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三部曲——青春篇

剑胆琴心

青春篇
——剑胆琴心

1963年9月1日，八一学校六三届小学毕业生完成小学学业。本届参加北京市统一升学考试175人，全部符合升学录取标准。语文科平均分数91.8分，算数科平均分数85.49分。论当时的分数水平，大多数同学可以考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现在该校已经大红大紫）一类的学校。除了三十余名同学考入其他学校（其中张浩燕，张南生将军之子、李亚宁，李天佑将军之子、熊湘江，熊伯涛将军之子，不久又重新转回八一学校上学），大部分同学直接升入八一学校初中部。
现在的“小升初”，是受义务教育法保护的。对于大众来说早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但在六十年代初，“中学生”的概念却非比寻常。走在大马路上，小伙子胸前别着枚中学校徽，着实挺叫人肃然起敬的。我们的父母大多是在和平年代，经过部队强化文化教育，达到初中毕业水平，这也就刚过去没几年的事。如今我们也“人五人六”的成为一名“中学生”。对于我们这群刚脱稚气的半大小子，升入中学就意味着进入青少年时代，意味着开始成人了！
随着年龄增长，心理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在男女生界限这个长期困扰八一学生的问题上，小学低年级那种以欺负女生为荣，视女生为“天敌”的混账理念开始改变。尽管男女生界线这个鸿沟，依然贯彻在整个中学生活的始终，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逐步打破。但这种“界线”，主要是学校男女生分班的客观存在，以及男女生之间存在的那种羞涩，说白了就是“假封建”所造成的。
据说前几届高年级没有男女分班的学长们，就曾发现男女同学早恋的苗头，还有鼻子有眼儿地传说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这对学生的家长，（两位职务显赫的将军）被军委首长点名批评。实际上男女分班也禁不住少男少女心中的意马心猿，到了我们这届，同样众多男同学（我不敢说女同学有没有）已经悄悄对自己心仪的漂亮女生忍不住多瞟上几眼。同学当中有若干对男女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有情人终眷属”，当然那都是后话。我却把这种懵懂之情始终深深地藏在心中，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小学部，纪律虽说也是比较严格的，但还是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敢于奋不顾身地以卵击石。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偶尔还有逃课的现象。碰上脾气好的女老师，偶尔也会被混小子们给气哭。所有“以身试法者”，自然逃脱不了接受更“厉害”的男老师们单独辅导。睡午觉或者晚上熄灯号响后，玩兴未尽者依然在双人床之间上蹿下跳。如果要是被值班的老师逮住，会被拽到走廊里，如果恰逢冬夜，也得穿着衬衣衬裤站在墙根瑟瑟发抖，直站到老师哈欠连天地下班回家。
升入中学，第一个感觉就是纪律约束更加严格了。
八一学校的中学生活，可以概括为 “军事化” 三个字。真不愧为军队的干部子弟学校。每天天蒙蒙亮，广播喇叭中起床号声把我们从睡梦中薅起来，晚自习后，熄灯号又婉转地催人入梦。一天里，出操号、上课号、下课号、吃饭号、集合号，号音如号令。许多年后，我应征入伍，新兵连里，当新兵们被五花八门的号音搞得不知所措时，我却耳熟能详地伴着号音开始有条不紊的一天作息。
再看这一批师长们，几乎清一色的军队转业干部。五十年代，原军队办的各级文化学校逐步撤销，其中众多优秀的人才汇集到八一学校。从校领导数：校长李玉章，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原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矮小精干，标准军人姿态，总是腰板挺直，头剃得光亮，浓重的四川方言，言语精炼，声如洪钟，对着麦克风吼一嗓子震憾全礼堂。党委书记孙乃东，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原副政委，上校军衔。山东大汉，军队职业政工人员的那种严肃、一丝不苟、沉稳干练的优秀品质，另人敬畏有加。副校长顾炎，原解放军第50速成中学训练部副部长，上校军衔，江南世代书香门第，长年从事军队院校教育工作，不苟言笑，高度近视镜下，一脸的“马列主义”。副校长刘晓春，河北人，原察哈尔军区文化学校校长，五十年代初期调到我校，当了十几年的娃娃头，未参加授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饱读诗书，学富五车，一张口，瓮声瓮气的河北乡音“娃娃们”，让每一个八一学生记忆犹新。中学教导主任吴彦，早年清华大学学生，学运积极分子，47年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原文教助理员，少校军衔。沉默寡语，但讲起话来条理清晰，也是一口四川方言。
男生班各班班主任、副班主任，清一色的部队文化学校教官，你看那着装，全是褪了色的黄军装，肩头还带着别肩章的扣眼。大部分曾是尉级军官，听说一位教俄语的老师还是少校翻译官。我们班主任刘锡彭，教几何，身材粗壮，终年紧系着风纪扣，平时不苟言笑，但讲课时却很风趣，讲到兴致勃勃时还佐以让人忍俊不住的滑稽动作。印象最深的第一课，他用我们勉强能听懂的河南乡音表白：“我在军校当教官，课堂下坐着的全是扛着少将、大校牌牌的学员。其中可能就有你们的父亲。他们见到我都得给我打敬礼！你们谁要敢调皮捣蛋，我替你们父亲收拾你们！”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遇上敢于“炸刺”的学生，二话不说一把扽起来，像抓小鸡似的扔到教室外走廊里。我们班的徐陆宁（徐向前元帅的外孙），在课堂上低头拿着小镜子自我欣赏。被明察秋毫的刘老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夺过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让你欣赏资产阶级的美！”，那吼声跟炸雷似的。不知是刘老师扣的帽子太大，还是批评来的太突然，徐陆宁同学硬是愣着片刻没醒过味儿来。刘老师后来调到玉渊潭中学当教导主任。有这样的班主任，学生们还不乖乖的，所有鬼吹灯的把戏一律隐蔽于地下。

