵梦桃已经是全国劳模。党的八大代表。星光耀眼，光华四射。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虚心请教，互帮互学。那一段美好的日子，吴桂贤至今难忘。

不幸的是，赵梦桃后来得了癌症。在她病重期间，陕西省委以其名命名她所在的小组为“赵梦桃小组”。

1963年4月27日。在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大会上，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换肩，不换气，把赵梦桃小组红旗扛到共产主义》的发言。

赵梦桃逝世后，吴桂贤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从此，她对自己要求更严了，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但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团结全组姐妹来挑重担。

为了降低棉花损耗，提高棉纱质量，多纺纱，纺好纱，她每天带领姐妹们提前四十分钟上班，做好准备工作，清扫现场和机器。她总是抢着挡最难挡的车，将好挡的车留给操作技术欠佳的姐妹。她对小组成员以姐妹相待，心里时时装着她们，哪个身体不好，谁家小孩病了．她就约小组成员前去帮助洗衣做饭干家务；哪个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她就去调解。她认为，姐妹们上班很辛苦，下班回家应该有个良好的休息环境。

由于齐心协力，“赵梦桃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 “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班组管理经验，传遍了全国纺织系统。

吴桂贤本人从1958年起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1964年、 1966年两次被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了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66 年3月，吴桂贤与上海的杨秀珍、山西的解悦一同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

吴桂贤的名字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全国传扬。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辉煌阶段。

做为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但吴桂贤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跟周恩来总理站在一起，成为他的助手。

文革开始后，她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当时许多劳动模范一样，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心底无私，为人低调，她怎么能料到当时中国政坛云谲波诡，她被擢拔到权力的高层．又在数年后经受难以言说的心灵震动与痛苦……

如今，当问及吴桂贤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有何想法时，她总是连连说：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呀!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若干年后，吴桂贤对于主席当年的决定才略知原委。

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志太少，应该增加，并推荐了上海的王秀珍。周恩来考虑这样四人帮在政治局力量过大，就立即针锋相对地表示，要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

他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陕西省派飞机把吴桂贤的档案连夜送给中央的。提拔吴桂贤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因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计划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中“掺沙子”，把党中央打造成“工农商学兵集合”，政治局要有这5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吴桂贤恰好符合“工农基层干部”的出身。

　　留在北京后，36岁的吴桂贤进入政治局，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丈夫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1974年底的一天，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晚上，吴桂贤来到医院看望周总理，在病床前，吴桂贤简单汇报了负责的工作，然后说：“总理啊，我来中央工作几个月了，我觉得我年轻，知识面也不广，经验也不足，想回基层锻炼锻炼。”但周恩来没有同意她回基层的要求，只是笑着表示，希望她“留下来继续学习”。

        鉴于周恩来当时已经身患重病，急需有人给他分担繁忙的工作，毛主席也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最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担任副总理。就这样，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还是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没有经验，不适合做副总理，这时大家都在休息厅休息，她就走到王洪文跟前，讲了自己的想法，并请王洪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一下：把我换下来，换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同志上去。王洪文道：“这事你得去找主席呀!”(当时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吴桂贤看王洪文的态度为难，觉得还得找周总理。这时周总理进休息厅坐下，吴桂贤马上走到总理面前，强调自己年轻，经验不够，希望换一个人。总理浓眉一动，态度和蔼地说：“桂贤同志，这是一份候选名单，你能否选上，还不知道呢!不换了。马上就要开会了，看大家选举吧！”结果，吴桂贤顺利通过选举。

这次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3个人格外引人瞩目，分别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排名第七；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排名第八；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排第十二。

　　作为副总理，吴桂贤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吴桂贤表示自己对纺织业比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识分子的卫生部，恐怕不行。

周恩来再次鼓励她：“让你们3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然后他又问：“桂贤同志，你参加九大，毛主席讲的话你还记得吗？”吴桂贤说记得，毛主席对工农委员讲 “三三制 ”，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 对，你就按照毛主席的 ‘ 三三制 ’ 去做。”周恩来指示说。

此后任副总理的3年多时间，吴桂贤每年都打报告回到陕西3个月。先到西北国棉一厂，然后参加省委常委会，跟省委书记一块下乡，到渭南、汉中等地区，深入基层解决问题。

　　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有一件小事很值得一提。吴桂贤到北京一个月后，突然接到了通知，要求交5块钱的茶叶钱。原来，当时有规定，领导开会喝茶都得自己掏钱，吴桂贤一个月下来应该交5块钱。

据说这个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

从那以后，吴桂贤开会时再也没喝过茶，只喝白开水。原来吴桂贤当时虽然是副总理，但拿的工资却仍然是西北国棉一厂发的，每个月62块钱，其中20块钱给父母，20块钱给子女，自己只有22块钱作为生活费，如果喝茶就得花5块钱，吴桂贤当然舍不得了。

