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三部曲——成长篇

剑胆琴心

剑胆琴心



1957年9月1日，我由哺育我长大的北京军区（1955年以后由华北军区改称）八一学校幼稚部大班升入小学部一年级。

出了“乐家花园”南门，往南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被称为“共青团园林”的整齐绿地，就是小学部的宿舍区，这是由四栋紧紧相连的二层楼房组成。四栋楼分别编号为“甲、乙、丙、丁”。一二年级睡单层床，每个屋子睡十多个人，三年级以后改睡双人上下铺，宿舍容量扩大一倍。

宿舍楼东面是大礼堂，能容纳近千个学生。礼堂正门四排高大的立柱，显得十分壮观。礼堂的规模比北京军区机关在定阜大街的礼堂高了好几个档次，礼堂内前低后高的水泥地面，安装了一排排可折叠椅面的固定座位，相比北京军区礼堂木头板拼成的长条凳高级多了。学校开大会，学生们聚集一堂，边振瀛校长浓重的冀中口音，李玉章校长洪亮的四川方言，刘晓春副校长“娃娃们啊”，那融融暖意的开场白，张秀阶主任慈母般的絮叨，通过麦克风在礼堂中回响。

每个星期日下午，由军区电影队在礼堂放映一场电影，战争片和反特片是同学们的最爱，每当银幕上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八一军徽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字面显现时，场内都会想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礼堂的南面是一排排明亮的小学教室。所有课堂都由走廊纵横连接，呈“王”字状，但不是三排教室，而是四排教室。教室的两侧排列着中操场，篮球场，西侧是大操场。大操场的最南头是1958年竣工的三层中学教学楼。

当年我刚上小学，与全校师生员工一同参加了力所能及的施工劳动。低年级时，仰望着高高的中学教学楼，听着楼内传来的阵阵歌声，有时甚至飘出听不懂的外国话，崇敬加憧憬之情油然而生。

小学教室往南，学校东南角，是学校的校办工厂，也是1958年盖起来的，在那火红的年代，学校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为此还谱了一首歌在全校传唱，歌词只记得第一句：“八一学校盖厂房”，有些混小子胡编成“八一学校盖厂房，七一学校盖茅房”。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小工厂也支起一座小高炉，估计也就炼出点铁渣子。我们只负责学校内外四处捡拾废铁，送到小工厂，尽些绵薄之力。

宿舍楼东面是走廊相连的饭厅，饭厅正面有两个大门，每个门一进门过道两边各一排洗手池，要求同学们做到饭前洗手。左右两边各两座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大饭厅。朝阳的一面高高的玻璃窗，阳光映射，让室内显得更宽敞明亮。八人一桌的四方桌和长条凳，摆得密密的，让人又感到分外拥挤。各个年级和班级在各个饭厅内分别就餐。从幼儿园带来并沿袭的规矩是，老师或桌长喊口令：“开动”，大家才获准拿起碗筷，狼吞虎咽。

