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读】一名“知青”的2348记忆

兵哥微影（吴贤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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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9月7日是从2348走来的巴陵石化建厂50周年纪念日。与共和国同龄的我，回顾50年来的历程，我的人生、我的命运，都与2348、与巴陵石化紧密地联糸在一起。

01

知识青年当工人

1968年12月26日，刚满19岁的我作为一名“知青”，在家乡小镇一片“革命”的声浪中下乡，就近插队在五星大队石桥生产队。1969年5、6月份，天空频繁地有“安—2”飞机低空地毯式地往复飞行，我们在田间好奇地仰望天上这些“不速之客”。

当年7月份，早稻收割接近尾声，生产队传达了有关精神：国家有可能要在我们生产大队建工厂，大家要支持，也要严防阶级敌人和“苏修”破坏分子的捣乱……

8月份的一天，我们送公粮的社员利用回程去镇上的火车站，接到了从北京而来的第五机械工业部勘察公司的勘测队员们。我们用小独轮车推、用扁担挑、用肩膀扛，将他们的行李和器材接到卢石桥（五星大队所在地），安排在各家各户住下。

从一下火车起，队员们就沿途赞叹我们这里山青水秀空气新鲜，又说：你们这里很快就会有公路、有汽车，有铁路、有火车……那时，我就当听“天方夜谭”一样，嘿嘿傻笑，根本没相信他们所言是真。

为支持勘测队开展工作，全大队调集了百多青年劳力，每个劳力由筹备处每天付给生产队10元工钱，生产队里和个人都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每个甲等劳力每天记10个工分，年底可分红2至3元钱，而现在这些半大不小的乙等丙等劳力就可挣10元钱一天，筹备处“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就是账算错了”，这样的好事哪能不干？！

筹备处将这些年青民工分成两队，一队配合地质队，另一队配合测量队。我被分在测量队，也没想到我不仅就此与测量结缘，还成了我职业生涯的开始。

“配合测量工作”，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可是一桩不折不扣的累活。测量队要测绘我们生产大队约16平方公里1比1000的地形图，高出地面30米范围的山头都在测绘范围内。刚开始选点布线做控制测量，工作还算轻松，到后来在每一图根点上测绘地形图可就难了。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扛着5米塔尺，在灌木和荆棘丛中穿行，测绘员的号旗指向哪，我们就得想方设法奔向哪。

鞋破衣烂，蚊叮虫咬，头部肿得像菠萝，“秋老虎”还在一旁加油“烤”验，这些都阻挡不了我们的步伐。在密不透风的丛林中，我们用弯刀开路，用毛巾包头硬闯，汗水将衣服湿透，将一个个人迹罕至的地形死角测绘到地形图上。

我记得，当时大规模的勘测进行了两个月，10月下旬勘测队行将结束野外工作，返京在即。为表示友好，全体队员帮助生产队割了一天晚稻，在田间组织了一场文艺表演，让我们乡下人见识了城里人的多才多艺，大家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后来，我们才知道还在测量过程中的9月7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2348工程上马。与此同时，在上级“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勘查筹建的步伐急剧加快。

就这么突然，2348工程风风火火地来到我们的家乡，在我身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时，勘测队撤出后只留下一个搞地质的温成世、搞测绘的郭元章处理工程遗留问题。根据勘测公司的意见，他们留下我和刘振国两人继续补图。筹建处很快“买断”了我俩与生产队的关系，即每人每月付生产队450元钱，我俩无论天晴下雨都要来老郭处学习测量知识，为工程建设培训“不走的测量队员”。

不久，筹建处将学员12连的副连长刘承志调到我们一起，并明确了他就是我俩将来的“头头”。筹建处的秦德华局长来见我们了，筹建处的王绍祖副指挥长来见我们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应该是“内部钦定”，把我俩提前定为招工对象。

