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照汗青：我的父亲我的山

周建国

谨以此文，向为建立新中国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父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父亲的心脏，于2015年3月30日17时07分，突然停止了跳动，无疾而终，与世长辞，享年89岁。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将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我们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1926年4月29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建湖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土改时定为中农）。

这个家庭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想方设法送子女去读书。

父亲是长子，兄弟共三人。在那个十分艰苦的年代，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我的二叔，学的是海运，先后在台湾和美国发展。我的三叔，学的是中医，是江苏省著名医学专家。唯独我的父亲，既学了工科，又学了文科，走上了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英勇奋斗的道路。

这是1986年10月，父亲和母亲与二叔（前左二）、二婶（前左一）、三叔（前右一）、三婶（前右二）等人在家中的合影。
二叔1948年8月去台湾上大学离开大陆后，这次是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探亲。时隔38年，三兄弟第一次团圆相聚。

父亲之所以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与他少年时代就受到新四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当年，父亲的家乡是敌后革命老区，爷爷又是祖传中医，所以家里经常有新四军的伤病员进进出出。

         （彭雪枫将军）

新四军在这一带，与日寇和汪伪军展开拉锯战，发生过多次激战，创造了不朽的战绩。彭雪枫将军和新四军英勇顽强、献身报国的精神，给年幼的父亲，留下了极其震撼和十分深刻的印象。

因为爷爷到上海谋生了，所以1943年秋，父亲也跟着来到上海，在浦东峻德中学，即现在的华师大张江实验中学读高中。

  （华师大张江实验中学近照）

父亲在这所中学，学习了两年。父亲的正直、勤奋和机灵，引起了学校一位年轻教师的特别注意。

这位比父亲年长6岁的教师，他的名字叫蔡国志。公开身份是教师，实际上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父亲与蔡国志的相识，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晚年时，父亲仍时不时提起这个人，每当念叨蔡国志的名字时，父亲的眼中，总是饱含着泪水。

当年，蔡国志经常以补习功课的名义，将父亲叫到办公室攀谈。了解这位从苏北老区来的孩子，思想倾向和品德。同时，蔡国志还有意无意地带着父亲，去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潜移默化灌输革命的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考察后，有一天，蔡国志向父亲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父亲在家乡时，接触过新四军，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英雄。所以，当蔡国志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后，父亲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慌张和惊讶。他觉得，蔡老师和新四军的为人处事，是一个模样，都是真心抗日。于是，父亲对蔡国志说，我也想加入共产党。

过了几个月，在1944年5月15日的上午，蔡国志又约父亲单独谈话。这次谈话时，蔡国志正式通知刚年满18岁的父亲，即日起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没有宣誓仪式，仅有的只是两个人，将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些细节，在蔡国志交给他的上线的报告中，有详细的记载。这份报告作为绝密文件，被中央有关部门雪藏了近50年，让父亲找得好辛苦哦。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由于当年地下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蔡国志作为父亲的直接领导，两人实行的是单线联系。

在那个年代，入党就意味着随时准备坐牢和牺牲，随时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因此，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十分重要。

蔡国志向父亲千叮咛万嘱咐有关纪律时的情景，父亲一辈子牢记在心，刻骨铭心，并从此养成了沉黙寡言的习惯。

入党后，父亲除了继续完成学业之外，积极从事地下斗争。他与进步学生交朋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根据蔡国志的部置，多次组织学生到南京路、淮海路等闹市区撒传单、贴标语和示威游行。

根据上级的指示，父亲与蔡国志一起，多次利用爷爷在上海的中医诊所的名义，配合新四军的采购人员，想方设法在上海购买急需的医疗用品，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重要物资运往苏北根据地。

1945年9月，父亲考入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机电科（现为上海电力学院）。该校设有机电、土木、纺织三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

父亲喜欢文科，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久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学习（即现在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这是上海大夏大学当年的校徽。

