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在心中的永恒记忆———我的知青岁月【王维华】

Alisa-万茹✈️💗

山西运城市中心医院退休职工王维华

一、走进那片黄土地

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三年半，是那么的短暂。在人生的记忆中，有许许多多的往事，或喜、或忧、或是感动，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而淡忘、甚至消失。然而三年半的知青岁月，所发生的一件件、一幕幕真情岁月的感人情景和往事，让我感动。那段时光生活的影像，经常在脑海中浮现，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成为刻骨铭心的永恒记忆。

1968年12月21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我响应毛主席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离别了亲人，告别了生活18年的繁华大都市——北京，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开始了未知的人生历程。

火车一声长鸣，把我们北京四十四中学的四十四名男女生带到黄土高原的遥远乡村——山西省永济县卿头公社白坊村。

到达公社后，我们受到县、公社、各级领导和老乡们的热烈欢迎。在欢迎会上，领导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了他们的血泪史。知青代表表达了“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的誓言与决心。我们吃了忆苦饭，唱了忆苦歌。

给我们吃的思甜饭是那个年代在城里也很少吃的“羊肉疙瘩”，也就是羊肉馅饺子。

我和同去插队的好友瑞琴没有被香喷喷的羊肉馅饺子所吸引，而是躲在屋里，躺在地铺上，用被子蒙上头，哭了起来。我俩想家了……。我们想起了离别亲人那难舍难分的辛酸场面，想起了母亲背过身去，擦着眼泪，甚至都不敢看我一眼的悲惨情景；我看到母亲抽动的背影，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毅然地走出家门；我想起了火车启动了，送知青的父母和亲人们的哭声、呼喊声在空中回荡；送行的人们追赶着缓缓行走的列车，火车开走了很远很远，送行的人还站在那不舍离去，那让人心碎的场面；想起了……。我们越想越伤心，竟哭出声来。

“咚咚”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俩的思绪，进来一个人说：“走，去吃饭吧！”我打量着这个人，他高高的个子，体形消瘦，白净的脸上，在高鼻梁的衬托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深深的眼神里, 渗透着睿智、坚毅与善良，他是谁呢？

 从公社我们到达了插队的落脚处，白坊村，大队是用获得全国畜牧业奖励的大卡车将我们接回村。乡村的小道两旁站满了披红戴绿、敲锣打鼓的乡亲们欢迎我们。

 我们受到村委会和老乡的热烈欢迎和款待。

那天给我们吃了农村最有特色的、招待贵客的“八大碗”即四荤四素。

村子里被一片喜气笼罩着，就像过年一样。

到了白坊村,我才知道那个喊我们吃饭的人，就是白坊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邵宏远。

到白坊村的第二天，村委会安排我们知青，参观小型村办企业。有畜牧场、面粉厂、榨油厂、果园、蜂蜜场、小型加工农具厂,还参观了白坊村建筑队自行设计、自己盖起的大礼堂(至今还在使用)。哇！   好大啊！大约有三层楼高，宽约三十多米，是社员开会、村宣传队演出、请戏班子唱戏等重大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在畜牧场，我们看到膘肥体壮的马、骡子和驴，他们的毛色是纯黑色或是深棕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发着亮光，好像要流出油一样。 

在面粉厂，机器的轰鸣声，掩盖了一切，雪白的面粉，从传送带送出来，像一条白色的绸带。

在榨油厂，毛驴拉着磨盘，慢慢地走着，油槽里不停地流出香喷喷的浅棕色的棉籽油。  

我们好奇地一个一个参观着。

老支书介绍说，企业产出的油、面、蜂蜜、苹果等，定时送到五保户家里，这是村委会规定的。

白坊村的畜牧工作，在全国都是有名气的。1965年7月1日支书参加了全国畜牧工作会议。还与毛主席、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支书参加全国畜牧工作会议，在毛主席后第五位

老支书

与支书、主任、知青合影，后排：（左）支书（右）主任。前排中间王维华

我们看到村里这么多小型企业，虽然场地设备简陋，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原生态吧。但在我们看来很了不起。

那时的白坊村，社员出一天工，好的小队每人每天能挣一块多钱，最差的也挣四五毛钱。那时大多数村里农民干一天活只有几分钱，甚至年终生产队一结账还要欠队里的钱；那时的城里人，月工资大约二十块左右。我们真没想到，白坊村会是这样。我们被这一切吸引着。

六十年代末，国家正处在饥饿与动荡、贫困与落后，处在天天喊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期。可白坊村无论从生产建设、物质生活方面都优于其他农村，甚至不低于城里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支书带领的一班人和乡亲们，用他（她）们的胆识、智慧、勤劳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是多么的不易，又要顶住各种政治压力，是要有多么勇敢担当的臂膀才能取得在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业绩。他（她）们虽平凡，却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

