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金华“学者型官员”郑伯熊

关山明月

【古婺春秋•南宋名儒】

南宋金华“学者型官员”郑伯熊

———婺学探源

南宋金华有一位“学者型官员”，他是金华学派的使者，永康学派的良师，永嘉学派的先驱，他就是南宋金华“首领”知婺州郑伯熊。

查阅明代《金华府志》，从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首任南宋金华知州孙近到恭帝赵显德祐元年（1275）末任知州刘怡，在149年的岁月里中，南宋金华知州换任126次。

在走马灯似的换任中，我们找到了第45任知州的名字，府志记载仅寥寥几字“郑伯熊淳熙二年由奉议郎任”。

婺学圣地的使者

郑伯熊出生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字景望，学者尊之为“敷文先生”或“大郑公”，温州永嘉表山人。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登进士第。二十年任黄岩县尉，第二年（1146）任婺州司户参军事，主管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

隆兴元年（1163）三月，调任朝廷秘书省正字，后历任国子丞、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读、福建提举茶事、宁国魏王府司马、婺州知州、国子司业兼国史院编修官、宁国府知府、建宁府知府等官职。

南宋乾道三年（1167），郑伯熊虽已任命为知婺州，即南宋金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因没有空缺位，仍居老家。直到淳熙二年（1175），才正式接任婺州知州（从五品）。

次年（1176）秋，召赴临安京都，任国子司业。后来在福建建宁府任职时去世，朝廷赠其敷文阁待制，谥号文肃。

郑伯熊官宦生涯忙碌，异地调任频繁，对他来说，不仅是为官金华的赴任者，更是学术交流的使者。

史料记载了郑伯熊两次金华任职的经历，第一次是任婺州司户，这是一个地方官，也是一个芝麻官，最多正七品或从七品，在任时间长达17年。

第二次相隔了12年，虽已任命婺州知州八年，实际到任时间却不到两年，郑伯熊历官26年，金华为官长达19年。

那么，郑伯熊任职金华期间，金华学派的婺学处在什么阶段，他与婺学的关系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郑伯熊第一次金华任职是在南宋绍兴年间后期，婺学正处于萌芽与形成时期。

早在北宋中期，“二程”（程颐、程颢）理学未流传到婺州之前，兰溪范浚首开婺学之先河，其治国方略《进策》体现了“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忧国爱民的毕生追求，开启了婺学文道、经史、经子并重的治学之风，他被称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

而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才刚刚出道，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登进士第，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学教授。陈亮谈古论今，初露锋芒。

郑伯熊长期为官金华，深受这片婺学发轫地的濡染浸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婺学鼎盛一时。婺学这个由吕祖谦开创的儒家学派，成为了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这时的吕祖谦已经是名闻天下的一代宗师。

淳熙二年（1175），适逢郑伯熊走马上任婺州知州，婺学界发生了三起颇有影响的大事。

一是“寒泉之会”。这年初夏三月，吕祖谦踏上清湖码头，前往福建武夷山拜访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寒泉精舍逗留了四十余日，双方交流座谈中共同考订《吕氏乡约》，共同编订《近思录》等著作。

二是“鹅湖之会”。宋时尚理学，代表客观唯心主义的朱熹学派和代表主观唯心主义的陆九渊学派，在天理人欲、治学修养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吕祖谦力图调和两派，于五月中旬，邀约朱熹与陆氏兄弟在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聚会，闽赣两派学说展开了激烈论辩。

结果两派各执已见，未能调和，形成三派鼎立，这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三是“月泉讲坛”。同年吕祖谦在浦江月泉设讲坛，招徒讲学，并编撰《近思录》。