父亲离开浦东峻德中学，进入大夏大学学习后，与他的上线蔡国志，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仍然接受他的单线领导。

他们接头的地址，改在了蔡国志在浦西乍浦路的家中。约定每个月的15号和25号的晚上8点钟，两人准时见面，及时交流情况，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当时，抗战刚胜利，国民党便将“接收上海，”变成了“劫收”上海，导致上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同时，国民党在上海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血腥气味。

父亲在上海读书的开销不小，除了爷爷那里有一点贴补之外，大部份靠自己勤工俭学来解决。父亲除了写作投稿，赚点稿费外，主要还是靠到夜校当辅导老师增加一些收入。

那个时候，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觉醒了，父亲通过夜校认识了许多进步工友。

在经过蔡国志同意之后，父亲开始建立自己的下线，发展了好几位党员。他们之间互不知情，只与父亲一个人单线联系。

文革期间，有外调人员找父亲，要他证明时任上海沪东造船厂书记和四川省妇联副主席的党籍问题。这几个人，都是父亲在上海发展的地下党员。父亲如实所作的证明，使他（她）们很快得到了解放。

根据蔡国志的安排，1946年4月30日一清早，父亲就赶到普陀区安远路的玉佛寺，参加“四八”烈士追悼会的会务保障工作。

这个追悼会，是由宋庆龄、柳亚子、王绍鏊、马叙伦、陶行知、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的，沉痛悼念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以及叶挺、邓发等17人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同时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准备发动内战的行为。

追悼会的具体工作，都是由上海地下党负责操办的。　

追悼会场挂满挽联、花圈，正中有17位遇难者的遗像和灵位。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负责人的王绍鏊宣读祭文，黄炎培、陶行知、章乃器、马叙伦分别讲话，《新华日报》上海报馆馆长潘梓年致词。

因为当时国共斗争形势紧张，虽然双方还在进行和平谈判，还没有撕破脸开打，但已经是箭在弦上了。玉佛寺周围，特务密布，气氛十分紧张。

由于父亲的这次公开露面，增添了身份被暴露的机率，所以蔡国志开始考虑父亲的工作转移问题了。

          （南京夫子庙）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定都南京。为了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民党的重要动向，上海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地下党员，利用各种渠道纷纷打入南京。

   （南京国民大会堂）

根据蔡国志的要求，1947年11月初，父亲提前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准备以应聘南京一所小学教师的名义，从上海到南京潜伏。

临行前的那天晚上，在蔡国志的家里，两人进行了通宵长谈。蔡国志向父亲交待了到南京之后，与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接头地点、时间和暗号，并约定“待我们胜利之后，我们再在此地见面”。

谁知道，这一天两人的分手，竟是父亲与他的单线领导蔡国志的永别！

从此之后，两人再未见过面，而且蔡国志音讯全无，再也联系不上了。

这是什么情况？允我后面再叙。

第二天，即1947年11月24日，父亲独自一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上海乘火车来到了民国首都南京。

　　（南京市立逸仙桥小学旧照）

父亲应聘的，是南京市立逸仙桥小学国语教师的岗位。校长见父亲是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学生，满心喜欢，立刻同意聘用。

当年，地下党员的工作和生活开销，全部要靠个人想办法去解决，组织上只有工作布置，没有任何经济资助。父亲一到南京，很快就解决了食宿等基本生活问题，让父亲紧绷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按照上海与南京两地地下党组织，事先约定好的时间，1947年12月7日上午10点整，父亲来到玄武湖公园诺那塔旁边的小桥中央。父亲手持一顶黑呢鸭舌帽，与前来接头的南京市地下党同志暗号核对无误后，正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南京市立逸仙桥小学新貌）

