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九省南下干部大队

老晚

原标题：1949年，南下干部到江西
作者：危仁晸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原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当代江西史编委会主编。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在江西省档案馆内，精心收藏了中共江西省委在1949年南昌解放后所形成的最早一批文件案卷。为研究1949年南下干部到江西这一课题，我们在馆内细读这一页页凝聚着岁月印痕的珍贵原始文稿，仿佛重返历史现场，又回到自己所感怀的那个年代。

案卷中有一份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写于1949年6月26日向华中局并组织部的报告，主要叙述已到江西的东北9省南下干部的实际数目和各级需要干部的基本情况及其缺额。报告中说：“东北九省到江西的干部到本日止已全部到齐。”其中“老干部2124名，新干部3914名，共计6038名。老干部中省级43名，地级88名，县级610名，区级1220名，区以下干部161名”。这份报告由杨尚奎于6月27日签发。

还有一份写于1949年7月31日，是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向华中局作的《关于分配干部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内容更加充实，是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对东北9省南下干部已经基本分配到位、各级党政组织亦已基本建立的情况下作出的。“报告”分为7个方面：

（1）东北9省到江西的干部情况；

（2）选择与提拔干部的标准；

（3）关于干部配备的原则；

（4）目前干部的分布情况；

（5）目前各级党政组织建立情况；

（6）干部的需要与缺少情况；

（7）在分配干部中的几个主要缺点。

“报告”全文5页，4000多字，横排复写在薄薄的美浓纸上。纸品8开竖线印刷，右侧边线外署有竖排繁体宋楷“陆军”字样；左侧边线外下部还横排“（东京·真谷纳）”5个小号宋楷字，应是出产商的字号。看来，它产自日本，是江西军民抗战时缴获日寇的战利品，算是废物利用了。

轻轻地抚摩着党组织早年的这份文件，首先是感觉到了它的温度。这是时代的温度，心灵的温度，精神和思想的温度。

1949年南下江西干部的总体情况

让时间回溯到1948年秋季，即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

那时，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战争已经临近最后决战关头。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并提高现有干部的理论水平。为此，中共中央九月会议提出，在战争第三年内，虽然大部分干部应当依靠老解放区供给，但同时必须注意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去吸收。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干部，以便能够在战争第四年内随军前进，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

遵照中央指示，当时的东北9省在干部（包括吸收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动员申请报名，组织审查批准，组成9个南下干部大队（内分中队、小队），分别集中进行了相当时间的严格学习整训，准备南下工作。在这期间，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相继取得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分路南进，解放了南京，解放了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广大区域。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9省南下干部大队风雨兼程，长途艰苦跋涉，陆续随军南下，全体人员先后到达江西。如前面头一份报告所述，他们全部到齐江西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报告”将东北9省南下江西的6038名干部人数列表如下：

松江省：老干部160名，新干部432名，合计592名；
吉林省：老干部292名，新干部538名，合计830名；
合江省：老干部127名，新干部463名，合计590名；
热辽省：老干部338名，新干部251名，合计589名；
嫩江省：老干部240名，新干部492名，合计732名；
辽宁省：老干部148名，新干部169名，合计317名；
辽北省：老干部291名，新干部380名，合计671名；
安东省：老干部299名，新干部193名，合计492名；
龙江省：老干部105名，新干部307名，合计412名；
其他干部：老干部124名，新干部689名，合计813名。

对这批南下干部在江西的配备原则是：

（1）“首先选择人口多、产量富、交通要道和军队必经之地，并适当照顾工作先后之不同，有重点地配备较多较强的干部”；

（2）“为了便于了解干部，照顾干部互相间的关系，使之对工作有利，因此原东北各省干部，在原则上不打乱，一般按一个大队配备一个分区，一个小队配备一个县。但为调整各分区干部数量上的悬殊及质量上的差异，以及补充省、市级各部门干部，采取抽多补少、抽强补弱的方法，作适当的调整。”

分配结果，除赣东北外，他们被分别派往南昌、九江、袁州、吉安、赣州、抚州等6个地委、专署、分区和省直属市南昌及地直属市九江、吉安、赣州、萍乡。各分区所辖62个县除少数县份尚未配备外（赣州之全南、龙南、定南等县），其余各县主要干部大体已配齐。省级机关从各大队抽调干部予以配备。

