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与河西走廊的兴衰

大海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从南到北全长1680米，高50米的山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层层叠叠，大洞套小洞，小洞藏小龛，洞窟有1000多个，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是我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洞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后经历代增修，今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雕像2415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让人关注。

一 莫高窟真正的缔造者

       莫高洞窟之多，壁画之精美宏大，塑像的丰富多彩之余，总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些洞窟都是什么人建造的？他们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多的洞窟？其实，在洞窟内就可以找到答案，答案就是壁画上的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这些洞窟的主人，就是莫高窟的建造者。所谓供养人即为出资发愿开凿洞窟的功德主、窟主、施主及与其有关的如家族、亲属或社会关系成员，当然并不表示他们是洞窟开凿的工匠等人物。供养人有敦煌历代大族、地方长官、僧界大德，也有一般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是活跃在敦煌历史上的人物，供养人画像，是敦煌石窟艺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这些画像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供养人画像在敦煌石窟的大多数洞窟中都有，是研究洞窟营建时代及窟主等课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敦煌服饰研究的宝贵实物资料。供养人画像从十六国北朝至元，由小到大，到五代宋时和真人大小一般，且是一个家族人物同处一窟，有家庙祠堂之性质。佛教传播很重视造像，认为信众面对佛、菩萨图像如见其真容，可以专心致志供奉。所以，佛经中专门有一部《造像功德经》宣扬造像的好处。对于官绅富豪，广造神像不但现在可以享受奢侈生活、机遇，且死后可以进人“西方极乐世界”。对于平民百姓，佛教也教他们只要能够“随其力分，而作佛像”即可永离贫穷苦海，过上富裕的日子。因此无论穷富，都来开窟造像、画像题名。佛教徒为了表示虔诚信教，时时供养，把自己的像画在佛像的下边或左右，手奉香炉或香花，列队恭敬或席地跪礼拜，榜书姓名、官职等。这种为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所画的功德画就是供养人画像。
       佛教文化的昌盛催生了石窟供养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名门望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来到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要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先后建立的五凉王朝，也集中了大批人才。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以及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成为可能。汉末魏晋时期，随着中原士族的到来，佛教狠快在敦煌传播开来。当时政权的更替和战乱给佛教在敦煌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晋时期，有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大批弟子在这里译经布道，修建寺庙，开凿洞窟。加之后来东来西去的僧侣多如牛毛，给敦煌的佛教不断注人活力。现实环境的动荡不安，正为人们信奉佛教、追求来生的美好成为可能。北魏五朝对敦煌的直接统治，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一时间，当地和中原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在敦煌开凿洞窟。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北魏驸马都尉冯熙在洛州亲手抄写的《杂阿毗昙心经》，还发现了北魏广阳王慧安发愿刺绣的佛像残片，多名信奉佛教的高官都曾到敦煌任职并开凿大型的佛窟，上行下效，给当地各阶层的民众做了榜样，信奉佛教，开凿洞窟成了红极一时的社会时尚。隋朝统一南北后，中国又开始走向两汉以来的全盛时期，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的推动下，敦煌各阶层民众在短短三十多年时分里，仅仅在莫高窟一处就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掀起了一个兴建石窟的高潮。进入唐代以来，民族进一步融合，疆域不断开拓，佛教不断传人中原并兴盛起来，经济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容。大量的宫廷写经从长安输送过来，给敦煌这座佛教圣城进一步注人了汉地佛教的影响，多位皇帝都亲自下令在长安等地兴建寺庙大力弘扬佛教。在此背景下，唐代时，敦煌的望族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开凿家窟，到了极力崇信佛教的武则天执政时期，莫高窟已经持续开凿了1000多座洞窟，而且修建了模仿武则天形象的弥勒像(第96窟北大像)。
莫高窟供养人画像很有特点。供养人皆是全身且多为群像；有僧尼群像、家族群像、百姓群像、府衙官僚群像。这些画像包括了各阶层、各民族、各行各业、男女老幼、生者、死者，是社会人物最广泛的一种人物画像。莫高窟现存供养人画像8000余身，时间跨度1000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肖像画图谱。
莫高窟壁画供养人，大体可分为六类：一、地方官吏。即当时敦煌河西走廊及其他地方官员，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官府小吏以及他们的家属；二、戍边将士。即当时河西、敦煌、玉门关、阳关等地的节度使、军将、校尉等；三、寺院僧侣。包括僧统、寺主、法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庶民百姓。如车夫、马夫、侍从、守卫及掌扇、持杖，牵衣、捧物人等；五、少数民族人物画像。供养人画像多以主仆结合组成出现，等级森严，主人像大在前，奴婢像小在后，排列成形。画像大者高丈余，小者仅有寸余。有的洞窟供养人画像多达一千余身。早期画像尺寸较小，内容一般仅表现供养者虔诚恭敬之心。唐代供养人画像进入极盛时期，形象真实，个性显明，神态生动，繁华富丽。画像由小型变为幅，多绘于洞窟的醒目处，题榜内容详细。五代时出现大量的瓜沙曹氏家庭的肖像，画院有专门的肖像画师供养人，祖宗三代一一画出，如同形象的家谱。

