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随想（2）

枫白

        高中两年，毕业后的必由之路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老爸所在交通系统的子弟应该到比较远的地方插队，我被老爸安排到离家18公里半的双寨大队落户，那里是重工业厅系统子弟插队的地方。所以第一年的招工是人家本系统内招工，我不够资格。

        我当知青的时间不长，一年半，没有等到招工就考上大学离开了知青点。

        当知青第一年，国家供应粮油，我记得每个月有4两青油，就是菜籽油，粮食应该和城市差不多吧，大米可能只有1斤左右，还有很多粗粮，比如青稞面。

        我们一直是集体吃饭，开始在老乡家做饭，后来盖起了知青点，就搬到点上了。两个人一组轮流做饭，除了馒头干粮就是面片汤，我就是在这里学会了青海人的揪面片，不用擀面直接用手。一般汤里熬点土豆白菜，有点葱和盐就行了，很少炒菜。好不容易吃顿米饭，也就炒个上海青，青海叫油菜，肉食更是罕见。还好当时大家生活水平差不多，没有觉得有多苦。

        我和一个女生住在一个老乡家单独的房间，睡的是床板，没有火炕，当地人都是火炕，我们俩冬天很惨，早上起来盆里的水和毛巾都结成了冰。

        我们当了一年的小工，盖起了我们自己的家——知青点，在村子东头，有个院子，记得当时有个电影插曲：“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家，小小门户家业大，房前万倾公社田，房后开满大寨花，兄弟姐妹数不尽，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好妈妈，这就是我们的集体户，祖国大地上一朵盛开的花。”村子里的年轻人特别爱到我们这里来玩。

        其实没有几个真正欢迎我们的人，地多人少的还凑合，地少人多的就等于是我们和当地人抢粮食吃。

        我们十几岁的城市孩子干不了什么活。就让我们到菜园子里干活：秋天我们挎个篮子选种，在庄稼地里来回走动，找看着顺眼的剪下来；冬天平整土地，没有人愿意与我们结对子，好在有姑嫂俩，没见过面的男人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据说会记谱子，有文化，她们俩和我们一组，照顾我们，在挣工分上明显吃亏，好人吶。

        后来当小工，筛沙子、和水泥、抬水泥、扔砖块、砌墙、勾墙缝，什么都干过一点。 冬天参加民兵训练，赶上了一次救火，呼呼的火苗与电影上鬼子烧房子一样一样的，看得心惊肉跳。

        大队有8个小队， 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我在第七小队，十个工分有五角钱左右，好的小队有七、八角，差的比我们更少。我们在菜园子里一天不到5个工分，年底分红时，我们还欠着队上的钱，干了一年养活不了自己。

        农活我也锄过草，当然是容易辨认的地方，像小麦地里没有人敢让我们锄草，肯定会把小麦也锄掉的。还挖过土豆，收割小麦时打过杂，割过菜籽，在坡地上连滚带爬地收割。

        年轻时不觉得苦和累。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

        有个女生戴了手表、穿了的确良衬衣，开会都被当作反面典型。后来她妈只好来把这些“奢侈品”带回家去。穿着雪白的袜子，不愿意踩到土炕上，被知青带队队长批评是资产阶级的袜子。冬天，知青往脚上抹防止干裂的搽手油，被老乡说是雪花膏往脚上搽，差点十恶不赦了。女生为了爱美，只能每天洗头，这样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披散着秀发。

        毛主席逝世了，一个有点智障的富农后代在山上唱了几句山歌，被批斗了好几次，会上竟然还有人高呼：“*****！”

        那时没有的士，好像火车票才3角钱，舍不得坐，公交车也没有钱坐，都是拦车回家，而且都是大卡车，能拦上车已经很幸运了。很多司机家里也有知青，就同情我们。偶尔能拦个拖拉机坐坐，我们就很高兴。

        我算比较幸运的，下乡时间不长，岁数也不大。既没有对前途的迷茫，也没有感情的纠葛，吃的苦也不多，糊里糊涂就离开了。耽误了一年多考大学，后来还沾老知青的光，下乡的工龄与上大学的年限连起来算连续工龄，也不太吃亏。

        一年多之后，1977年，我18岁，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听说母校的老师开设了复习班，我回去听过几次，人山人海的。偶然请假在家却被知青点的人跑到家里来视察。大队不给开报名高考的证明，说，就你们也想考大学？不赶紧挣工分，明年吃什么？也是，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个多么神圣的字眼，我能当上大学生吗？当然后来还是让我们报名参加高考了。

