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郡县治理的经典故事（二）

艾亲

>>“藏富于民、民不敢欺”的西门豹

西门豹，今山西运城人，战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家、水利专家。

邺城属于东郡，是魏国东北边境的军事重镇，与韩、赵交界。魏文侯时期，翟黄推荐西门豹任东郡太守。

西门豹初到邺城，呈现在其眼前的是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百业待兴。于是其会集地方上的长者询问原因，原来，流经邺城的漳水河总是泛滥成灾，弄得百姓背井离乡；加上要给河神娶媳妇，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经西门豹再三追问，才知道邺城有三大豪族，各族中德高望重者称为三老；三老利用在地方上的显赫声势和县衙的属吏相互勾结，每年向邺城百姓额外征收“河神税”达数百万之多，其中二三十万用于“河神娶媳妇”，余下的同庙祝、巫婆一起瓜分。一时间，巫婆四处寻访贫苦人家中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一旦看中就下聘礼，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于是，那些有漂亮女孩子的人家由于害怕被相中，大多带着孩子逃离。于是，西门豹决定等到为河神娶媳妇时亲自去送送“新娘”。

西门豹是朴素的无神论者，其看出“河伯娶媳妇”只是愚弄百姓的把戏，其决定将计就计。

等到那一天，西门豹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漳河边，三老、官吏、豪绅以及乡村的父老也都到了。巫婆约有七十岁，随从女弟子有十几个，站在巫婆后面。仪式开始，巫婆的弟子们将“新娘”从帐中扶出，西门豹看后说：这个女孩不美，烦劳巫婆到河中报告河神，就说后天调换一个漂亮的女孩过来。说完就命士兵抱起巫婆投进河里。众人见了是面色惊张。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又命士兵把一个弟子投进河中，说是去催促巫婆。接连向河里投进三个弟子后，西门豹说：巫婆和弟子不会办事，烦劳三老去禀告河神。其又命士兵把三老投进了河里。西门豹站在河边装着在等待，豪绅、属吏更加害怕起来，西门豹回过头，望着他们问：巫婆和三老还不回来，怎么办？属吏和豪绅都跪在地上磕头，脸色如死灰一般，生怕被叫到名字。西门豹见效果很好，就要在场的人各自散了。从此，谁也不敢再提给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兴修水利既劳民又伤财，但是苦在当时，却利在千秋。兴修水利之初，百姓苦于徭役，怨声载道。西门豹的观点是百姓只愿意乐享其成，却不能共同创业；虽然一时不被理解，但最终会被百姓认可。

西门豹在勘探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后，发动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河水引到田里，漳河再也没有发过大水，庄稼得到了灌溉，年年都有好收成。

西门豹还有一大创举就是以王道教育百姓，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大大提升了魏国的战争能力。

西门豹治理东郡引来了非议，有大臣多次在魏文侯面前说其过失，包括粮仓里没有积粮、钱库里没有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等。魏文侯毕竟是一代名君，其决定亲临邺城检查工作。魏文侯仅花了半天时间就把几个重点地方看了个遍，其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严厉地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东郡，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

当时魏文侯的不满情绪可以想见，西门豹却是胸有成竹，其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军队强大，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我王实行王道，所以微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等都积贮在了民间；大王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到时候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就等着大王去检阅。

于是，西门豹引着魏文侯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向城门集结过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城门前。看到东郡人人皆兵的宏大场面，魏文侯十分满意。西门豹趁势请求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是多年磨合形成的，是大王恩威所及；北方的赵国曾经来犯，侵占我国八座城市，现在军民已经集结，恳请大王让我指挥军民攻打赵国，收复失地。

在得到魏文侯首肯后，西门豹率兵攻打赵国，很快就收复了失地。邺城从此成为保卫魏国边境的一道坚固屏障。

西门豹任职东郡时除暴安良，深得民心，但由于从来不巴结逢迎魏文侯的亲信，所以被这伙人构陷，魏文侯罢了其官职。西门豹明白真实的原因，其决定以一己之力采用另类的方式劝谏魏文侯。西门豹故意承认自己缺乏做官经验，请求大王允许再干一年。魏文侯答应了西门豹。

