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文稿 》，在张闻天书记领导下的牡丹江剿匪岁月

刘湘源

引 言

2019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华诞，我写了这篇文章。今年国庆，我又充实完善了这篇文章并重新发表。文章主线围绕我的父亲开国将军刘贤权，在解放战争初期，受老政委罗荣桓委派，从山东到东北，为落实党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他放弃去合江省军区任政委，跟随张闻天扎根牡丹江剿匪，直至夺取剿匪胜利的艰难历程。文章重点介绍了以张闻天书记为核心的牡丹江中、上层领导干部们，经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的锻炼考验，具备丰富作战经验、谋略意识和牺牲精神，这是剿匪必胜的基石；文章也介绍了基层干部战士的战斗意志、顽强精神，尤其是交待清楚了一个真实战斗英雄杨子荣的成名轨迹。我认为文章上下结合介绍，史实更有立体感，可读性更强。

文章史料主要参考父亲《刘贤权将军》传记和《刘贤权将军回忆文集》，及未发表的《日记》和讲述材料。文章也采用了父亲老战友和随身工作人员的征文内容。总之，力争文章更生动详实。根据以往大家阅读该文章的关注点，提示以下三点：其一、文章用一个章节介绍了我党和军队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罗荣桓政委，对每个干部都关心倍至、了如指掌、耐心细致的接待和做工作，父亲体会很深，每当谈及，尊敬感激之情都由然而生；其二、文章用一个章节重点助力了解我党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解放战争初期在哪里？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哪些具体贡献？文章中做了详细叙述，能如此详细叙述，得益于父亲有爱记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这期间跟随张闻天近两年父亲每一天都有记录。只要俩人在一块儿，张闻天做报告父亲都参加做好笔记，平时交流他也认真做笔记，他在回忆文章中大量摘录张闻天书记的政治和形势报告。考虑报告篇幅太长，我在此文中没有引用，只做了提示；其三、文章中很多章节，为大家还原了史实。如：大家对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尤其对小说中“智取威虎山”主戏耳熟能详，但杨子荣智擒座山雕，史实是只有6名化装侦察员抓捕了包括座山雕在内的13个土匪主犯。那么曲波小说中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有真实背景吗？纵观杨子荣剿匪全程，应该说杨子荣孤胆闯进杏树底村，和土匪斗智斗勇，最终劝降了号称一个团的土匪400多人，应是智取威虎山的主要背景，我在文章中有详细介绍。但更重要的是我在文章中澄清了一个史实，在此之前各种说法都是指向杨子荣擅自决定闯入杏树底村劝降土匪，说他打着白旗飞跑进村，领导和战友们都莫名其妙，不知其所以然。而且这些说法在过去被认定为史实。可当事人我父亲（时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前线总指挥），王希克（时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前线负责政治工作），曲波（时任2团副政委，随2团派出的作战部队，做上下沟通和协调工作）都提出异议，但被人劝说：“为维护杨子荣形象就不要改了。”我最早怀疑此情节，是父亲曾讲述杨子荣进村后，他在前指紧张等待劝降结果，说是如最后时刻劝降不成，部队必须按时强攻，因天黑后土匪会乘机逃逸，对我军完成下步作战任务造成极大危害。另外，我想杨子荣参军仅三个月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仅六个月就担任了班长，应具备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不可能有随意行动的作风。果然王希克在回忆文章中给予了证实。因此我在文章中还原了史实，我认为还原史实让杨子荣孤胆事迹，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形象更高大。以上三点为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在张闻天书记领导下的牡丹江剿匪岁月



（刘贤权系江西省吉安县富田镇江背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初期，先后任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此照片是其在抗战结束后，率部队离开山东时的留影。）

　　1945年8月，父亲在山东渤海军区三分区司令员任上，率分区部队和民兵强攻下阳信县城，乘胜解放了宁津、惠民、无棣、乐陵等三分区所辖原冀鲁边区所有市县，成为山东第二个解放的地区，受到山东军区电报表扬。渤海军区立即调父亲到二分区任司令，指挥了解放商河等地的战斗，到9月初渤海军区所辖各地全部解放。大家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父亲接到山东军区命令，调他任警备6旅旅长，他还没缓过神来，甚至都没弄清警备6旅在哪，9月中旬就又接到去渤海军区新组建的一个师任师长，和政委刘其仁、副师长王兆湘率部挺进东北的命令。10月4日全师开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刚结束，他还来不及洗涤满身的战尘，就深情地告别了山东这片曾为之抛洒鲜血的热土，从惠民出发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途。

老首长罗荣桓政委的关心和教诲

父亲和刘其仁、王兆湘所带师穿过河北省，经天津西、杨柳青、玉田到达长城东段古北口构筑防御工事待命。这时接到东总下达升任父亲为东北民主联军6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通知，而父亲从山东带来的师不久后也编入6纵为18师，即之后的43军129师。更不可思议的是，父亲红军时所在的红二师老底子就是43军127师，而现今127师改旅后又与原38军113旅对调了。但当时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又能回到老部队，只是对离开军事指挥工作舍不得，他思考了一夜，决定先安置好部队交好班 ，再亲自去沈阳向在山东时的老首长罗荣桓政委反映意见并请求继续干军事工作，这一来父亲与6纵自己曾经领导和工作过的老部队失之交臂。父亲一切安排就绪后，于11月15日带上警卫员赵轩、杨俊祥和马夫大老陈向沈阳出发。

11月22日，父亲一行人到达沈阳，住进了沈阳工业大学。四天后找到了东总，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罗荣桓政委亲自接见的通知。27日上午父亲到东总正好碰到6纵司令员陈光，陈光见面就冲他喊“老刘！你来的正好，下午咱们一块儿去6纵” ，父亲说是来见罗荣桓政委，就和陈光一块儿进了罗荣桓办公室，在屋里等侯的罗政委、伍修权参谋长和陈光、父亲互致问候。首长们先听了陈光的汇报，罗政委给予肯定。之后听取了父亲的汇报和请求，让父亲意外和感动的是罗政委接下来说的话，罗荣桓说：“刘贤权同志，你不要去6纵了，跟张闻天同志去合江军区任司令员，张闻天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下午你来见高岗司令员和张闻天同志。”陈光急忙插话“这样的话，纵队政治部主任又空了，贤权同志还是回纵队吧。”罗荣桓强调说：“目前黑龙江剿匪，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也非常重要紧迫，刘贤权在山东八年抗战中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对于指挥部队剿匪和巩固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听罗荣桓指示后，陈光表示了赞同，并祝父亲在新单位再创业绩。随后罗荣桓政委让秘书给父亲办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的委任状。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

　　罗荣桓留父亲共进午餐，父亲欣然接受。因为在父亲的心目中，罗荣桓是一位关爱下属、平易近人、谆谆善教的老首长，和老首长一对一进餐是父亲的期待。果然就餐中让父亲更感动的一幕出现了，这一幕让父亲之后一生记忆犹新。罗荣桓边吃边关心的问父亲有新对象了吗，得知父亲还一直沉浸在对1942年抗战英勇牺牲妻子王晴的思念中，老首长语重心长的劝说父亲“不要总是怀念过去，希望你能在东北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也是告慰牺牲的王晴同志嘛”，又说：“这次让你到6纵当主任，也是考虑你虽作战经验丰富，但你在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中都坚持以理服人，从来不骂人，下级反映都很好，能不骂人的政工干部很难选，才提拔你去。但你坚持要做军事指挥工作，我们还是尊重你的意见，这也是用你之长嘛。”罗荣桓最后特别关爱地告诫和教诲父亲，要注意克服自己的游击习气，他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在美国帮助下，国民党军迅速攻占东北山海关和锦州，正大举向沈阳等大城市挺进，毛主席党中央已决定放弃大城市，我们明天就都撤出沈阳。你这次来沈阳事先也不发个电报，你对路途不熟悉，又不了解时局的变化，你是党培养十多年的老同志，万一路上出什么问题，我们无法向党交待，好在你刚走刘其仁政委给我们发了电报，才找到你，总算放心了。今后要注意有重要行动要主动报告，可以用电台及时反映情况，了解上级意图，及时掌握时局变化，不做无准备无把握无预见的事”。

