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及部分藏品介绍-3

燕影细语

上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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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800-1900年期间博物馆藏品

在19世纪的前30年，荷兰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1806年，巴达维亚共和国改制为王国，由路易•拿破仑（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弟弟）担任国王。1813年，将法国人赶走后，奥兰治王室重掌荷兰政权。1815年，在威廉一世的领导下，南北荷兰合并为一个王国。但在1830年，南部省份爆发革命，宣布独立并成立比利时王国。虽然，1848年的革命已基本离荷兰远去，但国王威廉一世因惊恐于邻国的暴力事件，同意修正宪法。这一举措让荷兰变为议会民主制国家。继任的国王试图增加荷兰的国家统一意识，大力宣扬国家历史和文化。17世纪的名人被歌颂为英雄，并写入历史书、小说、歌曲和戏剧中，以激发民族自豪感。许多街道和广场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1852年，伦勃朗雕像在阿姆斯特丹的广场建成，该广场之后更名为伦勃朗广场。19世纪末，在海牙画派画家的影响下，艺术家们不断探索新的主题和创作技巧。不拘一格的绘画技巧以及对城市和乡村生活的生动展现让他们成为梵高和布莱特纳等画家的灵感来源，也催生了一大批20世纪的艺术天才。

6.1 路易•拿破仑、威廉一世和艺术

1806-1810年间，路易•拿破仑担任荷兰国王。他致力于推广荷兰文化，并参与创立了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荷兰国家图书馆和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他提倡为有前途的艺术家们设立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可在国家资助下出国深造几年。在国王威廉一世执政期间，这项政策得到延续。特等奖获得者有机会在巴黎和罗马暂时居住一段时间，他们创作的许多画作和雕塑收藏于荷兰皇家博物馆（也就是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前身）。

【意大利五针松风景画】

（亨德里克•伍德，布面油画，1795，高101厘米，宽138厘米）

1788年，亨德里克•伍德在一位艺术爱好者的资助下前往罗马学习。要不是一次对荷兰的短暂访问，他可能永远不会离开这座不朽之城（罗马）。伍德的自然风景画在意大利享有盛名，他被誉为当代的克劳德•洛兰。他的作品在荷兰家喻户晓，部分要归功于他送给他的赞助者的画作。在鲍格才别墅花园风景画中，人相比参天五针松显得非常渺小，五针松轮廓在朦胧的背景中清晰可见。落日投下长长的影子，在背景迷蒙的光线中，茱莉亚别墅和马里奥山隐约可见。

【被打断的钢琴练习】

（威廉•巴特尔•范•德尔•库尔，布面油画，1813，高147厘米，宽121厘米）

女孩弹钢琴时分了神，她转身去看她的弟弟，弟弟将手放在椅子后面，给她做鬼脸。年长的哥哥在一旁看着直笑。女孩表情愉悦，但是她眼神透露出心不在焉。从她左手的姿势可以看出，她仍想着弹钢琴。这幅作品集肖像画和风俗画于一体。1808年，范•德尔•库尔在“当代大师”展览上斩获首个大奖，并获得2000荷兰盾的奖金。晚期，他专注于创作肖像画。

【同心】

（科内利斯•克鲁塞曼，布面油画，1830，高102厘米，宽120厘米）

科内利斯•克鲁塞曼在意大利居住很长时间。他被称作“意大利的克鲁塞罗曼”，以与他同样身为画家的侄子让•亚当•克鲁塞曼区分。他和在罗马结交的许多德国艺术家们都非常推崇拉菲尔，他们建立了一个宗教和艺术团体，并自称“拿撒勒派”，蓄基督式长发。《同心》是在该团体虔诚意象的影响下创作而成。身穿传统服饰的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正在创作音乐，两个女孩手握手，其中一个女孩面带幸福的微笑望向天空，另外两位看起来心情也不错。音乐、爱情和信仰融合在这幅展现普通意大利人生活的景象中。

【路易•拿破仑肖像画】

（查尔斯•霍华德•霍奇斯，布面油画，1809，高223厘米，宽147厘米）

1806年，路易•拿破仑加冕为荷兰国王。他在灾难时期同情民之疾苦，很快受到了荷兰人民的爱戴。但是，他的哥哥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却让他左右为难。1810年，法国将荷兰纳入版图，此画像描绘了国王站在风景之中的场景。他穿着上校制服，右手拿着双角帽；左臂的手势与目光背离，这是因为最初作画时，国王斜靠着骑兵军刀，霍奇斯决定将军刀从画中去除。尽管如此，如果仔细观看，仍可找到军刀的痕迹。

