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由地方干部“转业”回到军队任职的特殊情形

剑胆琴心

浅谈由地方干部“转业”回到军队任职的特殊情形

——剑胆琴心

“转业”一词，一般适用于职业革命军人、现役军官从军队序列退出现役，转入地方工作所发生的身份转变。“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军营不养老”，这些中国由来已久的俗律，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另外“党指挥枪”这一铁的原则，也决定了军队的干部任免，使用安排，全部由组织决定。对于每一位革命军人来说，革命需要是天经地义的，每个军队干部都是“革命的一块砖”，任由组织 “哪里需要哪里搬”。

军队裁员，需要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安排工作。地方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也需要有大批军队干部充实、加强到各个关键岗位。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区分并不明显，军政一体的现象十分普遍。昨天还在军队任职，今天打起背包就到县委、区委、县大队、区小队报道。没有身份认知的问题，正规八路与土八路都是一码事。

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政权建设逐步走向正轨，除去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在地方军区和支前的野战军后勤指挥机关兼职，基本上军政开始有了明显区分。

随着全国解放的步伐大踏步迈进，直至建国初期，暂新的各级政府机构需要大批干部，于是整批次的南下干部团，随解放大军南下，除了一部分有着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原根据地地方干部，自然少不了大量军队干部充实到这支队列中来。那会儿没有明确的“转业”观念，只是正常的工作岗位转换，同样的供给制，也没有什么“转业费”一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和平年代，军队员额削减成为必须。1950年3月，为大量节减军政经费，毛泽东主席提出，在全军550余万人的编制上，可整编缩减为400万人。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人民解放军的首次大裁军自动终止，到1951年底，全军总员额增至627.9万，为我军历史上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

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批准施行《军事整编计划》，规定3年内把国防部队总人数控制在300万人左右。同年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把41个师、11个团共46.5万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次大裁军，也是精简员额最大的一次。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随着各地土匪被剿灭，西藏等边远地区获得和平解放，国内大规模武装斗争烟消云散。由此启动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三次大裁军。这次裁军至1955年底完成，全军共精简员额23%左右。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确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将人民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383万人中裁减130万左右，保持250万或者再少一些的常备军队”。到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第四次大裁军基本完成。在这次裁员中，涌现出开国将军甘祖昌少将自愿回乡当农民，主动为国家分担困难的先进典型，成为典范，千古传颂。

在第三次大裁军的动作中，首当其冲脱掉军装的，就是军队中的大批女军人。1954年开始至1955年授衔前，国防部一纸命令，全军女干部除去医务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政工、行政人员几乎一刀切，数十万女兵办理转业或者复员手续。她们中大多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投身革命。那时她们是正值风华正茂的花季少女、知识青年，她们和男人一同战斗在最危险、最艰苦的中国革命斗争最前沿，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同时还要抚育着一个个嗷嗷待哺、蹒跚学步的儿女。她们追随丈夫南征北战、频繁调动、漂泊不定。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专业，职务得不到升迁。如今这些女干部为了响应号召，减轻国家负担，无怨无悔地办理了复员手续，抛开功劳、苦劳、资历、荣誉、贡献，等等一切，成为不吃皇粮，不拿国家一分钱俸禄的一介平民。此种高风亮节令人钦佩！他们之中有数百名将军的夫人，还有更多的大校、上校等高级军官的夫人，在那一个个将星闪耀、一枚枚勋章灿烂之中，有她们一半的功劳。她们属于默默奉献的一批，历史应该留下她们深深的印记。1955年评定授勋，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复转女军人获得了应得的勋章和奖章。

1955年授衔后，至1965年十年之间，又陆续有一批批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其中有很多中、低层干部是因为岁数偏大，身体条件不适于艰苦、紧张的军队生活。还有一大批包括将军在内的军队高级将领、高级军官，在突出政治，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年代，作为骨干充实到各个国家机关、地方党政机关，这部分转业干部平调居多，少数任职高配。

综上所述，似乎“转业”一词只适用于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从地方逆向（姑且这样比喻）“转业”到部队。当然这样的转业，从规模、范围和人数上，都无法与军队转地方相提并论，真的属于特殊情形。

首先这类逆向转业，发生在60年代初，彭德怀下台之后。当年对老彭这种相对不近人情的，女同志一刀切转业复员，早就怨声载道，授衔时，一千余名将军中仅有李贞一人授予少将军衔，校级女军官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军医军衔。

