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里～武汉一中附近的老里份

一中老校友

华中里

武汉一中附近的老里份

（有关资料来源于《武汉文史资料》）

华中里的位置和里份布局

华中里紧挨江汉路上最繁华的中心百货商店和璇官饭店。东北为江汉路（原名歆生路）东南为江汉一路（原名歆生一路）．西南为前进五路（原名济生五马路、府东五路、宪政五路），西北为江汉二路（原名歆生二路）。里份中有纵向巷道三条，其中一条通江汉路和前进五路．横向巷道两条，均通江汉一路和江汉二路，总长1200米，各宽3-5米。里份共有150多栋二层楼的砖木结构楼房，是20世纪20年代武汉规模最大的里份之一。华中里由上海联保水火险有限公司投资，建于1920年前后，原名新联保里，以区别于前两年在歆生一路对面建成的老联保里。1931年，新联保里转为中国银行所有，中国银行以其属华中地区产业，改名华中里。
老联保里位于歆生一路另一边，共有40余栋2层或3层的楼房。由汉口著名的景明洋行设计。里份中问有T型巷道，总长220米，宽4米，分别通歆生一路和济生五马路。2007年公布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

华中里的开发商

上海联保水火保险公司是民国早期著名的粤资保险公司，191 5年1月创办于香港，由李自重、黄茂林、陈任国等发起，广东银行为主投资。总公司设在香港，并遵照英政府规章注册。李自重任董事长兼总司理。注册资本300万港元，实收143万港元（额定12万股，每股25元），经营水火险、船壳险、汽车险等。在香港、广州、汉口、大连、哈尔滨、仰光等地设有分公司，在九江、镇江 、杭州、青岛、烟台、威海卫、东北以及新加坡设有代理处：李自重的父亲李煜堂是广东、香港著名的实业家，先后创立联益、康年、联泰、羊城、联保等多家保险公司，分店遍布国内各口岸及南洋一带，被称为“保险大王”。1927年，联保公司迁至上海，李煜堂为总经理．1931年9月30日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
联保公司在武汉投资的最大手笔是华中里前面的璇官饭店和国货商场，璇官饭店和国货商场浑然一体，由景明洋行设计，汉协盛营造厂与正兴隆营造厂施。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上5屡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1929年开T，1931年建成，为汉口近代最大商业建筑。其建筑形式仿照上海老永安公司大楼布局设计立面设计，采用西方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折衷主义手法，造型活泼多彩。大楼转角处的商场门廊两侧，五层门窗附墙和顶部塔亭均饰圆柱，是西式巴洛克古风；而矩形门窗修饰极少，则为现代式。饭店楼层均有临街阳台，而商场二、三层则无阳台设施。为突出大楼两侧的饭店和商场入口，其上部五层处分别挑出吊楼式圆拱顶柱廊，使整个建筑立面的处理和修饰有方有圆，有凹有凸，不拘一格，活泼有致又颇为壮观。顶层平台建有标志塔。饭店三层以下为客房，三层以上为游乐场，可供各种娱乐和戏剧演出，设有电梯。底层做桃花石地面，二层以上皆在钢筋混凝土楼板上拼铺木地板，内部装修颇为讲究．是近代武汉最高档、最豪华的饭店之一。2011年，璇宫饭店被列入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华中里的前世今生

