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常明

父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跟共和国一样诞生在金秋十月，也有着和共和国成长路上一样的曲折和磨难。但父亲却没有与共和国一样的大度和包容。

父亲十三岁辍学，那年爷爷在桂林市不幸病故，连遗体都没办法拿回来，奶奶望着五个儿女，眼泪都流干了，父亲见了把书包一扔便辍学了，从此跟着奶奶和姑姑一起去队里做农活挣工分。

父亲有五姊妹，大的是姑姑，父亲排第二，父亲后面还有三个妹妹，那一年奶奶才三十五岁。奶奶没有改嫁，就这样带着姑姑和父亲含辛茹苦地挣扎着支撑着整个家。父亲和姑姑都未成年只能两个人算一个工分，奶奶算一个工分，听父亲说过，那时候分稻谷时别人都是两个箩筐挑着一大担回去的，奶奶和姑姑只能分到一箩筐稻谷，那时每到分稻谷时，奶奶都是含着泪回家的。即使是这样，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奶奶仍然没有让父亲五姊妹饿过肚子，粮食不够就吃野菜，这样掺和着吃，后来父亲总算长大成年，姑姑也总算可以放心地出嫁了，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并在小爷爷的帮助下成了家。

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多少文化，受文革影响，又是农村，父亲仅仅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母亲家庭条件要好一点，文化比父亲要稍高一些，读完了高小，能看报纸。所以很多时候，母亲是很瞧不起父亲的。特别是父亲的许多生活习性，母亲是十分不喜欢的，这也就造成了父亲母亲长达大半辈子的吵闹和争斗。

父亲年轻时很好学，木工，石匠，铁匠，篾匠他都跟着别人学过，就是学什么都没有结果，父亲把这个原因总结为：“文化太低，没读到书”。

尽管学艺不精，父亲却很喜欢他学会的这些技能。比如我家用来做糍粑的石臼就是父亲自己用自制的钢钎一锤一锤地雕凿出来的，以前的石臼是我们几家共有的，由于臼太深已经不好用了，父亲就在后山就地取材选了块石头，用钢钎凿平，在上面画了个圈，然后每天的空闲时间父亲就去凿那块石头；石头很笨重，以至于父亲的手指甲都被砸得脱落了，父亲握着鲜血淋漓的右手到小爷爷家拿着“金狗毛”（一种很神奇的草药）包扎好伤口，等伤好后又继续去凿那个石头，不久，一个全新的石臼就成了，父亲在表面还凿了花纹，还有支出的边缘，父亲说这样即美观也能用手直接移动，不仅比那个老石臼好用还美观。过年时打糍粑，我们就用上了父亲制作的新石臼。

父亲也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熟悉，因为他是我的父亲；陌生，是因为我无法走进父亲的心里，父亲无法容纳我在他的眼里。

我对父亲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大耳刮子来了！打得你在地下练（滚）。”

这就是父亲从小给我的印象。父亲的手掌很大也很粗糙，打在脸上就像一块石板刬过，脸上顿时就会留下一个火辣辣的手掌印，连耳朵就会“嗡嗡！”作响，曾记得每次父亲打我时，奶奶都会把我抢过去护在怀里并责骂父亲：“鬼崽崽！那么用力打？”

父亲却冲奶奶瞪瞪眼：“不打？不打不听话！”

但父亲也有柔情的时候，我小时候每年冬天都会肚子痛，有时候会整夜整夜地痛，每次痛时，我都会哭着喊着：“爸爸，带我去打针吧！”仿佛打针成了灵丹妙药。父亲拗不过我，只好在半夜里背着我去几公里外的村卫生所，母亲每次都会拿着煤油灯小心依依地给父亲照路，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晚又一晚，每年的冬天，总有好几个夜晚，父亲都要背着我，母亲拿着煤油灯，一路相依着在大半夜里往村卫生所走去，回来时，天边已经露出了署光，而我，早已经爬在父亲那温暖的肩膀上睡着了。