进入小学部后，我们这届的学生人数激增。最早编了五个班，不久缩为四个班（甲、乙、丙、丁），每班四十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因学生尚缺乏自理能力，每班还配了一名保育员阿姨，负责照顾学生的日常生活，监督学生课余时间的作息制度。我们班（丁班）的阿姨叫“秀芝”，男同学调皮捣蛋，经常故意气她。调教这帮“混世魔王”，也真够秀芝阿姨喝一壶的。到三年级以后不配保育员，学生生活基本自理。三至六年级有一位生活老师关翠娥，负责“宏观”管理全体三年级以上学生的生活，大家称她为“老关阿姨”。
我们丁班男同学，从幼稚部升上来的有梁万生，从小学到中学一贯的好学生、班主席。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梁正中。李镇美是烈士子弟，他父亲1951年当团长时因公殉职。一直保持全年级最高的个头，也是个大力士。刘洪生也是典型的好学生，他几个哥哥全是学校的尖子生、学生干部。他父亲是总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刘显宜将军。张浩燕个子最小，是个淘气包，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将军。57年以后来八一上小学的有郑晴睛，是个万事通，总能天南海北地“白活”一气。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将军，如今子承父志，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在我们这届算是佼佼者。邓穗穗也是小个子，老实巴交的，上到小学三年级，随他因彭德怀事件被贬的父亲邓华将军转学到四川了。屈晋生戴个小眼镜，小学究似的做起事来认认真真，一板一眼。他父亲是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部部长屈培雍。钟平的秉性是永不服输，而且为人仗义，他父亲是65军干部部部长钟允元。杨宁宁性格活泼，老爱和同学开玩笑。他父亲是66军政委杨银生将军。王小渝圆圆的脸，体格却瘦瘦的，说起话来慢声慢气，略带羞涩。他父亲是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将军。黄苏建是学习不错，而且中规中矩，老实听话的那种学生。他父亲是24军70师师长黄祖煌，如今在空军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教授的位子上退休。
女生里从幼稚部升上来的有张援朝，是班里标准的好学生，脸上老是挂着灿烂的笑容。他父亲是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团长张非。叶俊英也是中队长一类的角色，学习就像毫不费力气，让人羡慕不已。她父亲是我们学校前两任校长叶一峰。周华玲不管是学习还是遵章守纪，总模范带头，自打入少先队后就是大队长。她父亲是空军高炮指挥部周彪将军。刘幽幽也是从幼稚部升上来的，她父亲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刘晓春副校长。高丽丽始终是女生中个子最高的，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部副部长高贯一。康小玲是学习不上道，玩起来忒疯的那种假小子，升初中前就转学走了。她父亲是63军军长康健民将军。温小星，眉清目秀，大家公认是女生中最漂亮的。她父亲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将军，她母亲留给我极深印象，气质风度非同寻常。以后才知道她母亲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加入党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中巾帼英雄，时任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有一次母女二人分手，温小星的妈妈柔声细语地说：“小星，怎么不和妈妈说再见？妈妈要生气了。”本人顿时感慨万分，我妈怎么从来对我没有个好脸子，“又考不及格！”接下来一个大脖拐子。王彦彦，大大的眼睛，很秀气，在男同学眼中容貌仅次于温小星。他父亲是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王英高将军，后来嫁给高我们三届的校友徐晓岩（徐向前元帅之子）。57年以后来到八一学校的有王玲，身材健壮，性格倔强，言语不和就敢于和男生动手抻把两下，她父亲是军区文化部科长王力民。女生学习差一点的有文津玲，那发起废来也绝对巾帼不让须眉，后来转学走了。她父亲是华北军区生产委员会利民公司经理文伯皋，我军搞生产经营的前驱者。

不可能把所有同学介绍一遍。八一学校的学生家长主要以北京军区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干部为主（毕竟是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虽说学校中有众多的名门之后，但许多名门之后给人感觉还是邋里邋遢，不及普通市民的子女。许多同班同学十几载，浑然不知其家世，多年后才知道晓得他是谁人的后代。不像现在，家长的地位决定了学生在学校的地位。父母高低贵贱的概念在八一学校中几乎不存在。学生中倚强凌弱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强弱不以家世高低来区分，全凭肌肉和个头。班里称王称霸的孩子家长级别往往并不算高，而家长级别高的孩子常常是受气包。
1955年军队授衔后，谁的爸爸肩章上有几个“星”，乘坐什么牌子的轿车，此类话题确实在孩子们中流传一时。但这仅仅是一种新鲜事物在学生中的正常反映。并没有在同学之间保有长期和广泛的市场，反而少数过分炫耀的人，倒让大家瞧不起。你爸爸官再大，体格强壮的学生揍你时还是不会有丝毫手下留情的。同学之中，家长职务低的还有军区机关的一般参谋，干事，助理员。谁也没有因此在同学面前低人一等的感觉。
“革命工作分工不同，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现如今这话早已成为一句与实际毫不着边的空话。取代的是 “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在当初的八一学校，这种“平等”的理念确实体现的淋漓尽致。八一学校的学生家长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到共和国众多元帅、大将。但是校方、教师、同学，都不会对“高官”的子女有任何“另眼相看”的想法或做法。当然老一辈革命家的家教都是很严格的，家长越是“官大”的，孩子往往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很低调。自然得到老师同学的尊重。可不像现如今的“官二代”，“富二代”，个个那么嚣张跋扈。
这种平等也反映在学生家长身上。每当学校开学时，是学校里最热闹的时候。军区机关“司、政、后、炮、装、工”各个部门都要开好几台班车送孩子，有时轿子车不够，还要加开卡车。家长们肩上扛着、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带着大大小小几个孩子来学校报到。当时军区机关二级部一级的领导都不配警卫员、公务员（只是作战部队的领导有警卫员）。部里年轻的参谋、干事也没有养成主动来帮帮领导，献献殷勤的习惯。好在那时的干部年轻，自己动手也不费多少力气，孩子多的大不了从班车到孩子宿舍来回多跑几趟。
将军级别的配有专车，有警卫员，公务员代劳。但办理入学手续，缴纳学杂费，伙食费时，都是家长亲自办理。缴费现场设在学校图书馆里，熙熙攘攘排队等候的家长把偌大的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井然有序地排着长队。此时只有先来后到，绝没有官大优先一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N多个位高权重的共和国将领（当然都穿着便装）齐聚一堂。军区的或总部的领导像平民百姓一样，三五成群围成一圈，或蹲或站，抽着烟巻儿，悠闲地侃着大山，耐心地排队等候着。不会有人给搬来一把椅子，或端来一杯茶。更没有学校的领导或工作人员迎送或陪同之类的举动。
在这里，班主任老师是最受家长青睐的主角。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们（那时年纪也都不大）在这些二十出头的教师面前，却显出格外的谦逊和客气。洗耳恭听着教员对自己孩子的评价和需要注意配合教育的意见。
放寒暑假的日子，和开学一样，也是一年中学校最热闹的时间。期末考试结束，同学们领取了学期或学年的记分册，一大早就开始收拾行李，一个个早已心猿意马。午饭后，宿舍楼里有家长来接的，背起行李兴高采烈地与同学们道别。暂时家长没来接的，也都按捺不住地在宿舍和走廊里尥蹦儿、撒欢儿。

