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云南省博物馆02青铜时代的云南，牛虎铜案（昆明六日行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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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2，云南昆明。。。继续参观云南省博物馆，进入“云南历史文明陈列”6-2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

“文明之光”主要展示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滇国”之青铜文化的发展，这也是整个云南省博物馆的特色展览

云南省青铜文化遗址分布图

青铜时代的由来和定义、云南青铜时代始末

“文明之光”的展陈是从第二部分“云南青铜时代概况”开始，其第一部分“云南青铜时代的开端”，展示在前行我已参观的“远古云南”之新石器时代晚期演变至商周铜器时代“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展览中

滇西北地区出土文物展示

滇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云南省的“滇西北地区”，包括迪庆州，云南省地级丽江市等地区

双耳陶罐二种（战国，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采集）

铜秃鹫（战国，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永芝采集）

说明。。。“铜秃鹫”推测是个杖头，其器形当是滇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铸造

云南青铜器的铸造加工工艺

双环首铜剑、曲柄铜剑（西汉，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出土）；铜剑、铜削、铜剑（战国，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永芝采集）

滇西地区青铜文化。。。云南省的“滇西地区”，包括大理州、楚雄州、怒江州等地，其中的楚雄州为云南省辖州，一般也可归属在滇中地区

铜钺、铜手镯（战国，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沙溪出土）

铜头箍（战国，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沙溪出土）

铜手镯（战国，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沙溪出土）

铜矛、铜鐏、铜斧、铜锛、铜杖（战国，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大海波出土）

鹦鹉形铜啄、铜房子、铜钺（战国，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铜豆、铜六畜（战国，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云博”镇馆之宝文物：祥云大波那铜棺（战国，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祥云大波那铜棺”于1961年在大波那出土，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曾多次出境展出和参与对外历史文化交流，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名器

摄取局部：“祥云大波那铜棺”外壁铸刻的纹饰

滇东地区青铜文化。。。云南省的“滇东地区”，就指的曲靖市，该市为云南省辖地级市，一般也可归属在滇中地区

铜鼎、铜碗、铜鼎（西汉，云南省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镂空蛇纹铜剑鞘、铜矛、铜剑鞘（西汉，云南省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滇东北地区青铜文化。。。云南省的“滇东北地区”，一般就指云南省辖昭通市

人形飞鸟铜器座、凤首铜盉（东汉，云南省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铜甗（东汉，云南省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铜簋、铜耳杯（东汉，云南省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立耳铜釜（东汉，云南省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孔雀盖提梁铜壶（东汉，云南省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摄取盖顶铜雕孔雀

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云南省的“滇南、滇东南地区”，包括红河州、文山州等地

三支俑铜灯（西汉，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黑马井出土）

说明

铜钺（西汉，滇南采集）

铜钺、铜锄（西汉，采集）

鸟头型铜饰物、铜斧、铜钺（西汉，滇南采集）

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广南铜鼓（西汉，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出土）

“广南铜鼓”出土于1919年，全称“广南羽人船纹铜鼓”，高47厘米、鼓面直径68厘米，其鼓面饰有太阳纹，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太阳的崇拜，器物最引人注目的是胸部装饰的一组船纹，根据铸刻的船上巫师、划桨者、掌舵者等众多人物可知，这是一场规模盛大的水上祭祀活动

云南青铜文化的特征

第三部分：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滇国

滇中地区青铜文化。。。云南省的“滇中地区”，泛指云南中部的昆明及其下辖玉溪，以及曲靖、楚雄共四个地方，这里也是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滇国”以昆明滇池为中心发散至云南中部及东部的疆域核心地区

展厅中，一字排开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四件顶尖青铜名器

“云博”镇馆之宝文物：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云南省博物馆馆藏）

2019年1月6日，“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曾随“云博”馆藏的“大鹏金翅鸟”和“聂耳小提琴”一起亮相“央视”第二季第五期《国家宝藏》，之后成为《国家宝藏》的特展文物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高50厘米，盖径25.3厘米，为典型的束腰圆筒形贮贝器。在古滇国，贮贝器是特有的青铜器，大多用来贮存贝币，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存钱罐，其器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也是象征权贵地位、祭祀祖先的重要器物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的器腰两侧，各装饰有一个向上攀爬状，且形态异常逼真、生动的虎形器耳