从这批干部由分散到集结、由南下到分配后走上新的岗位，人们可以看到，在风云激荡的时代，60多年前的一代革命人是怎样奋不顾身地投入历史洪流，而自觉地接受严峻考验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青春激扬。虽然“报告”中对东北南下干部有所谓“老干部”“新干部”的区别，但是“老干部”的称谓指的也不主要是年龄，而是参加革命的资历较长，其中有些还是北上而又南下的资深老革命家，他们当时年富力强，风华正茂。这是鲜活生动、生命飞扬的一代。南下干部怀抱理想、崇尚真理、追求卓越、勇于担当，面对历史赋予的新任务，以昂扬和开拓奋进的姿态，迎难而上，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用火一般的热情，积极奔赴新的人生坐标，扎根红土地，建设新江西，从此将自己一生的奋斗和奉献定格为红色记忆，融入伟大的当代江西的历史之中。南下干部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正是我们当今时代最需要的。

青春是人生包括生命成长和精神成长的最美好的岁月。年轻的南下干部们意气风发，乐观向上，但他们也食人间烟火、吃五谷杂粮，也要预防疾病，也会头疼脑热，需求医吃药，保障健康。这份“报告”在提到“干部的思想动态及其表现”时，既肯定主流，也指出了少数干部当时在分配工作中的种种疑虑，如怕这怕那，等等。“报告”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正进行加强我党我军过去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教育，坚决与这种不良思想展开有效的斗争，以加强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报告”还列举了两起案例在党内通报，“以整饬党纪，教育全体党员”。这说明，年轻干部起初的成长，其中一些人也会有懵懂、迷茫、困惑，甚至还有磨难的痛苦、忧虑，情感起伏，跌宕沉浮，自在难免。由不够成熟到逐步成熟，这个人生轨迹，正是善于学习、经受锻炼、敢于去超越并战胜自我的结果。我们从“报告”所述的“干部思想动态”中，看到了这些年轻干部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饱含理想与信念，艰辛而执著地砥砺前行的身影。（原作者：危仁晸）最后，“报告”还以比较长的篇幅，虚心检查了组织工作自身“在分配干部中的几个主要缺点”，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为“工作中的事务主义”和“粗枝大叶、简单化的作风”引起的后果而沉痛不已。在那个年代，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工作、学习和党的组织生活中的常态，这是十分令人追慕的。

1949年南下江西干部队伍的构成
　　
东北9省南下江西的9支干部大队，是1949年南下江西干部的主体。他们不仅人数最多，相对来说，领导骨干强，到达江西也较早，其分配全省的面积也最为广泛。这个群体，从人数上说，当时是6038名，实际上其中还包括少数因工作急需、到达江西后即又奉命调离的干部。“报告”说，华中局指示从东北南下干部中调出1000人去广东，故嫩江省干部大队700多人当时也未分配工作。据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俊秀回忆，广东、广西两省解放后，遵照中央指示，江西为这两个省输送干部近400人，其中省、地级干部38人，县级干部137人，区级干部215人。此外，东北干部南下分配工作后，省委又派人至东北接来党员女干部（家属）240名，并全部安排了工作。所以，东北9省南下江西的干部，全部到达江西后，人数仍然有出有进。 资料显示：1949年随军南下江西工作的干部队伍，就总体来说，还有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冀鲁豫区南下江西干部大队。1949年2月上旬，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抽调3960名干部、1330名勤杂与通讯人员，共5290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辖8个大队、30多个中队，4月6日到达合肥，负责去接管江西省赣东北地区，并在合肥组建赣东北区党委。5月5日，赣东北区党委在景德镇召开干部会议，部署接管各地、市、县的工作。赣东北区党委隶属华东局领导（5月7日，华东局决定，赣东北区党委委托南京市委代管）。5月下旬，华东局又派黄先率原华东野战军先遣队南下先遣第九支队420余人来到赣东北，组建赣东北行署。赣东北地区解放后，第五兵团组建了赣东北军区。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设上饶，下辖上饶、贵溪、浮梁、鄱阳4个地委和景德镇市委，以及22个县。5月12日前后，南下大队的干部被分配至上述地、市、县工作，开展城市接管，建立人民政权，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大力支援前线。1949年8月，中央决定，赣东北区党委随同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解放和接管贵州。因此，为保持江西全省行政区域的完整和便于领导.华东局决定将赣东北地区划归华中局江西省委建制。8月13日，江西省委在上饶与赣东北区党委、行署、军区办理交接手续，组建新的上饶地委、专署及所属县的党政组织。9月10日，交接工作顺利结束。27日，由原冀鲁豫区南下的3900多名干部、1300多名通讯、勤杂人员和原江西赣东工委地下党抽调的一批干部以及在江西新吸收2600多名青年干部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与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和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第十八军3个军的随营学校、赣东北军区文工团等，分批从上饶地区出发，随军西进，成为解放贵州地区的骨干力量。

