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上的砖

陈海津

　　孩子她妈说：“下午有个中考报志愿的讲座，你去听听吧。”我说：“不用了吧，老大不是说就考广州中学吗？到时候报就是了。”“孩子这么努力，你也表现表现吧，没准有些收获呢。”我想也是，总得有个姿态吧，“好，我去。”

外面下着雨，广州这些天的天气像是哪个赶鸭子的把天给捅了，没日没夜地倒水。我撑着伞出门，没走几步，雨停了。我把伞收起来，像拄着拐杖那般走着，地面一个水坑一个水坑，我走得小心翼翼，如再戴上顶礼帽，我想多少有点上世纪初伦敦街头绅士的模样了。

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下来，我知道了几样东西。第一，天河区只有七所高中，全报了，志愿表也填不满，很是省事。第二，“高保线”，也就是高分保护线，怎么听都像是“高压线”。第三：“同分序号”，也就是相同分数里的排名，例如，总分考700分的一共有300个人，那会按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的成绩高低再排个顺序，你的序号如果是167，也就是说你在700分的人里面排167位，如果某校的录取分数是700分，末位录取考生同分序号166，那就意味着：你没有被录取。我们通常说的“差一分”根本不算事，你就是在分数线上也有大概率不被录取。

本不是很焦虑的我，讲座出来，一直在冒汗。往回走的路上想：“今晚得出去搓一顿压压惊才是。”晚饭的时候，看着吃饭手里还拿着卷子的老大，我想，我还是应该给她减减压。

“听说豆豆姐姐毕业后，89中正缺个校花呢，咱去89中当校花也不错。”

“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孩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是说万一，万一。”

“没有万一。”

家长会。穿过一条窄窄的上坡路，就来到了学校。透过铁栅栏大门，看见大大的屏幕：离高考还有XX天，离中考还有XX天。教学楼上拉着各种标语，活像一栋新开张的电器城。走过长长的走道，不到六十平方的教室，排列着四十多张桌椅，除去讲台，每个人的空间不够一平方米。黑板上有一道数学题，还有值日生的名字。那些紧密排列的桌子上堆放着一摞一摞的卷子，桌面涂画得一团乱。上面既有“你的努力不会白费”这样励志的话，也有“XX，我爱你”这样的话。整个校园，就连这桌子的一角都让你体会到焦虑和无力。

“爸爸，我睡不着，你陪我聊聊天呗。“

“好啊，想聊什么？”

“爸爸，我要考不上广州中学该怎么办呀？”

“努力就是了，考不上天塌不下来。实在不行，咱去牛叔叔的学校。”

“爸爸，学校今天找他们签约了，没我的份，你说我能考上吗？”

“能，我相信你一定能。”

“爸爸，你中考的时候紧张吗？算了，你肯定不紧张的。”

……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上不了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那……”变成了一条公理。省略掉的应该是：那你的人生就毁了。

      我想起孩子天真无邪、沾花惹草、招猫逗狗的日子，可这样的日子太短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孩子像中国孩子一样，这么早进入社会规范，他们小小的自我尚未自由生长，就已经被指明了方向。他们似乎也没有机会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如此强大，成为读书人才是最好的出路。知识本身没有独立价值，它似乎只有通向功利才有意义——要么是现实的政治权力，要么是抽象的道德权力。观察日月星辰、发现流水的秘密，钻研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它们只是旁门左道。我们要成为所谓的精英，建立政治与道德的秩序。个人的好奇心从不被鼓励。

       那晚，那个无数次出现的梦又出现了：考试，题不会做，时间所剩无多，监考老师徐徐向我走来。然后，惊醒。

       我想起电影《墙》中的景象：一群孩子，像僵尸一样站在传送带上，尽头是个绞肉机，孩子一个个被送进去，然后压成一块块砖。有个声音响起：……我不需要教化/我不需要控制/你离我远点/你们不过是城墙上的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