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之恋——李氏兄弟传

子非玉

<h3>音容笑貌今犹在， 人去房无已不存。<br></h3><h3>十数流年匆匆过， 遗友遥忆空悲切， 昔之窗口今难觅， 睹物思情心潸然。<br></h3> <h3>为了忘却的纪念 （代序） ——七年之后的真切追忆 当所有的狂热与切肤之痛被时间磨砺成麻木与冷酷之后，当年少的轻狂与纯真被世俗人情修饰成无奈的挣扎之际，一份久违的感动又因为一次无意的触动而彻夜难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隅再一次深深打动，那些已经忘却的记忆再一次让我热泪盈眶，那些已经遥远的梦想再一次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但我却已经习惯遗忘，习惯寂寞与孤独；虽然现实中紧张、劳累、忙忙碌碌或者无所事事，但那一些患得患失的冷漠让我已习惯忘却昨天、习惯在麻木中得过且过。（6月17晚写）或许 ，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充满自信、行为孤傲、自以为是且又毫无心计、直言不讳的人，但我隐藏在内心深处巨大痛苦又有几人知晓，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七年眨眼而过，二位兄长的坟上或许已是荒草凄萋，没有几个人还能记得他们，更没有几个人能去怀念他们，毕竟是“逝者如斯夫”…… 七年，七年了，时间在如飞般而逝，但永程兄去世瞬间紧紧盯着我的那一幕却让我此生难忘，当我用颤抖的（即使在我打下这些字的时候，我也无法忍受我内心的颤抖，我的泪在往心里流，而我的心却在滴血……）双手几次三番为他阖上双眼，而他却又几次三番睁开双眼，——（7月7晚写）（一天天过去朋友一再问我，纪念二位兄长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我无言以对……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每一次回忆起往事我还是无法让自己镇静下来，以致于每写下一段文字就不得不停来……）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叫做“死不瞑目”，从那一刻起我也知道什么叫做“缘聚缘散”……国程兄去世的时候曾经留下一句话：“永程，永程，谜解开了……”不知他解开了什么谜，我曾在纪念他的文章《逝者如斯夫》中说他解开了人生之谜；而永程却给我留下了一个今生难以释怀的人生之谜，我不知道如何去解开，更不知道如何去解脱，因为他给我留下的只是一双紧紧盯着我的双眼，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只有一双眼，一双眼……（7月10日中午） 七年了，七年就在我得过且过中悄然而去；七年中，我心爱的文字也与我悄然而别，以至于今天我都无法……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用语言去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七年了！！！ 七年中我开始两年多（1998-9——2001-5）的时间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度过，又有两年多是在刻意的忙碌中度过，当我逐渐从自我的意识形态中走了出来，时光已经到了2005年。本不想再去揭开这依然痛苦的伤口，但朋友无意中的来访让我再一次回到七年之前，让我不得不再次去面对现实，过去的已经过去，承诺故人的总该要去兑现吧。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逃避的权利，我只有再次蘸着心头滴下的血写下这——不该忘却的纪念！！！（2005、7、16深夜）。 其实，没有人知道，我的承诺只有故去的两位兄长和同样故去的老师知道。但这承诺如哽在喉，时时让我不得安心，尽管我忘却了太多，但每一年的清明节都会让我想起故人，想起自己的承诺，但我能力有限，每一次都只能把泪流在心里，让无奈成为我无能的借口。但时时刻刻我总感觉到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注视着我，在敦促着我，让我无地自容……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完成他们的遗愿，但往往都是半途而废，以至于拖到了今天。好在现在的网络发展迅速，他们的遗愿可以实现一部分了，无论怎样，只要有人能记住他们，也足以慰他们在天之灵了。 二位兄长曾经告诉过我，他们的文章并不见有多好，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去读，但他们想告诉每一个人的是：无论生活怎样艰难，你总比两个瘫痪在炕近20年的人要幸运吧，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呢。（2005、7、20中午）。或许，每个人的信念不一样，我曾经这样告诉朋友，如果我是他们，我宁愿选择自杀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你想想：一个人从健康开始一天天看着自己从慢慢残疾，再慢慢瘫痪甚至到无法动手的过程，该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他们兄弟却一一熬了过来，并且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他们的个人作品集《窗口人生—瘫痪兄弟的五彩梦》。但他们却没有看到，或许这是他们一生最大的遗憾吧。 今天，在这个我已经“忘却”多年的今天，我再次撕开自己心中的伤口让这一切展现你的面前，已经不是仅仅为了一个承诺，而是想让每个人在生活或是工作不太如意的时候想想他们，想想他们是以怎样的毅力和决心度过了他们20年的——窗口人生！ 李永程，1998年8月24日21时许，因“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病逝；李国程，1998年3月25日 9时许，因“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病逝。1999年4月，《窗口人生——瘫痪兄弟的五彩梦》出版发行，1999年7月，我们共同的老师——孙华民先生因车祸去世。同年，会友社解散，《会友报》停办。 此时此刻，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一切，首先，对每一位阅读本文的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但愿朋友们能从中领悟到一点什么；其次，对1999年8月以前和我们相识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歉意——对不起了！！！ 姜桂玉泣作于2005年7月 （李永程、李国程兄弟。他们患的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念完五年小学，就退学回家。 因不甘心就此一直混吃等死。决定走文学之路。道理很简单，有笔有纸就能写，以后不管病情怎样发展，握一枝笔的力气还是有的。 但是，难！要读书没书，要资料没资料，写了也没人指导，惟一有的是时间和勇气。写了几百万字，稿纸摞了尺把高，一个字没发表。心颤抖了。 想起蒲松龄的名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兄弟俩绝不轻言放弃。 “我们知道，这条路布满坎坷，步步艰难，但我们不怕，我们会一步一步坚实地走下去，直至生命终止。”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兄弟俩于一九九八年先后病逝，累计已发表作品四十万字。九九年四月出版了作品文集《窗口人生--瘫痪兄弟的五彩梦》。）<br></h3> <h3>窗口人生 ——李永程 一方小小的窗口，囿于了我全部的人生；窗口，也是我唯一与生活与世界沟通的地方。 蜷曲在土炕上，在这方丈大小的活动空间，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思想；日复一日地默默地度着自己的人生。 窗外宁静寂寥，阳光无声息地抚摸着房顶树木和大地，偶尔有鸟凌空飞过也不脂噪不留痕迹，唯有风小心地一趟又一趟地飒飒走动，像怕惊扰了我的思想。 我的思想大河一样奔流，日夜不停息。 而时间在窗外流逝，倏忽间已近二十个春秋。 有人为之惊叹，说如果让他也像我这样活法，一天也活不下去，早自杀了，还更甭说创造。因为在他看来，失去自由的人生无疑是不堪设想的。人生单是那不尽的愁苦和孤寂，就足已让人无法忍受。 诚哉斯言，碌碌无为的人生，确是不能忍受，亦不值得去忍受。我也没想到自己能活的这么久，也曾想用自杀来解脱自己。但我最终却下决心要在艰难中好好活一回，活出精神，活出价值。于是，我开始学习，开始创造，开始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求知中获得了充实，在创作中拥有了希望，在不断地超越完善自己中，！增加了信心和勇气，焕发了生命的活力。虽然，开始时大多是失败，但我得到了搏击的欢乐。 欢乐是人生的润滑剂，只要心中拥有一份真欢乐，就可以战胜一切艰难和痛苦。 •142• 当然，我更没想到自己竟要承受那么多的挫折和磨难。我一直认为，我会像窗外的季节那样有春种秋收，像早上的太阳那样，自然而然地升入天空。而人生不正是它的未知性，活着才有希望也才能藐视眼前的不幸，勇敢地朝前走吗？ 很多人为了弄清自己的未来，不惜重金去卜算。且不说卜算的欺骗性，就算真的将未来弄清楚了，又有何用？一部完全知道了故事情节的电视连续剧，所有的悲和喜都已了然于胸，谁还有兴趣耐心去看下去呢？ 事情从来不能径直发展，人生也总会遇到一些苦难，既然是注定的，又何必恐慌何必逃避。而人的承受力是有韧性的，只要敢于承受，就没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也正是在与艰难与命运不断的搏斗中，才愈发精采博大。没有苦难的生命像白开水，像一池死水，不起风不起浪，平淡脆弱无知。 也许人不必问为什么来到了这个世界，但必须问一问应该怎样去活？ 而人活着，就有局限性，谁也不能拥有整个一世界。唯有能抱定坚定的信念，美好的理想，活出自己特色的人，才是有福的，快乐的。 我也常想：无视愁苦永远都有快乐的人，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两种：傻瓜和思想者，我不是傻瓜，也不是思想者，所以我有愁苦。我做不了傻瓜，但我却要力求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荫蔽在自己的思想里，也就避开了所有的愁苦、烦恼和贪欲，只剩下希望。这希望又催促我走进更深邃的思想里，找到真正的欢乐。于是，我用不灵活的手紧抓着笔，瑟缩地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体验，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窗外世界的渴望不断地写下来，写下来…… 写下来的，其实只是思想中最表面最肤浅的部分，那些深邃的东西是写不下来的。 143• 实在愁苦难耐时，我便凝目于窗外。 窗外的世界像镶在玻璃框内的一幅风景画，删去了许多，也生动美丽了许多。犹如一位大手笔画家，在一阵狂吹猛劈之后，不见了磋峨的山峰，奔流的江河，辽阔的田野以及繁华的城镇和喧闹的人声，只留下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让我展开思想的翅膀，尽情地去一想象大千世界的瑰奇壮丽，而思想中的世界是至纯至美的，即便是在风雨中，却更加摇曳，千姿百态。 我的人生也同样被窗口删去了许多，没有熙来攘往的宾朋，没有浮躁的尘俗，没有名利的角逐倾轧，甚至也删去了我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华服美食的欲求。我的生命异常简单纯净，像一棵孤独的一树，如一块平静的石。 没有人愿意失去什么，两只手总在这个世界上横抓竖摸，唯恐抓挠的不够多，贪婪地什么都想抓到手上，到头来结果却发现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人生是需要有所舍弃的，舍弃掉生命中不重要的繁节琐事，才能在平挣与淡泊中追求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种子落在悬崖上，依然能生长成大树，人生更应该发扬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斗志。 没有谁生来高贵，也没有谁生来卑贱，有的只是人生条件的优劣。但条件差不等于从此便没了希望，有时他更能造就一个人。正所谓“自古英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一片叶子固定在树枝上，被千万片叶子所淹没，没有人关注，．其生命空间可谓小矣。但它不悲伤，不哀怨，亦不自卑，活得洒脱自然，一生都在快乐地舞动着。风雨中它舞得激烈壮丽，太阳下它舞得生动优美。没有谁能让它停下来，除非是落在地上，但那已经属于死亡了。叶子就在这舞动中活得精彩美丽。而人的一生不也正是一个舞动的过程吗？停止了舞动，也就停止了生命。 144 我的舞动是思想上的，正如窗外的世界看似宁静，却每天都在发展变化。我的思想也常思常新，如地下泉水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给我生活的力量创作的灵感和人生的希望。 人的思想来源于生活，生命的价值服务于生活。人一旦脱离了生活就像鱼儿离了水，瓜儿离开了秧。所以人生不能仅顾自己，更要关心身外的世界。 透过窗口，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感受着窗外那个世界的美丽。当燕子剪开春光又飞回我家，当牵牛花爬上窗前面的墙头迎着朝阳绽开姹紫嫣红的喇叭花，我都会两眼含泪心潮澎湃，有一种激情迫使我要把生活的这份美写下来，再奉献给窗外的人们…… 窗内窗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知道我还要在窗内这方丈大小的世界里继续生活下去，继续承受人生的艰辛，生活的磨难，但我已经基本上学会了消化痛苦的本领，懂得了怎样去做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人生的美好；怎样做才能让青春在烈火中燃烧！ 哦，窗口就在眼前，世界紧连窗口；这窗口这世界，伴我终生。 ——摘自李氏兄弟的《窗口人生》，文中数字为书中页数。<br></h3> <h3>窗之恋——李氏兄弟传 遗稿 李永程，整理 逍然过客 　　　　　　　　　　　　 楔子 　　《窗口人生》一书，是我的故友李永程、李国程的文学作品集。实际上这个书名是李氏兄弟专为以后要撰的《自传》起的，但是出作品集时，没有好名字，当时我提议：“反正《自传》还没写，不如就用这个名字吧！等出《自传》时，一定会想出更好的名字。再说这也不是你们一惯先成文后取名的作风啊！”两兄弟点头同意。 　　没曾想这本作品集未曾面世，弟弟李国程首先逝去。哥哥李永程在悲痛之余，提笔写起了《自传》，他好象感到时日无多，写得非常勤奋，但由于病魔的原因，创作的极是艰难。我读得特别认真。半年后，他终于（因）劳累而亡，那时《窗口人生》作品集，出版在即。如果说他当初写的小说《乡村小院》是吐血之作，而这部《自传》就是他的绝笔。 　　我决定为这部《自传》取名《窗之恋》。“窗”在两兄弟的一生中，起着与众不同作用。多年后，我依旧记得那是两开门的一个不大的木窗，虽然玻璃上有着些许的灰尘，但并不影响灿烂的阳光照进屋内，也没有阻挡住瘫痪在炕多年的两兄弟企求的目光。“窗”已不单单是一个实物，它更是一种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寄托。有了它，似乎逝者从未远去过，依然能与我隔空对话。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当你怀着希望的心情迎接明天的第一道曙光时，你就会发现你正在悄悄地揭开《窗之恋》的第一个篇章。<br></h3> <h3>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 　　1998年3月25日,我弟弟李国程怀着对生命和生活的深深眷恋，走完了他短短的35周年人生之路。去的是那么突然，那么令我震惊，以致于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在这之前，弟弟虽然病了一年多，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曾一度想以自杀的方式来寻求解脱，但弟弟是坚强的，无论是过去，还是重病中，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珍惜生命的每一天，而在请专人照顾后，经过半年多的疗养医治，弟弟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我们终于松了口气，终于感到生命又属于自己，我们好高兴，决心从此好好写点东西，报答在生病中和生病以前所有关心爱护我们的好人们。我们还与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文学社──会友社。以爱会友，用心交友。要让生命再焕发一次青春。可是，一切都刚刚开始，美好灿烂的明天大门，正招手以待。弟弟竟又不声不响，事先一点兆头也没有地去了。相信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震惊。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呢？我伤我怨，我痴我呆…… 　　我们兄弟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在一方土炕上，已经整整奋斗了20年，20年与世隔绝的苦难生活不堪回首。我们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同甘共苦；20年的苦涩悲伤，忍辱负重，一言难尽，特别是亲爱的妈妈1986年去世后的十一、二年中，我们受尽各种各样生活磨难，生不如死，才终于艰难地熬过来，艰难携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文学上取得了一定成绩，生活上也得到了安排，多么欣慰！可是，弟弟你苦了一生，追求了一生，最后又连多年的夙愿，将要出版的作品集《窗口人生》都没能看到，留下了人生最大的遗憾，我悲我痛，我哭我恨…… 　　我们兄弟出生在山东省莱西市的一个村庄里，村子靠近县城，在美丽的月湖公园之畔，村前有一条河流，莱西境内三大河流之一──潴河。我们家住在村前又偏东的地方，当然这是指现在，如今村子比六、七十年代扩建了三、四倍，那时候，我们家差不多就是村子的中间。我是1959年来到这个世界的，金秋八月，万物成熟，正是收获的季节，地里收获庄稼，爸爸妈妈收获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1963年，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万物复苏。又是一个好季节，在一天的黎明，我们家小院上空，响起一声嘹亮的啼哭，弟弟与春光，与朝阳一起，诞生了。 　　我们这个家族是村里的一个大家族，说话办事向来极有威信，但封建礼仪，重男轻女等思想，也较严重，是上溯几代就开始有人读书的，我不清楚，只知我爷爷那辈好像没有一个男子不识字的，但也仅限于读几年或几天私塾而已，不知是因为穷，还是别的原因，没能再进一步发展。到父亲这代，情况不同了，碰上全国解放，有了机遇便出了几个人物。不论就念书和哪方面，最突出的是我二爹，他是迄今为止从村里走出去唯一的一个留学生。而作为一个大家族，总要有一个领袖式的人物，我爷爷弟兄四人，又都是木匠，手艺精，在周围村庄提起来便无人不知，加之排行第二的爷爷，能说会道，又会针灸，更是远近闻名，这个家庭的领袖式人物自然也就非爷爷莫属了。爷爷是1970年死的，那时候正闹文化革命，大破迷信，爷爷一不是村干部，二不是党员，村里却有大队出面，不但送了花圈，开了追悼会，还请了吹鼓手，其威信由此可想而知，这是村里多年中不曾有，也是从那以后，迄今为止村里唯一的一次。当时、以后是否还曾有过我不知道。如今红白喜事虽说又兴开了这套，周围村庄也屡见不鲜，很是热闹，但我们村子却没有，这一点千真万确。 　　龙生龙，凤生凤。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不用说是前途无量的，谁又不说我们兄弟有福啊！将来一准会大有出息。可是，又有谁知道，因父母是姑表兄妹结婚，给我们兄弟带来的那是多么大的不幸和灾难！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因此常想我们兄弟真的大有出息也说不定，可是那可恶的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疾病，硬生生把我们兄弟毁了，而我们兄妹五人中，竟有三人患有同一样的病，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家庭吗？ 　　爷爷去世后，我们家失去了一个顶梁柱。而父亲又在外面工作，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门头往来全靠母亲支撑着。那时候又是生产队，靠挣工分吃饭，母亲一个人既要挣工分，又要带孩子、干家务，日子过得相当艰辛。特别是我那时候恰好开始病变，不久，又发现弟弟妹妹同我患了一样的病，对一个家庭，特别是对母亲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打击，从心灵和精神上都受到空前的摧残和桎梏。但母亲就是母亲，没有因此而倒下，硬是顽强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母亲把苦水往肚里咽，把笑脸留给别人，把欢乐带给家庭，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妇女那种固有的纯朴善良、吃苦耐劳，能承担一切灾难困苦的伟大形象！ 　　童年对我和弟弟来说特别珍贵，拥有一切，向往一切，一切又都不属于自己。成长的路上，虽说与所有孩子没有多少两样，但却永远值得怀念和留恋，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灿烂、最绚丽的一刻。美好、五彩纷呈的童年，健康、聪明、活泼，在大人们的赞扬声中茁壮成长。我小时候又特别漂亮，漂亮就讨人喜欢，不用说赚得别人更多的赞美。 　　自然，小时候的事，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记不得的。我这人表面看起来挺聪明伶俐，其实稀里糊涂。也许是太顺的原因吧！到了上学时，都不知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做了哪些事，唯一的一点印象是：自豪比别的小朋友更具优越感，因为别的小朋友有的，我也有；别的小朋友没有的，我还有。如：小手枪、小汽车、小喇叭、铁哨等；还有积木、小马、皮鹿，大公鸡等，都是那时农村绝少有的，在县城百货商店中才能看到的真玩具，而不是用木头和泥巴等做的土玩艺儿，在小朋友们面前，便很有一番炫耀的资本。这些玩具，有的是父亲买的，有的是二爹回来探亲时送给我们的礼物。很能抬高自己的身价。 　　上学以后，终于睁开眼睛开始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了。对做的一些事也有了记忆，而那时正是文革初期，学校内外读书无用论肆虐，自然没学到什么东西。最盼望的是下课放学后，学校就在村前的河边，是由原来的家庙拆了建成的。河又是最能吸引孩子的：捉鱼摸虾，洗澡滑冰，那真是得天独厚，抬脚就到。尽管老师课前课后一再嘱咐；家长更是揪着耳朵叮咛：不准到河里玩。但那是管不住的，因为农村的孩子自属于田野，属于水，属于大自然。大自然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还有野瓜、野果、野菜，蝴蝶、蜻蜓、蚂蚱、知了、青蛙、刺猬、野兔、飞鸟等大小动物，都是我们的最好伙伴，有的更是最好的野味。总之，吃的，玩的，凡是自己需要的东西，都能在大自然中寻找到。春夏秋冬，又各有情调，各有特长，大雪封门都不能封在家里，谁叫我们是孩子呢！ 　　是呀，那时候真野性，凡听说哪儿有好玩的好看的，非千方百计弄到手不可。记得刚上学不久，就曾和小伙伴们到离村子几里外的火车道看过火车。正是夏末初秋时，空旷的田野，葱绿茂盛的庄稼，蜿蜒的乡间小路，行进其中，淹没有茫茫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庄稼里。除了村前的潴河，中间还要经过两条小河，一片埋在树林里的坟地，才能到达，那是一次具有冒险精神和深远意义的远行，对我一生都有影响。我在1995、1996年，以这次远行为本写过《看火车去》和《等待风景》两篇散文，其中《等待风景》被青岛电视台“人生ＴＶ”栏目，拍成了电视散文，并收进了我们的作品集《窗口人生》。不过童年时去的地方多了，好玩的也多了，从不寂寞，光各式各样游戏就不下几十种，都是跟哥哥、叔伯兄弟和同龄伙伴们学的，如果把游戏的玩法和都是怎么学的说出来，恐怕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因此，这里不再罗嗦。象盼过年，盼演电影更是我们那代人的特色，相信那时候的人对此都深有同感，情有独钟，特别是演电影，凡在周围村庄演，三里五里，甚至十里八里的，都要去看。我呢？到了能向外村看电影的年龄，病也开始发作了，因此去的很少。尽管如此，周围演电影时，却也时不时的去看。我十岁左右时一天晚上与哥哥他们一起到离村三里远的水沟头看电影。这水沟头是一个镇，人民公社和县政府的驻地，也就是莱西县城。可是，从“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满城听”的民谣中，足可知道当时的莱西是什么模样。 　　电影是在水沟头东，联中（现在的莱西四中）前的操场上放映的，演得什么已记不得了，只记得电影结束后，不知怎么与哥哥他们冲散了，满操场喊叫：“哥哥──哥哥──”没有人回应。操场上的人转眼走光了。我急得什么似的，但也只好一个人往回走，起先还能看到前面影影绰绰有人，越撵越没了影儿，本来就砰砰乱跳的心，越发害怕焦急起来，要知道我那时候不但人小，而且隐在身体里的先天性疾病也已发作，只是自己不知道，家里人也不知道而已，到知道，就再也不允许我到外村看电影了。 　　当时已是半夜，我象一叶孤舟在茫茫夜路上踽踽独行，周遭死寂。回头看，又什么没有，紧张的浑身绷紧，大气都不敢出，脚步也不敢重落，可更不敢走得慢了，两眼死盯着四周动静，也只是凭感觉在走，真是“鬼不吓人人自怕。”心里也只有一个念头：让俺快点到家吧！快点到家吧！以后再也不出来看电影了。 　　是呀，这次一个人走夜路，也是我头一次一个人走夜路，真是印象深刻，感受深刻，若不是怕发出声音，也非吓哭了不可。 　　哥哥，你为什么丢下我不管了，你不要我了吗？──快到村头时，才终于松了口气，心头便立刻涌上冤屈和抱怨。才进村口，看见哥哥从村里走出来接我，大我两岁的哥哥原来并没有丢下我不管，他也曾在操场上找过我，还在回村的路口等了半天，没见到我，认为早走了，可追了一路，一直追到家，还是不见我，这才慌了，忙又返回身接我。从这以后，哥哥他们再到外村看电影时，便总瞒着我了，而我也没有接受教训。哥哥他们不带我时，我就自己去，尽管每次回来差不多总落在后面，但渐渐地我学会了一个人走夜路，更学会了对付一个人走夜路害怕的办法。是听我一个叔叔讲故事时说的：“三更半夜走路时，刀枪都没有用了。头发就是最好的武器，只要用手在头上这么使劲扑撸扑撸，让它们根根竖起来，每一根头发梢就会冒火星，头发那是多少根呀！一齐冒火星就是一根火柱，一直烧到天顶，什么妖魔鬼怪见了都要远远逃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如获至宝，再一个人走夜路时，便如法炮制。还别说这办法还真管用。啥？吹牛？不吹牛！不信你也试试嘛！ 　　幼稚的童年，如梦如幻的童年啊！多么美好，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相信现在的小朋友虽然条件优于那时候，但却很难体验品味到我们那时候的冒险和田园牧歌式的情趣了。那时不长大该多好啊！不长大就会永远生活在梦幻里，生活在幸福里。虽然说长大有长大的好处，但对我和弟弟来说，越长大就越是灾难的开始。 　　弟弟的童年虽然与我大同小异，但却没有我的丰富、灿烂。我比弟弟大四岁，我们兄弟三人，哥哥是长孙，我长得漂亮，聪明伶俐，而弟弟无论从哪方面自然而然都成了丑小鸭式的人物。弟弟又自小体弱老实，少言寡语，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我所干过的、经历过的，弟弟差不多也都干过、经历过。特别是我发现患病以后，就只能和弟弟他们这些比我小的一起玩了，我成了他们的头儿，而不再是哥哥他们的“跟腚虫”。<br></h3> <h3>　一再提到病，可我们究竟是从几岁上开始患病的呢？凡病总不能自己不知道，家人也跟着不管不问稀里糊涂吧？然而，说实在的，这事还真不能怪谁。都是因为我们患的这种病太奇怪，奇怪的不痛不痒不麻不木，浑身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到知道患了病，特别是我，已是两、三年之后了。而中间仅仅隔了一年余，就又发现了弟弟和大妹同我患上了一样的病，大妹的似乎特别早。 　　那是1970年，春节之后，我和哥哥、弟弟还有几个叔伯兄弟，一起到水沟头的汽车站送探亲的二爹，但也可能是由二爹带我们到水沟头玩，详细情况现已记不得了，反正是在那次去水沟头的路上，是二爹看出我患上了病的。二爹在北京工作，二妈在莱阳工作，所以，二爹每一年都有探亲假，每次探亲就到离莱阳五十余里的莱西来看望爷爷奶奶。