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口

Goldwalnut

 黄骅金网-黄骅市乡镇村庄名录-南排河镇

村名考释

民国 22 年（1933）修《沧县志》载：“歧河，士人名为西河，又名长港，距州治一百五十里。为沧境南减河并狼洼以下各洼及石碑河汇合诸水入海之总海口也。上溯十余里名曰张金沟，在牧猪港东，水落时有沟形，下通于海。旧有限海潮横堤一道，春堵秋开，旁出一支南引至岺子头约长五六里。汇合诸水（旧小南河、小西河、李二沟、李巴口子、小关沟、大李岔、小李岔）入海曰歧河口。”因是多条河流汇集入海之地，故称此地为祁口，后居于此地民众称村名为歧口。（摘自《黄骅市地名志》）

地理概况　

位于镇政府驻地西北 12.6 千米处。距市中心 31.6 千米。东邻渤海湾，南与东、西高尘头相连，西与黄灶盐场毗邻，北与天津市马棚口接界。村庄呈带块状分布，占地 2405.09 亩。有2458户、7864人，有汉族、回族，其中回族人口占0.2%。有刘、李、王、周、韩、张、白、赵、魏、井、陈、朱、马、孙、吴、史、贾、谢、杨、辛、高、沈、许、傅、董、宋、何、戴、田、丰、于、倪、崔、商、翟、郭、佐、时、芦、柏、范、程、纪、曲、丁、胡、冯、石、单、齐、曹、初、苑、蔡、邵、窦、钟、梁、苏、孟、边、郗、荆 63 个姓氏。村内有平房 1998 栋，部分为砖木结构起脊挂瓦，部分为土房挂瓦。建有新民居楼房 10 幢。有中学、小学、幼儿园各 1 所，医院 1 所。2009 年 6 月，传统文化技艺渤海渔村剪纸被批准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歧口铁炮（今存市博物馆）。有深机井 7 眼。产业以海洋捕捞、海水养殖、貂狐养殖为主，兼营其他养殖业。（截止时间2014年）

歧口炮台

关于歧口炮台，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沧县志》载：“歧口炮台始建于明，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在歧口重修大炮台2座（南北岸各一座），由东沽炮台运铁炮二尊至歧口。”

清朝重修，说明歧口炮台原址已不能满足清廷抵御外侵的需要，所以重修炮台基座，打造更大规格铁炮，并分别赋予“大将军”和“二将军”名号，以震慑西方侵略者。从现存的“二将军”来看，铁炮全长3.47米，最大直径0.46米，重约2吨，有效射程1500米左右（一些资料有写射程15000米，经与军事爱好者了解，如此规格的铁炮射程达不到15000米），威力之大在北方少有。

那么，关于歧口炮台始建于明朝的具体时间，无史可查，只能从历史细节处推敲，以设置沿海防御为突破口，从中窥其端倪。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后，倭患频仍。明廷任命胡宗宪为抗倭总督，他上任后，十分重视加强海防，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防之于海”，组织人员将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悉数整理，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编纂《筹海图编》，初步建立起沿海防御系统。

而重点加强天津海防建设是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征朝鲜开始。以往日倭对福建、江浙等东南沿海骚扰不断，从未到过明朝的腹地。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率兵20万征伐朝鲜，而占领朝鲜便可假道进犯明朝都城——北京。

为解决唇亡齿寒的威胁，明廷进行了一场御倭援朝的战争准备。因天津地处水陆要冲、京畿门户，明廷重点布防，增兵、建营、造船，将天津打造为御倭堡垒、援朝阵地。近海防御则是在主要入海口——草头沽（塘沽区所属的大沽，原分为东沽和西沽，现在已连为一片。明代初期，这里杂草丛生繁长，称草头沽。明末清初，大沽的名字逐渐固定下来）建造了两座炮台，这应是大沽口炮台的原址。

虽然天津布防未提及歧口炮台的修建，但是明朝长达200年之久的抗倭斗争，必然让沿海地区海防部署更加严密。且歧口的战略位置重要，布防海事理所当然。所以，歧口炮台的始建时间大概在明朝抗倭设海防时期，即万历年间、公元1600年前后。

河道演变情况

作为退海之地，歧口属于渤海西岸古黄河三角洲地区，地处渤海湾之穹顶。据《尚书?禹贡》中记载：“禹贡河（古黄河主要河道之一）从河南浚县北流，经内黄、曲周、巨鹿至武邑县北、东北流经青县，又东北流，在天津南入海。”此处的“天津南”即歧口村北的北大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逐渐向南迁徙，历史记载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大改道，主流入海口在章武（黄骅）境内，其中禹贡河改道在歧口入海。直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黄河主流才移至山东利津入海。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写到：“古黄河入海在天津、河北黄骅和山东无棣之间游荡，其主流则长期从渤海湾黄骅一带入海。”

