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子健将军回忆录》（24）

铁甲骑兵

社会主义建设中

二十三、英名永留西征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同志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这些曾经在先念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战斗的人们，更是无比的悲痛，对先念同志产生无限的怀念。特别是在五十六年前，即1937年，他临危受命，率领西路军余部从甘肃祁连山艰苦转战到新疆的过程中，那种百折不挠、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坦率直爽、平易亲切的待人态度和音容笑貌，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和高尚品德，又浮现在我的面前。

（一）

我和先念同志开始相识，是1937年1月悲壮的西征路上。当时他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我任红五军第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1月下旬，在征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的红五军余部第三十七团，奉西路军总部命令，编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总部命令我担任八十八师参谋长。这样，我就在先念同志和程世才军长的直接领导下战斗。

当我率三十七团从临泽突围到达倪家营子，立即赶赴红三十军军部报到，在那紧张的情况下，先念同志接待了我。在听取我简要汇报，并简要介绍八十八师的情况后，对我说： “我们西路军在同军阀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浴血奋战中，广大指战员表现十分英勇顽强，没有子弹，就用大刀、刺刀和自制的长矛同敌人拼杀，不少人赤手空拳同敌人格斗，连还能爬得动的重伤员也用手、牙同敌人拼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有我无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大力赞颂的。如今党中央多方设法援救我们，但看来远水难解近渴，还得靠我们继续顽强战斗。”他鼓励我带好部队，运用有利的地形地物，想尽切办法，同敌人血战到底。先念同志一席话，鼓舞着我们同敌人继续战斗的决心。西路军总部鉴于各部队在倪家营子、梨园口、石窝等地连续苦战，伤亡很大，无法继续支撑，便决定利用山麓地形，边打边撤，向冰封雪盖的祁连山转移。

3月14日黄昏时分，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山崖里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我因忙于把几个团剩余人员整编到第二六八团，没能去参加会议。师政委郑维山同志开会回来，向我传达了会议精神：为缩小目标，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其中红三十军的一千多人编为左支队，分别深入山区打游击；西路军成立工作委员会，由先念同志负责军事指挥，原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西路军工委的成员，大多随由三十军组成的左支队行动。

这天晚上，我们左支队在突围前，先念同志对干部作了简要动员。他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异常艰难的，但并不是无路可走了，出路就是要快速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跟踪追击。只要我们能突围出去，就有回旋的余地，就有办法可想，就还有希望，万一我们冲不出去，要和敌人拼到底，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他还讲到：“我们队伍现在人数虽不多，但个个都经过了千锤百炼，经受了血与火的严重考验，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他要求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体力强些的要帮助体力弱的，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种，将来能燃红一片啊!”当时因天黑，我看不清先念同志那又黑又瘦的面孔，但从他铿锵有力的讲话语调中，听得出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决心，浓厚的革命情谊和热切的希望，给大家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先念同志在动员以后，还向师政委郑维山和我交待；要挑选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把熊厚发师长抬走。熊厚发同志是红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是一个年轻威武、英勇善战的干部，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打出来的，在红四方面军是闻名的。他几天前在南流沟战斗中左臂负伤，左手动脉打断，由于缺医少药，伤口化脓，胳膊肿得圆鼓鼓的，但他非常坚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自己走着随队行动。这次经过再三劝说，熊师长才勉强坐上了担架。

这天夜里，我们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在先念同志的带领下，顶着茫茫的夜空，冒着风雪严寒，跨越敌人的警戒线，悄悄地向渺无人烟的祁连山深处快步走去。

真是天赐良机。当夜下了一场雪，漫天雪白掩盖了队伍的足迹，才使我们得以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跟踪追击。

离开石窝的第三天中午，部队在一个山头上休息。我跑去看熊师长。他提出要“坚壁”下来，留下打游击。我着急地说：“那怎么行，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打游击呢?还是跟着部队走吧!”熊师长仍不同意，语调深沉地说：“不这样有什么办法?我不能给部队增加累赘，……我一个人死了没有什么，不能因为我而把部队拖下来，部队要赶快走啊!”说着，说着，他的泪珠刷刷地滚落下来。在危急关头，熊师长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战斗集体的安危，真不愧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

