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爸爸诞辰一百周年

心心的爷爷

今年八月十四，乃是阴历七月十四，是我爸爸诞辰一百周年，我的弟弟妹妹和孩子们催促我，要我挤出一点时间写一篇祭文。我觉得，这个课题是深邃的。因为这不仅是在写爸爸的经历，而是在写我们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生活变迁；折射整个社会的微缩景观。因此，每当我提起笔就像进了考场一样, 生怕答不好、不及格；觉得这笔很沉很沉，纵使是丹青高手也难以勾勒出爸爸那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高大形象；即使是文学泰斗，也难以刻画爸爸那豪爽的气派、倔强的性格、不屈的精神；即使是海纳百川，也难包罗爸爸对儿女的关爱和情长。爸爸一个人养活了我们八个子女，而我们对爸爸的付出和回报太少太少了。爸爸是伟大的、慈祥的，然而父爱又是苦涩的、难懂的、忧郁而不可企及的。与爸爸结缘一生，他那博大的胸怀承载着对岁月的眷恋、对生活的热爱、对往事的缠绵；他用坚挺的脊梁撑起我们这个家，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也要有巨人的臂膀，去扬起新生活的风帆；他的苛责有时使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感到深深的委屈；然而，他的威严之后，却是那样温柔。这，就是我的爸爸！。

爸爸名讳薛玉银,农历1919年七月十四日生； 公历1999年7月21日逝。享年八十周岁。

据推算，爷爷是在1915年从山东逃荒到关东的。当时，他把已当童养媳的大姑（当年十三岁）扔在山东，走时没让她知道,偷偷地给她婆家留下两块大洋，大姑的婆家姓曹,在山东省诸城县（现归属高密市）逄戈庄方市村,（方市现在已经变成乡）大姑父是位铁匠。这是爷爷第二次闯关东，第一次是二十年前（1894年），爷爷还没有与奶奶结婚时，与同乡结伴到东北鸭绿江放排（注释：木材流送的一种方式.是将木材用藤条、蔑缆、钢索、铁链等索具编扎成排节，根据河流情况，或再将若干排节纵横连接成为木排，由人力操纵，使其在河流中顺水漂下，以进行木材运输。排工每日早餐不分筷子，碗上不搁筷子，不多言，力避与搁浅、翻排、撞散、折断等险情有关的词语和动作。晚间则不拘，年长有经验者，指点次日放运途中可能遭遇的险情和对付办法，临行则力避言险.）。

这次是遇到了荒年，准备到东北开荒种地。因大姑在婆家还有口饭吃，爷爷在逃荒时决定不带大姑。从此，在以后的长达四十年的岁月里，父女、母女、姐弟始终没有相见，成为永世的诀别（后记，1959年，经与山东老乡联系，大姑的亲家到哈尔滨路过三岔河，到我家做客，知道了大姑当时已经五十七岁，有四个儿女，孙子都十几岁了，身体很好。临走时留下山东大姑家的通信地址。遗憾的是，这个地址爸没有传下来）。

这次逃荒时，他们一行是四人:爷爷、奶奶、五岁的大伯(薛玉金)和一个十六、七岁有大骨节病,

（大骨节病是一种地方性、多发性、变形性骨关节病，病因与低硒环境、水中有机物、真菌毒素等因素有关。中国又叫柳拐子病、水土病、算盘指、骨节风等）腿脚有点残疾走路有拐腿的大伯（薛玉泉），他是爷爷的远房侄子，从小五、六岁便失去父母,成为孤儿,爷爷奶奶收养了他。他们一边讨饭，一边往东北走，到了黑龙江省诸河县（现尚志市）一面（墁）坡（此地距尚志东南二十公里，四面高山环绕，古松参天，气候温和。现在是黑龙江省 仅有的几处国家级森林公园之一）落了脚，在附近闯关东的山东老乡帮助下，先是搭起了窝卜住下，随后就开荒种地，由于杂草太厚，是凡闯关东的老乡都采取放火烧荒的办法，这种办法是很危险的，容易引发深林大火。为了安全，爷爷采取小块作业，首先打出一圈防火线，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烧，把烧出来的草灰翻到底下当肥料。

1917年奶奶生下二姑；1919年又有了我的爸爸。开始几年，家庭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有了爸爸以后，生活逐年好转起来，爷爷靠勤劳的双手，在山坡上盖了房，买了马、拴了车，养了鸡鸭猪狗。

爸爸从小有二姑的呵护，吃的饱，穿的暖，无忧无虑，还是挺幸福的。1930年爸爸十一岁上了私塾一年级，学的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学堂离家四里多地，得穿越过一个小山坡。每天上、下学，二姑都到学堂接送，爸爸在路上给二姑背书，就这样，聪明的二姑虽然一天书没念，但跟着爸爸学，也都会背诵下来。

1931年秋，正当老师发给二年级下半年《诗经》（爸爸经常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每次讲到这里时，他都情不自禁的吟诵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本书的时候，小鬼子侵占了东北，九一八事变了，爸爸因此辍学。老师带领年龄大的学生，成立了抗日义勇队，爸爸也要跟着一块去打鬼子，爷爷不让，说爸太小。后来老师的抗日义勇队南下，准备投奔抗日的大部队，在热河（现承德）一带与鬼子遭遇，交上火，老师牺牲了,抗日义勇队被打散了。

这一年伯父已经二十二岁了，他和亚布力挺富足的一个大家闺秀结婚了，同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小名香子，大名薛淑芳。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们家的境况急转直下，山上闹了土匪，一伙接一伙，一帮挨一帮，客气一点的说是抗日义勇军，是打鬼子的，路过你们家，修整两天；不客气的进门就要杀鸡做饭，伸手就打,张口就骂,别说是大猪，就连五、六十斤的小猪也给杀吃了，家中的马被牵走了；粮食都给扛走了,辍学后的爸爸白天上山砍柴，夜晚给胡子烧水、泡脚；还得给胡子喂马。爷爷一股火把眼睛急成了青光眼—瞎了。这个家让土匪轮番折腾的倾家荡产，不成样子。

1935年冬，在山上实在过不下去了，全家搬到哈尔滨的郊区宾洲，生活来源靠两个大伯到哈尔滨做苦力，挣点钱送回家，养活爷爷、奶奶、爸爸、大娘、二姑、香子姐六口人。这一年爸爸已经十六岁了，在宾洲一家小饭馆里当学徒，旧社会的学徒，就是干苦大力混口饭吃；成天劈柴火、挑水，洗菜、刷碗，给掌柜的看孩子；每天起大早，贪大黑，没有闲暇功夫。转过年全家搬到哈尔滨道外南新十六道街圈楼（贫民大杂院）住下，一家八口三代人挤在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爸爸到太古街朱记果子铺当学徒，吃住在这里，一两个月才能回家看望一次爷爷奶奶。这一年，二姑出嫁了，嫁给道外振兴昶香油坊一个姓江当外柜的，他是这家香油坊老板江存亭的堂叔，因为有了这门亲戚，拐腿大伯便能到这家香油坊去打更。一家人经过两年的颠簸流沛生活，总算安顿下来。

1919年农历七月十四日，爸在黑龙江诸河县(现尚志市)一面坡出生;

1930--1931年在一面坡读私塾二年,因9,18事变辍学;

1932--1934年(13_15岁)帮爷爷下地做农活;

1935年由于闹土匪,全家迁至滨州，爸在一家饭馆学徒;

1936年全家搬到哈尔滨,爸在太古街朱记果子铺学徒；

1937--1939年爸在哈尔滨道外拉洋车；

1940--1941年爸在哈尔滨道外照快相；

1942年春--1942年秋爸在辽宁岫岩照快相；

1942年冬--1944年爸在哈尔滨照快相，卖大饼子；

1944年--1949年爸在三岔河照快相；

1949年--1952年秋爸在三岔河合伙开果鲜铺（宏玉祥）；

1952年秋—1953秋爸在丹东中富街中大照相馆做工；

1953年秋—1956年夏爸在三岔河开和平照相馆；

1956秋--1979年爸在公私合营（1966年转为国营）三岔河照相馆工作（期间1960年到新民干校劳动锻炼一年，1969年抽调到扶余县展览馆工作半年）；

1979年7月退休;

1999年7月21日早7时，做完早餐，忽而谢世。

1937年，大伯二十八岁（爸爸比大伯小十岁）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养活爷爷、奶奶、大娘和香子姐，他租了一个洋车（黄包车）（注释：黄包车是一种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黄包车前身叫人力车），

1944年夏,我们三口人加上拐腿大伯搬到三岔河,在街中心十字街东南角租了三间门市房,房东叫王子芳,租金不太高。前屋照相,后屋住家,爸给拐腿大伯介绍到道西大兴代理栈打更。后来爸觉得就我们一家照相占这么大房子太空旷,有些浪费,便把前屋从西到北间壁出四个小间,分别转租给一家姓张的卖布;一家姓苗的镶牙;一家姓孙的修理钟表;一家姓张的刻字。有两家的租金就可以顶上房东的租金。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在照相的空闲时间,除了镶牙的帮不上忙以外,帮助卖布的板布、站柜台;帮助修表的跑（发）条、擦座钟油泥;帮刻字的磨手戳料，和这几家相处的很默契。