从此，老郭带我们“串街走巷”，到处让我们去认识一些人，也把我们到处介绍，我们俩也成了他的“哼哈二将”，除了晚上睡觉，总是形影不离左右。

有一次，师傅们将去长沙出差三天，给我们布置了一个自学课题：学会使用S4级水淮仪，做一次闭合水准测量，等他们回来检查成果。

第二天一早，我和刘振国将水准仪搬到了工地上。第一次没有师傅在身旁指点，我们脸上满是骄傲和自信的神情，很快支好了脚架，可水准泡却怎么也不能居中。一个上午的折腾，心情变得十分沮丧。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几个月来更为复杂的经伟仪我们已用得很顺手了，怎么就摆弄不了水准仪呢？那只有一个可能，这台仪器一定是坏的。

三天后，检查作业的时间到了，我们抱怨仪器是坏的当然没有成果。师傅一听急了，以为是我们把仪器折腾坏了，那可不是一件小事。经野外测试检查，师傅说“仪器完全正常，是你们不会！”我们第一次知道此操作的熟练不是彼技术的精通……

12月初，公路己通到我们生产队，铁路专用线也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建设大军滚滚而来，6538工程兵部队、0748汽车兵部队、成批的复员军人、大中专的学员连队、知青连队、广东工程建设总队，都像潮水般涌来，住满了方圆10多里的各生产大队。

顿时，云溪小镇成了工程指挥部所在地，成了人员、建材和生活必需品的中转地，说日新月异也好、说翻天覆地也好，昔日名不见径传的偏僻乡村，一切都像梦境一样发生着变化。

山村隆冬的夜，依然伸手不见五指，寒气逼人，只有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光亮跳跃在窗棂上，三更雄鸡唱过，我知道离天明的时刻不久了。

1969年12月26日，在石桥的大队部门前，指挥部政工组的高组长召集开大会，宣布到会的各位五星大队的社员，从即日起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48工程指挥部的工人。

这一天，我和同龄的妻子幸运地一同跨越了工农界线，成为连自已都不敢相信的军工战士。在轰隆隆的开山修路炮声中，乡亲们搬离祖辈居住的山村，我准备当一辈子农民的“上山下乡”经历就如此快地结束了。

应该说，这次当工人太过偶然，因此也太过幸运。在完全没有预兆的前提下，我选择了这个下乡地点，国家也选择了此处建厂，我有幸参与测量分队遇上了郭元章等许多好人，筹建处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了急需的测量人员……真有点命运的巧合。

02

 三线建设战犹酣

1970年初，工厂正在大规模建设之中，尽管建设条件异常艰难，但建设者们的劲头为今日所罕见。

先来的工程兵没有军营，以小分队为单位分住在百姓家中。我所在的只有9户人家的自然村，驻扎的是机械六连，官兵们睡在农家堂屋里的地面上。

农家的堂屋里有鸡笼、有狗窝还有墙上原来是高高在上的神龛、“破四旧”后在相同的位置改贴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标准像。官兵们睡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四面透风，屋顶漏雨，水缸结冰，地面冰凉，有时晚上能听到新兵们的啜泣声。

我的房东家里住的是炊事班，他们也在这里借用厨房。堂屋里有一个内天井，睡在这里与露天并无太多异样。无论阳光灿烂还是刮风下雨，吃饭一概是在晒谷场上蹲着吃，饭前的语录歌唱得高亢有力，激情饱满，久久回荡在群山之间。

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战士们干活一点也不含糊。原来锦纶厂环己酮装置的场地是座山丘，为尽快平整场地，是工程兵们在山丘下掘进一个纵深的隧道，用汽车运进炸药，惊天动地一炮炸成平地，其气势其胆量让我记忆犹新。