有一次，一位老者戴一顶草编的礼帽和一副墨镜。嘴里呼唤着“小毛，小毛”，还不时拽住活蹦乱跳的孩子询问：“小朋友，见到小毛了吗”。孩子们很不愿意在自己玩得最疯的时候被打扰，个个不耐烦地回答：“不知道”。当然他们不知道“小毛”是徐陆宁同学的小名。也不知道徐陆宁是这位老者的外孙。后来看到徐陆宁拉着老者的手离开宿舍，后面跟着一个扛着被褥卷儿的小伙子。有人认出了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向前元帅。当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淡定。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五十年代末期的政治氛围和人际关系。

“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八一学校的又一特色。 在我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发生了一起“严重违纪”的“事件”。小学五年级的两个学生在校外偷了商店里一把电工刀。这在现在来看只是小事一桩，批评教育一下拉到了。当时学校的处理结果，从现在看来有些令人瞠目：一人开除学籍，一人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在当时对学生来说可是“极刑”，几乎不留任何余地。那位被开除的学生的父亲是某边远大军区的政委，母亲也是老红军。另一位学生的父亲是军委某兵种的领导干部，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将军。
学校就此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机会教育。还专门在图书馆举行了大字报展览。全校师生对他们的行为纷纷发起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大字报、漫画贴得满满的。全校大会上，边振瀛校长讲到：“军区杨成武司令员对学校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并重申，不管谁的孩子只要破坏学校声誉，必须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大意）”
可以看出学校在处理这件事时并没有事先请示军区领导，也没有顾及兄弟大军区领导的面子。尽管这位大军区领导和夫人都身在祖国边防，而且事隔不久该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规模叛乱事件，想知其肩上的担子该有多沉重！这两个学生的父亲都与杨成武司令员是长征路上，抗日战场的生死之交。杨司令员没有为战友的孩子说情，还做出了毫不留情面的“指示”。这一切发生的自然而然。但在现在来看却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引起很大震动。以后近十年的学生生活中，我基本上中规中矩，虽短不了调皮捣蛋，却不敢做出越轨出格的事来。看来严格的校规对学生的成长还是有一定规范作用的。
还有一件在现在看来同样不可思议的小事情，让我记忆犹新。上小学三年级时，赶上1960年大灾之年。学校伙食骤然下降，并开始严格实行粮食定量。晚饭没有干粮，只喝稀稀的菜粥。有一天晚饭，我们桌的一位同学端着口径大约十余公分的小搪瓷碗，喝得有滋有味。可能是喝得太尽兴了，吞咽的动静整得太大。顿时引起附近正在巡视的食堂大师傅（一位又黑又壮的大汉）的注意。那大汉几乎是冲过来，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同学手中的饭碗，严厉地质问：“你喝了几碗了？”“第三碗。”“你定量才多少？谁让你喝三碗!”于是同学被轰出了餐厅。该同学的父亲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也是开国将军。大汉肯定不知晓，也没兴趣知晓被嘴中夺碗的孩子的父亲是何许人也。我讲的事情可能大多数人认为是在瞎编，拿现在的情形比，别说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孩子，就是海淀区一个局长的孩子，借他两个胆也不敢去“虎口夺食”。除非是他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三年自然灾害，我正在八一学校上小学三四年级，九岁的孩子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岁数。我印象里自然灾害来得很突然，58年全国还沉浸在“大跃进”的狂热里，一转眼就闹上饥荒了。学校开大会听校长作报告，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粮食定量”。从那一刻开始，晚饭就只给喝菜粥了，很快造成了众多学生晚上集体尿床的情形。原先吃起来管饱的白面馒头成为珍稀物品，代之的是黑乎乎、糙了吧唧的大麦面窝窝头。据说这种面产自苏联，我们戏称之为“赫秃子面”（那东西以后还真没再见过）。喝的小米粥，粥面上漂浮着好些肉虫，挑不干净干脆闭上眼睛往下咽。前几年从学校档案中查到1960年身体浮肿的学生和教职工名单。说明八一学校与全国人民一样遭受着痛苦的煎熬。
军区首长了解到学校的困难后，由野战部队把自己生产的大白菜、土豆、黄豆，一车一车送到学校。军区机关还组织机关干部到内蒙古草原打黄羊，以改善部队生活。如今黄羊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严禁猎杀。当时没有这个法规，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也很淡薄，首先考虑的是能果腹。据说那一年内蒙古的黄羊都被赶到外蒙去了。学校也分到了许多黄羊，肉质粗糙，味道比山羊还膻。有肉吃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有一天吃午饭，好多同学没吃饱，一部分调皮捣蛋的开始起哄闹事，啸聚在饭厅不肯离开。敲着碗筷，还有节奏地齐声喊着“我们没吃饱！我们有肚皮！”。食堂急忙现蒸了米饭，才算息事宁人。这“一小撮”“闹事”的学生回到班级后，一排排在走廊里乖乖地罚站，各班班主任分别将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根本没用校领导出面，“闹肚皮”事件就迅速消弭于无形。最另老师大跌眼镜的是“闹事者”的行列里居然有佩戴“两道杠”的好学生，另老师痛心疾首，没办法，饥饿使然吗！

