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政坛上有两个人非常特殊。这两个人都是从最底层出来的,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从政的经历,却被火箭般提拔为副总理。

这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代表了农业,一个代表了工业,男的叫陈永贵,女的叫吴桂贤。


关于陈永贵,我们应该都不陌生,那个标志性的头巾、标志性的笑容,直到今天仍然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但关于吴桂贤,却不是很多人了解,今天本文就介绍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最年轻的副总理。

吴桂贤1938年出生于河南巩义,在抗战时期,河南遭受大灾,民不聊生。吴桂贤一家在那场大饥荒中离开了家乡,来到陕西咸阳谋生。

1951年,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开始招工,年仅13岁的吴桂贤就去报了名,从此开始了大起大落的传奇一生。

吴桂贤虽然年纪小,但学东西非常快,没几年就被调到了赵梦桃小组。赵梦桃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劳动模范,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

1963年,赵梦桃因病去世后,吴桂贤接过了赵梦桃的班,成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代表,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但吴桂贤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跟周恩来总理站在一起,成为他的助手。

文革开始后,她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当时许多劳动模范一样,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若干年后,吴桂贤对于主席当年的决定才略知原委。

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志太少,应该增加,并推荐了上海的王秀珍。周恩来考虑这样四人帮在政治局力量过大,就立即针锋相对地表示,要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

他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陕西省派飞机把吴桂贤的档案连夜送给中央的。提拔吴桂贤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因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计划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中“掺沙子”,把党中央打造成“工农商学兵集合”,政治局要有这5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吴桂贤恰好符合“工农基层干部”的出身。

  留在北京后,36岁的吴桂贤进入政治局,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丈夫王振涛带着4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1974年底的一天,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晚上,吴桂贤来到医院看望周总理,在病床前,吴桂贤简单汇报了负责的工作,然后说:“总理啊,我来中央工作几个月了,我觉得我年轻,知识面也不广,经验也不足,想回基层锻炼锻炼。”但周恩来没有同意她回基层的要求,只是笑着表示,希望她“留下来继续学习”。

        鉴于周恩来当时已经身患重病,急需有人给他分担繁忙的工作,毛主席也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最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担任副总理。就这样,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还是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没有经验,不适合做副总理,又一次找到周恩来,希望换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周恩来回答说:“桂贤同志,这只是个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马上就要开会了,看大家选举吧!”结果,吴桂贤顺利通过选举。这次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3个人格外引人瞩目,分别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排名第七;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排名第八;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排第十二。

  作为副总理,吴桂贤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吴桂贤表示自己对纺织业比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识分子的卫生部,恐怕不行。

周恩来再次鼓励她:“让你们3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然后他又问:“桂贤同志,你参加九大,毛主席讲的话你还记得吗?”吴桂贤说记得,毛主席对工农委员讲 “三三制 ”,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 对,你就按照毛主席的 ‘ 三三制 ’ 去做。”周恩来指示说。

此后任副总理的3年多时间,吴桂贤每年都打报告回到陕西3个月。先到西北国棉一厂,然后参加省委常委会,跟省委书记一块下乡,到渭南、汉中等地区,深入基层解决问题。

  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有一件小事很值得一提。吴桂贤到北京一个月后,突然接到了通知,要求交5块钱的茶叶钱。原来,当时有规定,领导开会喝茶都得自己掏钱,吴桂贤一个月下来应该交5块钱。

据说这个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

从那以后,吴桂贤开会时再也没喝过茶,只喝白开水。原来吴桂贤当时虽然是副总理,但拿的工资却仍然是西北国棉一厂发的,每个月62块钱,其中20块钱给父母,20块钱给子女,自己只有22块钱作为生活费,如果喝茶就得花5块钱,吴桂贤当然舍不得了。

  “ 文革 ” 结束后,中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吴桂贤再次产生了回陕西的想法。1977年9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吴桂贤亲自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回陕西。报告交上去之后,华国锋给她打电话:“ 你也知道接待元首我是第一次,我要做准备,所以你等等,我接待完铁托后抽时间再见你。”


后来,华国锋与汪东兴一起接见了吴桂贤。吴桂贤跟华国锋说:“ 把我的副总理免了吧,我在报告上写了要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华国锋说:“ 副总理就不免了,等开五届人大再说吧。不要回西北国棉一厂了,你还是陕西省委副书记之一,回陕西省委工作吧。” 吴桂贤没有再坚持,只想快点离开北京。

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吴桂贤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

回到陕西的当天夜里,吴桂贤顾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国棉一厂。得知“赵梦桃小组”在上夜班,吴桂贤穿上工作服就往车间走:“我是个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为坐了20多个小时车,又没好好休息,吴桂贤在车间里一直吐。姐妹们让她在一边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台车给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但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回到陕西后,关于她的谣言和大字报开始四处蔓延。有人说她是在中央犯了错误被赶回来的;还有人说她的子女生病时,曾动用专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说吴桂贤当副总理时回答外宾问题,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 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吴桂贤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吴桂贤听后一笑了之,她文化低,但善于学习的,看过很多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她怎么会闹出笑话呢?!吴桂贤后来说,自己当副总理的3年,总想着 “ 不能给工人阶级丢脸 ”,想做点实事。在会见外宾之前,她都会提前查看外交部送来的材料,生怕出纰漏。欧美国家的人名很难记,她就把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纸片上,压在茶杯下面,万一忘记了,她就挪挪茶杯看一眼。


面对流言蜚语,吴桂贤心静如水,她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辈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一路各种运动都经过了。我要不是度量大,早就不在了。自己一心听毛主席和党的话,尽了自己的力,不怕别人怎么说。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专门针对吴桂贤作了一个批示,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公正评价。陕西省委有意将吴桂贤安排到省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但她本人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

1982年,吴桂贤再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1988年,吴桂贤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丈夫的鼓励下,50岁的吴桂贤只身来到深圳,担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上任后,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员工,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一应俱全。一开始,生活设施跟不上,吴桂贤和其他7个人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同时,她还多次到有关部门游说,争取员工进城户口指标。

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应紧张,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对方一听说是吴桂贤,都感到十分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吗?现在她为特区效力,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

1998年,吴桂贤退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

她退岗不退休,不仅继续从事扶贫事业,还带头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为陕西招商引资,搞宣传。“ 梦桃精神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但自己要先进,还要帮助大家人人先进。”吴桂贤说,“ 我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毛泽东思想灌输长大,我心里只有党和国家。只要还有力气,就愿意再做点事。” 从此, 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

从西北的一个普通纺织工人,到37岁成为共和国首位最年轻的女副总理,回到原点后,又成了深圳外贸集团的董事长,吴桂贤的人生,就这样在大起大落中成就了一个个传奇。

(图片、文字资料均来自网络,向原作者致意!文字整理: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