著名理学家朱熹、陆九渊、陈亮等，相继赶来浦江相会，共同聚徒讲学，文人学士纷至沓来。

郑伯熊任知婺州时一定很想拜会这位婺学宗师，或许是公务繁忙，或许任期太短，吕祖谦忙于外出讲学交流，后又升任朝廷秘书郎，终无缘相会。

两人虽未谋面交流，但他们通过著名学者陈傅良的关系，最终保持了学术上的频繁交流和深厚情谊。

从此，婺学与永嘉学派交流更为密切，吕祖谦在武义明招讲学时，除金华本地士子外，郑伯熊老家永嘉士子前来授业为最多。

吕祖谦与永嘉学派的学术交流与相互吸收，也使得婺学体系愈加完整，内容愈加丰富。

郑伯熊与吕祖谦虽无相见之缘，却有论学之谊。郑伯熊深受吕祖谦的婺学影响，成为永嘉事功之学的源头之一。

对陈傅良而言，淳熙八年可谓灾难之年，恩师郑伯熊和师友吕祖谦英年早逝。

是年七月，郑伯熊在建宁知府任上突然病故，这给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吕祖谦身体以重重一击，同月，吕亦相继殒落。

永康学派的良师

错过了吕祖谦，再不能错过陈亮留下遗憾。

郑伯熊为何要去访问陈亮，他们见面后确立了怎样的关系，相互间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伯熊任知婺州时，因公务繁忙，未能与陈亮见面，但他始终惦记着这位才华横溢和志量非凡的年轻人。

次年秋，在离任赴临安途中，郑伯熊专程取道永康，前往龙窟村（今永康市桥下镇）会见33岁的陈亮，那年郑伯熊51岁。

陈亮，婺州永康人，永康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婺学“三巨头”（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之一。

青少年时的陈亮已经学有建树，崭露头角。他考查了历代古人用兵成败的事迹，写出了《酌古论》。当时婺州郡守周葵看了这部书，对他十分赏识。

隆兴元年，周葵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聘陈亮为其幕宾。乾道五年（1169），陈亮著《中兴五论》上呈孝宗皇帝，极言励精图治，恢复中原之大计。

其中“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虚君共治”、“虚君立宪”儒家宪政概念的萌芽。

陈亮上书谏言未被朝廷采用，即返归故里，授徒讲学，传授自己的学说，远近学者，闻名而来，遂形成“龙川学派”即永康学派。

陈亮的才华、抱负和声望，促使郑伯熊慕名而至。

“龙窟之晤”，双方都惊奇发现各自阐述的学术观点十分相近。

郑伯熊作为永嘉学派的前期代表，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而陈亮提出的“义利兼顾”，反对道学家的空谈义理，主张务实致用，义利并行。朱熹统称他们为注重功利的事功派。

虽说先前陈亮学术思想无一定师承关系，但“龙窟之晤”后，陈亮与郑伯熊确立了师承关系。

陈亮心仪钦服郑伯熊的学说和为人，与官员周葵相比，陈亮更敬重这位“学者型”的长辈官员郑伯熊。

他曾到永嘉问学拜访晚年的郑伯熊，执弟子礼，并结交了郑氏的诸多门人，知名的如陈傅良、叶适、木待问等。

后来还为郑伯熊的《书说》和《杂著》作序，并把两者作为自己开课授徒的教科书。

陈亮在《祭郑景望（郑伯熊）龙图文》等诸多著作史料中，都把自己列入“景望门人”和“郑氏门人”。

郑伯熊是道德文章双行的良师，对陈亮的为人、德行、气节、学说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陈亮成为郑氏门人，与郑伯熊、薛季宣、叶适、陈傅良等永嘉诸友交往甚密，交流频繁，受永嘉之学影响颇深，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同样，陈亮的思想也给永嘉学派以较深的影响。