白坊村是运城地区、永济县的一面旗帜，是先进大队，支书邵宏远当然也是县、地区、省村干部的楷模。

支书带领的一班人，对落实知青政策也不含糊。支书说：“要关心爱护这些城里娃，这么小就离开了家，我们要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照顾好他们。”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我们知青到村里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村里给盖了十九间砖瓦房，宽敞、高大、明亮。原计划是搭建土炕，听说城里人习惯睡木床，村里就改用木板，门板搭成了木床。

在男女生宿舍中间盖了大饭堂。下工回来，有热气腾腾的大白馍，（馍不算白，因磨面时只提出5%的糠）吃一碗熬菜，以萝卜为主，有时也有萝卜炒粉条、凉拌菜。 下工后，还没走到知青院远远地就听见敲擀面杖的声音，啊，这是厨师宁伯又给我们打饼子了，刚打出热乎的饼子，夹上凉拌菜、油泼辣子、或是咸菜和葱，吃起来可香了。还喝着用白面熬成的不稠不稀的白面饦（稠白面汤）。间隔一段时间，还要改善伙食，炸油饼、蒸包子、蒸米饭等。

还给我们知青养了一头大肥猪呢！

在那时能吃上这么好的，有这么好的条件真是难得。要知道，在六十年代末，就是城里人的粮、油、副食品等都是凭票、凭本供应，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家家都是以粗粮为主，可像白坊村，有时想喝玉米面粥、小米粥还没有呢。我们每天的主食就是白面馍馍、白面饦。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在偏远的山区，大多数农民们整天饥肠辘辘、吞糠咽菜，在为生活苦苦的挣扎呢。

外村的姑娘都想嫁到白坊村。

1969年，我们在村里度过了离开父母、离开亲人的第一个春节。

过年了，大人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娃娃们打扮的花枝招展，欢蹦乱跳着。部分知青参加了村委会组织的篮球、乒乓球、拔河比赛。知青们的化妆歌舞《老两口学毛选》在走村串巷的表演中最受围观欢迎。

老乡拉着我们的手去家里。拿出麻花、核桃、柿饼、大枣等一个劲的让我们吃。

厨师云峰伯把大肥猪宰了，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八大碗，味道特别的棒！好久没有沾荤了，我们男女生可劲的吃着。我们一起包饺子，说着笑着。

我们领悟着那里淳朴的民风，我们心里感到暖暖的，也有酸酸的滋味。

总的来讲第一次离家过年，并没有感到孤独，更没有感到生活的艰苦与难熬。

对了，村里还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个小板凳，以便学习、开会、生活中使用，看！想得多周到。

我们这些知青真是幸运，掉到福窝子里了。有人会问，你这是说的六十年代末的农村吗？是啊！是真的！没有夸大之意。（我写的这些，一定会触痛到其他地方插队的知青们）

我们这些北京娃，在城里基本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越生活，在城里任务就是读书。

来到农村，我们每天和老乡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刚去时，正值冬季。我们顶风冒雪和老乡们一起浇园（浇小麦）、拉粪、平整土地等。每天干活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夜间浇园更是个苦差事，刺骨的北风刮着，真是个透心凉，男生用麻绳勒在腰上，以免钻风。手被寒风吹得裂了大血口子，手上生了冻疮，红肿得像个小馒头。肩膀磨破了皮，露着红肉，特别的疼。

记得有一次，我翻地，由于不会用巧劲握铁锨，手上磨出了血泡。队长老婆连婶赶忙跑过来，摸着我的手，心疼的说：“憨娃哩，怎么把手弄成这！”然后把大的血泡挑破，又用手轻轻地按住，说：“快别干了，歇歇吧。”手还在疼，但心却暖了，眼眶湿了。

队长、老乡尽力地照顾、体谅我们这些北京娃。社员干活，由队长派活，定任务。对我们知青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队长不给我们派活，还总是劝我们累了就歇歇。

尽管是这样，也无法稀释在这里劳动独有的艰难。我们这些北京娃心里仍感到很委屈，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苦和累。有时躺在被窝里会伤心地流着眼泪，想家了。我们每天都盼着北京的父母、亲人来信，盼望给我们寄点好吃的和需要的物品。

艰苦是无疑的，但也有快乐和开心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和老乡打成一片。妇女们在空闲时间，教我们纳鞋底、做布鞋、缝棉的、短的套袖戴在手上，以免手再冻伤。

我们去老乡家里，坐在热炕上烤火取暖。互相讲着城里的、村里的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我们拉着家常。

我们知青打赌吃馒头，有一女知青一顿吃下四两一个的五个馒头，你们信不信？

有时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在月光下，躺在麦垛上仰望星空，想着未来，想着家乡。

老支书在我们下乡后的第二年，大约麦收前，到北京走访了44名知青家庭，向各位家长汇报了我们在村里的劳动生活状况，以免去北京的父母、亲人对我们的牵挂。

从北京回来后，召开知青会，把我们各自家庭的情况和北京的父母、亲人的谈话讲给我们听。

 

