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先生的最后来信

我思故我在

朱老先生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每每想到他，我就会想起他的最后一封来信。

去年7月24日，朱老给姚宏昌局长和我写了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姚局暨须实同志：

“廿载”小书分赠出去之后，回收到一些反映，今复印五页来信送请二位过目，其中张传宗先生是我六十年前高中语文老师，其它三位专家我都未曾见过面。特别是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先生，因为他是《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的作者，我也只不过寄去一书请他指教，万没料到他会如此认真的看了全书，并回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体现了一位学者的科学精神和感人风范。他在给我的回信中和给胡国枢先生的信中，都很珍惜“衢州的陶研经验”，建议胡老要宣传推广。回想二十年来，姚局在一中校长任上和局领导岗位上，后来加上徐副的有力参与领导，所谓“衢州经验”的创建人应是你们二位。昨天（7月23日）胡国枢先生专程来衢探病问疾，说他已作一短文，题目我没记全，似乎叫做《……陶研东南重镇——衢州》，已收入他正在印刷的书稿中，数月内当可出版。我对他说，“东南重镇衢州”，语气太重了，我们担当不起的。他说这是其个人看法，这看法是有根据的，云云。

我把陶研界的这些反映向二位汇报，是想建议领导上，能否在今年下半年适当搞些活动，说得大一点，不要使“陶研衢州经验”的文脉断了；说得小一点，要使现在这种“内冷外热”的局面有所改变。这个建议得当与否，请二位裁定。祝二位

政祺，暑安！

朱子善抱病呈上

09．7.24

当时，朱老已经病重，6月初的时候，姚宏昌局长和我还专门去看望过他。接到来信后，我和陶行知研究会的负责人就朱老的建议进行商量，并作了相应的部署，8月初，我去医院探望时将计划向他作了汇报。没想到的是，9月7日朱老就因病情恶化溘然而逝。从写信到去世，仅仅45天，每念及此，心中就无限的悲痛，既为衢州失去这样的教育巨擘而痛惜，又为未能让朱老在有生之年看到衢州的陶研事业发扬光大而深感不安。

早年在学校工作时就已久仰朱老大名，到教育局工作后始有幸相识，分管教育学会后，接触机会才得以增多，交往日久，感佩越深。2006年，结合市里的“学祭”，教育学会组织了以“孔子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教师参与较为踊跃，应征文章甚多，我们请了几位专家进行评选，其中之一就是朱子善先生。为这事我和教研室朱云福主任一起去拜访他。时值盛夏，酷暑难当，我们到他家里时，年近八旬的朱老先生正打个赤膊，在客厅的方桌上审阅送来的论文，许多稿件上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朱老先生的批语。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根据评委们的意见，我们从征文中选定若干篇文章作为优秀论文，并请作者根据朱老的意见进行修改，汇编成《孔子思想与当代教育》一书。在之后举行的研讨会上，朱老先生作了精彩的讲评，还以多管闲事的老猫自喻，表达老骥伏枥之雄心，诙谐而富于哲理。

2007年底，我去他家拜访，当讨论到优秀教师这个话题时，他认为，善于学习是优秀教师的最重要特征。作为佐证，他翻出30多年前的听课笔记，其中记录了很多基层学校老师所订杂志的情况，指给我看说，当年业务杂志订得多的某某某、某某某等，都成为衢州教育界有成就的人了。他还向我推荐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徐玉珍教授发表在1997年第11期《课程·教材·教法》上的《论“好教师”——“教师评价”的评价》一文，并马上从堆满资料的书房中翻出复印件送给我。现在，这份资料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中，睹物思人，留着永久的纪念了。

信中所说的“‘廿载’小书”是指朱老所著的《廿载陶研纪事》。衢州虽地处浙江西南一隅，经济也不甚发达，可建国以来涌现的教育名家不少。我接手负责衢州教育学会事宜后，设想以学会为平台，对这些教育名家的教育成就作一系统的开发整理，既为衢州教育存史，也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朱老当然是主要的人选之一。2008年适逢朱老80华诞，我和几位同仁想借此机会作个尝试，将朱老先生的教育论文汇编出版以作祝寿之纪念。朱老开始时是竭力推辞的，但后来或许考虑到这项工作对衢州教育的意义，始得应允。当年适逢衢州陶行知研究会成立20周年，朱老考虑先将这方面的内容整理出来以资纪念。当看完朱老通过姚宏昌局长转交给我的书稿后，深为震撼、深受教育。书稿全部用小楷体誊写而成，工整、秀美。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纪事，以日记体的形式，记载朱老二十年宣传、学习、研究陶行知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另一部分是论文报告，以朱老撰写的陶研论文、工作报告和宣传讲稿组成。两部分合为一书，既真实记录我市20年来陶研事业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衢州教育20年来的发展变化。更为可贵的是，整个文稿字里行间处处闪现着教育前辈那严谨治学、宽厚为人、认真做事的精神风范，极富感染力。这样的一本“小书”，实在比当下许多所谓的皇皇巨著要有价值的多！我深知此书出版的重要意义，及时和出版社联系洽谈，并通过教研室、衢州一中、行知职业集团等单位筹措了出版经费。此书于2008年底出版后，在全国陶研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和广泛好评，我市教育学会和陶行知研究会也联合在东方大酒店举行了庆贺《廿载陶研纪事》出版暨朱老80华诞座谈会。

朱老是1988年受当时市教育委员会负责人的邀请，开始从事衢州陶行知研究会组织工作的，是衢州陶行知研究会的创建者和首任会长，其后又长期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或者顾问。20年来孜孜以求，学会规模日益扩大，学习宣传载体也有诸多创新，在衢州一中初中部设立小小陶子班就是其中的一例。同时，朱老自身的研究成果斐然，《毋忘求真——关于陶行知生平事迹的几点辨析》在《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发表，《再说毋忘求真》《三说毋忘求真》 《四说毋忘求真》和《五说毋忘求真》2000年至2006年间先后在《浙江社会科学》杂志发表，这些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让许多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望其项背。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胡国枢先生也由此将衢州誉为我国“陶研的东南重镇”了。

但我知道，《廿载陶研纪事》仅仅是朱老教育研究成果中的极少部分，或者说仅是他离休后的部分研究成果。朱老的贡献远非仅止于陶行知研究。朱老早年从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中学老师、教研室主任、中学校长、方志主编等职，平常极善于思考和研究，又有动笔写作记录之习惯，据他《廿载陶研纪事》自序中所言“……我的130多本日记和手头不少的普教资料、陶研资料、地方志料，积之有日，来之不易……”，毫无疑问，这些资料对衢州教育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如能作整理出版，当是衢州教育的一大幸事。当时我曾有以教育学会名义来组织开发的想法，可刚开了个头，去年的一纸调令使这一想法的实施失去了诸多便利的条件。朱老很是担心当年所积这些资料“日后可能被什么人当作废纸拿去换钱用了”，倘若这样，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说得大一点，不要使‘陶研衢州经验’的文脉断了；说得小一点，要使现在这种‘内冷外热’的局面有所改变。” 朱老离去已快一年了，笔者也已不在教育系统工作，可他最后来信中的谆谆嘱托，却还经常在耳边萦绕回响。令人欣慰的是，听说最近市陶行知研究会已就如何繁荣学术氛围、推进学会工作作了研究部署，相信衢州的陶研事业一定会继续发扬光大的。这或许是对朱老先生的最好纪念吧！ 

—— 2010年7月于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