除了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学校还专门设立了一名生活老师，负责掌管生活秩序、纪律和学生会工作。他就是武峰老师，原华北军区文化学校地理教员。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一双炯炯有神、不怒而威的眼睛，经常布满血丝。

在同学们眼里，武峰老师就是“正义的化身”，他总是永远不知疲倦地，在几乎每一时间，出现在学校的每一角落。每天清晨，起床号音未落，武峰老师的皮鞋声，伴随着他那特有的，稍带嘶哑却另所有学生心里发颤的嗓音，开始回荡于宿舍走廊里。像一股无形的力量催促着大家加快穿衣、叠被、洗漱的动作。大多数同学闪电似的奔向操场，个别落后的自然免不了被“敲打”一通。有一点，武峰老师对女生虽然也是成天板着个脸，却很少吹胡子瞪眼。

操场上，不论是各班队列操练，还是做广播体操，武峰老师的身影总是时隐时现于操场四周。哪个班队列不齐整或哪个学生做操姿势不标准，不认真，立刻会招致严厉的批评。上小学时调皮学生做操出洋相、闹恶作剧的现象基本销声匿迹。最起码是武峰老师在场或有可能在场的时候。

学校定期组织全体会操。三个年级，十多个班级在大操场上整齐列队。刘锡彭老师作为会操总指挥，操着他略显笨拙但还算标准的步伐和队列动作，向校长李玉章立正、敬礼，机械地念着报告词，然后宣布会操开始。各班文体委员依次出列喊操，大家抖擞精神，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完成稍息、立正、看齐、报数、转体、队列行进等等科目。在集体荣誉面前，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早中晚三顿饭，各班必须在教学楼前或饭堂门前整齐列队，全班人数齐全，且队列严整，经武峰老师点头认可，才能一队队鱼贯进入（走向）饭堂。班里人数不齐或者队列不整，那就有可能等着吃凉饭了。

学校有好几个大饭厅，每个厅摆几十张方桌，几百人在一个大饭厅里就餐，你想那该有多热闹。上小学时，曾屡次出现过哄抢馒头或米饭的现象。小学部管生活的老师是女老师，主要以照顾孩子生活为主，纪律问题由各班主任负责。而吃饭时班主任老师大多时间不在场。谁知升到中学后，还有恶习不改的，见到炊事员搬来馒头笸箩，又是一哄而上。就此关头，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那动静足以喝断长坂坡的木桥：“一群饿狼！一群羊！”武峰老师不知何时出现了，众人四散奔回到座位上，眼力架儿差点儿的，被拽住脖领子，还有逃跑动作慢一拍的主儿，纷纷低头在墙边站成一溜，他们这顿饭怕是吃不香了。武峰老师声色俱厉地训斥着，吼声在偌大的饭厅里回荡，饭厅立马静得几乎听不到碗筷的碰击声。旁边饭厅高年级的学生不时探头探脑：谁又闯祸了，惹得武峰老师发脾气？就此一回，抢饭的事件基本杜绝。

晚上九点钟，下了两节晚自习回宿舍，到九点半吹熄灯号，这中间有半小时洗漱、解手、处理个人问题的时间。熄灯号响后，所有房间必须立刻关灯，全体上床睡觉。洗漱室、卫生间、走廊里都不许有人逗留。经常有同学在熄灯前这段时间里，串宿舍、侃大山、洗衣服，待熄灯号响了，才发现还有睡觉前应该干的事没干。不洗脸刷牙也就罢了，可憋着泡尿，甚至大手没解，咋能安然入睡。

