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一）舅公去世了。

谢松

　　“舅公去世了”。

2005年9月4日晚上，我刚上开往苏州的火车没多久，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抱怨舅妈记错了我家的电话，以至一天都没有打通我家电话，否则她就可以和我一起乘火车到上海来，她准备马上去买明天的车票，后天早晨赶到老家去参加舅公的葬礼。

母亲老家在上海松江，大约在1950年和外婆一起到东北大连参加工作，从此离开家乡。舅公则一直留在家乡。

第二天早晨7：30我在上海火车站接到母亲，驱车直奔松江，9点多到了松江殡仪馆。下得车来四下一看，空荡安静，人还没到吧？

一个腰里缠着白布条中年汉子朝我们走来，他是谁？母亲看着他也有些茫然。来到我们面前，他突然握住母亲得手，咧嘴哭出声来：“阿姐，侬来啦？”母亲恍然：“小弟，是你呀！”

舅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弟尧君是小儿子，和母亲来往少，难怪记不得了。他先到殡仪馆打前站，追悼会计划10点开始。

尧君介绍舅公病况，查出癌症约半年，做了手术但无效。病重期间，尧舜和他女儿也从美国回来看护，不过他们今天就飞回美国了。

尧舜是舅公的大儿子。母亲很奇怪他非要今天走，“难道不能推迟一天？”

“他们买的往返机票”尧君叹口气说，“我妈不发话，我们怎么好让他留下？”

　　我也出生在上海松江，母亲月子里就住在舅公家。后来我陪母亲回老家看望舅公时（见题图照片），她指着一张老式的大床说：“你还睡过这张床！”

可是舅公家只有两间老屋，住那么多人，条件很差。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跑到松江老家生我？

我们和尧君舅舅一起把准备送给来宾的礼物分装到一个个塑料袋里。计有塑料碗调羹各一只、毛巾一块、云片糕一盒、两色水果糖各四块。舅舅给我讲解这些东西的含义：因为是高寿喜丧，别人是要过来讨寿碗的，所以要提前准备好。母亲惭愧地说：“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些规矩……”

有人送花圈来了，一问是原单位的工会领导等。舅公已退休几十年，同辈亲戚好友恐怕早已仙逝无几了。在眼下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乡下小镇居然还有“单位”存在？不由得心里暗暗奇怪。我到灵堂里看了一下花圈上的挽联，落款有松江烟酒公司、松鹤药业等单位。母亲解释说舅公以前是一个商店售货员，那个松鹤药业是舅公女儿婵君所在的单位。有些亲属的名字就很陌生，母亲竭力回忆着过去，猜测说这个大概是一个远房的小阿舅，那个可能是舅妈的妹妹家……。怎么没有我们送的花圈？母亲有点着急：“我昨天电话里已经委托定一个的呀，要不你去问问？是不是赶紧去卖一个？”我说算啦，他们都很忙，来不及了吧。

　　不一会一辆中巴拉着亲属过来，母亲赶紧迎了上去叫声：“舅妈！”两人便唏嘘不已。众多亲属我只认得婵君阿姨一家三口，端着遗容的大概是长孙（后来知道是尧舜之子鸣风）。其它十余人我就都不认识了。大家寒暄一番后悼念仪式开始。

灵堂上悬挂横幅只简单写了“沉痛悼念张祖良同志”几个字，下面是遗像。左右摆了大约七八个花圈，中间一个玻璃罩内躺着舅公的遗体（刚才是空的）。我们二十余人肃立在遗像前。主持人指挥我们三鞠躬，然后单位领导致悼词：

　　我无法想象舅公这样一个普通人会被别人怎么来“盖棺论定”：悼词把舅公的生平事迹介绍了一番后，又大肆赞扬了他的优秀品德。听的我们大为惊讶，母亲也说好些事情她都不知道。仪式结束后我追出去把这份悼词要了过来，全文如下：

悼念张祖良同志

张祖良同志的亲属、子女及亲朋好友：

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代表上海烟草集团松江烟草糖酒有限公司配销分公司工会，与各位一起，沉痛悼念我们的老前辈张祖良同志，并对张祖良同志的亲属表示深深的慰问。

