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的「两性之争」,背后是谁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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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都市女性自我救赎的美好幻梦
近期,一部正在热映的国产文艺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送我上青云》讲述的是一位都市女性的崩溃与重建。独立倔强有主见的女记者盛男在意外检查出卵巢癌后,迫于手术费用接受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过程中,她与形形色色的男人们接触,在一次次希望与绝望中沉浮,最终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达成了和解。尽管同过往院线文艺片一般,难逃排片率极低之命运,但《送我上青云》最后却获得了极高的上座率,成绩大大高于预期。这从侧面证明了女性议题在社会中热度之高。除此之外,该电影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权利的关注愈发深入。

片中对于女性性欲的大方展现是该片中收获好评最多之处。
此外,该电影更是少见地关注了老年人的性。
片中,盛男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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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影片引发的「两性之争」
然而,该片收获众多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目前,《送我上青云》的豆瓣评分仍未冲上八分,甚至还有降分之趋势。除剧情较为松散、人物表现缺乏落地感等常见批评之外,颇受争议的一处,是影片对于男性配角的塑造。“五大渣男配角(掉书袋弱男、见钱眼开男、枯木逢春男、恶臭大款男、为父不尊男)竞相献丑”“(感觉男性)被冒犯”“男性角色只有在特定场域下才能得到刻画”

……(摘自豆瓣热评 [1])

随着相关舆论带动,大众情绪愈发高涨。
又有人发表长评,从女性上升至人性角度去抨击上面言论的不合理性。
“每一个人物都构建得相当立体”“‘女好男坏’的认识过于片面”“不应单单从两性对立的角度来解读这部电影”……(摘自豆瓣热评 [1])

争论逐渐平息,一些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两性之争」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将这部电影的性别对调,主角为男性,遇见「五大渣女配角」。
争论是否还会出现?
03
电影凝视理论中的「男性凝视」
20世纪7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开始进入电影研究。
一些理论家从镜像理论出发,就「凝视」(gaze)问题展开了讨论[2]。
1975年,劳拉·穆尔维发表了《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一文,通过弗洛伊德理论中观看癖、窥视癖和拜物癖等概念解释观众对电影的迷恋心理。
从此开始,性别意识被引进电影凝视理论当中[3]。
穆尔维认为:「在一个由性别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
她采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通过在看/被看,将男性/女性的差异合法化[4]——银幕上的男人往往有着「更完美、更完整、更有力量的理想自我」,而女人则更多的被形塑为某种趋于被动、无力之形象,被歪曲甚至是丑化。
这种差异,使得《送我上青云》引起的争议,仅能在以女性为主体,男性为配角时出现。
女性在电影中往往被呈现为「男性凝视」(male gaze)之对象。
在电影中,关于女性图像的呈现往往预设了一个异性恋的男性视角。
其中,女性往往被客体化(objectification),被动的处于「被看位置」(to-be-looked-at-ness)。
这意味着,在电影中,她们总是作为客体出现,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欲望的符号与性的编码。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电影为例,豆瓣电影TOP250榜单随手一划,光从海报上看,男性角色占据海报主要位置的电影数量便超过了至少六成。
当这种预设传递至观众当中,观众便被动地认同并套进「男性观看」的视角。
男性角色作为更完美的形象便成为了观众的承担者和替代者,使观众得到控制叙事的幻象[5]。
而这种男性凝视的视角,亦极大影响了女性在观影中对自我的感受。
对于女性观众而言,她们和银幕上的女性形象之间,无法形成像男性观众与其之间的距离感。
处于影厅之中的女性既是主体(观众),又是客体(银幕上被凝视的女性形象)。
问题便出现了。
无论是选择过度认同银幕上的女性,还是以自己为欲望的对象,女性都会迷失在形象之中的两种位置之外。
她们便只能选择男性化之位置,通过跨性别认同从银幕上得到快感,以避免自己成为消费对象[6]。
在近年热门的国产动作片中,诸如《红海行动》中的男主角杨锐、《无双》中的双男主「画家」和李问等,男性角色无一例外地占据着主要位置。
在观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无论男性观众还是女性观众,都在紧张刺激的电影情节当中产生了快感。
这种快感看似没有性别上的区分,实则却是女性观众通过跨性别认同,同男性观众一起套进了「男性观看」的视角。
男性化位置的选择,亦要求了女性要进行某种自我审视——学会像男人一样来凝视自己及整个女性群体,将「男性凝视」视角内化。
放大至现如今的社会生活,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成功形塑了女性自身。
性别因素与其他诸多因素一起,促使女性将社会的期待、性别偏见内化——她们不敢去申请「适合男人」的职位,在也许可以打破的「玻璃天花板」前却步,将自己活成社会期待的样子,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男性凝视」之下。
影片内外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
「男性凝视」理论回答了这部女性视角电影引起「两性之争」的原因。
那么,男性观众为什么会在观看《送我上青云》后产生「被冒犯」之感?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影片本身的角色设置,颠覆了中国大陆电影国内受众的传统观影习惯。
男性角色在该片中的设置不同以往大陆影片男性角色设置一般「完美」。
尽管到了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论据在平息「两性之争」起到了关键作用——「影片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被构建的立体且完整,片中的男性角色并不是真的只有所谓的‘渣’,还有别的许多好的方面」。
这确实打破了舆论当中「女强男弱」的偏见,然而还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渣男依然还是「渣」,同样的话被反着说咱也能给反回来。
毛毳即便支持好友,也终究只是个世俗市侩;
刘光明即便高尚到愿意被讹钱,也还只是个吃软饭的;
李平孝顺父亲,然而这充斥着自我虚荣感满足的孝顺还是令其中年油腻土财主的形象显露无疑。

