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内普，摩洛哥出生的阿姆斯特丹人

水上漂的影儿

辛内普，(Morocco 摩洛哥， 1959-)，来自北非国家摩洛哥的第四大城市非斯(Fes)，辛内普共有八个兄弟姐妹，她在家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个哥哥。辛内普在摩洛哥读完了中学，十八岁那年，与那时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工作的、比她大20岁的、来自摩洛哥的穆哈默德(化名)结婚。

穆哈默德于 1969 年从摩洛哥的山区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

荷兰的摩洛哥人群体就整体数量而言，是荷兰人口中第六大少数民族。据 2013 年的统计， 有近37 万摩洛哥人居住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有 7 万 2 千多人 ，占阿姆斯特丹人口中总数的 9%。

从历史上看，荷兰在 20 世纪 60 代之前，很少接受欧洲之外的劳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 于重建与恢复的速度很快，工业化进程飞速向纵深发展，到了20 世纪 50 年代，荷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为解决这个问题，荷兰先是从南欧招募劳力，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又开始从土耳其和摩洛哥招募大批劳力，这些人多是受教育程度很低，主要是为解决新兴工业中劳 动力短缺的需要。

这是荷兰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之前荷兰从来没有号召过外国人移入荷兰，这也是荷兰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开始时的招募政策十分宽松，最初荷兰雇主可以自己联系并招请南欧及土耳其和摩洛哥人来荷兰做工，后来荷兰政府才插手于此事，与上述这些国家签订了招募劳工的协议。由 于劳动力紧缺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移民潮也由此开始。那时只要外国人在荷兰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居留以及工作许可，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 1967 年。这些被招募的劳工都先得到一个临时的合同，并预计几年后就会返回原居住国，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外侨工”。同时他们的居留状况也是依工作合同而定，如果工作合同到期，居留许可也就相应地结束。问题是这些“外侨工” 在合同到期后就必须离开荷兰的政策使雇主感到很麻烦。因此后来政府批准使这些拥有临时居留 的“外侨工”的居留变为永久居留。这一政策的后果引来了后来的 “外侨工”的家庭团聚政策。

从 1960 年开始荷兰允许劳工移民，最开始也仅限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如果这些劳工移民的居住条件达标的话，同时他们至少在荷兰居住和工作满两年并仍然有至少一年的工作合同，则允许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到荷兰来。从 1963 年起，对于西班牙的劳工移民，当他们的试用期结束后，如果他们没有子女、且其配偶自己也愿意在荷兰找工作，则其配偶就可以立即来荷兰。而对于意大利劳工移民，则从 1968 年开始享受欧共体国之间劳工自由的待遇，他们的配偶可以与其同期到 荷兰来。

第一代摩洛哥人是在 20 世纪 6、70 年代作为外侨工、以及外侨工的家庭团聚到荷兰的。招募 摩洛哥人来荷兰作为外侨工于 1973 年结束。

1969 年穆哈默德正是作为外侨工来到阿姆斯特丹的。

穆哈默德与辛内普结婚前彼此并不相识，一次偶然的机会穆哈默德在辛内普的叔叔那里看到了辛内普的照片，并向她叔叔表示要娶辛内普，他们就这样于1980 年在摩洛哥结婚了。那时办家庭团聚比现在要容易得多，所以结婚当年辛内普就来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

当辛内普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虽然她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对于辛内普来说，这仅仅是她度假的城市，并不适合她生活和居住。主要原因是语言不通，使她感觉到她在这个城市象是住在监狱中。以前在摩洛哥上学时，辛内普学过一些法语、阿拉伯语，可是荷兰人都说荷兰语， 虽然很多荷兰人都会说英语、法语等外语，但日常生活中人们用的都是荷兰语。所以当辛内普刚 来阿姆斯特丹时，每天都哭着央求他丈夫送她回摩洛哥，而穆哈默德每天要工作，又怕辛内普真的要跑回摩洛哥去，因此，每天把辛内普锁在家中。就这样过了半年，在辛内普不停地要求下， 穆哈默德只好为她买了机票，送辛内普回摩洛哥去了。然而，回到摩洛哥不久，辛内普发觉她怀 孕了。辛内普说，若不是她怀孕了，她现在就不会在阿姆斯特丹了，她会一直在摩洛哥居住。

1981 年他们的大女儿在阿姆斯特丹出生了，随后又相继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

20 世纪 80 年代，荷兰政府对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没有相应的政策。直到 80 年代中期才开始讨论融入政策。如果前外侨工及其他们的家庭想要继续留下来，他们也要以自己的力量为荷兰社会作贡献。尽管荷兰仍然对前外侨工及移民以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持有异议并引起争论， 但还是将其保留下来。后来的一些统计数据也表明，那些在荷兰的非西方国家的移民的状况不佳， 他们经常是教育程度低、失业，并且多靠领取救济为生，同时经常挑起及参与犯罪活动。20 世纪90 年代荷兰开始制订扶植落后移民的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使得一些帮助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 的特别项目应运而生。