【威廉一世肖像画】

（约瑟夫•佩林克，布面油画，1819，高227厘米，宽155厘米）

国王威廉一世是一位独裁者和极其渴求权力却不容异议的人物，但他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务实统治者。他出台了一些刺激荷兰经济发展的举措，这为他赢得了“运河国王”和“商人国王”的昵称。画中，他穿着将军制服，披着内衬貂皮的红披风。右侧是王座，左侧垫子上放着王冠和权杖，桌子上是一张绘有爪哇部分区域的地图，用以展现其王国的海外殖民地。这幅画像曾经挂在爪哇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宫殿中。

【滑铁卢】

（让•威廉•皮尼曼，布面油画，1824，高567厘米，宽823厘米）

1815年6月18日星期日，在布鲁塞尔南部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滑铁卢战役，结束了拿破仑•波拿巴的统治。法国人被主要由英德士兵组成的联军（也包括荷兰军队）击败。皮尼曼的这幅作品描绘的场景是威灵顿公爵在收到普鲁士军队已开赴战场的消息后，发出作战命令。背景中，硝烟弥漫，模糊了部分战斗场景。此画其实是胜利者的集体画像：威灵顿公爵和他的主要官员。在左侧，皮尼曼画出了荷兰王储威廉二世，他受伤躺在临时担架上。这幅作品面积达48平方米，是荷兰画幅最大的画作之一。为了创作这幅画，皮尼曼专门设立了一间工作室。威廉一世以40,000荷兰盾的高价买下了这幅画，作为赠与他儿子的礼物。

画中拿破仑帝国卫队的司令官康布罗纳将军沦为战俘。实际上，他负伤躺在战场上，直到第二天才被俘虏。王储威廉二世在英国军队服役一段时间，担任威灵顿公爵的副官，他左肩中弹受伤。陆军中校弗里曼特尔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帽子，在晚上7:30左右骑马而来，他带来了好消息，普鲁士军队已抵达战场。两名战士尸体堆叠在一起，上面那位战士手中仍紧握着军刀。这场战争造成了12,000士兵死亡，40,000人受伤。威灵顿公爵的坐骑被称为“哥本哈根”。该马以前是一匹赛马，画中它的口中喷着白沫。哥本哈根死于1836年，带着满身的军勋入葬。威灵顿公爵在画面中央位置，他自信的举止表明战争已胜券在握。他穿着便装，浑身纤尘不染。在背景中，可看到拿破仑的轮廓。此外，根据皮尼曼的描述，我们也可在地平线看到普鲁士司令官的身影。 

6.2 帝国风格

帝国风格取名于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804年加冕皇帝时，他将古罗马皇帝视为己之榜样。拿破仑想要将巴黎转变为一座重现古罗马辉煌的城市，他将这一想法应用于宫廷设计，从而催生出一种新的名为“帝国风格”的艺术形式。帝国风格主要立足于古典时代的艺术形式，其他的灵感来源还包括古埃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帝国风格迅速在国外流行，并被广泛应用于中产阶级的室内装饰。严格来说，即便是拿破仑的敌人，欧洲贵族宫廷也崇尚这一新艺术风格，例如俄国沙皇家族也请著名的法国宫廷银器匠奥迪奥和毕奈斯帮其打造精致餐具。

【玛丽亚•玛蒂尔德•宾厄姆及其两位孩子的画像】

（托马斯•劳伦斯，布面油画，约1810-1818，高198厘米，宽200厘米）

托马斯•劳伦斯是19世纪初英国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精于刻画家庭生活场景。从玛丽亚•玛蒂尔德•宾厄姆及其两位孩子的画像中，我们便可感受到他的精妙笔法。宾厄姆手拿一本书，坐在沙发上，面带笑容，任女儿梳理她的黑发。她的小儿子手臂还抱着一只狗。在她与亨利•巴灵离婚后，劳伦斯去掉了画有巴灵的布面，并在左侧加了一副窗帘。

【唐•拉蒙•萨图肖像画】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布面油画，1823，高107厘米，宽83厘米）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是19世纪声名赫赫的西班牙艺术家，他擅长创作肖像画和田园风景画，但也创作描绘灾难和奇异场景的画作。戈雅与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交情甚好，1799年被任命为“首席宫廷画师”，但是他创作的熟人肖像要远比其敷衍了事的宫廷画作更生动细腻。法官唐•拉蒙•萨图的肖像画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画中唐•拉蒙•萨图手插口袋，悠闲地站立着，开敞的领口展现出一丝的冷漠。戈雅通过萨图的叔叔何塞•杜阿索•拉特与其结识。在创作这幅画期间，戈雅在萨图家住了好几个月。