在南京落好脚之后，父亲马上就给蔡国志写了一封信，汇报平安到达和接上关系的情况。

那时候，是密语通信，平信往来。信寄出后，父亲却一直沒有收到蔡国志的回信。

（逸仙桥）

父亲很快熟悉和适应了南京的环境。

逸仙桥小学靠近总统府，有许多学生的家长，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任要职。父亲利用教师的身份去家访，摸清楚了许多重要的情况。因为父亲毕竟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所以这帮国民党军官，对他敬畏有加。他与其中几个人，也谈得很投机，甚至称兄道弟，这为下一步进行策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搜集情报外，父亲根据党组织的要求，还负责收听和刻印新华社报道的，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地区的战况，每个星期一必须出版。这些亊，都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做，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这是父亲从亊地下工作期间，拍摄的唯一一张照片，当年22岁。

眼看自己提供的情报，将会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人民解放军，提供巨大的帮助，父亲和战友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但平时，外表仍然十分平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以一个普通的、毫不显眼的模样，潜伏在国民党的首都，伺机而动。

渡江战役打响后，南京的地下党员，一下子全部有组织、有秩序地，从地下转为地上工作。并立刻对工作对象进行策反和缴械，并组织护厂护院队伍，保护重要的生产生活设施。

父亲除了策反5名国民党校官弃暗投明之外，还在逸仙桥旁边的国民党军官家属院内，收缴了长短枪40余支，子弹若干发。

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市民们纷纷走上南京街头，爬上解放军的坦克车，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父亲也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一次正式穿上了土黄色的军装，走在了大街上。

（根据父亲的旧照修复）

但此时此刻，父亲却突然开始想念他的革命领路人蔡国志了。因为当年离开上海时，双方曾经约定：“待我们胜利之后，我们再在此地见面”。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父亲急切地关注每天的战况，盼望能尽快见到蔡国志。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父亲得到消息后，便向南京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请假告辞，并随身携带了组织关系介绍信和通行证，心急火燎地赶往上海。

可是在乍浦路蔡国志的家里，父亲等了一个星期，却始终没有见到蔡国志露面。

蔡国志的父母一脸愁云，劝父亲不要等了。他们告诉父亲，蔡国志自从1947年底离家去上班之后，就一直沒有回过家，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是不是也去当解放军了，麻烦父亲帮忙查一查。

这件亊，父亲一直当作大亊记在心中，苦苦寻找蔡国志几十年，但一直杳无音讯。

实际上，蔡国志当年的失踪，是在执行一项绝密任务。那时，蔡国志已经化名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任上校参谋，并与父亲前后脚来到了南京。1949年初，他又跟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后，供出了我地下党员的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蔡国志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蔡国志坚贞不屈，不久就被押赴马场町刑场枪决。

父亲晚年得知这个消息时，情不自禁泪眼流面，他起身面向台湾岛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再接着前面的往下讲。

父亲在上海久等不见蔡国志，只好作罢。

就在他犹豫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他看到了一则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招生广告。这所学校是我党在解放区创办较早、时间延续较长的一所“抗大”式的新闻干部学校。

1949年4月，该校随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下，将新校址设在了无锡市惠山脚下（即现在的锡惠公园惠山寺西侧），校长为汪海粟。

该校这次面向华东地区，准备招收220名高中或大学以上文化的进步青年，学员均实行供给制待遇，入学即入伍。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机关和报社工作。

当时，苏南行政公署设在无锡市办公，无锡是苏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父亲（右一）非常喜欢读书和写作，对这个可以继续求学的机会，他决定去试一试。

屈指算来，父亲已经读了好多年的书了，但他还想读书。这个强烈的愿望，驱使他再一次作出了离开上海的决定。

6月13日，父亲从上海赶到无锡时，学校的报名处已是人山人海，有1300多人前来报名，而录取的名额只有220名，竞争非常激烈。

就在父亲左顾右盼时，他忽然看到有人在向他招手。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位上海大夏大学的同学。父亲曾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上海“四八”烈士追悼会会务保障工作，大家当时对各自的身份都心知肚明。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生证）