我们每个人低头不语，认真的听着。有一种无言的感动，有的眼含泪花，有的抽泣，还有的捂着脸，真想大哭一场。

老支书就这样奔波。所有的知青家长说：“多好的书记，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就走了，更别说吃饭了。” 你们要不好好接受再教育，不要说对不起我们，更对不起你们村支书一片心啊！

老支书临上北京前，让他老婆给烙了一大提包烙饼，带上大蒜、葱、盐就走了。支书为了省钱，一日三餐，烙饼、大蒜、葱蘸点盐，一碗开水，就是一顿饭。支书，您这是何苦呢？那时，每个家庭是困难，但吃一碗面条总能行吧？

我们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个人离开白坊村，您都要找我们谈话，千叮咛，万嘱咐，唯恐我们年轻，走了弯路。

我们每个人带着老支书掏心窝子的话，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老支书，像儿女离开父亲一样地心情沉重。支书，您的孩子会永远想着您。

二、走出人生的低谷

冬去春来，小麦返青，那大片大片的麦田，绿油油的，远远望去真像柔软舒展的绿色地毯。

麦苗像撒了欢一样，蹭蹭地向上窜，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麦香草香。（白坊村是小麦棉花的主产区）

六月的上中旬，是小麦收获的季节。麦田由绿色渐渐地变成了金黄色，那金灿灿，茫茫一片的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频频地点着头。这又是个丰收年。

支书召开全村动员大会，一定要打好夏收这一仗。如果抢收不及时，万一天气有变，一下暴雨，那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一声令下，各小队长都细致安排夏收工作。老乡们把镰刀磨得锃亮，像战士要上战场一样。我们知青更是鼓足了劲，投入到夏收的行列中。每天挥舞镰刀，早出晚归，在炎炎的烈日下，汗珠落在地上，口里像着火一样的口干舌燥，有时手上脚上会被镰刀割破，手上磨出了血泡。胳膊被麦穗划了一道道血痕，遇到汗水，又疼又痒，真是苦啊！但我们这些知青，无论男生女生都很努力，不怕苦和累，有意识地磨砺自己吧。

麦子收割后，就进入了脱粒阶段。6月10日那天，天刚蒙蒙亮，大概有四点多钟，我和老乡一起来到打麦场。那天，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正值夏季，但大风呼呼地从晚上一直刮到天亮。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双手抱在胸前，珍珍姐把她红色的毛衣给我披上。

麦子一大捆一大捆地堆在架高的木板上，就像小山一样。我就站在木板与脱粒机传送带的连接处旁，把麦子送到传送带上。突然，一不小心我滑倒了，随着 “哎呀”一声的喊叫，我的左大腿被卷入脱粒机的传送带上，我的农村好友召召即刻关闸断电，便便婶迅速用她那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掐住我的血肉模糊的、像泉涌一样流血不止的半截腿，我就失去了知觉。

一瞬间，整个麦场的呼叫声、哭喊声混杂在一起，有的人瘫坐在地上，呆呆的不知如何是好。

老乡们用小平车，把昏迷中的我送到村保健站进行简单处理。支书闻讯赶来，调来大卡车把我急送到运城县人民医院。（现在的山西运城市中心医院）

支书找到医院领导央求说：“快救救这个北京娃，要请最好的大夫为她手术。”“把她的腿尽量多保留一些啊！”医院派了外科医术高超的李寻大夫为我行左大腿截肢手术。

老支书、村干部、老乡和知青们度日如年的焦急地等待我术后的苏醒，在静静地等待中，大家默默无语，陷入了深深地悲痛。

不知等了多久，我醒了，睁开眼，我茫然的看着围在我身边的人们。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焦虑不安、怜悯、心痛的表情，有的人脸上还挂着泪珠。我说：“怎么了？“我为什么在这？” “你们不去上工了？”

麻醉术后的疼痛是难忍的，我一直喊着我的腿疼，村干部王虎慢慢地、小心地抚摸着我受伤的腿，试图减轻我的疼痛。我动了动疼痛的腿，是空荡荡的，我明白了我的左大腿没了，失去了。痛苦、彷徨、失望、绝望一起向我袭来。我小小年纪就失去了一条腿。我怎么面对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我不能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残酷的现实一下子把我推入了万丈深渊，坠入了人生冰冷的谷底。

那年十八岁的我，一副肩膀还不结实，还在成长，一颗跳动稚嫩的心，还带着脆弱，意志力还没有形成。我就像田野上的一颗刚刚出土的小树苗，被这暴风骤雨一下子无情地击倒，天啊！这是让我经历世上最痛心的痛心吧。这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十八岁的我承担地太早。