当天下午，父亲在罗荣桓那里见到了高岗司令员和张闻天书记，罗荣桓给大家作了介绍。高岗握着父亲的手，表示欢迎并称赞他是长征老红军、老八路了，作战和开辟巩固根据地都有经验，去合江一定大有作为。父亲回忆说，高岗讲起话来既热情又爽直，三言两语就把话转到了工作上，罗荣桓和高岗交待完工作就退出了，屋里剩下父亲和张闻天书记。

和张闻天书记建立起

深厚的"师生”情

父亲最初认识张闻天是在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后，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遵义会议刚结束，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向连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会场设在遵义城一个祠堂里，场内1000多人坐满了到会干部，我（父亲时任红2师卫生部政委）坐在靠前的位置上，看张闻天很清楚，他当时三十五、六岁，中上等个，戴着眼镜，一看就很有学问，可讲话却非常质朴实在，大家一听就懂。他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错误路线造成的，会议恢复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听到这，参会干部们纷纷议论‘今后我们又要打胜仗了！’张闻天知识面很广，讲话深入浅出，分析透彻。他的报告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了解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明白了许多过去不理解的道理。”父亲的这段话被《遵义会议纪念馆》收录到张闻天展台中，并配了父亲的照片。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结束，父亲感到张闻天就像可敬可爱的老师，令人敬佩。这之后，大家也在相传“名闻天下”打一人名的谜语，也都知道迷底是“张闻天”，这也应了一句古语“才高八斗，名闻天下”。

抗战初期父亲曾拜读过张闻天书记写的《青年修养》小册子，他说“看书如见人，就像自己上学时，面对八尺讲台上和蔼可亲的老师，学后受到很大的启发，提高了自己修身养性、待人处事能力。”一晃十年，这十年张闻天在党中央延安工作，而父亲在基层打拼，长征后，就跟肖华政委转战山东，抗战八年，从未去过延安。所以在此之前他绝想不到会有机会再见到自己爱戴的“师长”，也更想不到今后能在张闻天书记领导下，在他身边工作，他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学习机会而庆幸。这次面对面交谈父亲毕恭毕敬，显得很拘谨，张闻天看出后，亲切打招呼，让父亲坐下谈，张闻天说：“我们俩今后一块工作就是文武双全、相得益彰，今后我要向你学习基层军事工作，你不要客气哟。”张闻天一开口就拉近了和父亲的距离，俩人很快进入情况，互相交换了对下步工作的意见。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张闻天是中央委员，中央下派领导，他虽风采依旧、但和蔼可亲、不摆架子，随张闻天到牡丹江剿匪近两年，我从张闻天那学到的知识用之不尽。记得刚到牡丹江张闻天安排我主要做未叛变的两个半收编民团的工作，故经常回机关驻地，向张闻天汇报，他每次都认真记录，详细询问，我也不时向他提出下步剿匪工作建议，他均认真采纳。尤其我在深入调查民团工作中，经反复思考后对剿匪力量现状很着急，故声音很大的向张闻天提出：建议上级尽快派作战部队来，才能加快剿匪进度，巩固根据地；另外建议派优秀骨干组建新团。张闻天非常耐心地听取，并向上级汇报，上级很快调来海军支队编有两个建制团；军区也先后新组建了三个团，剿匪只防不攻的局面很快打开。我每次向张闻天汇报结束，也主动向他了解形势发展，和学习中不明白的问题，他都耐心回答，我们经常一块儿讨论、一块儿进餐，共同交谈，每到很晚才休息，张闻天干脆让我和他住一栋房子，不必来回跑了。张闻天下基层每到地、县都要集中干部做形势报告，每次报告我都尽量陪同，并认真记录，以便深刻理解和工作中应用。总之，跟随张闻天到牡丹江剿匪的实践证明：我跟对了好导师！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让我终生难忘、受益匪浅。”张闻天也在这两年剿匪工作与父亲的交往中，深刻了解了父亲的耿直、忠厚、踏实，为剿匪不计个人得失、敢将生命置之度外。故两人建立了深厚友情，1950年初张闻天到苏联任大使，在驻苏武官人选上，他首先想到父亲，经他推荐，父亲从38军副军长位置上接到通知，到中南军区组织部报到，接受重要任务，父亲一头雾水。赶到中南军区才知道是去苏联任武官，父亲想不通，自己正组织部队剿匪，不能到没有仗打的地方去，他向梁必业组织部长汇报不去苏联的想法，梁部长说：“老刘，你再好好想想，去苏联荣誉高、待遇好，别人想去都去不了。”父亲说：“我想好了，那个武官我干不了！还是回38军剿匪，请组织向上级反映吧。”很快上级同意尊重本人意见。1998年母亲有幸拜见张闻天夫人、已94岁高龄的刘英阿姨，她兴致勃勃地讲起五十三年前张闻天和父亲在牡丹江剿匪的难忘交情，她说：“张闻天特别喜欢老实、实干的刘贤权同志，张闻天要去苏联就推荐让刘贤权跟着去，后听说他不愿意去，张闻天了解他，同意尊重本人意见，之后还多次谈到，刘贤权不来太可惜了。”这才彻底解开了让父亲去苏联的疑团。以上虽是后话，但也是父亲和张闻天深厚友情的见证。

张闻天和父亲本打算见面谈话结束马上坐飞机去哈尔滨，不巧飞机起飞前，警卫员赵轩去总部取随行介绍信没回来，父亲正着急，张闻天关切地说：“山东带来的老同志，在沈阳举目无亲，不能丢下不管。这样吧，我们先走，你等他回来后，带上分到合江和牡丹江去的干部们一同坐火车去哈尔滨找我。”等赵轩赶回来听说因自己迟到，耽误了首长出发，也耽误了过坐飞机的“瘾”，后悔的不得了。父亲带一行20多人于第二天（11月29日）坐火车赶到了哈尔滨，暂住在一所学校里，并四处寻找张闻天留下的联系地址，到第3天才找到。一见面，张闻天面带歉意地对父亲说：“我们等了你几天，上面因合江形势紧张，急需司令到位指挥，就换了方强同志任司令，你改行当政委了。你赶快带上人，咱们马上就坐火车去合江。”父亲对职务突然变动，虽不情愿也很无奈，他表态说：“我跟你去合江剿匪，有仗打就行。”张闻天高兴地说：“好！咱们一同去合江剿匪。”许多年后，有人说起：“正是跟随张闻天这个‘伯乐’去剿匪的决定，才促成了刘贤权在牡丹江剿匪中的一番作为。”看来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形势突变 天随人愿 不计得失

跟随张闻天扎根牡丹江剿匪

1945年12月3日，父亲刘贤权随张闻天乘苏军闷罐火车途经牡丹江，因张闻天是负责合江（佳木斯）省和牡丹江两大区的书记，故安排在牡丹江停留几天了解牡丹江的情况，再赶赴合江（佳木斯）。12月4日刚到牡丹江，冒着零下30度严寒，张闻天带上方强和父亲分别找军、地领导谈话，晚上一块儿碰情况。之后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北满分局关于建立合江、牡丹江根据地的决定，并和牡丹江地区书记李大章（代军区政委）、司令员李荆璞商量巩固牡丹江根据地的工作。

12月4日，张闻天同父亲、方强等人又乘上苏军火车去合江，但车到林口站就停住了，原来林口县大队叛变，并占领了勃利县，阻断了去合江（佳木斯市）的铁路。他们在林口停留了几天，无法前行，正左右为难时，牡丹江军区派副主任王希克来，说明牡丹江形势急转直下，匪情发展十分严峻，原军区收编的保安团、投降伪军警、土匪、市民、学生组建的12个团，叛变了9个半，叛变人数达11600人。这叛变的9个半团的干部成份大多是保安团、伪军警和土匪大小头目，他们背地里接受了国民党任命受銜，红皮黑心，听到国民党要打过来，纷纷裏挟部队叛变，公开叫嚣要“打进牡丹江市，活抓李荆璞！”大有攻城之势，故请求张闻天带随行干部返回牡丹江指导工作。父亲回忆“张闻天那天豪不忧郁立即决定返回牡丹江市。〞当时牡丹江市内混入很多特务、土匪，他们白天暗杀，晚上袭击党政机关、部队驻地，实情是很危险的。方强提出带少数干部化装苏军先去合江任职，得到张闻天同意，方强出发前征求父亲意见，是否同去合江任职，可在父亲得知牡丹江有恶仗要打如点着的干柴，决定放弃去合江任政委，强烈要求随张闻天返回牡丹江剿匪，并表示自己熟悉基层作战指挥，在红军和抗战时期负责过民运和统战工作，对扩军和各类统战经验丰富，完全可以协助张闻天做具体工作，如情况急需还可带部队剿匪。父亲的表态让张闻天信心倍增、非常高兴，即刻给上级发报，报告情况和决定：方强带少数干部化装在苏军保护下去合江；张闻天同父亲带多数干部，于12月21日返回牡丹江。这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哪里最危险就冲向那里。