1945年“八、一五”光复,小鬼子投降,苏联红军进驻三岔河,爸给苏联红军照相没少挣钱,这老毛子拿着照片一边伸出大拇指说“哈拉绍”(好)，一边大把大把的掏钱。好景不长,老毛子扔下这些票子,后来全瞎了,一个也不好花了,连同伪满洲国的大绵羊票子，都擦屁股、攮炕了（东北地区在没有普及暖气前，住平房的老百姓家，冬天全凭焼炕取暖，把柴草使劲往灶坑里塞，塞的越紧，里面空气越稀薄，不让充分燃烧，既冒烟又不出大火苗，既省柴又达到炕热屋子暖的效果）。我家损失的还不算多，和修表、刻字的差不多，而老苗家镶牙、老张家卖布的把这废钱都成麻袋的扔到我们后院柴火垛上，如果把这钱留到现在，那可了不得了（后记：2011年末，我到北京钱币收藏市场闲逛，看见一个摊位上一张老绵羊券价值人民币一百元）。

因为国民党驻守第二松花江以南，我们这里便成为老解放区，八路军的一个军部曾驻过三岔河，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过来扫射，打死、打伤许多老百姓。共产党由地下转入地上，成立了中共扶余县十八区委员会和镇政府。那时，虽然社会治安很好，但三天两头的发生火灾，新生的红色政权消防能力很差，只有小鬼子扔下的两台手压水泵，政府便发动群众成立义务消防队，居民群众都踊跃参加，由于在此前几次火警中，爸爸救火很勇敢，且又得法，大区武装部部长周云龙（后来的县商业局局长）指名让爸爸当义务消防队抢救分队队长(现在讲就是志愿者)，打那以后，爸爸经常参加镇上组织的消防演习。每次发生火警，爸爸都撂下手中的活计，戴上袖标，拎起水桶，冲到第一线。每次救火以后，爸负责把参加救火的抢救队队员袖标收上来，首先按袖标后面的名字登记造册，交给镇消防队；然后把袖标分发给各组长，由各组长再发回各个队员。

1946年夏，有一天，给我家挑水的一个姓姜的，被八路军五花大绑，押着来到我们前屋。这个姓姜的说，薛师傅、薛掌柜的、薛队长，赶快救救我吧，我天天给你们家挑水，哪里干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你在这周围，挺有人缘，威信很高，求你给我当个铺保（注释：旧时称以商店名义出具证明所做的保证），盖个章，他们就能放我回家。爸跟八路军扛枪的说，他的确是给我家挑水的，我去取印章……就在这时，我在后屋又哭又闹，妈便抱着我上前屋找爸爸，一看绑着这个挑水的，妈的心里咯噔一下，便问我爸，他们要做啥？爸说，当个铺保、盖个章。妈说，咱光知道是挑水的，别的你了解吗？爸说，不了解。妈说，这私凭文书，官凭印（注释：私人之间的交往凭的是文书，也就是文字性的东西，用以相互约束；当官的凭的就是印章，没有印章谁也不认），你长几个脑袋？让他们先走吧，等我们了解清楚了再盖！没过几天，这个人就被解放区政府枪毙了，街里还贴出了布告，妈拽着爸上街给念布告：这个人原来是国民党反共先遣军松嫩特区副司令，潜伏在三岔河，以挑水为掩护，秘密发展组织，刺探八路军情报，在他住处搜出来电台、枪支、国民党中央军的密令……。

这年秋天,三岔河开展了土改,我们家被划为城市贫民,爸爸参加了工人联合会。一次,爸爸扛回两大包裹东西,跟妈说这是工人联合会分配给咱家的胜利果实。打开一看,尽是绫罗绸缎和细软物件,其中还有一个东洋产马球牌座钟,爸让妈收拾起来。妈一看这些东西,不但没有高兴,反而脸上还布满了愁云。妈说,咱不要这些东西,若是中央军打过来,那些挨斗的人反把倒算咋办?到那时，咱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这时,住在我们里屋的杜娘和杜大爷凑过来说,这怕啥?国民党气数已尽,他们反不了把,也翻不了天！你们不要，我们敢要！我看你家我三弟（指我爸）挺喜欢这座钟,就把它留下,其余的都放到我家大柜里。妈说,那你们就赶快收拾起来吧.

妈常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们里屋的杜大爷是赶四轮载客马车的,在十字街等活时，经常到爸的柜上闲聊,爸得知他们俩口子和老丈人、丈母娘、小姨子住在一铺炕上,不方便。正好我家住两间半房，里屋一间闲着，便让他们搬到我们里屋住。

土改开始时,他家被划为城市贫民，并选为居民组长,为了表现积极,杜大伯召集全组人到我家开会,要大家联名揭发前院陈麻子（农会主任张英的磕头弟兄）用大萝卜刻戳,骗过八路军岗哨,赶着胶皮车往江南送逃亡大地主……。

正开着会呢,陈麻子得知消息先下了手,他报告农会说,杜小手(杜大爷外号)秘密串连,正在开党派会议（非共产党组织的会议，政协会议最初就是中共提出的党派会议。）农会派来了四、五个人，都扛着枪，把我们家包围起来，一个个拉起大拴咔咔直响，高喊都不许动！把杜大爷召集的这十来个人连同我妈一起被抓到农会大厅，我在门外哭喊妈妈，没人理睬我，有人提醒我说，你在这哭死也没人管，还不赶快找你爸爸。我跑到柜上（指爸的单位）找来爸爸，爸爸到农会找到主任张英说，我来替换我孩子他娘，一是我们的孩子太小，哭得不像样了,二是她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农会主任张英说，哎呀！这不是薛队长吗？劳您大驾了，赶快请坐！你不来找我，我也准备放她了，回家以后你告诉她，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是政府和农会组织的会议，天皇老子召开的会也不能参加。

妈被放出来以后，爸小声问妈，挨打没有？妈摇摇头说，没有,说咱家提供场所罪加一等，这老杜大哥可揍得不轻。随后,杜家被斗,杜娘也被抓了去,农会带着杜娘来她家（我家里屋）起浮财,你说有意思不?我爸分那些胜利果实他家要去,这回绕了一圈,又戏剧般的当胜利果实搬回农会,当要搬走柜盖上的座钟时,杜娘说话了,这是老薛家分来的果实,就因为打点时声大,怕影响孩子睡觉,放到我们里屋,农会的人问妈是这回事吗?妈说，是。你们要是喜欢,也都一块拿走吧,农会的人笑着说,那不行,我们得执行政策！妈嘴没说心里想,你们把贫农都给斗了,还执行个屁政策。

后来，爸找大区武装部、消防队和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给杜大伯说情:一个赶马车的老贫农，手还有残疾，有啥好斗的？求求你们说句话，赶快松把手吧。几天后，好歹总算是放了人。但农会的人却说，看在大区有人说话的面子上，人可以先回家，但事情不算完，只许你杜小手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以后必须随叫随到。

杜大伯、大娘被放出来以后，家里被农会扫荡一空，连个铺盖都没有了，爸和妈就偷偷地给他们抱过去被褥，半夜一听到狗咬，他们就吓得紧忙把被褥扔过来。后来农会一直没找他们。就这样，杜家被分了东西、挨了打，就算是斗争了，成分没变，还是贫农；杜家的四轮马车被分了，不能赶马车了，杜大伯就跨篮到街里卖烧鸡。

1947年春节,是土改后第一个春节，爸爸给我做了一个能在地上推的转灯，还买了一个大烟花,从初一到初五,我都没舍得燃放,一直到十五才放。结果,这烟花在我手里搓把十来天开了后堵,烟火从后头刺到我袖口里,把我的胳膊烧糊了一大片.闻着有一股烧家雀的味,爸爸领我到医院上药。回家后,爸妈不叫我出门,怕受了风,爸在火墙上写了百家姓、千字文教我识字。

这年夏天，我身下有个叫小九龄子的弟弟（四、五个月大了），因患急性肠炎扔了，爸在南城壕里架起一堆火把他炼了，回家后又安抚悲痛欲绝的妈妈，这时候我懵懵胧胧的有点记事了。记得爸拉着妈的手，给妈擦眼泪,我还向妈妈保证以后不淘气，帮妈妈干活。

