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涟源三甲往事

周海良

一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涟源县委县政府连夜紧急开会，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大办钢铁，两年超英，五年赶美。

       本来，伟大领袖计划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后来，据说是革命群众干劲空前高涨，形势一派大好，社会主义赶超资本主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6月21日，领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钢铁产量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的把握。

      一呼百应。举国上下，全民大炼钢的热潮由此引爆。

       那一年，连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副主席都在上海自家后花园支高炉炼钢了。

       为了确保超英赶美，全民上阵，土法上马。

        村村点火，户户砸锅，无数古树，毁于一旦。

        那年冬天，彭德怀回湖南岳阳调查，革命老区平江县一位老红军递给他一首诗：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大将军给领袖写了一封万言书，领袖看了很生气，摘了彭大将军国防部长的帽子，戴了两顶新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彭同志从中南海搬到了挂甲屯。

        

       1958年9月，涟源革命群众雷厉风行，不到十天，全县18个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各个新公社都举行了隆重的万人庆祝大会，一夜之间，许多新公社名字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荷叶乡（三甲乡的前身）改成了红旗公社，四古乡改成英雄公社，杨家滩乡改成东方红公社。

       不久，杨家滩公社（东方红公社）在全县率先宣布：杨家滩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声势浩大的万人庆祝大会上，涟源人民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共产主义到了杨家滩！二十公里外的三甲革命群众纷纷跋山涉水，前往朝圣膜拜。

     离共产主义只有二十公里的三甲人民夜不能寐，心潮澎湃。

二

      那一年，涟源大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那一年，涟源流传一首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一天打烂两只鼓，两天打烂三面锣，不是锣鼓不经打，硬是涟源喜事多。”

      那一年，革命群众仿佛打了鸡血，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很多干部睡眠严重不足，闹出许多啼笑皆非的笑话。

      有一次，荷叶乡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深夜才散会，三甲一位村支书迷迷糊糊听了三个干部的发言，管公安的书记讲：“中央罗部长到了涟源，治安工作要加强，反革命分子要管好。”管财贸的书记讲：“要新建屠宰场，今后不能分散杀猪了，税收任务要完成。”管农业的书记讲：“分配要抓紧落实，重点是要三家兼顾。”

        第二天，支书回去开会，归纳了三位书记的指示，郑重其事的告诉大家：“中央锣鼓响，到处要建屠宰场，反革命分子要杀尽，税收任务要完成，最近三天有兵过，各队要建茶水站。”

      散会后，各队准备建茶水站，公社干部发现了，异常纳闷：没听说要过兵，也没讲要建茶水站啊。追问缘由，原来，是支书开会打瞌睡，错误传达了会议精神，把中央罗部长听成中央锣鼓响，把三家兼顾听成三天兵过。

        不久，此事传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书记在全县公安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件事，确定“中央锣鼓响，反革命分子要杀尽”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支书听报告打瞌睡是玩忽职守，受到严肃处理。

      以后，全县干部开会，再也不敢打瞌睡。

三

       自从杨家滩人民公社豪情万丈地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后，不甘落后的三甲革命群众早就按捺不住了，人人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康生说，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过了公社这座桥，对岸就是人间天堂。

       1958年底，敢于挑战的三甲革命群众谋划了一个开天辟地的计划：一步到位，新建共产主义新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轰轰烈烈拆除了300多间青砖旧屋、40多间堂屋，用了一年时间，在星燎（现三甲村）、玉屏两个生产大队的接壤地带修建了6栋平行排列的两层大平房，每栋长5.2米，宽11米，高6米,共144间房，座北朝南，每栋配套一个公共食堂，两个公共厕所，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

       回想起当年情形，谭回莲仍然记忆犹新。

       1958年冬天，有一天她出工回来，干部来通知，第二天不出工，要盖居民点、建医院，要求当天晚上就搬房。当时谭回莲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她带着四个小孩在家务农。她二话没说，连夜搬家。几天时间内，村里人把原有的老房子都拆了。建成后，每户分一至两间房，集中住在了一起，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

       其实，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三甲群众一无所知，连最高层的领导都心里没底。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

       公社干部说；到了共产主义，每个村口统一设饭店，蔬菜猪肉，山珍海味，每天都有人自动就近送来。一日三餐，自动有人做好，放在保温桶里，路过的社员随时都可以来吃，吃饱了，会主动烧好饭菜，给后面的人吃。