张闻天和父亲带随行干部返回牡丹江后，立即分头展开安抚军地干部和调查研究、情况汇总工作。几天后大家对牡丹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一是牡丹江是东北边陲要地，又是铁路、公路的交通汇聚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又是通往苏联的交通线，故党中央、东北局把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重点放在了牡丹江，这个重点放在了牡丹江，这个重担现在交到我们肩上；二是牡丹江江河围绕、湖泊点缀、山林密布，故各类大小土匪很多来去无踪，历朝历代、包括日本息子也拿此无奈，目前牡丹江周也匪情可以用“十万火急”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共有大小土匪50余股，又分成四大匪群“有接受国民党委任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从北面窥视牡丹江；有国民党特务匪首王枝林部在东面占山为王；有惯匪出身的‘滨绥图佳先遣军’少将司令郑云峰从东南面，和山林伪警出身的副司令兼旅长马喜山，在西南面对牡丹江市南大门宁安县、镇形成包围，前锋直逼南面东京城镇。”土匪总人数近三万；三是牡丹江地区土匪力量已十倍于我军，除牡丹江市内和宁安县，及该县所辖东京城镇外，其余县镇全被土匪占据，通往市区的铁路、公路遭破坏，军需物资被劫，尤其军、地中层干部牺牲及被杀害达40多名，军区干部和守城部队捉襟见肘，更别说派部队去外线剿匪，当时军地领导都坚持“固守牡丹江市，待我方力量壮大再去外线作战；四是牡丹江的劳苦人民深受反动政府和黑恶势力、土匪地痞的压迫，他们苦大仇深，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非常拥护，热切期盼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消灭反动政府、清除黑恶势力、彻底剿灭匪患，这给我们依靠人民打赢剿匪战斗树立了必胜信心。



（解放战争初期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主动要求去东北做建立根据地工作，中央同意张闻天任合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并兼管牡丹江。在牡丹江军区大部分团叛变，缩编为军分区后，原牡丹江军地工作归合江管辖。）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得知刘贤权去世后亲手提词，转送给刘贤权权夫人安绍杰，此题词后首登于《刘贤权将军》传记。）

（《遵义会议展览馆》展扳上介绍张闻天一栏，有刘贤权将军回忆文章摘抄和照片）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司令员陈光）

（解放战争初期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后兼任四团政委，任独立二团政委）

据此，父亲在与张闻天研讨下步工作时，才着急的提岀“我们不能等待上级派部队来，牡丹江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以我们带来的干部作骨干，他们中有很多是经历长征和抗战的老同志，经验丰富，由他们扩建的部队经短期教育训练，就可以在剿匪战斗中锻炼成长。我可以先带部分干部到牡丹江市南大门东京城，去做守城4团的整顿和扩建工作。我们必须争取打一、两个好仗，提振一下士气。”张闻天也听的很兴奋，最后两人达成一致：张闻天带多数干部到宁安县去做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扩建新作战部队的工作；父亲到东京城帮建四团，打好剿匪第一仗。根据张闻天让父亲去4团要名正言顺，才便于工作的意见，故由张闻天提名，经牡丹江地委和军分区任命父亲为东京城城防司令（牡丹江军区因仅剩不足三个团，故已降为牡丹江军分区），后张闻天提出又挂了个“牡南分区司令员”的名，4团归父亲亲自指挥。一个原合江军区司令员，现今当城防司令，但父亲心无旁骛，为即将投入的剿匪工作而感到无比兴奋，好像又回到了1940年首任鲁西军区泰西分区司令，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带领军民取得抗击日伪军的战斗胜利。

用外线剿匪的胜利 彻底巩固了东京城

1945年12月30日，张闻天和父亲一同赶往宁安县。天寒地冻，他们几十人挤在一辆卡车上，汽车在冰雪覆盖的公路上行驶，速度很慢，寒风像刀子，父亲穿着又破又薄的棉衣，腿脚冻的已僵硬，但父亲心中有团火，对新的剿匪历程充满期望。

父亲随张闻天到宁安县当天，即应张闻天要求先留下来，协助布署和安排军事工作，重点是用所带干部搭起15团、17团和警卫团的架子，而后便可以由各团班子分头做动员工人、农民、城镇青年、进步学生参军入伍，让部队成份发生根本变化，让各团羽翼丰满。后来，三个团在主力部队未到前巳组建完成，并充实了14团，与调来的主力部队共同担负起剿匪重任。张闻天12月30日下午，即到宁安县当天就展开抓巩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培训干部、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工作。

1946年1月4日上午，父亲向张闻天汇报几天来的工作，张闻天很满意。父亲提出下午即赶往东京城，张闻天说：“今天下午休息一下，明天上午走也不迟。”父亲坚持下午就走，他早已等不及了。下午，父亲与张闻天告别，两人握着的手迟迟不舍松开，张闻天嘱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父亲带上警卫员赵轩、杨俊祥和马夫大老陈，坐上马拉爬犁赶往东京城，与前几天先期到达东京城的干部：从延安来的阎玉森（中共七大代表）和邹世环、罗绍福，晋察冀来的赵搏和来自新四军的王敬之等同志汇合，在父亲领导下为达“知己知彼”迅速展开调查研究。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东京城的正月里，气温更低“哈气成霜、滴水成冰”，老百姓都猫（躲）家里不出门，可父亲偏要出门工作。亏了警卫员赵轩机灵，利用在宁安县停留的短暂时间，买了点更生布当面，原破旧薄棉袄当里，絮上更生棉，又把抗战缴获的旧军毯裁了一下垫上，做了一件厚棉衣，父亲如获至宝，离休后写回忆录时反复提到“可帮了大忙！”

父亲和随行干部汇总调研情况时发现，面对的形势比预期更加严峻。首先，从敌情看，匪首马喜山盘踞在鹿道、马莲河一带，拥有匪众2000多人，其骨干都是一些极端反动、杀人越货、地痞流氓、无恶不作的惯匪和伪军警等。他们武器精良，富有山林作战经验，特别是单人作战能力。打不赢立即化整为零；有利可图即刻又化零为整。不要说出击，就是固守也十分不易。其次，从社情看，东京城刚解放一年，不同于山东老解放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尤其土匪遍布眼线，不仅可随时向匪首提供情报，又四处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民心，使群众担心抱观望态度。其三，从我情看，要剿匪打胜仗，作为指挥员必须要有一支政治坚定、骨干可靠、技术过硬、信心十足的部队，可眼下4团都不具备。东京城这个4团，是日本投降后由土绅、地主为了保家防匪而自发组织起来不足千人的民团，牡丹江军区成立初将其收编为4团，成为共产党的武装，这也促成其扩容达1800余人，编有4个营，装备重机枪11挺、轻机枪23挺、掷弹筒15个、迫击炮两门、步枪1280支，武器装备并不差。该团主要差在：自改编以来从未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整顿，对我党我军缺乏了解。官兵又多是当地人，地方色彩浓厚。尤其经特务和土匪的蛊惑宣传，内部思想动搖；民团在组织上本身就很松散，干部骨干大部分来源于旧伪军警和地主武装头头，他们有的企图带队逃跑，有的和特务土匪沟通企图带队叛变。好的方面是绝大多数士兵是穷苦百姓出身，特别是4营全都由朝鲜族同志组成，过去随抗联抗日，政治上拥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对土匪斗争的中坚力量，这是我们去4团工作的信心底数。

根据分析，父亲决定把下步工作重点放在4团的思想组织建设上，尤其放在主要领导的帮扶教育工作上，为此请示张闻天将闫玉森任命为牡南分区（东京城）政治部主任，协助父亲工作；邹四环任4团政治委员；王敬之任副团长；罗绍福任参谋长。父亲同他们一起开始了对4团的全面整顿。