西门豹再次回到东郡时，其有意地疏于政务，进而一味巴结大王的左右亲信。一年后，其进京述职，政绩虽然差反而得到魏文侯的称赞和奖赏。事后，西门豹找个单独晋见的机会，严肃地对魏文侯说：今年我因为注重亲近大王的左右，大王就对我大加赏赐，这种赏罚不明的官我不做也罢了。说完后，西门豹把官印交给魏文候便走。魏文侯省悟过来，连忙表示歉意并极力挽留⋯

魏武侯继位后，西门豹终被诬陷，并惨遭杀害。西门豹亲手主持兴修的引漳十二渠的灌溉效益一直延续到唐代。西门豹死后，邺地百姓在其治水的地方兴建了大夫庙和投巫池。司马迁对西门豹有高度评价：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

>>在乱世当中善于躲闪腾挪的杜畿

杜畿，字伯侯，今陕西西安人，东汉末及三国时曹魏官吏、名臣。

杜畿的母亲去世很早，其父续娶了一位凶狠的后娘，没多久，其父也去世了，年幼的杜畿受尽了后娘的欺负，在恶劣的环境下，其有了孝子的名声。当时倡导以孝治天下，杜畿20岁时就被任命为郑县县令。在郑县，杜畿显示出不凡的才能。郑县的前任县令在任时积压了很多案件，监狱里关了几百人，既不判也不放。杜畿到任后，首先就处理这件事，其亲自到监狱审案，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部结案，该判的判，该放的放。其识大体，顾大局，懂得轻重缓急，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称赞。

杜畿的朋友、河东人张时任京兆尹时聘其任功曹，主管“选署功劳”。好朋友变成上下级关系，也有难以相处的时候。张时对杜畿不太满意，认为其疏于管理，还不负责任。杜畿则在私下发牢骚，说：我做不好功曹，但我到你老家河东当个太守，还是能胜任的。看样子杜畿天生就是当一把手的“料子”。

杜畿干脆把官给弃了，独自一人跑到京城许都去寻找做官的机会。其结交了少府侍中耿纪，晚上经常到耿纪家里去聊天，谈论时事，一谈就谈到天亮；而且其声音宏亮，隔壁的人家都能听见。隔壁住的正是曹操的心腹谋臣荀彧。杜畿的高谈阔论引起了荀彧的注意，后来在耿纪的介绍下，荀彧和杜畿交谈了几次，荀彧十分欣赏杜畿的才能，于是就把其推荐给了司空曹操。曹操惟才是举，又正是用人之际，便任命杜畿为司空司直，任务是辅佐曹操。

过了不久，曹操为了争夺地盘，外放杜畿为西平太守，并任护羌校尉。

话说东汉末年的复杂政治军事形势把河东郡推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战略位置。河东郡属司隶校尉钟繇管辖，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并州属于袁绍的势力范围；而黄河西岸的关西地区属于马腾韩遂的势力范围。袁、曹双方都想得到马腾韩遂的支持。河东太守王邑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其虽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但却不是曹操的亲信，曹操必须将其调开，另派一位亲信。

荀彧在关键时刻向曹操推荐的还是杜畿，因为，荀彧认定杜畿是一位像萧何那样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于是，正在赴西平的杜畿转道河东就任太守。

考验杜畿的时候到了。原太守王邑不愿意“被离职”，其派了几千兵马阻断黄河渡口不让杜畿入境；还派部下卫固和范先去找钟繇谈判。钟繇拒绝了卫、范的请求，反而严令王邑尽快交出印符。王邑一气之下带着印符跑到汉献帝那里告状去了。

钟繇请求曹操派大军消灭卫、范的部队，为杜畿上任扫清障碍。 杜畿从政治、军事出发，向曹操分析了河东郡的态势，他说河东郡有三万户，大家都希望安居乐业；如果大兵入境，百姓就会被卫固胁迫而死战抵抗；即使取胜，河东的百姓也会丧失殆尽；现在卫固等人只是打着老太守的旗号拒绝新太守，说明他们还是害怕的。最后，杜畿决心不带兵马，单人上任，并且预计不用多久就能制伏卫固和范先。曹操和荀彧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同意了杜畿的方案。于是，杜畿绕道黄河郖津渡进入河东境内。

