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张小源(谢绝送花)

　　我曾被批斗过。说起来或许有人会不相信！按我这个岁数，文化大革命时也就十几岁，怎么会被批斗呢？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亊情都可能发生，我虽然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却经历了这犹如噩梦一般的遭遇……。

记得那是在上世纪的一九六八年底，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我们回到了学校。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年级叫连，班级叫排，我在一连六排当排长。那个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校里也进驻了工人宣传队，是银川橡胶厂派出的，学校的一切，工宣队说了算。因工宣队的缘故，一大批橡胶厂的子弟也进了学校。

一天，学校组织到农村去学农。吃过午饭后，中午休息。我和另外两个男同学到树林里去小便。刚解开裤扣，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个女同学蹲在那里。她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大叫了一声，提上裤子就跑了。没想到，这个女同学是橡胶厂的子弟，她爸爸就是工宣队的头头。我们根本就没经意的这件事，却变成了犯下大罪的娄子……。

这个女同学找到工宣队，告了我们一状，说我们要流氓，看她小便，云云。我们几个人跟工宣队的师傅解释了半天，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工宣队一口认定我们几个人是耍流氓，让我们等待处理……。

回到学校后，紧接着就开始期中考试了。考试的那天，我脑子一热，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不料想，这可闯下了大祸。工宣队认为，我公然在黑板上公开书写反动标语，而且还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行。

下午，我刚到学校，一进校门，便冲过来几个人，一下子把我给按住了，二话不说便五花大绑地把我捆上了……。我被他们押到学校的办公室，进去一看，已经捆了七、八个人了。有那天树林里小便的两个同学，还有几个是刺头类的学生。这时，一个长着满脸横肉挎着驳克枪的家伙走了进来，他瞪着眼晴一个一个把我们几个人扫了一遍。当扫到我时，我瞪着眼睛对视着他，这个恶棍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鼻血一下子窜了出来……。这时，又进来了几个人，给我们脖子上挂上了牌子。我的是反革命学生，那两个同学是流氓学生，其他的是小偷之类的牌子。这时，外边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把这些反革命学生押上来"！我出来一看，操场上密密麻麻地都是人，看来是全校大会。再抬头一看，操场四周教室的房顶上都布置了人，全部架上了机关枪，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

起初，我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但看到眼前的这一切，心里反而不害怕了。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娃娃们，真是太可笑，太可悲了。我自知无罪，所以，我的头昂地高高的……。

批斗会除了喊口号，骂大街，架喷气式以外，没什么实质内容，唯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一位老师的目光。她是我的发小陶平的妈妈。只见她在台下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目光是那么的复杂，有惊愕、有诧异，有不解，有遗憾，有同情，更多的是无奈。这目光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批斗会后，不让我们继续上课了。全部关进了学校斜对面的造反派的武装组织"武装营"里，接受所谓的"改造"。

在武装营里，我受尽了折磨和毒打。其中一个叫姬宝贵的恶棍，更是恶毒的出奇。他把手铐扔到火炉里，让我用手往出抓。他们四个人围着我，象打沙袋一样地打我……。总之，仇恨象钉子一样，深深地钉到了我的心里，渗透到骨髓里，刻骨铭心了！

此后，我表面上没什么变化，但内心有了很大改变。我不再逆来顺受地忍受了，我要拼命了。从此，我的书包里，多了一把菜刀，一把磨的铮亮锋利的菜刀……。冬天的一天下午，我和发小阿宝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溜达着。突然，我看见这个叫姬宝贵的恶棍带着老婆孩子在银川百货大楼的门囗站着，我大喝一声，抽出了菜刀，朝他冲了过去。这小子，一看是我，吓得骑上车子就往东跑了，我举着菜刀，边喊边追。刹那间，整条大街都呆住了，一街道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给吓坏了……。

他或许是太紧张，或许是吓破了胆，浑身颤抖的厉害，尤其是两条腿，再怎么蹬，车子的速度就是快不起来。终于，让我在鼓楼的转弯处给追上了。我照准他的后脊背，一菜刀就剁了下去，他一声惨叫，连人带车一下子倒在了马路上。我转过身来，头都没回就走了，一大街的人没一个吱声的。虽然，我的表面上看着很镇静，但心里却是在翻江倒海，恨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我知道，往南几百米就是银川市公安局……。