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遵照中央指示，以南下工作团名义，在平津各大学和部分中学的学生中招收团员9200名（包括少数社会知识青年）。其中大学生共3500余人（内有党员115人，团员472人）。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于7月下旬起至8月上旬，南工团总团直属队和3个分团先后随军南下。其中到江西的1200余人，内162人分配到中南军政大学江西分校，400多人分配到省军区和各地军分区，700多人分配到地方。这批干部中有800人左右为第三分团学员，其余为第一、第二分团学员。

三是中原大学南下的干部。河南中原大学由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创办，1948年8月1日在河南宝丰正式成立。创办中原大学的目的在于为军、地培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急需的大批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原大学创办时，学校将近400名学员分别编为4个学习大队及1个研究班。1948年12月，学校迁至开封，继续大量招生，学习大队达到41个，在校学生规模最高时达4000余人。1949年8月，在把以前41个队的学员分配到中南各地各条战线以后，根据中原局的决定，学校随中原人民政府南迁武汉，随即在武汉招收新生约2000人，编为19个学习大队，分别隶属4个分部领导。武汉入校的学员，1949年8月16日开学，于12月底全部政治学习结束，部分学员被分配到中南地区6省2市，部分留校转入业务学习。（后来，1953年政务院决定，撤销中原大学，成立中南财经学院。1985年9月，学校更名为中南财经大学。）中原大学1949年分配南下江西工作的干部达1000余人。

四是中央机关和其他方面组织的南下江西工作的干部队伍。例如，方志纯担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期间，中央机关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了适应解放军“打过长江去”以后开展南方工作的需要，组织了若干个南下工作团。其中，派往江西的南下工作团，主要来自中央社会部、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等单位的六七十名干部战士，由方志纯率领。因为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卫戍司令部当时面临的任务非常复杂，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请求中央暂不下达方志纯南下的命令。华中局成立后，为有利于江西开展工作，电请中央速令方志纯率团南下。经中央批准，1949年6月，方志纯带领这支队伍即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南京、上海、杭州到达梁家渡，后由省政府派车接至南昌。又如，前述的黄先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第九支队于1949年5月到达赣东北参加接管工作，黄先任中共赣东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行署主任。以后他长期在江西工作，担任过省委常委、省委候补书记、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再如，1949年时任中共晋中区委常委，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当年6月南下江西时也率领了一批干部进入江西工作。牛荫冠后任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军管会接管部部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原作者：危仁晸）以上几个主要方面的南下群体，先后于1949年4月下旬，5、6月间或稍后汇聚江西，组成一支1.3万多人的规模宏大的队伍，成为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推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与解放军留守部队人员一起，同当时的江西地下党及游击区干部、老苏区干部，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江西“八一”革命大学、各地干校和培训班培养训练的干部，各级组织吸收的干部，随后不断从外地转入江西工作的干部，以及团结改造旧机关留用人员，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筚路蓝缕，艰苦卓绝，迅速地打开了江西工作的局面。尽管有一部分干部不久又调离了江西，但他们都以心血和汗水书写了当代江西历史的新开篇。