范先一见杜畿就动了杀机，并对卫固说：想当老虎，却害怕吃人肉，那算什么老虎？不杀杜畿，必有后患。而卫固早就认识杜畿，有几分交情，阻止了范先的粗鲁行为。此时的杜畿一味地装孙子，什么事都唯唯诺诺，杜畿是用软弱可欺来麻痹对手。于是卫、范俩人张罗着为杜畿举行上任典礼。

杜畿为进一步麻痹卫固和范先，正式任命卫为都督，兼任郡丞和功曹；而全郡三千多名士兵全由范先统领。俩人拿到了实权，便不再提防杜畿。卫、范掌握了河东的实权后，为了在乱世中有所作为，就开始扩军。杜畿不宜跳出来公开反对，就用了一个损招，其建议不要公开征兵，以免吓跑了百姓；而可以动用钱财，陆续地招募士兵，谁要钱谁就来当兵。

杜畿似乎是为卫、范作想，实际上按这样操作就会产生诸多弊病，比如，各处的将校为了多吃空饷，就会干多报少招的舞弊行为。卫、范俩个大家族花了不少的钱，结果是乱哄哄地闹了几十天却没有征到多少兵。杜畿若不是洞察世事就不可能出此“损招”。

为了进一步消耗卫、范的实力，杜畿又给他们出了一个歪主意，要他们给将校们放假，有事时再召集，还说这是聚人心的好办法。于是，卫固和范先的心腹爪牙被成功遣散。杜畿利用这一点机会私下里又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悄悄拉拢了一批人。

外围的钟繇配合杜畿在河东郡周边地区开战，卫、范准备起兵，但将校已散，匆忙间召集不起来。杜畿带领亲信数百骑据一县城而守，全郡各县吏民纷纷响应，并向杜畿处集中，很快就有了四千多人马，实力雄厚。卫固和范先伙同高幹和张晟率领部队进攻杜畿，终不能取胜；之后又跑到各县抢掠，也由于坚壁清野而没有什么收获。等到曹操派的大军到来，高幹和张晟知道不是对手便马上撤走，而卫固和范先由于顽固而被杀。在杜畿的建议下，卫固和范先的党羽被曹操赦免，部队士兵被收编，河东郡的乱局就这样平定下来了。

河东郡没有经历太严重的战乱，早早地安定下来，人口、财产的损失都不大。杜畿开始行使太守的权力，带领百姓恢复生产。

杜畿几年前讲过的话终于兑现了，后来治理河东郡也再次证明其是当“一把手”的好料。杜畿的为政、治理之道结合了儒和道的理念，既宽惠爱民，又清静无为。以诉讼来说，其尽量为百姓讲道理，做说服和调解工作，不厌其烦，这样就激发了百姓的良知，百姓之间的纠纷诉讼越来越少，社会也就更安定了。杜畿的治理还很注重价值导向，其经常到各县巡视，发现有孝子、贞妇、顺孙，就下令免除他们的徭役，鼓励他们好好劳动和生活，有的还任官吏。

在农业生产方面，杜畿督促百姓努力做好耕织，就连养鸡养猪养牛这些事都非常关心，还定有不少的章程。河东郡的经济很快就搞上去了，官府也积蓄了大量的粮草和银子。

解决了吃饭这个头等大事，杜畿又开始倡导教育。其在农闲时召集青壮年男子搞军训；另外还开设学校，亲自担任教授，传授儒家经典，在全郡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许多年后，河东郡的儒士特别多，人们普遍认为这都是当年杜畿教化的结果。

杜畿在河东郡当了十六年太守，在当地深得民心。曹操与马超韩遂联军的潼关之战时，河东郡虽临近西凉，却无人反叛。曹操征伐汉中时，杜畿派了五千民工转送军需，尽管褒斜道崎岖难行，他们都以“不辜负杜郡守”相勉励，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逃跑。