在1970年漫长的梅雨季节里，工程兵们白天一身泥，汗从里出，雨水从外向里渗，晚上还要参加战备演习，非常辛苦。

还有广东工程建设总队的几万员工，因为来得晚些，连民房都没有住的了，只能在荒山坡地上搭油毡房，开通铺住宿。他们薄薄的衣衫难挡洞庭湖湖畔的寒风雪雨。

记得有次天降大雪，早上起来白茫茫一遍，只见“广佬”们身着薄衫、脚穿拖鞋，兴高彩烈地在雪地里欢呼雀跃，像孩子一样打起雪仗。使得当地人误认为“广佬”是不怕冷的民族，殊不知他们背井离乡，参加“三线”建设，把艰苦的生活当作快乐来过。

广东人带来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工程中的大多数工业建筑是他们所建。最先建设的锦纶厂前纺车间，是一座七层的现浇框架结构，他们的脚手架全用毛竹和竹篾搭成，而且没有用一根铁丝，令当地人啧啧称奇。人们纷纷涌来参观高楼大厦，至今此地仍叫“七层楼”。当然，还因广东人的到来，把当地人不吃的猫狗肉抬成了高价，把路灯下的“蚂蚱”当成了佳肴。

2348工程指挥部成立后，各职能机构均以“小组”编制称呼，测量队划规基建组名下管理。当三工区道路刚通，有了第一批干打垒简易住房时，我们就进驻了工地最前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最先活跃在工地上的有三个工种：一是机械连的推土机手忙于平整场地，二是外线电工忙于架线送电，三是测量队忙于建筑物的定位放线。

1970年冬，在公路尚未全通的情形下，我们为完成岳化到长江取水口的管道线路测量，也历尽了艰辛。每天早上带上中午的干粮咸菜，背着仪器步行十几里去选线、测量。

在一次跨湖测量中，为取得湖底的标高数据，刘振国撑船前住湖中，将撑竿插入湖底泥中，但怎么也拨不出来，不料船随惯性漂去，人却“附在”竿上，最终落入冰冷冰冷的湖水中。他棉衣里外湿透，我们将他捞起后，虽然浑身冻得颤抖，但还是说笑自如，没有丝毫抱怨，没有半点牢骚。我们拦下一辆工程卡车将他带回，其余的人继续忙着测量。

还是这条线路，到了夏季天热无比。为争取时间，我们在野外吃完干粮后，中午头顶烈日接着干。有一天，测量线路要经过一片密不透风的灌木荆棘丛，我在前面立尺，师傅老刘观测。我突然看见他摇晃几下，抱头栽倒在地，我们赶紧跑过来把他扶起，师傅微弱地嘟噜了一句“头晕”。

我的师傅刘承志是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是复员军人，来自3528厂，在部队搞过测量，文化程度不高，党性非常强，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向组织上喊叫困难。他老家在苏北农村，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三线建设最忙的时刻，他放弃探亲休假，坚持工作第一。我总是在他默不作声的后面感受他的坚强意志和坚韧毅力，他永远是我的榜样。

又一次在这条线路上，测量胜利在望，离长江不过一公里了，前面是一片平地，是应该可以轻易拿下的最后一段。可就在这时，天降暴雨，我们舍不得就此收工，用伞紧紧地护住测量仪器，身上的军用雨衣根本挡不住暴雨的袭击，里面的汗外面的水让全身湿透，长筒雨靴里面也装满了雨水，这时刻大家都表现得异常沉着镇定，谁也不愿在此时说声“撤”，生怕显露出一丝一毫的怯懦。大家嘴上不说但都心照不宣：一定要坚持到工作胜利结束。

其实，那时苦干的不只有我们这些基层的工人。副总指挥长王绍祖也同我们一道，住在三工区路边的干打垒房中。说它是住房真是太勉强，雨天卡车可将路面泥浆从窗洞中溅到我们的床铺上，打开后窗可以直接从窗台爬上后山坡。