在阿姆斯特丹生活的最初几年，辛内普不会说荷兰语，不认识任何人。穆哈默德根本不愿意让辛内普去学荷兰语，不想让她与荷兰的邻居接触。在摩洛哥，男人把老婆锁在家里的事常有发 生，所以穆哈默德象在摩洛哥一样，把辛内普关在家中。他给辛内普买一些阿拉伯语的音像带， 让她在家看录影带解闷。穆哈默德甚至不愿辛内普与摩洛哥人接触，这主要是因为穆哈默德比辛内普大 20 岁，而且辛内普来自于大城市，上过学，他民长得不错，而从山区来的穆哈默德生怕辛 内普与外人联系多了从而使他失去辛内普。这种生活使辛内普的孤独感与日剧增，所以她向穆哈默德要求每年允许她至少一、两次返回摩洛哥。

在荷兰，儿童从 4 岁开始要上小学，属于基础教育。荷兰的基础教育是针对 4 岁到 12 岁儿 童。荷兰儿童年满 4 岁时就可以选择去小学校，但不是强制性的。在儿童过了其五岁生日后，就必需去小学校接受教育。儿童第一年在小学主要是小孩子们在一起玩，使儿童逐步习惯与其它小 朋友相处，也通过比如智力玩具、顔色、形状等使儿童等了解一些事物方面，另外也开始学习数数和写字。

荷兰的小学有几种不同类型，公立小学、特殊教育、普通特殊教育以及社区小学 4。 公立小学是每个适龄儿童都可以进入的学校。当学校没有空位时，当地政府就要过问并试着让儿童进入另外的公立小学。如果附近没有公立小学，那些特殊学校就要接纳小学生。

特殊教育是针对出自那些信奉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家庭的子女，如罗马天主教、新教、伊 斯兰教以及印度教。出自非信奉相关教家庭的子女可能被拒绝进入此类学校。

普通特殊教育的课程是以某种教育理念出发进行教育的，而不是基于某种信仰或观念。这类学校多数都在学校名称上可以看出，如，montessorischolen(蒙特梭利学校)、daltonscholen(道尔顿学校)等等。

另外荷兰还有 11 所国际学校。国际学样接纳长期生活在荷兰的外国人子女，以及长期生活 在国外的荷兰人的子女。国际学校的学生及教师都说英语。

当辛内普的大女儿 4 岁时，辛内普要送女儿到学校并接她回家，这使她遇到了同去学校接送 孩子的荷兰邻居，她们之间开始聊天。辛内普只能用法语与邻居交流。邻居奇怪地问辛内普为什么不说荷兰语，辛内普告诉邻居，她不会荷兰语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学习荷兰语，邻居告诉她在社区活动中心就可以与人接触，慢慢地了解荷兰语。晚上，辛内普把她想去社区活动中心的愿望告诉了穆哈默德，但穆哈默德不同意她去社区中心，还告诉她，如果辛内普去社区中心，就送她回 摩洛哥。但这没有吓倒辛内普，辛内普说，那好，送我回摩洛哥吧，我不愿再过这种牢狱式的生 活了。穆哈默德无奈只得同意她去社区活动中心，从那时开始，辛内普才逐渐走进荷兰社会。

荷兰政府对移民融入社会的要求是在 21 世纪才开始明确提出的。最初由于很多留在荷兰的外侨工与其家属生活在一起，而且荷兰政府一直希望这些外侨工按原计划仍将返回到原籍国，而 这些前外侨工自己最初也都是这么打算的。所以在荷兰他们仍旧用本国语言、文化进行交流与教育。然而，原籍国与荷兰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异，使大批这类外侨工不愿离开荷兰。1973 年已约有 2 万 2 千摩洛哥人在荷兰。尽管已不再从摩洛哥招外侨工，并要将原来的外侨工返送回原籍国， 但是摩洛哥人的人数还是在不断增加。据统计，在荷兰的摩洛哥人，1980 年有7万2千、1990 年16万8千、2008年33万5千。其实这33万5千摩洛哥人中，只有6.5%曾是外侨工。

由于这部分移民的比例很大，而且很多象辛内普那样的妇女都长期游离在荷兰社会之外，有 些妇女在家里的地位甚至比辛内普还要低，这其中，很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摩洛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文盲)。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荷兰才重新开始以批评的眼光审视多元文化的社会， 并对移民提出了融入荷兰社会的最低要求，即必须参加融入社会的课程并通过相应的考试。

自 2006 年 3 月 15 日起，因家庭团聚及组成家庭来荷兰的人，必须在荷兰驻所在国使馆 通过融入课程才可获准到荷兰。自 2007 年起政府颁布了融入法，将通过融入课程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融入课程是针对移民的教育课程，其目的是使新来的人能更好地了解及融入荷兰社会，包括荷兰语及荷兰社会常识两部分。其中社会常识部分，涉及到在荷兰生活 所需要知道的基本常识，比如医疗保险、找工作、看病、去银行等日常生活中所要遇到的情景；另外还介绍有一些荷兰的文化、历史、法律以及社会。

