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明——界湖袁家大院

镜头下的沂南

界湖袁家大院，是清末进步民主人士袁钿一族的宅院。

袁家大院号称“袁半街”（占据界湖城半条街的意思）。

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伪满洲国康德六年的地图看，它占据着当时界湖城最核心的位置（人民路在民国时期被叫做哑巴巷子），

该院落青砖瓦房，原为三进院，每个院都有堂房和东西厢房，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建筑群。庭院深深、富丽堂皇，可谓风光一时。

解放后的1948年，由“太和成”、“聚成” 、“恒丰祥”四家酒坊组建成界湖酒厂（今沂南酒厂），厂址就设在袁家大院，当时基本保留了其原貌。

上世纪60年代初（1968年）酒厂迁址，大院改建为沂南县第二招待所。时至文化大革命末期，建设方对袁家大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袁家大院主体结构遭到严重损毁，使得袁家大院面目全非，文物古迹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80年代初（1984年），机构改革小组将第二招待所撤销，这里改为沂南县委党校。1987年6月3日党校迁址西山（人民路西段）后，在此成立了沂南县第三小学。1989年暑假，沂南县第三小学搬迁至师范院内教学，后迁址县团山路中段现在第三小学的位置，这里随即改建为“沂南县教育局干休所”、“老干活动中心”至今。

由于年久失修，截止2019年8月，这里的“活动”已基本停止，成为教育系统的仓库、器材室以及部分老教师或老教师遗属的“临时居住”区。其中“干休所办公室”前面的西偏房（原袁家大院主堂的西厢房），在80年代初被原声乐鞋厂租去，用作“职工宿舍”，供部分老职工居住至今。

2019年8月，沂南县政府启动了“白果树片区”的棚户区改造，袁家大院在此次改造的范围内。

2019年8月22日下午，我与居住在这里数十年之久的黄庭松老师散步其间，感概万千。

袁家大院原大门口遗址

曾经的袁家大院南大门。

被浓密的荒草及垃圾遮住，破落不堪。

墙体斑驳

第二招待所时期，食堂馒头房的字样依稀可见。

站在院落的西南角北望（西墙）。

院落的的东南角现在已是一片废物，瓦砾遍地。

东墙遗址

原有的东墙已不复存在，现在被零散、废弃的破瓦房和垃圾堆覆盖着，已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模样。

袁家大院原东北角。上世纪60年代改建酒厂时留下的老石头房，现如今也已成了“古董”级的建筑。

东墙上，原来用于卖酒的窗口。

站在东北角往西看。

阳光依旧普照着墙壁、土地，但物是人非，不由感慨光阴的无情、岁月的沧桑。

袁家大院北大门。

上世纪60年代（1968年）改建县第二招待所时，在原有北门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留有明显的文革时期的痕迹。

由东向西看北院墙。路南为袁家大院，路北是界湖卫生院、原糖茶公司房舍、东村沿街房。

北院墙遗迹

保存较为完整的西院墙。

站在院墙的西北角向南看，绵延200余米的石头墙向人们讲述着它的故事，它的辉煌。。。。。。

厚重的墙基，尽显着当年的豪华与气派。

院内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遗迹，做工精美，造型别致。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庭院深深。这里是袁家大院最后一排堂房，又名“绣楼”、“姑娘楼”，是截至目前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栋建筑。