这年秋天，经王叔介绍，爸给拐腿大伯娶了一个媳妇。大伯已经是四十八、九岁的人了，比爸大二十来岁，王叔介绍这个人，和他沾点亲戚（王叔管她叫姨），她男人是东九号出名的大地主，土改被镇压，她四十来岁领着四个孩子，生活没有着落。这位大娘人长得不错，说话爽快，干事利落，说是嫁人啥也不图,就是要带着孩子图一口饭吃。爸爸一手操办，花钱给租的房子，买的新锅碗瓢盆，给大伯和大娘每人做两套新衣裳，妈妈给做了“麻花”面被褥，在大楼饭店举办了新式婚礼。记得，妈妈领我去坐席，给我夹肉丸吃。婚后,大娘不仅缺东少西经常来我家取，而且还跟我妈抱怨说，这个拐拉腿没有阳刚之气,窝窝囊囊,干啥啥不行,妈看见我在跟前听着，便说,大人说话小孩不准听,赶快上外面玩去!(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性功能有问题）拐腿大伯和地主婆大娘过了一年多就散伙了。以后不长时间,大娘又找人家了,听说找一个在粮库扛脚行（搬运工）的。

1948年秋天，前院陈麻子家失了一把大火，爸和义务消防队员虽然奋力扑救，但还是烧落了架，烧得他家片瓦不存，陈家的孩子就怀疑是老杜家放的火，但没有证据。因此，天天堵在大门口骂杂儿（指桑骂槐）。杜大伯、杜娘一看这样的生存环境，不能在三岔河呆下去了，爸爸送给他们一些钱，两口子搬到了哈尔滨谋生。

（后记：搬到哈尔滨以后，杜大伯的眼睛逐渐失明了，建国后在南岗社会福利厂工作；杜娘在哈尔滨工具厂工作。杜娘四十五岁那年，才生了一个男孩儿，乳名小黑。他家住在道里黑龙江日报社附近，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我和爸经常到他家串门，进入八十年代末期，我曾带着大女儿、小儿子到他家，这时杜娘已经重病卧床，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开鲜货铺

爸爸说，我这辈子结交的朋友,大部分和救火有关:不是义务消防队出生入死的战友，就是被救助的失火人家。东南街（后士英街）织洋袜子铺一个叫齐义忠的，他家失火，爸爸和义务消防队员，把大批易燃的原材料（棉花和线）抢救出来；东北街车行一个叫薛宪卿的，他家失火，爸爸和义务消防队员由于抢救及时，迅速扑灭，使他家免受重大损失。这两个人对爸临危不惧、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精神所感动，便和爸爸磕头结拜兄弟。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事小情都凑在一起共同商量，甚至花钱不分你我（中国式的AA制。谁花的钱在心里有数，这次你花，下次我必须抢着花）。

1948年，三岔河大庙胡同著名的小儿科医生李义(号称老花李)家失火，爸不顾生命危险，冲进火海，把他们家老太太背了出来。这一次，爸爸受冻伤的小拇指，又经受了一次烧伤。这期间妈妈生了我二弟（保存），爸爸抱着二弟到他家栽花（种牛痘）、看病，给他们钱，老花李说啥也不要。爸爸常说，交朋友必须以诚相待，交人交心，浇花浇根，交了不弃、弃了不交。

1949年初，在我爸磕头兄弟齐义忠、薛宪卿的鼓励下，爸爸放弃了照快像行当，由他俩帮助出资(每人拿出两根金条)，又找来廿五号崔叔崔宏年，隔壁卖布的张大爷张瑞祥，几个人合伙，在我家照快像的位置，开办了仅次于‘恒昌永’的大型果鲜铺，商店的字号为“宏玉祥”，这个字号是崔叔崔宏年名中出一个“宏”字，爸爸薛玉银名中出个“玉”字，歪脖大爷张瑞祥名中出个“祥”字。爸爸由齐义忠、薛宪卿资助，成为大股东，经理的名字用张瑞祥。开始筹办时，爸跟齐、薛两位叔叔说：“干脆你们俩当股东算了。”他俩不干，理由是：“我们现在有洋袜子厂和车行，不能再投资办企业了，将来斗资本家咋办？我俩这钱你就先用着，买卖做好了，你再还给我们就行了。如果我们在别处放高利贷，可以得到五分利，咱哥们儿是磕头的，不能那样刻薄，给一分利表示表示就行了”。

这买卖一开始就很有规模，爸雇人把前屋整个三间房子打通，作为营业室；把我们住的后屋腾出来，间壁出一个大屋两个小屋，做接待室、会计室、值宿室。接待熊岳、盖平、瓦房店长途贩运的水果行商老客，成火车（货箱）进水果，负责代理代销，既批发又零售；院里挖了一个二百多平方米的水果窖，储存各类水果；后院办了一个糕点加工厂，用炭火吊炉生产加工销售各种中式、西式糕点；还有招待客人住宿的房间和食堂。前屋柜台上除摆放水果、糕点外，还经营海参、干贝、大海米、各种干果、蘑菇、罐头等。聘用了包括会计、外柜在内的十几名伙计，拐腿大伯这时也回来看院子、管理食堂（买粮买菜）。

爸爸虽然当了掌柜的，平常也和吃劳金的（打工的）一样干活，装卸车、扛梨包、炒花生，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妈说，你爸的衣服经常刮出三角口子）。当了掌柜的以后，不忘老朋友，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逢年过节，爸爸都拿着新鲜水果和上点心看望老花李；请薛宪卿、齐义忠到春记饭店喝酒；这期间，爸爸依然担任镇上义务消防队抢救队队长，爸爸也许是养成了习惯，一听报警声、一听消防车叫，爸爸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冲向救火第一线。

到了1950年，这买卖越做越大了，但国家政治和经济气候对这样的买卖不利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爸爸预感这个买卖虽然好，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悖，终究是干不长了。

1951年末，爸爸总算把钱凑够，还上了齐、薛的投资，这期间，税捐局（53年以后改为税务局）三天两头来查账，每次查完账，便以偷漏税为由进行罚款。店里给辽宁行商老客做的水果生意，不是经销而是代销，仅按销售额的2%收取代理费，所有本和利都让行商老客拿走了，税捐局不但要按营业额比例征收我们的营业税,而且还要按比例征收所得税.他们说：我们不管谁把钱带走，打酒我们得跟提瓶子的要钱.（看来，这计税依据有问题。）当时我爸他们有理也很难分辨。交不上罚款,就把经理张瑞祥押到公安局拘留所拘起来。我还记得爸爸让我到拘留所给张大爷送过几次饭。尽管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中，宏玉祥一次就出资东北币壹仟万元（折合人民币一千元），这也免不了最后破产清算的厄运。后来,虽然税捐局对计税依据的问题上纠了偏,但买卖已经伤了元气,加之“三反”、“五反”（注释：建国初期，党领导的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对私营工商业打击面扩大化，到了1952年秋，宏玉祥资不抵债，宣告破产。

从1949年到1952年开宏玉祥这几年，爸爸在宏玉祥后院盖了一间平房，妈妈又生下了大妹妹和三弟。我已经成为中心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在岫岩，大伯听说爸爸在东北混的挺好，开了果鲜铺，还当上了掌柜的，便背着爷爷来到了三岔河，说是他这几年在岫岩干的不好，和姓隋的女人结婚，生个孩子，小名叫宝柱，大名薛顺勇。不是我要背老爷子来的，是他老人家实在想你。香子跟老家在岫岩、现在鹤岗矿务局技术保安科当干部叫李伯秋的结婚了，听说生了一个女孩儿。这次我来，还要求老兄弟帮我一把，我准备在安东（丹东）开个照相馆，租房子、买镜头、修建玻璃房子，得需要三百万块钱，咱们亲兄弟明算账，这把算你借给我的，等我开上照相馆，挣到钱一定还给你。爸爸心肠软，瞒着妈妈在宏玉祥柜上支取了三百万块钱给了大伯，一直到宏玉祥清算时，妈问爸：你这工资咋算的不对劲呢？柜上差你三、四百万块钱，这时爸才实话实说，说借给大伯了。爸劝妈不要生气，谁让我们是亲兄弟呀！哥兄弟就要情同手足，好歹我俩是一个娘肠爬出来的，屁股再臭也不能割下来扔掉。

爷爷到三岔河以后，爸爸对他可孝顺了，天天给爷爷洗脚、修脚趾盖;天天早晨到老彭家浆汁馆打浆子买大果子（油条）给老人吃;每个星期都背老人家上澡堂子烫一回澡;还背老人家到剃头棚剃头刮脸;爷爷的被褥、衣服轮流着在外面晾晒.看见军队有一根广播线在我家窗前经过，就把我还在军医大院捡的一个舌黄喇叭按上，我够不着，爸爸站在凳子上把这喇叭线接到屋里，让双目失明的爷爷听歌，有时播放京剧、评剧、杨三姐告状、小女婿等好戏时，周围的邻居大人小孩也都来听。

到丹东谋生

宏玉祥黄了以后，爸准备到丹东谋生，大伯在丹东来信说，原来借那三百万不够，还得需要一千万，你来的时候一块捎来。爸把家里积蓄的五百万拿出来，又在老朋友那里借了五百万。为这事，妈妈气的一边哭一边对爸说，你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老大做一个套你就往里钻，他那无底洞你能给填满吗？凭什么你出钱他当老板，有这些钱咱自己不会干吗？