回到家，我知道事情闹大了。赶紧拿了几件衣服，马上离开了家。好在，我没什么牵挂，父母都被关着呢，姐姐也上山下乡了，我一抬腿，家就算搬了……。

但是，天下之大，何处可以藏身呢？我情急之下，忽然想到了大我两岁的赵胖子赵少新，他已经分配工作上班了，在石炭井矿务局三矿当工人。他家就住在我们院对面的煤炭局里，我们是发小，又是一个学校的，他不会不收留我的。主意一定，我直奔火车站，扒上了到西大滩的货车。到了西大滩，我又扒上了去石炭井的煤车。待到了石炭井，且走到三矿时，天已经大亮了……。

我找到赵胖子时，他还没上班。看到我，他挺高兴，问我怎么想起到这山沟里来了？我悄悄地告诉他，闯祸了，出来避避风头。胖子安慰我说:"放心的呆着吧，这里头尽是避难的"。对这句话，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以为他就是顺嘴那么一说。等我熟悉了这里的情况，才知道胖子这句话说的一点儿也不差，确实是这里的真实写照，矿里头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且尽是些避难的。

在胖子这闲呆了几天，甘吃白喝地，心里挺不好意思。于是就对胖子讲，能不能找点儿活干，不能老这么蹭你呀！胖子爽快地答应了，说尽快帮我联系些活路。第二天下班后，胖子对我说，他跟他们釆煤队的领导讲了，领导答应了，让我去拆掌子面的支柱，计件工资，拆一个柱子五分钱。我一听有活干，十分高兴，第二天便跟着胖子去报了到，领了头盔、矿灯、电池和工具，领了一身帆布工服。遂后，在更衣室换了衣服，随着工友们下到矿井。到了井下，工长给我讲解了我的工作任务，这时，我才知道，这工作可是不那么好干的！原来，随着釆煤掘进的不断延深，需要不时用支柱顶住护板来固定洞顶。我的任务是拆除废弃坑道的支柱，每拆下一根给我五分钱。拆下支柱的洞顶随时都会坍塌，稍有不慎就会出危险。这种活路，正式矿工是不干的，太危险了。全部都是由我这样的临时工来干。我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干开了……。

刚开始干，一是不熟练，二是害怕，一天下来只拆了二十几根。慢慢地越干越熟练，越干越有经验，越干胆子越大了，所以越干也就越多了。到后来，我一个班，可以拆五百多根柱子了。下矿井，我随着大伙的习惯，也是光屁股穿工作服。由于汗水、井下坑道里的积水和潮气及煤灰所致，工作服硬的跟盔甲一般，裤子可以立起来……。

上了井后，除了牙齿和眼白是白的外，全身都是黑的，肚脐里都是煤灰。不怕大家笑话，连牛牛上都有黑灰。在洗澡间冲洗半天，只是洗去了浮灰，指甲缝里的黑根本洗不干净，各个的眼圈都是黑的……。

下煤窑的有个传统，舍得吃，舍得喝，舍得花钱。因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回来。我也是如此。由于，赚的钱多，我那几个月是胡吃海喝，造了个够……。

线从一头扯，话分两头说。事后我得知，那个姓姬的恶棍，算是命大。由于是冬天，他穿着毛衣、棉衣，外边还穿着个皮军大衣，我一刀剁上去，把大衣、棉衣、毛衣和衬衣全砍透了，伤着点皮，没伤着骨头。但是，吓坏了！亊后听公安局的人讲，屎尿都吓出来了。等公安局的警察闻讯赶到现场时，这个恶棍瘫在地上成了一堆泥，话都说不出来了。后来，这小子带领着武装营的人，在银川城里翻了个遍，结果连我的影子都没找到。无奈，折腾了一阵子把这事就放下了……。在矿上呆了半年多，听说没什么动静了，我就悄悄地溜回了银川。

回来以后，赶紧分别去看望了被关押着的父母，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了半年多了。看见我还活着，妈妈流泪了……。