我们一群就成天围着二爹转。二爹不但能给我们糖块、小饼干等好吃的，还给我们照相。我们都对二爹很尊敬，很热情，二爹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决心长大了也要象二爹那样。二爹不光出国（前苏联）留过学，还是军官。在我们家的相片框里，就有几张二爹留学时的照片，更有一张身穿军官服，头戴大盖帽，腰扎武装带，武装带上挂把小手枪的半身照片，很是威风。我们家门框上，挂着只有军属才有的“光荣人家”的牌子。村里还年年送光荣灯，都表示二爹是光荣的解放军，人人也都说二爹是解放军。可是，我们又从没有看到过二爹穿军装，解放军怎么会不穿军装呢？对这个问题，那时我们想破了脑袋，也没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二爹还捎回来两套旧军装给我们，是军官服，四个兜，肩上还带肩板。二爹个子高，我们却是孩子，穿在身上，包住屁股，又肥又大的，但很觉得神气。要知道那时候弄套军装穿穿，可是不容易的，许多人眼热呢！见到别人那羡慕的目光，就很自豪很自豪。 　　话扯远了。还说那次去水沟头。二爹见孩子们蹦蹦跳跳，一会儿跑到前面去了，一会儿又跑回来，唯有我跟在他的身后紧走，有时他还要停下来等一等，我才能跟上，就起了疑心，开始观察我走路，又让我跑跑、跳跳，给他看。迄今，我仍清楚地记得二爹在独自观察我时，曾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小荣国（我的小名）八成是出了毛病，不会是因为穿棉衣棉裤笨的，再笨也不该是这个走法，这个跑法呀！不对，定是出了毛病。”又问我：“你爸爸妈妈就没看出什么来吗？”我说没有，就是妈妈老说我越来越笨，越长越不如小时候了。 　　然后，二爹又把哥哥他们喊过来，让我们排成队，说：“现在，你们都是解放军战士了，听我的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跑步走！”不用说我们这帮小家伙立即高兴地照做了，很严肃地齐步走，跑步走，却不知二爹是别有用意。 　　的确，当时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笨了。最突出的就是，跟哥哥他们去远地方玩，最后总感到累，回来时又总落在后面，到地里拾草剜菜，地里的排水沟，有的又宽又深，开始时还能跳过去，不知从哪一次开始不敢跳了。等我从沟这面慢慢下到沟底，再从沟那面爬上来，哥哥他们早去的远了，于是便很焦急喊等等我。开始哥哥他们还能等一等，次数多了，便不耐烦了，催我快跟上，又说下次无论出来干什么，都不带我了。这办法真灵，我怕他们真的下一次再不让我跟着了，就只好紧紧追赶，哭又不敢哭，因此脑子里印象特别深刻。还有，有时走着走着会突然凭空摔倒……这一切都说明我那时已经发病。 　　记得有一次，跟妈妈在村北地里干活时，妈妈让我回家取扁担送到场园里，那时生产队的场园是在村西，离家有一里多路。等我取了扁担去场园的路上，已变了天，大北风呜呜地一劲猛刮，电闪雷鸣，头顶大块黑云彩翻滚着飞逝，天昏地暗，我被风刮得走不动跑不动。我知道妈妈急着用扁担，是挑场园里分的东西。所以就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跑着，同时，也担心被雨淋着。路上，不多的行人都是急急忙忙奔跑，大雨眼看着就要倾盆而下了。老远，看到妈妈一脸焦急地站在路边张望。妈妈是急性子，什么事都耽误不得，磨蹭不得。我心一紧，担心妈妈会骂我来晚了，可是，没有，也可能妈妈是决定骂我的，但见到我，反而“扑哧”笑了，说了句：“看你，这么急还不好好跑，象扭秧歌急死个人。”接过扁担，匆匆忙的她去了。是妈妈粗心吗？是妈妈不关心我吗？不！妈妈是太忙了，忙得根本顾不上我们几个孩子。记得那天晚上吃饭时，妈妈还问过我，是怎么回来的，又说以后再看到不好好走路，就打死我出气。我十分委屈，我真的没有不好好跑，可又解释不清楚，这都怪我，谁叫我那时故意走没走相，跑没跑相，特别是在家人面前。 　　要说我这病真是害我不轻，走路时两脚外撇，两腿发飘，脚后跟不落地，后腚又象有石头坠着，走慢时，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走快了，尤其是跑，这症状就显露出来。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病情越重。那次，二爹没有走，把我的情况与爸爸他们说了。我理所当然要受到一家人的盘问和察看。结果是：哪里都正常，不象有病，可是正常孩子显然又不会象我那样走路。这就更让人纳闷、疑虑，感到问题严重和忧心忡忡。一致决定：到医院检查检查，不是病更好！ 　　检查结果不用说也知道。起初，莱西、莱阳跑了几家医院，都不敢确诊，因为从没有见过。最后，才在莱阳一个叫什么诊所的一位老中医那里，老中医终于想起曾在一本医书上看过，找出来一看，果然有几幅插图，画得与我的症状一模一样，但也只有几张图画，表明是一种很奇怪的遗传疾病，仅此而已，至于是什么病，根本不知道。<br></h3> <h3>第二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1986年7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曾对一种疑难怪症作过报道，报道说，北京协和医院经过多年研究，对这种疑难怪症终于有所突破。虽然自1983年我们家有了电视机，看“新闻联播”就成了我和弟弟每天晚上的必修科目，但可惜的是，这天晚上不知为什么我没太注意，是弟弟李国程看在了眼里，他马上兴奋地说：“二哥，你看到没有，我们这种病终于有所突破了。”我问：“真的？”弟弟说：“真的。八、九岁患病，浑身肌肉开始萎缩，病情逐渐加重，直至病瘫。从报道的症状看，和我们一模一样，从画面看，走路的姿式，跌倒爬起的样子，也和我们的一样，我敢肯定就是我们这种病。北京协和医院，我要写信问一问！”经弟弟这么一说，我脑子里似也有了印象，忙不迭问：“那你听清没有，这种病到底是什么病？能不能治？” 　　“你真的一点没注意？”弟弟怪我一句，他知道我又走了神，顿了顿才接着说，“能不能治还不知道，病名太长，好像是什么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我喃喃地反复地重复，近似梦呓，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这种病是先天性遗传的，看过的医生大多说是缺乏营养或营养不良，但究竟是缺什么营养？不知道！病名是什么？更没有一个能说上来。在这一点上，我都格外留心，格外注意，却一直被闷在葫芦里，问了多年，直到今日，我才终于明白自己究竟是患了什么病，是什么病害了我，否则死不瞑目。多么悲哀多么不幸又多么无奈的病啊！ 　　少年不识愁滋味。从莱阳看病回来后，尽管确诊确实患的是病，但我并没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每天照常与小伙伴一起上学，悠哉乐哉。虽然学不到多少东西，但学校毕竟是学校，是长知识的地方，而学校的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充满幻想，充满朝气。那时我也正上四年级，班级同学大都比我大一两岁，甚至三、四岁，会玩敢想，又人高马大的，这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独有的一种怪现象吧！这些比我大的同学，是在我升三年级时老三年级的留级生，更有一些是四年级的不留四年级，反倒跳一年退回三年级重读，说是耽误了。老师在班级上号召报名留级，从上至下，一至五年级都是如此。说起来可笑，那时本来我也是报名要求留级的，因为相信凡是老师号召的都是好事，留级定然是件光荣的事，人人争先报名。可是，中午我回家与家长商量时，奶奶却说我已上了三年级，留也该留在三年级，岂可跳留到二年级。妈妈对我的事很少管，爸爸又不在家。奶奶和当时住在我家的五姥娘又弄不明白，就问我：“你学习不好？”我回答：“我学习好。”她们反问：“学习好留啥级？”把我问住了，是呀，学习好留什么级呢？真是乱七八糟，稀里糊涂。这样全班近四十个同学中，只有我和另外五个不是留级生，这其中还有一个是留级后，知道了哥哥留在三年级，便哭着闹着要与哥哥一个班学习，家长无奈只好找到老师，又要求升上来的。 　　那时候我们虽然人小，心却很大，在学习上一点不让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有一个要比高低的心劲，比劳动，比学习，比理想。自然，我因岁数小，又患了腿疾，在劳动上不能比，在学习和理想上，却不比任何人差。而理想也总归是理想，个个目标远大，象这个家那个家都是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职业，崇高而伟大，虽不无幼稚，但却从不怀疑，深信将来一定会实现，少年的心，纯净而神圣，报效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心，更是真诚而迫切。倘若谁的理想定的少了，便会被同学们笑话没出息，看不起，连玩都不一起了。 　　是呀，那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讲奉献讲理想的年代，对未来充满自信。记得有一次，在班级会上讨论完理想之后，有位同学又拉我来到操场上，以个别谈话的方式悄悄问我：“你认为你的理想能实现吗？”我很不高兴，于是回答的相当干脆：“为什么不能？我能！” 　　“我知道你能。”同学顿时涨红了脸，继而，吞吞吐吐地说，“我是说，我是说，万一你病治不好，怎么办呢？” 　　“不！不会的！”我大声喊起来。这同学太胡说八道了，这不是咒我吗？哼，要不是看在和他一直很要好的份上，课后、放学、星期天也一起玩，一起写作业，一起背课文等，有好吃的也分着吃的情谊上，我非跟他急眼不可。 　　“李永程同学，你先别着急。”同学严肃起来，“我不是说你真的治不好，我这只是打个比方，假设总可以吧？我们是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你懂吗？” 　　不知同学是怎么联想的，但他是班级文艺委员，是干部，更是同我一样几个不是留级生之一，不用说很了不起，否则就不会在众多的大同学面前，占班干部的一席之地了。 　　这时，前面走过来几个同学，他拉我向操场南面的护村大堤走去。操场是在办公室前面，操场西是一小片拳头粗的杨树，东面是厕所，而过了南面的护村大堤，便是潴河。大堤两旁长着各类树木和一墩墩棉槐。我们也常和同学们来大堤上玩耍，捉迷藏等。有时还躲在大堤下读书，背课文。这里是学生的又一个天地。 　　真的，我对于自己的病，那时并没有过多地去考虑，也没有必要考虑。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怀疑自己将来有一天会治不好，而且是不治之症，认为那只不过是象患感冒或别的什么病一样，只要打打针，吃吃药，很快就会好起来。而病又怎能治不好，以前又不是没得过，真是，太杞人忧天了。 　　我迄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次和那位同学在大堤下秘谈时的一些对话情景。虽然在他的提醒帮助、筹划下，不得不把理想改变了，认为实际了，象当个种地的农民（母亲就是农民）；当个不用干活的工人（父亲就是工人，而且不用干活，而是坐办公室）；当个汽车司机（我三爷爷家的大叔叔在青岛开汽车，在去青岛看病时，就是住在他家里）。这么一想，认为还真有那么多事适合我这个腿有病的人干，而且这些事也都那么美好，那么崇高，令人向往，也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同学眼中流露出羡慕之色。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会一下想到那么多。最后又说我还可以学个手艺，我爷爷是个木匠，我就学个木匠吧！我不能上房，不能登高，就在屋内干，木匠是有许多活要在屋做的…… 　　“理想不论大小，事也不论贵贱，反正都是为人民服务，你说我这样想对吧？”我真的已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同学愣了愣，连忙点头：“对！对！”他到这时才想起来这是找我个别谈话，他被我的话迷住了，表扬我做得对，说得好，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疾病，真是了不起！我听了自然很高兴，沾沾自喜，觉得比喝了蜜还甜，从这以后，我就更不把病放在心上了。 　　因查出有病，但究竟患得什么病又不能确诊，便无法医治。爸爸妈妈因此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也愁坏了。妈妈常常一瞅我就是半天，然后默默地叹着气，或自言自语：“怎么会呢？”或问我：“小荣国不会是吓唬妈妈吧！”是呀，活蹦乱跳的孩子，不知不觉说病就病了。妈妈开始是始终都难以置信，难以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我记得妈妈常说的还有这样一句话：“小荣国人怪，得个病也怪。”这缘于我那时常能干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爱耍小聪明，爱出风头，讨得大人欢心，而病怪，怪得竟不痛不痒，除了走路，跑跳与常人略不同（当时），和跌倒需要两手撑地，先把屁股撅起来，然后再直起身子外，（重时则需要把手从地面挪到脚背上，再挪到膝盖上，然后扶着墙一点一点才能起来），其它症状简直再看不出来，这样的病谁又见过听过？ 　　为了尽快查明我的病症，不久，爸爸又带我去了青岛。在青岛共住了近二十天，看了几家医院。病状查清了，但病因，什么病，却还是无从得知（说主要是上代，或隔代遗传，可我家上代，上几代连亲戚在内，都没有患这种怪病的）。不过，却可以试着治了，特别是在一处据说治腰腿病很有名的退休在家的老中医那里，他说这种病，还亲手治过。老中医家里当时还有几个病人，或躺或坐，身上坦露的地方每处都扎着几根高高细细的长针，老中医一边说话一面不断地用手指把病人身上的针捻来捻去的，问涨不涨、酸不酸、麻不麻之类的话，看得我心里直发毛，紧紧拉着爸爸，靠紧爸爸，一声都不敢吭。 　　轮到我了，老中医仔细地给我把脉，检查，那番话就是这时说的。我记得爸爸还曾问过：“能治吗？”回答：“难治是真的，但能治好。”老中医从一个精制的小盒里拿出几根银针，爱抚地摸摸我的头，又拍拍我的手，温声说：“一点都不疼，扎几针病就好了。” 　　我吓坏了，我没想到真的也要给我扎针，更不相信老中医说的话，哼！当我是小孩子就骗我吗？扎根小刺都疼得直叫唤呢，这样又细又长的针扎进肉里，还不痛死？当然，这是我心里话，我真想大喊：“我不扎针！”但当着爸爸，当着陪来看病的三爷爷家的大叔叔，还有那么多外人的面，我既不敢更不好意思。 　　我平时虽然显得很活泼，很调皮，但我的性格却是内向的，在陌生人陌生的地方，总是极腼腆忸怩。在爸爸，在长辈，在医生面前更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只有听话的份儿。 　　我不敢看，把头扭向一边，紧紧闭着眼睛，只觉气都不敢大声出，心都要跳出来。我……我都要吓哭了，对，哭，哭吧！噢！不！我…… 　　“这孩子真坚强。”老中医由衷地赞道。 　　“我第一次下针时，吓得直哎哟，直叫医生慢点，这孩子能一声不哼，了不起。”另一个患者说，他的腿上胳膊上都扎着针。 　　听到这话，开始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赞我，到知道，老中医已在我身上一处下完了针。老中医一共在我身上五处下了针：两个脚脖子处两个膝盖处和小肚子处。这是我在第二天才完全知道的，而当时我不敢看，心里又一个劲儿奇怪：真的，怎么会一点儿都不疼呢？怪事儿…… 　　第二天再来，虽还紧张，却不怎么怕了，敢傻乎乎地看着医生为我扎针了，虽然真的不疼，但眼看着半扎长的针，一点一点扎进去，仍不免心惊肉跳，而那种麻、涨、酸的滋味，让人更说不出的难受。好在你只要一说有这种感觉，医生就会停止捻动手中的银针，于是那滋味慢慢消失……<br></h3> <h3>　　接下来两天，爸爸带我开始去看了中山公园、水族馆和栈桥等地方，便先回去了，大叔叔也要上班，去医生那里的事，就有与大叔叔住在一个院里我喊舅舅的青年，每天陪我去了（这青年五大三粗，当时因公伤正在家里休假，是我四爷爷第二个儿子大舅哥，因此我应该叫他舅舅，这是我在青岛的那段日子里，除了大叔叔一家人，我接触的唯一的一个不算外人的外人。但他也只带我去了十几天，就因想家想得厉害，让大叔叔把我送回来了。 　　我不知道回来是对是错，因为老中医曾说过能治好我的病，这是我知道的唯一说过这话的人。多少年过去，多少医生看过，病仍久治不愈，且越来越重。特别我病瘫以后，就更是常常想起这句话，常常感到那时不回来就好了，尽管我又已经知道我患得是不治之症，但万一再例外呢？再治好了呢？要知道事情往往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否则“奇迹”一词又作何解释？可是，当时我一个孩子，在异地他乡，最初的那种新鲜和好奇的热乎劲过去后，就只剩下孤单和想家了。每天大叔叔一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下完针回来，就只有独自一个人守家，不在家又怎么办，大叔叔不让出来，人生地不熟，出去也不敢走远。何况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本来就是丑小鸭一个，谁屑与之玩？想家回家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象遍地的野草肆意蔓延着、疯长着，再也遏制不住…… 　　回来后，真个似“鸟归山林，鱼归大海。”而家毕竟是家，那份亲情，那份温暖，没比的了，心里格外熨贴亲切。脚不等站稳就欢天喜地地跑出去找哥哥和弟弟他们了，谁也没想到我会突然间回来，只觉有一肚子话要对他们说，要问他们，你们想我吗？都在家里干什么？我可是想死你们了…… 　　当然，不知为什么我最想的人其实还是弟弟，也许这是因为我俩自小就要好的原因吧！记得爸爸从青岛回来时，我曾把舍不得吃的糖让爸爸捎给弟弟，还嘱咐爸爸千万别让哥哥和妹妹他们知道，现在想想都成了笑话，很是幼稚。但那时却是认真的，不但不可笑而且十分真诚，心里和谁好就偏向谁。可是，我又怎么也想不到，在我回来之后，弟弟偷偷把我拉到一边，伸出手给我看，竟是两块糖，正是我给他的，我一惊：“你不愿意吃吗？”要知道这可是山东有名的特产“高粱饴”呢！那是我们第一次吃，中间又隔了这许多天，咋还会有呢？弟弟一笑：“都快馋死我了，我怕你全给了我，自己没的吃，就硬留下这两块给你的。”我一把拉住弟弟说：“你真傻，我早都吃过了，我吃的比你多，好弟弟，你还是快吃吧！”弟弟说：“可你这阵没有，对了，咱俩一人一块吧！”我拒绝：“不！还是你吃。”“不！咱俩一人一块。”我俩推辞了半天，最终我没能拗过弟弟，弟弟从小也就这个脾气：执拗，一条道跑到黑。尽管平常无论事大事小，他都听我的，至今也差不多如此，但他有时候会执着的令我都无可奈何，不得不服。 　　刚要吃，我忽然又想起了什么，问：“哥哥和妹妹不知道吧？” 　　“不知道，爸爸说你说的别让告诉他们，我就没告诉。”弟弟说。糖被弟弟一直装在兜里，此刻怎么也扒不开了，万般无奈，我们只好连糖带纸地一块放进嘴里。我们一齐笑着，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香更甜的糖了。 　　（后来才知道，弟弟当时并没有说真话，他不但一直给我留着两块糖，还给了哥哥和两个妹妹每人各两块，我不记得一共是给了弟弟多少糖，但最多恐怕不会超过十块，那他又吃了多少呢？噢！这就是弟弟，我可爱可亲又傻傻的弟弟。） 　　吃过糖，我们开始说悄悄话。弟弟问我：“你腿治好了？”我说：“没有。想你，就回来了。”弟弟说：“我也想你。”那时弟弟也已上学，他接着说，“没事，你会治好的。”我点了点头：“当然会了，等治好后，我领你去看火车，到很远的地方去玩。”“拉倒吧你，我都自己能去了，你还是赶快治好腿吧！我真想你快些好，对了，你还回青岛吗？” 　　这话把我问住了，为难地说：“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我会治好的，不信，你等着吧！”是呀，等着吧！我会治好的，一定会的。怎么会治不好呢？尽管没有再回青岛，然而我只是幻想，只是一厢情愿。我们谁也没想到我会真的治不好病，更没想到的是，在过了不到一年，就又发现弟弟和大妹妹（大妹妹特别早，比我们还重）同我患了一样的病。这一发现，是住在同一条胡同里的，每天上学下学都要经过她家门前的，一个我们叫做三嫂的人。她是无意中发现的，又不知观察了多少次后，才终于把这一发现悄悄告诉了母亲：“老高大婶（母亲姓高）──”我是听母亲多次提起，才知道三嫂的原话，“有个事不知该不该和你说……你注意到没有你们家老三和大妞……我留意好多天了，总感觉他俩走起路来与别的小孩不同，脚后跟有点飘，落地不踏实，与你们家老二有点儿相象，是不是……”母亲说三嫂话说得吞吞吐吐，好容易才说明白。母亲开始时不信，还笑着问：“不会吧！你没看错？”三嫂摇着头说：“但愿不是，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想不到他们会……会真的患了一样的病。” 　　我不知道当时母亲听了这一发现是什么感觉，什么样心情，然而，这一发现，却无疑是一个不幸的发现，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足可以摧毁任何一个母亲的发现。<br></h3> <h3>第三章 里里外外一把手 　　母亲是在23岁嫁到我们家的，到53岁去世，整整三十年间，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开始时，固然是因为穷，但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单凭母亲那时是村里几个最受气的媳妇之一，就可以相信在家庭的地位和过的是什么日子了。按说，我们这个家庭并不大，也不复杂，本不该这样，母亲嫁过来时，又只有公公婆婆，一个小叔和一个小姑子。小叔子（我二爹）又一直求学在外。小姑子也在我大哥出世后就远嫁东北去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家庭，母亲还是奶奶的亲侄女，是奶奶亲自相中的，怎么能受家庭的气，不，应该说母亲只是受家庭中一个人的气，而这个人也不是别人，正是奶奶，是母亲的亲姑姑又是婆婆的奶奶。 　　在我的印象中，说不上爷爷是对母亲好，还是不好。爷爷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很少有在家的时间，更很少同母亲讲话。而无论谁同爷爷一起干活，包括奶奶，为干的不好和慢总要受爷爷的训斥，但母亲从来没有，为此母亲常说起：“你爷爷那人干活讲究，又快又好的，他说怎么干就得怎么干，我也只有和你爷爷一起干活时，才能干上来。”是的，母亲和爷爷的脾气七分相似，我们兄弟和爸爸干的活，母亲也总是看不上眼，不是嫌慢，就是嫌不好。那时家里的一些活计，也都是由爷爷和母亲一起干。爷爷对母亲做的活总是很满意，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爷爷抚摸着我的头感慨地说：“你妈妈可是个好人，长大了要好好孝顺你妈，知道吗？”说这话时可能是因为母亲又一次受了奶奶气的缘故。记不清了，但这话却牢记在心里。爷爷生病时（奶奶正在二爹家给二爹带孩子），则亲口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二妞。（母亲排行老二，爷爷叫母亲时总是这样称呼，如同唤自己的亲闺女），我这病多亏有你伺侯着，我虽然不说，可心里清楚，你从嫁到我们家，真是太委屈你了。××（叫着父亲的小名）工作在外，我这一病，恐怕难好，咱这个家以后就全靠你了。”爷爷前后病了将近一年，在说过这话不到半年就去世了。由此也可看出，爷爷对母亲是多么感激，多么信任和看重。然而，母亲为这句话付出的是什么？仅仅是委屈吗？是辛苦操劳吗？不！那是整个生命。 　　小时候虽然不记得母亲是否跟奶奶吵过架，但顶撞是有的。奶奶给母亲气受的事，更是常常看到，如果用“没事找事”四个字来形容，也是一点不过份。奶奶活到90多岁才去世，比母亲还多活了近十年。奶奶为人有点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又有点虚伪，但却特别喜欢孩子。象我们兄妹五人，二爹的三个孩子，差不多全是她带大的。姑姑的孩子，邻居的孩子，还有哥哥的孩子，奶奶也都看过。奶奶为能听到一声好，有时候都能丢下自己家里的事，或丢下我们兄妹不管，也要去给别人看孩子，或帮别干事（邻居间相互帮忙当然应该，但奶奶做得太出格，凡知道的人都这样认为。我这里更不敢随便狂言。奶奶晚年时常说这样一句话：“没良心的，把我忘了。”指谁呢？）奶奶为人由此可见一斑。奶奶的爱孩子也是要有先天条件的，象我们兄妹，就只爱大哥和我，弟弟和两个妹妹就差了些，但无论如何奶奶还是喜欢孩子的。奶奶可以说喜欢了一辈子的孩子，差不多又享了一辈子的福。但奶奶在晚年的生活是十分孤独的，十分不幸和凄凉，特别是死时，除了父亲，身边再没有一个人，这两点大概连奶奶自己都没想到。那么奶奶一辈子又似乎对谁都好，就只对母亲一个人不好，这一点真是奇怪，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思来想去，也许是有以下两个原因作祟：一，封建思想严重。二，母亲不光是奶奶的儿媳妇，更是奶奶的亲侄女，这就越发觉得应该，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又问心无愧地要把所有的气、所有的不顺心都发泄在母亲身上。而一旦看着一个人不顺眼起来，也就处处看着不顺眼，处处刁难。所幸的是在发现我们兄妹患了病之后（都说我们住的房子风水不好，是“龙脊”，一般人“镇”不住，否则，怎么会一连三个孩子都患病），我们便另盖了新房与奶奶分开过了，否则恐怕母亲连53岁也活不到…… 　　母亲是以“好人”和“能干”闻名村里的，迄今仍有人在我眼前提起：“你母亲那可真是好人，真能干。”我不知道这话是否矛盾，是因为母亲是好人，所以才能干的，还是因为能干，所以才是好人的。但母亲的能干和好，我不知听村里多少人说起来。母亲也正因为能干，才被奶奶相中了的。 　　真的，母亲无论是在家务上，还是地里的农活，都是一把好手，做事且又快又利落，是全生产队妇女中出工最多，挣工分最高一个。这么说吧！只要生产队一天不歇，母亲就会出一天的工。许多男劳力不能比。然而，这能干却是无可奈何的，是被逼出来的。先是因为妈妈不愿留在家，也不敢留在家。后来我们又不得不干，否则就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柴烧。虽然文化大革命时曾批过什么“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但是，工分又真是社员的命根。而母亲一辈子要强，一辈子从不肯被人说个“不”字。 　　当然，如果母亲那时不上生产队参加劳动也不是真的不可以，象有些人那样，一年到头也干不了几天活的，都照样吃饭，照样每天悠哉乐哉，虽然有点被人瞧不起，有点窝囊，但谁又知道共产党饿不死人，何乐而不为，此大锅饭的弊端也。象我们家就更可以理直气壮了，父亲是工人，二爹是军人，就凭这我家即便一个工分不挣，到年底生产队也照样得分给平均粮吃，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但母亲却不因自己既是“职工家属”又是“军人家属”就少挣一个工分。 　　这就是母亲。 　　好人，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里我也不敢说母亲是个多么多么好的好人，但在三十年的生产队劳动中，在三十年的邻里相处、人际关系、人情往来中，母亲却树立了自己的威望，自己的人格。母亲不仅仅是以能干服人，更以理服人，以仁德服人，以忍让服人。忍让，决不等于软弱，等于任人欺负，而是该忍的忍，该让的让，不该忍不该让的，就决不忍气吞声，何况，依母亲的性子，也是不可能任人欺负的。 　　村里有三个孤寡老人，母亲只要有时间，就会尽量去帮干一些事情，生产队里分了粮食、草之类，母亲往往要帮着一起捎回来（我们同是一个生产队）。母亲一向是同情弱小，怜悯孤寡，母亲终其一生都以帮助别人为乐，对别人的事情总是有求必应。但母亲又最讨厌虚伪，讨厌说假话。能办到的事都是尽量去办，办不到的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人家，免得让人家指望你一场，到头来却落个空欢喜。 　　母亲就是母亲，无论别人怎样评价，在我们眼里，母亲永远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最伟大的母亲，没有人敢小看，更没有人敢欺负。 　　有一个邻居，是与母亲同一年嫁过来的媳妇，这媳妇处处攀比，爱出风头，说起来也很能干，论家庭条件也显然比我们家好，但她除了嘴皮子厉害和家务活上能比母亲强外，其它方面却再比不过母亲。比如说挣工分，虽然两个人日劳动力相同，但没有母亲出工多，也就没有母亲挣得多。再如母亲是生产队妇女队长，她也是，但却是副的。还有母亲曾管过村里的计划生育（当时计划生育刚刚开始，工作很不好干，母亲一直不愿干这得罪人的差事，特别我们三兄妹又都有病，更是怕别人闲话，于是只干了几个月）。她也管过，却是母亲不干了以后，等等。当然，母亲知道她在同自己比，一直什么事都想超过自己，但却一直超不过。这一点母亲有时也很自豪。而更可笑的是：生孩子。她们同一年嫁过来，同一年怀孕，相差都不很久，却总是母亲在先她在后。于是不仅仅她自己要喊母亲为嫂子，她的孩子也要喊母亲的孩子，不是哥哥就是姐姐。这一点她一直耿耿于怀，常常似玩笑又愤愤不平地提起，直到发现我们三兄妹患了病，这才释然，是否还幸灾乐祸呢？ 　　以上种种，这邻居媳妇很是不服母亲，但又不敢小看了母亲，遇上什么为难的事，总要找母亲讨主意，但有时候又会无理取闹，明显地带着欺负和挑衅，唯恐天下不乱。而母亲又总不予理睬，于是很是没趣，很狼狈。 　　与邻居之间，我不记得母亲与谁吵过架，脸红脖子粗过。这一点要归功于母亲的忍让，要知道象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男人不在家，孩子有病，里里外外全靠一个妇道人家支撑，有些人说话做事明显地带着欺负性质。我记得就曾碰上那么一次。当时心里很不平，母亲却象不见不觉，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埋怨母亲，母亲瞪了我一眼：“你看我一天忙的，有功夫吵架吗？”