父亲有空闲时也常在屋后的猪栏边锯木头，做木匠活，有一次，父亲又在锯木头，不知道危险的我见了蹦蹦跳跳地跑过去看，还用手去接木屑，一下子手指就被锯到了，父亲赶紧抱着哭得撕心裂肺的我去找小爷爷找药包扎，小爷爷是兽医有常用药，手指是没事，可指甲坏了，这是父亲一直在心底自责的事，也从那时起，父亲按照奶奶的话做，每次他做木匠活时都让我走开，不能靠近。

父亲的脾气大，动不动就发火，还与人动手打架，这是让我最恐惧的。

那时外公还在，有一年，父亲母亲带着我去给外公做生日，不知怎么地父亲跟两个舅舅就吵了起来，父亲大骂舅舅是红卫兵，后来父亲把我叫过去要带我回家，可舅舅的堂兄有个叫蒋正洲的可不干了，纠集起那些亲戚拦截着我们回家的路要把父亲抓回去讲清楚，父亲见回去的路走不通了，带着我往舅舅家房后跑，父亲说从“大坪里”绕路回去，蒋正洲见父亲跑了，又带着亲戚来追，父亲见我跑不动，在经过一片坟地时，把我往里面一扔说了句：“崽啊！你在这躲着，我先把他们引开再来接你。”随之父亲往别处跑了，母亲见只有父亲一个人跑了，哭着拦住蒋正洲等人：“哥，求你别追了！别吓着我的儿子。”这样，蒋正洲等人才不追父亲了，带着母亲回了外公家。

而我，早已经被吓得趴在坟地里瑟瑟发抖了，父亲跑回来见了直骂我丢人，没用。

回到家里，奶奶把父亲一顿臭骂：“你才丢人，你才没用呢！叫你去给你老丈人做寿，你却吵架，还吓到了我的孙子。”

母亲晚上回来又跟父亲吵了一架，我这才知道，原来是小舅舅见父亲喋喋不休说过没完，提了一锅饭给父亲吃，估计是烦父亲了，放下锅时放得很重，这下父亲不干了，就吵了起来。也就因为这样，父亲大闹了外公的寿宴，两个舅舅再也没来过我家，即使是经过我们村时都是侧着脸走过去的，他们也好多年不再理会父亲。

就这样，父亲的处事行径总是让人不知所措，让人抓狂。

父亲是不喜欢我的，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嘴唇干裂都出血了，有一天下午母亲要去镇上买东西，我求母亲：“妈！给我买点擦嘴唇的回来好吗？你看我嘴皮都裂开了。”

父亲忽然从屋里跑出来追上母亲说：“别给他买，让他死掉。”我听了喊着母亲：“妈！别买了，我不要了。”然后牵着我家的老黄牛默默地到后山去了。母亲在后面喊着：“崽啊！别信他（父亲）的，我帮你买。”

旁晚我牵牛回家时，母亲也刚回来，母亲喊住我：“崽啊！过来。”随之拿出一瓶擦嘴唇的唇膏帮我涂抹了一遍嘴唇才罢。

可是从那天起，父亲见了我就露出一幅凶神恶煞咬牙切齿的样子，还用一只手掌捂着他自己一只眼睛对我说：“我告诉你，你的眼睛是这样瞟的，这样瞟的，我看见才滴生血呢！”见了父亲这样我只能默默地低头或走开。

我的眼睛一大一小，我很小就从别人那异样的眼神和话语里知道，很多时候我的眼睛也成为了别人打击父亲的话语。父亲对我的这种忽然转变的态度进行了好几年，迟到有一天中午，父亲回来又捂着眼睛对我说：“我告诉你，你的眼睛是这样瞟的”。当时我正坐在门前的木马上吃饭，父亲的口水溅了我一脸，吓很我连碗都差点掉到地上，邻居叔叔站起来白了父亲一眼转身就回了屋。父亲眼睛一横这才进屋吃饭。