王副总指挥年龄应在50开外，山西口音，个头不高，保持着军人固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喜欢喝几口小酒，以办事果断、能熬夜和有一个红红的鼻头著称。他经常通霄达旦地工作，有时后半夜了他还跳出后窗，上山坡拾柴回来烤火烤衣被，弄得他的秘书小许叫苦不迭，经常深更半夜来隔壁的我们房间“避难”打盹。工程指挥部的机关干部也是常加夜班去卸车皮，或是抢修道路，或是去运送砖瓦，那时没有周末，谈“休息”真是一种奢侈。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为加快创造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们在雨雪交加的寒风中，为指挥部办公大楼定位放线，在大年三十的上午为职工医院门诊楼和住院部大楼定位，在泥泞中一天天将道路延伸到各条山沟，引导一排管架的立起。我们参加了三号沟氧化塔，二号沟制氢塔、合成氨塔的整体吊装测量，为“五七”广场环山阶梯座位放线，见证了工程的日新月异变化。

能有幸在家门前参加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我们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那时，我感到只有幸福没有辛苦。

工程建设进展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在一年的时间里，生产开始试车了。1970年底的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指挥部学习，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声浪入耳，办公楼也随之抖动，原来是涤纶装置的氧化塔发生了爆炸。尽管如此，还是在1971年再次试车成功，它标志着不光是生产流程的打通，还是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为“准备打仗”争取了时间。        

毛主席说：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又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好觉。在当年“苏修”的战争阴云威胁下，三线战士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各套装置先后试车成功，在2348文工团汇报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乐曲声中，宣告工程建设告一段落，预期的生产能力初步形成，军工战士依托全国的力量，在巍巍的黄茅山下谱写了一曲军民奋斗人定胜天的英雄篇章。

1971年4月，总后勤部党委决定，将2348工程指挥部组建为总后勤部化工生产管理局，代号为“后字277部队”。同年6月，总后企业部决定将化工局所属工厂编入军需企业序列。

1973年底，中央军委下达181号文件，指示将总后化工局下放给湖南省管理，并于1975年完成移交。总后化工局云溪部分改名为岳阳化工总厂，所属工厂单位全部取消军需企业序列代号改为实名。“岳阳化工总厂”从此有名。

03

学海无涯乐充电

记得1971年“9.13”事件后，我们测量队划归了原设计大队管理。刚来设计院，面对成堆的知识分子，我们心理压力很大，看见他们文质彬彬的淡吐、高深莫测的思维，我更愿意过粗放的野外测量生活。

机会终于来了。在基建处罗尊德的安排下，五机部勘测公司再度来工厂做竣工测量了，历时一年多。我和刘振国再度参加。

这次竣工测量为总厂建立了独立座标系，与黄茅山和桃树坡两处山头的国家坐标点进行了联测，在平坦地段建立了基线网，将平面控制升级为Ⅳ等三角工程网，引测了云溪粮站内的国家水准点，为工厂遍布了黄海高程系统的Ⅲ级水准网。将地上建筑构筑物和地下管网全部测绘到地形图和管网图上，从此，岳化的一点一滴都跃然纸上。

竣工测量中期的1973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二晚上，“五七”广场露天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战斗的早上》，发生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在那个惊魂的夜晚，师傅郭元章死里逃生，身受重伤。刘振国混入氧气搬运队伍，进入住院部内探得师父大难不死，我们喜极而泣。后来，为了更好地治疗，岳化请T2次特快列车在云溪车站停车1分钟，将郭师傅护送回京治疗。

1974年，彭勃、刘振国和我三人主动请缨，去完成余下的涤纶厂的竣工测量任务。借此机会，我们将7个主要山头的Ⅳ等三角点竖起了永久性毡标，为以后的工程测量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进一步提高了控制测量的精度和速度，补全了岳化总厂的全部竣工图缺。

【本文作者1974年在原岳化设计院（二级测量工）】

与此同时，我在设计院“学设计”也开始了艰难跋涉。那时，即使是设计人员过度关注专业知识，也会被扣上“白专”帽子，除读毛主席的书外，没人能够公开鼓励你去学习专业知识。