1952年秋，爸爸揹着爷爷带着钱到安东大伯家，一边学照慢像一边给大伯打工。大伯负责照相、修版；爸爸承担冲版、洗相、上光、着色。在家带去的一千万块钱，爷爷主动要求保管，看实际需要由爷爷批准才能支出。大伯知道钱在爷爷手里，有时瞒着爸爸偷偷跟爷爷要钱，爷爷不给，说要大家商定，这钱不能乱花。此后，在爷爷手里的钱只拿出三百万用于修理、改造玻璃房子的急需。剩下的钱，爷爷让我爸带回三岔河自己开个照相馆用。

1952年冬天，妈领着我们四个孩子，从三岔河到丹东找爸爸一起过年。妈妈当时想，如果有条件就不回三岔河了，就在丹东开个照相馆，离岫岩娘家也很近。到了丹东以后，由于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经常打炮，妈妈便领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到岫岩姥姥家，把我留在丹东上学，在鸭绿江边的永安小学上了三年级。

这期间，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节节胜利，美国飞机经常过来轰炸鸭绿江大桥（志愿军的钢铁运输线），丹东市夜间实行灯火管制，遇到空袭警报，全城一片漆黑，家家的玻璃怕震碎了，都贴上米字型纸条。

一天夜晚，警报机急促地响起，几架美国飞机飞窜到丹东上空，从探照灯的交汇点便看到美国的小白飞机，这时，锦江山、七道沟、八道沟的高射炮一起开火，在空中炸成由黄变白的花朵。我亲眼看见打中一架敌机，冒着白烟，拖着一条长线，坠入鸭绿江；其他几架飞机一看我们的火力太猛，盲目地投下炸弹，掉头就跑，炸弹在江里爆炸，泛起高高的水花……。

我正趴在窗台上观看这美丽壮观的战斗场景时，爸爸从后面把我搂住，拽到屋里，颤抖地说：“你胆子可真大，这炮弹皮落下来可不长眼睛，你没听说昨天在六道口炸死一个小孩儿吗？”我们俩刚进屋，就听身后玻璃房子的玻璃稀里哗啦炸碎了一大片，爸爸说：“你看，这有多悬？你要是不进来，小命就丢了”。

第二天，我到学校向同学们报告昨天夜间打下一架美国飞机的新闻，同学们都笑我报错了，不是一架，而是两架。我心想，可能是爸爸把我拽到屋里后又打下了一架。当时觉得非常羞愧，这样关键的一幕，自己却离开了战场，躲到屋里，当了逃兵，没有同学们勇敢！

我们全家回到三岔河以后，在原来宏玉祥后院小平房住下，在照相馆选址的问题上，爸一眼就看中了我们小平房的南屋—春记饭店旧址，这个春记饭店老板叫冯喜春，爸开宏玉祥时，与爸结交甚密。爸有许多重要宴请都到春记，1950年春记饭店迁至十字街西南角（后三岔河百货大楼那个位置），1952年宏玉祥黄的时候，他们的春记饭店也跟着黄了。冯喜春便带着小老婆到哈尔滨道里开了一个更大的春记饭店。爸爸看中的窑子胡同里这处原春记饭店的房子，住着冯喜春的老母亲和大老婆带着几个闺女，经与他家老太太协商，三间房的90%腾出给我们开照相馆用，冯大娘领着孩子住在东南角十平方米的小屋，冯老太太到哈尔滨儿子家。这期间，东北币已以一比一万的比例转换成人民币，每月房租十五元(折合东北币十五万元)，在后院同样大的居民房每月只需五元。这十五元租金每月交给冯大娘，足够他家五口人的生活费。

凭着爸爸开宏玉祥的经商经验，爸在胡同口东西方向横立一个长六米宽两米的大牌匾，请上海旅社会计—当时三岔河著名书法家周星垣用麻线绑的大刷子，书写了“和平照像馆”五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大匾左面请木匠和铁匠修建了一个立体三角形的广告橱窗，每个面都装箱着尺寸不等、花样丰富、非常醒目的照片，作为幌子（这些照片都是先征求本人同意后才挂出去的）。其中有位粮库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名字叫律欣，最引人注目（红颜薄命，英年早逝，她的照片更显珍贵）。还有我两张一寸照片，一个是戴红领巾、正身的；一个是光脑瓜、歪脖的滑稽照。

照相室的设计，爸爸很动脑筋，为了室内照相光线好，把西山墙打开，修了一个落地大玻璃窗，同时用白布加木框做个反光屏，还配备了室内灯光。

1953年年底，照相馆开业后不久，税务局给介绍来了他们局里被开除的干部王连富，给照相馆当会计，他平时不坐班，每天晚上利用半个小时累计一下爸白天开出的同取相证同一个号的发票存根联，查一下钱匣子里的现金，记上帐，每月到税务局交一次税，他就算完活，每月工资十元。

解放初期，国家对干部的廉政建设非常严肃，这位王连富就是因为在累计杀猪税的税票时，因为两张存根联粘在一起多出五元钱，一年多没有复核出来，始终把这五元钱放在桌子抽匣里，没有向领导报告。他家五、六个孩子，生活挺困难，一次小孩儿有病，急需要钱，他手头没有，就把这五元钱占用了，心想，等以后开支时再补上。你说巧不巧？就在这期间，他的工作进行调整，当另一个人负责杀猪税时，马上就发现了这票子累计后差了五元钱，一追查，还是一年前的事儿，领导知道后，问他是咋回事？王如实交待了这个情况。单位领导报告上级后，上级将此案件没有定为挪用公款，而是以贪污公款做出处罚：退赔公款，开除公职。

这时在三岔河粮库打更的拐腿大伯辞去了工作，回到了家。(家里的伙食好）他原以为能像开宏玉祥那样，回来当个管家，没成想照相馆与鲜货铺不一样，一是规模小，二是技术性强，因此整天没有他的事干，除了扫扫地，烧点开水以外，就是呆着。有一天，他摆出老板的架势，冒冒失失地问这位王会计，你是什么问题被税务局开除的？这一句话把王会计问的脸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妈妈在一旁见到这样尴尬的场面，批评拐腿大伯说，你是公安局的？还是查户口的？你问人家这个干嘛？爸爸看他在家闲着没事，时间长了会惹事生非，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在市场买小鸡，杀了做烧鸡卖，一只烧鸡能挣五毛钱。爸给大伯制定一个宽松的政策：你可以住在家里、吃着伙里的，挣钱全部归你个人。大伯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他的帖子包（钱包）也鼓起来了。这期间最受益的还属我，我可以经常跟拐腿大伯要鸡杂吃、要零花钱，每次多多少少都不空手。后来，大伯又往哈尔滨倒动鸡蛋，由于腿脚不好，出站时求人帮助挎篮子，有时在出站后，找不到帮挎鸡蛋的人了，让人家给挎跑了，只好空手返回。妈妈诙谐地说：这捣蛋的老先生，今天又连本上仓了。

照相馆每天毛收入二十元左右（纯利率能达到百分之六十）。爸照相时经常剩一个版头，一张八寸玻璃底板，能照16寸相，往往照到15寸时，晚上着急冲版，就给我和弟弟妹妹照这个版头。有时我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来得及放下，爸爸就给我摁倒椅子上，照上一张。忙时，我帮爸爸冲洗相片、换水、上光，爸爸有沙眼，修版太困难，就雇佣石头城子周玉璞给修版，这位周大伯好吃懒做，把修版的活计都推给家属和小姨子干，顾客有时急用相片，爸爸就让我到离三岔河八里路的石头城子老周家去取相版，我那时虽然已经十二岁上小学四年级了，但是途径砖厂一个大坟茔圈子时，非常害怕，特别是赶上黑天，路过这里，都能看见有鬼火，吓得我毛骨悚然。爸爸不信鬼神，他说：“人死如灯灭，死了死了，死了拉倒，哪有什么鬼神？你怕啥？在丹东时大炮响你都不怕！你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妈妈护着我说：“人家毕竟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说归说，以后碰上这类事情，对于我来讲，责无旁贷，还得硬着头皮去。如果让我二弟去？他才七岁；让我妈去？妈有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她还得做饭；让拐腿大伯去？他得拐了到天亮。