我没有回去，默默地嚼着嘴里的饭不吭声。过了会，我听到母亲跟父亲在屋里吵了起来，母亲在骂父亲：“你是怀疑他不是你儿子？还是想跟我离婚了？”

过了一会，父亲才说，原来是父亲又去逗村里东生伯父的女儿秋英了，东生伯父两口子都是湖南人，过继到我们村的，伯母耳朵有点聋，生的小女儿耳朵也有点聋，父亲每次见到秋英时都逗她：“个家！个家聋婆！”这是湖南话，“个家”就是我家的意思。我见过父亲逗她时的样子，父亲左手扶着左肩上的锄头，弯腰用右手拍着右边大腿说着：“个家！个家聋婆！”那模样活像一只正用翅膀拍着腿学着打生的刚成年的公鸡，怎么看就怎么让人讨厌，估计是秋英发火了，骂了父亲一顿，还对父亲说：“你看看你的儿子，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父亲听了很生气，又觉得丢脸，只好回来冲我发火了。

懦弱的父亲啊！怎么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

母亲狠狠地骂了父亲一顿，说父亲自己不检点，反而拿我撒气。那时奶奶已经过世了，我只能默默地抚摸着我家的老黄牛不说话。也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吃饭时，我舀上一碗饭夹点菜默默地到门前的空地边，三下两下拨完了一碗饭然后回去放下碗就走了，这样，父亲想骂我也就没机会了。

父亲的倔脾气有增无减，特别是对我，除了打就是骂，还加上一个吼，父亲对我的吼叫声，能把我耳膜震得发痛。比如插田时，父亲总是会在田梗上冲我大吼大叫，对我哥和妹妹却又是另一个态度。有一次在地里锄红薯草时，我挖死了三棵红薯，父亲直接把锄头举到我头顶吼叫着要拍死我，别人听了指责父亲太残暴，教小孩不是这样教的的时侯，父亲才收回锄头，我含着眼泪吼了一句：“我的命还不如三棵红薯吗”？父亲听了，转身咬牙切齿地对我说：“红薯能给我喂猪，你能给我什么？”

从那时起，我再不愿意跟父亲说话。

但父亲对我的苛刻从未减弱过。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站在门前看别的小伙伴玩，父亲回来在门边拿扎在一起的毛竹龙头，母亲问父亲拿来干什么，父亲说拿来有事，我回头看了看又继续看小伙伴们玩，这时头上传来几下“啪！啪！啪！”和着父亲的声音：“我叫你撩事！”顿时我的头顶感到一阵疼痛，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父亲在用毛竹龙头打我，母亲听到声音跑出来喊住父亲：“莫打他！莫打他！”并抢过父亲手中的毛竹龙头，问父亲：“你怎么又打他？”

父亲瞪着眼睛说我撩事，在井边的大叶子树上刻别人的名字，别人的奶奶骂父亲了，还连带着妹妹一起骂了，所以父亲才打我。

母亲说：“你连问都不问就打人了，你总要先问明白再打才对呀！”

我这才想起，昨天和爱林、治军等几个伙伴在井边大叶子树上玩耍，后来就刻字玩，再后来我就先回去了。据说治军去告诉他伯母老雪，说我刻了她的孙女的名字，结果老雪伯母把父亲臭骂了一顿，父亲这才打我，我听了父亲的责骂，跑到井边大喊治军等小伙伴过来对质，这时我发现大叶子树上全是字，还有我的名字，这样治军因为说不清楚到底是谁该的，而且我也是先离开的，老雪伯母这下没话可说了，治军挨了东生伯父和伯母的一顿打才算完，我头上也顶着个大包，好几天都不能触碰。

还有次是五年级时，晚上我正在写作业，父亲从外面回来，见到我就快步跑到我身边拿着手里的手电筒往我头顶上砸，边砸边说：“我叫你撩事！我叫你撩事！”

母亲跑过来拦住父亲：“你怎么又打他了？他撩什么事了？你先问清再打不行吗？”随之抢过父亲手中已经砸瘪了的手电筒，我摸着被砸得钻心疼痛的头顶不知所措。

父亲这才说：“刚才蒋兴国对我说，他儿子里见说爱明（我）拿了他的书，叫爱明把他的书送上去。”