于是号音落了，各屋即刻熄了灯，仍有三个五个冲出宿舍急忙往厕所跑。“都回宿舍去！”一声炸雷似的呐喊，又是武峰老师来了！跑到半路的，急忙掉头，刚露头的，纷纷缩回屋去，跳上床蒙起被子装睡。整个宿舍楼顿时一片寂静，武峰老师挨个走进刚才钻回人的房间，从这个班级今天不遵守作息时间开始批，到食堂吃饭有人说话，队列走得稀稀拉拉，总之这一天中种种不良行为都要一一清算，就像搞晚点名。转完几个重点班后，大家基本都进入梦乡。武峰老师才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

走廊里长时间没动静了，有人试探着把房门悄悄打开，探头探脑，然后气急败坏地奔向厕所，嘴里念叨着：“憋死人不偿命！”。

一般走读学校不会专设一名生活老师，但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却是不可或缺的。提起武峰老师，历届校友都十分敬重。虽然他很严厉，但没有人因此恨他。他与学生关系处得很不错，群众威信也很高。他对学生十分了解和关切，几十年后，我偶遇武峰老师，他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并知道我弟弟是在哪一届的。

上中学以后有了团支部和学生会，团支部与我始终没有关系，因为我当时不积极要求进步，到初中毕业都没有入团。数年之后，到了部队我才为自己当年的疏忽付出代价。在部队要想拿到“党票”，必须先过入团这道坎，为了争取入团，我足足努力“表现”了好几个月，还得耐下性子虚心地听那些“老”团员们的品头论足，说三道四。

学生会可是与每一个学生息息相关的，其成员并非由学生民主选举，而是由校方集中挑选指定的。基本职能是高年级学生协助老师管理低年级学生，正符合八一学校高年级学生有权欺负低年级学生的“潜规则”。刚上初中时，感觉学生会有几个高年级“会员”，也整天摆出“武峰老师”的架子，真是“阎王好哄小鬼难缠”，比武峰老师还厉害。上初中一年级那年，在一次午睡中，我们班同学池太岩，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泌清的孩子，正捂着被子闷头大睡，被初三的一个学生会“会员”（名字叫不出来）一把从双人床的上铺，连人带被子拽到床下。睡眼眯瞪的池太岩不知出了啥事，那“会员”硬说人家蒙着被子看小说。忒有点不讲道理了。

除了学生会，各班都有班干部，什么班主席、学习委员，这些都是摆设。真正干实事的一个是体育委员，一个是生活委员。我们班体育委员是赖江平，他父亲当时是北京军区工程兵副主任赖清皋。平时出操、吃饭、开会，所有集体活动整队集合都由他喊口令、带队。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非常英俊。站在队列前，扯起着嗓门，一板一眼，跟真的似的。他在体育方面确实有天赋，体育成绩非常突出，百米短跑、一百一十米跨栏、跳远，每项都在区里、市里运动会名列前茅。1966年选上飞行员，当兵走了。后来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出类拔萃的飞行领导干部，退休前任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副总经理。

生活委员汪伍林，他爸爸当时是军区通信团团长。戴副眼镜，身体很结实，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大家叫他“老汪”。那可是个认真细致、任劳任怨的好同学。每星期五下午大家洗澡，他提前去洗衣坊将上星期洗好的衣服点数取回来，分到每个人的床头。再把全班换下的脏衣服清点数目、打好包，送到洗衣坊，每个人的衣服都用线缀上班级的记号和名字，他得一件件识别认领，几年来班里的换洗衣服从没出过差错。“老汪”的另一件工作，每次都让大家兴奋不已。每个季度负责统计上报每人节假日、星期天不在学校就餐的天数，学校食堂按天退还相应的伙食费（伙食费家里是按足日交的），每回能退个块八毛的，自然被我们“截流”，在当时也算是笔“巨款”。“老汪”67年直接从学校分配到市内工厂上班，以后熬成厂级干部退休。