【梳妆镜】

（约瑟夫•杰梅因•杜泰利斯，布鲁塞尔，1828-1829，鎏金银，玻璃镜，高87厘米，宽118厘米，深25厘米）

1830年，国王威廉一世请人为他的女儿玛丽安公主打造了一件梳妆台，作为她与普鲁士王子艾伯特的结婚礼物。这件梳妆台由多个鎏金盒子、一个珠宝盒和图中这面镜子组成。国王钦点杜泰利斯来打造这件帝国风格的梳妆台。杜泰利斯是一位来自布鲁塞尔的金匠，他常为宫廷打造饰件。镜子两边的雕塑是雕刻家路易•罗耶的手笔，椭圆形的鎏金银镜由两个身着飘逸长袍的美丽少女撑起，雕像中的这两名少女一只手握住镜子，另一只手拿着镶在镜子底部边缘的花环。

【大卫】

（皮埃特罗Ÿ•马格尼，米兰，1851，大理石，高182厘米）

《旧约》记述了牧童大卫用了投石弹弓杀死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此雕塑展示大卫做好致命一击的准备，他右臂抬起，身体向后仰，右腿微曲，眼睛紧盯着对手。这番景象蕴涵着一层政治寓意：大卫象征着意大利独立运动英雄朱塞佩Ÿ•加里波第。1849年，皮埃特罗Ÿ•马格尼开始为加里波第效力。这尊雕塑让他摘得了著名的卡诺尼卡奖，后来马格尼将此成就刻在大卫雕塑后面的树墩上。

6.3 荷兰的浪漫主义

19世纪前半叶，浪漫主义运动主宰了欧洲艺术界。与文艺复兴所强调的理性不同，主观和感性潮流开始涌现。对浪漫主义艺术家而言，感性远比理性重要。他们用戏剧性的场景、强烈的色彩和对自然美近乎宗教式的崇拜表达这种感性风格。约翰内斯•泰文拉特和维南德•纽恩等画家创作了许多描绘雨、雷暴和闪电等大自然神奇力量的作品。但是，宁静迷人的田园生活场景同样可以体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巴伦德•科内利斯•库库克和安德烈亚斯•斯海夫豪特则是这种类型画的大师，他们的许多风景画都沐浴在迷人的落日余晖中。国家历史上光辉的英勇事迹迎合了浪漫主义潮流，让•范•斯派克是一位英勇的海军官员，他拒绝向比利时敌人投降并炸毁了自己的战船，他的事迹激起了人们无尽的想象。

【森林景象】

（巴伦德•科内利斯•库库克，布面油画，1848，高136厘米，宽160厘米）

虽然画中有许多人物和动物，但树木是此画的中心元素。库库克在画树木时，总是一丝不苟。他对枝繁叶茂的参天橡树情有独钟。此画中，茂密的橡树与落日余晖搭配得恰到好处。一株盘根错节、枝干破裂的枯死橡树格外显眼，与其后面的那些苍翠繁茂的橡树形成强烈的对比。库库克的作品风行一时，以至于在他生前就有人仿照他的作品。鉴于此，他在其作品的背后附加了真迹声明。

【艾丽达•克里斯汀娜•阿森克肖像画】

（让•亚当•克鲁塞曼，布面油画，1833，高206厘米，宽149厘米）

社会画家让•亚当•克鲁塞曼非常推崇英国的肖像画家，他们的影响可在这幅艾丽达•阿森克肖像画的乡间背景（如瓶饰和猎狗）中窥见一斑。艾丽达将目光从书上移开，抬起头，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身着最时髦的服饰，穿着一件宽领口的红色裙子。透明的加纳佐（穿在紧身上衣上面的宽松披饰）使宽肩显得更为明显。灯笼袖、宽松裙子里面的裙衬以及大大的束衣扣，都是为了突显她纤瘦的腰肢。她的头发高高盘起，系着大大的蝴蝶结，椅子扶手上挂着一个带绿色面纱的帽子。