父亲由于在抗战初期长期跟随肖华做统战和民运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在1940年任泰西分区司令时由于在统战中做伪军上层工作出色，伪军上层成为黑皮红心的人，在1941年山东日伪军五虎门大扫荡大包围中，他率领军地机关和部队通过当地伪军头目提供的通道顺利跳出包围圈，之后派交通员引导115师陈光代师长率领的军事机关和部队也跳出了包围圈。父亲这次到4团就把工作的突破口选在团长陈恩普身上。首先，打亲情牌，父亲了解到陈恩普是孝子，就主动探望其老母亲，通过老母亲与陈恩普沟通感情。其次，打友情牌，父亲了解到当地高级小学校长邱成义和陈恩普私交很深，邱校长在当地威信很高，父亲便通过邱校长做陈恩普的工作。再次，老将出马，自己亲自与陈恩普敞开心扉交谈，彻底打消了陈团长的戒备心。陈说：自己过去参加过东北抗眹，后来队伍打散回家，为生存当过伪警察，但没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日本投降后，他拒绝和国民党联系，因此与土匪结仇。他原以为父亲来是监视他们的，现在看到父亲如此推心置腹交谈，彻底打消了顾虑。陈恩普此后不仅对共产党从组织上接受，同时做到了从政治上坚决拥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随行的同志工作都很顺利，成效显著。部队思想觉悟提高；基层营连干部得到更新；组织纪律性加强。正在4团发生翻天覆地进步时，却发生了一次危险事件：这就是该团2营刁营长，此人早已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状“东北先遣军第4团上校团长”，并长期潜伏在4团等候时机，自从父亲到4团后形势越来越好，刁要孤注一掷，纠集了三个气味相投的人，准备刺杀父亲。平时军分区指挥机关设在中学的二层楼房内，晚上除回家的干部，只有父亲和两名机关干部，加上警卫排长赵轩、警卫员杨俊祥和马夫大老陈。1月20日深夜，刁营长带3个同谋叛徒悄悄摸到楼下偷袭，可父亲警惕性很高，让6人两人一组，轮流上岗，发现了刁的行动，故刁一伙未得逞。事后上报张闻天，批准公开审判枪决，严厉镇压也震慑了4团个别图谋不轨的家伙。此事件前后还发生了营教导员李成根同志被叛徒杀害的事件。我前年“八.一”写了一篇“侦察英雄杨子荣的老指导员一一刘成斋的传奇故事”，讲的就是刘成斋被派到投城的民团当营教导员，后民团反叛枪杀了我们派去的20多个干部，刘成斋从头到脚中13枪，后抢救生还，刘成斋1979年任38军副军长。这就是我们党的干部为人民利益、为解放全中国，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见证。

1月中旬到下旬，马喜山匪帮开始多次试探性攻城，4团上下磨拳擦掌、纷纷请战，父亲向陈恩普交待，不要急于出击，要给匪徒造成我们不敢出战的错觉，要岀战就必须取胜。果然1月22日，马匪主力对我4团外围上下马莲河阵地发起猛攻，父亲意识到如这次顶住敌攻击，必然引敌倾巢而动，因此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战斗在一线，正是党员干部的英勇机智、模范带头，4团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迫使马匪撤回鹿道老巢，但我党派到4团的政委邹世环不幸光荣牺牲，年仅30岁。叛徒对父亲的刺杀和政委邹世环的牺牲，震惊和教育了陈恩普，他对父亲说：“你们这些老党员、老干部都是外地人，可为了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的事迹和业绩让我看清了，把部队交给你们指挥才能打胜仗，人民才有希望！”

马匪被打退之后，父亲加紧了对4团的战前动员、培训干部、补充兵力、强化训练，给4团这把燃烧的干柴再添一把火。1月26日，父亲得到可靠情报，受郑云峰匪首首肯，以马喜山部为主，郑云峰辅助，合兵2000余人将大举进攻东京城，这是牡丹江军区民团叛变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两股土匪合力，对牡丹江中心区的进攻。父亲乐见敌骄傲嚣张气焰，决定要抓住战机，亲自率领部队，打好决胜仗。同时，选择敌行进必经之有利地形，采用两面夹击、前后堵截的战术，歼敌于运动之中，通过此战重创马匪，扭转牡丹江剿匪的被动局面。决心下定之后，父亲向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并带领连以上干部到马莲河勘察地形，现场对进攻路线和兵力使用做了部署，确定：以主力两个营埋伏在两侧担任主攻；以一个营在敌退路上设伏；另一个营做预备队。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深夜，部队悄悄地出发了，在父亲亲自指挥下于拂晓前在马莲河一线完成了部署。之后的战斗在《牡丹江党史资料一一第四辑》之《匪首马喜山落败实录》中有记载：“1946年1月27日，马喜山奉郑云峰之命，率部由商道老巢岀发，妄图攻占东京城，实现在东京城过旧历年（春节）的梦想。马匪的行动方案是，正面（南面）由1、2团和郑云峰的守卫营担任主攻，西南是白荣祥匪队，3团在东京城东南的苇子沟埋伏断我军后路。驻东京城的我军4团得知消息后，刘贤权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把部队提前埋伏在大荒地与上马莲河两边的残房框子里，利用房框作掩体等待敌人。当匪军刚一接近我有效射程，刘贤权一声令下，早已按捺不住的4团，像一双钢铁拳头狠狠地朝土匪砸去。我军的各种火力一齐射向敌人，打得敌人抱头鼠窜。马喜山指挥残败土匪发起几次反攻，但都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斗进行3个多小时，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战斗大获全胜，消灭匪军400余人，俘敌100余人，当逃跑的土匪撞进父亲巧妙布署的埋伏中，又死伤百余人。战后清点缴获各类轻重武器1000多件。土匪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马匪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其它匪首也受到震慑。父亲和随行战友们，只用23天，用流血牺牲换来和实现了大家的共识：“我们到东京城，一定要打一个大胜仗！提振政府、军队剿匪的信心，提振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的信任。”这一战后，由于新组建的3个团已形成战斗力，又调来两个主力团，从此拉开了我军大规模进剿平叛土匪的帷幕，战略上也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进攻。



（这张照片是刘贤权在牡丹江指挥剿匪第一仗，取得胜利后留影纪念。）

　　当4团胜利后，原4团副官坦诚地对父亲说：“你们刚来时我们信不过你们，觉得你们来和过去一样，打个水漂就走了。没想到你们真心进来、真有办法、真抓实干、真不怕死，现在我算彻底服气了。”胜利的捷报传进东京城后，群众欢心鼓舞、敲锣打鼓、奏乐放鞭庆贺，夹道欢迊4团胜利凯旋。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邱成义校长的儿子邱继先也光荣参军，4团迅速扩大到3000多人，成为今后剿匪的主力。团长陈恩普送校学习，之后也成长为优秀干部。4团还向主力部队输送300多名骨干，很多人在随后解放战争中荣立战功。战后总结，张闻天书记夸奖父亲和4团“这一战不仅守住了牡丹江南大门，还打出了我军敢打必胜的信心，又敲山震虎打垮了马喜山匪帮，吓阻了郑云峰匪帮不敢再攻打牡丹江市。”为进一步强化四团领导素质和作战能力，张闻天根据父亲建议，调整了四团领导班子：副团长王敬之任团长，牡丹江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兼任政委 ，此后4团军政工作突飞猛进。

南北进剿势如破竹 涌现出孤胆英雄杨子荣

1946年2月4日，父亲回牡丹江向张闻天汇报工作，先期回来的闫玉森兴奋地对他说：“张（闻天）书记说你提的建议很好，报告上级后，增援的老部队已于2月2日到了牡丹江海林县休整待命。我们组建和扩建的四个团也准备就续了，大围剿指日可待。张书记还接见了2支队，对他们完成小长征赶到牡丹江给予很高评价。”大家都知道2支队是英雄杨子荣所在部队，但对2支队来历却说法不一，根据我的考证，这支部队前身是胶东日伪海军驻刘公岛新兵培训营的600名新兵，1944年11月起义接受我党改编，充实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和进步学生做骨干，胶东军区给其番号叫“海军支队”，鬼子投降后部队进军大连，为组建人民海军定名为“东北人民军海军支队”。该支队在胶东莱西县准备渡海前又有一次征兵，牟平县嵎峡河村的贫苦农民杨宗贵离家出走，到莱西县报名站改名杨子荣加入了海军支队，对其为何改名，传说是其不让母亲、媳妇和哥哥找到他，以便全力杀敌，但事实是杨子荣的“子荣”是他的字，而且家里第二天就知道了，母亲和媳妇儿在部队找到杨子荣，同意他跟部队走。因在东北杨子荣化装成土匪侦察，碰到嵎峡河村闯关东老乡，他不能解释，只能装着不认识，故家乡传说杨子荣跑东北当土匪了。解放后，村里无人知道他是全国闻名的英雄，也无任何寻找线索，直到1972年38军党史办和112师杨子荣侦察连派人逐户对比照片调查，才找到其大哥杨宗福，杨子荣老母亲和媳妇早已在思念和病痛中去世，可见杨子荣经历很传奇。海军支队横渡渤海，在辽宁省庄河县登陆，国民党军随后登陆大连，支队一路边退边打边扩军，到黑龙江五常县达2000多人，编为2支队辖1、2两个团，准备划归3纵队，此时接到奔赴牡丹江剿匪任务，部队马不停蹄按时赶到，所以习惯上仍叫海军支队或2支队。

