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老骥伏枥

    　　这篇文章是我姐姐桂未明今年应《红蔓》杂志(中英文版，双月刊)所约而作，刊登在第四期(2019年7月15日出版）上。

      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父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是在怎样的艰苦环境下参加革命，並利用其留学之际在国外开展革命工作及戏剧文学活动的经历，了解得太少太少了。
       虽说此文只是记载了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一些活动，但对我们现在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中国新文学的初心是从父辈他们开始的。

       　　 父亲杜宣学生时代的文学戏剧活动   

 (原作）桂 未 明   

       父亲杜宣于 1931 年从九江来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预科，是一个爱看书爱写诗的学生。“九·一八”事变爆发，打破了学校的宁静。父亲跟着进步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乘火车去南京请愿，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1932年1月28日，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愤怒的学生在左翼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公剧社”。预科生和大学生都可参加，父亲也是组织者之一。董每戡是剧社的导演，他帮剧社排了两个独幕剧：田汉的《姊姊》和董每戡的《饥饿线》。父亲不是演员，但在董先生一个多月的排戏、说戏的过程中，他渐渐被戏剧的魅力所吸引。同年10月他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公剧社”连续40多天在新世界剧场演出这个剧目，专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集寒衣。当他们正为演出成功而喜悦时，父亲和同学中的几个支部委员都被校方开除学籍。在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下，1933年元旦，他们成立了“三三剧社”，父亲是负责人。剧社中成立了“剧联”，由父亲做组长。父亲说，从这时开始，他进入了正规的戏剧活动。那年他19岁。

 　　 日本留学的杜宣    

1933年，父亲东渡日本，在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年末的一个晚上，因买书结缘的光华书店老板请父亲去吃饭。父亲应邀来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有明馆”。原来老板请的是郭沫若，父亲是作陪的。鲁迅和郭沫若，是当时青年心中的两大偶像，可望而不可即。现在郭沫若就在眼前，父亲大喜过望。郭沫若招呼父亲到身边坐下，询问了他的姓名和籍贯，接着问起父亲是否听说过他一个从日本回江西的同学。原来，这位郭沫若的留日同学竟是父亲读私塾时的老师。谈起了熟人，父亲就放松了。郭沫若烟瘾很大，侃侃而谈，他叮嘱父亲首先要学好日语，而后向父亲介绍了3位刚从帝国大学中文学部毕业的学生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期刊。郭沫若说，你们一定能够取长补短。后来父亲和他们成了终生的朋友。

     　　日本留学的杜宣

       1934年夏，父亲在茅崎海滩租了房子度假。一天，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带了一本刚出版的《文学季刊》来找他。上面有曹禺的处女作《雷雨》。竹内好说，他已看了，写得好。建议喜欢戏剧的父亲也看看。他还在目录上，用红笔把《雷雨》圈了出来。父亲连夜读完了剧本，剧中的情节在他脑海里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杜宣与吴天、刘汝醴合作导演的话剧《雷雨》剧照

       暑假过后父亲回到东京，同爱好戏剧的中国留学生们讨论《雷雨》，打算把它搬上舞台。父亲认为他一人导演，能力不够，便邀请刘汝醴和吴天一起来导，请了商科大学邢振铎兄弟等人参加演出。舞台制作方面，父亲寻求日本左翼戏剧的前辈秋田雨雀先生帮助，他介绍了筑地小剧场的舞台部来制景；化妆、服装和音乐也由日本朋友担任。1935年4月27日，以“中国话剧同好会”的名义，《雷雨》在东京一桥讲堂正式公演。因剧本较长（至少4个小时），违反了日本政府的“夜间娱乐活动不得超过十一点”的规定。演到第三幕时 ，警视厅来人当场禁止演出。全场都很震动，但观众都表示了谅解。那明后天怎么办？父亲不得不连夜删去序幕、尾声，调整第三幕，以保证后面两天的演出。

      杜宣与吴天、刘汝醴合作导演的话剧《雷雨》剧照

        这是《雷雨》在国外的首演，它打响了曹禺的知名度。那时巴金正在东京，他看过话剧彩排，也去看了第一场被终止的戏，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些。时隔20年，巴金把珍藏的当年《雷雨》的一张剧照送给了我父亲。 

       　　巴金赠予杜宣《雷雨》剧照背面的题字

       《雷雨》首演成功之后，父亲他们特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报告他们排练和演出的情况。曹禺的回信中，在感谢海外友人的辛勤劳动之外，对演出中的一些处理方式有不同看法。曹禺写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但绝非是一个社会问题剧”。对剧本的删节“只好认为是无法子的事。”父亲他们认为，这封信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矛盾，决定在父亲主编的《杂文》杂志上发表，并由父亲加了“编者按”，以供戏剧爱好者研究参考。

