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内蒙古博物院之五：四楼展厅展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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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博物院大厅庄严气派，中间横幅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 走进其中，就能使人切身感受到内蒙古博物院展览的无穷魅力。

    内蒙古博物院四楼第二展厅“边关岁月”（续）。前半部分内容详见美篇《参观内蒙古博物馆之四：四楼展厅展览》（上）    

    东汉时期，在今内蒙古地区生活的民族有乌桓、鲜卑。乌桓为东胡一支，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汉设护乌桓校尉加以督护，乌桓叛服无常，东汉末年，被曹操攻灭。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居鲜卑山，后南迁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与乌桓为邻。北匈奴西迁后，鲜卑迁居匈奴故地，部分匈奴人也并入鲜卑部落。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大人檀石槐短暂统一鲜卑诸部，其死后，鲜卑分裂，势力分散。

    两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大体以长城为界，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北方游牧民族生产生活于长城以北的广阔草原地带，创造了独特的草原文化，并对中原文明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草原文化与中原文明以长城为纽带，相互交融，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敇（cè）勒长歌。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来活跃在敕勒川地区（今大青山以南地区）的匈奴、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多已迁入内地，鲜卑则分化出诸多部落，并且各部日益活跃，成为蒙古高原较为强盛的部族。羯（jié）、氐（dī）、羌各族也纷纷进入这里，与此前的游牧民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五胡”先后建立了地方性的多个割据政权，各政权相互兼并，最后，崛起于内蒙古东北部的鲜卑拓跋部统一中国北方，开创北魏基业，与南朝形成对峙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

    “大员”铜壶（北魏）。壶口微敞，方唇，短颈，肩部有对称轴产衔环，并饰有阴刻“大员”二字，鼓腹，平底。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大库伦乡出土。

    上图：山西省大同市石家寨村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漆画板中的人物服饰；
    下图：酱色絁（shī）棉袍（北朝）。左祍（rèn）交领，絁面，绢里，中间纳棉。絁是一种经纬线较粗的平纹丝织物。质感挺阔。这件絁棉袍为桑蚕丝织成，从款式、制作工艺、纹饰、色泽特征上看都具有典型的北朝中晚期风格。内蒙古博物院藏。

    熊足铜案（北魏）。宽沿对折，浅腹直壁，腹壁有一个周金丝纹，大平底，足熊坐势，身直立，熊嘴大张，两耳竖直。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大库伦乡出土。

    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线路图。

    狩猎图岩画（北朝）。阿拉善盟曼德拉山采集，内蒙古博物院藏。

    青铜鍑（北魏）。内蒙古博物院藏。

    彩绘木棺（北魏）。彩绘木棺缺失底板和棺盖，仅保存有四块侧板。木棺复原后整体呈前宽后窄的形制，一块侧板绘有牛车和身着汉式衣装的男女等定居生活情境，具有农耕文化特点；另一块侧板描绘了飞禽走兽、人物骑射的狩猎场景；前侧板上绘有墓主端坐，旁边侍立一人。两种表现不同生业模式的图案同时绘于一个木棺上，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历史场景。内蒙古博物院藏。

    -“太和八年”鎏金铜释迦佛像（北魏）。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环首三菌柱铜鍑（北魏）。小口，矮直领，圆球腹，圈足残；腹最大径处有一周窄腰檐（yán）；口沿下附两个上折的支附耳，耳上有三个蕈（xùn）状凸钮，器体较大，应是实用器。北魂时期，鍑形制矮胖，耳已无边框。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三道营乡另皮窑出士，内蒙古博物院藏。

    内蒙古博物院四楼第二展厅“边关岁月”结束语。

    内蒙古博物院四楼第三展厅“大辽契丹”。

    内蒙古博物院四楼“大辽契丹”展厅入口处巨幅画面。

    契丹肇兴。契丹族，属于东胡族系，世居于西辽河流城。契丹建国前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是八部联盟，经历过大贺氏、遥辇氏部落联盟阶段，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公元907年，遥辇氏的耶律阿保机被推举成为可汗，公元916年即皇帝位，国号“契丹”。契丹国疆域最广之时，史称“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lu qú）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中国古代北方广大地域尽属其统辖范围。
    左上图：青牛白马。关于契丹起源的传说，历史上流传着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辽史》中关于“青牛白马传说”的文献记载；二是《燕北录》中关于“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偌，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的记载；三是《契丹国志》中关于“三主传说”的记载。其实，通过考古学手段对东部鲜卑遗存与契丹早期遗存的比较，可以证明契丹是鲜卑人的后裔。

    左下图：契丹早期活动地域示意图。

    舍根墓群出土陶器。

    大贺遥辇。契丹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古八部联盟，始于北魏。6至7世纪，先后隶属于突厥汗国、高句丽和隋朝。隋唐时期，形成大贺氏联盟。在大贺氏联盟解体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遥辇氏联盟，伴随着后突厥汗国的灭亡以及唐朝政权的逐渐衰落等外部因素影响，契丹部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左下图：木叶山北侧祭祀遗址出土“白马”字样石碑残片（拓片）；
    右下图：木叶山。木叶山既是契丹人的祖山，也是契丹人的祭天之所，是辽朝“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其具体方位史书记载多有歧义，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没有一致意见。根据近年来的一些考古成果与史载印证、考察，可以推断辽太祖陵、祖州附近的“漫歧嘎山”就是辽代的木叶山。     开疆拓土。公元901年，契丹世里氏家族（迭刺部）的耶律阿保机，通过世选方式被推举为部落最高军事首领夷离堇（jīn）后，率领契丹将士先后征服了周围的奚、室韦、于厥、女真等部族，并带兵攻伐隶属中原的燕、代九郡之地。907年，阿保机以“禅让”的方式经过部落贵族的推举，取代遥辇氏成为契丹可汗。契丹建国后，耶律阿保机用了十年的时间巩固并确立了世袭帝制。
    左下图：契丹武士形象；
    中下图：辽代兵器示意图；
    右下图：耶律羽之墓志（拓片）。