是的，也许母亲说得对，母亲是没有功夫吵架，但母亲却不能不生气。 　　当然母亲也有吵架的时候，甚至不止吵过一次。那是在生产队上，一次是因为分玉米时，不知真的是过马虎了秤，还是别的原因，被母亲看出少给了，找有关人时不承认，自然要吵起来，而再过秤的结果，母亲是对的。另一次也是同这个人。这事是母亲回来时说的，因为那时母亲还在生气，我们不敢问她究竟为什么，但却知道，一定不是母亲的错，否则母亲就不会与人吵了，从母亲气愤的话语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母亲也同姥姥吵过架，那是在奶奶分开之后，姥姥差不多每一年都要来我们家住上一、两个月。姥姥爱唠叨，爱怀旧，什么事不说上十遍八遍不算说，母亲便不耐烦，嫌姥姥絮叨，多少年的陈年旧事了，还总一天到晚挂在嘴上，不嫌累得慌？姥姥爱干净，又闲不住，一天到头没事不是扫院子扫地，就是刷锅，特别是刷锅，一口铁锅一遍又一遍，成头晌地刷。母亲看不惯。“……你这闺女，说话不让说，事不让做，有你这样的吗？”吵起来了。 　　母亲也同父亲吵过，那是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或是累了的时候…… 　　1970年和1971两年间，我不知道母亲是以怎样的胸怀和怎样的毅力顽强支撑过来的。这两年可是我家最多事的两年。先是爷爷被人用自行车把脚后根捌坏了，到医院缝了七针。接着发现我患病，而我的病不等查明原因，爷爷却又查出患了癌症，是在莱阳查出来的，查出不久就回到家里，活是不能再干了，可每天仍拄着拐杖（脚没好利索）去大队木匠铺看看。爷爷是木匠，大队木匠铺主要是由爷爷晚年时领头干的，而我从青岛看病回来之后，爷爷就很少再出门，每天都要由母亲照顾伺侯着，奶奶则是在爷爷很重了时才回来，但回来也只是回来，母亲不但没能相对减轻一点负担，反而增加了一个需要照顾的人。到秋后，爷爷去世，奶奶就又去了二爹家（去给二爹看孩子）。 　　可是，母亲并没因此而轻松半分，为我的怪病伤透了脑筋不说，紧接着，我们家又开始筹备砖瓦、木料准备盖房子，这心可就操大了。这是突然决定的，而盖房造屋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程，特别是在那个年月，而且我患病急需钱医治，爷爷又刚去世不久，可这屋又不能不盖。“为了孩子，为了大人，就盖吧！钱是人挣的，人比什么都重要，旧屋实在住不得了。”家族里的长辈和同辈都这样劝父母。这是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早就据风水先生说，不能住人，因为那是“龙脊”，地势高，龙脉重，谁敢骑呀！爷爷奶奶一个属龙一个属虎都是大属，所以能“镇　”住，方可居“龙脊”之地。再看与我们同住那一条“龙脉”线上的其它人家，大多不甚景气，不是家里有病人，就是没有儿子……于是新屋就不得不盖了。那时候农村是很讲究这些的，爷爷一去世，马上提到议事日程上，当然，恐怕最主要的是因我患了病的缘故。母亲那两年不知是怎么回事，有时会突然感到眼前发黑晕眩，眼前金星乱冒，非坐下或躺着休息一下不可，而且越来越感到严重，持续的时间也变长。我就曾亲眼见过两次。母亲从外面回来，脚步沉重，脸色干黄，屋都顾不得进，就赶紧躺在了院子晒粮食的石板上，真把人吓坏了。据母亲事后说，她当时好像什么也不知道，连我们的喊声也似乎没听见。由此种种你说这房子能不赶紧盖吗？（搬进新房子后，母亲的这种现象就再没出现过，而我们兄妹三人的病却不但没好，而且越来越重……） 　　1971年春天，有亲戚和家族其他人的全力帮忙，我们家四间新瓦房终于盖起来了。是农村中那时所能盖的最好的一种，很是气派。当时母亲就流泪了，为此也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过了没多久，就又同时发现弟弟和大妹的病……　<br></h3> <h3>　哦，母亲，我亲爱的母亲，你面对着新落成的房子时，我不知道你做何感想，这是你迫不得已才盖起来的，是东借西挪拉了许多饥荒才盖起来的，是你饱含着辛酸和泪水才盖起来的，是为了孩儿我，才硬撑着起来的。 　　哦，母亲，我亲爱的母亲，你面对着亲手抚养的曾是那么可爱的几个孩子时，我更不知你做何感想，孩子是你的生命，你的希望，你的一切！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你和奶奶之间疙瘩还没有解开，新的灾难又已降临。这病魔虽然是找上了我们，令我们一生受苦受罚，一生饱尝生活磨难，浸泡在血泪中，但你的心，却比我们更苦，你遭受的精神折磨和心灵摧残，比我们更严重百倍千倍…… 　　哦，母亲，我最亲爱的母亲，你面对着别人的议论，指指点点，面对着其他的孩子和母亲时，我更不知你做何感想，你一颗做母亲的心，是如何承受的…… 　　在那年冬天和另一年夏天，在那个孕育希望和生长着希望的灿烂季节，一个母亲的美好世界，从此毁灭了，一颗母亲伟大而慈爱的心，从此破碎了……在那年的冬天和另一年的春天，在那个孕育希望和生长着希望的季节，一个母亲的腰身，从此挺得更直了，一个母亲的胸怀从此宽广的不能再宽广，坚强的不能再坚强…… 　　也是从1970年开始，我们家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母亲全力支撑着还算一个完整的家，而且生活与村人相比，也算中上游。1986年母亲去世，却一下子衰败下来。 　　我是在1971年秋天去北京看病的，那时二爹全家都已搬到了北京，奶奶也住在北京，也许正是我和爸爸去的缘故，勾起奶奶的想家，在我们回来的第二年，奶奶也从北京回来了。 　　奶奶尽管对母亲不好，但母亲却做到了一个做儿媳妇所能做到的一切，记得奶奶回来的第二年，在所有亲戚朋友的催促下，我们家才终于把新房子完全拾掇好（一直没有能力），搬了进去。奶奶不愿意同我们一起过去，母亲便把家里大部分东西和小麦全部留给了奶奶。这里的风俗是“搬新家，发馒头。”取“发”字意思，可是母亲把盛面的家什倒过来，扫了又扫，那点面也仅够烙张薄饼的，母亲是含着泪把这张饼烙出来的，一家人也是含着泪把饼吃进肚里，这就是我们全家人搬进新家的第一顿饭，母亲说：“都不许哭，你们应该高兴。”是应该高兴，母亲这样说着，却背过身去抹眼泪…… 　　奶奶在原来的房子只住了一天，就找到母亲说一个人太孤单太冷清，要哥哥过去做个伴儿，那时哥哥刚初中毕业不久，正好可以给母亲帮个忙，但是母亲二话没说，答应了奶奶，虽然是和奶奶两下住，但并没分开，奶奶的一切都要母亲供给，平时，母亲凡做了变样的饭菜，总打发我们去把奶奶叫过来享用。过年过节，更是在一块儿吃，一块儿喝。我们和奶奶住的是同一条胡同，不过百米远，其中隔着一条大街，奶奶常常笑着却又十分满足地说：“来吃顿饭不上算，吃胖了，走瘦了。”可是，再叫却还是挪动着一双小脚一步一扭地走过来吃。其实奶奶的生活比我们的好多了。二爹和姑姑又每年都寄钱给她，而母亲每赶集买了东西，象瓜果之类，哪怕一把葱一把韭菜也要分给奶奶几棵。母亲只凭着做儿媳妇的本份，凭着做人的良心去做。母亲这样做，有时候也会发几句牢骚：“看你奶奶当初对我那样我真不该还对她这么好。”说归说，做归做，母亲对谁都不会记仇，这是母亲善良的性格使然，何况这又是对奶奶。 　　母亲一个人（父亲那时在望城煤建公司上班，后来又调到石油公司，仍是在望城，一个星期只回家一次）带着三个病孩子和小闺女住在新房子里，其苦楚和凄惨可想而知。而日子虽然艰难，但凭母亲的能干，里里外外又打点得到，倒也使日子过得去。这里所说的过得去，不是说“有钱过年，没钱也过年”的那种，而是比一般人家都好的那种。父亲挣工资，每月都能拿回钱来。那时毕竟人人的日子都不好过。特别是家里没有挣钱的，全靠生产队年底分红，分到钱的欢天喜地，分不到钱的，连年都不知道怎么过…… 　　我们在新房子里不过七、八年，哥哥结婚后，就又搬回老房，把新屋（其实早已不新，那时也已到了八十年代，村里早有许多人家盖起了更新更气派的房子。而且从1985年开始，村里又有人盖楼了。我们的与他们的一比，简直成了破房子）让给了哥哥嫂嫂。嫂嫂心疼母亲，知道母亲的不易，便把奶奶接过去替母亲照顾，然而却又万万没料到，因此会给母亲带来一场灾祸。 　　那是1984年仲秋节时，在外地的姑姑回来探亲。姑姑已近十年没回来了。姑姑是奶奶的老闺女，在家时曾与母亲一起生活过两年，由于当时受奶奶影响，对母亲自然不怎么友好，但结婚后，因相隔远了，千山万水，这不友好无形中就不复存在了。并在同父亲的书信来往中，逢年过节都没忘问候母亲一声。姑姑这次回来，在我二十多年的记忆中，好像是第三次，而我所知道的姑姑，对我们家也是有贡献的，象盖房子，为我们三兄妹求医问药等，都没少帮忙，没少操心，对这些母亲和我们全家都是很感激姑姑的。姑姑又是个感情脆弱，心肠很柔软的人。记得上次回来（好像是1976年）。听说我病的走路已相当困难，连奶奶住的一百多米远的屋都走不到了，难过得哭了，好几天不肯到我们住的新屋来，怕见到我忍不住又要流泪，可见姑姑的心肠是多么好多么软。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好心肠的姑姑，这次回来竟说出一句最最伤母亲心的话，这一切，又都是由奶奶身上引起的。 　　记得那是姑姑回来第三天下午，姑姑在我家里同母亲一起聊天时（难得看到母亲与人聊天，母亲会订地毯、纺麻线，有人来玩时，都是一边干活或订地毯或纺麻线，一边拉呱儿。但是这次没有，而是真正地陪姑姑聊天），不知怎么说起了奶奶，说起奶奶当时在嫂嫂家里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奶奶八十多岁的人了，看大了儿子，看大了孙子等，如今又要去给孙媳妇带重孙子。说奶奶喜欢了一辈子孩子不假，可也不能看一辈子的孩子呀！从这话中，不难看出在姑姑回来的这两天中，奶奶不知对她说了什么，把嫂嫂的好意说成是让奶奶去给她带孩子。确实奶奶给嫂嫂带过孩子，但那只是在偶尔和农忙中的几天，而嫂嫂从嫁到我们家来，之所以一直没找事情做，完全是留在家里一心一意带孩子、做饭等，能说是由奶奶给带的吗？ 　　这话被母亲驳回去，姑姑又说起其它的。这里，我想不用详加重复了，无非是说奶奶在嫂嫂那里受了委屈，说母亲让奶奶住在嫂嫂那里，自己不尽一个做儿媳妇的责任和义务，并强调：孙媳妇是养婆婆的人吗？有几个能养到好处的？又有几个是不为了什么才养的（记住，奶奶是有钱的，二爹和姑姑每年都往家里寄）？当然，姑姑是很会说的，不会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乍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很在情理（当时我就这样认为），然而，从这话中，却又不难看出姑姑一点都不理解母亲，更不了解母亲（这是我后来想到的），而姑姑打小就以自我为中心惯了，出嫁后，公婆不在跟前，姑夫为人忠厚老实，每天只知道吃饭上班，姑姑成了一家之主，颐指气使几十年，怎么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你多有本事，养了一家的瘫子。”这就是姑姑当时说的那句话，那时母亲已与之争吵起来，其实也算不得争吵，只是互相说话粗了些和带了辣味。这话特别刺耳、扎心，我和弟弟一下怔住了。因母亲与姑姑是在东间屋说话（我们共四间房子，我和弟弟住在西间，父母住在东间，中间只隔一个明间，所以，姑姑和母亲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她们当时的表情我不知道。但一时没听见母亲的声音。姑姑说了这话后，也没再言语。继而，我又感到非常气愤，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弟弟的眼里也涌出了泪水，这是我第一次──相信弟弟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有人说我们是瘫子，尽管我（弟弟当时还能走）那时已瘫痪了多年，但我还是感到特别震惊和意外，感到自己实在没用，没用的任人当面辱骂自己和伤害母亲。 　　我们不是不敢面对，不敢承认自己是瘫子的这一现实。那时我们兄弟已几经探索，又自学文学多年，努力想在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的就是不被人瞧不起，何况，我们也有自尊心，而最令我们不能容忍和原谅的，第一次听到这话，竟是由亲姑姑的口说出来的。 　　这时方寸已乱，下面母亲和姑姑再说了些什么，一句记不起来了。直到父亲下班回来，直到晚饭以后（记得当时母亲和姑姑还说了好多的话，但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没和姑姑吵起来，没把姑姑赶走，还留下姑姑吃了晚饭。以后凡知道这事的人，都怨母亲软弱，不该不把姑姑赶出去，真是便宜了姑姑），母亲和姑姑的这场不是争吵的争吵，还没有结束，母亲已不再客气，母亲向来是以理服人，何况，母亲真的生气了，从不愿拿过去的事摆功。母亲嫁过来近三十个年头，哪点儿对不起她了，哪点对不起这个家庭了，哪点对不起奶奶了。姑姑被问得哑口无言，直抹眼泪，最后只好说了软话，走到母亲跟前（当时母亲正在明间拾掇碗筷），说：“嫂子，你没有错，今天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好，惹你生气了，我给你赔不是了，你别说了，我给你磕头赔罪了。” 　　本来以为姑姑只是这样说的，没想到姑姑真的给母亲跪下了，这大出母亲和所有人的意料…… 　　后来母亲提起这事时说：“她拉着我的手，先是吓了我一跳，不知她这是干啥，见她给我跪下了，就愣了，忙把她拉起来，当时我是又好气又好笑，怎么能真的说跪就跪呢？”母亲顿了顿又说：“她认为还是当初，我任由他们家人欺负，认为她哥哥还会帮她说话。” 　　然而，母亲为那句话却又一直不能释然，一直如梗在喉，如刀扎心。母亲为给我们治病，经过了十几年的求医问药，十几年的无望奔忙，十几年的劳心费神，早已心力交瘁，如何能再经得起如此的折磨和伤害。 　　我不敢说母亲就是因此而引起了病，但从那以后，母亲却常感到恍惚，感到从没有过的劳累，这种累是心累，而不是身累。到第二年春天，母亲开始莫名其妙地说：“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怎么办呢？”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而从夏天开始又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临死，也要把你们一包老鼠药都药死，我不能把你们留在世上。”到秋后，母亲便病了，又过半年多（1986年4月18日），母亲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br></h3> <h3>第四章 男儿有泪不轻弹 　　因为病，我才有幸去了北京。这在当时的七十年代初，特别是当时对一个生活在农村里的孩子来说，可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时不是现在，别说北京了，人们简直连出国都不放在眼里。那时却连想都不敢想。我也没想我能去。虽然二爹住在北京，爷爷奶奶（奶奶当时正住在北京）去过北京，爸爸也去过北京，自己自然而然也产生过长大了要去北京的念头，更没少以此为资本在小伙伴们眼前炫耀过。但我没想到真的能去，而且这么快就实现了。为此母亲不知嘱咐了我多少该注意的，还找人专门为我做了套新衣服，是当时最为时兴的一种，学生蓝色三兜制服，为这件衣服，母亲不知找了几个人，才终于做成了。尽管我还只是个孩子，可母亲仍是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象模象样的。母亲说这不是在家里，这是去北京，是去毛主席住的地方。我问：“能看到毛主席吗？”母亲笑了：“能，你去看吧！等治好了病，你就住在北京，天天看毛主席。”从这句话上，不难看出母亲对我寄予的厚望，不仅对治病，更对以后出息光宗耀祖上，母亲都相信我会比哥哥和弟弟强，因为我们三兄弟中，数我聪明，学习好，又听话，会象二爹那样有出息。当时，听了母亲的话，我兴奋异常，见人就说：“我要去北京了，我的病就要治好了。”当然，北京还有治不好的病？接下来的几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心里想的就只有北京和毛主席。 想不到真上北京那天，在去望城火车站的路上出了点事，这件事又是由家到水沟头这段路上发生的。那是1971年深秋的一天，阳光很好，午饭后妈妈送我和爸爸出了长长的胡同，来到大街上，这是当时村北的一条东西大街，往西直通水沟头。在爸爸要用自行车驮我时，正好村里有人要去水沟头，提议先带我一程，于是我就上了他的自行车。行至水沟头时，有一段路紧靠着潴河河流，河在路南，路北是农田，路面变窄，路面比河流高近二米，农田又高出路面一尺多高。刚踏上这段路不久，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擦肩而过时，我下意识地把脚往后一缩，没想到脚后根捌进了车辐条里，自行车歪了歪，差点摔倒，我惊出一身冷汗，但所幸的是，我脚并没有受伤，只是鞋后帮由上至下被车辐条扭裂了口子，爸爸感慨地说：“你爷爷就是在这段路上捌坏了脚。”当时算起爷爷去世刚一年，那个带他的人也是个骑车新手，当时爷爷要下来，他说没事，结果爷爷的脚面顶着了高出路面的农田，脚后根捌进车辐条里，才伤得那么重。爸爸为此感到很不吉利，但没有再多说。到望城后，爸爸领我去了他的宿舍，硬是为我的脚上了点紫药水，又找出针线把鞋缝好，当时爸爸正是在火车站旁的煤建公司工作。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终于坐上火车出发了。我那是第一次坐火车，一天一夜的路程，没合一下眼，一直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风光山水，农田村庄，城镇楼房。然而，我又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去，竟彻底改变了我以后的命运，彻底把我以前和以后的生活划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实，从我们兄弟患上了这种难缠的病开始，我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注定要遭受一生的磨难和痛苦，一生要在红与黑、伤与痛、生与死、灵与肉中挣扎，生活过早地教会了我们什么是人生，什么是不幸，什么是苦难。而弟弟常说的一句话是：命运不能选择，生活却要靠自己。又说：水是流的，血是热的，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 　　是呀，命运安排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应该属于我们的一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能在一间黑屋子里的土炕上生活，但我们又没有屈服，没有一味地去顺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地去把握命运，努力地使命运低头，使人生无悔，使生活亮丽而灿烂。 　　北京之行，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没能象弟弟那样一辍学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此再没踏到外面那个五彩缤纷又纷繁复杂充满冷酷的世界一步。尽管那时弟弟还能出去，而且比我当时强多了，我不知这对弟弟来说，究竟时幸运还是不幸，但无疑弟弟因此失去了许多许多。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路上爸爸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北京时背着我赶车挤车和因为路滑难走也要背着我时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从来没有的，虽然爸爸一向都很温和亲切，从没有骂过和打过我的，只要提的要求，能满足的也都从没说个不字，但不知为什么我们从不敢跟爸爸过份亲热，连玩笑之类的话都不敢说，这可能是因为奶奶的缘故，从小就把我们管得严严的，对长辈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而爸爸虽然喜爱我们，但也不能有失做父亲的尊严，总是有分寸有尺度的。这就是我们家不能象其他家庭那样父子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其乐融融，所以父亲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真是受宠若惊，能不永远牢记、怀念吗？ 　　在北京看了许多名医和专家，对病却仍无明确诊断，唯一得到证实的是，我们的病可能是父母近亲结婚引起的，这里之所以用了可能，因为近亲结婚还从没有发现有患这种病的，出的大都是傻子、痴呆之类，可是除此之外，又没有别的解释，这是唯一的一点收获。 北京呀！北京，我的病没有治好也就算了，想不到最终没有见到毛主席。这是不是说，我最终是没有希望的，想一想与毛主席老人家已同处在一个城市，竟无缘相见。要是北京的某一个医生断然决定尝试着给我治一下病也好，先不去管能否治好，只要治治看，我就会有可能留在北京的时间长一些，那样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毛主席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专家和名医对我的病表示兴趣，于是我知道我的梦想破灭了，我的希望也没有了，那么我这个人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从北京回来，我就辍学了。是父亲和二爹商量后停了我学业的。当时我正在水沟头联中念初一，每天三里远的路虽然只往返一次（中午带饭不回来），但自己仍感力不从心，特别是风雨天，道路泥泞时，不念也就不念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我总是说念了五年书，其实是五年零三个月。要是我知道我以后会因生活所逼，不得不拿起笔，走自学文学的道路，说不定我会继续念下去的。而弟弟和我不仅病相同，命运相同，就连念的书多少也是一样，五年多一点。那时本来村里设有初中班的，但不到半年就搬到离村五里远的义疃店，于是弟弟也只好辍学。 　　说实话，不念书，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难过，反而有种解放了自由感，这是当时读书无用论肆虐的年代造成的。但是因此又不能不有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说不清楚。心里一直想开学时到学校跟老师和同学们告别一声，也告诉他们我去北京了。可是，又感到无法对老师和同学们开口，想到万一老师不允许我退学时，是念？还是不念？我拿不定主意。开学那天（当时正放秋假），我总感到有什么心思，不住由家里出来、进去，进去、出来。最后，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外，呆呆地看着远处的胡同口。一上午不知不觉过去了，见到有学生放学出现在胡同口，逃命似的赶紧回到家中，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直到见到与我同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老师让她来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时，我把原因告诉她后，才如释重负般透了口气。 　　开始几天，我也特别怕见到人，怕人们问起我为什么不上学了，这使我很难回答。我的脾气变得古怪起来，说话也常常带着讽刺和不近情理的味儿，若不是有去北京带给我的巨大激动和喜悦，不时有大人和伙伴问我一些去北京的情景、见闻，有种别人没有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说不定我也会象弟弟那样，从此再也没脸见人，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度此残生。这是小小的虚荣心在作祟。哼！你们看起来比我强，可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去过北京吗？看到过天安门吗？看到过长城吗？没有吧！可我看到了，还有更多…… 　　其实所有这些，我也只是坐在车上走马观花或远远地看了看。而在北京最深的印象是：车多人多楼多，还有那一个又一个富有特色的门字的地方…… 　　辍学之初的一段日子，我真的很自卑，很孤单。一个人走在街上，常会猝不及防地听到一声叹息，接着是一句：“多好的一个孩子啊！”看说这话的人，一副同情与怜悯的目光，我心就一阵酸楚，一阵颤抖，象犯了多大罪似的低下头，悄悄走开。我觉得自己就象一只失群的孤雁，一只在风雨中飘摇挣扎的断了线的风筝，一只既令人讨厌又十分丑陋的丑小鸭，常会遭到一些人的欺负和凌辱。有时围观是轻的，更会有一些半大无知的孩子故意要逼我跑给他们看（最怕跑，那真是象鸭子走一般难看），又起哄地把我推倒，再让我爬起来，我自然不肯，咬着牙，含着泪，满含仇恨。而这一味的嘲弄和戏耍，使我大受伤害，心灵和身体都遭受到极大的摧残。我相信弟弟绝没少经历这些，所以他一辍学就再没踏上外面那个世界，这是被逼无奈的一种自我保护，然而，这种保护只是表面和外来的，内心深处却又陷入另一种难以自拔的孤独和寂寞中，一种更为可怕的自卑和悲伤里。把自己关在门内，也就把阳光、把希望、把朋友关在了门外。我没有这样做，而是有可能我就出去。 　　什么事，也都要有个过程，有个阵痛期。弟弟没有从这个过程和阵痛走出来，所以他一直很自卑，一直感到自己生活在阴影里，感到自己不如人，不能象正常人那样去生活，在找到文学这条路后，他便一头扎了进去，自学的特别刻苦努力，这是他比我早出成绩和写得好的主要原因。弟弟在去世前的一年里，虽然是在重病中，仍没忘了看书、学习，仍不止一次地说过：要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心愿。 　　记得在辍学之前，虽然也曾有人对我进行围观和指指点点，并有人学我的样子走路，但从没受到这样的伤害，因为有哥哥他们和同学们保护我，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把这些讨厌的家伙赶走，举起拳头给予严厉的警告：下次再看到这样，一拳头把眼珠捣出来。想起同学，也就特别盼望星期天。因为星期天他们就可以来找我玩了，我就又可以与他们在一起了。当然，我也会去找他们，可不知为什么，我又没有把受欺负的事告诉他们，只是在一起互相问一些事情，象我问他们在学校发了新书没有，又上了几课，他们问我在家里干什么。还有就是在一起打扑克，下军棋、跳棋…… 　　那时候我没能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能够。我上面说过，当时正放秋假，秋忙的时候，母亲是不允许我留在家里的。凡我能干的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母亲都要吩咐我去做，生产队里刨花生、晒地瓜干等活，母亲有时也叫上我，我也乐意去干，与母亲一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而我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念书了，玩又没得玩，总要有点事干才行，才不会那么空落和无聊。我觉得这以后只怕只能当一个农民了，靠在地里挣口饭吃，而不能一辈子呆在家里。母亲大概也正是这样想的，要不，怎么办呢？也罢，当个农民也很好呀！可是，我又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个秋天到地里干活了，最后一个秋天在田野里行走，领略到田野赋予的乐趣和原野的自然美，感受到人生劳动的欢乐和幸福，何其幸，又何其不幸。<br></h3> <h3>　秋天很快过去，随着天气的变冷，我除了偶尔到邻居家和村前的学校玩玩外，很少再出去。每天除了做饭，再没有别的事情了，而那时候做饭又非常简单，无非是把锅刷干净，添上水，然后把干粮放进锅去热一热，那时候的一天三顿饭除了早上用玉米面做点稀粥，其余两顿差不多全是这样。偶尔费点事，用白面做点骨儿汤，这就算改善生活了。开始时，我也只能烧点水热热，其他的都有母亲做，但火却是一定要我来烧，因为这样能省出母亲的一点功夫，去干其它的事情，一连几年，直到弟弟辍学后，才由他接了我烧火做饭的班儿。 　　在这个冬天里，我还不停地打针、吃药，喝够了苦水。所幸的又是：生产队正好搞起订玉米皮地毯的副业，那时我们村就开始有副业了，象养蚕、编筐、纺麻线等，所以后来才能发展那么快。订地毯，却是出口。而订地毯，首先要有人学会编玉米皮小辫儿，母亲学会了，每天都在家里编，有母亲在家，我也就不那么孤单寂寞了，否则，我真不知道那个冬天将怎样熬过。穷极无聊时，我会想一些事情，想一些以前的理想和以后的出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好？可我又知道我不能这样下去，这太使人难受。无所事事的日子，也根本不叫日子。我忽然特别怀念起爷爷来，我想起了去青岛看病回来后，爷爷对我说过的一段话，当时爷爷已经病得很重，他把我叫到跟前，先是问了我看病的事，又给我把脉，久久地看着我，象想了很久，最后摇摇头说：“你还太小了，爷爷又不行了，要不我把扎针的手艺传给你，让你以后也好挣口饭吃！”是的，爷爷会把脉，会扎针。记得外村（离我们村很远，又忘了是哪个村）有个妇女领着几岁的女儿来让爷爷给看病。小女孩又黄又瘦，去了好几家大医院都没能治好她的病。可爷爷一看就说没事，好治，经爷爷扎针后，第二次再来，小女孩果然脸色好看多了。而且仅两次，小女孩就完全好了。感动得那妇女带了不少东西来答谢爷爷，以后过年时又来，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例。可当时爷爷对我说得那句话我却不明白，过后也就忘了，直到这时才想起来，才忽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想：要是爷爷不死多好啊！我跟爷爷学会扎针手艺，每天给病人看病治病，就不会寂寞了……那时我已经看到了病的可怕，医生的重要，但我的病，显然谁都没有想到以后会怎样。 　　