我开始沉默寡言，远在他乡，举目无亲，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反复出现，我该怎么办？怎么办？今后的路如何走，还能不能走。为什么不幸会降到我的头上？

老支书和村干部更是心急如焚，总是围坐在一起，低头沉思。为怎么解决、处理我的事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与痛苦中。6月10日那天，村里一片寂静，知青、老乡们没有心思做饭吃饭，他们为我心痛，为我惋惜。老主任邵守智就像着了魔一样，不停地说：“没照顾好娃，没照顾好娃呀！宁愿让我的腿没了，也不要让她遭这个罪。”支书的眼神和行动告诉我，他很自责，撕心裂肺的自责。自责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北京来的娃，自责让我小小年纪就受到这样的伤害，更不知道怎样向我的家人交代，如何面对我的父母。自从我出事后，他彻夜难眠，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一直在医院守护着，随时处理我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他想用他的守护抚慰我心灵的伤痛。

老支书和村干部周到细致的安排我的生活，十分小心地呵护着我，恐怕有一点点的疏漏，有一点点的照顾不周会再给我的心理上带来伤害与不快。

支书安排了五六名女知青轮班日夜陪护我。夜间每次我睁开眼，总能看到她们坐在我的床边或是坐在椅子上，细心地看护我，她们为我擦洗身体，倒屎倒尿从不嫌弃。

医院的医护人员，更是照顾的无微不至，有求必应，给了我大大的方便。

知青红鹰、海燕一有空就来到我的病房，展开歌喉，为我唱我喜欢听的歌，让我尽快走出灰暗，走出阴霾。

来看我的老乡络绎不绝，他（她）们为了省点路费，绝大多数都是骑着洋马（自行车）往返要骑一百多里的土路。那时的农村，路很难走，坑坑洼洼。要是遇到阴天下雨，那就更糟了。但他（她）们宁愿少挣一天工分钱，也要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那时白坊村，一天的工分不低呢）。后来老支书怕影响我休息，要求每个小队派代表来看我，并告知，说话要注意，不要讲栖惶（可怜）之类的话，控制住不要流眼泪等，以免勾起我的伤心。看望我的老乡，我看得出她们眼里含着泪水努力不让泪水掉下来，没说几句话，马上转过身就走出去了。

乡亲们给我带来好多吃的，都快堆成小山了，有鸡蛋、罐头、麦乳精、大枣、点心等。我知道，这是他们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为我买的；我知道，这些好吃的他（她）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甚至，不让自家的小娃吃，省下来送给我。  

退役军人姚翻身，还送来了咸鸡蛋说：“我娘天天盼着鸡下蛋，一个个给你攒下来腌上，你看蛋壳上还有日期呢，让你夹馍吃。”翻身在树上，屋檐下还逮鸽子煮给我吃，补养身体。

村里学校的老师给我送来催人奋进、励志的书籍。小学生们给我写来了许多慰问信，安慰鼓励我。

在医院这小小的病房里，浓缩和凝聚了太多的情谊和感动。

在住院的这些日子里，让我深切的体味到，真正关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关爱你的话，但会为你做许多关爱你的事。他们的善良，渗透到生活的细节。这就是老实、厚道的最底层的农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片坚实而质朴地、厚重的黄土地，滋养着这些勤劳的农民，他（她）们的骨子里，每个细胞中都渗透着淳朴善良。这淳朴善良的情感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当我的家人知道我出事后，如晴天霹雳，他（她）们的悲痛无以言叙。刚下乡半年，就出了这样的事！我家七个孩子中，我排行老七，这就更加重了他们的伤痛。父母的心在默默地滴血，这血恐怕要滴一辈子，那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支书一再问家里有什么要求，我的父母及家人都是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朴实人家，没有埋怨，也没有向村里提出任何要求，毕竟这件事，是谁也不想发生，不愿看到的惨事。况且支书乡亲们在努力的做着一切。

我的家人和北京四十四中校领导准备把我的户口转回北京，这也是政策允许的。我流着泪对他们说：“我不想回北京……”这个决定，含着违心、含着无奈、含着心酸和内心的伤痛。我不是不想回北京，是我没有勇气回去，我不敢回去，我怕见到我认识的所有人，父母、亲人、同学、朋友……

该出院了，村干部把我接回白坊村。我要学会拄双拐康复锻炼，为配假肢做准备。

老支书、村干部、老乡和知青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无声地为我做着许多事，乡亲们和知青下工后，不顾一天的劳累来看望我，和我谈心，开导我。