永嘉学派的先驱

楠溪耕读文化蔚然成风，郑氏宗族文脉渊源流长。

郑伯熊是在一个怎样的家学文化氛围中熏陶成才的，为何说郑伯熊是永嘉学派的创始人和先驱者，这个学派对后世有着怎样的影响？

永嘉郑氏始祖出自官宦之家，诗书底蕴深厚。

《郑氏宗谱》记载，郑氏始迁祖郑珂是温州刺史（四品官员）郑镒的玄孙，其父郑默曾任奉直大夫、襄王府宫教秘书。

1024年，郑珂与枫林档溪学友刘公同游楠溪，至表山，见其山川之胜，有田可耕，有水可钓，遂迁居于此，建堂屋20余间，开田50余亩，树立门户两座，自题其名，一称“表山”，一称“莲峰”。

耕读文化的氛围和深厚的家学渊源为人才辈出的一方水土注入了活力。

南宋初年，永嘉表山郑氏，相继出现了一个家族型的学术群体，南溪江的郑伯熊、郑伯英、郑伯莫、郑伯海、郑伯谦等著名学者以开明的政治态度和学以致用的学术宗旨闻名于世，他们的学问曾被称为郑氏景望学派，又叫永嘉学派。

郑珂的曾孙郑伯熊深得郑氏家风润泽，在表山浓郁的耕读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永嘉学派三大创始人之一。

南宋永嘉事功学派是在北宋“二程”弟子周行己等“永嘉元丰九先生”的心性之学基础上传承转化而来，而推动这种转化的学术传人正是郑伯熊和均为进士出身的胞弟郑伯英、堂弟伯谦等郑氏学者。

郑伯熊对永嘉学派思想的传承和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极力宣传北宋时期永嘉学者传承的洛学和“二程”思想。

早在婺州知州任期前，程颐的“洛学”濒于灭绝之际，他在福建印刷发行“二程”之书，设立书院，亲自讲授，已成为“永嘉之学宗郑氏”，著有《郑景望集》及《郑敷文书说》等。

师从于郑伯熊的后来者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成为继郑伯熊、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南宋三大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在与婺学包括永康学派的学术交流过程中广采博取、整合众说，其主张“义利双行”的特征更加突出，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所倡导的事功思想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更为深远，是温州社会经济不断创新发展的思想源泉和内在动力。

郑伯熊这位永嘉学派的创始人，他与婺学包括永康学派有着不解之缘。

冥冥之中，他为官金华，就是为了完成婺学圣地的使者之旅。

金华南宋史上属大儒、“学者型”的地方长官寥若星辰，作为知州大人的郑伯熊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湮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作为学派领域中的一代开宗祖师，他的学术思想光耀后世，深深地影响着浙东一代又一代人，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是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作者郑朝舟曾参与撰写《金华县志》新编续志，该文已刊登于人文社科核心期刊2015年第4季，金华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6月5日，金华地方志网站转发该文。原博文不慎丢失，今以美篇形式重新发表。）

【史海钩沉•注释视角】

郑氏门人木待问

文中所提郑氏门人木待问，宋宁宗庆元四年任第六十六任知婺州（明代《金华府志》记载），南宋第十二名状元，孝宗朝第一名状元。

木待问，字蕴之，号抱经居士，温州永嘉（今温州市茶山街道潘山）人。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状元。木待问少年时，曾从学于大儒郑伯熊。

中状元后，累官太子詹事，焕章阁待制，礼部尚书，官至侍从。

温州地方志记载，木待问为官素无望闻，为人却自私刻薄，且忘恩负义。当他显贵后跟其师郑伯熊家发生房屋纠纷，他想利用权势欺压郑家，被温州人所轻。

恩师郑伯熊去世后，木待问扩建自家府宅，擅侵郑家之地，师叔郑伯英与之辨理，争执中打了起来。

木待问告官，并随差人抓捕郑伯英。伯英闻讯，扶老母迎出家门，木待问羞愧而退。

在一次讲筵中，少年得志的木待问将“蕞尔”的蕞读成撮，被孝宗厉声指责。

宋孝宗鄙视木侍问的为人，曾问木姓起于何时？木待问答不上来。孝宗对其岳父大学者洪迈道：“被朕擢为状元，而不知祖姓来源，卿宜劝之多读书。”