人物被塑造得立体完整,并不妨碍人物依然脸谱化的事实。
那什么才是完美?
舆论对于「渣」的判准显然朝着一个方向——非独立自主即渣,非不慕名利即渣,非精神高尚即渣。
而「独立自主」「不慕名利」「精神高尚」,即是该片对于「完美」的基本定义。
「完整」并不等同于「完美」,即便论战最终得到平息,男性角色的不「完美」依然会令观众多多少少觉得「怪怪的」。
而女主的独立人格似乎仍然只能在非「完美」的男性角色的衬托之下才能得到较好的突出,充斥着局限。
影片当中,被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完美」角色的似乎只有女性(准确而言只女主一人)而非男性。
男性观众以通常的「男性凝视」视角观看本片时,便会被违背预期的不完美男性角色和过于完美的女性角色所刺激,从而产生不适感。

这是潜意识的反应。
而在潜意识反应过后,他们才会有意识的通过思考与辩证来解构并最终消解这种不适感。
与此同时,处于同样语境之下的女性观众,便理所当然的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更多的舒适感。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影片更多的受到女性观众喜爱的原因。
影片中对于女主拥有几近绝对的自主选择权的独立人格的塑造,成功的将「理想中的都市女性」的形象传递给了女性观众。
女性观众进入「女性观看」的主动视角,她们不必像以前那样跨性别、潜意识地代入男性视角,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自主感与控制感。
然而,女性观众真的突破「男性凝视」之桎梏了吗?
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女主通过吐槽一位男暴发户「下面有问题」来回击其傲慢态度,然而后者却并未通过性别去质疑女主的能力抑或是通过女主的性别进行反击。
在其后的剧情当中,女主只是道了歉,并未因为带有性别色彩的羞辱招致别的麻烦[7]。
可以看出,导演似乎在刻意摆脱社会性别的规约,塑造出一个摒弃「男性凝视」的、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性别约束的、勇敢追求自我的都市女性形象。
以女主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几近没有性别压力的理想世界。
然而,这种刻意同样有着反作用。
缺乏生活质感、过度戏剧化的剧情设置,会令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女性观众在观看影片、代入角色的过程当中,常有抽离出戏之感。
在此时的自我审视里,她们体验到的不是真实的快感,而是差距与幻象:「这完全不符合我的真实情况」、「我与她差得太多了」……
而这种抽离感对于一部主打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言,无疑是致命的——观众并没有在影片中得到真正令其释放的解脱之感,而是在一场美好大梦之后回归生活,清晰地认识到它只是幻象。
其实,导演并没有真的摆脱社会性别的不合理规约。
影片中,先是男配泡温泉时与男伴所讲的色情笑话;后是拥有着自主选择权的女主,背负着的却是身患癌症存活几率不高的苦难命运。
影片以女主梦境中「哈,哈,哈」三声大笑作结[7],不失意味深长之感,但似乎也更强化了这种虚幻:女性遭受到的性别桎梏无论在影片内还是影片外都从未消失。
不可否认,《送我上青云》的确是近年来国产电影中最不应被忽视的女性电影之一。
在女性议题逐渐成为老生常谈的同时,它带来的女性性话语权在公众视野中的高亮是为数不多的惊喜之举,具有重要意义。
不只是《送我上青云》,近十年来,类似于《七月与安生》《女他》《嘉年华》《找到你》《春潮》等影片都为我们呈现了太多的惊喜,反映出内容创作体系与整个社会对性别议题逐渐深入的思考与关注。
艺术是现实之镜。
社会观念不断影响着影片呈现的同时,影片亦在持续改变着观众的性别观念[8]。 在今天国内各大平台的影评当中,女性性话语权在大银幕上的正向呈现可以令大部分观众为电影多打一星。然而,也只有当女性性话语权等相关话题的正向呈现不足以换得大多数观众的一星——换言之,即舆论真正「谈性不色变」的时候,我们可能才算真正「上青云」。期待在未来,国产影片在对女性话题的讨论不断深入与延展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会观念,不断向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