【国王威廉二世的肖像画】

（让•亚当•克鲁塞曼，布面油画，1839，高109厘米，宽86厘米）

虽然，此画中国王威廉二世一身戎装，但是整体感觉更具生活意味。摘下将军帽，国王在高高的沙丘上摆了一个随意的姿势。一只狗温顺地看着他。1844年，威廉二世仍对宪政改革的提议听而不闻，但是，四年后当战争席卷整个欧洲时，他转而采纳了这些建议。在自由党约翰•鲁道夫•托尔贝克的领导下，新宪法诞生，并对君主权利设立了诸多限制。此外，国家实行直接选举的议会制，议会由上下议院组成。

【岩石海岸的海难】

（维南德•纽仁，布面油画，约1837，高154厘米，宽206厘米）

倾倒的三桅船受到海浪的猛烈冲击，海难的幸存者正将溺水身亡的人拖回岸上，或将货物搬到安全地带，疲劳或不幸身亡的乘客零星地躺在海滩上。寒气刺骨，幸存者围在篝火周围。维南德•纽仁在德国和法国行中见识的浪漫主义画家作品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移动的主题、炫目的光线以及光和影的鲜明对比让这幅画成为荷兰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维南德•纽仁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天才之一，但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享年仅26岁。

【争辩是否要点燃火药的让•范•斯派克】

（雅各布斯•苏梅克尔•杜瓦耶，布面油画，1834，高89厘米，宽75厘米）

让•范•斯派克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孤儿，在东印度群岛开始了自己的海军生涯。1830年，比利时爆发革命，当时他指挥着斯海尔德河上的一只炮舰。据说，当比利时人在安特卫普冲到他的船上时，范•斯派克大义凛然地宣布，他宁愿与船同亡，也不愿跪地投降。片刻后，舰船爆炸，带着众多敌人陪葬。范•斯派克瞬间受到狂热追捧，被奉为爱国主义与自我牺牲的象征。此画中，范•斯派克拿着手枪，准备向炸药桶开火，两名船员惊慌逃离房间。墙壁上挂着国王威廉的画像。

【s-Gravelandse Vaart风景和s-Graveland附近牧场风景】

（彼得•杰拉杜斯•范•欧斯，布面油画，1817和1818，高111厘米，宽89厘米）

彼得•杰拉杜斯•范•欧斯创作的牛、山羊和绵羊画是为了向波特、杜雅尔丹和克伊普等17世纪牛画大师致敬，但是在他的佳作中范•欧斯成功地在17世纪画风的基础上注入了新奇元素。1817-1818年间，他在s-Graveland附近创作了这些风景画。这些作品都是受阿姆斯特丹商人赫尔曼•沃勒之托而作，赫尔曼•沃勒在s-Graveland拥有一栋乡间别墅。范•欧斯的风景画《s-Gravelandse Vaart风景》可能描绘的是从沃勒的阁楼窗户望出去的景色。较高的作画位置让这幅作品显得与众不同。在花园中，我们看到两只狗在相互嗅探，远处园丁正忙着锄地。午后晚些时候的太阳，将树叶照射成各种深浅不一的绿色。河对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一排截去树梢的杨柳倒映在水中。在《s-Graveland附近牧场风景》这幅画中范•欧斯将视野放低到焦平面，以捕获更开阔的地面风景。雅各布•范•雷斯达尔等17世纪的大师也采用这种视角创作。在这幅画中，范•欧斯成功地在前辈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个人风格。这两幅画被认为是19世纪早期荷兰风景画中的大师级作品。

6.4 历史主义

19世纪，更自由的艺术形式逐步取代严谨正式的帝国风格，通过融汇前人创作风格，而不拘泥于其中一种。19世纪的艺术家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在单个作品中集各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形式于一身。历史主义（或称“折衷主义”）明显地体现在装饰艺术、建筑、绘画和雕塑作品中。彩色玻璃和珐琅等几乎被遗忘的古老记忆重新流行起来。这些创新部分迎合了不断变化的历史观，艺术家用极高的精确度展现历史场景，其中一些绘画作品的细节甚至可用数学精度衡量。与此趋势相反的是，他们对古代骑士传奇和浪漫故事的迷恋日渐增强，并执着追寻所想象的中世纪的纯粹，而中世纪是现实与虚构交织的一个时期。虽然，荷兰国内的艺术风格创新不如国外那样如火如荼，但在这里历史主义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银柜】