父亲见到张闻天，他们共享2支队到来的喜讯，张闻天和父亲说：“牡丹江剿匪的各部队已聚齐，下步你就留在牡丹江剿匪吧，我已向上请示，因牡丹江现有司令（李荆璞），你就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主抓剿匪。”父亲欣然接受。1946年2月父亲新任职命令就到了。

2支队的到来令父亲对剿匪信心倍增。立即向张闻天提出建议：目前，南方的郑云峰匪帮已成惊弓之鸟，马喜山匪帮也已苟延残喘，应将军区作战部队整合分工，乘热打铁歼灭之。在张闻天支持下对军区部队进了整编。14、l5团编为1支队；海军支队仍为2支队；17团、警卫团为3支队。随后李荆璞司令员按张闻天意见召开战前分工会，以2支队和4团为主攻；3支队为助攻；一支队为预备队。首先向南歼灭郑匪和马匪；再向北寻机歼灭大匪首谢文东在牡丹江北面的有生力量，先让谢匪远离牡丹江；再拿下东面王枝林匪首，解放牡丹江全境；最后与合江军区部队合力彻底剿灭谢匪。

2月中旬的进剿不出父亲所料，向南进击部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战果，经三个支队连续多次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30多个村镇，打通了南到图门的铁路交通，活捉了匪首郑云峰，马喜山带残匪若干人逃进深山老林，最后也没逃脱被原牡丹江1团活抓、公审、枪毙的命运。

3月中旬开始向北进击，父亲亲自挂帅指挥。亲率2支队2团1营（欠1连、配7连），团机炮连和14团2营，炮校派出一个重炮连支援，合计3000余人。部队于3月中旬出发，重点剿灭谢文东15集团军占据牡丹江东部的张德振、李开江匪部。此时，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率部队向南进剿，为与父亲协调作战，赶到林口与父亲汇合商量，正当他们在火车上研究方案时，合江电报告急，方强只好立即返回合江。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调主力部队参加根据地剿匪的重要，牡丹江是东总根据张闻天建议，第一个派出主力部队剿匪的地区，后来证明，上报后迅速调来主力部队起到了立杆见影的战果，之后东总才开始往各根据地军区派出主力部队，合江之后派去了359旅一个主力团，最后与牡丹江作战部队合力，很快消灭了谢文东匪首。东总调出的主力部队，不仅很快巩固了根据地，部队也得到锻炼和扩编，之后又纷纷返回野战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大反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后话。方强走后，父亲立即率部急进，于3月21日晨突袭了板院，激战半日，匪军大部被歼。至此，牡丹江北一带只剩杏树底村、柞木台南沟和双河屯3个较大的土匪据点了。

父亲派出的侦察获悉，位于板院西南30余里的杏树底村，处于交通要道上，聚集号称一个团的土匪400余人，且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父亲意识到，板院战斗结束后必须迅速拿下杏树底村，此战之胜对完成北线剿匪任务将起重要作用。为此，板院战斗结束的傍晚，4月22日父亲即命令部队连夜出发，于拂晓前包围杏树底村，以偷袭方式围歼守敌。但由于在积雪中艰难行军，速度很慢；再加敌十分惊恐警觉，部队行进被敌发现，故决定：23日晨部队由偷袭改强攻。命令2团1营在重炮掩护下从村北实施主功；14团1连在村南实施佯攻，2、3连在东西两侧阻击逃敌，机枪连负责掩护。部队就位后考虑到该村三面是开阔地，易守难攻，如想减少我军伤亡，攻击前必须对敌人进行炮火毁灭性压制。可父亲担心重炮压制，必然重伤百户村民和房屋，故采取了重炮先对外围目标进行定点火力威吓，并喊话促降，但土匪无动于衷。父亲正在焦虑时，随行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提出建议，可以试试派人去劝降，王希克介绍说：“这伙土匪是原军区叛变的36团，我很熟悉。原团长现匪头张德振（仙洞伪村长，此人力主该团投靠了谢文东匪首），副团长李开江（柳树河伪村长），参谋长高永安（五林伪村长）；另外，该村有个大地主，日伪时期的维持会长邱振伦，本身养有看家护院武装，如果他从自身利益考虑不让打，土匪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劝降有可能。”王希克建议得到父亲赞同，考虑到天黑前必须结束战斗，否则土匪会乘夜色逃窜，父亲规定了劝降不成必须总攻的时间底线。王希克立刻下去着手准备，分别给匪团长和大地主用军区名义写了劝降信。王希克找到率领2团1营来的2团副政委曲波商量，让他从1营找个人来送信。曲波很快带来7连一班班长杨子荣，据曲波回忆：他直接找到七连长栾绍家，栾集合全连骨干，向骨干们喊“谁胆大敢去给敌人送信，站出来！”话音刚落，一班长杨子荣应声而出“我敢去！”连长命令副班长刘延普担任机枪掩护。王希克向杨子荣交待了劝降工作重点和总攻时间底线，将两封劝降信交给杨子荣，并告之允许杨子荣打个白旗进村。曲波叮嘱杨子荣“要胆大、谨慎。”杨子荣返回连队没找到白布，只好用枪挑个白毛巾跑向杏树底村。守门土匪以为是来投城，开个门缝放他进去，杨子荣进村就找大地主邱振伦和匪首张德振交信件，并舌战群匪大小头目，向匪兵们宣传我军对投降敌人的优待政策，向群众们宣传我军之所以重兵重炮包围围而不打，就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和生活。时间在飞速过去，父亲盯着表，焦急的等待着，炮阵地和战壕里已整装待发，在总攻发起的最后时刻劝降成功了！杨子荣劝导敌人全部投降，放下武器，打着白旗，排队走出村子。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刻现场欢腾了，战友们为杨子荣的成功欢呼。我军收缴轻重机枪10挺，炮3门，掷弹筒8具，长短枪300余支和大批弹药，创造了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范例。”正是这次胜利杨子荣被上报批准为战斗模范、荣立大功，参加了牡丹江军区的英模表彰大会。其实在杨子荣剿匪生涯中杏树底村孤胆劝降的胜利，是他最光辉夺目的一幕。曲波写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智取威虎山，主要情节的出处就是杨子荣杏树底村从“受领任务，到孤胆深入匪穴，再到智斗群匪，一网打尽”斗争全过程的演义版。杨子荣此后调侦察排任班长，2团整编成独立团后任侦察排长，率部高效优质完成近百次大小侦察和战斗任务，包括智擒座山雕等逃窜惯匪，当然杨子荣只带5名侦察员，智擒包括座山雕在内的13名惯匪，其危险艰难度不亚于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智取威虎山，此段细节以后再单独讲。这里要说王希克副主任对当时负责留守牡丹江市的李荆璞司令员，在牡丹江市区击溃谢文东派来偷袭的土匪，并取得毙伤土匪300余人的胜利，及时宣传北线剿匪部队以后已无后顾之忧，可以不用分兵，去合力完成北线剿匪任务。

（原新四军9旅干部王敬之，1945年11月到牡丹江某收编团任副团长，其刚到任发现该团要叛变，其带警卫员“以到苏军开会”为名脱险，12月调牡丹江四团任副团长）

（牡丹江剿匪期间任一支队二团、独立二团副政委曲波）

（1946年3月，牡丹江军区2支队2团七连一班长杨子荣，在杏树底村战斗中被军区评为战斗英雄，这张照片是他参加军区英模表彰大会的留影，这是英雄存世唯一照片，原件由曲波保存。）