我说服不了熊师长，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着辛酸的泪水，跑去向李先念同志汇报。 不一会，先念同志和李卓然主任等首长前来看望熊厚发同志，原西路军卫生部长苏井观大夫也在场。先念同志先关心地询问病情之后将苏大夫叫到一边，征求他的看法。苏大夫深情地摇摇头，说：“不行了，抬不出去了。”而熊师长还是坚决地要求留下来。首长们万般无奈，最后决定给熊师长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和一名干部，负责掩护。熊师长将手头上仅有的一块手表和一架望远镜作为党费，交给先念同志，激动地说：“我熊厚发不死，咱们回到党中央再会面!”先念同志含泪接过熊师长的两件东西，紧握着熊师长的手，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掏出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写了党员证明信，李卓然主任郑重地在上面签了字，交给了熊师长。

在那生死离别的时刻，大家百感交集，先念同志、李卓然主任和我与师长没有说多少话，只是一再握手、拥抱，大家都哭了。我还把身上仅有的四五斤炒面给了熊师长。因当时队伍要继续前进，先念同志和我们很不忍心地同熊师长拭泪而别。当时，我想到了，但又不敢去想，这次分手就是永别!事后得知，熊师长在那几天后于青海的西宁壮烈牺牲。

在前进途中，一天，先念同志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那好吧，就到一支队(二六八团改编)当参谋长。”我当即表示同意。说实在的，当时只要不让我离开大部队就行，职务高低是无所谓的，先念同志随即写了条子，让我去支队，协助杨秀坤团长带好部队。

此时，南方已春暖花开，而祁连山却依旧是天寒地冻、一片冰雪。为了摆脱敌人，我们忍着饥饿和疲劳，天天在茫茫没有尽头的祁连山里挺进。许多同志没有棉衣，行军时就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晚上宿营时，大家就找个避风处，把身子紧紧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没有鞋子，就用牛皮、羊皮做成“草鞋”穿。没有粮食吃，唯一的办法就是猎取黄羊、野猪等，用火烤着吃，或用洗脸盆煮一煮，连汤带肉饱餐一顿。由于当时天天在风雪中行军，部队疲惫不堪，减员很大，死亡可能随时落到每个人头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同志在起时怎么也推不动、喊不醒了，他们被严寒和饥饿夺去了生命。这时，部队思想比较混乱，不少同志担心能不能走出祁连山，走出去又到哪里去。这些反映很快传到了先念同志那里。

一天，部队刚驻下来休息，先念同志就召集干部开会，研究在连续行军过程中怎样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在讲述从石窝突围出来的情况后，满怀信心地告诉大家：“我们西路军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整个革命还是在向前发展着，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了陕北，正在开创革命的新局面。我们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现已基本摆脱了马家军的跟踪追击，并正在设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只要我们大家加强互助，坚持到底， 就能争取到光明的前程。”他还要求各级干部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增强大家的胜利信心。

3月23日早晨，队伍正在集合准备出发，先念同志快步走到队前，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电台与党中央联系上了!我们向党中央报告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困难的情况和决心。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他还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先突围到新疆，再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去，到抗日前线去!”先念同志宣布的喜讯，是我们日夜所盼望的，一下子就吹散大家心头的愁云，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许多同志高兴得跳起来，什么饥饿疲劳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队伍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干部战士的精神振奋起来了，长久没有看到的生气又出现了。

部队在祁连山里饮冰卧雪，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扶伤带病，奋勇地向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到4月24日，我们在先念同志带领下，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到达甘肃西部的安西附近。

（二）

我们到达安西附近后，西路军工委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会上，对打不打安西城发生了分歧。先念同志等主张不打安西，保存力量，迅速挺进新疆。也有的同志主张打，认为打下安西，可使队伍补充、休整一下，且城内只有一个排的敌人，最多一个连，很好对付。争论到最后，还是决定打安西。

4月24日晚，攻打安西的战斗一开始，守敌就疯狂反扑。事后得知，敌人一个团是当天进到安西城的。我们被迫撤围后，在沙漠里边打边退，于26日下午撤到红柳园。这是从甘肃到新疆公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公路旁一根根电线杆由东南向西北延伸而去。在红柳园外的沙丘上，我们又同敌骑展开了激战，敌骑冲破了我们的防线，在紧急时刻，先念同志命令部队迅速沿着电线杆子往西北方向撤退，要我指挥一个连负责掩护。我们组织战士用仅有的子弹向敌骑进行排子枪射击，将仅有的手榴弹扔进敌群，然后用大刀、枪刺及自制的长矛同敌人拼杀，掩护军首长及其他同志转移。