（小让•阿道夫•希勒布兰德，吕伐登，1844，木材，象牙，玻璃，高223厘米，宽126厘米，深56厘米）

这件银柜巧妙地结合了多种哥特复兴式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顶部的尖塔（角楼）和玻璃上的精致木窗饰。这件银柜是1844年吕伐登工业展的一大亮点，奢华的装饰旨在创造惊艳的效果。年轻的细木工让•阿道夫•希勒布兰德希望打动展会参与者，并成功实现了目标。希勒布兰德不仅在吕伐登斩获最高奖项，还将此银柜以高达1100荷兰盾的价格出售给了国王威廉二世。由于曾在英格兰读过书，威廉二世极为推崇哥特复兴式风格。

【冰桶】

（埃尔金顿银器制造厂，伯明翰，1878，玻璃、镀银和鎏金铜，高22厘米）

伯明翰的埃尔金顿银器制造厂在工业革命早期获得多项专利，是物品（艺术品）电镀的引领者。金属物品镀银技术是银器制造业的重大创新。除简单的器具外，埃尔金顿银器制造厂还供应昂贵的高脚杯、餐具、托盘等物品。此冰桶采用埃及风格装饰，底部是一个日轮，日轮两边是两条巨蛇，玻璃上雕刻有莲花图案。这些饰件体现了浓郁的埃及风格。19世纪后半叶，对埃及所有事物的狂热席卷了整个欧洲。

【黄与灰搭配：埃菲•迪恩斯】

（詹姆斯•艾伯特•麦克尼尔•惠斯勒，布面油画，约1876-1878，高194厘米，宽93厘米）

一位赤褐色头发的少妇目视远方，此画展现了她的全身，穿着一件蓝灰色及地长裙。这位少妇是埃菲•迪恩斯，沃尔特•司各特男爵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一个人物。司各特将埃菲描述为“像雕塑般呆滞无神”，惠斯勒的作品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描述，他没有描述埃菲周围是什么，埃菲好像站在真空中。麦克尼尔•惠斯勒是一位美国艺术家，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他的作品有时临界抽象边缘，所使用色彩单调而奇特，总能在艺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作品的命名通常指他所使用的颜色。

【埃及寡妇】

（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板面油画，1872，高74厘米，宽99厘米）

阿尔玛•塔德玛创作的埃及和古罗马场景在19世纪末享有盛名。他18岁离开荷兰，成为一位轰动英格兰的人物。阿尔玛•塔德玛的作品以精确的考古细节而著称。这幅作品《埃及寡妇》也有丰富的文案记载可考证，一位妇女在其丈夫的遗体前悲恸，祭司和歌者的哀歌唱完后，遗体将放于左侧的石棺中。这幅画是创作者最得意的几幅作品之一。

6.5 荷兰的海外活动

18世纪末，荷兰的一些海外领地被英国人夺走。179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负债累累，被迫破产清算。尽管如此，荷兰在19世纪依旧是一个殖民强国。荷兰最重要的殖民地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系现今的印度尼西亚）。许多荷兰人前往那里，建立种植园，种植烟草、咖啡和茶。19世纪末，橡胶生产和采油为荷兰人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殖民当局势力不断扩张，并频繁使用武力镇压当地反抗者。在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苏丹国尤为如此，这里是三场流血冲突的发生地。荷兰的另一个重要殖民地是南美洲的苏里南，在1863年苏里南废除奴隶制之前，甘蔗、咖啡和棉花种植园一直使用奴隶作为劳动力。

【五位爪哇宫廷官员】

（爪哇，1820-1870，纸面油画，高196厘米，宽74厘米）

这些爪哇朝臣的姿势充满着自信，他们身穿带蜡染图案的长袍，后背佩戴着巴厘岛波形刃短剑（一种匕首）。这五张画像在19世纪前半叶，由一位非西方画家创作，创作者对其创作对象的面部并不太感兴趣，他更在意描绘他们的衣着服饰风格。不同的衣饰代表这些人的身分和他们所来自的地区：爪哇东北部（或称马都拉）。他们代表贵族宫廷的五种官位，从左至右很可能为摄政者、护卫、官员、高级官员和地方总督。

【马辰钻石】

（钻石，1836年之前，高1.4厘米，宽1.7厘米）

南婆罗洲马辰的苏丹颈部带着这颗钻石。1852年，荷兰干涉他的继承问题，引发了一场大动乱。人们拒绝支持荷兰拥护的候选人，部分原因是候选人有一半中国血统。叛乱爆发，殖民地政府决定采取武力镇压。这颗钻石被宣布归为荷兰财产。19世纪末，在一次出售失败后，这颗70克拉的钻石被切割成一颗36克拉的矩形钻石。

