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李夫子

      春秋末期，齐国大臣田常用大斗借给百姓粮食，用小斗收回，以此来笼络民心，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凭着在百姓中树立的恩惠，公元前481年，田常终于杀掉齐国国君齐简公，掌握了齐国政权。
      这是《韩非子》里的一个故事。无独有偶，《淮南子》里，也记载了司城子罕夺取宋国政权的过程。
      司城子罕在宋国做官，劝说宋国的国君：“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乱，这一切都取决於君主的赏罚之道。爵位和赏赐是大家喜欢的，我建议以后这种给人好处的事情都由您亲自出面；杀戮和刑罚是大家厌恶的，这种事儿以后就让我来做好了。”国君一听，非常高兴：“好啊，这样一来，大家的感激都是冲我来的，怨恨都是冲你去的，我的名声会越来越好，诸侯们谁也不会笑话我了。”
      很快，宋国人都知道杀戮和刑罚的大权掌握在司城子罕的手里，於是，大臣们攀附他，百姓们畏惧他，不到一年，子罕就杀了国君，篡夺了宋国的君位。
      田常与司城子罕夺取政权的手段，在《韩非子•二柄》中，称为德与刑，杀戮叫做刑，奖赏称为德，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就是这二柄。君主万万不能把这二柄授予他人，国家有军队，老虎有爪牙，君主有权柄。君主如果失去权柄，和老虎没有爪牙还有什么区别呢？
      刑、德二柄是君主治国的利器。《左传》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假手他人）。而这两个小故事，阐释的就是《老子》里的那句名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德，当然让人喜悦；刑，固然令人畏惧。可在政治活动中，这两种手段缺一不可。如果非要强行分开，残酷和仁慈只能二选一的话，该选哪一个？
      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帝王之术，中国的政治家玩得滚瓜烂熟。但中国人喜欢标榜自己是道德君子，总是强调要仁爱，要仁慈。传统文化又往往喜欢让人去悟，结果打造出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西方人倒显得很厚道，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就给出了明确答案：如果君主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
      司城子罕大约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藏在心里不愿说出来罢了。马基雅维里把事实的真相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却因此饱受非议。无奈西方人都是直肠子的驴，马基雅维里干脆把中国人心照不宣的东西摆在台面上并给出无可辩驳的理由：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战国时期，集法家之大成者韩非同样认为，做为一国君主，随时都有人觊觎他手中的权力，所以连妻子和儿子都希望他早死，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血肉之亲的大臣了。无奈儒家讲以德治国，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韩非也落下一个“惨礉少恩”的恶名。
      在马基雅维里二百年后，被誉为西方“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再次用实例论证了中外两位先人的观点。
      大不列颠国王詹姆士一世，尽管秉性亲切和善，慷慨地施予恩惠，却没有为他赢得什么爱戴他的追随者。相反，英格兰的全体绅士和贵族，却为他冷漠、严酷儿子的志业而牺牲他们的生命与财产。
      真是古今中外，老子一派后继有人。《韩非子》与《淮南子》又是最早阐释《老子》的两部经典。《史记•太史公自序》对道家的记述是“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先秦、西汉对老子的理解，大抵如此。至于老子是谁，西汉初年已经弄不明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就给出三种说法。至于老子是不是真这么想，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