八一学校做为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与一般学校相比确有特权化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年中，每逢周末家长使用小轿车接送孩子。你想那么多高级干部，将军以上都配有专车。其中只要有一部分家长用车接孩子，那场面会是多壮观。每到周六，周日下午，从海淀镇到学校南大门这一段路上车水马龙。时常惊动戴白袖套、大盖帽的交警来疏导交通。当然也不是所有有专车的家长都开车接孩子，很多高级干部出身的同学，平时也没见过家里来车接。另一个原因是学生当时都小，学校地处偏僻。
此时的学校小小停车场各色车辆拥挤不堪，仿佛开“万国汽车博览会”。由于司空见惯的缘故，我当时对辨认汽车可以算“门儿清”。苏联车比较受宠， 大都是建国后进口。“吉斯”牌是最顶级的。一般国家领导人，或元帅级的“坐骑”。这种车在学校偶尔可以见到。“基姆”牌稍逊一筹，黑色的至少中将级和国务院老资格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乘坐，灰色的则最少是上将级乘坐。这种车在学校出现的频率较高。再一个档次的就是“伏尔加”牌，一般少将级的专车。最普通的 属“华沙”或“胜利”牌。以及最大众的 “嘎斯”69牌越野车，很少作为首长专车，一般为随时召唤的公务车。美国车大都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或缴获，车型相对老些。主要型号有“别克”、“道奇”、“雪弗兰”、“林肯”，主要为少将一级乘坐。最大众的是美式吉普车，部队指挥员乘坐。德国车只有一种小型的“苯茨”牌，现在叫“奔驰”，数量稀少。英国车就是老掉牙的“奥斯汀”，俗称“王八壳子”。日本车当时最不受待见，都是又老又破，都是日本占领时期留下的，无非是“丰田”、“三菱”，但当时叫不上名来。
我当年对车牌照的辨认也是非常精准的。当时社会上有句顺口溜：“黄牌软，蓝牌硬，白牌撞人不偿命”，当然纯属“戏说”。黄色牌照是大型车，蓝色牌照是小卧车，白色牌照是军车。北京军区机关的牌照是“甲”字打头，军委机关都是“辰”字打头，军委几个兵种和院校也是“辰”字，如军事学院是“辰5”，炮兵是“辰6”，工程兵是“辰7”，装甲兵是“辰8”。公安军是“申”字，空军是“午”字，海军是“未”字，铁道兵是“亥”字。
军区机关两个星期开一次班车接送孩子。我们管开班车的那个星期叫“大礼拜”。每当“大礼拜”的下午，大家早早地等候在停车场，仔细聆听广播喇叭通知。“军区政治部的班车到了，请同学们上车”，只见一群孩子涌向熟悉而亲切的大轿车，争先恐后，蜂拥而上。“军区后勤部的班车到了，请同学们上车”。又是一群孩子接踵而来。给我印象深的是志愿军留守处的班车，每个礼拜都开。每当“小礼拜”，眼巴巴看着那台带帆布蓬的美式中吉普载着兴高采烈的一帮孩子驶出校园，心中真是羡慕、嫉妒、恨。两个星期才可以回一次家，对年幼的孩子来说， “大礼拜”弥足珍贵，而“小礼拜”则是非常难熬的。但比起家在外阜的同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与父母团聚，我们家在北京的要幸福得多了。
同学李卫民的父母牺牲，同学马宇平父亲牺牲，母亲身体多病常年在医院治病。对他们来说学校就是他们的家。到了寒暑假，连外地的同学都走光了，空空荡荡，寂静的校园里，只剩下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相依相伴，十分令人同情。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全国开展反特殊化运动。各级党组织要求领导干部杜绝公车接送子女。学校门前顿时冷请多了。那时可真是令行禁止。偶尔发现一台两台来接孩子的小车，校务处老师还上前登记车牌号和家长单位、姓名，并且上报。记得有一位少数民族，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孩子，家里的小车把他送到海淀街口下车，没敢进学校。不想却让同学撞见了，大家一起哄，弄得他非常不好意思。可见当时的党风、社会风气还是很正的。