辛内普在社区活动中心开始与同在活动中心的人们接触、交流。过了一段时间，活动中心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愿意教附近的阿拉伯人的孩子学习阿拉伯语，辛内普欣然同意了，这是一份志愿者的工作，辛内普干得很投入，也很热心，这也使辛内普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在社区活动中心并不能真正系统地学习荷兰语，而且在活动心作义工都是说阿拉伯语， 为了系统地学习荷兰语，辛内普在正式的为成年人开办的荷兰语学校注册，并开始了每周三次的 荷兰语学习。在她上学的日子，每天先送孩子们上学，然后自己也去学校学习，到孩子们学校下课了，她再去学校接孩子们回家。经过半年的学习，辛内普学到了很多。正在这时，一个帮助摩洛哥妇女步入社会项目的项目协调人来到辛内普学习荷兰语的学校，要找一个会说阿拉伯语、也会说荷兰语的人参加此项目，辛内普十分渴望真正做些事情，她对这个项目十分感兴趣，并真的 入选参加到项目中去。这是一份正式工作，从 1990 年到 1995 年，辛内普一直为这个项目工作。

1995 年由于流产，身体不好，辛内普停止了工作，在生了最小的女儿后，辛内普才又开始在 学校作义工。

据统计，荷兰的义工多数都是由 35 岁至 45 岁之间的人们在学校、运动社团或住家所在社区 完成的。而在 2012 年及 2013 年期间，由于那时青少年有义务以做义工的形式完成社会实习，所以那两年青少年做义工的数量激增。做义工的城市的人少于村镇的人。由于统计时间地点等原因很难查到在荷兰做义工的确切人数，每个义工做义工的时间平均为每周 4 小时 7。

2005 年前后，辛内普又找到了一份陪伴老人的工作，每周三次，一次几个小时，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2010 年辛内普的丈夫穆哈默德去世了，尽管她的丈夫开始将她关在房中，然而总的来说，她还是对她丈夫心存感激。她丈夫工作得不错，钱也赚得足够家用，给了她所有她想要的一切。而且，穆哈默德对她的父母非常好，并且尽其所能帮助她的家人。穆哈默德每年都带辛内普去度假， 他们去过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几乎所有摩洛哥的大中城市。由于辛内普丈夫的工作收入使辛内普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过得很好，这样的生活在摩洛哥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辛内普的丈夫去世后，辛内普衣食无忧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但在荷兰，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帮助，国家制订了各种法律，使人们遇到生活中的相应困难时，社会的相 关部门就会依据法律向人们提供帮助。

荷兰的遗属法(ANW)使每个在荷兰居住或工作的人都以税收的形式通过人民保险费交纳遗 属保险。相应地有两种不同的遗属津贴：第一种，对于去世者的配偶或前配偶的遗属津贴；第二种，对于去世者不到 16 岁的子女的遗孤津贴，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16-21 岁的遗孤也能得到遗孤津贴，例如孩子全时上学，或要照顾弟妹。

荷兰政府为人们养育孩子提供子女金，以用于抚养和照料子女，其前提是这些家庭缴纳过子 女金保险。对于那些居住或工作在荷兰的、家中有不到 18 岁的子女的家庭，就有可以得到子女金。 其子女可以是领养的、收养的、前夫或前妻的子女;子女金的额度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如果所要 养育的孩子有残疾，则可能领取到更高额度的子女金。

辛内普丈夫去世时，辛内普的小女儿还未成年，所以在这个女儿十八岁之前，辛内普都可以 领取子女金，加上她得到的遗属津贴，这些可以维持她今后的生活。如果这些还不足以为生，她 还可以申请社会救济金。

尽管在阿姆斯特丹已经生活了 35 年，辛内普还是感觉到这里的生活比较单调。比如阿姆斯特 丹的蔬菜水果的种类一年四季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在摩洛哥则不相同，每个月都不一样，各 个季节都会有相应的时令瓜果，一年四季总是有各种各样、品种繁多的蔬菜水果。在这点上，辛 内普十分怀念摩洛哥。

然而阿姆斯特丹还是让辛内普觉得一切都很方便，什么事情都有章可寻，有法可依，任何事情都按照规章制度办，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在摩洛哥，钱决定一切，办事就要用钱或者通过关系开路，而制度只是给一般人看的。

辛内普对她的荷兰邻居赞不绝口，正是她的荷兰邻居使她开始步入了荷兰社会，而且在生活等各个方面给了她各种各样的帮助，丝毫没有因为她是摩洛哥人而受到邻居们的冷落。在这里更自由、包容、人人平等，使她感到了作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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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蒂塔，印尼出生的阿姆斯特丹人

 菲萝梅娜，瑞士出生的阿姆斯特丹人

 菲苏，土耳其出生的阿姆斯特丹人

 雷米，立陶宛出生的阿姆斯特丹人

 泰德，英国出生的阿姆斯特丹人

 桑娅，波黑出生的阿姆斯特丹人

说明：十几年前，无意中看见了城市统计资料中出现的一个数据：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中有半数以上是外来人，而这些外来人来自世界上 170 多个国家！萌生了介绍一些外裔阿姆斯特丹人的想法，並想将所涉及的荷兰一些社会政策及生活常识穿插在其中，2015至2016走访了一些不同出生地的阿姆斯特丹人，因此有了这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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