【荷属东印度皇家军队伤兵肖像画】

（伊萨克•伊斯雷尔斯，纤维板油画，1882，高37厘米，宽23厘米）

1882年，伊萨克•伊斯雷尔斯画了这幅非洲籍士兵画像。这位士兵在荷属东印度皇家军队服役12年后，即将退伍回家。荷属东印度皇家军队在加纳的埃尔米纳镇招募士兵，以投入东印度群岛战场。埃尔米纳镇之前是一个奴隶交易中心，由于无法或不愿意读这些新兵的名字，荷兰人给他们制定一个传统的荷兰名字，如Fliris Graaf、Hein ‘Js或Jan Steen。画中士兵被称为Kees Pop。他手臂上戴着悬带，胸口别着几个荣誉勋章，其中一个是在1873-1874年亚齐战争中获得的。

【出岛】

（日本，1850 -1851，木材、纸、硬纸板和其他材料，长198厘米，宽81厘米，高36厘米）

1641-1854年间，荷兰是唯一一个有权在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17世纪的葡萄牙传教士使得日本统治者不再信任西方人，因为1637-1638年间，一场基督教鼓动的叛乱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亡。自此以后，日本将外国人拒之国门外，唯独荷兰人例外。他们生活在出岛（Dejima）商馆，Dejima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突出之岛”。长崎海湾的这座人工岛与陆地通过一座木桥连接。人工岛面积为214米×64米。少数荷兰人在此居住和生活，如果未经批准，他们不得踏上陆地，也不得携妻子作伴。每年，一个荷兰代表团会前往江户（今东京）的宫廷朝拜大名（统治者），并献上礼物。出岛当时是日本与西方世界交流的窗口，荷兰在日本研究西方科学与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日本的荷兰研究学家Rangakusha研究荷兰的书籍，学生们前往出岛学习医学和解剖学。1854年，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下，日本的锁国政策走到尽头。接着，其他西方国家也与日本建立了贸易协议。此模型展现的是1850年左右的出岛，船只通过窄侧的大门装卸货，木桥连接着出岛和长崎，大门处由重兵把守。

6.6 海牙画派

从约1840年起，市场上开始出现管装颜料，这使得画家可以轻松地在外画作，也对风景画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国巴比松画派画家直接从大自然取材创作的方法得到纷纷仿效。荷兰也不例外，在国内，威廉•勒洛斯夫和雅各布•马里斯等画家大力宣传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风景画创作方法。理想化的浪漫主义风景让位于现实生活中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景象，如森林、荒地、沙滩、圩田、运河和湖泊等，这些风景画中的人物，例如专心工作的农民和渔夫，通常都是次要的。最初，这些画家喜好使用柔和的色彩，他们被称作“灰色画派”。后来，他们成为“海牙画派”，因为这个画派的很多人都在海牙居住和工作。以海牙起点，他们前往荷兰的其他地方旅行，如德伦特、费吕沃和霍伊。这些地方的小城镇通常是优秀艺术家的聚集地。“海牙画派”日益流行，到19世纪末期在国际上也大获成功。

【晨间沙漠】

（安东•莫夫，布面油画，1876，高43厘米，宽68厘米）

安东•莫夫以风景画和简朴的乡间画（主题通常是农民、捡柴人或牧羊人）而著称。他偶尔也会从流行的海牙画派中取材创作一些人物画像。此画中，两男一女骑着马缓慢地走向沙滩，另有一位骑马者在不远的前方。沙滩上有几处马车更衣室，这些移动更衣室实际上是用亚麻布裹起来的马车，入浴者在这些马车里更换衣服，然后前往海水中游泳或戏水。

【七月里】

（保罗•约瑟夫•康斯坦丁•加布里埃尔，布面油画，约1889，高102厘米，宽66厘米）

加布里埃尔并不欣赏其他风景画画家的”灰色传统画风”。他认为，荷兰“通常比人们勾勒出来的画面更多彩，我们的调色板是远不够用的”。他擅长使用明亮、阳光的色彩描绘水天合一的景象，在这幅圩田风景画中，水面如平镜，没有一丝波纹，万里晴空，没有一丝风。彼埃•蒙德里安是加布里埃尔的崇拜者，他在年少时临摹了这幅画。

