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1967年1月份我在北京全聚德吃过一次烤鸭，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奢侈”，印象深刻，甚至某些细节至今还记得。那时我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为什么会去吃烤鸭？这还要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和缘由。</h1><h1> 1967年1月份的时候，全国性的大串联已经停止了，只允许徒步串联，也就是重走长征路。我和四个同学背上简单的行李，打着红旗开始长征。红旗只打了一天，就叠起来放进了背包，风大路远扛着旗太吃力了。走了200多里地到了锦州，姥姥和姨就扣下行李不让我走了，这么冷，回家去！我告别了同学却没有回家，坐火车（当然也是不花钱）去了长春，哥哥是吉林大学的学生，在他那住了一星期。我没去红卫兵接待站，住在哥哥的宿舍里，吃学生食堂。宿舍楼是座五层楼，食堂在一楼，餐劵只分早中晚，没有钱数，也就是份饭，每月十五元伙食费，平均到每顿饭里。每天不是炖白菜就是炖酸菜，顿顿高粱米饭，几乎没有细粮。一天晚上走廊里传来敲锣声和噪杂声，问哥哥是怎么回事，哥哥说是“游楼”。我连忙跑出去看，在楼梯口处几名男生押着一名女生，女生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写着“保皇派”，头上戴着用电线和小灯泡编成的“帽子”，灯泡一动一亮上下颤动，这名女生身材修长，面无表情，任由男生围观。哥哥的同学告诉我长春冬天非常冷，游街造反派也得跟着挨冻，便发明了“游楼”这种革命方式。几十年过去了，“游楼”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离开长春我到北京去和同学汇合，虽然事前有约定，但是到了北京根本找不到，只好自己住在接待站。</h1><h1> 那天到故宫参观“收租院”大型泥塑展览，出来时已是下午了，便走到前门大街去吃饭，因为那里的饭店比较集中。刚解放时北京有三千多家饭店，到六十年代只剩下五百家了，外地人去的又多，吃顿饭也不容易。走了几家店人都多，再往前走看见了全聚德烤鸭店，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讲过北京填鸭和北京烤鸭，那时就想过这辈子能吃顿北京烤鸭该多好（多么现实的理想！），如今北京烤鸭店就在眼前，身不由己就走了进去，其实只是想进去看看而已。进去一看人更多，那时的店面也不大，显得很拥挤。我看了价位表，烤鸭分整鸭、半只鸭和四分之一鸭，四分之一的鸭子连鸭架汤和面饼葱丝、甜面酱在内每份两元钱。烤鸭的香味不时传来，摸摸自己兜里的盘缠钱，吃顿烤鸭还够，当然是吃四分之一份的，那时有接待站，吃饭坐车住宿都不花钱，没有别的花销咬咬牙吃一顿吧！吃烤鸭要先到收款处排队交钱，排了二十分钟左右开了饭票，然后进餐厅等座。等座并不排队，而是自己去找，几乎每个吃饭的座位后面都站着人在等，下来一个座立即有人坐上。我站在一个人的后面等他吃完，他细嚼慢咽，还和旁边的人闲聊，不慌不忙，让我这个着急。好不容易他吃完了，还不急着走，慢吞吞的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真气人。我坐下以后服务员取走我的餐票，留下一张印着阿拉伯数字的卡片，又过了一会才送来一小盘片好的鸭肉，一碗有白菜片和粉条的鸭架汤，一小盘薄饼，一小碟葱丝，一小碟面酱。这份烤鸭来之不易，我这次出来一共才带了五元钱，一顿饭就是两元，虽然能满足口福，花了那么多钱也是心疼，再加上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要细细品味一下，不能像平时那样狼吞虎咽。这时我后面已经站着人了，是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整个桌子一圈站的都是等座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吃饭，弄得我浑身不自在，只好低着头吃。后面这位闲得无聊，偏偏愿意和我说话，小伙子，鸭子好吃吗？我说好吃。小伙子你看看吃烤鸭的哪有学生，都是大人，你家给你拿钱拿多了吧？我说不是拿多了，是我馋，逗得旁边的人都乐了。这种场合下吃饭我如芒在背，但还是吃得干干净净，连葱丝都没剩下一根，吃完匆匆离座。平时粗茶淡饭，吃顿烤鸭自然觉着香的不得了，具体是什么味道当时真是说不清，不管怎么说，是我那时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h1><h1> 吃过烤鸭又去了王府井，在那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进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一进门的右侧是糖果柜台，不知为什么只有一个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其它柜台人却很少。正好有个老太太走过，我连忙问，阿姨为什么这个柜台要排队啊？老太太说卖糖的是全国劳模张秉贵，著名的一把抓，称糖多少一抓一个准，这些人排队不为了买什么糖，只想看看张秉贵和他的一把抓。我顺着队伍望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忙的满头大汗，称糖又快又准，很多人伸长脖子笑吟吟的看着，像是在欣赏一位艺术大师的表演。现在北京百货大楼前竖立了张秉贵的半身雕塑，每当走到这里我就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无论什么年代，劳动模范都有着感染人的无穷魅力。</h1><h1> 后来我工作挣钱了，也有很多机会到北京出差，吃过北京的很多饭店，但是我始终认为最能代表北京美食的还是烤鸭，尤其是全聚德的烤鸭。</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