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炮车车站新四军对日军《受降条约书》影印件”

中华龙

近年，红军借条、八路借条，云贵川抗战老战士及旧物件，冒出多起，均引起媒体、网络喧哗一时，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按说，如果是作假、诈骗，应该绳之以法、严肃处理；如若是真的，借据、图片、物件均应成为文物，妥为保管，所借本金利息都该一并偿还，同时还应予以适当表彰、奖励，老兵应予承认，给予适当待遇。
之所以不能泾渭分明地处理此类事件，概因鉴别工作有相当难度，无法给出明确的结论啊！

这不，数日前，福建朋友发来微信，看后得知，郑鲁南、陈鲁生写的《这个不起眼的小站见证了新四军“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讲述了在新四军老战士、原福建省图书馆副馆长谢莫京家里，见到了71年前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对日军《受降条约书》的影印件。

《受降条约书》字迹工整，中、日文对照各一份，是新四军对日军的最后一战——陇海路东段战役炮车车站受降经过的历史见证。
随后，这条消息被广为传播，各种媒体争先刊载。为啥会引发如此效应？我想，原因无非两个：

一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刚结束不久，发现这一文物，既增加了历史佐证，也对提升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有帮助。

二是，在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大都由国民党军队受降，由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受降的很少，其中有正规受降仪式和签署受降文书的就少之又少了。这一发现，无论对新四军军史、抗战史，还是我军军史、我国对日外交史都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可是，仔细阅读完关于此事的信息后，不禁感到十分遗憾。
谢莫京大妈1914年出生，今年103岁了。据大妈口述，这份《受降条约书》是她丈夫、当年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陈超凡（原名陈超寰，曾任福建省科委主任，1968年去世）用缴获的日军相机拍照并珍藏的。
在没有完整、可靠的鉴别结果前，我们希望这张照片里的《受降条约书》是真实的。如是真的，它确实是一件有一定价值的近代历史文物，但价值有限。原因有四：
一、仅是一幅照片，并不是受降书实物。这点使其文物价值大打折扣，也增加了辨别真伪的难度。如果此件是实物，按照我国文物定级标准，应在“二级”与“三级”之间，可仅是一张照片，最多只能定为“一般文物”了。如果是实物，从纸张、墨迹都能较容易地检验、鉴别出真伪，虽然鉴别照片的相纸，也可查其年代，但准确、可靠性恐怕会降低许多了。
二、签署者级别及投降、受降规模太低。照片内容，只是受降日军一个中队，侵华日军编制上的中队，基本相当于加强连，一个中队在150至180人左右。所以这一事件，影响有限。再，按照双方军衔对等的原则，日军中队长中原武是一杠三星，应为大尉（日军无上尉称呼）军衔，奇怪的是，投降书中竟然并未列出日方军官之军衔。
三、没有考证清楚这就是所谓“最后一战”。广义上，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 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后，我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可称作“最后一战”。可从狭义上看，具体地说，炮车车站受降行动，是不是就是新四军部队对日军的最后军事行动了？此后再无对日采取过行动？好像并无明确结论。
四、缺少相互印证的日文版本。既然是照片，又同时有中、日两种文字的版本，日版为何不一并展示出来？！如果同时展示，是否对进一步增加文物内容的可信度有益？
鉴于以上四点，如果有人提出质疑，完全情有可原。郑、陈两位作者虽然也在文中叙述了所做的一些考证，对“上尉、敌工部、砲车、正月”等，做了些许论证和说明，但考证方向及选取的关键点存有问题，都是在外围转圈，根本没有咬到“包子的馅”。那么，什么是关键？
一、谁写的这份中文条约书？从图片上看，撰写者小楷功底扎实，有很好的书法基础，文书似应出自多年读书的文化人之手。今天分析，撰写者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军中干部，新四军中下层干部比八路军同级干部的平均文化程度要高不少，毛笔书写堪佳者应该会有；二是地方士绅，找个“中间人”起草文件，双方军队都能接受，撰写者可能是私塾、账房先生或师爷一类，在炮车这样的小地方，这类人应该不会太多，当年写这个文书，应属小地方的一件大事，要想弄清楚应该有可能。只要确定了撰写者，就是人不在了，找出其在其他场合书写的文字一比对，即能得出明确的答案。
二、谁写的那份日文条约书？是中国人写的？日本人写的？日文版本没有展示，为何不展示？实在想不明白。估计一下，我敌工人员或日本反战同盟人员撰写的可能性大，也不能完全排除日军人员执笔的可能性。当年，如是我方人员书写的日文版受降书，弄清楚也完全有可能，因为懂外语的那时实属极个别。如是日方人员书写的，查证起来相对就难了。
三、当时日军所驻部队的军官有没有中原武？侵华日军第65师团是1943年5月1日，在华中以独立混成第13旅团为基干组建的，编入第13军序列驻徐州地区，负责庐州到徐州一线治安警戒，日本战败投降时，在徐州缴械。日本历来重视档案工作，日军也不例外，其军中曹长以上职务者，日军档案均保留完好，绝大部分已经公开，可通过留日学生或友好团体采用适当方法予以查证。
四、新四军上尉军衔有无授予的文字依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的军委会确实给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一批我党高层军人授了衔，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内部并没有就此推开例行的军衔制度，虽然在与友军、敌军交往时，根据需要，临时挂上军衔的情况确实存在。按理，炮车受降，我军干事挂军衔，上级机关应该有个诸如命令、通知、意见之类的文字东西，不会只嘴巴一说，第二天找个牌牌挂上，事完之后，再扯下来拉倒，这么简单吧？！如能找到相应文件，则也不失得一旁证。
考证清楚这几点，基本就能辨别照片《受降条约书》的真伪，但该文作者好像并未就此下功夫。

如果这几方面不能解惑释疑，这份“文物”就很难成其为文物，也很难发挥保存者、发现者、宣传者们想让它发挥的作用。

（此网文发表于201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