但是生米煮成熟饭，已经复员的女同志就不用有啥想法了，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夫人，则陆陆续续恢复了军籍，比如罗荣桓夫人林月琴，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谭政夫人王长德，同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据说是林彪上任后发过一个文件，具体文件名号没有查到。规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红军的女干部，一律恢复军籍。据我所知，有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高级将领夫人也一勺烩，恢复了军籍。这一部分人数不会很多，于大局无碍，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这种“逆向转业”还出现于极个别的领导干部，比如老资格的李聚奎，建国初期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7月，授衔命令下达前，国务院石油工业部成立，周恩来总理点将，由李聚奎担任第一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同期被从军队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还有原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本已内定中将军衔，错过了授衔的荣耀。1958年李聚奎被免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职务，转业回到人民解放军，任总后勤部政委。同年被补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相同际遇的还有贺诚，这位红军时期资格最老的卫生干部，曾任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政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1954年因不实之词，遭受批判，免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职务，未参加授衔、授勋。1958年辞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回到军队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58年7月被授予军医中将军衔，1962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另外，1955年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的王凤梧，因为民航当时未确定为军事单位，未参加授衔。1957年9月调任空军高射炮指挥部副政委，补授少将军衔。1955年任公安部第18局局长的余光文，属于地方公安系统，未参加授衔，1962年1月调任军事科学院院务部部长，补授少将军衔。1955年任公安部第16局局长的宋烈， 1962年6月调任公安部队副政委，补授少将军衔。1955年任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司长的郑汉涛， 1962年7月调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长，补授少将军衔。1955年任武汉市法院院长的吴杰，1963年5月年调任公安部队学院副院长，补授少将军衔。1955年任广东省委文教部部长的王柬西，1963年5月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补授少将军衔。1955年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刘西尧，1963年5月调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补授少将军衔。1955年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司司长的李如洪，1964年4月调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补授少将军衔。以上为有记载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由地方转业到军队。少将以下没有记载的应该也有，但人数不会很多，均属于特例。

经过十年动荡，大批转业到地方的军队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运动的冲击。相比较在军队系统，尽管也存在重灾区，然而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比较大。且各项待遇，地方干部比较同级军队干部落差很大。如果再有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军队转业干部都会执着地选择留在军队。其中有一位特例，就是原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罗文坊少将，1964年已经正式下达命令，转业就任国务院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可以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和1964年《人民手册》中查到，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名录中，罗文坊的名字排在傅作义为部长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里，排在杜星垣之后。但据我所知，罗副参谋长并没有履职，而是直接病休（当时还没有离休一说），保留军籍，留在了北京军区。他儿子是我中学同学，文革期间学校造反派开着大喇叭宣传车跑到罗文坊家门口，高呼“揪出黑后台罗文坊”。罗一个电话打给老战友傅崇碧，北京卫戍区立马派去几辆摩托车纠察人员赶过去把造反派轰走。试想假如罗文坊要是转业到水电部，会是个什么下场？

因此从1976年开始，到地方“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纷纷像逃离樊笼似的，离开地方，不管已经在地方各级身居高位也好，还是回到军队，位置已经占满，很难安置合适职务也罢，无不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军队安排。

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原先由军队转业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开始了逆向“转业”到军队任职。这批人很多在文革期间被“打倒”，被解放后，陆续回归军队，重新穿上军装，身居军队各大单位领导人的重要职务。他们之中分为两种。

第一种 是1955年9月以前就离开军队, 未赶上授衔。1988年第二次授衔前又退出领导岗位，再次与军衔失之交臂，货真价实的“无衔将军”。他们是：

耿 飚：原中央联络部部长。后重回军队，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

舒 同：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八届中央委员，后重回军队，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何长工 : 原国务院地质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重回军队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周文龙：原国务院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后重回军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贺 彪：原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后重回军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孔 原 : 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后重回军队，任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

钱益民 : 原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重回军队，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王　彬：原南京市副市长，后重回军队，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副大军区级）。

黎 光：原国务院铁道部副部长，重回军队，任基建工程兵副主任。

王 森：原建工部第四工程局局长，后重回军队，任基建工程兵副主任。

马 捷：原洛阳拖拉机厂党委书记，后重回军队，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周一萍：原中共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后重回军队，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

张永励：原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后重回军队，任铁道兵顾问。

张仲瀚：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非现役），后重回军队，任军委装甲兵顾问。

戴镜元：原北京东城区区长，后重回军队，任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

　　等等。

耿飚，红军时期曾任红4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后从19兵团的位子上，被选调出任外交部第一批将军大使。这批大使都是军队兵团一级，还有部分正军级干部，例如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黄埔一期生袁仲贤。同样的黄埔一期生，第四野战军13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黄埔五期生，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希林。第三野战军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吉洛（后改名姬鹏飞）等等。后来彭明治、谭希林在大使第一期任满后，即刻选择重归军旅，1955年都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三枚硬邦邦的一级勋章。

耿飚则在外事口如鱼得水，先后担任驻瑞典王国大使兼丹麦、芬兰公使，驻缅甸、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71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三十多年外交生涯，成为新中国出色的外交家。