袁田酷爱戏曲，在此养了“长、春、富、贵”四个戏班。

袁家败落后，戏班里的艺人除一部分进入艺术团外，大多散居在了界湖周边村落。比如界湖北村的高姓，界湖西村的魏姓，街湖东村的张姓等等。。。。。。

斑驳的石墙

人生犹如推磨

周而复始

一代传承一代

然而磨碎了呐？

老屋山墙石灰斑驳，饱经风雨，岁月留下的印记。

石墙

青砖灰瓦

青檐砖图文清晰，透着年代感

废弃的门枕石，孤独地躺在角落里。

带有明显苏联风格的门窗，当时建筑的主流风貌。

窗外绿阴添几许？剩有空竹，尚系残春住。

老酒厂废弃的厂房

已成为仓库的中堂东厢房

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系统老职工住房。

如今这里的居民仍然一代传承着一代，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苏桂芝老人

在此居住了近四十年的梁大娘

袁家大院南门西侧的居民区。

80年代初，声乐鞋厂最红火的时候，租给职工“临时居住”的西厢房。

戏班“练功”处的原袁家花园，现在已改建为老年活动中心的门球场。

建于民国末期的水塔

关于袁家历史，团山庄《袁氏族谱》中记载：沂水袁氏七世袁允寀生有三子，第三子袁崎有子袁惟珊。袁惟珊，字佩瑚，自界湖迁居团山庄。袁惟珊，人丁兴旺，代有传人。十二世袁珍，字怀聘，生有三子五女。长子袁玉璘，字香石，太学生。袁玉璘之子袁钿，字金田，一字雨亭，候选巡检，保举五品衔，配金佛院刘氏，一女；副室张氏，一子承泰，三女：侧室李氏，二女；侧室杨氏，一女”。袁钿少时在本村上私塾，稍长后便跟随父亲学点小手艺，20多岁时，随父远出到新疆、青海、内外蒙古一带做贩马生意。袁钿没有沿着父亲的生财之道走下去，他积累了资金后就着手置买良田，过起了地主生活。

袁家大院的沧桑百年：

袁家大院历经三代主人，鼎盛时期的主人叫袁钿（1866—1923），进步民主人士。在老百姓的眼中，他不仅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实业家，更是一位出名的京剧老板。他培养的“长、春、富、贵”四个京剧班子远近闻名，蜚声齐鲁。解放后戏班子里众多名角成为上海、济南等京剧团的顶梁柱。

问题来了，袁钿还是袁田？碑文中记载的是袁田。而经多方考证：应该为“钿”，碑文上出现这样的错误是有些不应该的。

袁氏一族生活于团山庄。自袁钿之父袁玉璘一辈起，家境殷实，家有土地11倾。产业涉及药材、药铺、当铺、酒坊、油坊等。其佃户更有32家之多，家里常年雇用仆人妈子。

为躲避连年匪患，袁玉璘在界湖街修建了这座宅院。四周修起大小两道圩子，防御匪兵之患，袁家大院深藏其中。大院主次分明，主人高阶堂屋，下人居偏房。

1920年袁钿病危，家中独子袁顺斋（1903-1956，字承泰）舍弃北京的学业，回家侍奉父亲。

父亲病逝，袁顺斋子承父业，成为这个大家族的当家人。但袁顺斋乐善好施，对钱财视如粪土。

1946年土改运动开始，袁顺斋主动将一切地契文书在袁家大门外当众焚烧掉。县委书记高富隆、县长翟翁武、副书记李子超等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留给袁顺斋全家生活用地五十亩，划出袁家大院中几间瓦房给袁顺斋全家居住。袁顺斋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执意将瓦房让给翻身的贫雇农，自己率全家五口，迁回团山庄故居的旧草房居住。袁家在界湖拥有的工商字号不动产、生产资料等收归国有时，因为袁顺斋有中医专长，县里把他录用到界湖药社（界湖卫生所的前身）任医师。从此，他由一个封建地主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1954年，袁顺斋响应政府移民支边的号召，迁往东北，在黑龙江省甘南县落户，以行医兼开中药铺为业，默默地继续着他为民治病的追求。1956年，这位学生时代向往天下为公、青年时代将袁家戏班推向辉煌、壮年时代为抗战毁家纤难的袁家大院第二代主人，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历程，悄然无声地叶落关外。有一女名叫袁艳芳。

袁顺斋其人其事。（摘自东篱翁《团山庄袁氏考述》）

袁顺斋继承父业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但他毕竟受过新式教育，接受过革命思想。他的这些新思想不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经常表现在行动上。在日常生活中，他不赌、不嫖、不吸大烟，生活简朴，乐善好施。在看待家业上，他常对佃户们说，这份家业不是老祖宗创下的，而是各代“客家子”（客，当地方言读kéi）给创下的。还说什么“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当时共产主义理论还未传到沂蒙山区，但户们听了这些话都感到奇怪。更奇怪的是，袁顺斋对他的佃户们施舍出手大方，视钱财犹如粪土。如：凡是他的佃户有婚丧嫁娶之事，他都赠送钱财，有的还赠送田地。又如：土匪横行时期，为了加固圩子墙，圩主常组织农民担当无偿劳役，而袁顺斋凡是他的佃户参加劳役，他都给予钱粮报酬。周边村庄的地主都讥笑他是“袁家的败家子”。袁顺斋不摆阔气，平易近人，有时还登台客串演出，因此深得艺徒及演员的敬重，也深得社会平民的尊重。