虽然这么多人围着我，呵护着我，肉体上的伤口愈合了，但心灵上的那道伤口却不易愈合，它是我永远的伤与痛。在那难熬灰暗的日子，我经常会流出无声无助的泪水。

我的情绪起起落落，有时能想开，有时又想不开，在低谷泥潭中挣扎，甚至有窒息的感觉。面对命运，人真的很渺小。

记得秋末的一天，我情绪低落。插队知青祁志英陪着我，我拄着双拐，迎着秋风，一步步艰难地走在空旷田野的小土路上。我俩走了很远很远，路很长很长，好像这条路没有了尽头。前途渺茫，走到什么时候才是头！我心里一阵酸楚，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我俩就要走到邻村了，听到后面有人喊：“停下来，不要走了！”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说：“维华，支书他们都快急疯了，到处在找你！”

我们只好回来了，回到住处，不一会，端上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碗里还卧着两个荷包蛋，上面还漂着香菜的一大碗面条，放在我的面前，这是知青厨师云峰伯给做的。

我很后悔，后悔不应该走那么远，走那么长时间，让老支书和大家担心。我恨自己，太不懂事，没考虑到别人。

有一次支书对我说：“维华，我知道你心里苦，我们心里也不好受，是我们对不住你和你的家人。”“我们不能代替你心里的委屈、伤痛，但会使出全身的力气，想办法来帮你。”“你要挺起来，闯过这一关。”他的话语不多，但能感受到对我的温度，我说：“支书，我不会怪您的。”当时我心里想：“我谁也不怪，怪就怪自己不小心，怪命运的不公平。”

我的家人，我大姐，请假两个月，一直陪着我，劝慰我说：“事情已经出了，总要面对，不要钻牛角尖了，要振作精神，重新安排规划今后的生活。”

不知过了多少个漫漫长夜，我经历了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

那一段我也看了许多励志的书籍，看了许多不幸的人，比我更惨，更难。

慢慢地我调整了心境，反复思考，人来到世上，谁都不容易，许多人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他（她）们不是没有眼泪，没有伤痛，而是含着眼泪，忍着伤痛，带着顽强的目光向前奔跑！

大家没有抛弃我，我为什么要抛弃自己呢？只有自己想通，不纠结了，才能把自己救出来，这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安慰。对！靠自己才能走出，信自己才能成功。渐渐地我从低谷、无奈和埋怨命运中走出来。

不过也经历了太痛苦太漫长的历程。

一年的康复训练后，大队送我去上海安假肢。支书说：“不怕花钱，只要好的。”

那时交通不便，去上海要从平陆县的茅津渡坐船，再坐火车。下船后，有一段上坡的土路，老支书背着我，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那是七月份，天气又闷又热，豆大的汗珠从老支书的脸上流下来，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更浸透了我的心。

到上海后，旅店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路程，支书让我和我大姐坐人力三轮车，他却跟在后面，跑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只为给大队省点钱。假肢不怕花钱，坐三轮车只有块八毛钱，他却舍不得。至今，我大姐说起这件事，心里还挺难受，这又勾起对支书的思念和敬佩之情。

无论拄双拐康复锻炼，还是假肢的适应期，每个动作都伴随着摔伤、撕裂、疼痛。皮肤破损磨出血泡，伤口反复感染是家常便饭，只有通过反复的磨合才能行走。一定要坚持下来，能行走，才能工作。

我并没有辜负汗水、泪水和疼痛，终于可以走路了、可以工作了。

大队给我安排在村保健站工作。开始让我收合作医疗五分钱的票据，后来又跟着兆林、美丽、有娃三位赤脚医生学一些普通的医护工作，如肌肉、静脉注射、针灸按摩换药等。他们既耐心教我医术，还尽力照顾我的生活。

为老乡针灸治疗

　　 老支书还安排我参加各种会议，其实我没有做什么，我知道老支书的良苦用心，是让我多走出去，多交流，开阔我的眼界和思路，以增强我的自信心。

三、走向希望之门

1972年，全国大学招生工作中断六年后，山西省首届推荐工农兵学员开始招生。这对于渴望求知，尤其是对下乡知青来说，就像久旱干枯的禾苗，喜逢春雨一般。大家都积极争取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大学招生的消息，我是最后知道的。我内心很平静，上学和我无关，我这身体状况，任何学校都不会接受我。

这之前，知青中有的已回到北京，有的穿上军装，有的分配在县城工作。我是谁？是个残疾人，我能去哪？哪要我这样的拖累？我不再有任何奢望。就在农村呆一辈子吧，挺好。

这些质朴的农民世世代代、生生息息不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吗？他们能行，为什么我不行呢？在当时并不是我思想境界有多高，这既是我无奈的选择，也是我渐渐的和这里的老乡结下了深情厚谊的缘故。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依恋这个小乡村。