母亲问我：“你拿了他的书没有？”

我告诉母亲：“妈！我没拿他的书。”

父亲听了跑了出去，一会又骂骂咧咧地回来了，指责我说：“他讲就是你放学跟他走在一起，顽皮时拿了他的书。”

我这才明白，傍晚放学时，里见突然给我一个帽子，进平从后面跑来问我要帽子，我没加思索就将帽子给了进平，里见看我把帽子给了进平，又跑去追进平，这样他俩在打闹追逐，我没有停留一路回了家，可我确实没有拿过他的书。

父亲听了又跑出去，一会又回来，说里见告诉蒋兴国，刚才下来问了我，我说没拿，而事实上里见刚才根本没来我家更不用说问过我这件事。父亲指责里见：“小小年纪，就会编假话。”

第二天，我没有看到里见，晚上母亲告诉我：“妈妈已经去问过里见了，书是进平拿的，早上就已经还给他了。”并且妈妈说她也数落了里见，以后别理他就行了，就别再去说他了。此后我很少再见到里见，估计是躲着我吧！

父亲母亲苦于没文化，对于我们兄妹的学习，除了说让我们好好读书外，再无任何话语和方法，哥初中未读毕业，妹妹未能考上初中，我们那时是凭考试升学的，没有九年义务教育一说。考不上也就意味着辍学。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你好好学习，能继续考上去，就是卖房子砸锅卖铁，我也会送你继续读书。”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甚至于不说话。父亲的话比起以前来，似乎有增无减，还没有丝毫分寸。

读初一那年，我和父亲在两块田里做农活，两块田之间有段距离，那天刚好别的村的蒋连地坐单车来田里做农活，父亲开玩笑说他的单车放路边不好，要放远点，蒋连地问父亲为什么，还说又没挡住你，父亲不声不响地就说：“你啊！离我远点，别传染了我。”（蒋连地的父亲是得麻风病死在桂林市医院。）

蒋连地听了对父亲说：“你说什么呢？你跟我还不是穿同一条裤子。”（我爷爷也是死在桂林市，连遗体都没拿回来。）

这下父亲就跳起来了，说：“你父亲是得麻风病死的，我父亲又不是。这能是一条裤子吗？”

就这样吵了几句，父亲忽然跳上田梗跑到蒋连地的田里要打蒋连地，我在后面喊着：“爸爸，别打架！”追了过去。

这时另一个村里的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叫良地的跑了过来，他是来帮连地的，这样等我追过去他们三个人已经扭打在一起了，父亲左手夹着良地的脖子，右手夹着连地的脖子，靠在田梗上动弹不得，我不知所措地喊着他们：“快放开，别打了！”连地伸出脚把我扒开，过了一会，田陇里干农活的人们过来才把父亲连地等拉开，那天我的凉鞋踩在连地田里都不见了，后来父亲骂我：“真没用，打架不帮忙还劝架，连鞋子都丢了。”

我告诉父亲：“爸，其实是你没道理，知道吗？”

父亲瞪了我一眼，转过身不愿意听我说话。

读初二那年，家里建房子，父亲带着哥教他学砌墙，我小姨父和表姐夫都过来跟着父亲学砌墙，父亲一遍一遍地教，他们三个都不会砌墙，连吊线挂角都不会，有时候把墙砌歪了，父亲只好拆了又重新砌，有时候父亲骂他们有线路还能把砖放歪，我哥，表姐夫和小姨父都很虚心地听父亲讲，有时侯父亲把他们三个训得面红耳赤，哥把砌刀一扔：“不干了”。父亲不理会哥，继续教表姐夫和小姨父砌墙，哥见没辙，回来捡起砌刀再次学着砌墙。这样，我家房子建好了，他们三人也学会了砌墙，后来也能单独给别人家去建房子了，用小姨父的话说：“我哥的话虽气人，但讲得有理，我砌墙是跟他学来的。”