不过，从北京回来，我相信爸爸是知道的，知道我最终要病瘫，要失去自由，失去一切，只是瞒着母亲和我，否则，爸爸就不会停了我的学业，不会总说：“他愿意干点什么吧！你（指母亲）总拦他做什么？”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话所含的意思，母亲也没有，只说：“看你爸爸把你惯的。”于是我很高兴很感激爸爸。而在我以后的生活出路上，爸爸也同样没做任何安排和打算，大概爸爸觉得：真到那一天，只能养我们一辈子了。事实证明差不多也确实如此。 　　但是，对于以后的生活，以后的出路，我却不能不去思索。生活逼我过早地学会了思考，特别是在这个无所事事的冬天里，整天憋在家里闲得想发疯。总想：要是不生病，不辍学就好了，这可恶的病真害死我了。实在没办法我就让母亲讲故事听，我以前从没让母亲讲过故事，而那时候又难得能同母亲坐在一起。一来孩子玩心重，不愿同长辈在一起受拘束；二来母亲也实在没功夫，因此，我们兄妹就很少得到母爱。可现在不同了，母亲天天在家里编玉米皮小辫儿，我也因天冷不能出去玩了。这是不是上苍的有意安排。 　　开始时，母亲说不会讲故事，我信以为真。因为奶奶就不会讲故事，原来妈妈也不会，我感到很失望，又不知怎么办好了，噘着小嘴，不再说话，过了会儿，一抬头，忽然发现母亲正抿着嘴，看着我乐，大概母亲一直这样瞅着我：“想不到你生气的模样还挺好看呢？可就是长瞎了。”母亲轻轻叹口气说，这也是母亲那时常说的一句话。于是我马上意识到，母亲可能是在骗我，忙缠着母亲说：“妈，好妈妈，讲一个好吗？就讲一个，讲一个小的，没长短的，没没长短的，好妈妈，你讲，你讲嘛！”说实话我很少在母亲面前撒娇，主要是不敢，更不敢缠着母亲要求什么。母亲对于我们向来都很严肃，说什么是什么，打也真打，不象爸爸，从没有打过我们。而且母亲说话办事，说一不二。可那天我不知怎么啦　，而母亲又没有生气，而且脸上总是笑咪咪，最后被缠不过，才故意板起脸，瞪我一眼，嗔道：“死缠死缠，真拿你没办法。”母亲开始给我讲故事了，当然，母亲是一边编玉米皮小辫一边讲的。第一个故事讲得是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的故事，我一下被吸引住了，瞪大眼歪着头看着母亲讲，心想：“啊！妈妈真了不起，原来还会讲这么好听的故事呀，比谁讲得都好听呢？ 　　我从小就是个故事迷，曾不知听过多少，大都是鬼呀怪呀的。母亲讲得故事，我却是第一次听说，母亲讲的故事又与姥姥讲的故事大不一样，姥姥讲的大都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母亲讲的却都是爱情故事，象牛郎织女，许仙白娘子等，我忍不住问母亲：“妈，你讲的故事真好听，可你为什么还说不会讲呢？” 　　母亲叹了口气：“你妈哪有闲心和闲功夫讲什么故事，生活能真象故事就好了。”母亲说的对，生活不是故事，母亲没有功夫，更没有闲心讲故事，母亲浪漫不起来，母亲不能忘了我们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忘了生活的沉重和无奈。而母亲只讲了两天的故事，就再也不讲了，但我已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和从没有过的幸福。因为据我所知，母亲以前从没对我们讲过故事，以后也没有，我便成了我们兄妹五人中，唯一一个听过母亲讲故事的人，也可看出母亲对我的偏爱。母亲嘱咐我：“别把讲故事的事告诉弟弟妹妹还有哥哥。”这成了我和母亲之间的一个秘密。 　　编玉米皮小辫，先要把玉米皮撒上水，放进缸里用流黄薰白，再把玉米皮根部硬的一部分用剪子铰去，然后撕成一绺一绺韭菜叶宽将其编成细细的一根三股小辫。母亲因乍学手生，加上手指不够灵活，不仅编的慢，还有些玉米皮梢和刺儿露在外面，需要用剪子铰去。这些修铰的小事就由我来干。后来，我又提出替母亲先把玉米皮撕好，再由母亲编用。大概母亲看我实在闲得无事便同意了。可是，这方法显然又很不科学，不能随心所欲，需要多宽就撕多宽，而一旦撕多了，晾干了，就不好用了，所以，帮母亲撕玉米皮的营生没能行通。 　　一天，我又突发奇想：“妈，让我来给你编吧！”我只是好奇好玩，并没当成一件事去做，但没有想到，这竟又是我十几年编玉米皮小辫生涯的开始。 　　很快，我学会了，这对我来说，实在没什么难的，我曾经没事时到河边折些柳条回来，照着什么就能编出什么。但很快，我又后悔了，因为那时已到了春天，春天是关不住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充满诱惑的季节，我不能再呆在家里。这个冬天，其实我也没一直呆在家里，只是出去的时间没在家的时间长而已，而出去也只是玩。 　　那时候，我也已经习惯了人们的目光，习惯了独自一个人进进出出。人们对我也似乎见怪不怪了。不过，走在街上，我仍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左瞧右看，见到有外人或陌生人过来就站住不动，直到人走远，我才接着走我的路。 　　对于我的出去，母亲没有阻拦，但规定每天必须编出四至五米长的小辫才准出去，这定额其实不多，一块小辫共75尺（即25米），我最多时，记得一天能编两块半多，是定额的十几倍，当时，虽说才学不久，相信顶多半上午够了。可我仍是完不成任务，而且因编得粗的粗细的细，旱涝不均，没少赚母亲说，好在这样的日子不长，到春种，地里有了农活，编小辫的副业暂停了（母亲下地了），我也就自由了。 　　那时我毕竟是个玩孩子，每天围村子和河边转来转去，手里拿副弹弓自去打雀儿，但因力气不足，常只能是把雀儿射中打翻，而不能射下来，甚至连雀毛都打不下，这越发勾引起我的不服和兴趣，可最终仍是一事无成，没能打下一只雀儿。 　　后来，母亲买回几只小白鹅和几只黑色的兔子，我知道这是母亲特地为我买的，这样我就有了许多事情要做。每天一早，我就赶着小白鹅到村边地头放养。时间一久，那几只小白鹅也跟我混熟了，我一开门，它们就争先恐后地飞窜出去，到了中午，我一个“忽哨”，它们就伸长脖子“嘎嘎”叫着围到了我身边。那情景真使人得意。放鹅的同时，我还要弄些树叶和青草回来，家里养得几只黑色兔子想来也饿急了。白鹅黑兔倒也其乐融融，相得益彰，而这一切全是母亲赐与我的。 　　这个春天，也是辍学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生活。<br></h3> <h3>第五章 患难与共亲兄弟 　　我与弟弟虽然是一起长大的，但对于弟弟的童年，我没有留下特别的记忆，唯一也是最深的一点印象是：老实。老实的无论是玩，还是干什么事，往往让人想不起还有他这个人，因此，也就不知道弟弟都干了些什么。 　　我和弟弟从小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一点，从大人分别的评价中就可以很好的证实。我：懒；弟弟：勤快。我：漂亮；弟弟：丑。我：聪明；弟弟：笨。我：听话；弟弟：拗。 　　好处差不多全让我占了。可我又一直想不明白：我怎么又占了个“懒”字呢？而且这“懒”字还有许多罗嗦：从小就懒，懒得屁股生蛆，懒得不能再懒等等。我自认为我这个人不懒的，这不是冤枉我吗？但我又不能否认，在弟弟面前我确实算是懒的。特别是在以后的自学中，弟弟的勤奋、刻苦，我都甘拜下风。 　　漂亮和丑，却是相对而言的。聪明却包括了许多内容。笨，同样也包括各个方面，弟弟的笨，自己也承认，但弟弟是否是大智若愚的那种笨，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他确实是我们兄妹五人最笨的一个，尤其在手工方面，比如：无论做什么，我一看就会；弟弟却是教有时都教不会，更甭提别出心裁和玩出花样来了。这一点弟弟也是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笨鸟先飞”这句话弟弟特别欣赏，体会的也特深刻。至于听话，不言而喻，而弟弟的拗，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对了，有张我、哥哥、弟弟和大妹妹小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我八、九岁时照的，忘了为什么要照这张照片，只记得这照片曾在县照相馆里挂过一年多。小时候每逢去水沟头县城，都要特意跑到照相馆看看还在不在，那份得意和高兴无可言状。从照片上看，我那时无疑已发了病，我也不是多么漂亮，弟弟也一点不丑。弟弟身上还穿着一件花棉袄，这件花棉袄弟弟不知穿了几年，到上学了还穿，这时候毕竟又不是一个不懂事的顽童，怕被人笑话，母亲给在外面套了件褂子。可是有一天放学后，弟弟回到家就把花棉袄脱下来，说什么也不穿了。开始时，母亲哄弟弟：好孩子，先穿上，天太冷了，明天妈妈就给你做件新的。弟弟不依。母亲又吓唬：快穿上，再不穿，妈妈就揍你了。弟弟却宁愿挨揍也不穿。原因是：同学们不知怎么知道了他穿的是花棉袄，便纷纷掀开他套在外面的褂子，让同学们围看，还嘻嘻哈哈地取笑。 　　母亲真的打了弟弟，弟弟反而不分辩，只是哭。把母亲给他披上的花棉袄硬扯拉下来，死活不肯穿。弟弟从小身体就弱，有气管炎，一感冒就会引起来，大冷的天不穿棉袄怎么行！母亲被逼得没法，答应弟弟吃完晚饭就做新的，但暂时必须先把花棉袄穿上。无论母亲说什么，可弟弟始终不肯穿，仿佛跟这件穿了多年的花棉袄怀有深仇大恨似的，一刻都不能再容忍。 　　晚饭后，弟弟依旧围着被坐在炕上，不睡觉，也不言语，也许他是在向母亲示威，也许他是要看到母亲给他做了才放心。弟弟是什么时候睡觉的我们不知道，而母亲却真的想办法连夜给弟弟赶做了一件里外中三层新的棉袄。弟弟第二天早饭没等吃完，就高高兴兴一蹦一跳地去了学校。一出家门就大声地喊同在一个班里的邻居：“×××，上学去吧！”一前一后居住的有五个同弟弟是一个年级的，弟弟一个个把他们喊遍了。看着弟弟高兴的样子，穿得崭新的，软软暖暖又厚厚的棉袄，我还真有点嫉妒，我长那么大，都是穿由哥哥穿小的。 　　“花棉袄事件”不能不说是弟弟拗的表现，由些可看出，弟弟是多么地在乎别人的议论和嘲笑，而多少年后，在与朋友一起聊天说起童年的往事时，有一次弟弟把自己小时候，到上学了还穿花棉袄的事当成了笑话说，但却没提他因此而遭到同学的笑话和逼母亲连夜给他赶做一件新棉袄的事。 　　不显山不露水的弟弟，尽管也拾草剜菜，也跟小伙伴们玩耍，做游戏打闹等，但仅此而已，象摸鱼打鸟，偷瓜偷桃等事，显然就不会干，弟弟是那种本份又胆小的人，但他又不甘寂寞，常常会干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比如“花棉袄事件”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四字来形容，另外，记得我辍学的第二年春天，弟弟已上三年级，那时候学生也特别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学劳结合。劳：一般又都是拾粪，支援“农业学大寨”，这也是学生那时干得最多又最平常的事。我因此不知干过多少。可是，那年又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上学下学时都要拾粪，看吧！路上的每一个小学生身上背书包，肩上用铁锨撅着粪篓子，满街都是他们晃动的小身影，这是我们那个特殊年代又一道特殊又特别的风景。 　　人人拾粪，人人奉献。可是，“大割尾巴”的年代里，尾巴割光了，又哪来那么多的粪捡？只怕路上有条狗，都会有人围着。干吗？你说干吗？真是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抢屎，就怕连热乎的都抢不着。” 　　　在力争上游方面，弟弟不甘人后。老师的表扬，对一个学生比什么都重要，小小心眼里充满渴盼、向往。于是，弟弟每天都是天不亮就爬起来，厚厚地穿戴好，拿上预先准备好的捡粪工具──篓子、铁锨，悄悄开门走出去。“春冻骨头秋冻肉。”初春的一天清早，比冬天似乎还冷得杀实，天寒地冻，母亲自然不放心，可弟弟的犟脾气，阻止不了的。于是母亲只好亲自给弟弟多加衣服，既爱又恨又无可奈何地骂弟弟：“小傻瓜，早点回来。”又说：“学校也是，学习不好好学习，却整天拾粪，只有你这个傻瓜蛋才那么听老师的。”弟弟说：“老师没说这么早就去拾，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初春的早晨，在如霜的月光里，在一团氤氲的白雾中，弟弟一个小人儿，默默地撅着篓子，踽踽地走在长长的胡同里，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走在阒无一人的村边地头。那不时弯腰低头捡粪的情景，不住在我脑子里闪现。弟弟每次回来，都会大有收获，尽管小脸蛋冻得通红，手脚冻得冰凉，可弟弟满怀喜悦，兴致勃勃地说着他的辉煌业绩。那是怕比捡到什么宝贝还要兴奋。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受到老师表扬的情景，大概也同时出现在弟弟的眼前。 　　“早上拾粪原来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是第一个小孩，我明天还要起得更早，要不都就被老头们拾去了。”最后，弟弟这样说。 　　第二天，弟弟果然起得更早，而且这以后一天比一天起得早，傍天亮时，正是睡“回龙觉”的好时候，我不知弟弟怎么能不用人喊就能起来的，也许是听鸡叫吧！天快亮时，家家户户的鸡都争相鸣唱，声音此起彼伏，一声比一声高，而我那时睡得正香。我问过弟弟，弟弟不说，却十分得意地告诉我：“我把早晨早早起来拾粪的秘密悄悄告诉班里要好的同学，他们就说也要起来拾，可第二天又没有一个真的能起来的，他们不是睡过了头，就是懒在热被窝里不愿起来。”我说：“弟弟，你是好样的，要是我还念书，一定起来与你一起去拾。”我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不敢保证一定能做到，虽然夏天时与弟弟早早起来到河边拾过知了，秋天时早早起来拾过草，但春天，尤其是初春，只怕要冻煞，即便一两天，也不会象弟弟这样坚持下来，而对于弟弟，我是真心实意称赞，认为弟弟很是了不起，更为弟弟自豪。 　　弟弟还说：“有个老头儿也是拾粪的，每天都比我起得早，我走到那儿，就看到他撅着粪篮子走在前面，气死人，哼！明天我非起在头里不可！” 　　这是弟弟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起早的原因。没事竟跟老头犟上了，老头若知晓，不知该怎样想，是哭是乐？还是啼笑皆非？ 　　几次，弟弟又总惋惜地说：“老头又起到我前面了。” 　　终于有一天，弟弟凌晨三点多钟起了床，弟弟照旧摸黑拿上家什，悄悄开门走出去。满地的月光，满地的银白，到处犹堆银砌玉般，缥缈绮丽。弟弟在这如诗如画中走着，悄悄朝前移动着，他几乎忘了拾粪，忘了寒冷，一路上，弟弟似乎被迷住了，不住东张西望，左看右瞅…… 　　老头来了，老头是走在弟弟的后面，看到弟弟，老头“咦”了一声，显然老头万万没想到这个世上还会有比自己起得更早的人，而这个人竟然又是一个孩子，并且这个孩子竟然也是起来拾粪的…… 　　弟弟回来跟全家人说起这一经过时眉飞色舞：“我终于起到老头前面了，起到老头前面了！”弟弟一个劲地说。那天早上，他拾的粪比任何一天都多。弟弟为此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一切：老师的表扬，一只光板乒乓球拍和两个笔记本。这是那时很令人羡慕又求之不得的，尤其是乒乓球拍，全学校没有几个有的，打乒乓球时都是用木板代替。弟弟视为一生的荣耀。后来他还为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支光板乒乓球拍》在1995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纵横》节目中播出。 　　那时候弟弟学习上在班级中只是中游偏上水平，不能说好，但弟弟在“批林批孔”时写的作文，又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级里念过，并用毛笔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教室的墙上，这就是弟弟，总是能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然而对于辍学，弟弟又看得尤其严重，感到特别的不幸。这是除了母亲去世，弟弟一生中又一件最痛苦的事。但弟弟却又是自动辍学的。当时，班主任把弟弟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六年级就要迁到离村五里远的义疃店联中去了，让弟弟回家与父母商量一下怎么办，其实，那意思很明显了，弟弟不傻。弟弟如果非要去念，老师当然不会不让去。弟弟回来后没有同父母商量，只跟我说了以后不上学不念书了。 　　我当时非常吃惊，问：“为什么？”说这话时，弟弟的眼泪已掉了下来，在我印象中，弟弟是很少掉泪的，但这时却哭了，哽咽地说明原因。我听了一时不知所措，看着弟弟那份难过痛苦的样子，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那时候我病情严重得已辍学几年，连街门口都难已走到了，饱尝生活的磨难，深感命运对我们的残酷和不公。而同我们患一样病的妹妹又比弟弟还要早一年辍学，妹妹不知什么原因，病得比当时的我和弟弟更严重，三年小学都没念完，就不能去了。而弟弟的身体状况，若初中能一直在村子里，无疑弟弟会继续念下去可惜天不从人愿。 　　于是我狠狠地想：没事找事怎么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其实弟弟那个班级是村里唯一一个在村里学校念的六年级，名其曰：试点。结果试了仅半年，因师资和各方面的条件欠缺，只得结束）。搬，为什么偏偏又是去义疃店？要是还像我那阵在水沟头就好了，我想到去水沟头弟弟是不太成问题的，不但自己可以去，而且那时哥哥正在水沟头的木器厂上班，为帮助母亲照顾家庭，爸爸此时刚好调到县蔬菜公司工作，公司恰好在水沟头联中旁边，你说多么巧？无论哥哥还是爸爸都可以早上上班时把弟弟直接送到学校里，晚上下班时再接回来，多么好的事呀！可惜不管用了，这不能不说是弟弟的不幸、弟弟的悲哀。<br></h3> <h3>　　我上联中的几个月，路上就经常碰上正在水沟头上班的我们这个家族的叔叔们以及其他的人，他们都会主动地把我用自行车驮到学校前，所以我现在马上想到了这层，而按我的性格，尤其是对自己尊敬的长辈，他们不主动提出来，无论如何我都不好意思先提出让他们捎上我的。哥哥和爸爸显然不用不好意思。那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个叫李申秋的三十多岁的人，按辈份我当叫他大哥，我永远忘不了他。永远记得他用拉粪的地排车拉过我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阴雨天，路上十分泥泞难走。放学后，同学们都飞也似的走远了。我最怕这样的天，更怕滑倒，我知道滑倒是很难再爬起来的，可又不能不起来，另外更担心别人看到嘲笑，这样的心情可想而知。每每都是小心又小心，常常忍不住想哭，心想明天不上学了，等好了路不滑了再去，可第二天这想法又抛上了九霄云外，好在我运气好，似乎从未滑倒过。那天，我正捡路边长草不太滑的地方战战兢兢地走，李申秋大哥从后面拉着一地排车大粪走了过来，每天他都要去水沟头往村里拉大粪。我停下来，想等他过去后再走，到我跟前他竟也停下来，说：“看你走路费事的样子，我拉你一段路吧！”我一下红了脸，说实话那时特别想有谁能帮我一把，可是他的车我却不能坐，我为难地看着他，他象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是怕臭吧？”我脸更红了，其实别说粪是装在木桶里，即便露在外面，真的臭不可闻，只要我能平安地回到家，我都不会拒绝的，问题是他人拉车本就费力，再加上我，我真不好意思。有他头句话我已经想掉泪了，再听他这样说，我自然不能拒绝，坐在车上，看他在前面吃力地拉着车，艰难地一步一步慢慢（比我快多了）走着，我心里既感激又惭愧……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竟然无能地叫一个人用装满粪的地排车拉着，唉！而这以后每碰上他，他又总是不肯放过让我坐上去…… 　　“受人点滴恩，当以涌泉报。”我暗自发誓，凡帮助过我的人，，我一定要报答。可是，事至今日，又有那么多好心人全力以赴地帮助过我，我又报答过谁呢？ 　　“二哥，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弟弟催问我。我不禁愣了愣，没想到我一下会想起那么多，我看着还在抽搐的弟弟。 　　“还能怎么办？又能怎么办？不念就不念吧！不念又不会死人，别那么没出息。”我说，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些火，突然想骂人。当时我已十八岁，也是大人了，从我身上不是已很好的证明，即便念，又能念出什么结果，还不是眼巴巴地看着病情越来越重，眼巴巴地看着就要病瘫了，而谁也无能为力。 　　弟弟去了院子，说是去茅房（厕所）。这一去竟是半天，我正担心会不会出事，弟弟回来了。我一看心里一颤，赶紧把目光移开，但已看清弟弟两眼红肿，显然是躲进茅房里偷哭了一场，我异样凄然，小心地问：“你没事吧？” 　　弟弟说：“我没事了，我只是有点恨，越想越恨，早知道有这么一天，还不如开始就不念书了。” 　　我说：“早知道不出生不是更好。”随后又道，“算了，啥也别想了。”弟弟怔了怔：“可我还是恨。”弟弟强调说。但弟弟恨什么，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问，不过我却可以理解弟弟。那时候正是1979年，高考刚刚恢复，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希望，还有所有的欲望都刚刚煽动起来，燃烧起来。可是，弟弟偏偏在这个时候辍学了，犹如一棵刚经受了严寒的小树，在春风细雨的沐浴滋润下，正待茁壮成长，却突遭一阵狂风吹折，该是多么悲惨，多么不幸，又多么无奈啊！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原本就不牢固的天空，一下子倾斜了，我感到学校就像一艘大船，我与伙伴们一起登了上去，大家都在继续远航，去领略大千世界的风光美丽，我却被中途抛了下来，又回到原地，这不就被生活无情地抛弃了吗？今后还有什么希望呢？巨大的悲哀，从心底涌起，眼泪再也忍不住，一个人偷偷哭了半天……”弟弟对他的辍学，于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弟弟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辍学时的情景：“那时，我觉得我完了，书都不能念，还能干什么呢？从此我不敢再出门，我怕被人们看到我的不幸，更怕看到人们瞅我时的那种怪异和嘲笑的目光，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孤寂地坐在窗前，孤寂地看着窗外的一方蓝天，眼前没有友谊，没有欢乐，也没有笑声，有的只是不尽的苦闷、悲愁和无聊，可是，我还是不想出去……” 　　是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弟弟，街上没有自己可走的路，尽管到处是路，却容不下一个残疾人，于是弟弟唯有把自己关在家里，与我一起，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长达二十余年的陋室生活。<br></h3> <h3>第六章 众里寻她千百度 　　虽然每一年都不停地进行治疗，像各种中草药，像针刺、针灸，像用辣椒水洗，用牛棒骨水蒸等等，还有各种偏方。但自打去北京看病以后，我就再没有到外地查看过，弟弟妹妹也没有。不过只要听说哪儿有能治疑难怪病的，父亲又都会想尽办法联系。记得有一年夏天，父亲去外地出差时，在火车上见到过别人散发的小贴子，上面介绍的就是能治各种疑难怪症，其中有种就类似我的病状，他高兴坏了。见是河北某地，年头太久，具体是河北何地已记不清了。父亲经过联系，邮购了一些药品，一种在塑料袋里装的类似现在感冒胶囊样式的东西，一天一次，一次十粒，用温黄酒吞服。共邮购了两次，吃了一个月，再邮时被邮局将钱退回，说已查封，原因是骗人的──我是后来从母亲嘴里知道的，当时药吃完了，见父亲好久没再邮购药来，还认为不给治了呢？生了好大的气，问母亲，母亲似不太情愿地把原因告诉了我。因此我便起了疑心，母亲看出来，找出被邮局退回的汇款单给我看，我才终于无可奈何地信了。而除了无可奈何，更多的是一阵失望和难过攫住了心；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使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办才好。对卖假药的人一时忘了去恨……后来，我又常想，爸妈上了这么大的当，当时为什么没把原因告诉我呢？是怕我当时知道后更伤心、更难过、更失望呀！ 　　后来，又受过一次江湖医生的骗，而且是在自己家里，当着我的面。那是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好在被骗的钱不多，只有十几块，这一次，我却没有恨，只是感到好笑，怎么会当面被人骗了呢？当时明明说好治不好不要钱的嘛！ 　　在周围、在附近、凡听说哪儿有治腿病好一点儿的医生，无论如何是要去看的。而我们兄妹三人虽说患的病一样，但治时，往往却只给我一人治，一齐治不起。我大，病又重，于是便成了“试验品”和重点治疗对象。真的，弟弟妹妹为病简直就没打过一次针，吃过一剂草药，像一些花钱少而受罪的偏方，比如：用辣椒水洗，吃生猪肉（猪大腿上的精肉，用刀剁碎拌上白糖生吃。据说，腿不长肌肉，便用猪大腿上的肉来补。幸好那时只知腿不长肉，要是知道了我浑身不长肉，我岂不是要吃个整猪）等偏方，他们又不想治，总说：“先给二哥治吧！二哥治强（有效）了，我们再治。” 　　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当义不容辞。自然，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有弊就有利，因病是缺乏营养，更没少吃一些有大补的补品和好东西。而有些偏方，我也不知父母都是怎么打探来的，确实偏的可以。 　　看医生，名医专家看过，乡野村医看过，江湖郎中看过，骡马大夫看过，巫医神汉也看过。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个据说会看天象，会看地理，又会看病的，说不上该称呼什么的人，是母亲领我去的。在东南面的一个村庄，离村五里多路，那是1973年,盛夏之时，那也是我辍学后唯一一次走那么远的路。到时，医生（既然是去瞧病，还是称医生吧！）不在家，下地去了，待使人找回来我一看，顿时一阵失望，被说得那么神秘的一个人，却原来是一个年近六十，穿件粗布灰褂子满脸皱纹的老人，只见这老人赤着脚板，绾着裤腿，粗灰布褂子长遮至腿，又肥又大，确实与众不同，并且还是个女的，是一个老妇人，但细看又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她虽然人老穿着也不起眼，但个──高大，腿──粗壮，腰──挺直，眼──炯炯有神，脸色──神彩飞扬，走路──大步流星，真的与众不同，更不是一般岁数的女人能比。 　　母亲与之寒暄，问中午（我与母亲是早早吃了午饭去的，当时顶多有一点多钟）怎么也不休息，大热天还下地？她笑笑，招呼我们进屋。她住的房子还是草披的，又矮又旧，屋内极暗，但整洁干净。她坐在炕沿上，母亲坐在杌子上，惊讶不已。接着，她看我手相、面相，给我把脉，我心内虽然有种神秘感，但还是满怀希望。可是，从她的问话中，我又立刻知道，这一次仍是白跑…… 　　回来路上，我因走得慢，母亲不住要等我，便硬要母亲先走。“你能走回去？”临走母亲不放心地问我，我说：“能，能走来就能走回去。” 　　母亲这才走了，这下我也惨了。去时还没感到太累，回来竟走了不足一半路就累草鸡了，于是只好走走停停，可越停又越没劲走，于是又一心想坐下好好歇息歇息，这念头一产生就越发走不动了。可是，我又不敢坐，我怕坐下后再也爬不起来，周遭望望，茫茫田野没有一个人…… 　　小麦刚收不久，高杆作物还不多，遍地玉米只有膝盖高矮，七月流火，玉米片片短剑般长叶，被烈日晒得无精打采，蔫蔫地垂着头。没有风，没有树，一个一晃一摇的小人儿，在野草葳蕤的田间小路上，在如火的骄阳下，走几步，站一会儿，走几步，站一会儿，又走几步，又站一会儿，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走一百步，一定要走一百步再歇。”我咬紧牙，嘱咐自己。“一步，两步，三步……”我数着。从开始的一百步，慢慢减到五十步，又减到二十步……路终于越剩越短，时间不知过去了多少，在离村约半里的地方，我终于不管不顾扶一棵一把多粗的树慢慢坐了下去，这一歇足足有一个多钟头，前面也就是紧挨村边的那条潴河了，我必须歇足了力气，一口气走过去。 到了河边，我没有从桥上过，而是下到水里，扶着桥面，慢慢涉水过河，河水很浅，深仅及膝，清澈见底，但河面又极宽，有十七、八米呢，而桥则是那时农村中常见的那种简易的木头凳做桥墩的石桥，石板是石碑一节连一节横跨河面，有个谜语：天有天眼，地有地眼，河有腰带，水有骨头。这河有腰带指的就是河上面的桥，非常贴切。我不敢冒险，一是担心从“腰带”对面过来人或推东西的（这时，只有站在其中一个桥墩上让一让，勉强过去，我却唯有退回去）。二是腿微微有些打颤，怕一个走不稳，栽到河里，这样就遭了，而从水里走，虽说出于不得一，也担心栽倒，但有桥做扶手则保险多了。 　　过了河，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大斜坡，在村头一块大石头上，我又坐下歇了半天。我不该坐下歇息的，也许第一次就不该，第二次就更不该，为此，我竟差一点没能回到家，也可以说就没回到家，可是，不歇息显然我不可能过来河。 　　真的是一步不想走了。越歇息越感到乏，感到浑身没劲，要是我那时接着走，一鼓作气，我这时说不定也早到家了。我坐在哪儿胡思乱想，但我又十分清楚眼前处境，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走回去，而且我也相信，我一定能走回去。 　　可是，再走时，第一次歇息后就变得不太得劲（紧且硬）的右脚后跟，越发不得劲起来，而且一走一抻就痛，越走越抻越疼，也许是被河水泡了，又被凉石头冰的缘故吧！痛得钻心，还直想摔跤，简直一步都不敢走了。然而，看见街道上不断来往的行人，我又没想到让谁帮忙，更没想到让谁捎个口信给母亲（我知道即便捎也没用，母亲肯定不在家），让用车把我推回去。