就在古黄河经渤海湾入海之际（春秋战国时期），京杭大运河开凿。隋唐时期，沧州段运河称为永济渠，在吴桥安陵与东光之间分出一条支流叫浮水河，向东北流经歧口进入渤海，元代称该河为浮河。金朝时期，为排泄大浪淀积水，开挖石碑河，由歧口入海，其下游和浮水河走向一致，故《畿辅通志》记载：“石碑河，古浮水也。”元明时期，太行山沿线生态退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洪涝灾害频发，致太行山水下行冲击运河，易致顶冲，危险堪虞。为刹运河洪水之势，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开挖兴济减河，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开挖捷地减河，中下游与浮河合二为一。两条减河向东流，在歧口村西洼地汇集后经村北入海。清朝时期，水利翻修，捷地减河增设入海口，由歧口和歧口村南3公里的西高头村同时入海。兴济减河逐渐淤塞，清末废弃。民国时期，河流走向基本不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开挖沧浪渠、北排河、廖家洼排水干渠，均由歧口入海。1960年，因开挖南排河截断廖家洼排水干渠河床，廖家洼排水干渠不再经歧口村入海。为了减轻歧口入海河流的负担，捷地减河也不再从歧口村分流，只由西高头村入海。现仅余沧浪渠、北排河在歧口村西北汇集入海。

重要历史事件

清朝后期，国运日渐式微，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歧口紧临渤海、毗邻京津，成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重点关注的战略要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围绕歧口及歧口炮台发生了几次重要历史事件。

第一个事件，击败英法联军。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文州，打宁波，溯东海、黄海北上，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抵及歧口，倚仗坚船利炮强行登陆。歧口炮台驻扎官兵与当地民众协同一心，顽强抵抗，英法联军败退，不得不转往大沽口攻打登陆。

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胜利，歧口炮台在历史记载中第一次发挥作用，清政府驻军与歧口村民一同阻挡了英法联军的入侵。

第二个事件，抵御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几艘舰船抵达歧口海域，歧口两岸守备严密，炮台驻扎官兵整装待发，亦有歧口村民参与其中，八国联军侵略者未敢轻举妄动强行登陆，只好掉转船头撤离，北上攻打大沽口炮台，于塘沽登陆，直逼北京。

八国联军几艘舰船出现在歧口海域确有其事，极大可能是一开始也把歧口作为登陆作战的备选地点之一，但由于天津与北京地缘相近、交通相连，能最短时间进犯北京，所以最终把塘沽作为了首选登陆地点。

第三个事件，倒运日货遭遇海难。1934年7月，歧口海域发生了一次重大海难，约100多人葬身大海。当时的歧口及南边紧邻的几个村庄哭嚎连天，惨景骇人听闻。由于歧口死难者众多，灵堂随处可见。

此次事件发生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期间，辽东半岛贩卖日货十分盛行。当时歧口及海堡各村生活窘迫，海上捕捞作业期间恰闻有此“商机”，众人商议可通过歧口海运、河运、陆运等交通便利条件，将倒运的日货向南销往山东等地，向北可流入天津市场，向西则可畅销华北腹地。于是，集结30余艘船100多人，远赴大连旅顺，其中歧口村民占半数有余。他们以出海打鱼临时靠岸修整为名，偷偷将购得的日货藏于船舱底部。当时日本在辽东半岛各码头均设有海关，缉私船日夜巡逻，亦有海盗出没。为躲避日军检查和海盗抢劫，必须选择恶劣天气，且需借助较大东风返港。他们趁着狂风暴雨袭来，海面波涛汹涌，且是难得的东风，提锚扬帆奔赴家乡。途中几乎全部船只遭遇海难，独存一艘船在鬼门关走一遭后回家报丧。在那个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代，歧口及相邻村庄渔民为求生计，铤而走险，遭此大祸。悲哉！痛哉！

第四个事件，侵华日军登陆。据《静海县志》记载：“1937年8月24日，天津静海城陷。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闻讯，欲收复静海。部队准备就绪后，得知日军已从渤海湾的歧口登陆，逼近静海县烧窑盆村，威胁守军主阵地唐官屯、马厂，遂又奉命作罢。”

从文献中看，天津静海沦陷后，日军有部队从歧口登陆，致使国军收复静海的计划破灭。

当时，日军经海路到达华北地区，主要由塘沽登陆，在一些日本兵回忆录及文献中详有记载，如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宫岐部队、赤柴部队均从塘沽登陆。而从歧口登陆，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日本发动过甲午中日战争，参与过八国联军侵华，对渤海湾战略形势、登陆地点防御系统悉数掌握。而且《马关条约》约定清政府罢黜沿海防务，民国《沧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罢歧口防务，和议既成，诏裁津胜三十余营，守歧口者惟余乐军三营而已。”民国时期歧口已没有守军，防务空虚，给了日军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出于战术考虑。日军从歧口登陆能较快与静海方面日军汇合，可巩固静海县城防务，易对天津周边守军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据史载，当时连日阴雨，平地水深盈尺，为日军悄然登陆创造了便利条件。所以，歧口成为日军侵占天津继而吞并华北的备选登陆口，是日军实施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河口。

第五个事件，日军驻扎歧口。1938年夏，日军一个班的兵力在歧口轮流驻扎（驻扎歧口日军与周边驻点定期换防，实则为造声势所施伎俩），日伪军约50余人跟随进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歧口才结束日伪统治。