【渔船抵达】

（雅各布•马里斯，布面油画，1884，高127厘米，宽95厘米）

渔民生活是海牙画派画家常选用的主题，尤其是亨德里克•威廉•梅斯达格和约瑟夫•伊斯雷尔斯。雅各布•马里斯常去施维宁根海滩，那里离他在海牙的家不远。在那里，平底渔船被马拉上海滩。这幅画中，一群人在等待渔船的到来，他们可能要帮助把船只拖回海滩并卸货。天气昏暗，下着细雨，从湿漉漉的沙子可判断出天气的状况。

【拉伦村的荒地】

（安东•莫夫，布面油画，1887，高77厘米，宽104厘米）

安东•莫夫自称是一位真正的“山村野夫”，在农村他为日后在画室创作的作品收集素材。莫夫作品产量最高的年月是在霍伊地区的拉伦村度过。这个村庄的大部分被零星长有灌木和树林的贫瘠沼泽地环绕。在这幅风景画中，绵羊正穿过拉伦村的荒地，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牧羊人走在羊群前面。在给画友威廉•马里斯的信中，莫夫写下了听到羊群走近时的喜悦之情，他将这种声音比作“最美妙的贝多芬音乐”。

【海之子】

（约瑟夫•伊斯雷尔斯，布面油画，1872，高48厘米，宽93厘米）

1855年，在海滨城镇赞德沃特，约瑟夫•伊斯雷尔斯发现了一个令他终身着迷的主题：渔民生活。他画了许多描绘渔民家庭场景的作品，并且乐意去了解渔民的生活。他尤为关注单亲家庭，《海之子》展现了渔民的孩子在晴朗天气下在海边摆弄玩具船的场景。随着注视这幅画的时间加长，感受到的轻松愉快之情便会逐渐消退。画中最年长的孩子年纪轻轻就得扛起生活重担，孩子们现在还能以玩具船为乐，但很快就将踏上真正的渔船。

6.7 阿姆斯特丹印象派画家

与在远离喧嚣之处取材的海牙画派画家不同，印象派画家从市场、购物街、火车站、船坞和建筑工地获取灵感。许多年轻的画家对紧张、活力充沛的都市充满兴趣。领先法国印象派画家一步，他们并不在意是否能生动真实地展现都市景象，而是希望能够捕捉瞬间的情绪和印象。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阿姆斯特丹印象派画家的原因所在。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伊萨克•伊斯雷尔斯和乔治•亨德里克•布莱特纳，他们试图用灵动的笔画勾勒出喧嚣的城市生活。为了创造出瞬间效果，他们采用与众不同的方法为作品取景，有时也使用照片作为创作对象。

【利奇Ÿ•安辛格肖像画】

（特雷莎Ÿ•施瓦茨，布面油画，1902，高78厘米，宽62厘米）

特雷莎Ÿ•施瓦茨是19世纪末荷兰首屈一指的社会画家，王室为其提供的画像佣金在其成长过程中居功至伟。这位在帽檐下露出自信眼光的女子是施瓦茨的侄女利奇Ÿ•安辛格。通过衣袖的透明布料可以看到她的手臂。安辛格本身也是一位画家，擅长城市风景画和静物画。她是Amsterdam Joffers成员，Amsterdam Joffers是一个由曾在国家美术学院学习的女子组成的团体。

【沙滩骑驴漫步】

（伊沙克ŸŸ•伊斯雷尔斯，布面油画，约1890-1901，高51厘米，宽70厘米）

伊沙克ŸŸ•伊斯雷尔斯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和工作，但他喜欢在夏天前往海牙，这幅画便是在海牙创作。伊斯雷尔斯的这幅画成功地抓住了夏日的核心元素。三个女孩正在施维宁根海滩骑着驴子散步，凉风吹动她们的金色头发。白色的裙子和红色的帽子与年轻看护人的简朴工作服形成鲜明对比。他皮肤被晒得很黑，光脚跟着驴子后面。背景中，海浪涌上沙滩。

【黄色的骑兵】

（乔治•亨德里克•布莱特纳，布面油画，1885-1886，高115厘米，宽77厘米）

一对士兵骑马从沙丘飞奔而下。前面，指挥官稍微向后靠，扯住缰绳让马减速。他胯下的战马直欲腾空而起。每位骑兵各骑一匹战马，马蹄所过之处尘土飞扬，使后面骑兵的身影模糊难辨。这些骑兵之所以被称作黄色的骑兵，是因为他们黄色的辫子和流苏。他们经常在海牙附近的沙丘上进行演习。1886年，这幅画以500荷兰盾的价格卖给国家，保存于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宫殿街处的运河桥】