即便当时想到了，我倔强、内向的性格也不允许我这样做。看吧！我皱着眉，咬着牙，走一步歇一步，小心又小心，好在这时已进了村子，到处是墙，我便扶着墙，一步一蹭，一蹭一挪，终于慢慢过了长街，走进胡同，挪回到了奶奶的住处──离家还有一百多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走了。此时，天也快黑了，而从村头到奶奶家，也仅二、三百米，进村时太阳还有几杆子高。 　　我在奶奶家中住了两天，第三天傍晚才有人扶着我，慢慢走回去。我的脚后根一直疼了十几天，虽然奶奶用开水为我洗了几次，丝毫不止疼痛。 　　多少年为治病，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而这次又是我吃得最多的一次，并且病明显加重了不少，这之后我就很少再到村里其它地方玩了。每天除了在家周围──当时我们家住在村后，出门往北走过两排房屋就是村外。往南走一排房屋就是村东西大街，再往南就是到奶奶家和村前的学校以及校前的潴河了。那时候我也说不清为什么特别喜欢到学校和河边去，几天不去，就象有什么心思，而在学校转一圈后，又直接去河边，也没有什么事情，只是看一看就回来，但有时却又会在河边、抑或是大堤上一坐，一般我很少坐，起来时太费劲，要坐就总找容易起的地方，比如说大树边。一坐就是半天，呆呆地看着远处──河对面辽阔的田野，看着眼前静静流淌的河水，水底的蓝天、白云、红日，此一刻也不知都想了些什么。 　　那些年，每治一次病就增加一次失望，以致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早变麻木了，不敢再有任何幻想，而为了弄清自己到底是患的什么病，我想办法好不容易找来两本医书，每本都有砖头厚，我决心好好研究研究……为了活得充实，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努力想在生活中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那时，每天我虽然都在编玉米皮小辫，不是绝对的没事做，但我又感到我不应该，也有能力干一些其它的事情，抑或说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总编玉米皮小辫早烦了。好在父母一直心疼我，往往在我想多干会的时候，母亲总是说：“歇会吧！出去晒晒太阳。”是的，母亲从不让我多干，从不多管我，总是让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给我绝对的自由，因此我也能在哪些年中，交那么多的朋友和做出那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比如玩枪、领孩子打架、在路上挖陷井、埋地雷（忘了怎么弄来一个空手雷，系上细线，埋在路上，看到有人过来，便拉线，大喊炸鬼子，炸鬼子！）令一个我叫三奶奶的常骂我们是“土匪”，其实，我自己不能干，只是指挥他们干，我这个幕后策划者，很少有人知晓的。至于在生活中到底干什么好，我根本不知道，我只是即被动又主动地去做。能走出去，我尽量走出去。愿意与我玩的不仅仅有同学，还有小我七、八岁的，我除了领他们玩耍作祸外，还给他们讲故事。有大我五、六岁的，我们则一起谈生活、谈理想，还有玩枪和借书看等。 　　说起玩枪，这里罗嗦几句，枪是自制的那种打火药的土枪，可大可小，我曾做过几支，其实土手枪做起来很简单，只要有厚木板、铁管、加上镗针、皮子（带动镗针用，最好是大车内胎，更好是能用弹簧），就可以制成，只是材料不容易找到，我最得意的是做过一支枪筒有墨水瓶口粗，一尺多长的半大枪，足可打兔子用了，曾被朋友一度借去两个多月，天天晚上拿出去打黄鼠狼。有一年冬天，我装好药（其实天天都装着药，院子里常落几只麻雀，我随时可以拿起来，轻轻推开窗，伸出枪，扣动扳机，“轰”一声再看雀毛都没打下来），藏在被窝里，结果没注意被弟弟的一个同学（当时是星期天）找出来，跪在炕上，对准窗（幸好是对准窗）描准，又扣动扳机，嘴里喊着：“叭……”“轰”的一声响，一页玻璃顿时被打得粉碎，可见其威力，再看放枪的人，猛一下跌坐在炕上，脸色吓得煞白……<br></h3> <h3>　　那时，我还自制过火药，用一硝二黄三木炭；自制过黄药，用硝酸钠（硝酸钾？硝酸铵？记不清了）和雄黄，都是同学和朋友帮忙找的。他们戏称我是“地下兵工厂”而用这些东西，我还卷过鞭，卷过提溜锦（也叫提拉锦，元宵节晚用手提放的一种焰火）等。 　　孤独的日子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寂寞的生活亦有了欢乐，而这乐趣、这欢乐、是与自己的心灵手巧和有一定的吸引力分不开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同学和比我大、比我小的人多年来（直到1981年我们有新房子又搬回原来的老房子里住，才中断了）一直来找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人玩。 　　无论什么事，只要力所能及的，我都相信我能做好，也一直不停地去做，我因此才不会寂寞，不会被人看不起──其实是没有这种自卑心理，相信自己，这是生活教给我的第一课，也是最难完成的一课。 　　到1975年，我连奶奶家都很少去了，1976年又只能在家门口和前面的大街上出现，无论春夏秋（冬天冷，很少出去），人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不是坐在大街北面小菜园的矮泥墙上，就是坐在靠墙根堆放的石头或木头上（有时也会围几个孩子，并有几个上年纪的老人站在那儿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儿女不孝，婆媳吵架等，无所不谈，为以后的写作，集累了不少好素材，我为此还专门写了一个长篇小说，题目是《乡村小院》），形影相吊，寂寞无聊，这就是我。我觉得一个人呆在家里，还不如坐在大街上晒晒太阳，吹吹风，看着形形色色的行人，聊以自慰。而有几次，因太阳过毒，竟差一点中了暑，站起来后，一阵头晕目眩，还隐隐地想呕吐…… 　　在这期间，一个叫李明修的人，重又走进我的生活空间──我们住在同一条胡同，他比我大两岁与哥哥同岁，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耍，后来我患病，他读书，毕来后又参加生产队劳动，才逐渐来往少了。当时，李明修又正在县五金厂上班，因一个手指头不小心被车床削去了多半个指头肚，正在家里养伤，我们才又有时间凑到一起，并谈起小时候的一些有趣的事，再看看现在，伙伴们一个个都开学的开学，当兵的当兵，上班的上班，很难凑到一起，感慨万千。我那是第一次与玩伴回忆过去的经历，追昔抚今，引起无限忧伤。是呀！小伙伴们都有出息了，唯有我不但所有希望和理想都成肥皂泡破碎了，而且眼看着病得就要连门都出不去了，从此只能成为一个废人，一个被生活淘汰，被病魔吞噬者。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是我愿意生病，愿意这样吗？我感到老天爷对我实在不公平。感到了人生的残酷。可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命运，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我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开始重新思考、重新审视自己，面对生活，我仿佛看到了遭受囿禁自戕的那一天，我必须在将近绝处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为今后能有力量去经受更严峻更惨淡的人生，打下牢固坚实的基础。 　　是的，一个人不能总是不顾不管稀里糊涂的生活下去，更不能“猴在树上，人在世上”，只要有个事做就行，就心安理得不思进取，人必须有个追求目标，这目标就是理想，就是方向盘，有理想，有方向盘，人活着才能有劲头，有朝气，而一个人倘若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即是对自己不负责，更是对今后的人生不负责。 　　──是李明修使我再一次意识到这一点，以前虽然也明白，也同朋友谈起过，但却没有一次象这次这样深深触动了我，使我有了紧迫感和使命感，可是象我这样“不死不活”的情况，要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又谈何容易！ 　　我变得迷茫起来，悲哀起来，茫茫宇宙，广袤大地，芸芸众生，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没有人能回答。稀里糊涂的日子还得过，我更不能没有风雨，没有阳光，没有朋友，我不能失去，我要在尚没完全丧失走动能力之前，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尤其是阳光，这温暖的、亮丽的、金属般灿烂的阳光，沐浴其中，心里就感到踏实和安全，心胸就无比辽阔而想要飞翔。这一点，我特别感谢比我小几岁的几个伙伴，他们既是我的玩伴，又是弟弟的同学李明友等。都住在一个胡同，帮了我不少忙，没事时常把我背出来，玩两、三个钟头之后，又把我背回去。那是在放麦假和秋假（那时候农村没有暑假，放假只是为了帮着麦收和秋收，弟弟不能下地，老师就安排和另一些强壮的学生看山和把守路口，他们便偷偷跑来找我玩耍。弟弟为能有这么一个差事，特别自豪，也总是尽职尽责，天黑了，有时还不回来……）的时候，或者是在星期天里。 　　一天，我到李明修家玩儿，我已经有六、七年没去他家了，我只是想去看看，一种怀旧心理，可是这一去竟使我发现了一个对我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意外收获。李明修兄弟五人，三个哥哥结婚另过了，四哥去了东北，因此他眼下正一个人住着一间屋子。独立王国，逍遥自在。我去时，他刚刚起床（听我去了，才匆忙起来的），被褥还堆在炕上没叠呢！都上午八、九点了，他的父母也出去了。我笑着刚要说什么，忽然被他的房间吸引住了。只见墙上红红绿绿贴着几张花鸟画儿，还有用钢笔、铅笔画的小猫、小狗、小兔、鸡、鸭、鹅和各种鸟雀等，跑的跑，跳的跳，飞的飞，千姿百态，维妙维肖。我十分惊奇：“你画的？”我问道。 　　他正洗罢脸，一边用毛巾擦拭，一边笑咪咪歪头看着我，十分得意：“要不要教你画呀？”我一怔，马上说好，他仍笑咪咪看着我：“你真想学呀？” 　　我说：“骗你是小狗。”他见我当真了连忙又摆头又摆手说：“不行，不行，我是说着玩的，我从没学过，怎么教你？”我为难了，据我所知他真的从没学过，而且那时也从没有听说哪儿有教画画的，而他会画，显然是喜欢加手巧。我相信我的手也巧，而且也喜欢画，以前没少画过，象蜡笔、水彩也都有，只是没有他画的好。于是我想了想，说：“给我画几张总可以吧？”他答应了。 　　几天后，我找一个朋友到水沟头买回了两张白纸（八分钱），两支毛笔（两角两分），一盒六色水彩（三角六分），原来的水彩不行了。那知，李明修先是照我家座钟上松鹤图画了一张，而后又画了幅窗瓶，一面窗瓶里插的牡丹，另一面插的是菊花，两个窗瓶上又各画了一支梅花。他走后，我照着每张各画了一张，要说照葫芦画不出瓢，照瓢画瓢可就难不倒我了。而这之后，我开始一心一意画起来。我小时候去舅舅家时（因病已有几年没去舅舅家了），曾看到过用油彩画的云儿，我知道舅舅会画，在舅舅来时，我便让他教给我。舅舅欣然应允，教给我怎样用笔，怎样着色，怎样临摹，又教给我怎样画牡丹、画菊花、画荷花、画梅花、画柳树等等，并在一个本子上画了几幅样子，我喜坏了。李明修看后也羡慕不已：“这才叫画，我的那是画了些什么！”他说。让我把舅舅教给我的再教给他。我们一起研究、琢磨，只是那时找张样子不易，凡是能找到的，觉得好看的，都要画下来…… 　　这时候，我已不仅仅是喜欢了，而是当成一种追求，一种事业去干。我写信让在北京的二爹给我买几本照着画画的书，很快，二爹就给我寄来《人物素描》和《动物图案》两本。如获至宝，李明修又把自己用的调颜色的瓷碟送给我。我这一画，没想到就是几年，画得也真象那么回事。我尤喜画老虎、鹤、松和梅花等。贴满我和弟弟住的那间房子，并送给朋友不少，直到后来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才放下了。<br></h3> <h3>第七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 　　说到踏上文学之路，却是很偶然的。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一个朋友来看我，问我闲来做些什么，我拿出我的画给他看，他低头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们兄弟俩可以写作嘛！” 　　“写作？当作家？”我和弟弟都很惊讶，说实话，我们还从没这么想过，总认为写作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别忘了我们只有小学的水平，怎么会堂而皇之的想当作家呢？　　“怎么不行，万事得敢想。作家作家，首先得能坐在家里。想世人有几个能如你们一般坐在家里的。”朋友也许只是随便一说，又或许他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抑或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不管怎样我留了心，弟弟也留了心。 　　于是写作这码事开始成为我与弟弟私下谈论的话题。是呀！只要有一支笔，一沓纸，工作就可以开始了，我们总不能病得连握笔的力气也没有了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干吧！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了坐炕生活，要想下炕出去，真成了昨天的故事，弟弟倒是能手扶着东西下去炕，并能替母亲做饭。一天之中，我们除了画画、做饭，主要工作就是在炕上编玉米皮小辫了。 　　其时，适逢我觉出了画画的艰难，这家伙要是让我照着实物，或者图画临摹起来，倒是不难，可是若要凭空去画个东西，特别是不常画的，就越发下不了笔，舅舅显然也不是能挥洒自如的。看来胸有成竹我是没有的，恐怕连个竹子叶也没有。幸好我这个人很能知难而退。既然画画这个营生真的是不好玩了，我不妨让它且听下回分解。 　　想来想去，写作真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或者说真是适合我们这些坐在家里的人。想到得意处，我会忍不住笑出来。 　　弟弟问：“你笑什么？” 　　“我笑写作真是很好。”当时我嘴角肯定还挂着笑意。 　　“可是，我们写什么？”弟弟显然比我想得要远。 　　我随口应道：“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想到吃饭拉屎，就写吃饭拉屎？”弟弟的问话使我愣住了。真的，写什么？总不能满天刷糨吧！这个问题难了我们很久。 　　有一天我边编小辫边胡思乱想，突然我说：“写作就是编故事，好比编小辫，编来编去，编来编去嘛！” 　　“那天你说想到吃饭拉屎，就写吃饭拉屎，难道吃饭拉屎还有什么故事可编吗？”弟弟放下手中的小辫问。 　　“怎么没有，我就来编个吃饭的故事？”我说。 弟弟嘟囔：“拉屎的故事我可编不出。” 　　1979年的六月初一，我们开始了写作，虽然不明白写什么；更加不明白怎么写，却真的开始满天刷糨了。 　　一般情况是，母亲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将早已藏好的笔和纸拿出来，将玉米皮小辫丢在一边，开始编故事了，断断续续我还真写了几十页纸。 　　弟弟忽然探过头，说：“喂，老兄，吃饭的故事编的怎么样了？” 　　我急忙极力捂住纸，说：“早着呢？解你的手去！” 　　“解手？”弟弟一愣。 　　“拉屎的故事由你写，拉屎，解手也，难道你不知道？” 　　弟弟过了一会儿才晓过来，说：“二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喂，别烦我，我正写得热闹呢？”我很不耐烦。 　　弟弟拉了拉我的手：“你听我说完。”弟弟指了指我手边那本1970年版的小本新华字典，说：“这玩艺儿，对我们帮助很大，还有一样东西对我们帮助会更大？” 　　“什么？”我冲口而问。 　　“收音机。” 　　我蓦地惊醒，我曾经学过修理收音机，家里也曾有过一个破烂收音机，我还曾一度使它拍手即响呢？于是弟弟帮我找箱觅柜，终于将那个曾经吱哇乱叫的收音机找了出来，还找了几节电池，我开始了使这个家伙恢复说话的功能的尝试。后来它真的响了，可惜过了没有几天，它就寿终正寝了。任凭你呼喊拍打，它始终保持沉默，我终于黔驴技穷，长叹一声，继续回身边辫小辫，边编我那吃饭的故事。 　　母亲是最早发现我们写作的人。 　　“小荣国，小荣平，你们两个偷偷摸摸干什么？”当我们听到母亲这句话时，想要掩笔藏纸已经来不及了。母亲看了看我跟弟弟写的东西，没有说话，转身去做饭，这时我们才发现早已到了该做饭的时候了。 　　母亲再没问我们写些什么，后来我告诉了她我们想要写作，她还是没说什么，于是，我们写东西不再背着母亲。 　　　一个星期天，父亲回来了，他将他那块半新的收音机递给了我们，弟弟兴奋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我知道如果他能够跳起来，肯定不会放过跳跃的表演。我更知道父亲的这块收音机迟早会送给我们的，因为我曾看见母亲将那块我无法修复的收音机收拾起来那一刹的表情，我知道会有这样一个星期天。 　　父亲的这块收音机成了我们踏上文学之路最初的老师。中央台的《阅读与欣赏》、《文学节目》、《新闻报摘》、《小说连播》节目更是我们最爱听的节目，从不放过每一次收听的机会，这个老师使我们了解了社会，明白了世界，多少创作灵感由此而生已无法记清。更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这块收音机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老师的帮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其功不可没也。 　　第二年正月，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老师的全力帮助，这人就是我们的舅舅，他是我们的引路人，有了他，我们明白了许多文学最基础的知识，诸如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歌等等。 　　舅舅在十里八乡以文著称，十几年前他创作的吕剧《全家红》唱遍了乡里乡外，最终参加全县文艺汇演，成就不凡。最近又写了许多秧歌剧等等也是颇不一般。他也曾当过教师，写作这码事对他来说却就不是略知一二了，不敢说窥其全奥，却总敢说已逾门径。 　　“好！写作好！”舅舅从母亲那儿知道了我和弟弟写作的情况，首先支持，“司马迁残而成《史记》，左丘明盲而成《左传》，这是两位古人，外国人也有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说到学历，高尔基也没有什么学问，最终却成为苏联文学巨匠，中国的沈从文学历平平，谁会想到后来他会到名牌大学中去讲文学创作……” 　　许多许多自学成才的故事，我们瞪大双眼，像听天书一样，从舅舅哪儿听了来，舅舅真不简单知道这么多！ 　　舅舅的一番话，使我们信心倍增。从此后我们也因舅舅之故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是相当初一支笔、一沓纸就能文学起来那般幼稚了，而是忽然间觉得文学这东西看似简单实则更难。虽然难，我却不能放手，因为当初我那吃饭的故事一编未完，二编还是未完，直到三年后，这个故事才算完成了第一部分。我预计还要再写两部，终于因弟弟吃惊的面孔，和自己懒散的心情搁下了。因为这第一部分就有四十多万字。“这顿饭可吃得够长的。”弟弟这样怨。三年来，他始终没能编出个故事，只是遵照舅舅的嘱咐今天写写风景，明天写写心情，左不过八百多字，右也难超过三千字。我想他的数量上比我多得多，我只这一篇还未完待续呢？ 　　搁笔后，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个故事托人捎给了舅舅。谁知刚捎出的第二天一早，街门一响，舅舅竟骑着小驴踏着晨光来了，他来不及将小毛驴拴好，那小驴鞭儿被他扔在了挂衣服的绳子上，摇晃着不停，他就一步踏进我与弟弟的房间，将我写的那个故事一下甩在我腿边的炕桌上，那厚厚的一撂参差不齐的纸“哗”的一声，吓了我一跳。他这么快就拿了回来，难道我写错了什么，他肯定是看了没有几页，就发现了问题所以赶着来和我说。只见舅舅揉了揉眼，冲口而出：“好！太好了！”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你这样一个躺下起不来，起来躺不下的小子竟然能写出这样一个故事，太好了！”我更加惶恐，不知他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我忐忑不安地问：“舅舅，你看到了哪儿？”舅舅的大手一挥，说：“我全看完了，昨天一下午，一宿，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你小子把我吸引住了。”虽然舅舅整大我二十岁，但他和我谈起话来总像朋友一样。此刻，他一脸兴奋的神情：“真想不到你小子有这么大本事。”我暗道：“我也想不到你会这么快全读完了。我花了三年的功夫，你只用了不足二十个小时就全解决了，唉！本事了得啊！了得！”我非常兴奋，浑身忽然有了许多的劲，我甚至怀疑此刻我能够站起来。后来与舅舅一深谈，我才慢慢知道，我写的那故事并不是真的很好，只是我一个小学水平的人，写出了这么个故事，使他惊奇，他之所以表现的那么强烈，完全是出自一颗鼓励我的心。我写的故事也许真的吸引人，但绝对有很大的成份那是因为是我写的故事才吸引了他。这个我写的故事，我写的吃饭的故事，舅舅替我命名《潴河风云》，几经修改后，我投到了出版社，翘首企盼了整两年，它终于又退到了我的手中，想来读者们也许无缘读到它了，除非有朝一日我心血来潮将它整理到可以出版的地步，又或者我死之后，某一个朋友偶尔记起了我，翻看我的遗物禁不住为之动容，慨然晓之于天下，想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的。 　　写长篇小说很累，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有操笔之力的人。于是我改写短篇练笔，这是采纳舅舅的建议，弟弟笑我怎么也甘心小打小闹了，我只是笑了笑。可惜的是小打小闹的作品也始终未能发表。这时间家里可以写字的纸不多了，我们的字越写越小，母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她很快为我们买来了纸，还四处告要可以写字的纸。1983年秋，母亲省吃俭用为我们兄弟订了《烟台日报》。又听收音机又看报，我们兄弟简直成了坐在家里的机关干部。次年，母亲再度为我们订了《中国青年报》，这一年的秋天，我们与《中国青年报》“青年信箱”栏目107号服务员邢颖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她的许多帮助。后来得知，她也是位残疾人，我们兄弟二人写作的干劲更足了。可是多次投稿均告失败，石沉大海有之，退稿也频频有之。每次我看到父亲或者是哥哥、小妹为我们寄出稿子时，我的心都禁不住颤抖不已，而每次从父亲手中（我们写稿的通信地址起初一直由父亲单位收转）接过退稿信，我的心就更加惶恐不已，相信弟弟国程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 　　“我们参加函授吧！”弟弟悄悄对我说。我沉思着。我们写作不一定非求发表，因为写作不是我们的爱好，而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用心去写，求得只是消磨时光，何必投稿，徒增家庭的支出，尤其是函授更是大可不必。可是不对，不对，既然我们是用心去写，又怎可以不写好呢？舅舅不是说我胸有成竹，可惜不太会操纵这支笔嘛！那是说我心中有故事写不出，或者写出来就不再是心中原有的故事，所谓表达能力不足，而这个是可以学得来，但心中有故事却不可以学得，这往往取决于天赋，那么让我这天赋荒芜下去？对！函授！可这个事怎么开口呢！尤其是1982年来，父母又特地为我们买了电视机，那虽然是个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可在当时村里还是个稀罕物呢！从有了这台电视机，我们仿佛拥有了全世界。弟弟非常兴奋，我也异常激动，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不可以再拖累他们，我知道只要我提出要求，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满足我们。 　　我这样一个吃喝拉撒都在炕上的人，已经拥有的太多了，母亲那早生的华发，难道不是因为我嘛？西边我们兄弟瘫坐在炕上，大妹妹瘫坐在东炕，母亲忙完了外头，又要照看我们这不能自立的兄妹，还有逐渐衰老的奶奶……她已够操心的了。不可以有一点儿的烦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少劳动她，自己努力可以做到的事就自己做，那怕是再艰难，再辛苦。<br></h3> <h3>　　1985年忙完了秋收不久，母亲忽然得病进了医院，我浑身颤抖不止，母亲本来身体很强壮，可是近来明显虚弱了许多，虽然她从不跟我说什么，可我经常看到她痴痴地看着我和弟弟，有时候与她闲谈某一件事情，谈着谈着她就走了神，许久之后，她忽然长叹一声：“我死了，你们可咋办呀？”我的眼一下子潮湿了。 　　嫂子得便从医院回来，我和弟弟大声喊住了她，追问母亲的病情，嫂子不得已告诉了我们实情，原来母亲得了脑动脉硬化，我一听是脑子里的病，当时就要昏厥过去，弟弟抽泣不止。 　　不几天，母亲回来了，她冲我俩一笑，说：“我回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你的病好了。”弟弟冲口而出，这也正是我想问的。 　　母亲一笑，说：“你们看我像有病的样吗？对，不是这个。想知道吗？猜猜，猜不着，使劲猜……” 　　“是什么？你就告诉我们吧！”我也急了。 　　“我和你爸商量了，让你们参加《人民文学》的函授班……”母亲的话还未说完，我的泪就掉了下来。妈妈呀！妈妈！孩儿有什么心思能瞒得过你老人家呢？“……不要担心钱，总之，你们给我争口气，学出个样来，我相信你们。”母亲说。 　　我说：“让弟弟一个人报名就行了，我跟着他学不就行了。” 　　“小荣国……” 　　过了年，母亲忽然咳嗽不止，她拗不过众人，只得再上医院，谁知竟查出患了肺癌，而且有腹水，已是晚期…… 　　清明节后，母亲从医院回到家中，我知道医院已束手无策，难道我亲爱的妈妈真的要离开我们吗？不！不可以这样，我们怎可以没有你呢？妈妈！弟弟艰难地下到地上，亦走亦爬地向母亲的房间去了，他还艰难地为母亲倒了杯水，而我只有坐在炕上默默地听着他与妈妈的对话。我也是你的儿子呀！妈妈，我也要看你呀！妈妈！ 　　“不要哭，小荣国”我仿佛听到母亲这样阻止我，“对，不可以哭，母亲肯定还会重新站起来，重新开始与我说笑，她甚至还会给我讲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更好听的故事，而且依旧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紧握着笔在纸上迅速勾勒出母亲的形象，这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幅画，最好的…… 　　1986年农历三月初十（阳历四月十八日星期五），晚八时许，母亲走了，离开了这个艰难的人世间。我就要哭，就要哭，就要哭，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我就要弹，妈妈！为什么你不让我替你去，我已二十八岁了，这个世间我已呆够了，我替你去了，你还可以再活许多年，弟弟、妹妹的病或许会治好，他们一定会替我尽孝，让你享一享人间的天伦之乐，等您在人间享够了福，再到天堂去，你是那般圣洁、伟大，你是该进天堂的。我在阴间会常给您写信，我知道您会常惦记着我，不要紧，我们总会有办法相见的，下一世我还做您的儿子，不过这一次我将不再连累您，而是处处听您的话，不惹您生气，对您百般、千般、万般、亿般的好……妈妈！妈妈─── 　　现实霸道地逼着你承认它的存在。弟弟的病更加重了，我的肌肉也更加萎缩，坐在炕桌前，我的头颈必须直立，稍微歪大了，就将难以扶正，伏案写作时，我明显地不如从前，整个身体缓缓地靠在桌子上，左臂缓缓地平放在桌上，右手一寸一寸地向桌子上的钢笔移去。握住了，终于握住了，然后再一寸一寸地挪到纸边，吃力地旋开笔帽，缓缓地竖起钢笔，在纸上缓缓地走动，这一连串的慢动作明显地比以前更慢多了，我知道，这是肌肉在作怪，它萎缩得无力以正常速度完成这套不起眼的动作。从此后，我将会更加艰难地写作，只要我还能握住笔，就必将写一下。 　　母亲逝世后，我和弟弟一度悲伤的欲自杀，我暗藏已久的那块雄黄几乎排上了用场。早年间，我学制黄药时，就为自己准备下了这块雄黄，当时我曾见报上说：“雄黄见火毒如霜”想来这块雄黄是能结束我的生命。可是，其时，弟弟国程刚参加《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学习不久，这时，母亲生前为我们办得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他当时曾嘱咐我们：“要给她争气。”如今，函授刚开了头，就自杀谢世，又有何面目见九泉之下的母亲呢？ 　　国程曾写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当作习作寄到了《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负责辅导的003号老师，每一次都认真批阅习作，对我们的写作帮助特别大。如果说舅舅是我们在文学创作上的领路人，他使我们分清了学生作文与真正文学作品的区别，那么这位003号老师就使我们步入了文学殿堂，最终使我们的作品走向成功与成熟。而更加幸运的是，这位老师在得知我们残疾的情况后，特地提笔写信给我们以鼓励。