因木待问卒后赐谥“文简”，可知并非薄德小人。

洪迈著书言：“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

木待问长于写诗，其《千里思》云：

君行千里轻所历，妾驰千里心匪石。

春房酌酒意匆匆，愁不在离愁在忆。

鸳鸯瓦上昏无色，鹦鹉杯中尘更积。

灯前独坐制君衣，泪湿剪刀裁不得。

郑氏门人陈亮

师从于陈伯熊的陈亮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历史上“才气超迈，喜谈兵”的一代名儒。

陈亮又有“一代词宗”的称誉，他的词大多是喜为国喜、忧为民族忧的心声浩叹，感召力非常突出。

话说暮年的毛泽东在阅读陈亮一首词时，失声痛哭，这首宋词究竟写了什么？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感人魅力能让这位共和国的开国领袖突然悲恸呢？

1975年，82岁高龄的毛泽东刚做过老年白内障手术没几天，毛泽东在读书时，忽大哭，白发抖颤，情不能抑。

原来毛泽东读的是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

其词曰：“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冈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陈亮作词善于用典故，涵义深刻。这首词借古论今，表达收复中原，恢复山河的激越情怀。

词上阕，借批判东晋统治者偏安江左，谴责南宋统治者不图恢复中原。

下阕抨击空论清谈。词人认为，真正的爱国者应当像东晋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楫，义无反顾。

面对《登多景楼》所渲染的意境和眼前自己回天乏力的处境，回首曾经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冲天豪情，毛泽东难免不有“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的伤感与忧虑！

毛泽东的伤感与忧虑何在？

让人揣摩，也许台湾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泱泱中华，何日一统？也许如何永葆红色江山不褪色，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也许“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未竟之业，谁可重托？

远隔八百年的时光，穿越时空的忧国忧民主旋律，毛泽东与陈亮迸发出了强烈的共鸣和心灵的震撼，对着同一首词，长泣当歌。

郑氏门人陈傅良

陈傅良，浙江温州瑞安湗村（今瑞安市塘下镇罗凤街道）人，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青年时曾以教书为业，在温瑞一带小有名气，后于乾道八年中进士，官至宝谟阁侍制，卒谥文节。

师从于郑伯熊的陈傅良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学术巨擘。

他为学主“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与同时期的学者陈亮近似，世称“二陈”。

著有《周礼说》、《历代兵制》、《八面锋》等作品。其中，《八面锋》为宋孝宗击节赞叹，御赐书名，流传甚广。

绍熙四年（1193），陈傅良升任代理中书舍人，负责替皇帝草拟诏书，但他仍旧保持廉明正直，不怕得罪权贵的操守和作风。

当时有个叫陈源的太监，在宫中专横跋扈，而皇帝却要升他为内侍押班，傅良二次拒绝书写升迁陈源的任命诏书。

绍熙五年（1194）冬，权臣韩侂胄得势后，打算报复、斥逐朱熹。

被召回再任中书舍人的陈傅良出于公心，对皇帝说：“朱熹是三朝故老、罢官内批下来，满朝大臣都会失色，臣不敢草诏书。”这事使傅良以“依托朱熹”的罪名受到参劾，又被罢官。

从此，他一心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的居室为“止斋”。

而韩侂胄进而发动“庆元党禁”，指控朱熹的道学为“伪学”，把陈傅良、叶适等59人列入“伪学”名单。

郑氏门人叶适

绍兴二十年（1150），叶适生于温州瑞安，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世称水心先生。

叶适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对朱熹学说提出批评，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

青少年时代，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

淳熙二年（1175），叶适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淳熙十四年（1187），叶适上殿轮对，进《上殿札子》，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

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

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

孝宗早年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

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同年，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上书丞相周必大，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郑伯英、吕祖俭等三十四人。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

叶适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

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