1949年亲率南下干部回赣主政领导者风采

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就在考虑江西解放后的人民政权建设问题。中央在研究主政江西的人选时，毛泽东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时年42岁的陈正人。毛泽东说：“派陈正人去江西，主持家乡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陈正人是江西遂川人，1927年万安暴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井冈山斗争时期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尔后又任过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书记。1937年夏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为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1946年起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

确定陈正人南下江西时，配备给他的搭档邵式平、陈奇涵等，都是身经百战、久经考验、资历丰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邵式平是江西弋阳人，五四时期北师大的学生领袖，曾与方志敏、黄道一起领导和发动了1927年著名的弋横暴动，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任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红十军政委、前委书记。“上有朱毛，下有方邵”，从当年流传在赣东北根据地的这一民谚，可见他在苏区人民心中的地位。陈奇涵是江西兴国人，南昌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后一直在兴国、赣南地区从事革命斗争，任过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长、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军委会参谋长，后任红三军、红一军团参谋长，参与指挥反“围剿”的一些重要战斗。红军北上后，陈正人、邵式平、陈奇涵等虽然远离江西，转战南北，可他们的名字和影响却久久地留在江西这块故土上，这也就为他们南下回赣主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

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邵式平为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陈奇涵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由他们筹建江西省领导班子。

陈正人当时正在吉林省工作，接到毛泽东急电后立即赶赴北京，先被安排住进北京饭店，后又住到香山中共中央临时驻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分别与陈正人面谈了两天两夜，就江西解放后的人事安排、工作部署等项作了详细指示。随后，陈正人立即赶赴南京，与东北9省南下江西干部大队会合，转赴九江。

邵式平时任东北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2月，他奉命从东北到达北京，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总团副团长。5月20日，邵式平一行14人乘火车离京南下，25日抵南京，与先期到达南京的陈正人、陈奇涵、范式人、刘俊秀等人汇合后，率部一同南下江西。

范式人是福建寿宁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创建闽东工农红军、闽东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任闽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闽东特区区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军事部长、组织部长。1940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出席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南下江西工作至1952年11月，后调到中央机关工作。

杨尚奎时任吉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南下时任吉林省南下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率部随军南下。他是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赤卫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赣南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守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与项英、陈毅会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41年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央党校四部副主任，中共七大代表。1945年奔赴东北，曾任吉林分省委副书记、吉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委常委，先后兼组织部部长、省委秘书长，协助陈正人工作。1949年4月，杨尚奎告别战斗了5个年头的白山黑水，踏上了南下回赣的新的革命征程。

南下回赣的方志纯是江西弋阳人，他早年追随方志敏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赴延安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途经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关进监狱，在狱中与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后经组织营救回到延安，一直担任保卫党中央的重要使命。1949年6月，他在回赣前去北京西山向毛泽东告别。谈到新组建的江西领导班子时，毛泽东说：“现在又是五湖四海，要善于团结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的同志一道工作。”他要求方志纯“多做团结的工作”。方志纯率中央机关南下江西工作团途经上海时，陈毅又会见了他们。在上海，陈毅批准将时任三野后勤部党委委员兼后勤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知真调江西工作（黄知真系黄道之子，1931年11岁时即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是革命队伍中著名的“红小鬼”）。

在吉林省南下干部大队中，还有刘俊秀、白栋材等。

刘俊秀是江西永新人，长工出身，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1936年奉命率游击队渡过黄河西征，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最后他收集离散的红军战士，历时3个月，穿过青甘蒙宁陕5个省区，行程1.2万里，经受难以想象的生死考验，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后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任中共七大代表。1949年2月，时任吉林省委委员、延边地委书记兼警二旅政治委员的刘俊秀，被通知赶至吉林市，待命南下。在集中学习整训期间，他陪同来吉林考察接管城市经验的贺龙前往抚顺、鞍山、旅顺、大连，两人在天津分手，这时，陈正人已到天津。陈正人对刘俊秀说，中央已经决定，要我们回江西工作，并要你带一支精干的先遣队打前站，先去做好准备，干部大队随后即到。随着解放战争向南方节节胜利推进，刘俊秀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原作者：危仁晸）白栋材是陕西清涧人，1927年10月参加革命、加人共青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党务委员会副书记、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书记、中共西北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五部主任、中共吉林省工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等职。这位陕北老红军，在参加吉林省南下干部大队来江西工作时，正值33岁。