袁顺斋爱好书画，热心中医。他遁走复归后，管理商铺、戏班之余，不仅埋头钻研父亲留下的中医和中草药书籍，还虚心向大庄村著名中医高海观请教。高海观是清末秀才，当时国家政治腐败，他无意仕途，前期专心教育事业，教学之余潜心钻研中医，四十岁后弃教从医，在当地享有盛誉。袁顺斋深得高海观的赞赏和指导，并相与切磋医疗技艺。后来，袁顺斋成了界湖一带很有名气的中医先生，他凭着精湛的医术为人治開，却从不收费用。也许是高海观秀才行医的志向和心境，深深地熏陶了袁顺斋那颗年轻的心，他最终行医济世、自食其力的选择，就有着高海观的影子。
抗日战争爆发前，军阀韩复榘统治山东，袁顺斋被委任为沂水县第五区区长。这种官，说起来冠冕堂皇，但实际是个为上级政权征敛田赋钱财的差事，完不成任务就得自掏腰包垫上。对这种官位，贪得无厌的地主、富商视为可中饱私囊的肥缺，而老奸巨滑的守财奴却推拒躲闪，千方百计不沾边。袁顺斋涉世不深，不谙官场，又有安乡护民的满腔热情，就被推举到区长的位子上了。为了维持当地社会事务管理，他不得不经常自家垫补所征田赋的不足部分。界湖首富高经五讽刺他说：“像抬死驴似的把你抬上来，你连挣也不挣一下。”其实，袁顺希担任区长，这里面也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工作。袁顺斋的秘书袁印秋就是党组织派遣的中共党员，因此袁顺斋在任区长期间，受到了共产党的好多影响。
1938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来到岸堤，八路军第115师从山西东进抗日也来到这里，岸堤成了山东的小延安。当时，沂河以东是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盘踞的地盘，界湖处于敌对双方的前沿。袁顺斋在界湖一带影响很大，各种各类反动势力都极力地拉拢他。但在共产党的争取下，袁顺斋却自觉地倾向了共产党。
1939年，在共产党员徐洪恩、袁印秋等人的帮助下，他借助于国民党专员张元里委任他为游击支队长的招牌，自己出钱、出人、出枪，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建立不久，袁顺斋就带着到汶河西岸的洪观寺进行整训。这支刚建立起来的队伍，本来就军事素质不高，又恰逢日军扫荡，在整训期间突然遭到日军从河东牛尾巴山射来的迫击炮，队伍四处逃散。事后，袁顺斋收容了原部的三、四十个人，向西转移去投靠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八支队。他们一直找到蒙阴境内的陡山沟也没找到，不得不暂时散去了。
1941年，袁印秋在山东纵队八支队独立营当教导员，袁顺斋加入了独立营，担任营参谋，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独立营活跃在界湖、依汶等地，他积极为独立营筹集粮晌、动员兵员，做出了很大贡献。
后来，袁顺斋患了眼疾，经领导批准在家疗养。因为发现左眼完全白内障，右眼视力也减退，不便再随军活动， 就转为地方工作了。在地方上，袁顺斋积极支持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为抗日毁家纾难。反“扫荡”时，民主政府向他家征集粮食，他把家中一切值钱的物品以及所有林果行的树木伐掉变卖，购买了12万斤粮食交给政府。山东纵队非常体谅他为抗日作出的最大努力，专门派干部来看望他。在界湖成立抗日小学时，他卖地购置了课桌和办公用品支援学校，并将袁家大院南部划出一部分房屋做校舍。
1945年，袁顺斋被选为共产党领导的县参议会参议员。动员参军时，他以参议员的身份登台演说，明确表态：“谁参军就赠送给谁五亩地”。为动员参军，他累计捐献出了近八十亩土地。
1946年土改运动开始，袁顺斋最先主动将一切地契文书在袁家大门外当众焚烧掉。县委书记高富隆、县长翟翁武、副书记李子超等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留给袁顺斋全家生活用地五十亩，划出袁家大院中几间瓦房给袁顺斋全家居住。袁顺斋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执意将瓦房让给翻身的贫雇农，自己率全家五口，迁回团山庄故居的旧草房居住。袁家在界湖拥有的工商字号不动产、生产资料等收归国有时，因为袁顺斋有中医专长，县里把他录用到界湖药社（界湖卫生所的前身）任医师。从此，他由一个封建地主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老解放区，不少原来的地主、富农纷纷南逃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而袁顺斋则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药社的利益，自始至终地肩挑药担子，在解放区内走乡串村，为民治病。
1954年，袁顺斋响应政府移民支边的号召，迁往东北，在黑龙江省甘南县落户，以行医兼开中药铺为业，默默地继续着他为民治病的追求。
1956年，这位学生时代向往天下为公、青年时代将袁家戏班推向辉煌、壮年时代为抗战毁家纤难的袁家大院第二代主人，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历程，悄然无声地叶落关外。