这两位同学大学毕业后，直接去了苏北根据地，之后又调到新闻专科学校工作，这次专门负责招生登记。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生证）

他们三人再次相遇，都兴奋不己。因为有这一层革命同志的关系，再加上父亲的斗争经历和学历，父亲被学校顺利录取了。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校报）

这一期学员，在这所学校读了10个月书之后，于1950年4月全部顺利毕业。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随后也并入了南京大学新闻系，即现在的新闻传播学院，结束了它的军校使命。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是我党培育新闻干部的摇篮，学员们后来都成为了新闻战线或其他战线的骨干，涌现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现在，他们都是离休老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这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当年的外观，校舍都是惠山寺的建筑物。

七十年的沧海桑田，使得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校址上的许多建筑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还在，有的已经难觅踪迹。

现在，在位于无锡市锡惠公园古迹区之内的这个地方，设立了一块大理石碑刻，说明这里曾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旧址。

这些房子是当年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部分校舍，现在已辟为公园的展室和游客休闲的去处。

1999年4月，无锡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特在此处立碑纪念。

旧址旁的亭子，依然挺立，只是新人换了旧人。

风雨长廊如果有情，它一定会记得70年前那些热血青年，在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万丈豪情。

一墙之隔的天下第二泉和寄畅园，是父亲和战友们课后最喜欢来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爽朗的笑声和青春的身影。

毕业时，学校专门印刷了毕业纪念册，发给学员每人一本。纪念册里，既有学校简史和教职员工名单，还有学员的照片和姓名。

这本纪念册，别说当年了，就是放在现在，也算挺时髦的。

这本纪念册，现在存世极少。尤其是右起第三张照片，即三班四组这张照片，可以算是稀罕之物。

这是父亲（后排右一）保管的三班四组毕业照的原片，比纪念册上的照片要清晰很多。

说这张照片稀罕，是因为前排左一这位姑娘而稀罕。这位姑娘是苏州人，当时的学名叫彭令昭，后改名为林昭。

毕业后，林昭被分配到苏州报社工作。1954年林昭又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继续读书。林昭之后的经历，曲折离奇悲惨，并颇具争议。各位可以百度了解，本文就不作叙述了。
这张照片，存世也极少。二排左二是父亲，他旁边的站立者，就是林昭。

这是学员在纪念册上的签名。左下方是父亲的亲笔签名。

当年的纸张比较薄，签名力透纸背。左下方是彭令昭的亲笔签名。

由于父亲的革命资历、学历和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出类拔萃，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了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局三处工作。

黄赤波同志时任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他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黄赤波同志后又历任江苏省公安厅厅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政法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78年去世，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苏南行政公署1949年4月26日在无锡市成立，公署机关的驻地，就是现在位于学前西路的“薛福成故居”的那一片房子。

苏南行政公署当年管辖无锡市和镇江、武进、苏州、松江4个行政分区，共27个县、市。

这是父亲（左一）与公署公安局的同事在无锡蠡园的合影。

1952年11月，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南京市合并，建立了江苏省。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局更名为江苏省公安厅，从无锡市迁往了南京市。
这是父亲（左一）因工作成绩显著受到表彰，胸佩大红花，在江苏省公安厅大门前的留影。

父亲所在的三处，当年主要负责指导全省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所有需要枪毙的反革命分子，都必须上报详细的材料，经过三处审核批准后，才能执行枪决。

因为镇反工作量浩大，时间紧、任务重，父亲在一次又一次的连轴加班中，终于累倒了，生了一场大病。

这是父亲（后排左二）在疗养院治病期间，与同亊和医护人员的合影。

父亲这一辈子，就住过这一次疗养院。晚年时，他常常念叨这次疗养，总说吃得怎么怎么好，多亏了这次疗养，养好了自己的身体。

当年机关干部中，有许多人参加革命时，文化程度不高。为了迅速提高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各单位都纷纷开办了文化补习学校或夜校。