张祖良同志生于1916年6月5日，于2005年9月3日20时30分不幸辞世，享年90岁。

张祖良同志是上海奉贤县人，从小开始当学徒。

1930年-1932年，在上海郎家楼，源生腌腊鱼行，当学徒；

1932年-1933年，在松江马路桥，德泰林腌腊鱼行，当学徒；

1934年-1935年，在上海紫霞路，洽记腌腊鱼行，当门市部记帐员；

1936年-1937年，在上海盐码头，衡源腌腊鱼行，外帐房助理员；

1937年-1939年，在上海大码头，大同腌腊鱼行，外帐房助理员；

1940年-1949年，在上海方浜东路，大同腌腊鱼行，外埠推销员；

1950年-1954年，在松江，鼎轩咸货店，负责人（这时舅公可能是回去继承家业，不给别人打工了，自己当起小老板，所以后来划定成分为小业主。她用“负责人”来代替，很有意思）；

1955年-1956年，在松江，新建咸货店，负责人（是换名还是开个分号？不清楚）

1956年1月-1960年10月，在松江，腌鲜合营商店，商店会计（这时应该已经公私合营，所以从老板变成了会计。但与下文似乎又不符）；

从1960年10月起，参加公私合营，先后在烟酒合营商店、裕发祥门市部、担任营业员；在曙光等门市部担任记帐员； 小卖部当负责人，一直到1979年4月，光荣退休。

张祖良同志热爱新社会，热爱自己的企业。为企业工作塌实勤恳，几十年如一日。他干一行，爱一行。特别是担任部门记帐员期间，对本职工作是极端负责任。他几十年经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商品的出样，做到整整齐齐，琳琅满目；对商品的包装，做到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对部门的帐目，做到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对顾客的服务，热情周到；在张祖良同志工作的门市部周围，有张祖良同志的一批老顾客。

张祖良同志非常关心新进商店的职工，特别是对小青年，更是热心于传帮带。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教给青年职工。

张祖良同志为人忠厚，待人和气，同事间和睦相处，能互相帮助，他关心他人，更关心集体。店中的事，总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做，从来都是认认真真。职工都很敬重他。

张祖良同志爱护子女，也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无论是儿辈孙辈，都非常出色。

张祖良同志退休后，仍然很关心集体，处处为企业着想。无论是生病求医，也尽量为企业节约费用。同时对企业给予的关心，也总是深表感谢。张祖良同志还经常看报学习，摘录一些报刊文章，订成册子，交给工会，共同探讨养生之道（听到这里很觉得亲切，记得母亲在北京也经常收到舅公的信，里面有很多报纸上剪下的生活小常识，如高血压应注意那些问题，柿子不能和螃蟹同时食用等等）。

张祖良同志不幸故世了。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位前辈，学习他奉公守法，勤俭节约、勤奋劳动，与人为善的美德。以老同志为榜样，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张祖良同志，请您安息吧！

上海烟草集团松江烟草糖酒有限公司配销分公司工会

2005年9月6日

老人的履历显然来自他的档案简历。我很感激舅公的“单位”在今天所做的一切，甚至有了还是社会主义好的感慨。念悼词的女同志是原来单位的党委书记，现在返聘在工会退休办工作，大约60岁左右。舅公退休已有25年，单位早已物是人非，再加上因腿有残疾，走动不便，估计他和单位往来也不多，认识他的人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能做到这样，真是很不容易。

悼词念完，尧君舅舅代表亲属讲话，他回顾了父亲对家庭付出许多贡献、对子女的许多教诲，说到动情之处，几番抽泣。

然后是大家依次向遗体告别。结束后，遗体从玻璃柜里垂直降到地下室去了。原来这里还有个升降机，真是高级。我们赶紧扶着老人从门口出去往地下室奔去。颤巍巍走到那里，前面传来消息：已经进火化室了，你们回去，下午来拿骨灰吧。

　　中午众多亲戚在一起吃饭，这才相互有了些交流，你是谁，她是谁。有些亲戚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连母亲也只是听外婆说起过那里那里有个亲戚。当然老辈的人大多故去，现在来的都是晚辈（其实岁数也不小了）。各自简单讲讲自家的状况，时光仿佛有些倒转，让母亲有不胜感慨之意。

（图片说明：母亲的舅妈向舅公告别）

　　婵君阿姨和我家比较熟。她68年毕业去了成都工作。那时我的大姨一家和外婆都住在成都，相互来往很多。我90年出差和91年结婚都曾去过她家。还送给她的儿子王宇一副围棋。