曹操被封魏王后，曾任杜畿为尚书，但因河东位置重要，仍命其兼任河东太守。

曹丕继任魏王后，朝廷要求各郡登记寡妇的名册，然后安排到妇女少的地方去婚配，以此增加人口。各地太守为了政绩，将嫁了人的也都带走，以致人为造成夫妻失散。而杜畿征集的都是真正的寡妇，所以数量很少，曹丕为此埋怨杜畿办差不力。杜畿据理力争说把“活人妻”都征集不是仁政，也会损害大王的名声。曹丕知道真实缘由后加强了改进，对杜畿是愈发信任。曹丕称帝后，杜畿被封为丰乐亭侯，司隶校尉，后又升为尚书仆射。曹丕出征时，常命杜畿留守京师。

公元224年，杜畿在御楼船的试船过程中不幸遇到风暴，溺水而亡，时年62岁。

>>三次被控死罪的司法捍将徐有功

徐有功，名宏敏，字有功，今河南洛阳偃师人，唐代著名的司法官吏。

徐有功出身书香门第，年轻时以“明经科”出仕，担任蒲州司法参军，主管司法审判。在任期间，徐有功制定了一系列公正严明的法规，如，当时没有嫌疑犯一说，对被告都会作“有罪推论”，不供就先挨板子。徐有功办案力求宽仁，力图用道德来感化，再通过案件的蛛丝马迹来侦破，从来就不动用刑讯，刑具从来都没有使用过，以致于沾满了灰尘。其任职三年，侦破了无数的案件，复核之后无一冤案，因此其被当地人称为“徐无杖”。百姓感激其恩德，纷纷相互传告：犯徐参军杖者必斥之。百姓的这种口头约定，充分说明了徐有功实行道德教化的力量。

徐有功的治理还在于其实施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让百姓都安居乐业。有一年，朝廷派钦差到各地视察，各地官员都很重视，突击整治辖区的治安和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不过，徐有功却不为所动，依然按部就班地做着日常工作。

徐有功的手下着急，纷纷提醒。徐有功说钦差是检查日常工作，比的是平时的治理，而不是看表面现象。几天后，徐有功受到了钦差的嘉奖，因为蒲州各方面的情况都是最好的。其部下既惊喜又意外，都猜测徐大人私下做了“工作”。徐有功笑着说：平日的治理抓得紧，大家都各司其职，这都成了常态，何必临时抱佛脚？徐有功的话让其手下频频点头，真正明白了抓在平时、不做“表面文章”的重要性。

徐有功对自己的管理就是这么自信。

蒲州小平台成了大舞台。徐有功在蒲州司法参军的岗位上大放异彩，最终名动京城。公元689年，朝廷选拨其入京城担任司刑寺丞的重任，也就是后来的大理寺卿之一，这个位子只是区区五品官员，却掌管着全国各地案件的复核和判决。也就是在这一年，大唐王朝政坛颇不平静，唐高宗李治去世，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临朝执政，根据稳定政权的需要，武后开始打击李唐宗室及其旧臣。

徐有功面临重大抉择，是坚守依法判案的原则，还是趋附于武后的权威？

武则天称帝后，其实行“高压”政策，对不服的大臣就会想着法子罗织罪名，构陷下狱甚至加以杀害。徐有功无所畏惧，秉公执法，前前后后救活了数百个家庭。

如，琅琊王李冲因父谋反而被诛，都尉颜余庆因与李冲有交往，被诬告同谋。经酷吏来俊臣审问，判颜余庆反叛罪成立。在廷议中，徐有功说：永昌事件后发布的赦令中明确‘魁首已经伏诛，支党未被发现者恕其罪过’，颜余庆是赦令后被告发的，属于支党，现在以支为首，以生入死，赦而复罪，生而复杀，我以为朝廷处事要取信于民，不当如此。

武则天听了大怒道：什么叫魁首?

徐有功神色自若地说：魁者，大帅；首者，主谋；赦令中说永昌之乱的魁首已伏诛，颜余庆现在才判罪，不是支党又是什么?