楼顶上浇混泥土时，很多人都来我家帮忙，他们都说：“我哥建房子，我们必须要来帮忙的”，原来他们都是父亲曾经帮助过的那些人家。

父亲的思想特别地顽固，从来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一直都坚持己见。

我记得堂姨（小爷爷的女儿）嫁人时，小姨要送她个柜子作嫁妆，小姨父买来好木料请父亲去帮忙做一个，说比买的要结实。父亲过去几天就把柜子做好了，到涂油漆时，父亲只涂红色油漆，小姨说要用白色油漆打底才好看，父亲却说：“这是喜事呢！那有涂白色油漆的道理”。小姨说不过父亲，只好由他去了，结果第一遍红色油漆涂好后，父亲又涂了一遍红色油漆，不想这下原本是水红色的颜色马上变成深红色了，不好看了，那时堂姨婚期临近，已不可能再涂油漆了，这时别人也做了个柜子给堂姨做嫁妆，这样两个柜子一比较，做工一样，可颜值就差太远了，父亲看了，跺跺脚，叹口气默默地走了。

在生活中，父亲不仅仅顽固，还有些偏激，那时家里穷，又没什么经济来源，父亲母亲决定养猪，买小猪崽太贵，就养母猪，等母猪生小猪崽后，留下自己养肉猪，可能是气候影响，有几次死了好几个小猪崽，父亲就天天骂母亲没照顾好猪崽，我周六放假回家父亲还坐在村口等我回家，见我回来父亲拉着我说：“儿呀！你妈妈没照顾好小猪崽，死了几头了。”

见父亲这样，我感到很反感，对他说：“爸，你别说了好吗？妈妈跟你一样每天下地干农活，回来还要煮饭喂猪，你呢？从不做家务活，小猪崽只是生病死了，你为什么要骂妈妈呢？”

“我心痛啊！”父亲抢过我的话说。

我告诉父亲：“难道妈妈就不心痛吗？这些猪都是妈妈一手喂大的，找猪食，煮猪食和喂猪那样不是妈妈做的？你有什么理由在这怪妈妈呢？”

父亲被我呛得哑口无言，可一回到家里，父亲又拿母亲在埋怨了，小爷爷过来指责父亲：“你太不讲理了，这些小猪崽都是得急性肺炎死的，我都束手无策，你为什么还要怪你媳妇呢？你到底讲不讲理呀！”

这样，在我们所有人都指责父亲了的时候，父亲才不再提这件事情。

父亲的暴躁脾气从未有过要减弱的样子，很多时候，父亲跟别人说话都是和颜悦色，一转身回到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父亲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别人，把最坏的一面留给了家人。

有一次母亲上街，母亲把卖农产品的几十块钱放在手提着的藤篮里，原本是为了防备小偷的，不曾想恰恰被小偷看见并偷走了，母亲难过之余去在街上找到做生意的闺密那里，借了五元钱坐车回家，回家后母亲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谁知道母亲的闺密却把母亲丢钱的事当成笑话讲给父亲听，母亲的遇人不淑，倒致父亲一回到家就把母亲一顿怒骂，并且父亲的这种怒骂进行了一个多月，直到发生了另一件事才罢。

那是父亲去县城卖鸡，回来把钱交给母亲时，母亲发现里面有张一百元的假币，母亲拿出来丢到父亲手中：“你仔细看看吧！连钱都认不清楚了。”

父亲想反过来责怪母亲的样子，我哥见了拉过母亲的手腕：“妈，咱别理他就是了，自己做得不好还要强词夺理，哼！”

这样，父亲才不再骂母亲丢钱的事。

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母亲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以至于给整个家庭都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在村子里，别人家发生点事总是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的样子，可我家里那怕发生芝麻点大的事，父亲都会大吵大闹，结果整个村子里都听得到。