陈正人等人南下的行程，备受中央军委、华中局和解放军前线指挥员的重视与关注：
　　
军委1949年5月17日致林彪、萧克并告中原局电：“陈正人等仍以经武汉去江西为适宜。”
　　
华中局1949年5月19日致洪学智、赖传珠电：“陈正人同志率赴南昌、九江干部已到徐州。陈本人已到开封，明日由汴经津浦路到南京赶赴九江。”
　　
刘伯承、张际春、李达1949年5月23日致陈赓等并军委及林彪、邓子恢电：“陈正人刻到宁，近日可航驶九江转南昌。”
　　
洪学智、赖传珠1949年5月27日致林彪、萧克电：“陈、邵率干部百余人，刻已抵浔，后一船明晨可到。”
　　
洪学智、赖传珠1949年5月28日致林彪、萧克、赵尔陆、谭政、陶铸电：”陈正人同志率九江、南昌两地干部已到（九江）。”

按上述电报指出的时间，陈正人是5月23日到达南京后不久，就“航驶九江”的。他“率领800多名南下干部及随员从南京下关码头登上两艘起义的舰艇（“江汉号”及一指挥舰），向九江进发。同他一起登上指挥舰的有陈奇涵、邵式平、杨尚奎、范式人、黄霖、邓飞、白栋材、刘俊秀、彭加伦、贺庆积、杨国夫、牛荫冠、罗孟文、陈泊、吕良、邓洪、梁达山等人。他们风雨无阻，日夜兼程，三天两夜赶到九江。陈正人彻夜不眠，亲自指挥前进，并要求行动保密，避开国民党飞机轰炸。”

“到达九江后，得悉南浔铁路的涂家埠大桥被炸。陈正人、陈奇涵、邵式平便共乘一辆小吉普车，由1938年在延安时就跟随陈正人的警卫员兼司机温奇珍驾驶，赶到涂家埠，与四野十五兵团部队会合，并临时搭建一座木质结构的浮桥，让汽车辎重通过。陈正人等三人先坐渡船过江，等吉普车过江后，即登车连忙赶赴南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所部，于1949年5月22日胜利解放南昌。次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入城仪式。二野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胡荣贵和第十三军政委刘有光率800多名干部进驻南昌市，成立了中共南昌市工作委员会，刘有光任书记，雷起云任副书记，开展城市临时接管工作。陈正人到达南昌后即与陈赓会面。随后，双方正式交接工作。

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6月6日，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正人、陈奇涵、邵式平、邓华、赖传珠、杨尚奎、黄霖、邓飞、陈泊、李凡夫、牛荫冠等11人为委员，陈正人为主任，陈奇涵、邵式平为副主任。6月9日，成立南昌警备司令部，陈奇涵兼司令，陈正人兼政委。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邵式平为主席，范式人、方志纯为副主席。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正人为书记，范式人、杨尚奎为副书记。6月25日，江西军区宣告成立，陈奇涵为司令员，杨国夫为副司令员。全省党政军机关的成立，揭开了江西历史的新篇章。

结语：胡耀邦谈江西干部队伍的三代人
　　
1984年12月6日至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江西考察了7天。11日，他在会见江西省直机关负责同志的讲话中，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的历史情况，谈到江西干部队伍的三代人。
　　
他说，第一代人，是老红军和抗战初期的一些干部。“这一代人，他们的功劳很大。”
　　
第二代人是南下干部。他说：“这一代人在江西搞了35年，功劳也是很大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奋斗，怎么能够有今天的江西！”
胡耀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实事求是地还原了一个历史的真实。
　　
他不仅寄情、勖勉于第一、第二代人，还寄期望与希冀于第三代人。他说三代人就是“三个梯队”，寄语“一梯队长寿清静，二梯队扶持后俊，三梯队拼博上阵”。
　　
这里借胡耀邦的话，为本文作结。~