（后记：这位周玉璞周大伯，妈妈给起个外号叫“周绕圈”，活干的不多，钱没少往手里套。总是寅吃卯粮。妈妈说，你爸的心肠太软，让周一绕扯，你爸掏钱一点也不打锛儿，他一年借去的钱，修十年版也还不上。因此，妈妈经常为周大伯借钱的事，和爸吵个脸红脖子粗。吓得周大伯凡是妈在场时，不敢跟我爸提钱字。我和他的大儿子是同学，虽然父一辈在经济上计较，但，我们这辈子人还是好朋友。爸常说，这两座山碰到一起不容易，这两个人碰到一起很容易。1975年妈患病在长春肿瘤医院做放疗，周家正巧住在这个医院对面，爸要领妈到周家串个门，妈因周家仍欠三、四百元不还，还生他们老周家的气，不愿意去。爸劝妈，你这得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宽宏大量，小肚鸡肠，咱就去一趟能咋的呢？妈到底还是跟爸去了。周大伯大娘热情地接待了爸妈，不让爸妈住旅店，就让在他家吃、住。我当时住在西三道街九圣祠胡同郑老师家，周大伯说他家太远，咱家挺宽绰你也来吧，我过去以后便主动到红旗街菜市场买菜，郑老师听说我妈住在这里，便前来看望我妈，郑老师自然就结识了周大伯。结果，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周大伯拿出来一块旧罗马表跟郑老师说，这是我亲家的纯正罗马表，价值四百块，他有病住院急等用钱，一百块钱就处理它，不信你听听，这表走的咔咔的，郑老师接过表，正准备掏钱，妈在一旁横扒拉竖挡着，说，老周大哥，你咋这样呢？你咋谁都骗呢？郑老师是顺堂的恩师，是有身份的人，不像咱们之间这些年瓢搅葫芦，葫芦搅瓢，互相之间都不要个脸面了……爸打断妈的话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养病，不能找闲气生。爸一边说一边从周大伯手中接过手表扣到耳朵上听一听，说，这表老点了，五十块钱还值；妈说，郑老师，你一分钱也不要给她！这把交易虽然当时叫吗给搅黄了。后来，就因为爸说了一句还值五十块钱的话，周大伯便捋杆爬，追到郑老师家，到底还是逗到手五十块钱。）

1953年秋天，嫁到鹤岗的香子姐和姐夫李伯秋领着大女儿小芹，准备回丹东看望爷爷和大伯，路过三岔河，在我家住了三天。爸爸给她照了一张相，然后又放了大，姐姐这年二十五岁，长的可漂亮了。

1957年秋天，为了节约家庭支出，爸把家搬到东北街王家棚铺附近一间锅台连着炕的小房去住。房东姓奚，是位烈属老太太，每月租金只有三元。这一年，妈妈生下了四弟。转过年春天，经爸的一位老朋友联盟五队队长陶维宽介绍，在南城壕北面，花了七十元买了一间半草房，和陶住上了邻居。在确定这个地点时，爸就发现，距家门口南六、七十米处，有一个联盟五队的废菜窖，爸问陶：如果我把这菜窖平一下，可不可以种个菜园子？陶说：那可先谢谢你了，这里夏天积满水，一是怕院里的小孩儿掉进去，二是招蚊子，各家都不敢开窗户。但是，这工程量太大，你干不了，填完以后还是缺土，地势太洼，存水易涝。爸说：没关系，我带孩子起点儿早，贪点儿黑，再从南城壕取点儿土垫上。今年平整一年，过年就可以种园子了。就这样，对于我家来讲，一项巨大的工程开工了，靠西南角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地方，够高度，爸爸只需平整一下，就打出来四个池子，栽上了小葱，然后开始填大坑。我早上睡懒觉，起不来，爸爸就自己干。晚上我放学，就拿起铁锹，帮爸填土。缺土，就上南城壕挖。开始挑土篮，后来把照相馆的手推车借来用车装。这手推车下不了城壕，就放到壕边上，我们下去装上土篮子，挎着爬上城壕边，装进车里。这期间，二弟已经十来岁了，也能帮着干一点儿。早上爸爸自己能运四、五车，晚上我们爷仨能运七、八车。两三个月以后，这片长三十米，宽二十米的小菜园终于平整出来。靠南边是一条道，我们打了三十米长的土墙。西边原来就有张平房的土墙，园子的东面和北面，爸买了一大马车柳条子（是指能用来编织土篮子等器具的柳条，蒙古语一律称作“包尔嘎斯”，属于植物学的杨柳科柳属），夹起杖子，免得猪、鸡进入园子。第二年春夏之交，当收获第一批小葱、韭菜、黄瓜时，爸都给院内邻居分发，让他们尝尝鲜。

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园子可解决大问题了。爸爸的辛勤劳动不但改造了我们这个大院的环境，而且也为我们这十口人之家带来丰厚的效益。全家的吃菜问题解决了，不但自给自足，而且还把黄瓜、角瓜、豆角、韭菜这些细菜让我跨到市场上去卖，换回土豆、白菜、萝卜这些大路菜；还可以花一角钱一斤买上一筐猪骨头，回家除了熬汤，啃骨头，还能撇出一些荤油（猪油，中国人也将其称为荤油或者大油。猪油为由猪肉提炼出，初始状态是略黄色半透明液体的食用油。）。我们家的孩子们一个个吃的肥腿大腚 。

爸爸单位有个女学徒工说：薛师傅，我给你拿两毛钱，你也给我捎回二斤骨头呗？回家炖点儿豆角，我是实在不好意思去买。这时间长了，爸爸成了买骨头的老顾主，一副食卖肉的营业员刘芳，离老远看见爸爸就喊：薛师傅，今天下来四、五斤棒骨，你都称了吧！那时，人们买肉，都抢着买肥肉膘子，没有几个人买骨头吃（你说现在吧？人们要减肥，怕胆固醇，市场上的骨头比肉还贵！那时候我们家杀大鹅，大鹅的脑袋扔了，狗都不吃。现在这小年轻的，得排号买烧鹅仔。可见当年的下里巴人，如今是阳春白雪，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从58年开始，国家对煤炭业实行了供应制，我家也改成了煤灶。每个星期，我都到西煤建往家挑两趟煤，当时我家没有手推车，就用挑筐。即使有车也不能使，原因是：要挑一点儿块煤，好架火。这年冬天，一天我挑着筐去买煤，刚进西煤建大门，就看见一伙人，前后簇拥着，用手推车推着一个脸色苍白、嘴角还在流血、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往医院跑。据说是他在大煤堆掏洞挑块，由于塌方，埋到煤堆里。

我进院后，在塌方处很快地就装满了两花筐煤块。过完磅，还没等出大门，就见爸爸气喘吁吁的跑来，他在照相馆听说砸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因为爸爸知道我这个时间正在煤建挑煤，他担心我被压在煤堆里，没有自行车，便从照相馆一口气跑到西煤建（约有一千多米的距离）。一看我安然无恙，便问我：被埋进去的孩子呢？我说：送医院去了。爸爸从我手里接过扁担，挑起来煤就往家走。我在后面小跑跟着爸爸，不时的喊：爸爸你歇一会儿，我来挑。可爸爸好像没听见一样，一直挑到家。爸说：这种块煤里，石头太多，咱们家以后不买块煤了，就买煤面烧。把它拖成煤坯子，照样好烧！打这以后，我和妈妈在院子里搜集了不少不买煤烧的人家的煤本，在照相馆借来手推车，往家运了十几车，手推车的箱板漏煤，我们就用麻袋装煤面（约两、三吨）。到了夏天，爸爸把煤面里掺上黄土，用水和好，用托坯的模子拖成一块块大煤坯，晾干后，整整齐齐的码在墙头边，上面盖上油毡纸。每当需要引火时，用破菜刀将煤坯劈成鸡蛋大的小块，爸有个理论，他说：出煤面的都是好煤，石头不出面。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爸在平时，因为一些不大的小事儿打我、骂我，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爸爸还是疼爱我的。

1958年冬，在铁岭劳教的大伯来信说：他们的劳教所允许劳教人员的家属给捎来食品。他开出来一个单子：有炒面、辣椒肉酱、味素……。妈说：这劳改犯比咱们的口味还高！这些东西我们都吃不到！。说归说，最后爸还是给装了半面袋子东西邮去了。转过年，也就是1959年，大伯劳教期满，正准备回丹东与妻儿团圆时，突然患急性胃肠炎撒手人寰。终年四十九岁。家中扔下不到四十岁的大娘和四个男孩儿。

这年春节，爸爸找出笔墨，含着眼泪，在供奉老祖宗的家谱上，在爷爷的名字下面第一个格子里，写上了生离死别的大伯“薛玉金”的名字。记得这家谱最上面写的老祖宗名讳是薛天辛，又隔了好几代，我就记不住了。在爷爷名讳薛世山左面，是拐腿大伯的父亲薛世梅的名讳，爷爷右面是奶奶的姓，没有名字，只写上卓氏。在他们下面的格子里，写完大伯的名字以后，我觉得，并排挨着的一个空格，将来一定是我爸爸的名字。看来得需要我来续写了。顿时，我有些伤感。我想：从有历史记载的“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薛仁贵这一代开始，薛家人侠肝义胆，满门忠烈，一辈辈人就是这样前赴后继、顽强的拼搏与奋斗；一代代人就是这样不懈的努力与追求；一直传承、延续到今天。

1959年夏，国家号召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县里要举办一次技术革新成果评比。爸爸是照相馆大工匠，他选定了“照分相”这个研究课题。开始，他在座机后台的板格上作出精密的挡板，效果不理想；后来，又研究在镜头前面加一个分像隔板，采取两次曝光，一次冲板成型的办法，请照相馆职工周淑琴当模特，首先穿制服坐着照，请另一个女同志蹲在身后把手搭在周的肩膀上，进行第一次曝光；然后周换上花衣裳，站着，一只手做出扶肩膀的姿势，换过来镜头挡板，进行第二次曝光。这分相照成后，人们都很难认为是一个人，都以为是双胞胎姐妹。放大后，到县里参评，获得了技术革新一等奖（只发奖状，没有奖金）。三年后（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军旅片“哥俩好”，就是采用这种技术完成的。