父亲在业余时间，经常到学校辅导大家学习文化。
这是父亲被聘为江苏省一级机关干部文化业余学校文化学习辅导员的聘书。张之宜同志时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当年，我们的家，住在无锡市长绛路12号院内。而父亲在南京工作，几个月才能回无锡一次。

1959年5月，父亲跟随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陈相臣，到江苏省少年犯管教所工作。为了照顾家庭团圆，1963年3月，母亲奉命离开无锡市公安局，也调到了江苏省少年犯管教所工作。

这是离开无锡前，父母和我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大妹妹的一张合影。抱大妹妹的那位，是我们家的保姆阿姨。她为人非常好，她跟随我们一起离开了无锡。

这是1963年9月初，父亲抱着大妹妹，我站在旁边，在新家的院子里，拍的一张照片。

全家团聚后，父亲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为单位的管教、基建，以及建章立制等工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起草了大量的文稿和调研文章，其中关于少年犯心理学教育研究的文章，获得了公安部的嘉奖。

（这是省公检法军管会批准母亲下放劳动的喜报）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969年。此时，公检法已经被军管好几年了。这一年，林彪又下达了"一号战斗号令"，大批干部被疏散。

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母亲和父亲下放农村劳动。

12月14日，全家来到刚刚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在即将去农村下放劳动的前夕，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那个时候，我和两个妹妹还小，都不懂事，只觉得到农村去，会比城里更好玩。现在，我从照片上，看到了父母和奶奶当时的面容，既有坚毅刚强，也有无助和一片茫然……

12月16日，父母带领全家来到了位于宁镇交界处的深山老林一一句容县宝华山下，一个只有13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一亭子公社王庄大队大棚生产队下放劳动。

这里既不通电，也沒有自来水，连汽车也开不进来。
好在父母是带薪下放劳动，因此全家在生活上有基本的保障。这是毛主席有宽广的胸怀，和党的干部政策好，为父母今后的复出留了后路。

国家拨款和下达建材计划，在山沟里给父母无偿建造了三间大瓦房。当年，父母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也从25斤调整为45斤。每月工资分文不少，照常发放。另外，还分了几块自留地，可以种菜种瓜，家里鸡鹅鸭成群，还养了一头大肥猪。

离开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这里俨然成了个世外桃源。

既来之，则安之。父母这两位老革命，到农村第二天，就与贫下中农一起下田干活了。

因为父母是有工资的，所以参加劳动不记工分，不参加分配，纯属义务劳动。父母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吃了不少的苦头。

父亲毕竟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不能就这样闲着。父亲下放劳动还不到三年，地方政府就将父亲调到县城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了。父亲当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学的知识，以及在逸仙桥小学的实践，现在都派上了用处。只是这个历史的轮回，有点凄凉，但父亲却是用满腔的热情去迎接的。

1976年2月26日，我们全家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张全家福，是父母为我而拍的。

那时候，母亲仍在农村下放劳动，还未恢复工作，而我则要到东北去当兵了。我这一走，全家人分为了三处，不知何时能再团圆。

照片上的我，一脸的喜悦，而父母则是心亊重重。从此一别，前路漫漫，父母对刚满18岁的我，有点担心哦。

临行前，爸妈依依不舍，他们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最后由爸爸执笔，在我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
爸爸是用毛笔书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字里行间充满了父爱、母爱和对我的严格要求及期望。

爸妈都是在战火连天的年代参加革命的，经历过枪林弹雨和生死考验。他们毅然将我这个独子，送到千里之外的东北去当兵，当然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本留有爸爸笔迹和爸妈嘱咐的笔记本，随着我到东北、赴湖南、回江苏，40多年的四海闯荡和无数次的搬迁，一直完好无损。
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时，爸妈为我指引的前进方向，也是我的初心。
40多年来，我不忘初心，恪尽职守，攻难克艰，战胜凶顽，奋勇前行，没有辜负爸妈对我的殷切期望。