这一次，母亲去世后，她来信亲切地给我们以安慰，热切地教导我们要振作，要正确看待人生和不幸。“多少比你们不幸的人都在努力着……”老师这样说。这些话给我们精神上以很大的鼓励。每每收到老师的信，就会心情激动，手捧着那信，就会感到浑身突然间生出了无穷的力量，什么病魔，什么困难，有什么资格能够左右我们…… 　　后来，国程写信提出一个非份的要求：希望知道老师的姓名，老师很快回信说，她叫周达宝，是《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 　　这样一位好人，远在北京，却给了我们以母亲一样地关怀，失去的母爱重新得到了。我们真希望见到她。国程常激动地说：“在她身边喊上一声周妈妈，听到她的回答，那将是世上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十几年后，国程虽未见到她，却真的激动不已地喊了声“周妈妈───”而她的回答，也真的让弟弟听到了，那是后事…… 　　母亲逝世后半年多，我的小说处女作《荠菜村的英雄》发表于《文朋诗友》刊物，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的文章《我的习作发表了》并收到了十几封读者来信，这是从开始搞文学八年来，第一次尝到了胜利地喜悦，八年来，我不间断地写，相信字数早已超过了百万，这胜利的喜悦是用母亲的生命，我的泪换来的，妈妈，您放心吧！儿子不会让您失望。 　　这个时候，我开始写我的第二个长篇小说《乡村小院》。每天早晨，国程艰难地扶起我（或者是父亲、哥哥、妹妹、奶奶，总之有一个人将我扶起）。象征性的吃过饭（是的，我吃得那点饭，真是象征性的，恐怕我的胃也萎缩得很小，它盛不下太多的食物），艰难地握住笔，走进了《乡村小院》，写到兴奋处，我将笔一丢，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再看那笔竟然只在桌子上一点，一串筋斗高台跳水般扎到了地上。我冲弟弟歉然一笑，弟弟也放下手中的笔（这期间，他的作品也开始发表，而且较我的要多，要好），说：“二哥，又要试试我下炕拾笔是不是如探囊取物了。”说着，他将他的笔缓慢地递过来，然后艰难地起身探囊取物去了。我应该好好感谢弟弟，他的病较我要轻，他几乎能够自立，我却不行，起床要人扶，吃饭虽不用人喂，大小便却要人接送，真是吃得，却拉尿不得，近十年来，除了母亲、父亲给我接送大小便最多外，弟弟给我接送的也很是不少，他曾十分敬服地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吃饭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拉屎果然有故事，而且还相当刺激。” 　　我继续写我的小说，这是我每天生活的全部，我不怕肌肉继续萎缩，我不怕衣袖渐宽带风，死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这样活着吗？没有朋友记得我，也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在炕上写作近十年以来，从没有朋友记得我来看我，我还不是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嘛！生活如果没有艰难，反而失去了许多趣味，不是吗？ 　　1987年，我和弟弟在收音机内听到中央台的《残疾人生活》新栏目，很兴奋，捉笔小试，到了4月28日，我们如约打开收音机，呀！听到了自己的文章《自强不息，努力生活》原来听自己的文章会一下子变得心花怒放。即使起先心情不好，也会一下子让你变好，因为8月28日的《牺牲精神与健残婚姻》中，我就心有体会。后来，我与弟弟商量着不妨继续向收音机求教，于是一封向中央台求教文学创作的信发出了，它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我们拭目以待。 　　一天，写到了《乡村小院》的悲伤之处，我忽然连喷了三口鲜血。我吓了一跳，弟弟也吓了一跳，虽然我们都没能起来，这一跳却真得令人恐怖。许久之后，我将笔一掷大声说：“什么衣带渐宽终不悔，难道我要累死不成，我不写了，不写了，不能让他累死，不能。”　　 谁说死不可怕。<br></h3> <h3>第八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 　　再度提起笔几天后，生活实在太无聊了，听收音机，看电视只能消磨一点点时光，不可以长此下去。偏这个时候报纸也停了（母亲逝后，我们订的报纸就没再续订），恰巧，《中国青年报》的邢颖按月给我们寄来了《农村青年》，《文艺报》等，可惜，每月的这些报刊不够我两天看的，弟弟每日里依旧舞文弄墨，我却呆坐的时候长，生活真是无奈，血没有再吐，不妨提笔续文，只要我悠着干，不慌不忙，想来不会再有血吐了吧！ 　　其实，我没有想像的那么坚强。1988年正月初十是我今生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天刚一擦黑，门外进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使我意识到了世界上，最起码还有一种东西是可贵的，那就是友情。 　　这个人一走进来时，我并未认出他。他三十岁左右，一迈进门，就说：“永程，过年好呀！怎么不认识我了？国程，你也好吗？”我细细打量他，依稀似曾相识，总是记不起何时曾相识。“我是……”来人刚要说是谁，我却一下认出了他，兴奋地喊道：“大号的陈亚平！”“什么大号小号，我就是陈亚平，你的同学，我特地来看看你需要什么？” 　　“我……”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已有十年了吧！这是第一位旧友想起了我，而且是我最无助的时候来看我，一刹时，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大的不幸和悲哀是什么？不是贫穷，不是微贱，不是懦弱，也不是伤病，而是在失去亲人的同时，又失去了朋友，朋友的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会使人感到无比亲切，无比的温暖，都会从内心深处感到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是的，我以前曾说过没有朋友我也可以过，可那样过得相当辛苦而富窒息压抑感，仿佛世界末日将临，对比之下，有朋友记着你，真是幸福的。 　　陈亚平诚心诚意地与我盘谈了好一会儿，临去时，丢下20元钱，说：“真的没有多，不好意思。”我欲推辞，他调皮地强调：“这可是压岁钱！”这种脾性一点没改，最后他说：“有什么困难随时通知我，我不会为你两肋插刀，但力所能及的事，我必当全力以赴。”后来，他为我们订了《民间文学》和《短篇小说》，并不时给钱接济我们。 　　有朋友如此，足矣！陈亚平也许不知道，他的这次来访，对我人生的旅途有着多么巨大的鼓励和推动，由此我一下子对友情重新认识，慨然定论：没有朋友，人生将失去活力，生活也将没有光彩。值得庆幸的是，不久，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对我和日后的成功起着转折性的伟大贡献，她就是县文化馆的丁美娥。 　　一九八八年二月初二，丁美娥老师第一次到我家，她顶多三十岁，中等个子，着红西装，态度亲切自然，富有感情，作为一个女同志，她竟丝毫没有嫌弃我们兄弟，这是我们非常感激的。 　　她首先说明来意：“听说你们兄弟在家搞写作，有什么困难呀？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我感到以她的气质，不必承诺什么，只要我们提出要求，她必定会帮助我们，事实也正如此，我首先提到的是没有书读，随后的日子，她将她所有的书依次借给我们兄弟，还按照我们的要求，为我们到图书馆借书，我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由她借来读第一遍的，我得以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关天保尔·柯察金故事的全部，从中也醒悟到钢铁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后来得知，丁美娥的到来，是由于我们早先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封求教信，转到了本县文化馆的结果，信的威力，我第一次感悟到，这为以后以书信的方式解决更大的困苦增强必胜的信心。 　　丁美娥对我们更大的帮助是她将县图书馆引进了我们的生活。她因常到图书馆给我们借书，不觉当中就把我们的事情讲给了图书馆的领导和老师们，于是产生了图书馆老师为我们送书的故事，我们曾有一篇作品《悠悠图书情》是这样写的：“那天恰是‘五四青年节’(1989年)，近中午时，我们正在炕上寂寞地坐着，忽然听到门响，接着，就有人走进来，是本村的，一进来就说有人看我们来了。我们十分诧异，我们早与外界没有联系了，会是谁呢？就见有两位陌生的女同志，满脸是笑，一前一后走进了我们低矮潮湿的房间，她们脸上还挂着细细的汗珠，显然是经过了长途跋涉所致。没等我们开口，她们就自我介绍说是县图书馆的。图书馆的？我们更诧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丁美娥老师将我们的情况介绍给了图书馆）。‘听说你们在家里自学，很不容易，就想过来看看，送几本书给你们！’两位老师这样说，我们顿时又惊又喜，太出乎意料了！一时激动得不知所措。两位老师十分热情，亲切地笑着，问我们学习怎样安排，又把带来的书和杂志，一本本放在我们吃饭和学习用的炕桌上。每放一本，就介绍一下书的内容，问我们合不合适。我们只见两位老师送来的书有历年中短篇小说获奖集，有《人民文学》，《诗刊》、《散文》，还有其他学习修辞和写作技巧的书，这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高兴得连谢谢都忘说了。老师极其真诚地说：‘以前，我们不知道你们兄弟的事，第一次来，又不知道你们都喜欢读什么书，需要什么样的资料，你们提出来，下次来时，我们会给你们带来。’ 　　“是真的吗？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兄弟互相看看，又看看眼前桌上和炕上放的书，老半天都愣愣的没敢动，生怕是美梦，一动就不见了。两位老师带给我们的激动和喜悦，一连几天都让我们平静不下来，让我们有说不出的感激。可当时，我们连老师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问，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们原来是图书馆的吕翠珍和耿美兰老师……”<br></h3> <h3>　从此后，图书馆溶入了我们的生活。每个月末的星期五，图书馆的老师就会为我们送来急需参考阅读的书，无论是严冬的冰雪，还是酷暑的烈日，乃至春季的狂风，秋季的暴雨。从未间断过这个星期五的故事。一晃十年了，弟弟过世后的今天，正在撰写自传的我，手头依然放着图书馆老师刚刚送来的各种传记书。十年间，图书馆的领导换了，送书的老师换了，但这个爱之星期五仍再继续，我知道，它必将陪我永生。 　　丁美娥对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帮助，就是不断地给我们的作品找差距，通常是我们把刚写好的作品托人带给她，不久，她必将在我们作品之后附上几页该作品的不足之处，正是这些不足之处使我们的作品才能得以不断地发表，这期间弟弟的作品发表的不少，我却很少发表，主要原因是我的《乡村小院》之后，我又写了一个长篇，我是想趁着我还有力气，将我心中的故事全都写出来，先不去计较优劣，只要有东西就够了。 　　写作之余，默视窗外真是一件幸事，尤其是窗外的那棵石榴树常给人以众多的遐思，想那拳头大的一枚石榴起初只不过是一朵纤弱的花儿，不经意间竟结成了果，冲着我发笑，偷偷的，羞涩的。还有屋檐下的燕子窝，不时会有燕子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向我诉说大江南北的见闻，我仿佛一下变成了一只燕子，三月三，九月九，南来北回，畅游人间。偶尔一只蝴蝶飞过窗外，是梁山伯还是祝英台？或有一群麻雀落在石榴树上，七嘴八舌地打情骂俏，其中一只是不是在哭泣？忽啦一声全都飞远，带走了我的疑问。一朵白云出现在窗外，系祥云一朵，上面是否真的站有神仙？月亮有时候也会向我探头探脑地寻问着什么，我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回答它，而它却不知何时悄然走了窗口。忽然间，我感到像那个井底之蛙，看天只能通过不大的一方窗，这是一种悲哀，特别是当知道无法跳出这个井的时候。 　　突然发现石榴开始枯萎，缓缓的，它是在走向死亡啊！而我只能看着它向死亡逼近逼近…… 　　1991年六月，继母进门时，石榴树已完全死去，不得不将其砍倒。我忽然感到这个石榴树就是妈妈呀！它站在窗外不时地看着我，不就像母亲，而母亲已去逝，它也只得枯萎。砍倒树后，窗外变得视野开阔了许多，但我却感到更加悲哀，因为原有的庇护已渐渐地远去，再也不会有阴凉了。 　　烈日当头，好热得天呀！ 　　父亲开始衰老了，岁月不饶人，我都过而立之年，他焉能不老，祖母也过了九十，她本来在北京二爹处住过的，可是人一老就惦着家，于是就回来了，父亲理所当然要好好照顾祖母了，幸好他也退休了，可是最不该的是我和弟弟不但不能帮父亲一点忙，反而还连累他，父亲真的很累，继母一进门，我暗暗替父亲松了一口气。 　　一进1992年，弟弟的嘴唇生了一个疮，一张嘴肿得如猪嘴，说话，吃饭很是艰难，月余，愈后唇破。 　　三月三，燕子没有回来…… 　　六月起，遭继母多次谩骂，走到遗弃。父亲依旧不时地给我们送饭，一天两顿，偶有中断。 　　只要有碗饭吃，剩下的烦恼不去想它，写作可以忘记一切。这时候不时会收到读者来信，当然多数是写给弟弟国程的，因为他发表的作品多，读者群广。想不到这竟会引起了一段情。 　　德州，杨颖，高考落榜农村女青年。1990年4月从报刊上读到了国程的一篇文章，心有感，旋即写信来请教。国程像往常一样及时回了信（起初，朋友的来信，我们几乎每封必回，后来信量增大，因能力所限许多信未回，在这里借此机会对这些朋友深表歉意）。杨颖的回信随之就到，而且还随信寄来了一篇习作。国程边写信边将习作仔细地点评一番再度寄去后，一个远方的笔友走进了国程的生活。从此后两人书信频传，谈生活、谈写作，越发投机起来。在国程的帮助下，杨颖丢弃了自卑心理，并陆续有作品刊登在小的刊物，这对她已是很大的鼓励。 　　国程的回信少不得提到了自己的残疾，杨颖一定也深悟到国程更加自卑，常在回信中鼓励国程，并非常自然地接受国程的残疾。国程对杨颖除了深表谢意外，还是深表谢意。起初三年的书信来往，杨颖渐渐地表示要见一见国程，国程当然表示反对，越是反对，杨颖却越是坚持。终于1993年7月2日，这个千里之外的姑娘突然走进了我和弟弟那间破烂不堪的小屋，一切是那么突然而又是恁般必然。这是第一位笔友前来探望，同来的是杨颖的一个女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第一位笔友，这第一位千里之外笔友，在我们的小屋仅待了两个半小时，她就告辞了，三年的企盼，千里的路程，只为了这两个半小时的相见吗？ 　　杨颖曾在后来的一封回信中特别提到的这次相聚，并肯请国程原谅她匆匆离去，这里不妨抄录杨颖的原信： 　　“请原谅我匆匆离去！虽然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很多的事没有谈，很多的情没有表达；虽然我知道，千里而至，决非为了这匆匆的一别。但我还是匆匆地走了，也许是因为那位同行的朋友，或者是我很难忍心接受这个现实！ 　　“盼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盼来了这天，虽然你告诉过我不要揭天那层朦胧的面纱，让我们彼此做完美的想象，虽然我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无论是无边的大海，还是看不见顶的山峰，是无垠的沼泽，还是小小的沟壑，是一块美玉，还是一片碎瓦，我都要去面对它，虽然在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想象，做了很大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那天阴天，我真怕一阵暴风雨来临，会使你那三间破旧而简陋的小屋倒蹋，会使你那点仅有的窗外世界也要吊上一层雨帘，仅仅几个平方的小屋，连最基本简单的家具也没有，存在的只是炕屋里好高好高的书堆，没有抽屉的木桌上的书与一台十二英寸的电视，还有一台收音机。头顶上的一盏小灯泡，一张小桌放在炕上，隔开了同命相连的兄弟。这便是你的世界，仅这一切就与我想象中的书架与轮椅画了个大大的不等号，对此你虽不能满足，但又不能做过高的要求，能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是你最大的快乐与自豪，对吗？这是在你会说话的眼睛里匆匆读到的。 　　“你从没提起过你的家庭与生活，我也从不知道你还有一同命相连的哥哥与你相对而坐。你也从没提起过与你们相依为命的奶奶，她已年过九十，经不起一点的劳累，此刻我好想哭，扑到你的怀里，抱住那一声声还在呻吟的奶奶，我忍住了，真不知能帮你们些什么？一张高兴的脸，一双瑟缩的手，这就是你吗？但你的自我介绍很清楚，也很真切：‘我就是李国程。’我的心碎了，怎样的家庭怎样的你，不可想象，在这几平方米的世界里，你是怎样凭思维、想象写出了与社会，与生活，与外界事物、与芸芸众生相密切联系的文章，生动而激昂，怎样理解、分析、回答我所提出的社会、工作、社交等问题，真怀疑我那些信件竟来自这双手，这一刻我全明白了。我的心为你碎了。 　　“不相见，千言万语想说，相见了，却不知从何而谈，挖空心思的去想，却又怕每一句都会刺伤你的心，每一句都会使它流血流泪，你虽有坚强的外表，但你也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虽然我了解你，却又那么的怕伤害你，我好矛盾。记得我说过‘我们相见会不会相对无言呢？’我们真的没有例外，虽然我们有相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纯真的感情，心与心的相约，甚至不敢正视读一读对方的眼，那里面该含有多少真诚。‘此时无声胜有声’是表达的这种感情吗？我已经体验到了，真的。因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情是相隔的，对吗？ 　　“费尽了周折，说尽了好话，迎送了多少世俗人的好奇与疑惑的眼光，我与友走进了这个小院，一个突然的现实竟是我忘记介绍同行的朋友，记起朋友中途时问我：‘颖，你对见到朋友有什么思想准备吗？’我以笑回答了，准备？也许早就有了，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何况今天─── 　　“首先，让你大吃一惊，两位风尘仆仆的女孩似梦样的站在你面前，让你猜谁是你通信几年的知心朋友───杨颖，再握手做个自我介绍，告诉你为了起程，我们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需吃一顿饱饭。接着是看你的佳作，抄写东西，搜集精华，来一个彻夜长谈，无拘无束，谈人生，谈理想，谈社会，谈生活，谈写作，对不公平的命运大大的诅咒一番，或者再谈谈爱情，这是我们都很苦恼的问题，然后是行车，推着轮椅一起去看大海，听听大海的涛声，看看大海的浪花，品尝海水是否真是咸的，再一观水手与那些‘弄潮儿’，回去比赛，写一篇散文与小说，最后是捂着你的眼睛，开一个调皮的玩笑，最最后呢？就是车站做一次潇洒的分手，没有儿女情长的眼泪，而是旁若无人的欢笑与高歌……多滑稽完美的想象，但这一切不知被什么画了个大大的叹号，是我们彼此间的感情没有达到想通相隔吗？是身边那个做暗示的朋友？还是时间的无情？还是我们真的难以突然接受这份真实？还是不忍心再打扰你们？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好似陌路人，彼此的想象都成为了心中的遗憾。 　　“请原谅我匆匆离去，也许我太自私，只想快回去补复自己碎了的心，却忘记别人的心也会碎。我明知道身后有一双或者两双挽留的眼睛，我却不敢回头，甚至没有勇气说一声再见，我怕自己的眼泪突然间变成河，挡住去路，我太自私了，请原谅一时的冲动没曾想会给你留下如此多的遗憾。人制造了遗憾，当然也会弥补，不知哪一天，一个女孩再一次默默站在你面前时，但愿不要认为是场梦，那是她在做对第一次那份遗憾的弥补，带着那颗完好如初的心。 　　“请原谅我，没有说再见，就匆匆的离开。”<br></h3> <h3>　　　杨颖的信对国程肯定鼓动不少，尤其她信末提到不知哪一天，她也许会再次出现在他眼前。于是他就等着那一天。后来，一个阶段，杨颖的来信，依然是表现强烈，国程也渐渐真的产生了希望。朋友们也许都知道，人这种动物一旦动了心，则必会伤心，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则越大。 　　“都怪我。”我说。是呀！要不是国程的身边有我这样一个更加动弹不了的人，杨颖也许会留下来。 　　“二哥，你不该说这种话。”弟弟国程说，“应该怪我，没能尽快说清我们的状况，我想不到她会突然就来了。” 　　国程一惯是倔强的。也许正是由于太倔强才使他一下病得那般沉重。其实他这次病是多方面的因素，诸如继母不顺心，杨颖的事等等。想不到的有一天他忽然说要先走了。要我成全他，我把那雄黄紧藏着，不！还没有到绝路，没到绝路。弟弟痛苦的哀求，使我的泪水模糊，可我不能让他走，是的，我很自私，他走了，剩下我自己孤单一人更是无味，于是我说：“要死，也得先是我。” 　　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困境，这已是第五天无饭吃了。父亲也许是病倒了吧！写信！我能做的只是写信，先写给残联，不见回音，不过父亲终于记起了我们，接着我又写给市委去，问病，问一下到底我们还有没有生的可能，许久未见回音，后来，我就直接写给了邓朴方，因为我实在不知写给谁才能解决我们的病痛和困境。终于青岛残联在某一天突然登门了，于是他们知道了在他们手下的手下还有我们这样的兄弟也是他们的子民。 　　1993年8月13日,我们被接到莱西四中，参加了市颁赠轮椅大会，颁赠人是台北曹氏基金总会的曹仲植先生。曹，江苏武进人，1921年生。这次共颁赠了32辆手摇四轮轮椅，我们也得了一辆，市政协，人大，残联的领导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曹先生本人虽未来，也发来了致词。我初次领略到这个社会其实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残疾人。 　　杨颖的来信依旧很多，但渐渐信中不再提来的话，而是谈起了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不知国程是怎样回的信，总之，这段情必将渐渐地远去。这是我的想法。果然，杨颖的信从断断续续到偶尔为之，最后就停了。但杨颖在我们心目中依旧是个了不起的人，她自己本身也有心脏病，对国程的情只是无可奈何，试问，谁看了我们的病，能不无可奈何呢？ 　　说到病，国程这一病竟是大半年，等到渐渐好了，也大不如从前，我见他明显地瘦了，禁不住心疼。他依旧能坚持下炕，比我这个活死人还强些，可是有一天，我见他带进一块一米多长的树棍，还有一些方便袋。我问：“你要干什么？”他吃力地爬上炕，说：“今年冬天，天真冷，我不想再下炕出去，用这棍和这袋就能将我们的大小便丢到窗外。” 　　我马上反对：“不！你不能偷懒，不管多冷只要你能下去，就一定要下去……” 　　“等过年开春，天暖了，我再下去就是了。”国程打断我的话。 　　“不能呀，我们的病就是肌肉萎缩，你一时不动，肌肉就会萎缩得让你永远也动不了。”我的话弟弟没有听，是呀！这年冬天真的很冷，这三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只剩下我们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父亲再婚不久就不住这儿了，祖母也与1994年9月26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西屋瘫坐在炕的大妹妹后来也出嫁走了。小妹妹也嫁走了，她们都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生活把她们绑在家里，偶尔来看我们，也只能相泣无语。三间小屋没有一点儿火气，有的只是潮霉味儿，不要说像我们这样两个人住在当中会感到冷，就是两个活蹦乱跳活力十足的小伙子住在其中也只有冷得份儿。难怪弟弟了。 　　院子里荒草不知何时长得半个人高了，如今虽然死了，也虾兵蟹将似的守在那儿，荒草也有兴衰时，而我们只有默默忍受一切，即使一切无法忍受，也只有忍受。也许生活是在考验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耐力呢？ 　　弟弟再也没有提自杀的事，也没有提杨颖的事，而是转而研究起文学来，这一阶段他很少与我交谈，一门心事伏案写作。我看到他的心绪宁静了许多，心里也喜欢。忽然有一天，他问：“二哥，你对婚姻家庭怎么看？”我一笑，说：“霍去病曾云：‘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而我说：‘生活难理，何以为家？’”弟弟一笑，就默然了。我知道弟弟此一生最大的宿愿就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也许是那种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一旦现实真的现实了，他还是倔强地不肯承认，极力要向世人证明着什么似的。我就缺少他那种劲头，所以在写作上，我始终不及他成绩突出，而我也不知努力，我是那种对自己无所谓的人。 　　第二年春天，弟弟真的下不去炕了，他变得和我一样只能呆坐在炕上了。他很不宾服（方言：服输的意思），但最终也没能动一点儿。我一笑说：“坐地照样日行八万里。”我虽这样说，但我也清楚地看到今后的生活将更加严峻。<br></h3> <h3>第九章 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们的事情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来往于这座破烂小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些人中又可分两类，有人会说一类是男人，一类是女人，我当然完全欣赏他的聪明才智。其实我这里说的两类人，一类人是为了看望而来，另一类人是为了采访而来。无论哪一类人的到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高兴的事。 　　来看望我们的人，一部分是领导，诸如市委的领导，残联的领导，乡镇的领导，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还有就是我们村委的领导们，如书记陈亚伟等，这些领导的上门慰问，解决了我们许多实际性的问题，最终使我们的生活得以保障，此乃后话。 　　另一部分来看望我们的就是慕名来的朋友，这其中有文友，也有乡邻，更有远方的客人。其中南岚乡的一对姓郭的姐妹来看望我们，印象特深。那妹妹叫郭建修，二十多岁，穿着一件红底碎花小褂，在我们这间破旧不堪的屋子里走了几圈，顿时蓬毕生辉。她们来过多次，每次总带着不同的东西，诸如：烧鸡、火腿、面包、西瓜等，后来还买来了线和圈给我们挂上了蚊帐，打上蚊药，那一年的夏天，我们真是享了福，没被蚊子咬一口。再后来她们还谈起她的母亲信“天主”，天天为我们祈祷，希望我们能好起来。我们听了这话后，不仅为之动容。 　　这个时候，一些学校的老师，也带着学生前来看望我们。我们有一篇文章《新春爱心多》（播于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残疾人世界》节目），写的就是1993年间，月湖小学李新学老师带领的少先队“学雷锋志愿者”来我们这里的情景。师范附小的张春海老师也曾于1996年间，带着学生来看望我们。望城成人中专的邹显东老师更是常带着学生来照顾我们。 　　青岛有个叫邱忠生的朋友，于1993年国庆节间专程起来,带来了许多稿纸和白纸，让我们大做文章，他对我们进行必要的了解后，准备回去后也大做文章。三年后的五月一日，邱忠生与一个姓高的记者同来，赠给我们钢笔两支，稿纸许多，还给与200元的经济帮助。一个外地陌生的朋友，对我们竟如此之关心，怎能忘呀！ 　　同为残疾人的河头店镇的范学民，自从1993年初来探望后，每年总要来两三次，直到国程逝后，他还几度起来安慰于我，他举着一双拐进出这间破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勇气。 　　后来的残疾人刘希寿，更是在短短不足一年间成了我开诚布公，知心之友。这就是后话了。 　　这许多朋友的来访，是因我们的事迹而来，而我们的事迹又是许多来访者传播出去的。 　　1992年2月12日,市电视台来录像，这是最早的采访者，16日晚,电视台播出了我们的事迹。21日，水集党委通讯员谭旭东前来采访，8月上旬,前番来录像的周世英再度来采访。1994年8月31日,《青岛日报》刊登介绍我们兄弟的报道《艰难的跋涉者》，作者即是谭旭东、周世英二人。11月8日,青岛电视台《同在阳光下》节目主持人李莉及记者徐军、孙勇前来录制专题片《书海情深》，并于24日晚播出。 　　这个时候，村里给订《中国青年报》已一年了，送报人李思远间隔三到五天，或半月十天必定走进我的家门，是我们与世界得以联系。 　　1994年11月24日，市图书馆上任不足一年的馆长鲁志坚来了，在他身后是一个身着红羽绒服的陌生姑娘，那姑娘二十多岁，中等个头，气质不凡。经鲁馆长介绍她是《青岛广播电视报》的记者高蕾，高系前次青岛电视台来访者李莉好友。鲁馆长介绍说，高蕾刚从青岛赶来，在图书馆时急着要来，结果是鲁馆长本人骑着自行车驮着她来了。我不禁为之感动。高蕾与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对我们做了足够的了解。回去后连夜赶写出《青春不悔》一稿，刊于12月3日的《青岛广播电视报》之上。后来，我与弟弟出作品集《窗口人生》一书，将该稿选在了附录之上。