我小时候最怕听到别人对我说“某某某，你爸妈又在吵架了”的话，因为每次听到这句话，小伙伴们都会远离我，所以很多时候只要我听到父母亲的吵架声我就默默地躲到一边去了，那时的我多盼望我的爸妈也能跟别人的爸妈那样不吵架，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该有多好呀！

可父亲的脾气却从未有过收敛。

我家屋后有片竹林，那是我家的毛竹林，里面有不计其数的毛竹，在每年春天还会长出许多的竹笋，看着那一棵棵又大又尘的竹笋，想到小爷爷家隔几天就挖棵竹笋回家炒菜吃的样子，我也多想扛着锄头到自己家竹林里去挖上一棵给母亲炒腊肉吃，终于有一天，我经不住诱惑，纠缠着母亲要挖竹笋吃，母亲没办法，只好答应我：“好，你去挖吧！小心些就是了。”

扛着锄头来到竹林，我选了两棵又大又圆的竹笋挖了出来，很开心地拿回家要母亲给我炒腊肉吃，母亲应付着我只好去切腊肉炒竹笋。

中午，父亲从地里回来看到门前的笋壳，大声责问：“谁去挖竹笋了？”

母亲听了赶紧跑出来应着父亲：“我让儿子去挖了两棵竹笋回来，我想炒个腊肉竹笋吃。”

“蒙我呢！看我不打死你。”父亲不相信是母亲让我去挖竹笋的，举着巴掌要过来收拾我，我没有动，低着头站在那里等着父亲的巴掌落下，母亲见势跑过来挡在我和父亲之间训斥着父亲：“就是我让儿子去挖的，怎么了？怎么了？你要打就打我呀！”

父亲没有打，瞪了瞪眼睛说：“我留着竹笋长大织篮子的。”

织篮子，这是父亲的手工活，每当下雨天或晚饭后父亲总会在堂屋边看电视边用竹篾在他那粗大布满老茧的手指间上下挥动，几个晚上，一个精美的小竹篮子就在父亲手中完成了，父亲也不仅仅用竹篾编织篮子，父亲也会编织其它一些生活用品，比如箩筐、笤帚等竹制品。父亲织的篮子小巧美观，记得我和妹妹就总喜欢一人手上挎着一个小篮子，再带上个小铲子，去地里撬荞头，每次都会撬得满满的一篮。荞头好吃，那是我们小时候的家常菜，是我儿时的记忆。

父亲织的篮子很招人喜欢，特别是小姨，每次见了都要拿上一两个才开心。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去挖过竹笋吃。

1999年，我也随着人潮到了深圳打工，那时工资超低，又没文凭，没技术也没经验，一个月才能领三四百块钱，还不包吃，那里能存到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我依然坚持了三年，这三年里跳过槽，睡过十元一晚的通埔，吃着方便面过年，最后在2001年冬天借了一百二十元车费回家。

回家后父亲觉得我丢他脸了，总是找理由骂我，那年村里在修路，另外两个村子见了要求跟我们村一起修，要求允许把路跟他们村里的路连接，又因资金和土地损坏补偿问题，都不愿吃亏，我们村又没有人出头，父亲看不过又不会讲道理，总是动不动就跟人吵，记得有一天又在我家门口吵了起来，我没帮父亲，我只对舅舅村的人说：“你们要跟我们村一起修路就好好说，不要在我家门口吵来吵去。”舅舅村的人听了说了句：“好！你们后生崽这样说了就算了，不吵了。”说完便走了。

他们走了，父亲却还没吵完，父亲下午在桐塘村别人家喝酒时跟舅舅村的人开始吵的，这会儿，父亲又一直在那骂骂咧咧地说母亲丢了他的脸，生的儿子又没用，说谁谁谁家儿子买车了，谁谁谁家儿子娶媳妇了，说着说着在老屋就跟母亲又打起来了，还把母亲的鼻子都打出血了，妹妹去把母亲拉到新房子里来，父亲又追了过来坐在门前桂花树下的石头上骂骂咧咧，说母亲卖小猪崽时没留下一只，今年没年猪杀了，父亲说他一想起来就恼火，我让妹妹把门关上，连灯也关了，让父亲一个人在那骂个够。就这样，父亲总是有骂不完的话发不完的火，我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我每次开口，总免不了招来父亲对我的讥讽，我用沉默的方式默默忍让着。