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主意。

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吴桂贤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收文件，吴桂贤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她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她发现文件夹在抽屉的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吴桂贤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中办就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吴桂贤的第一个秘书。

后来，吴桂贤分管工、青、妇和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她就又要了一个叫张健民的男秘书。但是，吴桂贤一直没要警卫人员。

　　重返西北国棉一厂

　　“ 文革 ” 结束后，中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吴桂贤再次产生了回陕西的想法。1977年9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吴桂贤亲自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回陕西。报告交上去之后，华国锋给她打电话：“ 你也知道接待元首我是第一次，我要做准备，所以你等等，我接待完铁托后抽时间再见你。”

后来，华国锋与汪东兴一起接见了吴桂贤。吴桂贤跟华国锋说：“ 把我的副总理免了吧，我在报告上写了要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华国锋说：“ 副总理就不免了，等开五届人大再说吧。不要回西北国棉一厂了，你还是陕西省委副书记之一，回陕西省委工作吧。” 吴桂贤没有再坚持，只想快点离开北京。

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吴桂贤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

回到陕西的当天夜里，吴桂贤顾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国棉一厂。得知“赵梦桃小组”在上夜班，吴桂贤穿上工作服就往车间走：“我是个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为坐了20多个小时车，又没好好休息，吴桂贤在车间里一直吐。姐妹们让她在一边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台车给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但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回到陕西后，关于她的谣言和大字报开始四处蔓延。有人说她是在中央犯了错误被赶回来的；还有人说她的子女生病时，曾动用专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说吴桂贤当副总理时回答外宾问题，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 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吴桂贤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吴桂贤听后一笑了之，她文化低，但善于学习的，看过很多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她怎么会闹出笑话呢？！吴桂贤后来说，自己当副总理的3年，总想着 “ 不能给工人阶级丢脸 ”，想做点实事。在会见外宾之前，她都会提前查看外交部送来的材料，生怕出纰漏。欧美国家的人名很难记，她就把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纸片上，压在茶杯下面，万一忘记了，她就挪挪茶杯看一眼。

面对流言蜚语，吴桂贤心静如水，她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辈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一路各种运动都经过了。我要不是度量大，早就不在了。自己一心听毛主席和党的话，尽了自己的力，不怕别人怎么说。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专门针对吴桂贤作了一个批示，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公正评价。陕西省委有意将吴桂贤安排到省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但她本人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

1982年，吴桂贤再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应聘进入企业界成为董事长

1988年，吴桂贤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丈夫的鼓励下，50岁的吴桂贤只身来到深圳，担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上任后，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员工，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一应俱全。一开始，生活设施跟不上，吴桂贤和其他7个人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同时，她还多次到有关部门游说，争取员工进城户口指标。

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应紧张，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对方一听说是吴桂贤，都感到十分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吗？现在她为特区效力，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

1998年，吴桂贤退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

她退岗不退休，不仅继续从事扶贫事业，还带头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为陕西招商引资，搞宣传。“ 梦桃精神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但自己要先进，还要帮助大家人人先进。”吴桂贤说，“ 我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毛泽东思想灌输长大，我心里只有党和国家。只要还有力气，就愿意再做点事。” 从此， 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吴桂贤的丈夫王振涛高高的个子、眉宇中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究院，搞激光研究。

经朋友介绍，1965年他与吴桂贤相识。那时候，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

她说， “ 我们谈了六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六年信。六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我也没给他做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我们俩恋爱的方式很特别——有时。他一边给我洗衣服，一边看着我在院子里给女工们开会；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针，我要等你。”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兼任省委书记。她忙得顾不上结婚，直到三十一岁才跟王振涛办了结婚手续。当时只有三天婚假，吴桂贤一天也没休，他们只在厂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住。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女儿：“ 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 ? ” 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无奈，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五岁时。王振涛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爹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来自己照顾。王振涛教会了六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自己做蛋炒饭吃，再请邻居早上叫醒孩子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时候我都没有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说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她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也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吴桂贤退休以后，和家人一直生活在深圳。但她仍然很忙，经常应邀参加和出席深圳各界的社会公益活动。在深圳人心目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印象。

最近，吴桂贤又被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和“手拉手健康扶贫活动”组委会授予“ 爱心妈妈 ” 称号。她说，每个女人都有家庭，都是母亲，都是妻子。我退休了，公家没有大事了，但我还有一个小家要维护。古人讲修身齐家，小家好了，国家自然好了。我觉得有爱心的女人最美。

从西北的一个普通纺织工人，到37岁成为共和国首位最年轻的女副总理，回到原点后，又成了深圳外贸集团的董事长，吴桂贤的人生，就这样在大起大落中成就了一个个传奇。

（图片、文字资料均来自网络，向原作者致意！文字整理：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