突然有一天，老支书和老主任来到村保健站给我一张推荐工农兵学员登记表让我填写。当时我惊呆了无语了，就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竟发生在我的面前，我潸然泪下。老支书说:“维华，推荐你上学，想让你学一样本事，今后靠自己，有饭吃。”老主任说：“对，你的家人和我们都不会跟你一辈子，你学了本事，我们就放心了。”多厚重、实在的语言。我被那宽厚的心肠所感动，被那沉甸甸无私的厚爱所感动得落泪。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争取上学的名额，支书和村干部不知道往返公社、永济县城、运城地委多少次，有过多少次的交涉，为我说了多少好话。

他们到县城、运城大都是骑自行车，往返一次要100多里地，骑车经常把屁股磨破、磨烂。地委组织部干事张世贤（后曾任县委书记、运城地委纪检委书记）当时在白坊村下乡蹲点，为了给我送上学的材料，因交通不便，步行三十里地到蕫村火车站坐车到运城。那天他淋着小雨，全身湿透了，踏着泥泞的黄粘土，脚上打了大小不等的血泡，有的被磨破了，雨水一泡，钻心的疼。那是三十里泥泞的土路啊！但他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这件事。听到别人讲时，我心里酸酸的。

就这样，支书凭着他的坚持与毅力为我争取到上大学的名额。他只不过是个村支书，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没有血缘，没有亲缘，地域不同、乡音不同，他却能不辞辛劳地为我上学的事奔波。回想起来，谁愿意为了一个不沾亲带故、又成了残疾人的知青东奔西跑、到处求人呢？这是怎样的情怀、怎样的无私啊！在他身上，我能解读到四个字——责任与担当。

我被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录取。

我临上学的前一天，大队、公社组织为我开小型座谈会。会上大家说了许多许多语重心长的话。“要好好学习，学样本事。”“要照顾好自己。”“出门在外有什么苦有什么难就吱声，我们帮你。”等等。我认真听着他们的嘱咐。

说真心话，当时我根本没有被马上就要离开农村、就要到城里上大学而兴奋，更没有想到上学是迈出我人生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它将会改变我的命运。那时的我和我们那一代人都很单纯，脑子里冒傻气。

开座谈会时，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个劲的往下掉，最后竟泣不成声。想说话，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着我就要离开朴实无华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我很舍不得，心里很难过。

冒雨给我送上学材料的张世贤给我写了张字条“你要说话，要忍住，这是给你开座谈会。”我想说，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就是说不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座谈会伴随着我的眼泪散会了，这无言的眼泪，诉说着在这三年多的日日夜夜我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所尝到的酸甜苦辣咸，都化作了泪水。在这复杂的滋味里，我尝到的更多的还是甜。

我带着无限的感动，带着丝丝的眷念，离开了曾经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曾经给过我伤痛，又给予我温暖和希望的那片深情的土地。

到医学院后，接纳我入学的翟勇老师和我说：“接收你，给我们出了大难题，学院党委几次开会研究。”“村里的人，对你真好，尤其是村支书为你上学操碎了心。”“最后运城地委、县委闹到不接收你，所有被推荐的学员，一个也不能走。”我想也许有些夸张吧，到后来确定此事属实。

到医学院上学，为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学院期间，老支书也去看望过我，并托付领导、老师尽量照顾我。

毕业前老支书又托医疗系白素玉老师操心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白老师找我谈话说：“快毕业了，你们都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有什么打算？”我说：“白老师，我没想过。”白老师说：“该考虑了，别人不用我们操心，唯独你情况特殊，要组织出面帮你。”我没有说话，但心怀感激。

白老师真的不负他望，帮我找到了我的人生伴侣，医学院淳朴实在、学业优秀的同班同学刘乃寅。毕业后，我们一起分到医院工作。

后来得知，白素玉老师为了完成老支书的嘱托和心愿，与基础部范文成书记、翟勇老师共同商量，选择了刘乃寅，靠谱。

那个时代的人们，心地多么善良！善良得让人无法理解。

老支书操心给我找对象，是最近才听知青瑞琴提起的。

自从出事后，无论是乡亲、家人、还是知青，在我面前很少或是几乎没有提及我受伤和有关受伤后的所有事情。我泪点很低，一提有关腿的事，我就要掉眼泪。大家可能是怕触到我内心最柔软、最痛的部位吧。真的，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支书、乡亲、插友们在背后为我付出的辛苦，不知道还有多少感人的故事。

上大学的第一个暑期。我回到白坊村，看望了乡亲们和没有离开村里的知青们。

1975年，三年半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我被分到山西运城地区人民医院（现，山西运城市中心医院）。

当时的分配原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领导曾征求我的意见。当时也有北京、太原的宝贵名额，留在大医院工作。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回到山西运城。

在那里，虽然给了我灾难，但也给了我各种无言或有言的安慰、看不见或看得见的感动，让我把痛苦降到最低，走出人生低谷的那一站。他唤醒了我内心最温暖的回忆。我回到那里，心里更踏实，更有依属感，感觉更温暖。