徐有功抓对了一个重要的逻辑问题，武则天毕竟也是一个圣明之人，只好压下怒气，于是自己就势找了一个台阶，让徐有功重审此案，就这样，颜余庆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因为此案，武则天对刚正不阿的徐有功更加欣赏。

再如，唐睿宗的岳母庞氏（也就是武则天的亲家母）在家烧香，结果被人举报，说是在诅咒武则天早死。

武则天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于是要徐有功侦办此案。徐有功查清了事实，原来庞氏总认为家中有鬼作祟，这才烧香驱鬼，根本没有诅咒武则天的念头。

徐有功据实禀报后，武则天却认为这是一个杀鸡儆猴的好机会，于是便以谋逆的罪名，将庞氏判为了死刑。徐有功得知消息后，又惊又怒，认为武则天是在滥用私刑，便上书劝谏。武则天一气之下又以“党援恶逆”的罪名对徐有功判处即日斩首。当时徐有功正在家中，当使者宣布诏书后，其不仅不惊慌，反而十分淡定的说道：那我去睡个午觉再说。睡完午觉后，徐有功被押赴刑场。当武则天知悉徐有功慨然赴死后，知道这次又没能征服徐有功，遂改变主意，赦免了庞氏，自然徐有功也平安无事。

徐有功为不少人昭雪了冤情，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其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职，又两次复出，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有侠义还发明纸币的“奇臣”张咏

张咏，字复之，号乖崖，今山东菏泽人，北宋进士、两朝名臣，以善治蜀著称。

张咏出生、成长于“五代十国”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少年时刚正自立，任性使气，不拘小节；为人慷慨，好说大话，乐为奇节；爱好下棋，精通剑术，喜欢饮酒。张咏虽生活贫困，地位低下，却从不觉得低人一等，其骨子里的“英雄情结”使其仰慕那些义士游侠，甚至想像着和他们一样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单单从性格上来看，张咏自身还是一个火暴脾气的人，很容易冲动，一旦急了就和人争勇斗狠，其还喜欢饮酒，经常混迹于酒楼茶肆，和别人言谈投机时就会大饮至醉。直到19岁时，张咏才收住了“野性”，开始刻苦学习，家贫无书，其就把借到手的书抄下来苦读，家中没有书桌，就在院子里背靠着大树的树干读，一篇文章没有读完，决不进屋歇息，以至于大树的树皮都被磨的光滑无比。张咏后来写的《劝学》一诗中就有这样两句：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

公元980年，濮州推举进士，张咏是众议推荐的首选，当时郡内有位名儒张覃未被选中，张咏深感学问不及其，于是致书郡府，极力推荐张覃为首，就这样，张咏放弃了直接当进士的机会。同年，张咏参加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高中进士，时年34岁。不久便外放为崇阳县令，开始了其从政生涯。

在崇阳县，有一天，张咏看见一名库丁偷偷摸摸从银库里出来，头发上挂着一枚铜钱。张咏喝问：钱从哪来的？库丁回答：拿银库里的，怎么样！显然是不把县令放在眼里，张咏勃然大怒，下令板子“伺候”。库丁也是昏了头，在大堂之上，其带挑衅地说到：一枚小钱算什么，你能打我的板子，却不能杀我。张咏天生看不得这种张狂，其冷笑一声，提起笔写下历史上著名的“十七字”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斩！张咏命人砍下了库丁的人头。

随后，张咏向皇帝具报，请求处分自己。宋太宗赵光义正想刹刹官场上的不良风气，于是没有处分张咏，反而很赞赏其肃贪行为。

当时崇阳以及周边的各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张咏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其通过朝廷中的好友打听到朝廷正打算对茶业实行垄断性官营，于是，其号令全县百姓砍伐了茶树，马上改种桑树，百姓不甚理解，纷纷叫苦。第三年，朝廷下令所有茶业改为官营时，其他各县的百姓大都失业，叫苦连天，唯有崇阳县桑树已经长成，每年产绢百万匹，百姓安定富足，崇阳县的百姓对张咏殊为感激。

张咏十分重视民生，经常去看百姓农作，其发现城外的土地肥沃却没有水利，稍有干旱，禾苗多被旱死。张咏认真查看河水以及地势的高低，决定在上游建一座蓄水池。其发动村民凿山通渠，引水灌溉水田数百顷，当地再也没有干旱之忧。

由于张咏精明、强干、务实，任期内政绩显著，后在宰相李沆、宋湜、寇准的共同荐举下，深得宋太宗看重，得以连番晋升，公元990年，45岁的张咏被提拔为湖北转运使，次年，又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成为皇帝的侍从，并随时以备顾问、应对。