低年级的学生不许随便出校门，节假日除非乘坐班车或者家里来人接，有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带着，也可以离校。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我才享受“自行回家”的“待遇”。学校还专门发了张“自行回家证”，可以凭证验放出校门。因为我是家中老大，所以四年级以前我始终忍受“小礼拜”的“煎熬”。领到“自行回家证”以后，就可以每礼拜带着弟弟一起回家。从学校到家往返乘公交车，车票五角钱。为了省下车钱，每星期六步行回家。五六十年代海淀镇到城里的道路很荒凉。如果抄小路，还要沿着稻田的田埂，跨过河沟小溪，穿过一片片青纱帐。但在通往城里的路上总可以看到三五成群，大大小小的行色匆匆的八一学校学生。如果赶上路上贪玩，到家时就会披星戴月。在这些人群中你可以随便看到共和国开国元勋子女的身影，当然也包括今日的习主席。
每周省下块儿八毛，我和弟弟大都用于买“小人儿书”和集邮。海淀镇有一家新华书店，每周都要进去踅摸一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汉演义》，把其中短缺的逐步补齐。“大礼拜”搭乘军区后勤部的班车，跑到王府井集邮商店，细细欣赏五颜六色的精美邮票，捡着能买得起的购进几套，充实我们的集邮册。那真是其乐无穷。

八一学校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夏季作息时间是五点半吹起床号，冬季作息时间是六点整吹起床号。每天黎明，同学们被嘹亮的军号从梦乡里唤醒，揉着惺忪的睡眼，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迅速叠好被子，洗漱完毕，跑到教室打扫卫生。如果是冬天，出宿舍时黑漆漆天空还挂着星星。然后以班为单位跑步，全体集合做早操。小小年纪，“睡懒觉”对我们来说是很奢侈的。