关于袁家戏班，东篱翁在《团山庄袁氏考述之二——长春富贵声震四方》中写道：

清乾隆年末期，南方的徽剧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俗称“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演出。至道光年间，湖北汉剧戏班进京，带来了汉调（楚调、西皮调）。徽剧、汉剧逐渐融合，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弋阳腔等剧种的优点，加上“京音”特色，形成了“皮黄戏”。清光绪二年（1876），上海的《申报》称之为“京剧”，从此京剧之名逐渐得到社会的公认。京剧迅速发展，艺术水平在中国戏曲中名列前茅，所以又被誉称为“大戏”。

山东是徽班进出北京的必经之地，山东帮商人又是北京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因而山东很早就有了京剧戏班的演出活动。清末传入后，很快在境内流行起来。

到袁钿入住界湖时，界湖已有众多的工商铺号了。咸丰四年（1854）仲夏立的《重修南路西沟碑记》中记载的堂号有几十个，现在还能清晰辨认出的就有观利典、占吉堂、聚源号、广盛号、公信号、复泰坊、来顺号、隆泰号、永盛号、广聚号、义和号、广盛坊、恒盛坊、德盛坊、顺兴号、广德堂、广益堂、兴盛号、济源号、同盛号、全生堂、保善堂、源盛号等23个堂号。虽然这些堂号不一定都是界湖本村的，但可以断定大多数是界湖本村的。随着社会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界湖也产生了小市民性质的社会阶层人员。有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发达的商业经济。小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戏班便应运而生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袁钿典出2顷好地筹集了资金，派专人到西藏等地购回了7大箱一百四十余件戏衣，同时又请巧匠名师制作了枪、刀、剑、戟、斧、鉞、钩、叉等大小五十多种道具，开始了办戏班的历程。

袁钿办戏班不是一次聘足名角，而后开锣唱戏。他采取延聘名师，招收艺徒，自己培养演员的方式，打造属于自己根植本土的戏班。他规划了“长春富贵”四个科班，计划待第一班“长字班”艺徒能独立登台演戏时，再招收第二班“春字班”，然后“富字班”“贵字班”。

袁家戏班第一班“长字班”，每个艺徒的艺名都是前面冠以一个“长”字，后面缀上一个吉祥字。一般规律是，学旦角的艺名多是“梅”“凤”之类的阴柔吉祥字，其他行当的艺名多是“兴”“盛”之类的刚劲吉祥字，艺徒出科登台后也以这个艺名挂牌传世。久而久之，人们往往只知艺名，而不知本来的姓氏及名字了。“长字班”的艺名是“长明”“长春”等，后续班次艺徒的艺名也是依此类推。这些艺徒大多是佃户和贫困人家的孩子，农忙时为袁家干杂活，农闲时学戏。按照契约，艺徒五年之内没有正式工资，学艺期间只管吃穿，年底发几吊钱作零花用。其实，艺徒能独立登台演出，一般只需要二三年的时间，契约未满，登台演出也是为主家白卖力，只是图个早出名。学戏是极其艰辛的，不仅需要吊嗓子、练身段、学唱腔，而且背不熟台词或唱不准音调或展不准身段，就挨戒尺抽打。因此有句行话说：“戏是打出来的。”在封建社会，唱戏的俗称“戏子”，被视为贱民，死了都不准进祖林埋葬。不是为了指望学个本事混上一个饭碗，没有人舍得让孩子学戏当戏子。