        老妈通过关系找来了许多政治复习题，老爸为我用复写纸抄写了厚厚的一沓。大雪纷飞的中午，知青们都回知青点吃热乎饭去了，为了抓紧时间复习，我在农田平整土地的工地上，啃着冷馍馍看着课本，老妈见了心疼死了。

        1977年12月1日，是我参加高考的日子，由于冬天土地上冻，进行了一阵子的农田基本建设只好停歇了，我们知青也各自回了家。头一天下午，我和另外一名知青回到知青点，冷锅冷灶的，好象带队干部尚在，知青点在村子的东头，远离村庄，紧邻大路，两排我们自己盖的砖房，冷清空寂。

        1日早上天没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到公社中学考场，连着两天，中午应该是吃自己带的干粮，考完回家就行了。没有其他深刻的记忆，倒是考完以后不久，老爸带我坐车到县上查询，在张榜公布的名单中寻找我的名字时，我记得老爸的手在紧张得颤抖；再一个就是最开始报名时填的志愿是清华，后来划了一道，改成了别的高校。成绩出来老妈坐不住了，奔波找到清华招生的刘老师，讲了我的情况，刘老师现场考了我三道题，我全做对了，结果还是后来填志愿的高校不肯放人。使我与清华失之交臂。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小弟弟的班主任送给我一副绣花枕套，老爸单位借给我一套绘图用具和计算尺。

        最值得纪念的是，在送我上学去火车站的途中，停下车，我们全家照了一张唯一的全家福。感谢全家为我送行。

        1978年的春天，我来到北京，接新生的校车路过天安门广场，从学校南门进入。从此开始了我人生最值得怀念的4年生活。

        来自全国各地的，积攒了十年的精英们，好不容易有机会进了大学，拼搏学习的精神是空前绝后的，我在这样优秀的群体中学习和生活，见识到了“别人家”的人。以至于若干年后，儿子的学校找到我问我如何培养儿子，我的回答是：我在北京上的大学，见识了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影响了我。

        1982年春天，毕业分配回到青海，干了8年。

        开始在山头值机，一个月上山20天，下山10天，除了到山下老乡家换点鸡蛋，就是守着山头，守着电视节目，我钩织了很多衣服，甚至毛大衣。我最青春的23岁到27岁的岁月就这样留在了山头。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有所松动，地处偏远的西北人纷纷“孔雀东南飞”起来，我父母是解放不久从华北支援大西北的，东南对于我们来说，遥不可及，也没有什么渠道。

        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培训相识的学姐热心地帮我联系接收单位，先是给我联系了山东潍坊，后来出差到珠海，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城市，问我的意思，我当然巴不得了。就这样，没有花费一分钱，我就从大西北调到了特区工作。期间1988年我的商调函已经发出，到了广东省局，但是1989年以后，调动工作冻结，一直盼到1990年解冻，我才在五一之前到了珠海。

        开始老妈还在世，不放心我一个人去以前流放犯人的南蛮之地，但是我知道广东是改革的前哨，通信业领先的地方，我去的是国营企业，没有任何问题。老妈后来咨询过一些人，才放心了，但是也没有看到我离开。我是臂戴着黑纱奔向了从来没有到过的千里之外，我后半生交付的地方。火车汽笛鸣响，我默默地流了两个小时的眼泪；面对满车箱的老广，我也不敢搭讪；下了火车，经过几个小时长途汽车的颠簸，站在新单位门口，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心情，刚从小县城变成特区的各方面，与我之前的省会环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1990年到2014年，24年的光阴，工作、成家、生子。养育儿子成了我最重要的事业。

        2009年11月，儿子被心仪的大学录取，我基本完成了“驾辕”的使命。那年我50岁。

        儿子北上求学后，我的时间全回来了，我给领导表态可以24小时待命，呵呵。每周末兴致勃勃去爬板障山，几次下来，坏了，膝盖不给力。后来只好转向了骑车、走路，同时把我以前的作品收拾整理出来。

        一晃又是几年，到了退休年龄。我不想退，可是没有返聘一说，年轻人就业还不容易呢，只好准备来北京吧，靠儿子近点，我喜欢北京。

        还好，找了份活干，不至于整天闲在家里。慢慢地，也就有了一些朋友，进入了北京人的生活。

        现在的我，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忙并充实着。

        一个甲子过去，匆匆而过：

        我没有遇到战争（虽说当年进藏的军车从我眼前隆隆驶过，可我被老妈抱在怀里浑然不觉）；

        文革影响对于我来说不是很大，只是插队一年半，把我早上学的时光搭进去了；

        赶上了恢复高考，得以在北京读书；

        工作上几次不顺心的事现在也释怀了，人生都会有坎坷；

        儿子实现了我的梦想，深感欣慰；

        现在的我在北京享受着政府的福利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