2002年春天，别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我，不知该往哪里去，三月份哥打电话回来让我去柳州，在鹿寨化肥厂卸矿，这是个最脏最累的活，钱又少，每天不定时地去卸矿，每个车皮五个人，分别用铲子把矿铲下车，这里矿分几种，最轻松的是晋城煤矿，最脏的也是晋城煤矿，灰尘大，又没有防护罩，就这样用铲子一铲一铲地把煤矿铲下火车，每次每个人平均要铲十二吨。那些灰尘扬起来往往从车厢这头是望不到那一头的，每次卸载完下来，我们五个人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全身都落满了一层黑色的粉尘，并且价钱又低，每个车皮五十块钱，五个人平分。

在鹿寨化肥厂卸矿这段日子里，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在拿着最少的薪水却干着他们化肥厂工人都不不愿干的活，还没任何保障。我们一起卸矿的还有我的嫂子和表弟八斤，嫂子做体力活慢，好在有我和表弟八斤，这样每次做事的份量也就扯平了。这年冬天，因身体原因，我离开化肥厂又回到了家里。

后来哥哥嫂子也一起回了家，不在化肥厂做了。

回到家里，父亲还是那样对我热嘲冷讽，时不时拿话来打击我，让我很是狼狈。以至于在2003年春天我跟他吵起来。

一般过完年，正月开始，村里外出打工的就都出去了，哥哥嫂子也出去找工做去了，村里人见我没出去打工，见了父亲就问：“你儿子有没去深圳打工”的话，父亲觉得很让他难堪，回家就不停地数落我，三月份，在我帮着父亲在田里干农活时，不时有路过的村里人随口问着我怎么不去深圳打工了的话，父亲听了更气了，跳起来骂我丢人，在他越骂越起劲时我也终于暴发了，站起来就跟他吵了起来，随后扛着锄头就回去了，再也不愿跟他在一块做农活。

三月底，在深圳石岩打工的表弟铁广打电话联系到我，说可以去他那进厂，这样我又再次背着行囊到了深圳，并进入表弟铁广所在的工厂做工。

铁广在的这个厂是家五金厂，以制作不锈钢餐具为主，工资不高，但很稳定。我记得当时进厂是十三元一天，每天上十个小时，我跟铁广同一部门以磨砂带为主，铁广是文员。

第一个月，我领了四百五十元钱，由于我来深圳没带什么衣服，仅有的一套也在家做农活时挂烂了，发了工资，铁广拉着我去买了两套衣服，这样，我才不再穿着工衣去逛街了，第二个月我领了五百五十块钱，并且一年多的工资基本上是这个数字。铁广比我多三百块钱。我们没有跳厂，想想自己没文凭没技术，也就安心地继续上班了。

从2003年到2006年我都没有回过家，只是每个月往家里汇款时打个电话给小姨转达一下，有时也写封信给母亲，告诉她我在这里过得很好；那时家里也没电话，只能打给有电话的小姨了，好在小姨嫁的村子离我们村不远。第二年我的工资也涨到一千六百块了。

07年春节，我回家过春节，此后每年春节都会选择回去，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多月，但，家，才有年味；我们用脚步丈量与家的距离，为了那一抹乡音，为了喝一捧井里的泉水，吸一口乡间的气息，我们是侯鸟，迈入回家的浪潮。

家，是个避风的港湾。

回到家里，总是有种莫名的亲切和温馨，母亲老了，头发都变得斑白，父亲的身影有些单薄，背有些佝偻，话还是一样地多，脾气也还是那样地暴躁，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大动肝火，可我已学会了忍让，每次父亲要发火时我早已悄悄地开溜了。