艺徒虽然艰辛，也因艰辛才训练出了一些功底过硬、技艺精湛的名演员。“长字班”里擅长饰刀马花旦的长凤就很有名气。长凤姓梁，水浒套村人，嗓音清亮，身段优美，尤其是他那武功戏中叫“犀牛望月”的独立平衡动作更是一绝。据说他脚大，男扮女装时很难掩饰一双大脚，为了蔡弥补缺憾，他琢磨自制了一双木头的“三寸金莲”，演戏时把特制的“三寸金莲”套在前半脚掌上，整个演出过程全靠脚的前半部分保持身体的平衡，有时候还故意延长亮出小脚的动作，绝艺一露，整个演出现场便掌声雷动。因为他身段滑溜，人送外号“一滴油”。当时民间曾有“长凤不到，退钱十吊”这种说法，足见其演技的精湛和魅力。“长字班”出名的演员还有长明（武生）、长启（花脸）、长龙（官生）、长法（场面）、长连（二花脸）、长标（花脸）、长和（须生）、长田（花脸），长春（小生）、长兴（武花旦），长奎（花脸）、长廷（小花脸）、长征（旦角）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长字班”在界湖大圩子外搭台进行了第一次公演。演出了《白水滩》《探金山》《空城记》三出戏，方圆三十多里的民众都带着板凳和饭来看戏。这次演出连续进行了3天，观众达三千多人。从此以后，“长字班”除了逢年过节、庙会演出外，还经常到附近村庄卖票演出。

1904年（一说1905年），袁钿办起了“春字班”，招收艺徒约六十人。长字班的长凤、长启二人进位为老师，与原聘的老师一起教授“春字班”的艺徒。“春字班”培养的出名演员有春法（二花脸）、春海（武生小花脸)、春德（官生）、春祥（武花旦）、春顺（小花脸）、春礼（小生）、春正（须生)、春景（花旦)、春兴（大花脸)、春楼（花脸）、春响（小生）、春和（武老生）、春荣（老生）等。1910年，“长”“春”两个配合，在界湖圩子里为庆贺袁家续家谱，演出了《铁公鸡》《黄金台》《铁板桥》等剧目，观众累计超过万人。

1907年，袁钿连续办起了“富”“贵”两茬艺徒班。“富字班”培养的出名演员有富奎（小生）、富仁（官生）、富标（须生）、富法（小花脸）、富生（老生)、富兴（武生)、富和（小生)、富明（武生）等人。“贵字班”培养的出名演员有贵明（二花脸）、贵福（官生）、贵团（小花脸）、贵红（旦角）、贵兴（二花脸）、贵春（旦角）、贵民（武生）、贵凤（刀马旦）等。贵凤，小河人（今张庄镇小河村），本名李承余，因家贫母亲在袁家戏班做针工，有机会接触戏班。16岁时入贵字班学戏，以求以艺谋生。3年后出科登台演出，扮相俊秀，功底扎实，能扎着大靠从叠起来的 三张八仙桌上一个空翻下来，干净利落地稳稳落地，一杆大刀在他手中，被耍得出神入化，犹如杂技表演，非常吸引观众。但遗憾的是天不假年，贵凤不到四十岁就因病去世了，没有留下更多的影响。

从1901年到1920年这20年的时间里，袁钿一手经办起了四茬戏班。这期间，袁家戏班的演员个个身怀绝技，演出阵容强大，场面气派恢宏。戏班不断到外地演出，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袁家班的“长春富贵”名扬四方，戏班进入了第一个全盛时期。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社会很不安宁。从1911年开始，蒙山沂水间也出现了土匪。先是界湖西南的郯城、兰山一带土匪开始兴起，随后界湖以西的蒙阴、费县多股土匪也为虐一方。一向富裕的界湖，成了土匪们抢掠的重要目标。1919 年农历十月，费县土匪头子李堂刚率领一股匪徒劫洗界湖，绑架了圩主“高没鼻”和袁钿的妻女。袁钿为了救出妻女，卖掉了部分田产，凑了近七千块大洋的赎金才把人赎了回来。人赎回来了，但袁钿一气之下病倒了。