在此期间，日军修建了“日本大院”，用于居住、训练等。定期强行组织村民学习日语及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强征歧口壮丁修建高达10余米的炮楼，奴役村民拾柴、挑水等，百姓苦不堪言。

第六个事件，汉奸刘佩忱企图运走铁炮。大概在1943年或1944年，汉奸刘佩忱带一队人马来到歧口，试图将“二将军”用船拉到塘沽，因重量太大，未能得逞，弃之河滩。

刘佩忱，沧县仁和村人，不到20岁即当土匪，1936年投靠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伪军为日军卖命。1939年秋，进驻新海县（今黄骅市），受委为“沧盐新剿共总司令”。刘佩忱最初活跃于新海县窦庄子一带，在当上伪军后，他率部先后窜扰天津南上古林、小站一带、沧县、新海、盐山、乐陵、日照、潍县等十余县，祸害乡里，罪恶滔天。而试图运炮一事，应是为了展示其淫威，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邀功。

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可篡改。沧桑巨变下的歧口依旧以海为生、以渔为乐。原来的大港重镇现今已不复存在，歧口因泥沙淤积，港口地位逐年下降，但因居住人口众多，常住人口达万余人，享有“华北第一村”的美誉。

关于歧口炮台何时被废弃以及“大将军”所终，史书中无一记载，现在“大将军”依旧未被找到，民间传说极大可能已沉入河底，深深埋入泥土中。“二将军”被置于黄骅市博物馆门前，斑驳锈迹几乎遍布全身，但炮身笔直而坚挺，好似铮铮铁骨，向世人展示着一百多年前抵御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时的冲天威力，诉说着风雨飘摇年代所经受的苦痛磨难。

（摘自：宋立勇 木月水《

歧口与歧口炮台史考》）

军事防务情况

运河之水经减河蜿蜒东流，在歧口汇入渤海湾，歧口可谓“河海相济”的融汇点。随着经贸活动的持续发展，其港口地位逐渐提升，可供较大吨位船只进出停靠。且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歧口也是东北、华北、华东之间水路、陆路必经之地，是海外经渤海进北京、华北的重要关隘，所以亦为兵家必争之地。

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设沧州海口海防军一百人，驻歧口、狼坨子，由达鲁花赤塔剌统率。

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在歧口设巡防瞭望台一座，设歧口营都司一员，弓兵二名，骑兵一名。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设歧口镇，辖东高头至直沽6个村庄，开海禁。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改葛沽营大沽汛经制外委，移扎歧口。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筹办海防，设歧口守备署和把总署，设守备、把总各一人，外委一人，额外外委二人，兵220名。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马关外委一人，归歧口营。拨正定镇标把总二人，额外外委二人，俱归海口营及歧口营。移芦台营都司一人，驻歧口，为歧口营都司，并添设把总一人，额外外委二人。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改大城营守备一人为歧口营守备。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人背盟，各海口严加防范，淮军乐字营移镇歧口。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淮军乐字营移镇歧口，备日本也。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二月，歧口戒严，日本人扬言将由东沽、歧口登岸进攻天津，提督曹克忠募兵三万，自天津至歧口连营三百余里，以备不虞。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国民党二十九军一个连队驻扎歧口。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撤离奔赴前线。

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新海，在歧口设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李景文、刘佩忱等汉奸头目活跃在歧口等沿海村落。

自元朝迁都北京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海防堡垒的歧口受到了统治者及侵略者的足够关注。《清实录》中记载：“咸丰十年，探有夷船，停泊驴驹河，裹去渔船，拘留米船（美国船只）。该夷向船户探问祁口地势，甚为详细。其为窥探虚实诡计无疑。”“光绪二十一年，有人奏歧口海岸空虚，闻倭船（日本船只）二三十艘。”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渤海一分区海防大队驻歧口。

1947年3月，海防大队扩编为渤海军区海防总队第一支队，辖7个连队，近千人驻歧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歧口村东部建设防御堡垒，设海防营，直到20世80年代初才撤防。

经贸发展情况

作为古黄河及分流运河水的减河重要入海口之一，歧口逐渐成为渤海湾西岸大港，是面向华北平原最便捷的入海口。因上游多条入海河水与潮汐海水相互冲刷，使得歧口入海河域非常宽阔，在20世纪60年代河道宽达上百米。

众所周知，古代通商贸易水路成本最低，更利于促进经贸发展。史载，明嘉靖年间有浙江商人经东海、黄海、渤海来歧口一带上岸进行易货贸易。清康熙、乾隆年间，河海运输业已然呈繁盛之势，盐、鱼、农产品等特产及生产生活用品等贸易往来甚密。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商人活跃在歧口码头与大运河之间，依托捷地减河等旧河道，从事海货西运、农贸东输等商贸活动。

 一溜儿海堡

英烈人物　

王占贵（1920—1948），牺牲于歧口。

周子安（1922—1947），牺牲于甘肃省兰州市马家山。

倪宝文（1923—1951），牺牲于朝鲜。

李国栋（1929—？），牺牲地点不详。

高玉马（1930—1949），牺牲于甘肃省兰州市马家山。

 黄骅市乡镇（园区）村庄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