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巫宁坤的《一滴泪》一一悼念巫宁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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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巫宁坤先生辞世，仅以十多年前的一篇读后感悼念之。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读巫宁坤自传体小说《一滴泪》

邓晓文 2008-12-27 星期六

读完了巫一毛的自传小说《暴风雨中一羽毛》，又读她父亲巫宁坤的自传小说《一滴泪》。感慨颇多。有幸在杨苡先生家见过巫先生一面，80多岁的人，思维敏捷，谈笑风生，看起来要年轻得多。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曾受过那么多惨无人道的摧残，在北大荒在宁河劳改农场他饿得浮肿将死，是夫人李怡楷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勇气和力量，又冒着极大的危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他从死亡的虎口夺了回来，使他保外就医回到家里，获得生存的机会。书中有好几章是李怡楷的回忆，读起来特别催人泪下，所以读这本书最令我感动的人物就是李怡楷，她是天主教徒，颇具基督精神，是圣母式的人物。

巫宁坤是英美文学学者，翻译家，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抗战中投笔从戎，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1951年，巫宁坤博士学位尚未拿到，就接到燕京大学西语系赵萝蕤教授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于是，他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登上了回国的邮轮。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他匆匆搜罗来的英国文学和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好友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就这样他不顾好友李政道及其他亲人的劝告，毅然返国任教。

8月中旬，巫宁坤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不久，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巫宁坤则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30来岁的教授。他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后，还勤奋翻译，《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就是他那时的译作。 沉重的工作压力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讨论时，人人都得暴露思想实际，不允许沉默。除此而外，晚上全校老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人人得做笔记，期终还得考试。他觉得十分无聊，不停地抽烟，或者打瞌睡。有一次，他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这成了他思想落后的证据，为他日后挨整埋下了伏笔。在这段黯淡的日子里，他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终生相伴的爱人，李怡楷是上帝赐予他的，陪他受难，解救他于死亡边缘。

195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 20多名的外语老师开会批判他。有人指出他所说的“洗脑”，是美帝捏造的反动谰言。有人揭露他在斯大林逝世时非常勉强地参加了悼念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还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个人英雄主义。

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积极分子们争着发言，大喊大叫，声势汹汹，把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姓俞的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而被人抬走。会后，他刚回到家，就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翻箱倒柜地抄家，把东西扔得满地。有孕在身的妻子，年老多病的老继母都被搜身。还追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等。没有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全部带走了。

他被软禁在家时，巴金夫人萧珊给他寄来了法文原版的司汤达的小说《巴尔姆修道院》，他就着手翻译起来。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他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1956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周恩来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使巫宁坤顿感高兴。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开的一位干部向他道歉，并向他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 6月中，他和妻子带着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巫宁坤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他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

1957年春天，他忙里抽闲地为几家重要学术刊物供应约稿，哪里顾得上“鸣放”。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言之凿凿地保证：党中央强调了这次整风必须“和风细雨”，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动员巫宁坤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他表示对教职员鸣放会很不满意，提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他认为大学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以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进行动员。同时，教师党支书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在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上就发了言。就这样中了“阳谋”。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特别是“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地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向我们道个歉吧？”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做法。认为我们有几亿人口，但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成为民族的良心。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质疑，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他还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他的发言很满意，其他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开学后也不上课，而是停课搞“运动”。揪斗“右派学生”和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

1958年4月17日下午，巫宁坤被送到了北京“半步桥监狱”，两个月后又被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则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打冰方。两年后这些“劳教”的“右派”，由武装押送到宁河农场，本以为离京城近了，境遇可以改善一点，却不料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右派”们全都浮肿，陆续有人死亡，他们亲手埋葬了一个个难友。巫宁坤靠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位兄长从天津，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勉强活了下来，超强劳动、浮肿和肌饿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他只有向李怡楷求救。

李怡楷是个极为忠实的伴侣。为了巫宁坤，她失去了很多：在京城生存的权利、当教师的权利、她的健康和欢乐，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她的良知和她对生活的信念。这在那个非人的年代尤其难人可贵。

在巫宁坤面临死亡之际，她好不容易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农场探监，看望三年没见面的现在又面临绝境的爱人。然后又接连两天不顾监管人员的一再警告，带着三年没见过爸爸的儿子一丁和出生后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一毛，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车站下车，来回轮换着背着孩子和高价购买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单程18里、来回36里的石子路，与气息衰弱的巫宁坤见了三次面。在那里，她碰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丈夫收尸。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靠打零工养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哪有能力到黑市购买高价食品支援丈夫。她的遭遇使李怡楷泪流满面。她宁可冒着超假的危险，也要把巫宁坤救出苦海。

她为此决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虽然于副校长借口他们夫妻二人已与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再三推托，但她反复陈情，终于说服了于副校长。他最后同意争取让巫宁坤保外就医。

1961年6月29日获准回家。1962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鼓起勇气向外语系李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不久，系里就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当临时工，每月工资60元。这虽然不及他当教授时工资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满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让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8月初，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李怡楷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的爱人巫宁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于巫宁坤恢复公职一事，因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毫无结果，只把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60元涨到70元。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安徽大学文科楼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接着他就被学生们揪斗，开始了新一轮的受难。

书中巫宁坤对被打成右派和被迫接受改造的过程以及其间的生活细节写得非常详实，夹有颇多精辟辛辣的议论。这本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给人强烈的悲剧感。巫宁坤钟爱莎士比亚悲剧，他怀揣一本英文版的《哈姆雷特》和一本杜甫诗集踏上了劳改之途。在被放逐的兴凯湖边他吟诵着《哈姆雷特》中的“丹麦是一座监狱”，思考丹麦王子的悲剧的实质，却不想自己早已经是现实中的悲剧角色。

有网友评论说假如仍然沿用王国维关于三种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说法。于我看，巫宁坤一人独占了三项。迫害是一大社会悲剧，不遑多论。但他当初应赵萝蕤教授的邀请，尚未完成博士论文就匆匆从芝加哥大学回国，结果从此被错划，错打几十年却颇有命运弄人之感。当初李政道作为小学弟送巫宁坤归国，数十年后，功成名就的李政道来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巫宁坤往访，讲述了自己和其他一些学友的不幸经历，可接下来“……他（李政道）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感情。他自信而有尊严地坐着，一看就是个标准的大学者，我很快就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巫宁坤竟产生奇想，假如当年在1951年7月的旧金山，不是他送我，而是我送他……这种戏剧性的人生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巫宁坤生性爱直言，这已经足够铸就性格悲剧；性格决定命运，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