从 1957年反右派到1959年反右倾斗争，使工商界人心浮动、人人自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59年12月16日～1960年2月21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期间，刘少奇接见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针对工商界的思想顾虑，亲自做政治思想工作，宣布“五不变”（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生活待遇5个不变），提出“顾一头、包一头”，即工商界顾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一头，国家包工商界物质生活福利的一头，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者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在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也说：至于生活和政治待遇，大家不要耽心。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改造过程中，提出企业和人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两项财富，要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实行双重改造。凡是坚持接受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国家不会不给照顾，并且一定照顾到底。工商界应当下定决心奔一头，安心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三心二意，顾此失彼。（注释：爸当时经常对我们说，刘少奇、李维汉在全国会议上讲，要保护工商业者，我一直不知道具体内容，这次要写《我的爸爸》，我才打开百度网页，了解到具体内容）

转眼到了1960年，这时我已经上高中了。县工商联为了贯彻全国工商联会议和落实刘少奇、李维汉“顾一头”的讲话精神，加强工商界自我改造，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组织全县私方人员轮流到新民干校进行劳动锻炼，爸爸是第一批，时间是一年，这时妈妈已经生下老妹妹，共七个孩子了。（按情理，上级领导可以照顾我爸，缓一缓，等下一批，但在当时大帮哄的年代，也不像现在讲究人性化，况且爸还不好意思向组织张口表白，认为早去晚去早晚都得去，）

这一年，我好像突然长大了，爸爸这一走，我成了家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一切都学着爸爸那样，清早再也不能睡懒觉了，五点多钟起来，先把水挑满缸，然后到大园子翻地、备垄、种上豆角、栽上茄子、辣椒，用钉耙子给韭菜剔根（早春土壤化冻后韭菜萌发前，用铁扦在韭菜根际土壤挖深、宽各6厘米左右的沟，将每丛中株间的土壤剔出，深度达到根部。使之露出根茎，同时剔除枯死的根蘖和细小的分蘖，将挖出的土摊于行间晾晒，然后捏拢根茎，填入细土埋好。填土时，最好加入适量的草木灰，以防治根蛆。韭菜根系每年都要“跳根”上移，形成肥大的根节――葫芦头。根节越肥大，所贮存的养分就越多，所以第二年韭菜发根早，产量高。）、滤粪，（就是用粪箕子装上土粪,在播种时把粪肥施放在垅沟里）.把全院十几户人家唯一的公共厕所大粪掏出来，挑到大园子一个角落沤粪坑里，经过发酵以后，再掏出来晒成粪干。一到星期日，不是下大地搂柴火，就是上粮店排队买粮。弟弟妹妹有病，我就帮妈妈抱着他们上医院打针或者上花李家（这时老花李已经故去了，他的大儿子李庆庸继承了这个事业，叫大花李）诊治。

夏天，爸爸休假，从干校回到家，我放学时看见大园子有一个人，带着新民干校草帽在铲地，我一瞧，这不是爸爸嘛！爸爸比在家走时又胖了些，脸也晒黑了。分别也就是两三个月，觉得像几年似的，爸在家时，我从来没有跟爸好好的亲昵，见到爸爸那威严的样子，我总是躲躲闪闪，这次见到爸爸回来，我真想扑上去跟爸爸好好拥抱一下，但又怕院子的人看见笑话我，于是，我轻轻的喊了一声：爸！你回来了。我走上前去，想握住爸的手，但也没有，只是轻轻的摸了摸爸那受过冻伤、只剩小半截的小拇指头。爸爸给我正当正当帽子，笑着说：没成想，这大园子你莳弄的还真不错，你架的豆角把蔓子方向整反了，你看，你这一反不要紧，它们又得破开“劲儿”重新爬，你干啥活都得有个规律，关东人不是有句土嗑，叫干活不能“秃噜反仗”吗？我想，这句话出处就是从这里来的。另外，这晒粪干你得掺点儿土，如果不掺土，这肥料的养分就随着空气飞没了；这茄子辣椒，你得打底叶，不然让他们给缀住了，不愿意长……爸一边说，一边往下揪底叶。

晚上，我们一家九口人躺在炕上，听爸爸讲他在新民劳动的故事。爸爸说：虽然起早贪黑，干这庄稼活，比在照相馆工作累点儿，但我们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吃饭睡觉都吹哨，吃多少盛多少，顿顿都管饱。在干校又结交了不少新朋友，结识了扶余照相馆的索志忠，就是你们在吉林日报上看见发表咱扶余照片的那个人；还有扶余百货商场祝国瑞、三岔河二副食的郭宝信、百货二商店臧富康、一副食李贵相。我被选为三岔河小分队的队长，这当队长的，就是领头多干活。我们天天上下工，排着队唱着歌，每周三晚上电影放映队还给演一场电影。这么些年，我在家里电影院看的电影加在一起，也没有这几个月多。每个星期六，我们还要举行一个联欢会，星期日休息，在宿舍洗洗涮涮，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扑克，打对主我不会。我就会憋七和抓王八。过五月节，大队还杀了一口三百多斤的大肥猪……听到这，使我改变原来对爸劳动锻炼的看法，明确了劳动锻炼和劳动教养不是一码事，心里也就落体了。听着听着，我便睡着了，第二天清早，我醒了一看，爸爸不在，问妈：爸呢？妈说：早就拿锄头上大园子了。我连忙起床上大园子，准备再听听爸的训话，果不出我的所料，还没等进大园子里面，爸就开训了：你这西天谷种的也太密了，不能“喜密”、“贪苗”，早就应该间一间苗，得让它们透风，你种这么密，它们都萋萋（qī qī）（草木茂盛的样子）在一块，能长吗?（你吃过西天谷吗？西天谷炖土豆，绝胜菠菜一筹。西天谷小米粥，颜色翠绿，喝起来满口清香。它们既是野菜，又是中药材，是具有保健功能的药膳。）

爸爸这次回来，只在家呆了三天，就匆匆忙忙归队去了。我又失去主心骨，心里开始失落起来，我此刻在想，爸爸呀！你能不能早点儿回来呀。这家不能没有你！

这年秋天，一天半夜，窗外的鸡窝里劈厉扑笼炸了营，这小鸡没命似的嘎嘎的叫，妈妈说：不好了，这鸡窝里进来什么了。过去我经常听说黄鼠狼吃小鸡，不吃肉光喝血的事，我爬起来敲打窗户，不顶事儿；又连忙穿上外裤，到外屋地拿起一把炉钩子冲了出去。妈妈在屋里喊：给轰跑就行了，可千万别打它（民间传说这黄皮子能成仙）。我一边喊一边敲打鸡窝盖，只看见有两尺长的黄鼠狼钻了出来，蹭的一下就跑了。我按照妈妈的嘱托没有追打，只在后面跺两下脚，回到屋里，我又重新拿起手电筒，往鸡窝里照，看见被咬死了一只大花老抱子。妈妈可心疼这只大芦花鸡了！她埋怨说：你们一个一个都不顾这个家，整天想的就是吃！晚上睡觉前，也不知道好好关上鸡窝门，这要是你爸在家，他都能经管，谁也不用操这个心！我左右一看，这小弟小妹都小，这不是在说我吗？

这一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最严重的时期，我把大园子收拾完以后，就开始溜土豆、拣庄稼、拔豆根、搂豆叶、挖耗子洞（挖出耗子在洞里的储存粮），我挖的这耗子洞，挖出来的大部分是黄豆，一个秋天，我能挖两三百斤；妈妈给分成三等，一等黄豆换豆油（一百斤黄豆换十二斤豆油、八十七斤豆饼）、炒咸盐豆吃；二等黄豆换豆腐；三等磨了喂猪。上冻以后，我便骑车下乡收包米糠、麦麸子。驮回家后，妈妈经过磨细、过筛，掺上苞米面，给我们蒸发糕吃。

年底，听说爸爸要在廿号左右回来，我从十五号开始，天天下午跑到汽车站，看看下车的人有没有爸爸。妈妈说我：说你傻你可真傻，廿号回来，你十五号能接到吗？我说：廿号左右，那就不一定是廿号。果真，爸爸十九号就回来了，见到爸爸以后，我哭了，要想跟爸爸说的话，此时此刻一句也没有了。我想说：爸爸你不在家，咱家的日子可真难呐。但这话说不出口，再难不是也过来了嘛？我还想说，爸爸我真想你，但又觉得这话太虚伪…没等我说话，爸就问我：你这书念的咋样啊？我没敢说你不在家，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迟到早退就是旷课。只是应付他说：还行吧！学习也不靠前，也没落后。爸说：你要考上大学，咱就继续念，如果考不上，就跟大花李学医。我说我不愿意学医，我就跟你学照相。爸说：别介，干我这行没啥大出息。