（1946年3月22日，杏树底村战斗遗址，此遗址已拆除了村四周的栅栏。）

　　这里讲一小插曲，杏树底村战斗的胜利，在心理上给了敌人以很大震撼。我军刚进到柞木台子南沟，警卫排长赵轩和两名警卫战士在行进中，遇上70多名从柞木台子南沟逃跑的匪军，敌人一见我军，放下枪就跑，比兔子还快。这样赵轩3人一阵追赶，只抓到18个俘虏，让俘虏帮助背上74支枪，大摇大摆凯旋而归。路上赵轩问俘虏为什么扔下枪跑这么快，俘虏说“我们被逼当兵，家里有老有小，不想丢命，枪对我们没用，不如赶快跑回去种地。”在柞木台子南沟匪军不仅丢枪，连两门日本造150毫米大炮都丢了，成为我军意外收获。

父亲剿匪以来第一次不费一枪一弹就解、放了柞木台子村。随后，他率领部队乘胜出击，一鼓作气打掉了北线最后一个土匪老剿一一双河屯。北线剿匪至此全部结束，一举解放了牡丹江以北1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与合江部队密切配合，重新打通了中断三个月之久的牡丹江至佳木斯（合江）的铁路交通线，为东线剿匪和聚歼謝文东匪首扫平了道路。

荡平东线股匪 剿灭各路匪首

夺取牡丹江剿匪最后胜利

1946年5月初牡丹江军区司令李荆璞调合江工作，父亲在张闻天力推下任牡丹江军区司令员，田松（海军即2支队司令）任副司令员。此时，由于国民党军已侵占长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形势的突变，要求我党必须加快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步伐。而牡丹江东线是中苏交界地区，过去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历来匪患猖獗，苏联驻军撤回国后，东线匪情日趋严峻。因此，张闻天向父亲下达剿匪硬指标，即“七月青纱帐起来之前必须完成东线剿匪任务！”父亲决心要以东线剿匪的胜利来回答张闻天书记的信任。

父亲根据在抗战中，担任了五年军分区司令员的作战经验，即让所属营以上干部充分了解作战任务，上下沟通打明白仗，而进行战前培训（父亲原保留有每次培训自写讲稿，1945年在挺进东北的路上，警卫员不慎将所带讲稿和日记掉河里丢失，现存讲稿都是剿匪后写的），也用在了此次东线作战前（之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只要父亲指挥的作战都会组织战前培训，并亲自写讲稿，保留笔记）。父亲培训不仅讲形势任务，也交待敌情我情，明确各部队结合部如何无缝连接，规定步、炮、坦的协调动作，也提出作战具体要求和奖惩规定，如要求各部队主要领导和机关人员注意战场形势的瞬间变化，必须亲自抵进侦察，父亲也以身作则每战必亲自抵近侦察，为夺取东线作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东线，主要包括牡丹江以东的穆棱、绥

阳和东宁三县，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在三县驻军时，三县均成立我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苏军撤回国后，为配合国民党进攻，谢文东令其15集团军股匪，率先在我根据地相对偏远的三县相继发动了，东宁的“五一”、绥芬河的“五四”、绥阳的"五八”暴乱。股匪相继杀害了三县县长、公安局长等几十名干部，扬言要向牡丹江推进，切断中俄国际交通线。谢文东为配合三县势头，同时派出股匪300人，不自量力的到牡丹江市发动武装暴乱，此股土匪被守城部队迅速剿灭。谢文东匪首同时向位于牡丹江东北方向的鸡西市和东安县发起了猖狂进攻。父亲强烈意识到：我军最后歼灭谢文东匪首的时机成熟了，该进行彻底消灭谢匪的收获季节了！

父亲向张闻天提出集中整合剿匪力量，实行统一指挥，出重拳各个击碎股匪，最终与合江军区共同歼灭谢文东匪首的作战意图，张闻天表示全力支持。父亲之前已对二支队1、2两个主力团进行了充实，把战斗力强的四团拆散组合进去。将临危不惧、处事果断的四团团长王敬之，参谋长罗绍福，分别调任牡丹江独立二团的团长、副团长；将政治坚定、思维敏捷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由兼四团政委改任二团政委；二团只保留机智勇敢、深入基层的副政委曲波，和业务精通、勤奋实干的参谋长连诚。这次调整后，两个团直属军区，叫牡丹江独立一团、二团。5月13日，父亲以二团1、3营和一团3营；团属重炮连和东北牡丹江炮校常驻军区的一个重炮连（两连由该校代团长黄东保跟进指挥）；以及东北牡丹江坦克修理厂刚修好的4辆坦克（由该厂副队长高克跟进指挥，4辆坦克是我军首次使用，后来参加解放战争，其中一辆就是“功臣号”现在军事博物馆展出），以上部队为攻击主力。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如能找我军设在牡丹江的航校派飞机支援，此次东线剿匪就能实现步、炮、坦、空协同作战，给胜利又增添一分胜算。他带军区主要领导到东北牡丹江航校，商量能否派飞机支援，航校领导告之，有几架刚修好送来的飞机，但不能参加作战，经协调航校同意派飞机撒传单，敌人完全没想到飞机是共产党的，结果起到镇慑敌人的作用。临走航校领导提议让大家坐飞机体会一下，大家都没坐过飞机，听后很兴奋，父亲就带队坐上飞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回来，他还兴奋地和张闻天说起坐飞机的经历。想不到第一次看到从不发火的张闻天发火，张闻天劈头盖脸地说：“刘贤权！你知道自己犯多大错误吗？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对战友的生命也不负责！飞机一旦失事，你们不是牺牲是重大事故，我们作战计划也要受影响！以后凡是此类事必须向我报告。”父亲说，自己当时就像挨老师批的小学生，深感无地自容。父亲常说，张闻天的批评，自己深受感动，那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护，他终生不忘。 父亲以14、15团各一个营为助攻，以1团1、2营和2团2营为预备队，作战部队经3天培训动员后，于1946年5月16日首战穆棱的马桥河车站。根据《穆棱地区剿匪斗争史》记载：穆棱股匪一部在马桥河抢劫后，开着4辆拉粮车返回穆棱，刘贤权一声令下“打！”埋伏路两边的指战员们一齐开火，炮弹、子弹射向敌群。土匪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有的趴地下胡乱开枪，有的钻汽车里不敢露头。匪头们组织拼力顽抗，激战5小时，打死匪徒百余人，俘百余人；缴获平射炮一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4挺，枪100多支；汽车4辆，粮食五万余斤。

剿匪部队小试牛刀即取得胜利，可算大战前的热身战。伏击战刚结束，剿匪部队乘胜攻下穆棱。父亲正准备向绥阳进发，收到鸡西和东安（现密山）两地求援电报，在谢文东匪首统一指挥下，鸡西和东安已被匪徒层层包围，两地告急。父亲立即调整部队攻击方向，先率部边打边北上救急，至5月22日，剿灭了梨林至小金山一带的土匪。23日赶到鸡西，24日夜，与鸡西分区失去联系的驻东安警卫团，按原计划撤回鸡西，多股土匪25日攻入东安，从25日开始至26日，土匪大肆烧杀抢掠，未能及时撤离的60多名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世人的东安“5.26”血案。为了迅速消灭该敌，父亲在鸡西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后，对剿匪布署、巩固政权、清查敌特、安定社会、救灾扶贫等各项工作，都作了详细安排。之后，5月27日父亲立即带领所部出奇兵，绕过鸡西和东安之间重兵围堵的土匪不打，以突袭战直捣毫无防备的东安县城，不废吹灰之力夺取之。而后马不停蹄，于5月29日从背后杀向在永安、半截河围堵鸡西的股匪，股匪还没弄清原因即被层层歼灭，后面明白过来的股匪向鸡西溃退，又钻进父亲预先让鸡西军分区埋伏部队的两面夹击，此战歼匪1000多人，重创谢文东匪部，彻底解除了鸡西之围。