这时袁钿的独生子袁顺斋正在北京师范读书。袁顺斋又名“袁承泰”，生于1903年，自幼习读于家塾。1917年，袁钿在北平买下一座房子，供袁顺斋就近上洋学，并雇佣人伺候着。此时，北平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袁顺斋当时就读师范，深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1920年袁钿病危，按照封建礼教，作为儿子的袁顺斋不得不辍学归家，亲侍汤药。1923 年袁钿去世了，作为独生子的袁顺斋，不仅必须按照封建礼规承祧发殡，而且无可抗拒地承担起了继承祖业，特别是亲事经营袁家戏班的重任。20岁的袁顺斋，本来是一个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立志改革社会的热血青年，但终究难以挣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成了袁家这个封建地主的继承人。

袁家戏班由袁钿于 1900 年开始筹办到袁顺斋接手经营，前后长达近四十年，招收艺徒二百六十多人，先后有演员两百多名。上演的剧目有《甘露寺》《古城会》《水淹七军》《华容道》《捉放曹》《白水滩》《黄金台》《空城计》《失街亭》《斩马谡》《彩楼配》《状元谱》《劈山救母》《宝莲灯》《定军山》《阳平关》《三娘教子》《武家坡》《汤怀义》《珍珠山》《申公豹》《勘玉川》《玉堂春》《追韩信》《斩黄袍》《徐策跑城》《打龙袍》《狸猫换太子（全本）》《南阳关》《钓金龟》《水淹泗州》《反徐州》《群英会》（火烧战船）《华容道》《二进宫》《黄鹤楼》《反西凉》《八大锤》(一名《朱仙镇》，又名《王佐断臂》) 《赶花船》《庆顶珠》《打桃园》《南天门》（又名《走雪山》）《沙坨国》《陆安州》等，还有《谭河参》《白虎葬》《谭金山》《战马城》《铁板桥》《阴阳告》《凤阳盒》《打瞎子》（三大弦）《曹正打柴》等，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26个剧目。

袁家戏班解散后，演员四散自谋生计。193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袁顺斋组织起原四大班的骨干演员，在大圩子南门外，与当地玩友共八十余人，进行了一场公演。也许是袁顺斋心中已预料到这是袁家戏班的最后一次演出了，他亲自登台演出了《南天门》中的朝夫，还在《八衣徒》（老人回忆，此剧名待考）饰花脸，得到观众好评。观众编歌谣说：“坏子箱主戏路宽，唱了一出《南天门》，响到了东海边。”1940年3月中旬，中共南沂蒙县委在界湖成立了“沂蒙国剧社”宣传抗曰。袁顺斋将几十年来积攒的价值三万多元的衣箱、服装、道具，全部献给了沂蒙国剧社。