回到家后，我发现爸爸走路有点儿弓着腰，便问，爸爸你咋的了？是不是有病了？爸说：小肠换气（疝气）犯了，妈妈说：这也是你劳动锻炼这一年的收获吧？一是你的活太累；二是你这一年没睡着热炕，睡那凉板床，能不做病吗？爸说，你别赖人家干校，我在宏玉祥时就有这个病。妈说，先睡睡咱家烧的热炕看看吧！如果不见好就赶快上长春动手术。

63年秋，我考入了吉林省财政金融学校，爸爸的疝气加重，在家休养时，拖拉个疝气带子，还坚持给我炒油茶面，亲自上长春送到学校。我一看，爸爸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咱们赶快到军大医院瞧瞧病。到了医院一检查，大夫二话没说，留下住院，准备手术。当时，家里弟弟还小，妈妈又怀抱着小五弟，单位又派不出人来护理，我跟班主任老师请了假，护理爸爸一个星期。爸爸出院后，我怕爸爸支撑不了，准备送爸爸回三岔河，爸爸执意不肯，说，你这都耽误一个星期了，赶快回学校，我自己能回去。爸爸接着又歉疚地说，你上高中时，家里困难，拖累了你，我心里都记着呢，结果没考上理想的大学。现在考到这里，这也不错！你好好念书，将来分配个好工作。

1965年冬，爸爸送单位职工邢丽萍到四平市精神病院看病。这时我已经毕业留校，抽调到省财政厅社教工作队，分配到四平市食品公司搞四清。我向工作队领导告个假，陪爸爸好好放松一下，到道外李连贵大饼店品尝四平著名风味。爸爸平时爱喝两盅，我便给爸爸打上二两，买一盘熏膀蹄肉，一盘花生米。爸爸一边喝着酒，一边品尝着李连贵大饼，有感而发，侃侃而谈。

他说：我琢磨了一下，这李连贵大饼:好就好在有“汤糖淌烫”这四个字，这汤就是他们用肉汤活的面；这糖就是加点儿糖提提味；这淌就是他们舍得放油，这饼一咬都淌出油来；这烫就是饼里面有三分之一是烫面，所以咬起来口感好，还有点儿劲道！我一听，爸爸可真有心计，爸爸不是那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不仅是勤劳肯干的人，而且还善于动脑，肯于钻研，既有概括、总结，又很幽默。这天晚上，我陪爸爸到道里电影院看了一场立体宽银幕电影——魔术师的奇遇。看完电影，爸爸给我讲：这个立体电影在特技上，我说的不一定太准确，功夫就在摄影技术上，得用两台摄影机，用两个不同焦距的镜头，仿照人的眼睛视角，同时拍摄，没有差距就出不来立体的效果。在看电影时，你没有回头看吗？他们是用两台放映机同时放映，这也就是需要戴上电影院发给咱们的特殊眼镜来看。至于这个眼镜偏振的原理嘛，我就不明白了。这时，我深切的体会到，爸爸呀，您太聪明了，您只念了一年半书，知识面就这样广，并善于归纳、总结和分析，如果您能上大学，那可就了不得了，可惜爸爸生不逢时啊！这一辈子多苦多难，大部分时间都为了一家子人填饱肚子而奔波。在我记忆中，我们爷俩在饭店一起吃李连贵大饼、一块到电影院看立体电影，是我们平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回想起来，我和爸爸在李连贵大饼店吃饭；在道里电影院看电影；聆听爸爸的侃侃而谈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爸爸的晚年还是比较幸福的，爸爸天生好动不好静，不愿意享清福，总想找点活干，虽然劳保钱足够他一个人花销，但仍坚持清早起来收拾园子（这时就不以种菜为主了，种植了一些花草）；白天到街里去卖雪糕，挣多挣少不在乎，一是能有个营生，二是能够活动一下身体。孩子们都觉得爸在三岔河是赫赫有名、德高望重的照相师傅，退休了不好好在家呆着，走街串巷卖雪糕不光彩，想方设法不让爸爸卖。吉林二妹说，爸你闲不住就来我这亭子帮我经营冰淇淋；长春老妹说，爸你闲不住就来我这花房帮我莳弄君子兰。

八十年代初期，爸爸和老四一家仍住在老房子里。这期间，四弟患了脑囊虫病，到全国治疗脑神经病的权威北京宣武医院求医，大夫说，目前在国内，这种病存活率还很低，看他现在这种状态，还能活两年。

一次，四弟病情发作（脑癫痫），摔到化工厂水池子里，卡的满脸是血，单位的人把他送到家里，爸赶紧把暖瓶里的水倒到脸盆里，加点凉水调温，四弟媳妇用毛巾轻轻地擦拭血渍。这时，四弟媳从反光的玻璃镜子里看到，爸爸在外屋偷偷的抹眼泪……。八一年冬季，四弟到前郭中医院住院（主要是保守治疗，降低颅内压，注射甘露醇、山梨醇之类的药），爸住在江北大妹家，每天都顶着寒风、骑着自行车过江到医院护理，爸爸的耳朵都冻起了泡。后来四弟脑癫痫频繁发作，每一次爸都一面掐住四弟的人中穴施救，一面安抚我四弟媳不要害怕，一会儿就能缓解。在四弟和四弟媳到北京求医期间，爸在家看家。有许多亲戚朋友都想给爸介绍个老伴，其中有人介绍我们后院姓王的老太太，这老太太比爸小十来岁，长得也很寡净，见到爸后，她很愿意和爸牵手共度晚年。她偷偷的跟爸说，这房子原本是你的，咱俩住在这房子里好好过日子，让老四他们一家人出去另找房子住。爸摇摇头说，我可不能把儿子撵出去，我舍不得他们。况且，老四现在有病正处在危难时期，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打这以后，这王老太太每次来我家串门，爸都很客气的搪塞了她。

四弟从北京回来以后，住进了省医院新开设的脑神经外科，大夫要求做脑颅手术，拿下一块头盖骨，可以减轻颅内压，四弟媳不敢签字，找大哥签，大哥也不敢签。我当时想，北京宣武医院是全国脑神经外科的权威机构，是这个学科的学术领头人，他们都不敢做，你们是出生牛犊不怕虎还是要拿咱脑袋练练手？如果实在要做，我们得到北京宣武或上海华山医院去做。省医院大夫不满意地说，不签字就出院！别占床位。

八三年春夏之交,吉林农大两位教授来到三岔河二医院，用治疗猪囊虫的办法，治疗人体的囊虫。在征得患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公关试验。爸决定死马当做活马医，就冒上这一次险，即便死了也不后悔。结果，走过天南地北，四弟的病回到本地治疗，确奇迹般的好了，而且好的很彻底，原来脑子里像撒一把豆子似的囊虫，不但一个也没有了，全都杀死后被血液吸收了；而且一点后遗症也没有。

爸说，“死了就得算，活着就得干”，在死亡堆里爬出来的人，更应该懂得如何拼搏、如何生活。人活着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和死人还有什么区别”。支持和鼓励四弟当年秋天就考入白城公交干校（三年脱产全日制）。

（后记，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四弟毕业后，先是分配到三岔河司法办，后自学中央政法大学法律专业，九十年代初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律考，现在是夫余律师事务所首席发起人，被扶余县政府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孩子在北京念完大学读完硕士研究生，被外企（Procter & Gamble）招聘为项目经理，工资不菲，两口人在北京亚运村黄金地带买了一套宽敞的住房。

2013年六月，扶余市政府聘请四弟在扶余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法律讲座，看到这位曾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弟弟，身着西服革履，言谈不卑不亢，举止落落大方，登上了人们共同瞩目的大雅之堂；对于我们这些经过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十年文革和若干年上山下乡磨练，甚至经过生与死考验的人，能够有今天，抛开名利双收、光宗耀祖不讲，起码已经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对老一辈的呵护和含辛茹苦，总算有个交待。

1992年夏，四弟领着爸爸到北京旅游，爸爸平生第一次来这里，高兴极了。爸深有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深一脚、浅一脚，坎坎坷坷，总算赶上了好年头了！他们住在四弟媳姨家的空闲楼，爷俩在这屋起伙；浏览了北京各大名胜古迹，到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大观园、八达岭……。

在长城脚下，四弟给爸爸买了一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大汗衫，爸当即换下沾满汗渍、发了黄的破背心子，还要收藏到旅行包里。老四说，爸啊，别要了，你就把它扔在长城做个纪念吧。于是，爸把这破背心团吧团吧像投篮一样抛向长城脚下的垃圾箱。穿上新半袖衫后，爷俩爬到好汉坡，爸留下了一张珍贵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照片。奔波一天后，晚上回到住处，爷俩痛痛快快的洗个热水澡，爸爸动手炒上两个菜，爷俩再喝上二两。

在离开北京前，四弟提议，要领着爸爸回山东老家看一看，爸叹了口气，深沉的说：“人都说，穷逃荒，富还乡，咱们回老家以后，这钱串子得倒提罗着花，咱们现在还是囊中羞涩啊！等以后把咱这腰包鼓一鼓再说吧。”（以后，爸再也没有机会回山东，成为爸爸终生的一件憾事）。