四、走在感恩的路上

 

白坊村的乡亲们，我回来了，我要用我学到的医学知识为你们尽微薄之力。

到运城后，支书、村委会和老乡们没有间断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七十年代中期，人们普遍生活困难，他们经常要骑一百多里高低不平的土路，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给我送农产品。

有的老乡放下带来的东西说：“我没有事，就是想来看看你。”有时我连人也没见着，托同事把东西转交给我就走了。东西虽说不值多少钱，但这心意重啊！它所包含的重量，足以让人暖心。

1991年，我院集资盖宿舍楼。村保健站有娃找到我：“听别人说，你集资房，我给你带来两千块钱，钱不多，救救急。”一句话，一件事，出现一下子，却能暖人一辈子！真是雪中送炭（那时，工资不高，养着一双儿女，还有爷爷奶奶的生活费用，经济上很拮据。后来得知那2000元钱是有娃东借西借凑起来的）。

几十年的交往，我和白坊村的乡亲们越走越亲。婚丧嫁娶、大事小情我们都互相帮衬。北京的家人和我的子女也把他们视为亲人，经常询问白坊村的情况。在非典期间，我儿子特意从北京打电话，问白坊村的老乡怎样？安全吗？

         退休几年后的2016年，我们从山西运城回到了北京。 白坊村村长姚红兵 (现村支书），小乐他们开了两辆依维柯大车和市中心医院李哲院长（现运城盐湖区委书记）派的一辆崭新的救护车把我们送到北京。 李哲院长，在我们走的前一天，又派司机到我家里，帮助我们收拾东西。李哲院长心系职工，为职工排忧解难的情怀深深的感动了我。 

运城很久没有下雨了，记得走的那一天，下着小到中雨，但冒雨送我们的同事仍然很多。

 

我们订在早七点出发。 白坊村尚方元一家五口六点左右就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一大堆在路上吃的、喝的，为我们送行。

 

针灸科杜代意老大夫五点半左右，就敲开了我家的门，冒雨送来了一盆热气腾腾的猪肉馅饺子，说让我们和司机趁热吃（杜大夫，三点半起床，忍着膝关节骨质增生的疼痛，为我们包的饺子）。 我看着热乎的、香喷喷的、刚出锅的饺子，喉咙哽咽了......怎能咽下去呢？

雨还在稀里哗啦地下着，我在稀里哗啦地哭着，有人说，这一直下雨，就是不想让你走啊！  

我上了车，白坊村的老大姐彩凤一直喊着我的名字，我答应不出来，连看她一眼都不敢。

我不想离开我的第二故乡 ——山西运城、不想离开白坊村的乡亲们、不想离开我们工作41年的市中心医院、不想离开始终给予我们特殊照顾的领导和真诚的兄弟姐妹们。 在医院的几十年里，也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和美好的记忆。

汽车启动了，影像中心的张森对司机师傅说:"带咱叔和姨在医院的周围转一圈，要慢点开呀！" 我们含着眼泪，望着那郁郁葱葱的大树被包围在中间的医院大楼，是那么的熟悉！是那么的亲切！是那么的让人留恋！是那么的让人难以忘怀！

再见了！市中心医院，我们在遥远的首都北京，虔诚的祝愿：我的白坊村，我的市中心医院将会越来越好！永创辉煌！

走时，杜大夫送的一小盆凌霄花己爬满小院的栅栏上

回到北京3年多，每逢年、节，老乡都会给我寄来麻花、白馍、红枣、花生、瓜子等，令我的亲戚和孩子们感动。我们从来没有间断与白坊村的联系。老支书的儿子在七月七日的微信上说咱们的关系胜似血缘关系。

2018年6月，我们去女儿家。亲家（法国人，交流由女婿翻译）问我腿受伤的情况。我给他们讲了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讲了一个个感人而又真实的中国故事，亲家们为之动容，竖起大拇指说：“你遇上了好人！我们也要去看看那个乡村。”我多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黄土高原的山西，有一个乡村，居住着厚道、淳朴、善良的人们。在那个乡村，在那片黄土地上渗透着非常纯、非常净的情感。

我真的遇上了好人，遇上了贵人！许文秀在《人生卷首语》中写到：“碰上贵人，是福是缘。贵人能让你的关键点成为转折点，让你的起步尽早尽快地变成起飞。”我没有飞起来，尽管我有不如意，我也不富足，但我知足。我所得到的一切我满足。我知道这都离不开老支书这个贵人送我上了学。那是真正的人生改变，是命运的转折点。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还要提到我的丈夫刘乃寅。他是从吕梁大山深处的小山村走出来的孩子。血管里流淌着父辈善良、坚韧、吃苦耐劳的基因。 他和我的结合，要顶住社会、家庭、亲友的巨大压力，为我做出了牺牲。他总是毫无怨言、默默地为这个家庭付出，挑起工作生活的重担。