此时，东北我军已放弃四平、长春，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父亲为了迅速收复牡丹江东的绥阳、绥芬河、东宁等地，首先巩固好牡丹江根据地，同时也打通中苏国际通道，以巩固的后方支援前方。决定改变乘胜继续向北追剿谢匪，而转向南，即去牡丹江东部剿匪。1946年6月1日，父亲带部尚在鸡西作战收尾时，即令我参加东线作战的助攻部队，向固守在绥阳以西的关口要地一一细鳞河的顽匪发起了攻击。匪军集中绥阳和绥芬河兵力，又调来火车装甲车，企图与我决一死战，战斗异常激烈。6月3日，父亲带主力部队赶到，首次命令我坦克和装甲车投入战斗，在我装甲部队打击下匪徒不堪一击，我军攻克了细鳞河，残匪逃回绥阳和绥芬河。6月4日父亲带部队东进解放了绥阳县城和边境口岸重镇一一绥芬河。

关于此战，牡丹江2团团长王敬之在回忆录《三赴东宁》中写道：“我团在进剿谢文东匪部时，突然接到命令，部队在刘贤权率领下同兄弟部队一起向绥阳、绥芬河方向进军。这时马桥河已为兄弟部队攻克，我团奉命攻击细鳞河。在大炮和坦克火力支援下，我团和助攻部队从三面同时发起猛攻，将细鳞河匪徒大部歼灭，剩余匪徒逃往绥阳、绥芬河，我军乘热打铁相继收复了绥阳县城和滨绥铁路的终点绥芬河，该铁路直通苏联，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加此战的坦克手贾怀彦在回忆录《人民铁甲初试锋芒》中，记述了我军建制坦克部队首次参战的经历：“我坦克大队接受了配合牡丹江军区步兵进剿谢文东匪部的光荣任务。这是我军第一个坦克大队，第一次用自己的坦克，向敌人打第一炮。每个坦克手眼发红、心狂跳、热血沸腾，人人急于参战。经过几天紧张准备，修理厂兼职副大队长高克决定带领四辆技术状态好的坦克，搭火车到绥阳，快到时发现铁路桥被敌破坏，正好到细鳞河准备下车，敌突然向我开炮，于是坦克在火车上就向敌开了火，几炮下来，敌人火炮变成了哑巴。那天下午1点多种，我们的两辆坦克在3发红色总攻信号弹的命令下，引导步兵从正面向细鳞河山上的敌人冲去，敌人吓的屁滚尿流，纷纷举手投降。”此战不仅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坦克部队出战，也是首次步兵、重炮、坦克三军种协同作战，此战法父亲在之后的抗美援朝三八线争夺战上，即1951年11月2日率部夺取美军正洞西山高地战斗中（之前兄弟部队五次未攻下），将步兵、火箭炮、重型坦克协同作战也收获颇丰，在战斗胜利后得到彭总和邓华、杨得志、解方副司令的表扬，志愿军总部给矛通令嘉奖。

我军收复绥阳、绥芬河后，父亲即着手准备由绥阳南下，进击东部最后一个县东宁。东宁县原已被我军解放，部队离开后，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枝林、惯匪吴家三虎（三个兄弟）等混进县城，策划了保安队叛变，杀害我30多名干部、战士，并杀害未遂后囚禁了我党派去的县长杨森林。为了彻底消灭敌人，父亲命令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补充弹药，群策群力攻城行动。同时下达作战决心：兵分四路，合围东宁守敌。1946年6月10日清晨，父亲和担任主攻任务的2团团长王敬之率领步兵、炮兵和当时我坦克大队状况最好的两辆坦克，从绥阳出发，绕过东宁土匪设在万鹿沟一带的主防御阵地，到东宁侧后首先断敌南逃大黑山退路，然后分进合击，全歼东宁守敌。当部队进到离东宁10公里地段时，父亲发现这里路两边高山陡峭、草木茂密，他担心敌设伏，便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防敌偷袭。2团前卫营向两侧山岭派出尖兵，尖兵在山上搜索艰难，也没敌情，思想开始麻痹，擅自撤回了尖兵。结果，部队前进到通往沟岭北沟险要山地时，突然遭敌伏击，敌两侧轻重机枪压制我军抬不起头来，情况十分危机，父亲立即命令我炮兵和坦克部队加入战斗，经一个多小时的恶战，才粉碎了敌人伏击。有关这次战斗，《人民铁甲初试锋芒》书中写道：“一阵密集的枪声，震荡山谷，前面传下来，先头部队在头沟遭敌伏击。枪声打得听不岀点儿来，一个参谋气喘吁吁地跑来，对副大队长说 ‘刘司令命令坦克立即开上去，掩护步兵攻占东山头制高点！’我们开到战地一看，敌人在东山头架起重机枪，正在疯狂向我步兵扫射。我从炮膛里瞄准一个敌机枪火力点，只一炮，敌连人带枪都炸飞了。两门坦克炮分别向两侧敌机枪不停轰击，掩护步兵一举冲上山头，消灭了伏击的土匪。”

6月 10日下午，我军粉碎土匪伏击后，即按预定部署兵分4路向东宁县城合击。2团1营两个连插向东宁南侧，从城南进攻；2团3营两个连及炮兵连，攻占碱厂沟，从侧面攻城；1团3营3个连从通沟东侧向北河沿佯攻，以牵制敌之主力。同时父亲命令坦克大队已参战的两辆坦克，引导2团前卫营，利用夜暗掩护奔袭东宁城，要求在拂晓前攻入城内，并配合步兵歼灭城内守敌。6月10日深夜，2团政治处主任王日轩率2连机智地截获了土匪3辆装满军用物资开往老黑山的汽车，俘敌10余人，经过对俘虏的审讯，得知土匪大部集中在北山上，准备出其不意袭击我攻城部队，但县城空虚。王日轩一面向指挥部报告，一边率2连乘坐缴获的3辆车直扑东宁城。而此时杨子荣带侦察员化装潜入城内完成侦察任务出城返回汇报，路上正巧碰上王日轩带领的车队，杨子荣说：“城内已空虚，只有一个保安队不到100人，看守着城门、县衙和监狱，咱们可继续乘车，装成他们的人，趁虚而入，拿下东宁城。”杨子荣让侦察员都穿上俘虏衣服，引导车辆顺利进城，于6月11日晨4时，枪不血刃地悄然进城，砸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缴械俘虏了保安队。紧随其后，我大部队前卫营和两辆坦克也开进城，父亲和1团长王敬之进城听取王日轩汇报后，十分高兴，父亲夸奖2团“打了个机智勇敢的巧仗。”1946年6月11日7时，城内清剿战斗结束，东宁县城解放。

6月11日清晨，父亲根据王日轩提供的情报，考虑到从穆棱、细鳞河、绥阳、绥芬河溃逃进东宁县的股匪带来和东宁本身土匪存放大量物资，全部被我军缴获。包括汽车、武器、弹药和各类物资，数量之多超出想象，故匪军必用北山重兵夺回县城。父亲为先发制人，命令2团团长王敬之率2团，在两辆坦克的协同下，立即向北山之敌发起猛攻。股匪们经不住重击，除缴械投降的外，其余散匪逃进深山老林。与此同时，东宁县城外围战斗打的热火朝天，于11日当天下午土匪被合围歼灭，战斗宣告结束。

从1946年6月12日开始，父亲命令各剿匪部队一鼓作气，根据分工，分头剿灭敢于顽抗和逃窜的大股土匪。首先剿灭了敢于反抗的吳家三虎近千人，吳家三虎中老三被击毙、老二被俘虏，老大逃窜。

这里还有一趣事：杨子荣对吴二虎审讯时，发现惯匪结交都用黑话，杨子荣也以结交为名，认真记录黑话，吴二虎兴奋的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黑话都交待出来。杨子荣把黑话当故事讲给战友们听，所以战友们包括曲波都知道这些黑话，曲波也用在了写《林海雪源》小说上。杨子荣后来还在智擒惯匪座山雕时把这些黑话派上了用场，这也否定了一些传言，说是杨子荣在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闯关东结交土匪和黑社会就已学会黑话，此传言和杨子荣品行正相反，战友们之前也从没听其说过黑话，关于杨子荣之前闯关东这段历史之后再细讲。杨子荣根据团长意见做通二虎工作，将二虎放回深山，几天后二虎带大虎及近百名土匪下山投降，经教育释放了愿回家的俘虏。

父亲率部剿灭了王枝林部匪部，合计2000多人。王枝林只身逃到哈尔滨，被俘公审处决。

1946年6月25日，我牡丹江军区所属鸡西军分区3支队，首次配合合江军区所属359旅主力，向再次进犯安东的谢文东股匪发起进剿，深入人迹罕至的完达山，解放了完达山北面合江所辖的宝清县城。6月30日谢文东匪部主力被合江与牡丹江部队联合进剿所歼灭，谢文东被俘后公审处决。