新联保里建成后，因为处于汉口租界区、“模范区”和华界的结合部，与老联保里一样，成为富人绅商的居住区；而新老联保里所在的歆生路以及歆生一路、歆生二路，临衡铺面十分兴旺，其中不少是钱庄，；里份中则有一些是“乐户”（媚妓业经营者）。据《武汉市志.金融志》记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白银风潮”和沦陷时期的打击，武汉钱庄业从巅峰时180多家减少到几十家，乃至全部停业，抗战胜利后死灰复燃，一度幕荣，1948年经过整顿、登记，合法经营的60家钱庄中，位于江汉路的有义丰、祥发、祥和盛、晋和、正泰、新德、益民、永庆、葆和、中胜等10家，位于联保里的有古成、晋安两家。
在新联保里（后称华中里）的老住户里，李舟侯具有典型代表性。
李介侯(1876-1956年)，汉阳县长乐畈（现东西湖区三店农场）李氏幺屋湾人。祖辈数代以《易经》为传家之学。童年，其祖父授以爻辞知识。及长，师从汉阳名士李哲民和密昌墀，努力钻研20多年，著成《周易常识便读》一书（1936年付梓）。著名学者张纯一阅后颇为赞赏誉之为“处草泽饱学之士”。
李介侯青年时曾任吴佩孚军需部要员，民国时期在武汉投资房地产，拥有华中里、璇官饭店房地产及家乡西湖大片草场．在汉口贺衡夫经营桐油出口业的乾昌油行也拥有巨额股本．李介侯又是主持兴筑平城垸的密昌墀的追随者。李介侯在抗战时期是共产党团结的开明人士，曾出席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历次召开的县参议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汉孝陂边区县人民政府的抗日活动作过很多贡献。1949年6月，应邀出席汉阳县人民政府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1956年在汉口华中里病逝。
华中里、联保里在抗日战争武汉沦陷后，被日军强占不少房屋，有的开设军队妓院——慰安所，有的用作养马。日军最先于武汉沦陷半个月后在南洋大楼背后的积庆里开设慰安所，其后在联保里、华中里、生成里等处设27家慰安所，冉加上武昌的紫阳湖、粮道街、三道街等地，日军在武汉开设的比较正规的慰安场所超对30家。据武汉青年收藏家葛亮介绍，上世纪90年代华中里拆迁时．他收集日军在华中里设立的神社的一些建筑残件。
联保里内又隐藏着另一面的历史。1926年8月，参加国共台作的共产党员董必武秘密居住于联保里4号，进行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工作，为推动国民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武汉沦陷后的1940年，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在联保里内设立了秘密据点，曾当街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淡郎，也曾在新市场附近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掷炸弹，当场炸死日军17人，令日寇闻之色变。抗战胜利后，军统变身的保密局又在联保里设立据点，以汉潮通讯社为掩护，从事侦查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活动。
华中里前面的江汉路上，出现过两个国货商场，是武汉国货运动的象征。汉口开埠后，市场洋货日益增多，特别是日产颜料（即染料）、洋针，洋线，扣子、洋火、洋伞、洋蜡、洋钉、洋铁、面盆、肥皂味之素等东洋货，无孔不入；美国玻璃丝袜、唇膏、香粉；法国巴黎香水；英国哈德门、美女牌香烟、美孚洋油；德国钟表及八音留声机等，汹涌澎湃，洋货占据市场半壁河山。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货运动在国内各地风起云涌，武汉各界也掀起国货运动浪潮，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汉口市政府1928年发布法令，“提倡国货，为救国要图”，“各机关公用物品应严饬经济人员注意采购国货，告诫公务人员家族和个人，日用品必须尽量购用国货，以为倡导”。歆生路上的中华国货商场（后来的中心百货商场）．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1931年“九一八”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武汉人民抗日浪潮高涨，自动公布敌货目录，查禁日货，形成人人用国货的自觉行动。1937年4月，实中国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在上海组成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计划在56个大中城市设立分公司，武汉率先响应。8月13日上海抗战以后，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派庶务股长胡士澄来汉口任经理，在歆生路313号（并非后来的中心百货商场）设立国货办事处，在盘存大批国货品种，从事批发业务，疏通销路与运输的同时创建武汉分公司（独资）。