后来她的母亲一定要她调回松江来以便照顾老人。就这样调动回了老家一个部队小制药厂（松鹤药业）做工程师。这事让她的丈夫老王很有意见。老王虽然也是上海人，但全家早就迁到四川（是三线建设还是抗战期间，没搞清），他本人还是某大医院的院长，不当院长了也是主治医生、专家教授。从成都到松江，确实难为了他。他认为是舅公的儿子自私，都在上海（市里），那么近，不照顾老人。叫女儿从成都调工作回去照顾老人，真是岂有此理！母亲那时好象也劝过舅妈，虽然您很想念女儿，但也不一定非要让她回来呀？

但婵君阿姨还是95年左右回到老家，孩子也回去读书。转眼已经十年，王宇大学毕业已经松江工作。老王退休后，也来到上海某医院继续从事医生工作。老王对医学界及社会上的很多歪风邪气看不惯，对此大肆抨击、慷慨激昂。对他的儿子也看不惯：“总是不务正业，尽玩电脑，哪游戏有什么好玩？”王宇听到他爸又在喷他，立刻转身离开了。剩下我一人在那里听着老王的絮叨。

　　尧舜舅舅我也有点印象。他那时在内蒙工作，每次回上海探亲都要路过北京，所以常来我家。大概是75年，他们夫妻带着鸣风到北京来玩，住在我家。大姨妈让他们出去玩时，把我和表弟毛毛一块领出去玩。乘公交车时，他总是不给我们三个小孩买票，有次在331路公交车下车时，我被售票员当场捉住，他却目不斜视昂首向前走着，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虽然我口袋里有钱，但当时我心慌意乱，赶紧向他呼救，于是他被揭破身份，很是尴尬地来一句：“你自己补票吧！”我赶紧掏了两毛五，补了一张票。售票员鄙夷地嘟囔一句：“不给孩子买票，什么大人！”毛毛和鸣风则逃票成功，早就跑远了。从此外出我就自己买票，毛毛和鸣风还是不买票。

有次玩完回家，母亲和大姨妈正在洗菜，问我玩的情况。她们很仔细地问了我都是谁花钱，花了那些钱。我说我口渴，就自己买了瓶汽水喝（我也不对，应该给他们俩也买一瓶。我出门母亲总给我口袋里放几块钱）。鸣风看了也哭着喊着要喝汽水，于是舅舅无奈，也只好给他俩各买一瓶（当时旅游应该是自带水壶喝白开水，我记不得了。）。大姨妈和母亲听了，嘀嘀咕咕、啧啧有声，说他们小气，叹息不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时舅舅在内蒙，妻子孩子在上海，所以钱都铺铁路了。经济上应该比较困难，接他们母子来北京玩是一次高消费活动，难怪要精打细算。我本想把这件事讲讲，也不知鸣风是否还记得。但想想对长辈实在不敬，终于忍住没说。舅舅后来调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他的女儿后来到美国定居，舅舅于是到美国帮她带孩子。鸣风和他漂亮的妻子都是上海某医院的医生。

吃完饭，留个联系方式，远点的亲戚纷纷离去。母亲坚持要一起到天马山将舅舅的骨灰安放到墓地去。

（图片说明，一行人回到松江老家，横街57号。松江现在建设的这么漂亮，唯独老街一带，还留在上个世纪）

（图片说明：按老风俗，进门还要“跳火盆”。）

马上将骨灰入土，叫“热葬”。墓地是很早就买好了的，当时才300元。现在则要几千块。把花圈在幕前烧了，又放了几挂鞭炮。墓穴里还放了几个硬币和“金元宝”。然后用水泥封好。用朱笔将碑上的字填上红漆，整个过程就结束了。

晚饭在舅公家吃的，油腻无味。难以下咽。母亲悄悄对我说：“碗上一层油，洗都洗不干尽。”

我小时和外婆（但我按松江习惯喊她奶奶）一起长大，也很熟悉她的上海话（实际是松江话）。后来到上海确发现二者差别很大。

前几年陪母亲回到松江，突然发现别人说话我全能听懂，包括那些小商贩。而且我也立刻可以用这种土语乡音说话，真是觉得万分亲切。那次在舅公家吃饭，有蛋饺、八宝饭。全是以前外婆在节日里必做的饭菜。真得特别好吃。现在吃着老人做的清淡的水煮菜，油腻的炖肉。不由的暗中感慨：舅婆婆真的老了。

饭后，舅舅他们要回上海，都走了。母亲本想晚上住在那里陪舅婆婆说说话，聊聊天。看看实在不具备住的条件，悄悄对我说：“我看舅妈精神还可以。那我们还是住宾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