宋太宗淳化年间，川蜀地方官压迫剥削百姓，贫民起而作乱，首领王小波将彭山知县齐元振杀了。公元994年，情势紧急之时，朝廷派张咏为益州知州前往“救火”。张咏到任不久就统帅官兵斩杀了王小波。乱军余众推李顺为首领，其攻掠州县，声势大盛，并自称为蜀王。宋太宗又派太监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统率大军协助张咏。五月，成都被攻陷，10余万义军3万多被杀，李顺下落不明。

叛乱平定后，王继恩把乱兵交给张咏处决。张咏深知这些乱兵都是李顺等人胁迫为匪的，现在全部处决只会激起更大的仇恨，再者杀降也是不祥之举，对朝廷治理川蜀毫无益处可言。于是，张咏说服了王继恩等众多大臣，然后将大批乱兵全部放了。要知道此举涉及到数万个家庭，蜀中百姓由此皆颂张咏宽厚仁义。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是朝廷军队中四川籍中低级军官意图脱离朝廷，进而恢复“蜀人治蜀”。张咏将此事的“挑头者”搜查出来，并就地正法，对于从犯和不明真相的士兵则免予惩罚。

其实，在张咏严厉的背后还是一个关心属下，也很有情趣的谦谦君子。

张咏在川蜀时，因不允许带家属，其雇了一个婢女在府中负责洗衣服和缝纫。张咏对婢女是越看越喜欢，甚至想纳为妾。一天，到了半夜三更，其忽然睡不着了，心里烧得历害，然而就在张咏准备发话的时候，其突然高声大呼：张咏小人！不可，不可！终于，其用理智克制了邪念。展转反侧到了天亮，其立刻下令并亲自出钱给那位姑娘招亲，用这种方式以绝念想。

王、李叛乱之后，朝廷派了一批官员到川蜀“挂职”，规定均不准带家眷。张咏一看这批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日子过得像和尚一样。其要仆役给自己买了几个姬妾。这批人一看张咏都买姬妾了，也都纷纷效仿。等到张咏返京之时，其把这些侍姬的父母叫来，并自己出钱为众侍姬择配嫁人，后来这些侍姬的丈夫都发现他们的妻子都还是处子之身。其实，张咏一直以来都洁身自好，其只是通过买姬妾的方式让属下们不要太拘谨，日子过得更男人一点而已。

公元999年，张咏以工部侍郎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当时的杭州正逢饥荒，有很多人以贩卖私盐度日，官兵捕拿了数百人，张咏对这些人随便教训了几句便释放了。属下不解，问：私盐贩子不加重罚，恐怕难以禁止。张咏回复道：钱塘十万家，饥者十之八九，若不贩盐求生，一旦作乱为盗，就成大患了；待秋收之后，百姓有了粮食，再以旧法禁贩私盐。

张咏任杭州知府时，有民家子与姐夫因遗产分割引起诉讼。民家子诉称：父亲生前颇有资产，临终时自己才三岁，父亲命入赘的女婿掌管家财，并留下遗嘱，写明遗产按三七分割，子得三成，女婿得七成。等民家子成人后，总觉得这样分配于情不通，于理不公，其多次告到衙门，均以遗嘱为据驳回了诉状。张咏听罢陈述，以酒酹地，对赘婿说：你岳父真是个聪明人，因其子年龄幼小，不得已才将七成许给了你；假如七成留给儿子，恐怕他早就死在你手里了。于是张咏作出改判：七成归子，三成归婿。百姓皆认为张咏此判洞察人情、明断是非。

张咏还很善用官府治理的角度来看待民间的新生事物，为他人之不敢为。

川蜀地区经济发达，做生意携带大量铜钱是非常不方便的，于是就有了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交子”相当于现在的存折。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具有了货币的性质。

公元1005年，张咏再入成都，为了规范市场，其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其监督发行的“交子”是一张纸币抵一千文铜钱。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官府的认可。到了公元1023年宋仁宗时期，朝廷在益州设置交子务，规定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这就有现代国家银行的概念了。

张咏发行“交子”比欧洲早六百年，其为“纸币之父”是当之无愧的。现在英格兰银行中央的天井里种着一棵在英国少见的中国桑树，因为张咏发明的“交子”原材料就是桑树叶。

>>兴利而除害，民奉之若神的况钟

况钟，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今江西靖安人，明朝最负盛名的廉能官吏。

况钟家境贫寒，七岁丧母，从小就不得不为生活奔波，其资性颖异，勤勉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长大后不苟言笑，淹贯经史，文章简约明了。