　　我们坚持到4月26日黄昏，且战且退，向戈壁滩深处转移。当时摸不清方向，找不到向导，也没有指北针，只知道电线是往新疆方向架设的，于是，我就带着被冲散而又凑到一起的指战员，按照先念同志原告诉的概略方向，沿着电线杆子，在戈壁上向西北方向奔跑。

荒漠的戈壁滩，都是灰色的沙砾，一望无际，没有人烟，气候变化剧烈，一日之内数易寒暑。夜里，从北方吹来的冷风，冻得人们嘴唇干裂，却又找不到水喝，也找不到阴凉的地方。由于当时敌情严重，大家不顾酷热或严寒，拼命向西北方向奔跑。我按照先念同志关于能多冲出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的指示精神，边跑边招呼被冲散的战友，慢慢地集合了十几个人。大家在戈壁滩上跑了一夜又一天，没进一粒米、一滴水，真是精疲力竭，但还是咬牙坚持前进。4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们走出了荒漠的戈壁滩，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

星星峡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境内，和甘肃省安西县相邻，是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就是我们要到的地方。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

当时和我们接头的是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孝典。他说：“我们在这里已等候很久了，真是天天盼、日日等，现在总算把你们等来了。”这个办事处，属于新疆边防公署督办盛世才的边务处所属边卡哨所的一部分。那时盛世才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友好，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出面联系的。当晚，我们在星星峡休息时，见先念同志和李卓然主任等首长没有到达，都很着急，尽管当时疲惫，但依然未能很好休息。

第二天上午，我看先念同志等首长还没有到，就同杨秀坤、周纯麟等商量，提出寻找的建议。王孝典主任很支持，立即派来两辆汽车，车上插着红旗，带上饼干、罐头和水果，和我们一起寻找。我们在戈壁滩沙漠中边走边向四处张望，终于在离星星峡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找到先念同志和李卓然主任、程世才军长、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鸽显、原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原红五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首长。我们把他们一一接上汽车，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在星星峡，我们遵照先念同志的指示休息几天，一面恢复体力，整理卫生，一面收容失散的人员。失散人员从开始的二三十人，慢慢地集合到四百二十多人。

1937年的五一劳动节，对先念同志和我们西路军余部全体同志来说，是一个格外喜庆的日子。那一天，从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来三架飞机，给我们运来衣服和食品。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化名史平)和滕代远同志(化名李广)亲自带来四十辆汽车，到星星峡接应我们。见到党中央的代表，我们这些幸存者就像孩子依偎在久别的母亲怀抱里一样，感到格外的温暖，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陈云同志到达星星峡后，就接见了师以上干部，赞扬先念等领导同志把西路军余部带到了新疆，然后对大家讲话。在讲话时，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新疆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他接着说，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你们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但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可以发展到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他还说，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斗争始终很关心，想了很多办法来援救陷于困境的同志们。他要求大家把自己制作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袜等物品，一件不丢地保存起来，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争取解放斗争的。陈云同志充满革命热情的话语，给我们这些九死一生的人以极大的鼓舞。

我们知道，西路军余部所以能在历经千难万险后，打出祁连山和戈壁滩，来到党中央指定的新疆，实际上是在先念同志领导下取得的，是他为革命、为人民的一大贡献。我们在星星峡等候失散人员期间，做了进迪化的准备。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换上了陈云、滕代远同志带来的新军服、新帽子。在换装时，一些同志不愿意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先念同志对此作了解释。说：“同志们对军帽上闪闪发光的红五星有留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实事求是的，问题不在于形式，关键是革命信念不能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中央现已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为了搞统一战线，不换帽子能行吗?”经他讲清道理，大家很快把新帽子戴上，并把原来帽子上的红五星摘下来悄悄地保存起来。

5月4日，西路军余部的指战员全副武装，由陈云、滕代远同志和先念同志带领，乘坐汽车离开星星峡，于5月7日到达迪化。当天为了保密和搞统一战线，我们对外称“新兵营”。

我们到迪化之后，主要是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恢复体力。陈云同志、滕代远同志和先念同志对大家的健康很关心，安排对全体人员普遍检查身体，组织治疗，同时改善伙食，每顿饭都像会餐的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调理，大家的健康状况很快好转。

进到迪化不久，先念同志对队伍中出现的松劲苗头，注意抓纪律。他对大家说：“军容风纪、作风纪律的好坏，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的声誉。我们是红军战士，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自觉地注意军容风纪，遵守纪律。”他还对有关规定提出了具体要求。经过不断整顿，新兵营的作风纪律、精神面貌良好。从而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