升入中学，同学们整体素质也上了一个台阶。业余爱好档次提升，原先小学那些“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玩艺儿基本全被抛弃。性子再野一些的无非将弹弓子始终不离不弃。学校组织了众多课外活动小组，比如象棋小组、美术小组、航模小组等等。比我们高年级的学长，制作的航模有模有样，经常在操场上放飞表演，那时没有遥控，航模用燃油带动发动机、螺旋桨启动，对我们来说太高深莫测了。我就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活动。但贯穿于整个中学课余最主要的也是同学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文艺与体育两个方面。
上小学时好像没什么人爱唱歌，除了音乐课，谁要是没完没了地哼着小曲儿，会被别人当作另类。到了中学，观念立马出现彻底转变。歌咏几乎成为每个同学的最爱。《革命歌曲大家唱》几乎人手一册。谁要是有一本《外国民歌一百首》或者《电影歌曲选》之类的歌本，那可真成了香饽饽。新上映的电影插曲好听，大家都处心积虑地寻找歌片，争相传抄。尤其在《长征组歌》公演后，众人哼唱起来如醉如痴。我们年级还组织合唱队排练演出，我们班车晓彤的嗓音浑厚有力，他父母都是我军老文艺工作者，母亲是著名电影演员车毅。《战士双脚走天下》和《过雪山草地》的独唱角色自然非他莫属。初三第二学期，他投考了中国音乐学院高中（预科）班，并收到录取通知书。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招生停止。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文艺领域的发展，现如今仍是活跃在影视界的一名出色演员。最另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角色就是电视剧《亮剑》中把桀骜不驯的李云龙训得服服帖帖的刘伯承院长。
唱革命歌曲，是八一学校从解放军继承的老传统。歌声几乎伴随着我们的一日生活。出操时唱队列歌曲，吃饭前在饭庭前整队唱歌，上课前，整个教学楼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歌声响成一片。哪个班要是唱出一首新歌，必然受到其他班的关注，并想方设法学到手。记得三二班曾唱过一首《斯大林颂》，那悠扬的旋律立刻引起我们班的共鸣，很快就有人找到歌片，用不了两天大家便能齐声引吭高歌。
除了唱歌，相当一部分同学还爱摆弄个乐器。所谓“乐器” 无非不过是笛子和口琴。到了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间，一个班起码有十余把笛子劈里啪啦，参差不齐地逬发出刺耳的声音。有的还能吹出个调调来，有些简直就是噪音。虽说大多是二把刀水平，但却没见谁打退堂鼓，始终都是乐此不疲。看来自打小学开始的严格的音乐课教育，为同学们培养了大量的文艺细胞。
要说起体育运动，那八一学校更是生龙活虎。当时国家对青少年提出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而同学们自己编的口号则是：“锻炼身体，保卫自己，锻炼肌肉，防备挨揍” 。两个口号同时不断在激励着大家，必须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课间休息和课外活动时间，教学楼前的单杠和双杠成为大家锻炼的首选。因为这是锻炼肌肉最简便的运动方式。三一班王胜国，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王澄。个子不高，黝黑健壮，整天焊在双杠上，那胳膊上、胸脯上腱子肉凹凸有序，宽宽的肩膀，就是奔跑起来略显重心不稳，踢球时经常摔跟头。三二班李建华，他父亲是68军政委李布德将军。白净书生，瘦高挑，也整天不是在单杠上吊着，就是在双杠上挂着。大家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面条”，其实更应该叫“挂面”。原先羸弱的李建华如今在海军装备论证研究院退休。三二班肖竟也是双杠上的“扛霸”之一，课间十分钟休息不练上几十个动作不肯罢休。他父亲是第一批离休的老红军，原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肖竟还是校田径队队员，强壮的体魄为他之后成为业余拳击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最终成为一名妙手回春的副主任医师。
学校组织了校级篮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田径队，都有专门的体育老师，或是区业余体校的教练负责培训。队员们都是精挑细选，能代表学校体育水平的学生，当然学习成绩不能太差，否则运动技能再高也不能入选。由于学校只设初中部。但北京市中学各种竞赛，许多竞赛项目不分高中组和初中组。因此与大多数设立高中部的中学相比，我校岁数上相差三岁，身体条件自然吃亏很多。但这并不影响我校在各项体育竞赛中获得好成绩。1966年北京市中学田径比赛，我们班李镇美胜过众多高中生选手，获得田径全能第一，三一斑夏加海获得全能第三。

我校十分重视足球运动，专门由中学教导处副主任刘书均负责主抓。足球运动在学校（男生）中真正做到了全面普及，各班都有班级足球队，经常进行班级比赛。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大小足球场上、球场周围、礼堂后墙，数不清的足球在空中飞，在地上滚。前些年，习近平主席曾经展示过一脚抽射足球的动作，内行人可以看出还算标准，这与八一学校从小普及足球运动是分不开的。