况钟24岁时被靖安县令俞益看中，想聘用其为书吏。况钟以及父母当时都不太情愿，还是希望参加科举考试而入仕。在俞益以汉代萧何、曹参从书吏起家而成就高官为例的极力劝说下，况钟从此放弃了功名，跟随俞益做了礼曹吏员。  

况钟在靖安一做就是九年，其愈加沉稳练达，有刚善柔。俞县令与礼部尚书吕震交好，便竭力推荐，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吕大人与况钟交谈后对其十分满意。明成祖朱棣虽然广揽人才，但对书吏却抱有偏见，曾说过书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的话。吕大人的推荐使明成祖十分好奇，其亲自面试后决定打破常例，直接将况钟录为礼部六品主事。

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是册立后妃、东宫、藩王以及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况钟都认真对待，事事参与，从未发生过纰漏，得到了朝臣们的肯定。

公元1417年，明成祖朱棣再次北巡时，况钟以礼部属员的身份扈从。由于北京城初建成，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由况钟一手职掌，况钟每次都筹划安排得妥妥当当，因此深受明成祖的赏识。

在礼部九年的任期当中，由于况钟勤谨廉洁，博识干练，任劳任怨，统计下来，光是明成祖给予的奖赐就有31次之多，其破例升为礼部员外郎，不久又因贤劳著称，再次升迁为正四品的礼部郎中。

公元1424和1425年，明成祖、明仁宗相继去世，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内阁首辅杨士奇第一时间把况钟推荐给明宣宗。

公元1430年，经杨士奇、蹇义、胡濙等人举荐，况钟被外放到苏州任知府。

在苏州这个舞台上，况钟凭借着出色政绩，成为流芳千古的“况青天”。

况钟动身去苏州之前就了解到苏州的豪强和污吏相互勾结欺压百姓的事例，有着书吏经验的况钟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

到任之初，况钟不动声色，暗中考察着属吏，准备上演一场“扮猪吃虎”的好戏。其在处理政务之时，假装对政务不懂而询问左右，并按照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一个月后，况钟召集群吏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但是某某却不让我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是某某故意引导我去做；这些人长期以来欺上瞒下，大肆收取钱财，本府已经全部查清，其罪当斩！于是，况钟请出皇帝的敕书，将罪大恶极的6人处以死刑，并严厉训斥了那些小贪和庸懦的官吏。此举引起苏州府上下震惊，没有人再敢不奉法职守。  

此后，况钟在一次次微服私访中，发现了不少碌碌无为和贪赃枉法的官员，连续弹劾罢免了长洲知县、常熟知县、吴江知县、昆山知县等十多人，在苏州形成了“奸贪无侥幸之门，正人有激扬之志”的风气。

况钟不仅刚正廉洁，而且孜孜爱民。

公元1428年，御史李立、同知张徽奉命到苏州清理军籍，他们相互勾结，为邀功请赏，借“清军”之名，动用种种酷刑迫使民户抵充军户，百姓被冤死者不计其数。况钟是二年后才到苏州任上的。面对朝廷重臣的过错，其不是拿新官不理旧事来搪塞，而是决心依法一一复查。经其核查，仅仅是吴江县被冤为军者473人，而被杀者无法统计；苏州府有七县，数量就庞大了。这些受冤屈的百姓，“扶老携幼，填塞道路，号哭呼天”，凄惨景象让人无法看下去。

况钟据实向朝廷揭发了李立、张徽等人的罪行，其在给皇帝的折子中详述了李、张俩人胡作非为以及文过饰非的事实，进而阐述李、张的做法表面上似乎可以为国家征集数千名士兵，实际上他们不合时宜的做法造成了百姓对朝廷的怨恨，权衡利弊来检视，此举那就是损失要大得多。