妈妈对我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不能再闯祸了"。我点点头，记在了心里。妈妈又嘱咐我，去看看姐姐，我答应了。第二天，我买了两个白兰瓜，搭上了银川到泾源的班车，去看望在泾源县山区上山下乡插队的姐姐。

汽车走了一天，晚上到了中宁县，休息了。第二天继续往南开。走着走着，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车走到固原县的什字公社时，因山高路滑雨大，司机不敢走了，宣布今天就在这休息了。这什字公社位于六盘山顶上，就一条街，连个旅社都没有，只有一个车马店可以住宿。我到了车马店，问了价钱，三毛钱一晚上，决定住下了。店主把我领到牲口棚对面的厦子房，指了指，让我自己进去。我推开门，屋里漆黑一片，只有墙角里有两个黄点发些微光。我闭了闭眼睛，慢慢地适应了屋里的黑暗，渐渐能看清屋里的环境了。原来，门对面是一盘土炕，那两坨黄光是一个人的眼睛。再定睛一看，是个老汉，黑瘦黑瘦的一个老汉，盘着腿坐在炕角。我跟老汉打了个召呼，老汉让我把鞋脱了，上炕歇着。上到炕上坐定后，老汉把烟锅递过来让我抽烟，我摆摆手说不会。老汉自己把烟叶子往烟锅里塞上，掏出了一根火柴，在脚底板上一擦，着了，把烟锅点上抽了起来。我吃了一惊，心想，这老汉的脚底板咋跟石头一般硬？老汉抽罢烟，呸得一声，吐了一口痰，起码有一丈远，吐到了屋里的空地上。我坐在炕上思忖了一下，腿一拍，不住了！决定步行前往泾源县。我拿上行李，也不是什么行李，就是一个帆布旅行袋装了两个瓜而已。找到店主，讨回了付出的三毛钱，把裤腿卷的高高的，冒着大雨，朝着泾源县的方向，向着深山走去。这时，大约是下午一点钟左右，此处距泾源县城大约有九十里路，姐姐插队的村子距县城还有二十多里路……。

雨仍然下着，浇得我浑身精湿，雨水顺着脊梁往下流。好在是夏天了，到也觉不出太凉，只是埋头顺着盘山公路向前走。

走着，走着，我抬头一看，发现前边也走着一个人。前边的人似乎觉察到后边有人上来了，明显加快了步伐。但是，再怎么快，他也快不过我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不长时间我就和他并排了。这个人大约有三十岁左右，打扮上看，不象是山区的农民，但又不象个城里人。我主动搭讪了，"乡党，赶路啊？"那人答道，"对，你也赶路啊？"我回道，"到泾源去"。那人一听，笑了，"唉呀，巧了，我也到泾源去"。我问，"家在泾源哩"？答到，"不是，看我姐夫去呢"。他问，"你到泾源做啥去呢"？我说，"看我姐去呢"。这时，他紧张警觉的态度马上缓解了。原来，这六盘山上，自古出盗匪，虽然已经解放多年了，但一直不太平。他害怕遇见土匪了。得知我和他一样都是赶路的行人，且又同路，就邀我同行，我欣然应允了。经过攀谈我得知，他姐夫是泾源县委的书记，也被罢官夺了权，被实行群众专政了，一个人呆在泾源。他老伴不放心，打发弟弟前往探视。我对他说，"你姐夫叫马启新"。他吃了一惊，"唉呀，你咋知道"？我答道，"我不光知道，我还见过人哩！"他越发吃惊了，"你还见过人？"看他惊诧不已，我仔细对他道了原委。原来，这个马启新曾经到过我家，我见过他。他时任泾源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了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任自治区人大副主任。他的女儿马勇霞当过海南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后任海南省的政协副主席……。

我们俩边走边聊，越聊越近伙，越聊越来劲，也不觉得累了。不知不觉的，雨渐渐停了，慢慢地太阳还出来了。身上的湿衣服也逐渐地晒干了。走着走着，雨又下起来了。就这样，下下停停，停停下下，我们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一步步往泾源前进着……。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终于走到泾源县城了。我们俩道过別后，我又继续上路了。

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终于摸到姐姐他们知青住的地方了。饿了一天，那两个瓜仍然躺在袋子里……。

(张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