　　1946年7月12日，《牡丹江日报》报道了父亲剿匪胜利：〝我牡丹江军区部队，在刘贤权司令员率领下，歼灭东宁王枝林匪部2000余人，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特于日前向全军通令嘉奖。”父亲虽荣誉在身但并没固步自封，他一面带领机关和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用于培训和指导部队今后工作，让部下打明白聪明仗，这是他长期坚持的工作方法；一方面研究在几千人各路股匪被剿灭后，如何剿灭逃往深山老林的各路一、二百人股匪的战术，要求各团派出以营为独立作战单位的小部队，进山对余匪穷追猛打，力求全歼，各团都取得剿匪显著效果。其中，牡丹江2团根据匪首已剩二、三十人残匪，更狡猾难打的现状，创造岀小分队化装进剿的经验。尤以侦察排长杨子荣化装打进匪穴，活抓匪首座山雕，建树了剿匪奇功。

1947年2月7日（农历正月十七）杨子荣亲率5名化装侦察员，经数天艰难险阻，深入虎穴智擒悍匪座山雕，达到侦察英雄的巅峰。1947年2月26日，在《东北日报》刊登杨子荣智擒座山雕的第二天，侦察排长杨子荣就又踏上了新的剿匪征程，将一众惯匪李德林、郑三炮、丁疤拉眼、刘俊章消灭殆尽。杨子荣因枪哑火英勇牺牲！在场的指战员痛哭鸣枪哀悼。随小分队到战场的副政委曲波目睹了战斗全过程，他强忍悲伤，检查了枪只哑火原因，发现是天太冷，枪栓缓霜造成的，孙大德后来怀疑是老猪户推荐用野猪油擦枪，导至枪栓冻住的原因，但一直无法证实，此细节过后单写。据曲波夫人回忆，曲波在写《林海雪原》小说时，多次因怀念杨子荣而痛哭，他不愿意让杨子荣牺牲岀现在小说中，因此小说避开杨子荣牺牲，而是让老战友杨子荣带队参加了之后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又立新功。杨子荣牺牲22年后，1969年7月海林县清理阶级队伍中，向阳村群众揭发，“听说村里叫孟同春的60岁老猎户，解放前参加过土匪。”审查组立即跟进追查，孟同春本人受斗争形势所迫和政策教育感召，主动交待刚参加李德林残匪，为逃命枪杀了一个解放军后躲进深山，在牡丹江市混了一年，跑回海林县向阳村家里，从此低调务农，不敢声张。县革委会将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其能主动交待历史悬案，最后判刑八年，刑满释放交村里监督改造，1989年5月在其侄女家病亡，终年80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孟同春的处理，始终坚持对俘虏兵和土匪，除罪大恶极的首恶外，其他都不杀，还要给其出路的政策。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俘虏兵和土匪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他们，不杀正是宗旨决定的。即便首恶有些过去也是抗日的，如座山雕俘虏后也没杀，在牡丹江市公审后，就长期关押在监狱服刑.，后在狱中病亡，终年近80岁（还有说座山雕在押送海林县参加批斗会时，群众要求枪毙，为安抚群众临时决定枪毙了，这种说法各传媒没采用）。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以及在解放后指挥湘西剿匪中都始终坚持了党的这一政策。

在现实中，杨子荣精神不仅以新中国成立后曲波《林海雪原》小说得到传承，杨子荣所在部队也做出了更好的业绩延续和精神传承。1947年3月，杨子荣牺牲后被东北军区追认为“特级侦察英雄”，其所在排也因此被命名为“杨子荣侦察排”。“杨子荣侦察排”随牡丹江二团，于1947年8月调入一纵（38军），与一师（112师）侦察连合并，后扩编为“杨子荣侦察连”，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越反击战、战功卓著。

（2018年1月3日上午10.30’，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了“杨子荣侦察连”）

和平时期连队军政双丰收，现今中央军委授予该连“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阅兵。事实上，杨子荣精神在七十多年中还以各种细微形式得到很好的传承。举个小倒子：从“杨子荣侦察排”被命名，到转隶到38军112师，并扩编为“杨子荣侦察连”后，历次排或连名，点的第一名都是“杨子荣！”全排或全连齐声回答“到！”，这就是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培养和传承。杨子荣精神得以永生！

父亲得知杨子荣牺牲非常沉痛，深表惋惜。牡丹江军分区政治部收集整理事迹材料，向东北军区报告。父亲之后对牡丹江二团创造的小分队“侦打结合”、化装突击剿匪的作战方式非常重视，迅速总结经验，向各部队推广，用以增强歼灭残匪的隐蔽性、突然性和压倒性优势，各部队实战运用效果显著。1951年7月，父亲任湘西剿匪北线总指挥，指导部队运用牡丹江“小分队化装侦察作战”的经验，把藏于号称十万大山中的股匪挖岀来逐个剿灭，取得突出战果，仅两个月取得全胜，得到毛主席表扬。由于湘西剿匪顺利结束，经强化教育多数被俘土匪转变成解放战士加入部队，也使部队齐装满员，父亲所在47军入朝兵力达6万人（每师增加一个补充团）成为入朝人数最多的军。同时保证了部队及时从湘西剿匪后顺利脱手，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很多解放战士在作战中立功受奖，有的还提干成为优秀指挥员，这也是后话。

父亲在牡丹江剿匪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取得了全胜，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及东总，也给张闻天书记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之后，东北各根据地剿匪都陆续结束，主力团及部分组建团都调往一线作战部队，据资料记载，1947年8月牡丹江2团调入一纵，与一纵一师（38军112师）合并。合并后，二团1营并入334团，二团政委王希克任334团政委；二团2营并入335团（牡2团指导员刘成斋，后任335团2营教导员，参加了抗美援朝血战松骨峰），二团副政委曲波任该团副政委；3营并入336团，二团团长王敬之任该团团长。王敬之率团参加了四战四平，临上战场给爱人、孩子写了决别信，战后调空军航校任参谋长；王希克后又调回牡丹江，相继任了三个县的书记，后回部队任到总后副部长；曲波在解放战争四战四平中腿受重伤导致伤残，腹部被炮弹皮穿破，在前方医院因感染腐烂，其夫人刘波费尽波折找到曲波，后转到后方医院救治，挽救了危症，曲波和参谋长连诚先后分配到海军潜艇学院工作，后曲波要求转业，分到地方国企，后调国家机关工作。牡丹江二团部队和干部在合并中被重用，看岀该团在东北部队中的影响力，而合并后的功绩，证明了部队和干部的素质和战力。

黑龙江各地方军区作战团调出后纷纷降格、合并。牡丹江军区降为军分区，合并到合江军区，父亲水降船低任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张闻天书记和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合江目前班子满员，我建议你离开牡丹江先去富锦工作，那里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社会稳定、物产丰富。你去可以先安顿好休整一下，最好能组建一个家庭，不一定找大学生（那时很多大学生愿意找部队干部结婚），找个朴实忠厚的就行。”父亲接受了张闻天的建议，调到富锦军分区任司令员。这次张闻天安排父亲去富锦，还真促成父亲在富锦遇见一位如意的姑娘。父亲刚和姑娘认识，1947年6月，父亲在红一方面军2师的老领导刘亚楼从苏联回国，路过富锦见到父亲很惊讶：“刘贤权！解放战争正打的火热，你怎么在这里。”刘亚楼说：“马上跟我回一线作战部队。”父亲听老师长说去作战部队打仗，马上同意。刘亚楼是赶回东北野战军任参谋长的，他见到罗荣桓，两位老领导商定，办理了父亲回一线作战部队的调令。7月，父亲如愿回到一线作战部队。父亲回忆说：“因报到时间紧迫，我都来不及向张闻天书记当面告别，没想到从此各在一方，再也无缘见面，非常遗憾！离开富锦，我也没有来得及向姑娘解释和告别，当时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没想到1948年，我在纵队政治部又和她不期而遇。”父亲说的姑娘就是我母亲。父亲的这段姻缘也很传奇，这里就不再细说了。因在刘亚楼印象中，父亲是优秀政工干部，所以1947年7月，父亲调一纵队（38军），任3师政委。1948年3月，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父亲没想到，原牡丹江二团也调入一纵队（38军），父亲又和曾经指挥过的牡丹江剿匪时期的老战友们，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场上相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