有人说家是个疗伤的地方，养心生息。我却感到我的家是个战场。父亲的粗暴，早已让我布满心伤。可父亲就是那样一个粗暴、大大咧咧、做事随心所欲的人，前一秒还跟你和颜悦色，下一秒又对你暴跳如雷，这样没有心计往往让人抓狂让人泪奔。每次母亲见到父亲冲我发火时总是安慰我说：“儿啊！你父亲就是那样刀子嘴巴豆腐心的人，你走开点别理他就是了。”

母亲对父亲总结得没错，父亲的思想顽固，满脑子都是些封建残余，父亲崇尚的是一种“弟兄不讲笑，父子不聊天”的理念，从小他也是这样教育我和哥哥的，动不动就以他那宽大粗糙有力的手掌来作为付诸实践以起到震慑作用，“不听话吗？看我的大耳刮子！”这是父亲教育我们时的口头禅。

记得99年我准备前往深圳打工的时候，父亲就一脸的不悦，总在那埋怨：“好呀！养大你们，竟然要一个个地出去当长工，白养你们了”。三姨听了父亲的话很生气地指责父亲：“不出去打工，你难道要他们跟着你在家种那几块薄田吗？”、“他们年轻人不出去闯荡一下，不出去见见世面又怎么能有出息？”在三姨的一连反问下，父亲才不再埋怨我出来打工的行为，也不再提我是出去当“长工”的话语。现在想来，母亲说得也确实，父亲只是不会表达他那份对子女的情感，总认为“棍棒底下才能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教条是对的，却从没想过会适得其反，他的顽固，他那封建残余和粗暴的教条主义往往把我们逼得离他远远的，我们在家时见了父亲都很少说话，害怕一不小心犯错又要挨父亲的责骂和他那大耳刮子扇在脸上，邻家叔叔们在没有什么事的情况下也很少跟父亲聊天，怕聊得无趣。很多时候，父亲也是很孤独的，这源于他的思想。所以说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还带点大男子主义。

母亲跟父亲吵闹了大半辈子，最后以母亲的退让包容而结束，母亲不再计较父亲，也很少再理会父亲，做什么事，都尽量依着父亲。

我想以后每年的春节我还是会回去，每次回去总是免不了给父母亲买上大包大包的衣服等用品，父亲见了不时责怪我买那么多，又开心地拿着我给他买的新衣服换上微笑着大步迈出门去了，看得出来，父亲是很开心的。

对于回去过春节，更多的时候我是不想让父母亲牵挂，毕竟，年，是人们心中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结，跟家人在一起，才有过年的味道。

小的时候过年，因为穷，年夜饭都很简单，能够有猪肉吃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母亲还会特意宰上一只大公鸡，这已经是很难得了。

随着我们兄妹的长大成年，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我不愿再看到父亲母亲再以有肉的情况下来作为过年的标准，在我的经济条件允许下，我可以多一种选择，让年夜饭不再那么单调简单，而改为多种口味，多种选择，荤素搭配，让年夜饭更加丰盛，更加甜美。

同时也让一家人不再因少了谁谁谁而变得冷清，其实，过年，更多的时候是喜欢那份热闹，是享受那个氛围。

2019年春节，正月初八我在吃完早饭后，又舀了一大碗饭夹了些猪肉准备去喂我家的猎犬小狼，不幸掉了块猪肉到地上，我正为又要挨父亲的责骂了而黯然时，父亲破天荒地没有骂我，只是默默地走过来捡起那片猪肉拿去用水仔细洗了洗，拿回来准备放到锅里再煮了吃时，我乞求似地问他：“爸，给我拿去喂小狼吧！”父亲愣了下，递过来把那片猪肉放到了我碗里。

想着父亲刚才去洗那片猪肉时那有些佝偻的身影，我不觉感慨，父亲老了。或许父亲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这才是一个家的样子，一个充满温馨的港湾。

我仿佛又看到了儿时爬在父亲肩膀上的模样，父亲的肩膀还是那样的温暖，还是那样的宽阔，还是那样的伟岸，那可是一道曾为我遮挡风雨的山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