1976年是一个大喜大悲的年份，第三次复出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我有幸参加了首次恢复的高考。高考虽然落榜，却激励了我立志重新拿起书本的决心，我也因此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

1978年后，“想读书”不再是一件难于启齿的要求，相反，各级组织不断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本文作者（后排左）1985年在电大学习时和家人合影】

我在只有初中文化的基础上，开始强力“充电”。

上夜校补习班、旁听英语讲座、自学高中课程、去武汉测绘学院进修、不脱产学习电大的数学单科......在能学的范围内，我不想放走一切可能的机会。

期间，我还试写了《误差椭圆的分布统计》，编写了《EL5100计算器野外测量的应用程序》等小文章。

【本文作者（右）1987年在电大学习期间留影。】

“要读书”是我多年的愿望。

1984年秋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首次开办工民建专业，这给我个人乃致设计院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文革”十年，工民建毕业生稀少，设计院为了争取生源和进一步培养我们，先是计划送我们去安徽安庆石化总厂去插班学习，后是鼓动总厂办班。

当总厂电大表示无师资承担专业课程辅导时，设计院纪绍仁副院长及土建室全体老同志都表示愿意担当专业课的辅导老师并签名上报以示负责。

这是我在设计院被感动至深的一幕，没有这批老同志的奋力推举和无私奉献，也就没有了我的后来。电大匆忙改写了10女20男的录取通知书，组成了“八四土建班”。

【本文作者1987年在进行毕业设计】

198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收获年份：

这一年，我以倒序可数的成绩，进入电大脱产学习所钟爱的工民建专业；

这一年，我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这一年，我被评为岳化总厂自学成才标兵；

这一年，单位破格授予我技术员职称，并“追认”我的转干时间提前到1976年。

这些事情的相继解决，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蒙蔽了双眼的长跑运动员，等到冲过了终点很远，才知道许多目标已在往日的努力中就种下了种子。

1987年7月，38岁的我走出电大，再次回到设计院，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结构设计生涯。

【本文作者1989年在机房连夜加班工作】

这时许多亲朋好友、许多领导同事为我的后半生转行都捏着一把汗，其心情就像是看着一位高龄产妇，喜忧参半。

在王荣安主任工程师的引荐下，我开始了对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连续八年攻坚。

我知道这一天来之不易，我耽搁的时间太多了，我等待的时间太久了，我把一切可能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继续学习中。  

【1989年，王荣安（左）带本文作者参加吴江软件开发会议】

1983年和1988年，我先后参加湖南测绘协会、土建学会、科协；

1989年，获岳化总厂“信息杯”竞赛业余组第二名；

1988年和1991年，我两度被破格晋升为助理工程师和工程师；

1991年，我获得国家计算机优秀设计应用软件三等奖（优秀软件奖）；

1997年，我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并取得执业证书；

1999年，我再接再厉，通过全国监理工程师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并被注册；

1999年，我参与的一项成果获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4年，原岳化设计院从云溪走向岳阳，本文作者（右）和妻子合影】

我多次说过，我到设计院，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机遇和转折，我没有失手，我抓住了它。

在这期间，我遇到了太多的好人帮助扶持，让我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与其说是个人的努力，不如说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培养和支持的结果。

没有改革开放的宽松氛围，没有巴陵石化大熔炉的锻造，我这块“生铁”永远成不了“钢”。

【本文作者收藏的2348“为人民服务”章】

我从黄茅山下赤脚走来，吸吮着巴陵石化的甘露成长，曾扑腾着翅膀奋力起飞。50年来的工作惯性，还在延续我的历练。

金色的夕阳下，往事如烟，似梦非梦的回忆里，仍是层层青山，映山红遍地盛开。

衷心祝愿巴陵石化青山不老，祝福巴陵石化欣欣向荣。

【本文作者（左）2019年春节和老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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