1979年1月，因原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德国治疗突然病逝，耿飚临危受命，被选为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3月任国防部部长。

舒同，红军时期，曾任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1954年至1960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时，犯错误，导致重大损失，曾被降任县委书记。WG中又被揪出来批斗，并被监押。1978年8月被重新启用，返回军队，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战史编辑室主任。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何长工，老资格的革命家，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高级将领，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东北局军工部部长、军械部部长。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先后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局局长，国务院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回到军队，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钱益民，

我军保卫、锄奸部门的元老，从红军、八路军时期就是锄奸保卫部门的重要领导人。建国初期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保卫部部长，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明显偏低。1978年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大区副职）。

贺彪，我军老一代医务工作领导干部，红军时期曾任第二方面军卫生部部长兼红2军团卫生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一野战军卫生部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1954年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1977年12月转业，回到军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为邓的儿女亲家，多了就别说了。

戴镜元，可是一个曾经十分受争议的人物。红军时期，从红小鬼开始，就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后长期在中央军委三局从事破译工作，从参谋、股长、科长、局长一路走来，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局面，破译掌握了敌人的密码，为我军情报工作屡立奇功。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八路军总部将晋察冀军区上交，缴获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军大衣奖励给他，朱德将斯大林赠送的高倍望远镜亲手奖励给他。足见其功勋卓著。建国初期，任总参谋部技术部（总参三部的前身）部长。正值红极一时，炙手可热之际，却突然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区长，什么情况？坊间传说，电影、电视剧中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对一位领导干部搞腐化，勃然大怒，高呼：“把他拉出去枪毙！据传险些“被拉出去”的就是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叶剑英专门点名寻找戴镜元，穿上军装，重新启用，任总参谋部三部部长。1982年12月按大区副职离职休养。

　　

第二种，又分为两类。都是1955年9月参加了授衔，荣获将军军衔。

A．因为政治风潮，被罢免军队职务贬到地方降职使用，他们是：

（在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冲击的）

肖克：八届中央委员，曾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降职为国务院农垦部副部长。后重新回军队，任国防部副部长。

李达：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降职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后重新回军队，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在庐山会议后被定为“军事俱乐部“成员受到冲击的）

邓华：上将，八届中央委员，曾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降职为四川省副省长。后重新回军队，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洪学智：上将，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降职为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后重新回军队，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大将，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降职为山西省副省长。后重新回军队，任中央军委顾问。

谭政：大将，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福建省副省长。后重新回军队，任中央军委顾问。

万毅：中将，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降职为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后重新回军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钟伟：少将，北京军区参谋长。降职为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文革后重新回军队，未任实职，按大军区副职离职休息。

周桓：上将，沈阳军区政委。降职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军事俱乐部“成员中唯一没有返回军队任职者，离休前任国务院文化部顾问。最后组织关系转回军队，１９８８年７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B．1965年以前，正常组织调动，办理正常转业手续，安排到地方任职，“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后陆续返回军队重新担任重要职务，他们是：

余秋里：中将，原总后勤部政委。转业任国务院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重回军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萧望东：中将，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转业到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代理部长、党组书记。重回军队，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颜金生：少将，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转业到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党组副书记。重回军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旷伏兆：中将，原志愿军第19兵团政委。转业到国务院地质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重回军队，任铁道兵第二政委。

胥光义：少将，原总后勤部参谋长。转业到国务院地质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重回军队，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方 强：海军中将，原海军副政委。转业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重回军队，任海军副司令员。

黄忠学：海军少将，原东海舰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转业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重新回到军队，任海军东海舰队政委。

邱创成：中将，原解放军炮兵司令员。转业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重回军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王 诤：中将，原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转业任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重回军队，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陈锐霆：少将，原军委炮兵副司令员。转业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重回军队，任军委炮兵顾问。

　　

另外：

薛少卿：空军少将，原空军工程部部长，转业任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重回军队，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后官至空军副司令员。

刘华清：海军少将，原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转业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重回军队，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官至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赤萍：中将，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转业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重回军队，任福州军区政委，“九一三”事变后，被定为“林彪死党”，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离休。

据本人掌握，除早已在地方离职休养，后被军队收拢到军队系统享受军队离休待遇，安度晚年的，除了周桓上将，还有其他老同志。比如原国务院卫生部计划监察局局长，比毛主席还年长三岁的红军卫生部门的耆宿戴济民，就在晚年转换身份，成为总后勤部离休干部，享受兵团级待遇。

１９８８年７月，中央军委为革命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军队老同志颁发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解放功勋荣誉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标准，规定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６５年以前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这两条标准之外，附加上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这一条标准。就是专为从地方上转业到军队的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专设的。其中伍修权、孔原、周文龙、贺彪、舒同、王彬等符合条件的健在者，获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