与高蕾的言谈间处处可感到她的豪爽作风，一个大城市的姑娘，对我们小乡村的瘫痪兄弟称兄道弟，足令人刮目相看，当时，我甚至暗想古代所谓的女侠也不过如此。高蕾最后给我们的题词原话是这样的：“敬佩你们，并且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了未来更好的生活。与你们共勉！”此话不正是兄弟姐妹间互勉的话嘛！ 　　《青春不悔》一稿引起了不少的轰动。12月5日,村委书记陈亚伟看报后，匆匆赶来，送来两箱苹果。1995年元旦一过不久，陈亚伟书记又命人缝制厚棉被一床、褥子两床，并用报纸为我们将陈旧的墙壁重糊，也可说装修一新，另有军用棉衣、棉褥两条，钱款400元（与水集镇的钱合起来），陈自己的电动剃须刀也送给了我，从此后我那杂草丛生般的络腮胡须再也难以生长。陈书记对我们的生活也算无微不至了。为此，我的一位好友姜桂玉写过一篇《好心书记》的文章，后来，我也选在了《窗口人生》的附录上。 　　在莱西市方面采访我们的人中，也有令人难忘的，这里主要说一说王显梅和孙华民两人，他们不仅是单纯的采访者，而且还是在我们危难时给我们帮助很大的朋友。 　　先说王显梅。王显梅是莱西电视台的记者他三十左右岁，年轻有为。他共为我们摄录了两个专题片。1996年的《瘫痪兄弟的作家梦》，1997年的《陋室吟》。这两个片子也真化费了他不少心血。1996年1月30日他同图书馆逄馆长，残联徐主任第一次登门，落实录像之事，带去我们有关资料和作品，以便撰稿之用。三天后他与电视台陈玉海台长及几个编辑再来，即开始录像，图书馆送书、陈亚伟送粮送款，我们兄弟写作等等镜头，反复录来，可惜录像带不够，只得改天再来。2月12日,王显梅再来，除了带来他撰写的文字稿，还带来桔子、豆粉等。我知道他不仅视我们为采访者，更视我们为朋友。随后他与隋显波记者反复进出我们这间陋室。5月20日,专题片《人生的价值》终于在莱西电视台播放。后来，该片又增补许多镜头，易名为《瘫痪兄弟的作家梦》于9月2日和9日重播，引起了不少的轰动。许多朋友就因此片而来，像李正明、周冰静、张春海及其学生，邹显东及其学生等等，该片最终还在省里得了大奖。 　　专题片播出后，王显梅并没有就此不来了，1997年1月6日，天降大雪的第二天，王显梅忽然而来，说他想到要补个雪景…… 　　至于1997年的《陋室吟》里说我们与文友建立会友社创办《会友报》的事，王显梅来往其间，更是不必提了。<br></h3> <h3>　说到拍录像，我感触颇深的还有一次，那次起因是我的一篇文章《等待风景》被青岛电视台“人生ＴＶ”栏目选中的事。《等待风景》一文是写我小时候到远处去等火车看火车的一段经历。想不到青岛电视台文艺部导演徐红带领几位记者于1997年9月5日专程赶来拍摄此片。那天天很晴，可谓万里无云，可是风却不少。上午八点，徐红他们准时来了，他们先是给我们买来了好吃的，又拿出一些稿纸和两本书以及一本辞典，还有两个电视台专用的本子赠给了我们。真的要拍了，我有些紧张，虽然文章是我自己写的，但要我自己演自己，勉不了惊慌。徐红主动上前给我打消顾虑。片子拍得很顺利。要说兴奋的是下午出去拍外景，两点多来车接我，同去的还有月湖小学五年级的几个男生，问他们拍电视好不好，说不好，太累了。又说耽误学习，可见现在的孩子吃不得一点苦。 　　在车上我有些坐不住，本来担心晕车倒没有，只是路很不好走，颠得要命，骨头要散似的。我没想到是去火车道，我这个二十多年没出过家门的人，这一次不但出了门，而且还出了趟远门。火车道旁徐红他们早到了，司机怕我累坏了，让快拍，于是抓紧时间，可我并不想马上回来，一来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好容易有了这么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岂可错过。二来想休息一下，否则不只是让车颠散了架就罢休的。 　　在火车道呆了有两个钟头。孩子毕竟是孩子，到了外面就野起来，天性难改。扮我小时候的小男孩倒也与我有些像，更难得的是也有那股傻气。等长大后是否也会写一篇《等待风景》之类的文章却是不得知了。在拍到河里洗澡的镜头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真能折腾人，这要让父母知道了还不心疼坏了。好在徐红一再嘱咐别冻着。徐红是个个儿不高，很精神很干练的姑娘，又很泼辣，个性突出。拍得不好不高兴时会急得大叫，高兴时又会笑得前仰后合。 　　其时，孩子们拔了些花生，徐红让给我吃，我没吃，倒是她吃得津津乐道，还与孩子们打趣：“别吃光了，给我留下个。” 　　五点多钟，我回来了，主要是怕家里国程等急，风依旧很大。六点多一点，徐红等人来告别，我请她给我们兄弟题个词，她慨然提笔：“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古训，作为同龄人我深深理解你们奋斗的艰辛和不易，《等待风景》的拍摄，也将会影响我今后的人生，谢谢你们！” 　　徐红，女孩子毕竟心细，她也许发现了我们当时出现了经济危机，她当时顺手给了我们三十元钱，使我们的生活又对付了三、四天，这也更加深了我去村委要生活费的决心。 　　关于拍录像，另外还有几次，如1996年7月8日青岛电视二台来录像，于几天后在《黄海纪事》栏目中播出，1997年4月4日青岛电视台来录专题片《土炕上的人生───残疾两兄弟》，在4月8日的《人物写真》中播出等等，还有一些一时记不清了，总之，我们兄弟也算功成名就了，接下来会怎样就无法预测了。 　　孙华民，五十多岁，胖而魁梧，心地善良，在莱西市计生委工作，也是《青岛画报》的一名记者，擅长照片新闻。我们的许多生活照就是他给拍的。他是于1996年2月2日第一次来的，据他说他是从莱西电视台获知我们的事情而赶来的。他客气地说，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叫我大哥就行了。这位大哥真的成了一位最好的大哥。1996年间，他以我们兄弟为题材，先发表了《悲剧造就出的强者》，1997年，他又跟踪采访了我们，写出《久病陋室有亲人》一文，记录了我们一段又悲又喜的经历，而他自己也正是文章以外最亲的亲人啊！后来的《窗口人生》作品集他更是最主要的帮助者。 　　时钟悄然拨进1997年，这一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兴奋难忘的一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任何一个中华民族的普通公民，听到此消息能不兴奋难忘吗？而这一年对于我们这对瘫坐在炕多年的患难兄弟，就是更加难忘了，期间的悲悲喜喜，真可谓刻骨铭心，永生难忘。而难忘的开始却是由痛苦引发的。 　　1997年1月7日，国程感冒了。他的身体本来较我要强许多，但自从母亲去世后，加之杨颖的事，及继母之事这一连串的不顺心，使他病情逐步恶化，最终也如我彻底瘫坐炕，这几年来大病就不说，小病也断断续续，今日头疼，明日脑热，这也不足为奇了，幸好那天李正明恰好在。李正明，1976年生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这样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却满脸络腮胡，不修边幅倒也少见。他因父母离异初中未读完便辍学，四处打工，但他酷爱文学，从电台电视台处知道我们，便来看我们（九六年的事），常谈谈文学，以及见闻。别看他年纪小，却已借机转遍了小半个中国，他曾发誓要做个余纯顺式的人物，四处为家，到处周游，倒也潇洒。这天，他恰巧来看有没有他的信（他因居无定所，书信来往常有朋友收转，我这儿也成了他的收转站。父亲退休后，我们兄弟的信件就改址为自己村了）。说起旅途见闻（他刚从外地回来），倒也为我们解除烦恼不少。他还谈及他认识一位叫王海滨的朋友，曾创办过《月湖文学》刊物，也曾轰动一阵。还说有机会介绍我们认识。我知道他对我们也算极尽安慰了。想不到四、五个月后，他真的带来了一篇由王海滨撰写，记载《月湖文学》创办始末的纪实性长文《月湖情》给我们看，又说这位王海滨肯定会趁机来看我们的。我们当然希望结交更多的朋友。 　　1月11日,国程的感冒还未见好。下午三点，我们吃过一天中的最后一顿饭（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各一顿），送饭的父亲拾掇完后走了。国程突然想起要喝点水，于是慢慢移动手臂，去拿炕桌上的杯子，那杯中有父亲临去时续满的水。谁知国程身体一下失去重心，歪倒了，左腿压在了身下，头栽倒在我的右脚之上。我移动双臂扶住他的头和肩，可是我却没有力气扶起他，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求救，我放声：“救命啊！救命啊！”很幸运西邻居李建芝大叔在家里，他急忙赶了过来，扶起国程，说：“你小心点呀！” 　　“谢谢你，大叔，我只是想喝水。”国程说。我也十分感激地说：“大叔，多亏了你。”建芝大叔递过了水。没有他的帮助，我相信我们不能活过这以后的几个月。<br></h3> <h3>　　第二天，国程在同一时间喝水时，再度歪倒，这一次我们却不走运了。建芝大叔不在家，我的呼救没有人听得到。弟弟歪倒的姿式几乎与昨天一样。就在我的眼前，一个常人轻轻一抬手就会将他扶起来，而我却没有足够的力气。嗓子喊的喑哑了，我不能停止，不能停止。好心的人啊！救救我弟弟吧！他摔倒在炕上，帮帮我们这对苦命的人儿吧！恶毒的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你干脆取了我的命去吧！只要你能让弟弟坐起，下辈子让我再像这辈子一样残疾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能保佑弟弟，你如果懒得动，赐于我力量也好嘛！只要一分钟，不！不！一秒钟就行了，可怜可怜我吧！以前我不懂事，不知道孝敬你，从今后我心里时时敬着你，八拜九叩，八拜九叩呀！我不该说你恶毒，你罚我下十八重地狱也没关系，你是善良的天呀！你是最好最好的天呀！你不忍心让我和弟弟这样相向，我知道再过一分钟你就会扶起弟弟，对吗？我数60个数，你就会可怜我对吗？1,2,3,……58,59,60,噢，我数的太快，再数十个才能到一分钟，好，1.2.……9.10.这下到了，你为什么还不行动呀！怎么你睡着了吗？现在醒了吧！是再要过一分钟对吗？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两个小时……你到底还要我等多久，请不要再让我等待了，弟弟会受不了的，怎么你就这样忍心，你真的要变恶毒吗？你真要让我咒骂吗？你聋了吗？该死的苍天！天也许是不可以助人的，只有人助人呀！某一个亲人也许会突然出现，他也许只是过来取一双筷子，一个碗，对，他就会来扶起弟弟，或者是某一个朋友，忽然记起好久没来玩了，那么快点来吧！只要快一点儿，也许某一个领导正在赶往这儿的路上，你可要快点走啊！残联的人会不会突然造访啊！很有可能，他们是知道我们兄弟情况的，某一个陌生人也许刚刚读到我们的文章，他肯定想要见见我们，那么就今天来吧！对，就是此刻，今天天气真好，又不冷，那么快来吧！快一点呀！某一个人会不会一下撞进来，他走错了门，没关系，我真的不介怀，我们的门从不关的，你随便出入，但一定要现在来，求你就选在现在吧！某一个小孩会不会捉迷藏捉到这里来，你们忘了吧！我这个屋真是捉迷藏的好去处，那么快点来吧！当初我有许多仇人就好了，他们也许就会选在今天赶来复仇，对，今天来了我没有准备呀！世界上，总得有个人要在现在来呀！对，这五十多亿人，只要随便有一个人来了就行，只要不是我，不要是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该在这里，当初我一瘫痪就死了多好！就不会有今天了。为什么还没有人来，难道别人都靠不住吗？我自己也靠不住呀！对，我再试一试，没准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我恢复了体力，对，再试一试，我的手摸到弟弟的头了，再一用力，只要用一点力，一点力就够了。来，使劲，使劲……为什么不行？天不助，人不来，我不行，有条狗跑来也好啊！来了见了弟弟的样子就会大叫不止，对，大叫不止，对！我怎么忘了小偷先生，我家里还有几个钱，你们很久没来了，就今天来吧！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明处，你来了随便拿，临去时顺手将弟弟扶起来就行了，对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我保证不告官，下次你没处去，再来也行呀！ 　　邻居的钟，又在响了。地震、着火、水灾，哇！有一样坏事在此地此刻发生也好呀！村委肯定会派人来看一下的，没有一点变化，可怕。静，可怕。弟弟一动不动更可怕。他的脸由红变紫。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歪倒呢？我的泪已干。嗓子没有一点儿声音。夜幕开始徐徐降下。我打开灯，又关上，不忍看弟弟的样子呀！一会儿又打开，不能不看他呀！他在呻吟，他的呼吸有点儿急促，你一定要挺住呀！这个时候，偶尔会有亲人来把我们放倒炕上睡觉的，今夜也会有我们的亲人来的，虽然有时我们会长夜独坐，相信不会选在今天，不会的。 　　夜，更加深了，没有人来。弟弟依旧歪倒着，没有人来扶起他，他的左腿压在身下，头压在我的脚上，那姿式非常之别扭，算是嘴啃泥式吧！而我只能默默地盯着他，没有丝毫的能力帮助他，我的心在泣血，我的身在解体。还有什么比此刻更加痛苦呢！一个世上最亲的亲人，在遭受磨难，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受难，没有办法解救他。如果能替他受难，我们都会义无反顾的，偏偏连这一点儿也行不能。我忽然想到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说谢逊的父母妻儿被他崇敬的师父所杀，他痛苦地变疯，而我连疯的权力都没有，更甚者，我是亲眼看着亲人慢慢地向死亡逼近，逼近…… 　　长夜漫漫，漫漫长夜。旭日终于东升，弟弟你还活着吗？你大声地哭呀！弟弟呀！弟弟！九点钟，门“吱”的一声开了，送饭的亲人来了。弟弟你有救了。从下午三点到第二天的九点。这世界上最长的十八小时，终于过去，关键时候还得是亲人呀！弟弟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呼吸极度微弱，他的左腿已完全失去了知觉。这以后的九天中，他解不出大便，而且他的臀部发现了近十块褥疮，每块褥疮烂得碗口大而且露出了骨头。更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五天中我们兄弟没有一点吃喝，父亲因急事出了远门。其他亲人一时未了解到我们的实情。1月17日,孙华民赶来。他迅速为我们准备了吃喝，而且急忙去向村委书记陈亚伟汇报，18日，王显梅闻讯赶来，从他不多收入中，挤出200元给了我们兄弟。19日陈亚伟赶来探望，这时，本村曾干过赤脚医生的中年妇女董桂玉也赶来，为国程灌肠，并一连输了五天液。国程才算转危为安。傍晚，陈亚伟再来，我提出因父亲岁数大了，能否找人照顾我们的生活。陈亚伟答应了。其实一直以来，他就在物色合适人选。只是这种事，难呀！20日，村长刘同利及李明友来看望我们。30日孙华民来，给了我们一百元，并又为我们去找陈亚伟书记想办法。2月6日，这天是除夕，旧友陈亚平听到我们的消息，急忙赶来探望，看着他，我的泪几乎就要流下。我们近况也被电视台录了像，闻变来看望的一下子多了。舅舅舅母不顾年纪大，从老远赶了来。四、五十里外的残疾朋友范学民也几次赶来问候。北京的周达宝周妈妈寄来百元钱及信以安慰，青岛陌生朋友邱兆华也寄来一百元慰问。西邻李建芝大叔更是几乎每天都要来坐坐。青岛残联带三百元来慰问。莱西残联也买了礼品诸如奶粉等补品前来看望。水集一村一位姓徐的大姐及莱阳姓任的大哥送来价值千元的营养高钙素。可是国程的病并未见好。我知道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在生活上侍候我们的人。我明知道这种人在世上是不易找到的，但我还是不能不求，于是再三写信给陈亚伟，希望给予帮助。陈亚伟也积极为我们寻找合适人选，怎耐始终没有人愿意来侍候我们这对残疾人的生活。难道这个世上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吗？于是，我见到朋友就求他帮忙寻找。李正明其时已赶往青岛打工，他答应为我们物色一人。 　　国程的生命虽然保住了，但病却不见好转。褥疮依然烂得怕人。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篇《悔作超生游击队》的文章获奖，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他也没有高兴起来。而他忽然说：“二哥，你还是让我死吧！”几天来他一直说想自杀。 　　“不！你不能死在我的前面。”我拒绝。 　　国程艰难地说：“世上肯定会有我们要找的那种人，但却不会让我们遇上。” 　　是呀，已近半年了，还未找到这样的人。 　　“我现在是生不如死，而且徒然增加你的痛苦。”弟弟又说。 　　“要死也得我们一块去。”我强调。 　　弟弟极力欠了欠身，他因生了褥疮，这么长时间一直躺着，其实他这病是需要常翻身的，可是他没有力气翻身，我又难助其力，他的褥疮只有越来越重，这样下去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他极力欠身就是要寻找一种更适合的姿式。但最终他放弃了，又保持了原样，因为他根本没有一丝力气，可以改变自己躯体的位置。他长叹一声说：“二哥，你太傻了。你跟我一起走了。我们这么多稿件怎么办，我们不是说好，要整理出个作品集嘛！还有我们还有个自传没有写，而且还拟好名字叫《窗口人生》（《窗口人生》一名，我们原计划用于自传，后来因王海滨一句话，就改成了作品集的名字了）。我就偷个懒，你费费心帮我完成吧！我活着这些工作你根本无法完成，只有陪我痛苦，可是我死了，你必会化悲痛为力量，也算完成我的遗愿嘛！” 　　弟弟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能忍心看着他一个人去吗？不！我摸出那块雄黄，说：“我把这块雄黄往天上一扔，掉下来时，若我够着了，你就不能死，若你够着了，那么只是天意了。” 　　“不行───”弟弟欲反对，我却已将雄黄扔出，我扔得不高，我是想它能稳稳地落在炕桌之上，弟弟就够不着了，只有我可以拾得，我不能向炕下扔，因为我拾不到，岂不是绝了我的死路之寄托。那雄黄起得不高，眼看着会落到我的手边，我有些得意，这下你可不能说服我再死了。可是那炕桌忽然轻微的一动，那雄黄落下时，刚好击到了桌上水杯沿上，一下弹到了炕上，恰好在弟弟手边。 　　“这不能算，你刚才蹬桌子了。”我急忙阻止。 　　弟弟得意地说：“此乃天意。记住替我完成那些事。”说完他将那雄黄放进了嘴里，我大声恸哭，其时是1997年6月30日晚八时许。<br></h3> <h3>第十章 人生得意须尽欢 　　这时，“吱呀”一声门开了，我一阵激动说：“有人来了，你快吐了吧！” 　　来人是在青岛港务局打工的小伙子李正明，昏暗的灯光下，他看看我，又看了看病卧在炕的弟弟国程，他略微一呆，迅速上了炕，先是驱赶弟弟臀部那些正在你争我夺吮吸褥疮分泌物的苍蝇，然后整理弟弟失禁后拉在炕上的大小便，以及被脓血浸透的那整卷整卷的卫生纸，最后替弟弟喂药喂水，在帮弟弟翻身时，他发现了那块已被国程吐出的雄黄，湿漉漉的在枕边。“这块‘糖块’……”他没认出那是块雄黄，此时，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含泪告诉他刚才的情景：“国程已求我一个多星期了，他要用这雄黄自杀……”李正明听完我说的话，气愤地将那块雄黄从窗口扔了出去，其中一扇窗被碰了一下，轻轻地晃着，我望着这一切，出了神。 五月份李正明来时答应找人侍候我们。两天前的6月28日,他宿在这里，说起没找到合适的人，那一夜他发现了弟弟的褥疮，非常震惊。当时国程开玩笑说：“正明，我可要赖着你呀！（侍候我）”他未说什么，今晚他及时赶来救了国程一命，我非常感激，没想到一夜过后的7月1日清晨（香港回归那天），李正明突然对我说：“我要留下，侍候国程，直到他好。”说完，他起身去做早饭。我惊异地看着他，看着忙忙碌碌地他，这一夜他根本没有睡呀！光替国程翻身也有近十次。这样一个人，一个喜欢四处流浪的人，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话语不多，心却如此善良。我震惊，同时也为弟弟庆幸。这天，李正明用自己的钱割来了猪肉，还买了各种蔬菜，使我和弟弟吃上了一日三餐，这一日三餐对别人也许没有什么，而对我们兄弟却是久违了（平时我们是一日两餐）。 　　从这天起，正明留了下来。我得以与世界取得了联系。什么事只要喊一声：“正明──”立时就会得到解决。只是村委关于我们兄弟及正明的生活费和工资，一时间未研究好，因村里还有其他残疾人，村委会处理这种事自然是需要一个过程。8.9日间，我们的经济出现危机，10日孙华民去水集镇党委丁相民处汇报了我们近况，丁书记当即批复：“李氏兄弟需钱治病，请即日发给。”并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二百元，连同计生委捐助的钱以及我们的获奖款共1200元，于当日即有计生委办公室主任王洪彪代表丁相民书记与计生委全体同志将钱送到了我们手中。本村村委也预支了部分钱以救燃眉之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走向好转。 　　我问正明：“你在青岛港务局打工的事怎么办？”正明一笑：“我是自由人，谁又能捆绑着我。”国程接口说：“这下我可绑着你了。”正明又一笑：“你是周瑜，我是黄盖。”我一愣：“那我是谁？”生活中有了正明，是近几年来最快乐的事。痛苦过后必定是快乐。虽然国程的褥疮还没有好，但假以时日，他必会重新操笔上阵。岂不得意乎！ 　　最使人激动的是，正明从没有嫌弃过我们，他晚上有时就睡在我们兄弟之间，为了照顾国程方便。我们的卫生条件之差，连我有时都忍俊不住，想以呕吐痛而快之。他却泰然处之，并积极改善环境。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守着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高残兄弟，唉！此人也算不多见了，他不正是我们的命运之神吗？ 　　俗语说：“饱暖思淫欲”。我们的生活有了正明足可饱暖，而我们的淫欲却是文学。尤其是我此时的心一宽，就迫不及待追求着文学这个情人了（国程还有病解闷，我却没有呀！）。这个时候王海滨出现了，他这人我虽从未见面，却从正明口中略知一二，更有他亲笔撰写的纪实性文章《月湖情》，我正在阅读中，从中对他也有一定的了解。初步看来他这人虽不能用离经判道来形容，却可也算奇哉怪也的人了。1989年，他毕业仅一年就与同学创办了《百花友谊》小报，虽然是自刻自印自办发行，想来个中乐趣也是颇值得玩味；1991年他又与文友创办《月湖文学》月刊，依旧是自刻自印自办发行。半年多后社散人空，他独自一人仍然自得其乐地玩着他的文学卡拉ＯＫ（继续办《月湖文学》）。让人不懂的是，他这人像在求与不求之间，既像是急功好利，又像是视名利如云烟，也许这只是他的蜗居期，一旦条件成熟，他就会名利下去，甚至如王莽。想到此我不禁打了寒颤。 　　王海滨来看我们那天是1997年7月25日下午，当时李正明有事外出，王海滨是一个人打听着来的，他说现在从事出租车业，开得却是低档次的东风三轮摩托车，号称“三轮迪”。初步交谈，知道他对我们的事情基本上不了解，他只是知道世上有我们这样一对残疾兄弟，至于其他诸如我们的年纪与家境以及近况等，他都不甚了了，他看我们的眼光是惊异的，我清楚地看到他眼中的话：“你们兄弟怎么这么瘦啊！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病卧在炕的国程突然说：“二哥，你与海滨好好谈谈吧！” 　　“谈什么？”我问。 　　“当然是文学，还有……”王海滨抢先回答。 　　“还有办报刊……”国程接着王海滨的话茬。我又接着他的话说下去：“交朋友的事。” 　　“对！”我们三人相视一笑。一个初次相见即与我们有着这种默契的朋友，从来还没有过，他是第一人。 　　接下来我们三人谈得就是文学、办报与交友这个话题。他只是简单了解到我们兄弟的生活已有村委负担，日常起居由正明服侍，他是早已知道的。生活对于我们三人好像只是人生路上的一种附属物，不可没有，却不可太计较。正谈得热闹时，他的传呼突然响了，原来是正明打的，他外出办事时自行车坏了，他便呼海滨，让海滨拉他回来。海滨掉头出去，一会儿就将正明接了回来。从这天后，王海滨一有空闲便开着他的三轮车来看我们。聊聊人生、文学与办报，倒也有趣。 　　8月4日，我们正聊着，一个叫姜桂玉的朋友来了，他的年令与海滨相仿均为三十出头。王海滨很兴奋。原来姜桂玉是他办《月湖文学》时结交的朋友，这次他的到来也是海滨相约的。于是三李（我、弟弟、李正明），一王（王海滨），一姜（姜桂玉）凑齐了，这五人将演出一段悲喜交加的故事。<br></h3> <h3>　　五人等同点是办报交友。报纸起名却也颇费周折。经过几日酝酿，王海滨首先提出叫《醉友报》，姜桂玉觉得醉态太重，而且略觉别嘴，于是他改为《心友报》，我又提出异议，嫌它不够通俗。遂起名曰《会友报》。众人拍手叫绝，于是这个“以爱会友，用心交友”的报纸定名了。其时王显梅录像，孙华民照相也记载下了那兴奋的一瞬，下一步就是具体操作了，李正明一口应承他跑排版印刷以及发行联谊，我很高兴，这里面数他小，他跑跑腿也不错呀！王海滨任社长，我当主编，姜桂玉任诗歌主编。弟弟国程说：“我当个小兵吧！”我们哈哈一笑。人生得意须尽欢。 　　近日，与正明商议做了两面锦旗，分别送给村委与图书馆，以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照顾，另几封感谢信送往计生委、广播电视台等。我们兄弟没有其他办法感谢这些好心的人，更何况借此机会，好让正明用曹氏基金会捐赠的那个从未坐过的轮椅推着我去看一下那久违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8月19日凌晨3点多天降大雨，一直到20日中午12点多才停，与大雨相伴的是11号台风。这次台风经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至山东，沿途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惨重。我们不由想起1985年农历七月初四至初六那三天的九号台风，那次与这次的心境已完全不同，真是物换星移。21日，水集镇副镇长、建筑公司赵经理来慰问灾情，送来镇政府的200元钱以及他个人的400元钱。还有太空被一条和一些水果。这天，哥哥也一早赶过来看望我们。23日，正明的一个同学崔杰来，说起台风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多才多艺很有意思但又非常孤独的青年，后来他成为《会友报》的美术编辑，而且在我和弟弟出作品集《窗口人生》时，他的奉献最大，那二十多万字的稿件，就是由他一个字一个字誊抄出来的。说实话我们兄弟的字都是十分难认的，连我们自己过后也有许多字迹难以辨认，而他竟有如此之耐心字字抄写不误，也算难得了。 　　说到《窗口人生》作品集，这里不妨罗嗦几句。出版个人作品专集，是我和弟弟近几年来最大的愿望，1997年10月，我们将这愿望写信告诉了远在北京的周达宝周妈妈。她很支持。还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担当我们该书的责任编辑，一篇一篇地精编细选，并积极联系了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这里的朋友也为该书出版出尽了力。姜桂玉于1998年初辞去市布鞋厂的工作。与王海滨一块办起了会友书社，他戏说此乃《窗口人生》专卖店。他还自己投资2000余元,积极宣传该书，跑济南，上蓬莱，在书未出版就已征订出几十本了。李正明与王海滨及时与莱西职教中心联系，迅速完成了该书的打印稿。孙华民大哥更是为该书出尽了力，提供了大量的照片以备选用。而且他在该书的出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许多多的朋友关心着这本书，可是谁知中途有变，也可能是好事多磨吧！写到这儿，心里忽然有感，一时难以下笔，就此暂停留待心定后再续。 　　《会友报》的出版也并非一帆风顺。先是去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请示。结果未等说明办报的情况，就被告知是犯法。我吓了一跳。我们只是办一张民间交流的文学小报，并非什么正式出版发行的报刊，更何况我们是主动派人（李正明）去请示，若我们未加请示就花钱印了出来，岂不是犯了死刑。无奈去宣传部探个口风，被告知不务正业，我又吓了一跳，也许赔钱费力求文学办报纸交朋友，真的不是正业了，正的是赚钱省心炒股票吃王八泡小妞吗？后来总算说可以办。我松了一口气。依嘱托到文化局办有关事宜时又说要先交多少多少钱，我更是吓了一跳。我们的生活近几日又呈现出危机象，哪有钱去侍候他们，算了，如今办事真的是要完全依钱开道了。怪不得有话曰：“以钱开道，所向无敌。………” 　　再后来我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我们的情况，才答复说：“只可铅印，不可胶印。”我大感迷惑，如今足不出户，真的有许多事搞不懂了。哎！不去管它，好歹是得到了口谕，可以小试牛刀了。偏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出现危机，9月8日我去了村委会，正明推着我。我这人急脾气是等不得的，所以赶着问问情况，这一次出去，唯一的感觉就是累，本来打算去趟电视台和文化局，只好免了。村委会当官的不在，得到答复是一切（我们的生活费和李正明的工资）都安排好了，不要催得太急，我来一次村委不易，只得硬着头皮问：“什么时候兑现？”答复说下午就办。我心内稍安。 　　9月9日，终于送来了粮蛋（昨下午有事搁下了），这下给我们补充上了给养。这才知道村委每月给我们兄弟给养是一袋面，二斤花生油，五斤猪肉，六十个鸡蛋，另有三十元钱说是菜钱和零花钱。这就不错了，我这人虽然追得急，其实却很容易满足，有碗饭吃饿不死就行了。弟弟褥疮好了那就更好了。这一天正明也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500元），结果一转眼间，他就买来了手表、石英钟、裤子、剃须刀、刀子、本子等等，我给他一算，500元已所剩无几，这家伙也算是能胡乱花钱的了，而且办事也不得力，想是年轻的缘故。天一黑，他更是戴上新手表，蹬上新裤子，剃了胡须到街上卖弄去了。我不觉好笑。