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

逍遥乐

少年篇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初期。

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 ”的第一代，我们中的很多人，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1955年的一部著名儿童题材影片《祖国的花朵》，赋予了红色年代的儿童们“花朵”的专称。而电影中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更是传唱至今。“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儿童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各种运动，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1958年，中共中央 提出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

社会主义儿童教育在道德情操培养上相当过硬，这是那个时代的宝贵财富。有关“花朵”的歌曲继续传唱，比如《花儿朵朵向太阳》，“花儿离不开土壤，啊……鱼儿离不开海洋，啊……少年儿童千千万，离不开亲爱的领袖，离不开亲爱的党。朵朵花儿向太阳，颗颗红心向着党，红色少年的心头，长上了红色的翅膀，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奔向那祖国需要的地方。”

　　60年代的孩子，在身体饥饿与精神富足中成长。“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儿歌，就诞生在60年代，也成为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精神的最好写照。

1963年，我们开始接受一位新的偶像——雷锋。我们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志“雷锋做啥我做啥”——一看到列车，就想为辛苦的列车员倒水；一看到老奶奶，就希望她摔倒然后上去扶；一看到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恨不得他马上迷路，好送他回家；一看到农民伯伯的拖拉机开过，就盼着它陷入泥坑，可以上去跟同学们一道把它推出来。当这些受助者问我们们名字时，我们会扑闪着大眼睛，回答：“不要问我的名字，我叫红领巾”。

那是一个让人敬佩而神往的时代，仿佛一个美好的大家园……

工作篇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因山东侯、王二位老师的倡议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原学校公办教师从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回原籍，师资大缺，我于1969年3月到大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1970年3月，经学校推荐，区辅导组考核我荣幸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班学习，1971年7月分配到丰谷中学任教，成为一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教师生涯从此开始。

　　初为人师，我感到一份独立与满足。与土里刨食的父母相比，29.5元的月薪让我感到富足。比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多了一份悠闲与惬意。我沉浸在工作带给我的快乐中……

在教学上初步有了一些成就，我对教研更热心了，从文学青年好高骛远的理想到脚踏实地的语文教学，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此后，校领导敢于把重任交给我，老师们愿意把他们的子弟交给我，家长们想找关系把他们的孩子分到我的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学校领导，然而，我今生与语文结缘，有着浓厚的语文情节，我始终在一线担任语文课的教学。在我眼里，每一篇文章都是生动的画面、鲜活的场景、思想的溪流、智慧的曙光，读之活力四射、神思飞扬。童话神奇浪漫的故事让我梦幻神游；诗歌抑扬顿挫的韵律让我如沐春风；寓言饱含智慧的哲理让我变得深刻；小说活灵活现的人物让我铭心刻骨……因着语文，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成了家喻户晓的绝唱；因着语文，木兰从军的故事成了妇孺皆知的佳话；因着语文，雪莱“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温暖了我失意的情怀；因着语文，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激荡着我开拓的胸襟。语文让我收藏了春的温暖，夏的火热，秋的丰硕，冬的冷峻；语文让我领略了北国的冰雪，南疆的椰林，西域的雄鹰，东海的潮汐……语文更是一场修行，它修的是一个人最深厚的一面——人格操守，道德素养，良知品行。

　　爱是教育的根基，这一点毫无疑问，无论任何时候，爱都是教育的永恒主题，都是为师者的的德之灵魂。我之所以爱教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觉得教师从事的事业具有创造力，每一段时间，每一处空间都有新的发现，能看到学生中新的，积极上进的因素，能看到教师自己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潜能。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尽自己，照亮了别人。照亮了别人，是一种幸福。教师在照亮了别人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收获，收获了各类人才，能满足人们为社会尽责任，尽义务的需要；收获真挚的感情，能满足人们感情和谐，融洽的需要；收获科研成果，能满足人研究，创造的需要。教师平凡，但做起来有滋有味……

虽然我退休已8年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42年教书生涯，我无怨无悔，初心不忘，也无愧于人民教师这一崇高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