他平素不善言谈、表达，但谈起他的影像专业却滔滔不绝。他是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曾被评为运城市优秀共产党员、运城市拔尖人才。 白老师、翟老师、范书记都没有看错他。

王维华

与丈夫合影

与儿女合影

全家合影

老支书这样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上级领导也很器重。曾多次调他到公社、县担任领导职务，都被他拒绝了，可能是不舍他为之奋斗的那个乡村、他深深留恋的那片多情的黄土地吧！（现在有这样的傻人吗？）经过上级领导多次做工作、谈话，于1980年才做通工作，调到永济县担任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直至退休。

老支书正在做政府工作报告

老支书于2002年正月初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了，把无比的悲痛交给了我们这些北京娃和乡亲们，他走了，却给我们这些北京娃和乡亲们留下了无尽的敬重与思念……。

我们敬重他，是他那永远不知疲倦的身影和心里总是想着别人，为他人操劳一辈子，不图私利的朴实、忠诚的高尚情操。

我们思念他，是那段让我们难以忘怀的特殊岁月——知青岁月。

在那个难忘的年代，在那片广阔天地，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十七八岁，说成人不算成人，说孩子不是孩子的年龄，刚刚踏入人生第一步，我们的内心很稚嫩、很胆怯，我们遇到很多坎坷、磨难。那段经历，有忧伤，也有快乐；有苦涩，也有甘甜；有失落，也有勇气。那是一段艰难的成长历程。这段历程，让我们对今后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体味和感悟。是我们这一代真实的人生，永恒的记忆。

我们庆幸来到白坊村插队，庆幸遇到支书带领的一班人用心爱护我们，包容我们，感化我们。让我们这些北京娃，逐渐地适应了农村生活，结束了插队的悠悠岁月。其他地方的知青由于生活所迫、穷困不堪、难以为继，以至发生惨烈的事件，让我们震惊心酸，至今难以忘怀。

那些知青们的苦涩与艰辛、坎坷与磨难、血汗与泪水、心灵的创伤，我在想，不知要比我们白坊村的知青多多少倍。在千千万万的知青大军中，我们可能是屈指可数的幸运！如今，我们这些在白坊村插队的知青都已步入夕阳红。每当我们在一起都会想起、说起老支书对我们的关照，会情不自禁流出感恩的、想念的泪水。

白坊村，在泱泱大国，你只不过是黄土高原的小乡村，你并不富裕，但这无关我们对你发自内心的敬畏和感激！

老支书去世时，我有事在北京。没见到老支书最后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和心痛。

从北京回来后，我和我外甥（在白坊村插队。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已退休）。来到老支书的坟前，想再看看他，想再和他说说心里话……老支书，您最操心的维华，过得很好，您在九泉之下，放心吧。

我们眼含热泪，把鲜花敬放到他的坟前，把醇香的酒洒在他的坟前，以表达两代人对老支书深情的怀念。祈愿老支书在天堂那边一切安好。

2006年，我们部分白坊知青回到离别38年的我们的第二故乡——白坊村。

见到老乡，我们都紧紧的握着对方的双手，眼泪汪汪。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

在大礼堂旁，我们种了四十四棵侧柏松，这四十四棵翠绿的侧柏，代表着我们四十四颗北京娃的心，永远扎根在这片沃土里，我们永远陪伴着老支书。

知青园

十三年前的小树苗长得高大挺拔

　　 我家制定了家规“珍惜粮食”“心怀感恩”八个字。

珍惜粮食——我下乡三年多，目睹了 “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我会经常想起乡亲们给我送粮食时骑车的背影。我教育我的孩子们，绝不能浪费一粒粮食。这一点，我的小孙子牛牛做的最好，每次都把碗里的饭菜吃干净，有时还监督大人呢。我的法国女婿也会把掉到饭桌上的饭菜捡起来吃了。

心怀感恩——永怀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会永远善良、幸福。

回望漫漫人生路，我感恩生我养我给予我生命的父母。

我感恩白坊村——虽然那里给了我伤痛与不幸，但也给了我温暖与坚强。让我收获了人与人的真诚。

我感恩我的母校山西医科大学——接纳我这个特殊学员，感恩教我育我的师长，给予我道德修养和医学知识，感恩无私帮我助我的同学给予我力量。

　　 我感恩山西运城市中心医院——历届院长对我的关照，感恩院长给予我平台，让我这样的人走上基层领导、晋为主任医师，感恩所有医护人员对我的关心、支持和理解，感恩把白坊村的乡亲们视为我的娘家人。

　　 我感恩在人生的道路上带给我的所有感动！

2019年7月于北京

注：文章中所提到的人物、姓名均为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