      听说，到了共产主义，牛羊成群猪满圈，绿林遮日不见天;苹果结的赛西瓜，棉花桃儿像鸭蛋;鲤鱼长的比船大，粮食收的堆成山;吃饭都是食堂化，苹果罐头作另餐;出门坐着小卧车，夜宿沙发去安眠。

       在涟源三甲的共产主义新村尚未破土动工之时，北京史铁生的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描画了一幅共产主义大楼的远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住进那里的人，不用自己做饭，下了班就去食堂，想吃什么吃什么；吃饱喝足了，就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

         进入了共产主义，钱就是一张废纸！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衣裳送来，所有生活用品只需你伸伸手，随便拿。不要担心谁会多拿，多拿了没用，吃喝拉撒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得还周到呢。钱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硬！同学们，我们是多么幸运啊，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

       老师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学生们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自主地鼓掌，由衷地庆贺，心想，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在新成立的公共食堂， 三甲人民无比幸福地生活了三个月，放开肚皮吃，餐餐有肉，天天吃鱼，那些曾经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贫苦农民，真正切身体会到了共产主义的无穷魅力。

       可惜，好景不长，坐吃山空的日子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到了年底，还没吃上山珍海味的三甲革命群众开始饿肚子了，第二年开始饿死人。

      大家痛苦地发现， 人民公社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突然断了。

四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伟大领袖和革命群众全都激情澎湃、壮志凌云。

     那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从刚开始小心翼翼的两千多斤，到后来信口开河的几万斤十几万斤，一时间，各种“卫星”飞满了中华的天空。

      江西井冈山农民有一首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推波助澜，专门撰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发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从科学原理论述这些卫星的真实性，他说，面对人们对粮食产量是否到顶的质疑，他通过科学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他说：如果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领袖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亩产“卫星”将信将疑，现在，大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彻底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可能的，是有科学依据的！领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要相信科学家的话。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白果区麻溪河乡建国第一高级农业合作社“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

      放卫星收尾阶段，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稻谷亩产130435斤。

      那年月，不仅粮食产量放卫星，连萝卜都大的出奇。大跃进时期有一副广为人知的宣传画，“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可惜，三甲革命群众的思想依然保守。

       “于时处”大院门口那面光绪十二年的青砖墙上，清晰地展示了荷叶公社灯燎大队1959年宏伟的的粮食亩产计划：早稻955斤，中稻1049斤，晚稻445斤。

        实际亩产不足五百斤的三甲群众，无论怎样都想不到，那些亩产万斤的稻谷是怎样种出来的。

五

       虽说进入了共产主义，其实，三甲革命群众还是穷的叮当响。

      在三甲古宅“于时处”大院“居处恭”的一面青砖墙上，至今保留着一块字迹清晰的“星燎生产队增加收入帐”。

      星燎生产队1959年归队收入2641.01元，人均粮食81.13斤，全队共2万个劳动日，每十分工（一个劳动日）0.13元。每人年均收入9元。

      1959年，每100斤稻谷6.19元，生猪收购价每斤0.53元。

      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表面上红旗飘飘，实则千疮百孔。农民兄弟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不少农民高唱“五锄歌”：

       “第一锄是皇粮国税，千百年来少不得；

        第二锄是公社要上交，干部先生苦不得；

        第三锄是大队要开支，各种费用一大堆；

        第四锄是生产队要人抓，队长、会计加保管，还有食堂菜勺把，七七八八要饭吃；

        第五锄才帮自己挖，不挖哪有钵子饭！最无出息当社员，一年难见几个钱。”

        出工排队要等齐人，人齐心不齐，消极怠工磨洋工。“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

       

      1961年夏季，公社食堂解散。饿得奄奄一息的革命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

       

        2019年秋，我专程前往三甲，探访六十年前的共产主义新村，人去楼空，满目疮痍，只有十多户年迈的居民仍固守在这片曾经喧嚣狂躁的土地上。

       在一间堆满废物的房间，我意外发现，斑驳的内墙上，当年的一幅红色油漆对联依然色彩鲜艳：

       社会主义千般好，人民江山万代红。

        横批：自力更生。

        伫立窗外，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