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老七公

查福春

　　前几天的教师节，社交媒体里，看过太多祝福老师感恩老师的文字。尽管大多为转发的只言片语，鲜花图片，我亦相信都是出自真心。这当中，自然也有不少催人泪下一往情深的篇章，从早已流逝的岁月娓娓道来，老师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

我亦曾数次提笔，想写下我曾经的老师。然而，总是两三段之后悄然搁笔。一来觉得自己的文字寡淡乏味，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再一个，我发现但凡写老师的总是那些成功的学生，而自己，显然不是足以让老师引以为傲的学生之一。

事实上，我认为老师之所以值得尊敬，在于他们天性中的慈爱，而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业。讲台上循循善诱的老师和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农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因朝夕相处时间久了，便有了更多的回忆。

吴祖谊老师是我们这个山乡教育事业的鼻祖，远在民国时代就是我们紫湖乡唯一一所完小的校长，他当年的故事已近乎传说。据说他是国民党员，因为加入了某个委员会，甚至配了手枪的。他的家族也堪称辉煌，是少有的几个大户之一。也因为如此，可以想象后来他所经历的苦难日子。论年龄，到我读书时，他是没法做我老师的。七十年代末，地富反坏的帽子摘除之后，因为生活依然贫困，在一位已身为县长的学生过问之下，吴祖谊时隔三十余年才重新走上讲台，此时他已年近七旬。尽管民办教师的工资微薄，但总好过一家人只依赖那两亩田地，况且他根本就不擅长于农作。

在他面前，学生们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吴老师。而他的外号比他的正名更加广为人知，因为他是家里七兄弟中的老幺，故大家称他为老七公。这个外号并无贬义，甚至带着尊敬，以至于我们可以很坦然用来称呼他。

吴祖谊老师是在初中时教的我们，他教隔壁班级的语文，同时任我们的历史和法律老师。他头发已近全白，背微驼，深深的皱纹遍布整张面孔。他步伐不快但有力，衣裳古旧而风纪严谨。他不苟言笑，却浑身散发着老者的慈祥。岁月的摧残，令人丝毫无法想象他年轻时勃勃英姿。毫无疑问他在所有老师里是最老的，但他写的黑板字，却力道最足。下课后，值日生挥动黑板擦，甚至擦不干净那些字。他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四四方方，绝不肯有一丝含糊。

他讲历史，绘声绘色。并不因为老迈而坐着授课，亦不因为有人不认真听讲而恼怒。他沉醉于自己的讲述之中，有时会完全离开课本，却有了更多我们爱听的故事。在我们这所村级初中，调皮捣蛋的学生那是极多的，我还算是守纪律的一个。而在他的课堂上，我尤其用心。记得有一回历史考试，发了试卷，吴老师或许是累了，无力再巡视全班。他坐于讲台前，底下的同学们纷纷翻书查题。而我因为酷爱历史，那一册书早已熟记于心，并不需要靠作弊提高分数。不到十分钟，我便交了卷。分数出来，班上有半数同学满分。吴老师笑笑，却在课常上坚称只有我一个是考出来的满分，因为翻书，没有这么快交卷的。原来同学们欺他年老，肆无惧惮，却不知老师洞若观火。

　　但吴老师显然已经老到无法胜任教师的工作了，因为他讲课太慢。每个学期，他都无法讲完课程。就连薄薄的一本法律常识，到学期末尾都还有近半没能上完。

有一段时间，我们那年轻英俊的语文老师请假了，吴祖谊老师便给我们上语文课。依然是一节课只能讲几行，但他抑扬顿挫的吟诵别开生面，很是有趣。以至于我有几个从不认真读书的同学，至今还能拖着长腔惟妙惟肖地模仿：“多乎哉，不多也”。令人感动的是，为了形象地讲述古人的叩拜动作，他甚至笨拙地爬上讲台，跪在台面上给同学们示范。文字动情之处，吴老师闭着双眼摇头晃脑，读音却并不标准，时常引起哄堂大笑。

我直到长大后离开学校，才知道他的国文才学，在整个地方，可称第一。后来我认识了更多学识渊博的老先生，都是在民国时期读的书，他们每一位都公认吴祖谊先生的学问无人能比。经过了几十年的颠簸生涯，他那一贫如洗的家中，几无藏书。又由于手忙脚乱于田地之间，温饱难继，更是数十载不曾翻过书本。可就是他记在头脑中的那些知识，方圆几十里，已无人能比。他在垂暮之年坚持走上讲台，一半是为了生计，一半是为了热爱。可惜同学们，肯仔细听他讲授的并不太多。但我确认我是因为他而爱上了研读古诗文，哪怕在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涯里也没有完全放弃。

在我当年就读的这个学校，哪怕是初中，也几乎都是民办教师。多数人自知凭读书跳出农门并无太多可能，亦不肯下力气去钻研。但吴祖谊老师却是对我寄托了厚望，多次勉励我。以至于多年之后，我总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

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异常寒冷。已近春节的日子，刚从广东回家的我，裏着厚厚的棉袄，戴着手套，骑着自行车到外面玩。路两侧焦黄的野草，覆着一层冰霜。在一个下坡处，我看到吴祖谊老师弯着腰，歪着身子奋力挑着担子往上走来。他的步子是多么地艰难，杂乱的白发，沧桑得让人落泪。我急忙停住，向他奔去。而老师也看到了我，放下担子，紧紧握住我还来不及脱下手套的双手。他是挑着七八十斤稻谷，到我家附近的电站辗米，辗好了，一身的粉尘，正往数里外的家挑去。此时的他，七十好几，比几年前更为苍老，已不再教书。家中的师娘，身体不好，大儿子远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却是个不能做事的傻子。我顿时觉得老师的可怜，哽咽着不知说什么好。他却开心，殷殷地嘱咐我，不管何时何地都要努力读书。他显然并不知道我早已离开了学校，怕他伤心，我也没说。有一辆同村人的拖拉机过来，我拦下，把老师把担子搬上车，吩咐司机载老师一程。拖拉机开到拐弯处，还见老师，寒风中仍在向我挥手。

之后数年，我还是在外地打工，回家后听闻老师已经过世。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他。他就如同森林里倒下的一棵树，慢慢化为了尘土。而我仍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记得他匆匆迈进教室那急促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