1979年长沙炮校放暑假，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探亲。那一年，部队配发了可以钉领章外穿的草绿色短袖衬衣。
7月8日，全家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几年不见，两个妹妹长高了。

1979年9月，省委组织部和省公安厅重新安排了父母的工作。

1980年6月，我从长沙炮校毕业后回家探亲。这时，爸妈又重新穿上了警服，显得精神焕发，看起来年轻了不少。

1981年春节，我回家过年。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在家里过年，全家人很高兴，又一次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只是这次的拍照师傅，没有掌握和调节好情绪，大家的表情都显得严肃了一点。

父亲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50岁了。他珍惜这个宝贵的为党工作的岗位，不顾体弱多病的身体，没日没夜地为单位的亊情操劳。

工作之余，清茶一杯，手持一书，偏居一隅，是父亲最好的休息和享受。

到野外散步，或是垂钓，或与棋友对弈，父亲虽然也十分喜欢，但分身无术，只好以工作为重。

奶奶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帮助操持家务。奶奶在年迈之年，因病突然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父母不但请医生全力救治，而且精心照料奶奶六年如一日，有口皆碑。

1986年底，父亲离职休养，开始了晚年的幸福时光。

父亲与母亲现在有时间了，他们第一次回山东探亲，去看望我的舅公和舅婆。

这是他们顺道登泰山游览的照片。父母沒有坐缆车，而是直接从山下拾阶而上，登上了玉皇顶。

父亲与母亲相依为伴，平时看书读报，锄草种花，钓鱼下棋，伺候一块小菜田，悠然自得。

儿女们带着孙辈回家过年，是父母最开心的日子。他们在很多天之前，就开始张罗儿女们喜欢吃的饭菜。见到儿女后，父亲总忘不了要说一句，“你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哦”。

知道儿女进步了，父亲很高兴。儿女遇到挫折了，父亲总是鼓舞信心，给儿女战胜顽敌，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父爱如山。父亲虽然忙于工作，对家庭和子女的具体事务过问不多，但他对子女的影响，比母亲还要全面而广泛。

母亲是山东人，父亲是苏北人，我们子女都生长在苏南，但口音却都是苏北腔。三兄妹认真细致的作风、不畏艰难的精神、宽以待人的品德、知足常乐的心境，和其它的脾气性格，也主要来源于父亲的影响。

父亲对党赤胆忠诚，始终不渝，一生听党的话，跟党走，他用自己的言行，充分展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

父亲的革命人生观，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与人为善的优良品格，渊博的知识和他对家庭、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子女，足够我们终身受用。

父亲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75岁时，父亲患胃癌动了大手术，他顽强地挺了过来。2008年7月13日，母亲因病不幸去世后，父亲强忍悲痛，继续生活。儿女们陪着已经80多岁的父亲，乘飞机先后去云南、广西和江西等地参观旅游，让他散散心。

面对未来，父亲一如既往，信心满怀。他说，他想活到100岁，他想等蔡国志回来与他接头。

可是，2015年3月30日17时07分，父亲却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是无疾而终的，身体一直沒有异常，但说走就走了。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静悄悄地来了，燃烧完了自己的光和热，他又静悄悄地走了，没有给组织和子女增添任何负担和麻烦。但父亲给子女留下了，终身受用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亲爱的父亲与我亲爱的母亲，一定在天堂相聚了。他们在人间相亲相敬相爱了一辈子，他们在天堂一定会继续相亲相敬相爱，永远幸福快乐！
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亲爱的父亲一定见到了蔡国志，他们又接上了关系，他将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打天下。
亲爱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兄妹来生还做您们的儿女，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无尽的思念：我的母亲我的爱

 无悔的选择：我的军旅我的路

 褪色的记忆：我的青春我的校

 遥远的呼唤：我的战友我的炮

 永久的缅怀：我的英雄我的赞

 心中的灯塔：我的书记我的师

 珍贵文物：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