上午四堂课，下午两堂课。课间休息短短的十分钟，是绝不可以浪费的。课间玩的花样繁多，有弹球、摔三角（烟盒叠就）、拍洋画、抽“木牛”、叠纸飞机、“拔根”、滚铁环。剧烈些的运动有“骑马打仗”、“攻城”、“撞拐”等等，名目繁多。女同学的娱乐基本就是跳猴皮筋、跳绳、“跳房”、玩沙包和“拐”（猪和羊的腿关节骨）。上述“项目”对场地和器械的要求不高，时间长短不限，且收放自如，上课铃声一响，马上收摊儿返回课堂。
下午两节课后，是课外活动时间。低年级时，游乐器械是同学们的首选。“转伞”是最热门的项目，铁柱子支撑着高高的伞状蓬顶上，固定数根粗麻绳落下来，把一条腿套进粗粗的绳套里，所有人同时撒开双腿飞奔，带动伞蓬转动，速度越来越快，离心力将每根绳子上的孩子悠得腾空而起，感觉一把腾云驾雾的愉悦。其它还有在幼稚部时就有的弱智、老一套器械，如转椅、跷跷板、滑梯、攀登架，以及固定在高高铁架上的软梯、攀爬铁棍、攀爬粗绳。
性情比较“野”的孩子，玩的大部分是些左道旁门的东西。如非常时髦的弹弓打鸟、打“知了”。用纸子弹的弹弓枪打仗，用自制水枪打仗。爬过学校围墙到校外河沟里捕鱼捉虾，抓住水蛇把它甩晕了，放进女同学的课桌里，上房掏鸟窝、捕蜻蜓、捅马蜂窝，到菜地偷水萝卜、西红柿，检枫树仔儿放在火上烤熟，滋味和炒瓜子花生相似。

哪棵树上长着枣儿或杏儿，绝容不得它在树上成熟。幼稚部时流连忘返的小动物园，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不管是马厩、牛号、还是鹿苑，高高的围栏挡不住我们矫健的身躯。找些死鸟，死耗子喂那两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狐狸。小心翼翼地挑逗脾气火爆的猴子。

有一只资格最老的大马猴不知被哪个混小子硬是把眼睛打瞎了，学校为此开了现场会，大会上刘晓春副校长沉痛地念了自己做的诗，形容大马猴 “全国人民都解放，我却上了火焰山”。十来岁的孩子正是上房揭瓦，猫狗都嫌的岁数。那时的感觉，校园实在太大了！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唯一遗憾的就是玩的时间太短暂了！
经过一天的上课和玩耍，晚上回到宿舍，那心根本就收不回来。睡觉前短短时间里，主要是侃大山，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一段时间风行电影和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土匪黑话，你一句“野鸡闷头钻，怎么能见天王山？”他接上一句“地上有的是米，乌鸦有根底。”或者是《三国演义》里谁的武艺高强，从张飞使的丈八蛇矛、关云长舞的青龙偃月刀，到吕布拿的方天画戟。抑或是《水浒传》里英雄好汉的江湖人称，“及时雨”宋公明、“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直到“鼓上蚤”时迁、“活闪婆”王定六。真是倒背如流，如数家珍。
熄灯铃响过，同学们虽然爬上床，哪里睡得着觉。小学部熄灯时间比中学部早半个小时，我们躺在床上许久，才听到中学楼大哥哥大姐姐下晚自习后，喧闹着、唱着歌回到宿舍。这段时间里大家黑着灯或者继续瞎白活，或者用弹弓和纸子弹打仗，或者在虚掩着的门上方架起笤帚，更过分的架上一盆水，等待有人推门而入的时候祸从天降，种种恶作剧层出不穷。
入夜了，宿舍楼一位上年纪的夜班阿姨，不厌其烦地将重点“监管对象”，也就是爱往褥子上画地图（尿床）的同学从热被窝里薅起来。这自然让一些人感觉到很不爽，于是私下给阿姨取了个外号“老夜猫”，实在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苦心。
八一学校有一个卫生所。基本是一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医院。内科、外科、眼科、牙科、药房、X光室一应俱全。还有几十张床位的住院部。早在建校初期，学校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就有王宗槐将军的夫人范景明、曾保堂将军夫人曾健、国际友人柯隶华夫人郭庆兰等一批老八路。卫生所主任王铭，科班医学院高材生，1945年参加八路军，原华北军区机关门诊部小儿科主任，一位经验丰富的小儿科专家。卫生所住院部设施完好，病房里有大量小人书供患儿阅读，还有室内、室外活动场所。伙食比学生大食堂强多了，还不用出操、上课，是合理合法逃学的“天堂”。小学时总“盼着”能有个头疼脑热的，只要体温能接近38度，就可以住进卫生所享一阵清福了。
八一学校共有五座大门，向东开四座门，向西开启一座门。东面最北边的北大门紧挨着汽车班，大门北边一溜车库。再往南校务处门前一座大门，位于现在白家大院餐厅附近。再往南不远处，紧挨着清真寺的一座大门，专用于运煤、拉煤灰之类。最南头，挨着校党委、教导处的南大门，算是学校正门。西面菜地和牛号之间，面向当时广袤的稻田地的西大门，只是偶尔马车通行。平时南北两座大门开启，其它大门紧闭。
我在幼稚部时，除了家长和老师阿姨领着，从未单独跨出过任何一座大门。上小学后，随着本事见长，经常在平时出入南、北两个大门。出南北大门是苏州街，在街里有个倒座庙胡同，这里一个很小门脸儿的杂货铺，是八一学生经常光顾的店家。两个星期回不了家，嘴里都淡出鸟来了！同学们纷纷前往购买零食解馋。大家手头也不宽裕，净买些酸枣面、苹果干儿、柿饼、铁蚕豆之类即经济有能解馋的物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匮乏，买块“高级糖”要一角钱一块，“高级点心”无人问津。同学们跑到药铺买山楂丸吃，那玩艺儿酸甜可口，消食通便，可要一不留神吃多了，大便会顺畅的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在学校开的服务社抢购到几袋咖啡粉，以前没尝过，撕开袋倒进嘴里甜滋滋的，当糖吃，连吃了好几袋。当天整晚上除了胃里难受以外，瞪着眼睛一直到大天亮。
后来学校加强纪律，不准随便出入校门，没有班主任开的出门条，门卫不放行。有人挖空心思，伪造出门条，糊弄眼神不好的看门大爷。还有一次几个坏小子想混出校门，看门大爷死活不放人，他们其中一个人抱着大爷，非要和老头练摔跤，其余的乘机往外溜。大爷“扑通”跪在地上，直给作揖，几个小子没见过这阵仗，连忙扶起大爷，“我们不出去了，行吧！”
八一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北京市虽说不上顶尖，但也能和许多名校一比高下。尤其八一学校教师的高素质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是没有几个学校可以比的。这其中有一层政治因素，八一学校产生于战争年代，学生来源于军队各级指挥员的子女，有很大成分的烈士子女。小学五年级时我们班主任马文思老师曾讲过：建国初期，学校曾接受过一位28岁的高龄学生，比教员们岁数都大。是一位高级干部的孩子，红军时期寄养在苏区老乡家里，被找回。他每天熬夜补习功课，困了把头扎在冷水里，短时间修完小学课程后升入101中学。学校和老师都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就是对于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能掉以轻心。