器盖面的装饰共分为内、外两层

器盖外层雕铸有四头呈逆时针方向奔跑的公牛，牛角长而弯曲，牛身膘肥体壮。。。古滇国人擅长蓄养各类家畜，尤其重视牛的地位，在现今的考古发掘中，表现牛形象的古滇国文物颇为常见

器盖内层为一个圆柱柄托盘，上饰一骑马骑士

马形昂首，骑士佩剑且全身鎏金

鎏金的骑士，在青铜色的全器中显得极其耀眼醒目，其高居正中的形象，代表着墓主人生前除了拥有大量财富外，还拥有极高的权力，其身份与地位非同一般，或是王族成员，或是奴隶主贵族

“青铜贮贝器”因其功能和造型独特而成为滇中地区青铜文化的珍贵遗产，其器皿按形制可分为铜鼓、铜鼓形、叠鼓形、桶形和洗形五类，铸造方法常使用合范和失蜡法，此类青铜器大小不一，器形和图像内容也有区别，然而它象征着权力、身份与财富，是古滇国的“国之重器”，特别是贮贝器上精彩的铸雕，更使得滇国青铜器名闻遐迩，在众多“青铜贮贝器”中，“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是备受各界关注的典型代表

杀人祭鼓铜贮贝器（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杀人祭鼓铜贮贝器”高30厘米，盖径32厘米，形似铜鼓而有底，鼓面可开启，是为器盖

器盖上铸造立体群雕，表现的是古滇国一个广场祭祀礼仪场景

盖面铸有32人及牛、狗等动物，中央铸有三个重叠的铜鼓作为祭台，人形中有主持祭祀的贵妇人、侍从、奉献祭品者以及被杀躺地的牺牲者等

战争场面贮贝器盖（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遗址出土）

直拍器盖

摄取局部

“云博”镇馆之宝第一重器：牛虎铜案（战国，1972年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因牛牲居祭祀“三牲”中首位，虎在滇文化中具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而成为崇拜的对象。“牛虎铜案”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一具青铜器，为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器皿

“牛虎铜案”高43cm、长76cm，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

看“牛虎铜案”，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并咬住牛身并虎视眈眈于铜案盘面

凶猛残忍的老虎

大牛的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

小牛犊的首尾均稍露出大牛腹之外，此造型寓意大牛牺牲自己而保护住了小牛犊

凄惨悲壮的“护犊子”。。。在古滇国，虎为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牛虎铜案”是古滇人原始巫术思维的生动展示，它以稻作民族对牛这种大型牲畜的重视为基础，通过献祭牛牲的手段，用死亡和新生的转换过程，体现了获得年成丰稔、牲畜繁衍的美好愿望。而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也隐喻了生命的传承与繁衍

“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

“牛虎铜案”尾端的老虎设计成后仰状，其后坠力使牛头前倾导致的案身恢复了平衡，而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则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

“牛虎铜案”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古滇国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且因造型奇特、构思新颖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也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被誉为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和稀世珍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在中国的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牛虎铜案”，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被称作“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的两件精美青铜名器，便誉满神州、轰动世界

云南出土的青铜器，在艺术和制作工艺上极为崇尚自然和个性，造型粗犷奔放，富有想象力，它们既和中原及西北青铜文化有着历史渊源，又有着鲜明的边疆少数民族个性，是中华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铜孔雀杖头（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铜孔雀（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虎鹿牛铜贮贝器（战国，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如果说“牛虎铜案”中的牛被虎欺，那这尊“虎鹿牛铜贮贝器”中的牛就“扬眉吐气把虎咬”了！

刻纹铜叉、蛇形铜叉（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铜戈、铜锛（商周，云南省昆明市王家墩出土）

女骑士铜扣饰（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骑士猎鹿铜扣饰（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铜立鹿（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戴冠人物饰铜钺、猴饰铜钺、蛇柄铜剑（西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

蛙形铜矛（西汉，征集）

滇王之印（复制品，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昆明市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原件现藏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武帝赐印。。。公元前109年，西汉第七位皇帝、汉武帝刘彻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由此对云南实行羁縻统治，所以，“滇王之印”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之一

“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这一颗金印，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参观“青铜时代的云南”继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