我们上初二那年，我校足球队一举拿下北京市中学足球冠军，并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取得第四名的成绩。到了我们这一届，校足球队就更胜一筹了，那气焰之高，在北京市所向披靡。离我校较近的北京体育学院预科（高中部）足球班，把我们学校做为训练对手，我们上一届有两个校队队员，也考入这个班。可是双方对阵，几场下来几乎全是六比零，体院的大哥哥们输得一塌糊涂。为此体育学院的一名副院长，坐着“伏尔加”轿车前来观战，亲眼目睹自己的门生们是怎样输球的。

上海市少年队来北京访问，特意安排到我校“讨教”几招。学校挺重视，当天全校停课，操场上彩旗飘舞，校领导及全体学生在操场观战。还拍了电影。人家不愧是半专业队伍，热身准备过程就尽显技术细腻，配合默契灵活，眼见得一场硬仗在即。但是，比赛结果八一学校队胜上海少年队6比0。最后人家找原因是草坪场子踢惯了，不适应土场子。此役八一学校足球队一战扬名。

以后八一体工队少年队也来叫板，那是一群穿军装的棒小伙子，我们上一届球队队长张宝光和守门员是杜进军，初中毕业后考入八一少年队，张宝光父亲是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张煌，杜进军父亲是济南军区炮兵副政委杜季伟，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的原型。张宝光以后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副总指挥，武警少将警衔。那场非正式比赛安排在一个星期六下午，结果我校也是6比0完胜。六六年五月份我校又一次蝉联北京中学足球冠军。文革前夕，我校足球队在先农坛体育场与号称“足球摇篮”的西城区业余体校足球队打了一场友谊赛，以2比1艰难取胜。这一战也是八一学校足球队顶峰时期的收官之战。因为时隔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忙于去胡闹，从此没人有心去踢球了。

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德育培养，其中最注重的是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这一点其他学校一般是不具备的。比如我们的课目表上曾经有“劳动课”，专门培养劳动技能，参加劳动实践。每逢周六下午固定安排两个小时“大扫除”，整理教室、宿舍室内及环境卫生，还要进行检查评比。每个学期都要抽出两周时间到农场或农村长期驻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学生自己动手整修学校所有运动场地。篮球场是三合土铺成，足球场周围跑道是炉路灰渣为主铺成。定期翻修时，都要把旧场地砸碎，一层层撬起来，清理完后重新筛土、筛石灰、筛炉灰渣，没有压路机，铺平灰土后人拉着石碾子一遍遍压瓷实。

学校建游泳池，大家也都出了很大力，所有土石方工程，和搬砖送灰之类的粗活都由我们承担。，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繁重的体力活对大家身体和意志都是很大考验。同学们不管天寒地冻还是骄阳当头，挥汗如雨，没人喊累。记得修游泳池时，初中二年级一个老挝留学生，小个子，戴眼镜的女孩子，也不知是苏发努冯还是凯山丰威汉的子女，粗扁担挑着土筐，一路小跑，汗水湿透了衣裳。全场同学都投以敬佩的目光。你还别说，在劳动场合越是平时调皮捣蛋，没有正型的学生，此时往往表现更突出，当然很快会受到班主任老师的鼓励和表扬，捋顺毛驴的本事老师们掌握的比较得心应手。
六六年6月份，我们已经通过初中毕业考试，准备全市升学统考，酝酿填写高中志愿。当时我们班车晓彤提前拿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谢海燕，（他父亲是当时69军军长谢振华将军）也收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着想报考解放军张家口通信学校。因为当兵一直是我的第一愿望。大部分同学就学习成绩来说，肯定能考上自己嘱意的高中。一群虽未成年（我当时还未满十六周岁），但却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这一切按部就班的事情都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所打乱。先是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接下来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停课闹革命。毛主席一挥手，不谙世事的孩子们个个奋不顾身，热血沸腾地杀入WG的滚滚洪流，像过山车似的冲向运动高潮，瞬间又飞流直下地一落千丈。之后，我们被社会冠以“老三届”的称谓，更准确的名词是“被耽误的一代”。其中我们班的赖江平和三一班的张修国仅以身免，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被挑选为飞行员进了空军航校。后来两个人一位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国际航线的中央领导人专机机长，一位是军委空军专机师飞国内航线的中央首长专机机长。
大多数同学都经过了坎坷不平的蹉跎岁月，也在改革开放的火红年代轰轰烈烈地一展才华。如今花甲之年已过，脑袋瓜健忘得，眼跟前儿的事情“撂爪儿就忘”。可反过头来回忆初中学生时代的生活，却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倍感亲切，记忆犹新。我相信大家一定与我感同身受。特在此发文以抛砖引玉，望获得同学们的共鸣。


写于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