   　　 杜宣主编的《杂文》杂志第一号封面

         对于父亲编的这本《杂文》杂志，我是工作后才知道的。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吉林文艺》编辑部工作。大约是1975年，编辑部打算新开一个“东北作家群”栏目，要求我负责组稿。我思想负担很重。正好过年回家探亲，我把烦恼告诉了父亲。他听了之后就把他曾向鲁迅和郭沫若约稿的往事告诉了我。

      《杂文》第一期中关于《雷雨》的文章

        他翻出这本杂志给我看，封面上是木刻的“杂文”两字，印有“《左联东京分盟》主办刊物”字样，有本期主要作品目录，双色印刷。这是他和帝国大学的同学猛克等人合办的。杂志内容除杂文外，还有文学作品、评论文章和外国文学译介。父亲说，他们是自筹资金办的，不付稿费，大家积极性很高。父亲第一个就找郭沫若约稿，听父亲说明来意，他让父亲等着，当场就写了一篇散文《阿活乐脱儿》，署名“谷人”，交给父亲。父亲有点失望，但郭沫若说：“读者看的是文章，不是看名字的。”父亲拿回去后，还是把它放在第一期头条。1935年5月15日《杂文》第一期出版后，父亲立即寄了一本到上海内山书店请他们转鲁迅先生，还附约稿信。很快，鲁迅先生寄来一篇《孔夫子在现代中国》，署名“鲁迅”。父亲很高兴，马上寄给郭沫若看。不久，父亲就收到一篇署名“郭沫若”的文章《孔夫子吃饭》。这2篇文章同时发表在《杂文》第二期上，在文学界影响很大，发行量大增。叙述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兴奋。父亲还说，做编辑的也要学会和人打交道。真正的大家是很看重年轻人的，他们说不定喜欢和你说话呢。他们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只要心诚就好，即使碰钉子，也是一种学习。他鼓励我去尝试。回东北时，他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我去北京找了舒群、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完成了组稿任务。

     1936年于东京筑地小剧场，话剧《娜拉》全体演职人员合影，前排左四为杜宣

       那时，吉林省文联有个资料室，休息时我常去那里看书。一天翻到一本“聂耳纪念集”，16开本，是油印的。我很好奇，打开了它。居然发现我父亲1935年11月1日写于东京的《永别了，聂耳》一文。我不假思索地把它抄了下来，寄回上海。

   　　  1935年夏，在东京举行的＂聶耳 追悼大会＂合影(第一排最中间者是杜宣)

       后来听父亲说，聂耳在上海时由田汉介绍加入了左翼剧联和音联，1935年春因躲避国民党追捕，来到东京。他们第一次请他来讲课时，父亲并不知道聂守信就是聂耳，还闹了笑话。他看着签名本上“聂守信”的名字，在会上说，今天本来有位音乐家聂耳先生要来参加大会，不知道来了没有，结果聂耳在会场里站了起来自报家门，当时大家都怔住了。以后他们就熟悉了。父亲说聂耳体格很健壮，非常健谈。这年7月，他们相约去北条海岸度假。父亲打算请聂耳介绍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卖报歌》等作品时的感想，没想到在7月18日上午，他们收到聂耳房东的急电，说聂耳17日晚在鹄沼溺亡。于是这个暑期，留学生就忙于聂耳的悼念活动，由父亲提议油印了这本纪念册。聶耳比父亲长2岁，去世时才23岁。他的去世父亲为之惋惜。在父亲晚年时，我还陪他去了鹄沼海边进行凭吊，那里建有由秋田雨雀撰写碑文、郭沫若题写的《聂耳终焉之地》的纪念碑。

     1991年12月，杜宣就其当年留学日本时开展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并由日本著名音乐家团伊久磨陪同

       《雷雨》的几场演出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对戏剧的兴趣，“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座谈会”就这么成立了。父亲他们又连续排演了果戈里的《视察专员》、托尔斯泰的《复活》、田汉的《洪水》等剧。之后，父亲他们又以“留日剧人协会”的名义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在这段时间里，通过秋田雨雀，父亲认识了日本左翼戏剧家、新协剧团团长村山知义先生，加强了和日本左翼戏剧的关系。此后两年间，他们几乎观看了新协剧团和新筑地剧团所有的剧目，那都是些知名的导演、演员和舞台设计家的作品。父亲不断地充实自己，有的剧目他从彩排时跟进，连装台也不放过，哪怕通宵达旦。父亲一直记得，黎明时分他们走出剧场，拖着疲惫的脚步去坐高架电车的情景。

     杜宣在泰安路家中

         在日留学期间，父亲得到了郭沫若、秋田雨雀等戏剧前辈的提携，又参加了许多扎实的文学戏剧活动，这对提高父亲的戏剧文学修养和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国内抗战全面爆发，父亲离开日本回国，又投身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