八一学校的老师，尤其男老师个顶个的是厉害角色，发起威来教鞭敲打在讲台上噼啪作响（但从未打在身上），小粉笔头准确地命中低头打瞌睡，或窃窃私语的同学，打在脑袋上感觉生疼。用操场上喊口令的嗓门，放在课堂里一吼，那震耳发聩的“动静”足以把胆小的吓尿裤子。严师出高徒的“潜规则”，在军队干部子弟学校是行之有效的。

八一学校的教师队伍有各地方或军队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批是军队转业干部。建国初期，为提高部队干部文化水平，建立了一批速成小学、速成中学。扫盲运动结束，这些文化学校相继撤销，一批教官转业调入我校。还有许多部队文工团、体工队下来的体育、音乐、美术专业人才。可见教师队伍阵容之齐整。

“苦口婆心”，“手把手地教”，这些形容词用在八一学校的教师身上十分贴切。各科老师除了要辛勤地备课和讲课以外，还要常长年累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死死盯着一个或几个学习差的学生补课。班里学生的成绩上不去，能看出他们比谁都着急。这种情况当时在其它学校里是见不到的，现在恐怕就更少见了。据说现在的八一中学，许多老师至今还保留着这种老传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当年教我们的那些老师们是真心实意想让学生学到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学音乐老师郭玉春，小个子，但非常严厉，学生们挺怵她的。音乐课是副科，既不考试，也不算成绩。一般的音乐老师上课教教唱歌也就罢了。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郭老师就从音乐基本素质教起。利用讲故事的方法，娓娓地讲述张良使用 “四面楚歌”之计打败项羽的故事，说明歌曲也是一种战胜敌人的法宝。讲解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金蛇狂舞”。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救国军歌”，说明歌曲也是救国救民的有力武器。还用留声机播放一齣苏联的音乐剧《彼得与狼》，教我们欣赏啥是主旋律，剧中主人公少先队员彼得的主调、老猎人的主调、大灰狼的主调，分别又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如果换上别的老师教课，听这些天书似的课程，我可能早就思想溜号了。无奈郭老师太“厉害”，我们上她第一堂课时，她发现一位同学把鞋脱了，不由分说拿起鞋扔到窗户外，从此没人再敢 “炸刺”。