我为什么对这段历史特别关注

因为我的父母亲当时就在这支队伍中

编在安东大队492名成员之内

一九四九年五月

安东南下干部大队在南京集结待命

在中山陵照片留痕

瑞金县政府工作人员

一九五一年元旦

到达江西后，父亲到宁都专区参加剿匪，母亲在省卫生厅参加接收。宁都的任务完成后，父亲被派到瑞金县任县委副书记、付县长。以后又接任县长、兼任县委书记。母亲被派到瑞金县任科长。

省特劳模刘来娣：江西老根据地代表，她有“模范烈属”、“模范军属”和“特等劳动模范”三大光荣传统。在苏区时代她参加“反围剿”的战斗，鼓励她的丈夫和他丈夫的三个弟弟参加红军，并先后壮烈牺牲。她的大儿子参加了解放军，他的三儿子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

他们在江西工作了四年，其中三年多是在老红色根据地瑞金。主要工作是接管政权、建立组织、剿匪、土改等等。

瑞金曾是中央苏区所在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当时为瑞金县配备了一套力量最强的领导班子。县长和县委书记是老红军阙由熹和王敬民，副县长兼付书记由新四军老战士我的父亲担任。

两位老红军不久先后调省工作，因为父亲政策执行的好，极受组织信任，先后兼任了县长和县委书记，一个人接替了两个人的工作。从接管政权到文大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前，在瑞金担任过县长兼县委书记的只有父亲一人。

一九五三年四月，国家设立建工部，省委书记陈正人同志出任第一任部长。同时江西也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转入建工部，我的父母亲被调离江西，开始转行从事建筑工作。上级又派了新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两个人接替父亲的工作。

若兰网友的父亲徐国通前辈也是安东南下干部大队的成员，当时任龙南县县长，也是那一批被调入建工部。

还有一位程叔叔和朱冶阿姨也被调入建工部。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安东大队的，程叔叔46年还参加过赛马的敌后游击。

一九五六年母亲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

与同班学员合影

附录：东北九省的由来

历史上的东北从东三省到东四省，后来到满洲十九省，又到东北九省，东北六省，最后回到东北三省。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省区变换频繁，以致于许多东北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省的人，常常笼统地称自己为东北人。

满清东三省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改东北地区的军府制为行省制，裁撤盛京将军，设奉天省，省会为奉天府。东北三省正式设立：奉天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民国：东北四省

1914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热河特别区域，脱离直隶省直属于民国政府。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热河改为省。

　　1928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通电全国，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1929年张学良将奉天省改称为辽宁省，取意辽河流域永远安宁，改奉天市为沈阳市。

　　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合称东北四省。

伪满洲国十九省

　　1931到1945年间，日本侵华，东北沦陷，日寇扶植伪满傀儡政权，定都于新京(今长春)。辽宁省重新改回为奉天省。

　　伪满为了加强殖民统治，1934年伪满政权将四省分为14个省2市1区，1938年更是丧心病狂地划分成19个省1个特别市。这十九省是：热河、吉林、龙江、黑河、三江、滨江、间岛、安东、奉天、锦州、兴安西、兴安东、兴安南、兴安北、牡丹江省、通化省、北安省、东安省、四平省。

一时间省长多如牛毛，有一个笑话很形象：楼上掉下个花盆砸倒六个人，其中五个是省长，剩下那个还是个副省长。

民国东北九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考虑到管理不便，对这一对小省进行了合并，合并之后，保留了9个省，奉天省又恢复成了辽宁省。这9个省分别是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除了这9个省，还设立了3个直辖市，即沈阳、大连和哈尔滨。

　　这九个省中，除了兴安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呼伦贝尔市，其他8个省基本上都在今天东三省范围内。

民国东北九省地图

国民政府还发行了一种区域性流通货币------东北九省流通券，限在东北九省流通，不能在关内使用。规定东北九省流通券与法币的兑换率1:10，即流通券1元可兑换法币10元。

建国之后的东北三省区划

　　1949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行政区划为6个省，即辽东、辽西、黑龙江、松江、吉林、热河。除了热河之外的5省，就是原来的东九省范围。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热河省。原热河省所属承德市及8县划归河北省；建昌、凌源、建平、朝阳、北票等5县及喀喇沁左旗划归辽宁省；赤峰、乌丹、宁城3县及敖汉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3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至此，东北被划分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延续至今。

（以上资料来自非常历史 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