袁家戏班解散后，四个科班的艺徒和演员就流散在民间了。但正是流落在民间，这些艺徒和演员，就像成熟的种子一样，又逐渐发芽开花结果了。
袁家戏班解散不久，界湖民间京剧爱好者自发组织起了国剧社，继续演出京剧剧目。国剧社除了袁家“贵”字班的武生贵民（姓夏）外，其余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但袁家戏班已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培养了一大批戏迷。界湖人不管识字还是不识字，老老少少大都能听懂戏文，有些欢迷还能模仿名角惟妙惟肖地唱出许多名段子，走出几步像模像样的台步。因此，尽管国剧社只有一个科班出身的，但很快就锻炼出了一批名角，如专长老生的马廷献，专演皇帝的张庆，专饰赵云的魏清，擅长演包黑的张顺修，还有既能演老生又能客串旦角的尹连科等。
新中国成立后，沂南县成立了专业京剧团，不仅国剧社的一些成员加入了剧团，国剧社演员的子女有的也走上了京剧舞台。1958年，沂南县撤并归沂水县，京剧团随之撤销，有些演员投奔了郯城县京剧团，继续着自己的京剧梦。
在袁家戏班、界湖国剧社和沂南县专业剧团的影响下，境内许多村庄先后自办或联办起了京剧班，散落到社会上的袁家班艺人又有了用武之地。 在众多的民间京剧团中，和庄村和小河村（现在都隶属于张庄镇）的剧团最为活跃。两个村比邻，演出剧目一偏文一偏武，相得益影。
和庄村京剧团成立于解放战争年代之初，聘请的教师是袁家“贵字班”擅演二花脸的贵明（姓崔），担纲任教的还有周玉派、于彦山二人.
因为老师擅长的多是武戏，所以和庄村剧团的剧目武戏居多。张庄一带至今流行说：“和庄戏，从北来，不是八大锤，就是虎头牌.”这也是和庄村剧团擅长武戏的一个佐证。
解放战争期间，和庄村京剧团就很活跃，因为曾随军南下更是声名远播。1948 年，沂南县组织了三千多人的“沂蒙担架团”支援淮海战役，同时抽调和庄村剧团的11名中青年演员，与兴旺庄等村的业余剧团文艺骨干，组成了随军剧团，跟随华东野战军南下，做宣传鼓动工作。随军剧团历时8个月，先后到达江苏、安徽、河南、上海等地，为部队和当地群众演出四百二十多场。演员们除演出外，还运粮草、送弹药、抬担架、救伤员、押俘虏，深受部队指战员欢迎。解放上海后，随军剧团胜利完成了她的使命。1949 年6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 军政治处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奖励给随军剧团一面锦旗，旗面题词是，“服务在前线，鼓舞民工进军江南”。这面锦旗在和庄村珍藏了50年，1999年捐赠给沂南县档案馆。在这面锦旗的鼓舞下，和庄村京剧团不断培养青年演员，在沂南县村级京剧团中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排练了《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京剧。
小河村的剧团是 1951年成立的，老师是袁家戏班“小五班”的荣福和荣宝。荣福姓李，埠子村人（今属张庄镇），与小河村李姓是同宗。荣宝也姓李，是本村人。由于两个老师都是旦角出身，所以学习的剧目以文戏为主。当时文化生活匮乏，大多数人是“看”戏而不是“所”戏，所以就有了一句评论话：“光有好声无人听，有了好且有人看”。小河村戏班经常演出的剧目有《五女兴唐》《赶花船》《穆柯寨）《独木关》《佘塘关》《辕门斩子》等十多出，能演三天三夜不重样，演出大多是在冬季，演出范围达到方圆十几里，最远南到里宏 (今属砖埠镇）， 西到孙祖。
有一年在孙祖集上，小河、和庄、北沿汶（柳子戏）三个村的剧团，各自搭台拉布围子卖票，唱对台戏。小河戏班因为看的人多，布围子容纳不下，干脆撤去了布围子，免费公开演出。
文化大革命前，小河村剧团还排练了吕剧《小姑贤》，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排练了现代京剧《沙家浜》。但這时大多在本村演出，属于自娱自乐了。
可以说，袁家戏班不仅唱遍了华东地区，辉煌了半个世纪，而目培养出了一大批京剧种子，这些种子仍在繁衍。京剧之音，至今余音绕梁。

如今袁家大院里千疮百孔的残垣断壁让人扼腕叹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本来就很少，经过多年的折腾，如今剩下的，也就只有“一声叹息”了…………（引自潘西迁的《古树大院老宅》）

2019年8月14日，沂南县人民政府发布沂政发【2019】6号政府公告，白果树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拟征收范围：玉泉路以南、祥和路以北、历山路以东、正阳路以西列入棚改范围的部分片区（详见图示红线范围）。一并公告停办事项。

历经百年沧桑，静默于荒草巷陌的袁家大院，即将再次迎来属于它的春天。

2020年6月，从高自保的《前横山村印象》里找到了袁家后人袁艳芳的线索，袁艳芳老人作为名门闺秀，在团山庄上了小学，又在界湖街上过高小。高小毕业后教过农民协会会员学文化，教过“识字班”。1955年出嫁到百里路外的莒县前横山村，老人一生勤劳俭朴，勤俭持家，养育后代，今年（2020年）已经88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