爸共有十一个孙男外女，看护时间最长的是我家的大习和老四家的巍巍。巍巍两、三岁时，她妈妈在外屋煮饺子，孩子要喝水，她妈妈就给蒯了一碗饺子汤，放到窗台上晾着，这时爸爸在屋里刚要说可千万不要烫着孩子时，就听外屋哇的一声，孩子大哭起来，爸爸赶紧跑出一看，巍巍把窗台这碗饺子汤扒洒了，顺着胳膊淌到前胸，当时给爸爸心疼的捶胸顿足，后悔咋就不早喊一声呢！这孩子烫的啥样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啊！这胳膊一大面子全烫掉皮了，露出嫩嫩的粉红色的肉芽……直到现在，巍巍的胳膊上，还有一道深深怀念爷爷的疤痕。

爸爸这一辈子，正像一首歌词唱的那样：是登天的梯，是那拉车的牛。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家家生活都很富足，小日子过得一家比一家好。爸爸虽然定居在三岔河四弟家，但也经常到吉林二弟、二妹家，到长春老妹家，到松原我、大妹、三弟家走走看看，住上一阶段。不论住到哪里，爸爸一是帮助做饭，为上班族调理调理伙食；二是坚持晨练，每天清晨到所在地公园做五禽戏、打太极拳。一些老年人看爸做的很标准，动作又很到位，就主动邀请爸爸当教练，爸爸不厌其烦，一招一式地教他们。

八十年代末期，我们俩口人上班（都是单位的骨干力量），三个孩子两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上学的忙，工作的比上学的还忙，甚至礼拜天比平时更忙，每天大家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家务活总是欠账。爸每次来松原都批评我们：你看看你们这个家，造的皮儿片儿的，住的没有型，吃的没有样，旁人家都在过日子，你们家却在混日子。

也许是长期从事照相职业的关系，爸爸平日非常注重穿着，步入老年后仍然是仪表堂堂，从不邋遢。他的内外衣从不让别人洗，都是自己动手洗。爸说，虽然说穿衣戴帽个好一套，但这也是个严肃的问题，不信你看哪位国家领导人的穿戴像济公活佛？这衣服面料好坏没关系；时不时髦没关系，关键是你穿上它必须要板板整整的，它不仅代表一个人的形象，而且也能看出你的身份、地位和性格。要想让别人瞧得起你，你自己首先要瞧得起自己，就算是装相你也得装。

一九九一年，是农历羊年，我搬到财政新楼，爸和四弟全家到我新楼过年，这一年是爸（73岁）、我（49岁）、三习(13岁)三个人的本命年，都说属羊的命不好，但我们祖孙三代都属羊，这羊成了群，便成了三阳开泰。（注释：阳与羊同音，羊即为阳。“三阳”依照字面来析，解释为三个太阳比较直观，即早阳、正阳、晚阳。朝阳启明，其台光荧；正阳中天，其台宣朗；夕阳辉照，其台腾射。均含勃勃生机之意。“泰’是卦名，乾下坤上，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我们见到“泰”，总是大吉利。开泰以“求财”来卜，就是大开财路；以“求婚”来卜，就是大开爱门。）

爸跟四弟一家住上楼房以后，每逢冬季下雪天，爸都主动清扫楼下公共用地的积雪，始终保持那种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传统。爸爸有一双穿了很多年，补了又补的旧胶皮靰鞡，四弟当做垃圾从楼上灰道扔了下去，爸在楼下的灰道出口发现后，又捡了回来，第二天四弟发现这双鞋还放在屋里，又一次扔到灰道，竟又被爸捡了回来。这回呀，四弟把这双鞋远远的扔到街里的垃圾堆去了。爸爸不仅自己勤俭节约，还把这种传统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记得有一年夏天，爸爸领着孙女薛巍和外孙女王欣月去长春胜利公园玩，欣月家住在吉林工大院里，爸爸领着这两孩子不坐车，一直从工大走到了公园，玩完后回到家，老妹妹问孩子们，玩的好不好？孩子们说：“嗯，还行吧！”老妹妹问在公园做啥了？孩子们说：“坐马路牙子了！”老妹妹不解，问：“怎么坐马路牙子呢？”孩子们说：“来回走累了，歇会儿呗！”

进入九十年代，我每年差不多都给爸爸500元零花钱，每次我给爸爸钱，爸爸都说，我现在一点也不缺钱花，你给我钱做啥？但爸爸还是高兴的用老毛子话数钱：“阿金、德瓦、特例、齐特丽、比阿吉”。结果，他把这些钱都攒了起来，一个也没舍得花，存到银行的储蓄折里。（直到爸爸去世，四弟按着爸生前的嘱托，在家中冰箱上面找了出来）。

1998年7月，由四弟牵头，我们八个孩子在老家三岔河二旅社大餐厅给爸爸祝贺了八十（虚岁）大寿。老亲少友共来了三、四百人，大家频频举杯，盛况空前。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爸爸一个人养活了我们八个子女，而我们对爸爸的付出和回报太少太少了。我们这些不肖子孙都愧对他老人家。爸爸是伟大的、慈祥的，然而父爱又是苦涩的、难懂的、忧郁而不可企及的。

与爸爸结缘一生，你那博大的胸怀承载着对岁月的眷恋、对生活的热爱、对往事的缠绵；

爸爸呀，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你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我们美满幸福生存环境；你用平静的心态，阅历了人生中的顺境和逆境；你用豁达的胸怀，尽力满足同志和亲友的苛求、客观地对待社会的不公；你用睿智的眼光，经历和体验了风云变幻的人生旅程；对未来，你始终充满希望和信心；对儿女，你既像冬天那样严厉责备、又像春天那样情意浓浓。你那种不弃不舍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你那种不卑不亢的做人尊严，成为千金难买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影响了我乃至下一代人生观的形成，使我在生活和工作中，从容地面对贫富、苦乐、荣辱与得失，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推敲出我的人生格言。这格言，既要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又要献给所有善良而又热爱生活的亲朋——

“人，活在世间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颗爱心。富有爱心的人，不但自己生活得充实快乐，而且能感染周围的人。可能你并不富有，没有炫耀的地位、没有显赫的名声，但你富有爱心，在精神上，你就是一个富翁。有爱心的人，得意淡然、失意泰然、穷达皆忘、宠辱不惊”。

爸爸语录（一）：古人说，“十分精神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子孙”我认为这句话很有哲理。

(二)： 为人处世，不以自我为中心，可以远离灾祸。

(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万事都机关算尽，把事做绝，要留有余地；不要太尖刻，有时还要冒点傻气；遇事要与人为善，退一步，让几分，要心胸豁达、难得糊涂，把精神头儿留给子孙几分。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使家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爸爸语录（四）：饱受战争苦难的人最祈求的是和平，我开照相馆就要用“和平”这两个字做为名字

爸爸语录（五）：出煤面的都是好煤，石头不出面。咱们家以后不买块煤烧了，就买煤面烧。把它拖成煤坯子，照样好烧！

爸爸语录（六）：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这西葫芦（角瓜）刚下来的时候街里卖两毛钱一斤，一个月以后大濆（濆 【拼音】：[fén] [pēn] 【字义】：[fén] 1.水边；岸边：“铺敦淮～。”[pēn] 1.古同“喷”：“～泉上涌。”2.涌起。3.涌起的高浪）下来就一分钱一斤，把早下来的卖它换钱，等大濆下来时再吃。你早吃一个月，难倒还能多长一块肉啷当着？

爸爸语录（七）：兄弟姐妹相聚到一起，是几千年几万年修来的缘分，要珍惜、善待这种缘分。不要强迫别人来爱你，只管去爱别人，别人就会爱你。(1981)

爸爸语录（八）：我这一辈子，深一脚、浅一脚，坎坎坷坷，总算赶上好年头了。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 (1994一中七楼）

爸爸语录（九）：日子稍微好一点了，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这才哪到哪啊？不能忘乎所以。好了伤疤别忘疼，生活富了别忘穷。李闯王能坐十八年的江山，结果十八天就挥霍完了。要细水长流，有福也要慢慢享。

爸爸语录（十）：没有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咱家刚从贫穷窝里熬出来，不要笑话穷人，笑话人家等于笑话自己的父兄。千万不要撂下花簍打花子。

爸爸语录（十一）：夫妻是缘，儿女也是缘，兄弟姐妹还是缘。要以欢喜心接纳人，以柔和心理解人，以慈悲心对待人，以恭敬心尊重人，以感恩心报答人.

爸爸语录（十二）：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既然走到一起，必然有很深的渊源。兄弟姊妹不要叽叽咯咯的，要亲亲热热的。什么你的我的，多了少了？要主动奉献爱心，要互敬互爱、有尊有让。

爸爸语录（十三）： 虽然说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但这也是个严肃的问题，要想让别人瞧得起你，你自己首先要瞧得起自己，就算是装相你也得装。

献给天堂里的爸爸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