在星期天，她把我们回不了家的学生召集起来，让她在战友文工团的爱人请来几个乐队队员，带着各种乐器来给我们演示。音乐课是副科，规定不进行考试。可郭老师自己出题目、自己刻蜡板、自己油印试卷，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我们考试，内容有音乐基础知识、简谱知识等等。真可谓用心良苦！她曾一再谆谆教导说：“你们将来可能不搞音乐工作，但你们的生活离不开音乐，现在学好音乐，长大一定会受益终身的。”我现在回想起郭老师的话，感到真的受益匪浅！

教自然课的女老师沙淑琴，转业军人，也是一位让孩子们不敢在她面前调皮捣蛋的厉害角色。副科科目的老师要想让学生乖乖地上课，如果没有些手段怕是不行的。我很喜欢沙老师的课，她讲起课来生动幽默，特别能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她的影响下，有一度我对收集各种矿石标本着了魔。什么黄玉、石英石、萤石、黄铁矿、孔雀石、花岗岩、页岩、云母、水晶石、方解石，一应俱全。把它们分别放进一个个小盒子里，而且都标上硬度和产地。沙老师对我青眼有加，视为其得意门生。

小学主课，我的语文课还算马马虎虎。这都得益于徐晓宇老师和邓运鸿两位语文老师教导有方。邓老师年近五旬，身材消瘦，胃不好，常一手捂着胃部，面露倦容。但是一上了讲台，顿时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尤其讲古诗词时，兴致一上来，眉飞色舞，捂着胃部的手也跟着挥动起来。学生都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

我的数学课却始终跟不上趟。本人不笨，但总是对数学不开窍。五六年级教我们数学的崔老师，也是整日穿一身旧军装，不苟言笑，满脸的“阶级斗争”。他常把一些运算法则单独为我一遍一遍掰开来揉碎了讲解，我却是越听越糊涂。有时连我都不耐烦了，心想：“打住吧，老师。您就撒手闭眼得啦。” 但崔老师仍然是不离不弃。按他的话，只要你好好学，成绩一定能上去。果然，在小学六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破天荒的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分别考了100分和96分。真难为了那些老师们！

个别同学有几门成绩不及格，补考还过不了关的就得降到下一年级。降级还有因病休学的原因。我们这届从小学六年级开始陆续接收高一年级降下来的学生，每个班都能摊上个把。“降班生”降到下一届后，立刻成为班级里新的“霸主”。因为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这是所有学校通行的规矩，八一学校盖莫例外。况且许多“降班生”没降班时就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班的王岩岩就是第一个降下来的学生。他父亲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近山将军（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生活原型）。小伙子仪表堂堂，身强体壮。足球踢的相当棒，口琴吹得能把全班都镇住了，而且字如齐表，一手字写得非常帅，就是学习不太跟趟。在班里那可是称王称霸，谁都不敢招惹他，升到中学以后才逐渐有所收敛。

升入小学五年级后，学校开始实行男女分班。在男女混班时，虽然男女生之间存在界线，但还不是特别严重。分班之后，封建意识开始发酵。男女生之间几乎格格不入。从小在托儿所，幼儿园一起长大的男女同学自打分班后，途中相见却形同陌路，不要说打个招呼，连斜眼看一下都不敢。宽宽的走廊里，哪怕只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对面错过，都会你溜这边墙边，我溜那边，蹭着墙走，好像生怕招了“邪气”。男同学操场上踢球，球滚到远处女同学群里，没人敢去拣球，只有干瞪眼看着。女同学中如有个别胆大的把球踢回来，这球半天没人敢去再碰。也是个别“胆大”的，找根棍儿，或用石头碰一下，自我解嘲说是“消消毒”，这才敢继续踢这球。

这种封建残余思想在我们这些小脑袋瓜里不知为何有那么大市场。但尽管如此，若干年之后，我们这届仍然有十余对夫妻是本届男女同学结合，或男生与本校低年级女同学，女生与本校高年级男同学共结连理。

我们这届小学升初中升学率是百分之百。少数（三十余名）同学考到其它学校去了，大多数同学经北京市统考，升入本校初中部。考入本校的学生基本上只要成绩及格就照单全收。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小学升学考试得多少分。反正升学志愿只填了八一学校。说真格的，不论是我父母还是自己，根本不加考虑就选择了继续在八一读书，我都难以想象，舍此我还能有其他选择？我的家人和我（我的弟弟妹妹也都在八一学校上学），与八一学校的情缘是根本无法割舍的。

写于2010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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