最后，在况钟的奏请下，苏州府范围内免除了160人的军籍，明确1240人的军籍仅限于本人，并不得株连追捕。

况钟十分关心民生，特别是百姓种粮的积极性。由于历史的原因，苏州官田的租税非常重，一亩田“少者一斗三升至四升，多者五斗至三石”。明宣宗虽然下了诏书减官长工租，但没有得到贯彻。况钟上奏请减官租，被户部驳回。其一再上疏，指出“仍照旧额征粮，有违恩命，且失信于民”。公元1432年，明宣宗批准减去田租七十万石，荒田租十五万石，使得透不过气来的苏州人民松了一口气。况钟还为杜绝税粮交纳时存在的弊端制定了统一的制度，如各仓库的簿子统一编号，填明日期，不许涂改，一式三份等。其建议被朝廷采纳，使税粮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现象大为减少。  

况钟针对当地旱灾频发的现状，在工部侍郎周忱的支持下设立了济农仓，济农仓的存粮最多时达到六百九十万石。公元1433年至1434年，苏州府连续二年发生大面积的旱灾，130多万人受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在这时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灾民都得到了救济，无一人饿死。

况钟关注民生还在于其有视民事如己事的宽厚情怀。况钟的前任苏州知府对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上任后，开始着手处理这些案件。苏州府一共管辖七个县，况钟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审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复查轻重囚犯1200余名，此后，官吏们不敢再耍奸滑，百姓再无冤情。

有一次，况钟到昆山勘问案件，恰逢县令刚刚审理完一起盗窃案。况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堂下的罪犯，不由得迟疑了。原来罪犯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妇人，衣着简陋，神情畏缩。况钟了解的案件经过是：老妇人趁着夜色潜到粮店中，偷走了一袋稻谷；人赃俱获，罪犯也供认不讳。

况钟再阅完卷宗，煞有介事地对县令说该受到惩罚的不止她一个人。县令十分吃惊，不知况大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况钟正色说道：在苏州富庶之地竟然还有因食不果腹而去偷盗的百姓，我这个知府涉嫌渎职，自然该罚。说完，况钟命手下拿出十两银子交于公堂之上，县令听后，也是羞愧难当，也当庭自罚。

况钟是古代断案高手，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十五贯》的故事，其断过的奇案、疑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下面这个：

城中苏家有一位叫丹娘的小姐，自小喜欢读书和对句。其效仿“苏小妹三难新郎”，新婚之夜，也向新郎出了一则古怪的上联：点灯登阁各攻书。新郎是个教书先生，因对不上来，只好独自回私塾中睡觉。第二天，苏丹娘莫名其妙地投河自尽了。苏家咬定是新郎逼死的，于是告到了县府，新郎屈打成招，定了死罪。况钟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据新郎交待，其把新娘出的上联回私塾时曾向同事卜秀才讲过，其他一无所知。

后来，况钟在院子里赏月，坐着椅子斜靠在梧桐树下，顿时来了灵感。第二天，其出了一个招聘幕僚的告示，考题是对对联。上联是：移椅倚桐同赏月。

告示贴出不久，那个卜秀才兴奋地前来揭榜，其对的下联是：点灯登阁各攻书。这正是苏丹娘洞房之夜出的那则上联。

况钟一听，当即命人将卜秀才拿下，卜秀才后来如实招供了偷梁换柱奸污丹娘的经过。

况钟在地方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至今都传为美谈。其重视招收贫穷的读书人，对有才学的还向朝廷推荐。有个叫邹亮的曾经写诗请其指点，况钟认定邹亮有才华，便推荐当了官。有人为此诬陷邹亮，况钟风趣地说：这不过是想要我更快地提拔邹亮而已。邹亮果然争气，后来被提任为吏、刑二部司务，再升为御史。

公元1431年，况钟后母去世，按“丁忧”的礼制，其要回原籍守孝三年。苏州二千多人向巡按御史提出请求夺情。明廷接受了百姓的请愿，下旨况钟缩短守孝期，速回苏州任上。

公元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已九年，其赴京考绩，朝见皇帝。苏州百姓八万人又上书挽留。明英宗又接受了苏州百姓的请求，这次就提拔况钟为正三品，仍回苏州做知府。

公元1443年初，况钟因病在苏州任所去世，终年六十岁。况钟的灵柩运往江西时，苏州百姓都夹道哭泣相送。运送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别无所有”。苏州所属七县都自发为其立祠堂，作为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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