（乔治•亨德里克•布莱纳特，布面油画，约1898，高100厘米，宽152厘米）

画中是灰蒙蒙的一个冬日，阿姆斯特丹的某座桥梁。虽然，地上铺着厚厚的雪，但街上人流不息。一位女士裹紧她的皮草大衣，好像马上就要走出画面。在她身后，一位妇女手拉着孩子，旁边跟着一条小狗。图像的剪切创造出一种瞬间印象效果。这并不是巧合，因为布莱纳特使用照片作为这幅画的创作素材。原先前景中的人物是一位女仆，在画商执意要求下，他将其换作一位富裕的女士。

【自画像】

（文森特•凡高，硬纸板油画，1887，高42厘米，宽30厘米）

文森特•凡高27岁开始作画时，画的都是些农村生活场景。安东·莫夫是梵高的表妹夫（其妻子是梵高舅舅的女儿），将梵高领上绘画道路的导师之一。1881年底，28岁的梵高来到莫夫在海牙的工作室，学习了三周。1886年，在巴黎定居后，他改变了画风，受印象派影响，他摒弃了在荷兰时期使用的暗色和浊色色调，转而使用较为明亮的颜料。他的画作技法也发生了改变：由原先油彩淋漓的恣意挥洒变为短笔触点描。他希望能在巴黎获得一些画像工作，以减少对其弟弟西奥的经济依赖。为了练习，他将自己作为现成的免费模特进行创作，凡高将这些自画像视作为习作。这就是他的自画像经常被画在廉价的材料或者之前作品上的原因所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凡高自画像便是如此，这幅画像画在硬纸板上。自画像的创作始于1887年春天或夏天，标志着凡高画风向亮色的印象派风格的转变。

其他藏品

七、1900到2000年时期的藏品

一战期间，荷兰采取中立态度，躲过了在半个欧洲燃起的战火。但是，1940年，德国军队入侵荷兰，粉碎了荷兰试图避开二战的愿望。接下来的五年中，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和镇压。解放后，据统计大约110,000荷兰籍犹太人在集中营被杀。战后一段时期，在美国的援助下，荷兰满目苍夷的经济开始快速复苏。迫于美国压力，1949年，荷兰解放了其主要的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1948至1958年间，作为连续四届“红色天主教”政府的总理威廉•德里斯大大改善了社会安全体系，并将荷兰转变为一个福利国家。荷兰人口从1900年的510万增至2000年的1,600万左右。为了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政府开始大力建造新城区和新城市。在艺术领域，抽象和具像主义争相媲美，在二三十年代，彼埃•蒙德里安和风格派运动的艺术家们极力倡导鲜明抽象的艺术形式，而卡雷尔•威灵科和派克•科赫则背其道而行之，提倡传统的艺术风格，向前辈大师致敬。与盛行的学院化艺术形式以及日渐衰弱的中产阶级道德的对抗主宰了战后时期。眼镜蛇画派艺术家试图发扬绘画的自发性和自然性，以替代这些学院化的创作形式，他们为六七十年代自由奔放的新一代艺术家铺平了道路。

八、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花园

与博物馆大楼一样，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花园也由皮埃尔•克伊珀斯设计，他的设计包含五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一个风格时期。西方和东方区域装饰为讲究的对称性的文艺复兴风格，南边区代表法国古典风格，东南区带有浓厚的19世纪风情，斯塔德豪德斯卡德街上的花园采用简单的几何形状。这些花园就像一个户外博物馆，里面有许多雕塑和荷兰古建筑区，包括代芬特尔的Bergpoort大门（1691）和格罗宁根的Herenpoort大门（1621）。花园和景观设计公司Copijn保留了克伊珀斯的大部分设计风格，他们完善了一些区域，或将其转化为21世纪的风格。原来的树篱和小径布置显露出多样的规整花园风格。后来，古建筑区又补充了一个由阿尔多•范•艾克设计的战后操场和一个由丹麦艺术家杰普•海因设计的乐趣十足的喷泉。

九、图书馆

图书馆是博物馆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高高的大厅，美丽精致的铁质螺旋梯和栏杆，具有纪念意义的书架，散发着独特的19世纪气息。参观者可到阅读室咨询馆藏问题，或者在平板电脑上查阅书籍、目录、杂志和数字信息。此外，图书馆设有一个自修室，以供参观者检索和研究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研究图书馆的印刷品、图画、善本、照片和相册，目录包含300,000多本书籍、期刊和拍卖目录。

文字资料整理自《博物馆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