该公司于 1937年12月1日开张，1938年9月20 日在武汉沦陷前夕宣告停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国货联营总公司派员来汉筹备复业事宜，在武汉金融实业以及工商界人士贺衡夫、程子菊、陈经畲等率先参股下，1946年10月复业资本额定为法币l亿元。选定歆生路原中华国货商场（沦陷时期为日军军火仓库）一楼680平方米为商场，二楼为沪市驻汉代表办事处．三楼为办公室。10月10日以魏吉甫为经理的国货公司开业，汉口市长徐会之偕夫人赵静娟参加辨扎剪彩。这一天，顾客盈门，营业额高1亿元。商场内设有绸缎、针棉织、服装内衣、搪瓷鞋帽、化妆品、水瓶及文具用品专柜和礼券部。公司公开宣布，凡购买货物有假冒及伪装改制品，可举报投诉，发现一宗者获奖金50元。
20世纪50年代中期武汉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政为公私合营企业后成为国营武汉市百货公司中心门市部，经营面积由楼扩大为三楼，很长时间里都是湖北省和武沮市内最大的百货商场。
国货商场对面的聚兴诚大楼，则浓缩了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历程。聚兴诚银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川帮银行，系重庆富商杨文光及其族人于1915年出资创办，在上海、天津、昆明、成都、武汉等地设有分行。据说1919年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信托部，中国本士从此有了金融业的“信托”专业部门。作为一个纯民间、无官僚背景的家族企业，长期遭到以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官僚资本的重重挤压，帝国主义的觊觎控制以及家族之问的纷争攘夺，劳资之间的冲突斗争，矛盾交织，里外夹攻．但还是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求得生存和发展。抗战胜利后的聚兴诚银行能够与中国银行并称，在重庆四川和国内近代金融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聚兴诚银行很早在汉口开展业务，1921年曾将银行总部迁至汉口 ，1930年又迁回重庆。汉口的聚兴诚银行大楼于1936年开始建设，由景明洋行张境工程师设计，李丽记营造厂施工。整栋建筑六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形式，楼高39. 39米，建筑造型属于装饰简洁的现代派风格，是中国建筑师在武汉设计的又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是当时武汉非常瞩目的高层建筑之一。，施工过程中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工，口军在武汉沦陷后将已装修的地板和门窗均拆除搬走．仅仅剩下个框架空壳。抗战胜利后．汉口聚兴诚大楼时建时停，一直没有完工。1950年，聚兴诚银行将未竣工的大楼框架售于中南工业部，1951年初按原设计继续动工修建，8月全部完成竣工。建成后一度改名为“工业大楼”，20世纪50-90年代一直足武汉机械工业管理部门的办公楼。
国货商场旁边的璇官饭店，以及璇官饭店对面的海陆饭店（建于1937年，汉协盛营造厂承建），是当时武汉华界最高级最豪华的饭店和娱乐场所。璇官饭店里华美的西餐厅、时髦的弹子房和凌霄游艺场以及放映好莱坞最新影片的电影院都是武汉最时尚的风向标。饭店内的客房很典雅．蜜棕色的长条木质地板打着芳香的油蜡，光亮照人，厚实的房门镶嵌雕饰，配以颇有质感的黄铜把手；浴室的墙面是光洁的大理石，高大的天花板上雕着精细的花纹，地上铺着细腻的马赛克地板，墙角处放置的盆景吐着清香。众多在两个饭店下榻者非富即贵。1937年7月郭沫若从流亡地日本回国到武汉从事抗战工作，就下榻于新落成的海陆饭店；徐悲鸿和蒋碧薇则住在璇官饭店。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军事调停赴”三人执行小组来武汉，选定璇官饭店为其办公地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个饭店均是对外接待饭店。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璇宫饭店会见并宴请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饭店还住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叶剑英、董必武等领导人。俄罗斯、朝鲜等同家的艺术团在汉演出，也在饭店下榻。
1998年，到武汉投资的香港陆氏集团对华中里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华中里开始整体拆迁，除建于1950年的华中里小学未动外（一中不少校友曾就读该校），里份的所有老房子全部拆除，建成数栋新式商住楼，老华中里被后来的华中里社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