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总爱和父母拉家常。父子间的谈话总是在父亲的一句“最近怎么样?”开始,期间母亲也会偶尔插话,很享受这种亲情在家长里短闲聊中静静的流淌。上周末又回了一趟老家,闲聊到最后,父亲才不无伤感的说到:你沟姑家的胜娃死了,晚上去岭南煤矿附近逮蝎,跌进了枯井。救援队救上来送到医院,第二天就走了……。父亲后来又说点什么,我全忘记了,淡淡的哀伤把思绪又拉到了从前……


胜娃年长我两岁,是我远房姑姑家的儿子。他家住在离老屋(上院)不远的沟里,上院里的孩子都叫他妈“沟姑”。胜娃是沟姑家的老三,因为年龄相仿,自然成为童年的玩伴。夏天吃桑椹、果园偷苹果、下西河摸鱼、上树掏鸟蛋,村子里的老树没有一棵没爬过。


上世纪80年代,缺衣少食、物质匮乏。孩子们最期盼秋天和过春节。因为秋天玉米熟了可以吃煮玉米,春节能穿新衣,还能吃上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肉饺子。一到秋天,煮玉米是孩子们的最爱。又鲜又嫩的玉米棒子,被大人从地里担回来,堆在大院里每家的门前,晚上闲下来大人会拉出电灯,全家人齐上阵,拿上小板凳围在一起,把白天担回来的玉米叶子捋起、编成玉米辫用铁丝挂到墙上。孩子们这时候最开心,一会儿帮大人把远处的玉米棒子用篮子提过来,一会儿又三三两两的玩着闹着,院子里洒下欢声一片。这时候,每家都会煮玉米,又鲜又嫩的玉米粒煮熟了盛到孩子们的碗里,上面再浇上南瓜丝炒的绿油油的菜,美味极了。每每此时,小伙伴就会开展“大嘴王”比赛,看谁嘴里含着玉米粒最多,轮到谁时,就会用筷子小心翼翼的把玉米粒一颗一颗的往嘴里放,其他人则在一旁大声齐声合着数数字:25、26、27……。直到吃玉米的,嘴里实在含不下了(不许吃的),举手喊停,胜娃嘴大,每次基本都是第一。一次当吃到“100”颗玉米粒的时候,不知道谁忍不住笑了一声,胜娃控制不住,一下子把嘴里的玉米粒全喷在地上。院子里顿时笑成一片,有的甚至笑的肚疼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胜娃天性憨厚,与人和善。往往一放学,上院的小伙伴们一回来就在院里捉迷藏,每次总是我们大家先藏起来,让他找。我年幼比较顽皮,脑子聪明,个子又小,最难找。有时躲进奶奶叠好被子里、有时藏进衣柜里,有时找来找去,天黑他也找不着。一次因为回家太晚没做作业,胜娃被沟姑狠狠的打了一顿。第二天放学玩捉迷藏,大家还让他捉,他从不推辞、乐此不疲。


打小起,胜娃就不爱读书。一次考试,数学考了个位数,放学后怕家长打不敢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不爱学习,他无奈的说:一打开书我就头大,反正就是不想学。四年级期末考试,镇里统一组织去古河学校(老家阳城东冶北部较大的中心学校)考试,因为上午考一门,中午不回来下午接着考,家长都会给孩子准备了干粮。那次一进考场,胜娃蒙圈了,发现只带了沟姑给他烙的油馍,没有带文具盒。结局可想而知,考试回来又是臭骂一顿。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大人嘴里说的“光知道吃”是什么意思。事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带文具盒,他说:我妈烙的葱花油馍太香了,我先放把油馍放包里,两张呢?我把文具盒放在油馍上面,肯定在路上跑丢了。


沟姑家孩子多、负担重,胜娃又不爱学习。小学毕业,沟姑就不他上学了。实际上从那时起,我和胜娃就联系少了。期间我上学,他帮家里做农活;我参加工作,他跟村人出去打工,修房盖屋、修路掏炭、制陶瓷、挖铁矿,什么苦活累活也干过,胜娃干活肯出力、不耍滑耍奸,村子里谁揽上活,大家都愿意带他干。期间每次回家,遇到他,他总是憨憨的笑。这些年,他也学会抽烟、留起了胡子。村里遇到红白喜事,有时也喜欢喝点小酒。


胜娃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由于光知道干活,不善言辞,最后以失败告终。前几年沟姑因病去世,再见他时更是沉默寡言。打工赚来的钱,他从不乱花,每逢春节,村里的年轻人从外地打工回来,都会聚起来,打打麻将,爬爬坡(一种有彩头的扑克游戏),胜娃从不参与。这几年省吃减用,楞是将沟姑留下的破窑洞、旧房子重新修成高门大院。


后来听父亲说,出事的那段时间,正是捉蝎子的高峰时候。村里的人一到晚上,青壮劳力每人戴一盏矿灯出去逮蝎子。眼活手欢的好把式,一晚上可以捉半斤,200多呢?出事的那天晚上,当村人都还坐在门口端着碗吃饭时,胜娃就骑着摩托逮蝎子去了。这一走,就走完了他的平凡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人这一辈究竟图了啥?假如胜娃懂得及时行乐这个道理,把一切看淡了,也许走的会坦然一点;假如胜娃从小在读书上肯点下功夫,他的人生也不会过得如此艰辛;假如沟姑能够再多活几年,在胜娃生活需要亲情慰藉时施以母爱的呵护,给他指点人生的迷津,也许胜娃现在也是有儿有女,正在享受幸福的人生。但是,人生没有假如。


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写到: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所以,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

(文/郑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