谁知当晚便领了一个俊俏的姑娘回来。说是朋友，只是那姑娘较他要大上个六、七岁，真是个大姑娘了，却迷得要命，我只有好笑了。 　　这几天崔杰在家闲着无事就来看望我们，晚上也宿在这儿，这家伙的厨艺较之正明就好多了，正明的饭菜只是胡乱做熟了而已（他四处游荡，本就不太会做饭，现在为我们兄弟做饭也真难为他了），而崔杰光那一手案板上的快刀，看得就使人担惊害怕，其他的更不必说了。正明得便回家看母亲去了，因为我们兄弟害得他家都不能回，我非常愧疚。 　　14日，崔杰回家了，正明也与他那“大姑娘”出去了，结果一上午未回来。这时候国程的褥疮已渐渐愈合（此乃正明之功劳），坐个一上午或躺个一上午均问题不大，想是正明也心里有数，中午王海滨买了包子来，说正明在莱阳给他打传呼，只说回不来了，我一笑。王海滨上炕将国程抱坐起来，吃罢饭又将国程稳放在炕上安卧，这才匆匆离去，他家里还有个不足三周岁的孩子等着他照看呢！他妻子上三八班，想是上班了，不然他准会坐下来与我们切磋一下办报的具体细节。<br></h3> <h3>　　下午，正明未回，天一黑，姜桂玉来了，一起看了青岛电视台放的“人生ＴＶ”，内中刚好播放徐红前几日来拍我的《等待风景》。姜桂玉看罢后说：“老大哥，你有点儿像电影明星葛优。你知不知道？”我点了点头，前次北京周达宝妈妈看了我的照片后，也说过像葛优的话，我自己却没觉得。很晚了姜桂玉将我们兄弟安顿好才走了。正明还未回，我禁不住有点担心。夜十二点正明与“大姑娘”终于回来了，说了一气理由，我也没太听懂，只知道两人去了烟台，似乎是“大姑娘”与某个人别扭（反正不是正明），一气之下坐车外出，正明一直将她追了回来，更甚者他还向“大姑娘”家里打了电话，使她的父母跟着担心，这人办事也算莽撞了，“大姑娘”一听急了，挥手便打正明…… 　　终于与海滨、桂玉商定了《会友报》征刊号（海滨建议在创刊号前发个征刊号，这也是少见的事，亏他想得出）的内容，正明便赶着去跑排版与印刷，这几天他被“大姑娘”迷得要命，腿脚便懒了，当初说要监督排版印刷的话就丢到了九霄云外。果然出的清样错误百出，我就生气，海滨打圆场说：“生气没有用，赶快改过来才是。”连夜改过后。第二天我出200元终于将征刊号印出，王、姜要出钱均被我推辞掉，两人都有家庭出钱不易，况且王家有欠款近十万，姜又准备辞职，我现在刚好能支付这个钱，当然应该我付。 　　报纸终于出来了，我很激动，这次印刷也是跑了许多去处，最终选在附小印刷厂铅印出来，不几日正明与他的“大姑娘”闹僵，原来“大姑娘”一直当他小弟，他却不想小弟下去，于是悲者正明也，要酒喝，我不让，说了几句，他便跑了出去，许久回来时，我问：“哪里去了？”答曰：“大桥底下冷静去了。”慢慢的他便真的冷静下来，毕竟是年轻人嘛！ 　　国程的褥疮完全愈合了。我很兴奋，而且不久他便重新执笔成一诗，曰《假如还有来生》，他称这次执笔完全是正明赐与他的新生。诗中道：“……假若真的还有来生，那也只属于来生的事，你放弃了今生，同样也会将来生放弃。” 　　更令人兴奋的是，年前我们兄弟告别了破烂不堪的旧居，搬进了新居，而且不久我们就出了《会友报》的创刊号。这时青岛市政协主席胡延森和莱西市市委书记展文良以及莱西市副市长钟青华来看望我们，肯定了我们的《会友报》，并捐助我们一千元资金，以解决我们生活之急需。 　　一天晚上，王海滨匆匆起来，他从兜里掏出个大哥大说：“大哥（叫我），二哥（叫国程，我俩年纪较他大些），我借了个大哥大，你们可以与北京的周妈妈通话了。”他说完拨通了号码，将电话递给了我，我激动不已与我的周妈妈说开了。国程通话时更是热泪盈眶：“周妈妈──周妈妈──”如果没有您老人家，我们怎会有今天。今天我们声声相闻，更不知何年才能与您相见，又更不知何时才能略尽为儿之孝心…… 　　此时知晓了《窗口人生》出版中的变故，原先某些满口答应资助的“大腕”，“小款”们，在关键时刻三缄其口，出书的资金断了来源。姜桂玉、王海滨、李正明等闻讯不约而同说：“伙什们凑。”我摇头，说：“我致信胡延森等领导，看能否帮助解决，正明你去一下残联看能否资助。” 　　胡延森主席很快答复将给予一万五千元的帮助。残联方面却因资金困难一时难以解决。 　　出版社方面很快出了清样，周妈妈做了全面校对后，不久，版也制好，只等开机印刷了。钱却一时没有到位。 　　姜桂玉在某一天忽然问：“书出好了，一旦赚了钱，怎么办？” 　　“当然是用于办报纸。”我和弟弟异口同声地说。 　　“我有个想法，我想拿出一部分钱成立个李氏兄弟助残求学基金会……” 　　姜桂玉的话未等说完，国程大声叫“好！”我问：“怎么个基金会？” 　　姜桂玉顿了顿，说：“残疾人不少，失学儿童也有，反正残联一时也负担不过来，我们不妨帮他们一帮，哪怕是帮了一个也好嘛！还有……” 　　果然是个好主意，我欣然同意，可这事只得耐心地等候。春节悄然而过。《会友报》也在我们五人的忙碌中出了第二期（连征刊号是第三期）。 　　李正明于年前的一天忽然搬来一台电脑，用了他两个月的工资。这家伙也真算敢干了。王海滨也道：“凭你那三脚猫，还想玩兼容机。”果然那机器却一时之间玩不转，退又退不掉，于是王海滨又借出五百元，我也出了一部分钱，那机器总算转了，谁知不几天就毛病百出，正明气愤要命，便经常携带着它辗转于各个电脑店之间。一旦好用了，正明却难以一下掌握，他所设想的自己排版根本行不通。最后还是王海滨用它排了两期报纸，之后便又被正明鼓捣坏了。海滨也无能力修复，毕竟两人都是初学者，正明贪得多却办不得事，海滨讲得是用它发挥出最大的潜能，且真的行动了。但一个赶车一个揪马尾、砍马腿，又怎能齐步前行呢？最后海滨主动退出，正明也颇不服气，觉得他也能办了事，结果是只有用电脑玩玩游戏，我很气恼，成天说得天花乱坠，却一点办不得实事，又不肯虚心学习，唯一一点好处心好，此乃正明也，也许确实是因为年轻不稳吧！无论如何国程的命是他救的，我对他只有感谢，但发现他的缺点，我是又不能不说的，我始终认为告诉他他的缺点，毕竟不是件坏事。 　　《会友报》的读者来信中有一封残疾人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即回了信，这人就是刘希寿，他童年时即得了病（骨髓炎），上学仅一年就被迫辍学，那几年他昏昏噩噩，几乎毙命，后来经医治，总算能丢掉双拐，可是他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后再也不可能去侧耳倾听那魔幻无穷的声音世界，他经多年自学终于能够生活自立，而且在一家纸箱厂干设计工作。他比我们要刚强许多（我当时想）。 　　这个朋友不久后即来看我，他走起路来一条腿有点跛，说话也不太清楚，幸好我能听得懂。当时我说：“你真不容易呀！（我是写在纸上，给他看的）”我看到他几乎流下了泪，而我的泪也在眼眶中打转。所谓同病相怜概由于此。与他交谈是用笔，于是少去了许多寒暄客套话，真的是有一写一有二写二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也许真正的朋友并不需要多年的交往，一见钟情之事常有。 　　他曾问：“这么多年最好的朋友是谁？”我丝毫不含糊地在纸上写了“王海滨”三个字，随后写：“此人乃与我开诚布公坦城相见第一人也，你是第二个，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尚易理解，而他从少生活优越，却心境与我相通，真是奇哉怪也，也许我就是个如他一样奇哉怪也的人吧！”是呀！我与海滨交往也不长，却总有着某种默契，有许多事情我们甚至不必交谈，必会采取相同的心理与方法去面对，我们相聚时短，所以根本没时间去深究生活等繁文缛节，有的是关于人生，关于写作等这些虚无缥缈的玩艺的大段大段的心灵相通的对话。甚至关于《会友报》他与我谈的也很少，他只说难，我起先颇有异议，渐渐也就被他同化。后来我发现他之创办《会友报》的最初和最后的目的，原来只是单纯地为我们交更多的朋友而已。他曾说办报交友不是好办法，但对于我们却是交朋友唯一的方法。于是我常常在夜里在梦里想起他，他是那么神秘又那么清晰，简直就是第二个我，于是我不愿打破他的痴心，就如不愿打破我的痴心。我呵护他就如呵护自己，我埋怨他就如埋怨自己，后来我忽然顿悟到，原来我和他活得一样悲哀，他也有同感。残疾与不残疾真的有许多区别，但他与我后来都感悟到，那区别其实根本不足道哉。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无虑……” 　　姜桂玉是《会友报》具体操作者，我常与之谈报纸的事，他也是倾情为之。我很感动，也许有许多事，我只要说声“海滨你去做”，他就会去做好，但通常我会说“桂玉你去做”，他同样会做好。海滨这人与我一样一言难尽，而桂玉这人却是不必多言，好的，总会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我有海滨，有希寿，更有桂玉、正明及那么多的好人，岂不快哉！ 　　1998年3月24日下午，海滨、桂玉、正明都在，我们五人畅谈着《会友报》，弟弟感慨颇多地说：“我也要写一篇纪实性文章，记录《会友报》的成长过程，像海滨当初写《月湖情》一样。”他其时身体已基本恢复，足可以伏案写作。我高兴地支持他。他又可以拾起他的笔了，重新开始他的人生，开始续他的梦。 　　夜，他睡得很安稳，在做什么梦呢？可是半夜时分，我朦胧中听到他喊：“永程，永程，谜解开了，解开了。”他平时是叫我二哥的，这时怎么直呼名字了，而且他说的是什么谜呢？正明将国程扶起，坐了一会儿，可是，突然国程摔倒了，他坐得好好的，竟摔倒了，早晨，他仍昏迷不醒。海滨、桂玉、以及村委书记陈亚伟等人都来了，可他依旧不醒，最后送至医院，九时许，他竟然舍我而去……（1998年3月25日,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 　　国程的一生，有着一个大悲大喜的过程，活得潇洒，不像我心如止水，不喜不惧，人情冷漠。在文学之路上他有着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而我是他锲而我也只好锲而了…… 　　多少悲伤，从此孤独一人，汝勘破红尘之谜，我却依然执迷不悟，问苍天，谁与我相伴，再续兄弟情。喜怒笑骂，历历眼前，悲悲苦苦，生生死死，不过弹指间。 　　国程你还是狠心离开了我，留下许多事情要你的老兄去做，你真会偷懒呀！我只好奋然提笔，将悲痛暂搁，书尽你我人生路，即便再吐血又何惧，可惜的是《窗口人生》你终于未见到，告诉你吧！书就快出来了，快了，快了，真的快了，因为钱就要到位了，届时，我必与友共到你的坟前，将书为你献上，以慰你心……<br></h3> <h3>尾声 　　《窗口人生》一书还没有出来，我却不能空等待，我开始写我们兄弟俩的传记。这时，在王海滨的主张下《会友报》改为周报，为了使我安心写自传，海滨、桂玉、正明积极主动分担报纸的任务，每期我只需写上一两篇稿就行了。 　　正明的心情很不好受，因常有人在他耳边吹风说：“早晚两兄弟会都死在你的手中。”于是他很惶恐，其实国程的死，完全是心力交瘁之故，根本与正明无关，相反，若没有正明，他恐怕早就去了，更谈不到这最后一年的欢乐了。但正明心毕竟不安，这也可理解。 　　自传的写作一直在困扰着我，与海滨、桂玉谈起怎样去写，也无主意，最后只得采取我以往的策略，先写出来再说。于是匆忙提笔。写一段，海滨就会主动看一段，并提出异议，我闪烁其辞露出若我写不完，由他续完，他只是摇头，说我不必着急，总会写完的，还说“万事不可太强求。”我明白他的意思，心里泰然了许多，是呀！我是有点强求，这不像我以往的作风，可是弟弟的突然遁世，使我的压力骤增，为了我不必求什么，可仅仅为了他这部自传也得写完啊！ 　　我的心情不好，正明的心情也不好，于是少不了两人间会产生磨擦。有一次我竟当着桂玉的面撵正明滚，也可见心情之糟，恍惚间常觉正明乃汉之萧何，爱又不是恨又不是。好在正明常容忍于我，依旧是勤勤恳恳服侍着我，每个无弟弟的夜里，我一想起正明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1998年7月25日,天一黑不久，海滨来了，说正明有急事去了青岛，嘱他来照看我。这一夜，我们几乎谈了一夜，越发觉得投缘起来，尤其是他初次向我谈起他在心中早已构思好的三个故事，果然不同凡响，确实有点儿想先人之不敢想，我当时也颇震惊了一下子。其中一个故事的主角，他设想是一个单纯的人（绝对单纯，对人世全然不懂，甚至是“野人”），然后让他溶入社会，使他变成一个复杂多变的人（比韦小宝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让其受某种力量的净化，最终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人（升华了的）。当时，我听了他的这个故事，激动不已，这简直就是一部人类的历史，我顺口说：“一百万字完不成他，完不成他人生的一半，不！不！我不敢想象怎么去写。”海滨悲哀地说：“我也不知道。” 　　海滨还说了他的另外两个故事给我听，也是颇能动人心弦，这里不想再说，读者若有缘不妨去听听原构思者的讲述，我知道海滨毕生也难以完成这三个故事，甚至完不成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我这里之所以不想再说另外两个故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一提起它我就会再度产生海滨常有的那种悲哀，这种悲哀使人兴奋，又使人更加悲哀，这是一种神秘又可怕乃至又可喜的一种悲哀，我怎么也说不清，却对这种感受极度清晰，甚至向往。 　　海滨的三个故事深深地打动着我，海滨这个人就更加打动着我，天一明，他给我做好早饭，看我吃起来，他才说要走，而且是匆匆走了。我猛然醒悟，这一夜，他的小孩（刚到三周岁或者还不到三周岁），肯定是一个人在家大半夜，后来果然证实他的妻子上夜班，而且那小女孩（海滨有一女，他有几次带她一块来看过我们兄弟），睡至夜半还醒来，叫爹爹不应，叫娘娘不在…… 　　我完全明白海滨这个人。 　　1998年8月中旬,我没能逃过那次病毒性流感，感冒对于我来说并不可怕，可这一次确实霸道了点儿，村委知道我感冒后，早早给安排了药，还及时派人来输液，我却依旧没有好转，正明急得乱转，因为我好几天吃不下饭了，他岂有不急之理。桂玉与海滨知道我感冒了也三天两头过来看我，24日下午，海滨、桂玉都来了，我向海滨说：“不行得上医院了。”海滨大吃一惊。正明与村委联系三次，当时领导都不在家，无奈找来了孙华民。海滨早已发动起他那三轮车，他与桂玉，正明要亲自送我上医院。 　　躺在三轮车棚内，车是海滨操纵着我放心，路虽然有点不平，车儿却只是摇篮般晃着。桂玉、正明在我身边，我放心，孙华民先去了医院开路，我放心。我轻迷上眼。 　　车儿还在晃，摇篮般，是摇篮在晃，是妈妈在晃着摇篮，“小荣国真漂亮可爱……”妈妈在说。我听得真清楚，就是她。可是我看不见她，妈妈你在哪里？ 　　舅舅的小驴鞭儿在窗外挂衣服绳上摇晃着：“你写的真好，把我吸引住了。” 　　朦胧中　，灯影一晃，弟弟的小手拍着我的屁股：“二哥，你快起来，今早上我肯定比那个老头儿起得早，粪篓子肯定会拾满，不信你跟我来看……” 　　风依旧在刮，火车还没有来，我依旧在傻傻地等，树枝被风吹得直摇晃。 　　“突然有两只蝴蝶从墓中飞出，它们摇摇晃晃地飞远了。它们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你猜哪只是祝英台？”妈妈讲故事时总爱卖关子。“我不猜，我不猜。” 　　“哥哥──哥哥──你在哪里？”电影散了，人影摇晃着都走远了，操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桂玉突然说：“老大哥，就快到医院了。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我说。车还在晃。 　　“真的没事。”老中医接着说，“真的没事，别看你走起来东扭西晃的，等我几针下去，你的病就好了。” 　　正明拾起国程枕边的那块雄黄毫不犹豫扔进了窗外的厕所里，窗儿被碰得轻轻晃了一下。 　　我的眼前一黑，夜这么黑，什么也看不见。四周静得出奇，出奇的可怕。 　　“到了。”海滨说。急诊室的门一晃，开了。医生出来了。接着为我打上了一个吊瓶。海滨伏我耳边问：“你是不是有点冷？” 　　“不！不！挺好的。”随后我被转进了一个病房。吊瓶继续打，孙华民似乎还在与某个院长谈着。姜桂玉低头冲我说：“我得回家看一下。” 　　“好，回去吧！没事的。今晚上不要来了。”我说。而他偏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忽然看见正明眼里似乎有眼泪，他呀！真不容易。 　　胸口似乎被什么压住了，我大口地喘着气，海滨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的自传还没写完呢？他过来了，他过来了，我想要冲他摆摆手，可是手臂怎么一点劲没有了。他握住了我的手。我用手指在他的手心画了个圈，他微一迷惑，随即点了点头。他明白我的意思。门突然开了，姜桂玉去而复返，我眼看他，他怎么又回来了，对，他应该回来，他一定听说关于《窗口人生》一书，青岛方面的一万五千元钱就在三、四天内要寄来了，他一定知道，一定知道。胸口一直被什么压着很痛很痛。而嘴里却被什么堵住了，我想要说却说不出，为什么你们不让我说话，临来的路上，刘希寿刚好也来了，默默地看着我，他一定有话要跟我说，但他却没来得及说，我也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可是现在却说不出，说不出呀！ 　　弟弟忽然在前面招手：“二哥，快来，这下谜底你也知道了吧！” 　　我走到他跟前，呀！我会走了！只见在他面前的墙壁上写着许多字，我一个认不出，可是再细一看，呀！原来如此，谜真的解开了。<br></h3> <h3>后记 　　1998年8月24日晚九时许，李永程在他弟弟李国程谢世五个月后，也悄然离开了我们。在最后的五个月里，他忍着失去手足之疼痛，毅然提笔写起了他们两兄弟的传记，两兄弟一生的风风雨雨将尽现其中，疾病与磨难，坎坷与挫折，悲痛与孤独，欣喜与欣慰…… 　　可惜，永程去得太早，没来得及完成他这个梦。他与弟弟一样都是心力衰竭而去。我悲我叹，我哭我泣…… 　　在永程写自传时，我常伴左右，是自传写作的参入者与第一读者。永程一去，我知道必须尽早完成他这遗愿。 　　在整理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记事本，上面记载着他走上文学之路后的重要事件，时间非常精确。这为我续完该传记提供了重要线索。加之他在世时，常与我探讨该传记的写作。使我脑海中早已有了一个总的框架，于是该传记的最终完成成为了一种可能。 　　接下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翻看了他们兄弟的大部分遗留下来的作品底稿及部分书信，然后我有选择地采访了几名与他们兄弟交往颇多的朋友。最后我才慨然提笔续成此传记，在续文的过程中，我几乎是一气呵成，特别是最后几章的写作我更是放弃一切工作，集中全力重点突破完成。 　　现在终于完成了该传记，心安理得了许多。至于其中的优劣只有留待读者品评了。 　　另外，十章的题目均为我加的，本书的名字也是我拟定，永程写作一惯是先成文后取名的。还有，第九章是流水帐式的记录，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欣闻永程国程的作品集《窗口人生》已出版，可惜两人却无缘见到自己的书面世，只有到他们的坟头一烧，以慰在天之灵了。 　　　　　　　 逍然过客（王海滨） 　　　　　 1999.6.20于断尘轩 2005.8.12最终定稿<br></h3> <h3>附1 玉 醉 红 尘-----兼以此祭故友 夜凉月冷， 今夕何夕， 寂寂屏前人无言。 情深 ，酒浅 ，一觉似千年。 红尘独醉迷双眼。 泪咽装欢。 天上人间。 人生苦短。 时光荏苒。 故人梦至续尘缘。 风轻，室静，无语问苍天。 流水高山 ，伯牙子期，知己难觅情何堪。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 但见一杯土，惨然伤我心！ 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 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 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列子 汤问》伯牙绝弦 春风满面皆是客,摔碎遥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 ！ 正所谓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br></h3> <h3>附2 固守那份最初的真 　　我参加工作半年后，闲着无事，与同学姜希强创办了《百花友谊》小报。其宗旨是：“集天下业余爱好于一炉，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那个时候想的就是通过办报纸交朋友，但这显然不是交友的好手段。 　　两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叫王江秋的朋友，于是就有了《月湖文学》的诞生。那一年的夏天，很是热闹了一番。许多文友进出我那个不大的家，周旋于月湖与文学之间，其乐融融，其意切切。 　　冬天的来临，使一切变得不再狂热。种种原因致使人去社散，空增忧愁几许，我只有重回原始的寂寞（关于那段动人的历史，我曾有《月湖情》一书为记）。 　　王江秋的突然遁世，使我越发心灰意懒。似乎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许多。《月湖文学》只有苟延残喘，偶有刘万水来帮，奈何老天不遂人愿。或有姜桂玉来助，终难成。我在真与假之间徘徊，我在是与非之中周旋。 　　朝来暮往，日去月回，王江秋谢世五年后的盛夏，我突然从昏昏大梦中惊醒：“我原来依旧是最初的我，所有的悲伤与痛苦都尘封于心底，我不能再沉默。”于是，我拜访了李家疃的李永程、李国程兄弟二人。李氏兄弟身残志坚，笔耕不辍的事迹，我早有耳闻。 　　那天，天不是很热。我很顺利地找到了李氏兄弟的家，走进那间陈旧不堪的陋室中，我惊恐地看着那瘫痪在炕上的两兄弟，他们瘦骨嶙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羸弱的人，他俩的体重加在一块也不会重过我。就是这样两个人，超越了常人，超越了世界。 　　我当时就深深地体会到，终我一生也不可能忘记他们兄弟二人，他俩给我心灵地震撼，是任何言语也无法表达的。我明白了，闻名与见面那感触是多么的不同啊！我深深地自责：“为什么我总是姗姗来迟？如果当初……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你们两个好好谈谈吧！”因褥疮未好依然在卧的李国程首先开口。 　　“谈什么？”李永程问。 　　我抢着回答：“当然是文学，还有……” 　　“还有办报刊……”李国程接着我的话茬。 　　李永程接了下去：“……交朋友的事。” 　　我们三人相视一笑，真诚地笑，象是久未见面的老友，重逢时开心地微笑。他俩对我早有耳闻，而我对他俩也是慕名久矣，正所谓：“神交已久，方有今日的投机”。 　　李国程坦诚地说：“你的《月湖文学》我们看了几本，真好！” 　　“我看还是忘记它吧！我们重新开始，是办报。”我提议。要知道当时的《月湖文学》几乎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再那样下去的话，我不如看看书，写写文，消磨一下时光便了。 　　李永程坚定地说：“对！就是办报！” 　　还用再说什么呢！最初的我就是这样固执，现在的我依然是如此冥顽不灵，而他俩的意志更加坚强，这好象是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可变的，而我们三人的心却始终如一。 　　细细分析起来，他俩之所以走办报交友的路，确实有他们特殊的原因，他们虽然坐炕日行八万里，但他们无法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轨迹，他们有的只是坐在炕上，凝望窗外，憧憬着一个又一个的梦。真的，他们太需要朋友了。 　　而我为什么看准这条路执迷到如今，还大有了却此生方罢休之意呢！也许是因为我的既超然物外，又浑浑噩噩其中之故吧！ 　　后来，姜桂玉也来了。于是，《会友报》创刊了。（关于这段故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我写的《窗之恋》一书）。 　　一年多后，李国程因疾病加重，憾然辞世。那时候，两兄弟的作品集《窗口人生》已组稿完毕，只等付梓成书了。 　　李永程在悲痛之余，提笔撰写自传。他边写，我边读，半年后，书及半，他却撒手西去，临终之时，他叮嘱我要续完此书，我含泪应允。这以后的半年，我全身心投入到续书的工作，终于书成梦圆。 　　如今，事过境迁，书的好坏优劣真的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曾经有的那些美好的记忆，以及永不失我的率真。 　　正是：成败不足论，是非何须评。唯我大丈夫，童心真性情！<br></h3> <h3>附3 清明祭友 十年生死两相隔，思念无尽清泪泫。 欲书心事，执笔无言。 冷宵幽暗轻声唤，一卷《窗口》几残篇！ 折柳祭天，憾遗人间。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 壮志未酬兄弟情，乍来夜雨殇旧梦。 花自飘零，云自飘零。 师从二兄住幽冥，遗友三人醉无声。 遥思孤冢泪先流，风凄雾漫几时休？ 三更酒醒祭师友，清泪两行续梦游。 云横万里知音少，阴阳两处诉离愁。 无情最是春来草，依旧年年布荒丘。<br></h3> <h3>附4 生命似风 ——悼友李永程、李国程 是谁 在三月 一个阴云沉沉的夜晚 将我一声又一声呼唤 是谁 在三月 一个阴云沉沉的黎明 如星般坠落 （李国程，1998年3月25日9时许病逝） 又是谁 在八月 一个洪水泛滥的傍晚 将我扯入苦痛的泥沼 又是谁 在八月 一个没有预言的夜晚 让我心片片碎裂 （李永程，1998年8月24日21时许病逝） 我挚爱的二位兄长呵 您们可知道 此刻 我有多么的彷徨多么的无助 您们可知道 您们 临去的那一刻 我的心飘向了何方 或许 是上苍有意安排 我们 在您们生命的最后一瞬 相识相知再相别 你们一个释解了人生之谜 安然而去 一个 难暝双目心犹依恋 无语问苍天 而我呢—— 此刻 我真的不知道 风 在往那一个方向吹 也不知道 雨 什么时候 在今夜 悄然而落 我惟有的思绪呵 已随二位兄长升入了天堂 落寞之夜孤独之我 在您们遗下的影子里 刻意追寻 追寻 二哥已经破解的谜题 追寻 大哥临去前那无声的嘱托 我无法相信 一年之间 仅仅是一年之间 我们就阴阳相隔 我追寻的梦呵 一直 走不进您们所在的那一个空间 唯有点燃一束火的光焰 在您们的墓前 深深地 祷念 这别后的时光 一天 又一天与您们遥远 您们的窗口呵 却再 也看不见那春回的乳燕 我 还能说些什么 这可恶的世界 博大的一点 惟有您们的英灵 和无言的蓝天 一年之前我 为二哥写下了 《逝者如斯夫》 永程大哥泪洒双眼 而大哥去后的今天 我却写不出只语片言 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逝者已逝-----生者偷生 我恨不能翅生双肩 恨不能今生再无语言 我无法相信也不能相信 这世间竟会有这样的无耻之徒 将您们的“人生”无情的篡夺 我曾渴望您们的在天之灵 睁开双眼 但我又知 生前您们也不曾 将无耻诅咒 此刻 我又怎敢乞求 苍天有眼 （&lt;窗口人生&gt;出版过程中,一些人为的阻挠以至于出版推迟,无法圆满二位兄长的心愿----- 一睹自己的作品出版……） 您们就在欣慰和不安的等待中倒下了 倒在了一生追逐的笔下 倒在赖以支撑写作的桌旁 您们早已不能站立 在二十年以前 您们就 开始 “坐井观天” 追逐梦想 苦难太久 二十年的马拉松 您们在沉默中呐喊 又在沉默中思索 您们没有辉煌的篇章 只有一支笔的良知与希望 那天边的鹰 在飞翔 偷日子的人 却已走进天堂 寂寞的窗口 再也没有 遐思 的脚印 问候命运 的那天 期待 活着的 梦幻 挡不住的诱惑 在 这一小丛绿荫 中 寻一份孤独的美丽 等待风景 的日子 我独向西而行 村头 的 虎虎 偷摘了 王二爷 的 桑葚儿 而 年轻的我站在天地之间 走向田野 走进 三月春 的 希望 里 为自己干杯 荠菜村的英雄 却在 罂粟花的诱惑 下 丧尽了 良心 【以上句中为《窗口人生》的部分作品】 这是您们一生留下的篇章呵 二位兄长 您们可曾看到 那墓前袅渺的轻烟中无尽的思念 您们可曾看见 雨儿缓缓地滑下我的脸旁 风儿却悄悄从我身边走过 二位兄长 请 您们 安息 姜桂玉 1999年8月25日夜 2005年11月修改<br></h3> <h3>附5 逝者如斯夫 ——悼友李国程 “永程,永程,谜解开了!” 1998年3月24日深夜李永程被一向称呼自己二哥的三弟李国程叫醒。睡意朦胧中，永程不曾理会为什么国程这样称呼自己，而不是叫自己“二哥”。 “谜？什么谜？” 国程没有回答，却叫挚友李正明扶起来坐了一会，然后躺下，之后就再也不曾麻烦以往要数次照顾自己的挚友了。 3月25日上午9时许，我们的朋友李国程便永远停止了呼吸而明天就是他36岁的生日！ 痛哉！悲哉！国程，愿您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 谜，解开了。国程，您是解开了您36年的人生之谜吗？ 没有回答，风在呜咽，友在悲泣！ 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之后，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即将阳光明媚的日子，您怎么就悄然离去了呢？是真的解开了人生之谜遁世而去嘛！ 走好，国程，走好！别人用脚走的路您用心走完，也可以说是人生无憾了。《窗口人生》，您人生写真的篇章即将出版；会友社也在您的关心下日益壮大；您没有什么遗憾了，您的人生使命已经完成，您的痛苦磨难也已经结束。谜，解开了，所以您就走了，不留余憾的走了。是这样吧，国程 ！！！ 逝者长已矣，但愿他生我们仍是朋友，仍是相知的文朋诗友。 相识遂相知，相聚恨日短，相别何匆匆！国程 ，请您放心，您未竞的事业我们将一如既往；您未了的心愿我们也铭记心间。我们会尽此生之力来完成，请您的在天之灵放心，也请您的在天之灵为我们鼓劲！走吧，放心的走吧！ 人生如谜，但您却没有把谜底留下。您解开了人生之谜，所以您安然的去了。俗世的磨难，因您这一去而解脱；俗世的痛苦因您这一去而释然。您留下了您的《窗口人生》，留下了念着您的亲朋好友，一无反顾地去了，没有留下一句话。该说的您已说完，还是留待异日再说？ 长歌当哭！ 逝者如斯夫。 姜桂玉泣作于1998年4月<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