当天有些同志说话不注意，影响团结。先念同志对此很重视。他考虑到新兵营的干部战士不同单位，有西路军总部直属队的，有红五军的，有红九军的，有红三十军的，特别强调要搞好团结。他要求大家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他根据当时新兵营里红三十军的人数最多的情况，对红三十军的同志要求更严，要求他们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团体，要多向其他单位的同志学习他还要求大家和友军友好相处，对苏联专家、顾问要尊重。经过先念同志做工作，新兵营的内部关系明显改善，与外部关系也相处得很好。

我们曾准备到苏联学习，因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被迫改变计划。党中央要我们利用新疆当时有苏联援助的条件和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留在迪化继续学习。

不久，新兵营举行全体人员会议。陈云同志首先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要求我们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学好本领，准备回到抗日前线。他还讲了学习的重要性和学习的要求。先念同志在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决定我们新兵营暂时在新疆，就是要运用当今新疆有苏联援助和盛世才对我们表示友好的特定条件，组织学习我军急需的军事技术，实际上就是要把新兵营办成培养军事技术骨干的学校，决不要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陈云、先念同志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同志们的学习热情。“学习文化、学好技术，上前线，打日本!”成为我们当时共同的行动口号。

要学技术，需要文化知识作基础。而我们多数出身贫苦，没有文化或文化很低，因此，首先要补习文化知识。先念同志和我都参加了。他听讲很认真，演算很仔细，常常为弄懂一道算术题而在油灯下夜战。

在学文化过程中，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被学文化的困难所吓倒，想打“退堂鼓”。先念同志对大家说：“我们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缺吃少穿，想上学去不成；当了红军后，经常行军打仗，环境不稳定，又缺书、缺笔、缺纸，想学习也没法学；如今环境安定，有吃有穿，又有书、有笔、有纸，学习的机会难得啊!”讲到学习的困难，先念同志又说：“学习的困难是有的，但再困难也比爬雪山、过草地好吧，比在祁连山里爬冰卧雪、忍饥耐寒好吧，只要我们以顽强的毅力，认真听取教员的讲解和指导，刻苦钻研，再加上互帮互学，就能够克服学习的困难，取得好成绩。”在先念同志的教育和带动下，我们文化学习成效明显，学火炮操作和学汽车、装甲驾驶的都搞得很好。我当时一面工作，一面学习驾驶汽车。全国解放后，我在南京、上海驻军工作时，还开过汽车上大街呢!

1937年12月，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奉命回延安，先念等领导同志也回延安。此时，新兵营领导班子调整由我担任大队长。先念同志和我们告别时，一再嘱咐我们要组织好学习，圆满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学习任务。在那以后，我们在新疆继续学习了两年，到1940年1月分批撤回延安，然后转赴抗日前线。

（三）

我和先念同志在新疆分别49年后，1986年11月，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来南京视察时，专门把我找到中山陵5号，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共叙了当年的战斗友谊。

我们共同回忆了在西征路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情景。先念同志说：“我们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时，要枪没有枪，要弹没有弹，要粮没有粮 在终年积雪的祁连山里转战，穿越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真是艰难困苦，九死一生，太不容易了。”他接着说：“我们四百多位同志所以能到达新疆，主要是两条：一是党中央的关怀，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陈云、滕代远同志还亲自去接应；二是靠大家坚强的信念，相信党。团结互助，勇于拼搏。”我当即插话说：“还有一条，就是您指挥得好，主要是靠您把我们带到新疆的!”说着，我们都高兴地笑了。

在交谈中，我们谈起了成千上万流血牺牲的战友，真是漫漫西征路，斑斑烈士血!我们特别谈到了与熊厚发同志诀别的情况，他深情地说：“那时实在不忍心把他留下来，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呀!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 在交谈中，我告诉先念同志，当年在新疆学习的同志，后来分布在全国各地，在各条战线上从事工作。有不少同志担任了大军区、兵团、省级领导职务。我还列举了军委原炮兵司令员宋承志同志的名字，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先念同志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先念同志还同我合影留念，并鼓励我把这段历史好好回忆一下，整理出来。

在先念同志那次同我会面四年多以后，即1991年秋，我把转战祁连山和进新疆这两段整理出来，以“遭惨败风雪祁连山”和“到新疆绝处逢生”为小标题，作为我回忆录《从战士到将军的征程》的一部分。书稿送到北京后，先念同志还亲自过目，亲自题写书名，还对我进行了鼓励。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对我的最后教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