二 汉武帝与河西走廊

     1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黄河以西，呈西北—东南走向为狭长状平原，形如走廊，故而得名，丝绸之路必经之道。其范围是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北部可经居延海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进入漠北，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全境皆为甘肃省、青海省海东市、西宁市和部分内蒙古额济纳旗所辖，由于大部分范围在甘肃省，故又称“甘肃走廊”。

    2 匈奴威胁 西汉建国时，北方有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春秋战国以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3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主因是欲联合大月氏击溃匈奴，

大月氏国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被匈奴击溃迁徙到中亚地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武帝想到大月氏国与匈奴有仇，匈奴长期威胁汉朝安全，联合大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是歼灭匈奴最好的办法，于是发布诏书，招募出使大月氏的勇士。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招任使者（张骞当时任皇宫中的郎官），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被匈奴俘虏，被困十年，后逃脱。西行至大宛（大宛（dà yuān），古代中亚国名，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也就是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康居国西南都城与安息国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国相邻，北部奄蔡国、严国均已臣属康居，中部为康居国本土，形成中亚地区月氏、康居、安息三个大国鼎立的局面。），抵达大月氏（大月氏，是公元前2世纪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再至大夏（大夏国都是蓝市城今阿富汗斯坦巴尔赫附近），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用了13年。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成功。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以西。自此，不仅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是中国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4 汉武帝征战匈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汉族，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 ，西汉中期名将、外戚、军事家，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外甥，名将、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外甥，权臣、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兄长。善于骑射，勇猛果断。十七岁，拜骠姚校尉，追随大将军卫青，率领八百骁骑深入大漠，大破匈奴骑兵，拜骠骑将军，封为冠军侯。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善于长途奔袭、快速突袭和大迂回、大穿插作战。两次参加河西之战中，大破匈奴，俘获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连山。漠北之战后，封狼居胥，大捷而归，拜大司马，与大将军卫青同掌军政。元狩六年，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四岁，被葬于茂陵。汉武帝很悲伤，调遣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排列成阵，给霍去病修的坟墓外形像祁连山的样子，把勇武与扩地两个原则加以合并，追谥为景桓侯）。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霍去病

      5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元狩四年（前119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匈奴向西北退却。河西走廊在汉朝管辖。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景象。
汉武帝和张骞的成功谋略为中国赢得了贸易、建设和统一的保障，对东西方历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汉使沿着张骞的足迹，来到了今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汉朝使臣在献上了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安息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武帝，这标志着连接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正式建立。在之后的岁月中，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张骞的名字都被人们所牢记。使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西域第一次与内地联系成一体，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由于张骞等人的沟通，此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传入，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连通西南，张骞一次出使西域回汉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自己出使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在此以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正是由于张骞的报告和记述，汉庭才了解到华夏的外部世界。

三 丝绸之路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物，保护往来的商旅。从此，西域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下。“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东方的哥伦布”。被张骞带到西方的中国丝绸，却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西方的珍宝黄金，也沿着这条闪烁着丝绸光芒的道路，涌进西汉首都长安。丝绸之路，一条由开拓者张骞走在最前面的万里通途，把古老中国和遥远的西方世界，连在了一起。张骞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使者，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国交往的大门，同时，也通过他的外交实践，第一次张扬起国与国之间平等、诚信交往的外交理念，构建了汉与西方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为中国汉代昌盛和后世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 莫高窟血与泪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损伤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