    骨鸣镝（dí）。

    黄绿釉鹦鹉形提梁壶。

    辽代五京沙盘。

    因俗而治。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契丹王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公元938年，随着“燕云十六州”地区纳入辽的版图，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从中央到地方推行北、南面官制度。此后，辽朝统治者又因地制宜，先后设立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等都城，形成道、京、府、州、县的地方行政体系，与契丹旧俗“四时捺（nà）钵”及部族制并行。

    官分北南。契丹建国后，在中央统治机构中设立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官制。北面官制是为了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而设置，官吏一律任用契丹贵族，“治宫帐、部落、属国之政”，是辽朝最高权力机关。南面官制是为了统治汉人而仿唐制设立的，“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官吏主要任用汉人，也用契丹贵族。
    左下图：北南面管制表；
    右下图：辽代帝王世系表。

    左上图：持骨朵侍卫；

    右上图：契丹小字与汉字对比；

    左下图：多棱水晶球、青铜骨朵、铁骨朵；

    右下图：铜印、契丹文铜镜及残片。

    契丹小字。

    契丹大字。

    五京兴建。辽代共设五座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分别位于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及西京道。五京既具有都城作用，又是每道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交通中心。五京道境内还有大量的州县城，“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包括奉陵州、斡（wò）鲁朵州、头下军州等。
    下图：辽代草原城市分布图。     四时捺钵。契丹人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四时捺钵”。主要是指以皇帝为中心，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包括狩猎、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国事、处理政务、外交活动等内容。“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既是契丹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
    左下图：四时捺钵表；
    右下图：春水秋山玉。

    开放交融。契丹东面临海，西与西城诸国接壤，南接中原汉地，北部为蒙古草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契丹民族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南面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唐风宋韵，西部有来自中亚与西亚地区的西域胡风，北部有根深蒂固的游牧文化。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多元文化在契丹社会的各个层面皆有所体现。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使得契丹社会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特色。

    南北交聘。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在黄河北岸的澶（chán）州签订盟约，约定北宋每年给辽朝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史称“澶渊之盟”。宋辽各自在边境互设榷场，实行边境贸易，使草原特产涌入中原，也使得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艺及技术等在草原地区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契丹腹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左下图：宋辽榷场设置一览表；
    右下图：《备茶图》局部。     丝路遗珍。辽上京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枢纽，契丹政权稳固地分布在阴山南北的草原丝绸之路的所有重要通道。契丹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转售于中原、甘沙诸州和中、西亚地区，而其他诸方的物产也被纷纷引入到契丹本土。契丹辽朝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导引和参与者，为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下图：辽代草原丝绸之路路线图。

    左上图：玻璃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右上图：鎏金錾（zàn）花铜盆。

    异彩纷呈。契丹辽朝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在坚守游牧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汲取农耕文化、异域文化的精髓，通过汇聚，创造出了多元一体的契丹辽朝文化。这种多元汇聚性，在陶瓷器、金银器、纺织品、玉石器及绘画艺术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
    下图：玉石器。

    水晶玛瑙璎珞（yīng luò）。

    璎珞（辽）。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璎珞，是贯串珠玉等而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少数为臂饰和胸饰，是辽代墓葬中常见的饰物。从文献记载看，早在北魏时就已出现了璎珞，与印度佛教艺木的影响有关。辽代佛教盛行，此件琥珀璎珞的形制，即为取法佛教造像、壁画中菩萨的华丽装饰而来。

    胡人训狮纹琥珀握手（辽）。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釉刻牡丹纹花口注壶（辽）。赤峰市巴林左旗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左上图：胡人乐舞纹铜鎏金带饰图案；

    右上图：胡人乐舞纹玉带饰图案。

    上图：鸡冠壶形制演变分期图；下图：各式鸡冠壶。

    上图：辽宋窑址分布图。

    白釉盘口穿带瓶。

    喇叭口浅褐釉瓷壶（辽）。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上图：唐三彩与辽三彩对比图。

    绘画艺术。辽代壁画是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奇葩（pā），它以朴实、简素、亲切、自然等特色著称，和契丹文人画构成我国北方草原画派的重要艺术风格，全面反映了契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活习俗，折射出契丹民族的精神与文化风貌。
    右图：东丹王出行图—耶律倍（李赞华）。

    侍从木版画。

    上图：辽代纺织品纹样。

    金银器。辽代金银器的基本工艺、器型和纹饰直接继承了唐文化而来。中期以后，纹饰的演变、器皿的色泽和某些器型上，呈现出宋代金银器文化的影响。在个别器型和技法上，能从突厥、粟特和中亚文化中找到更深远的背景。以佛教纹饰入主祭器为辽代金银器的独创，这一点在葬具、装饰品和马具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下图：金银器大件为“左相公”银盆（辽）。

    辽代金银器纹饰。

    银唾盂（辽）。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鎏金双面人头银饰件（辽）。赤峰市松山区大营子村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庆州白塔：原名“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城内。此塔修建于辽兴宗（1031~1055年在位）时期，用时两年半，是保存较好的辽代佛塔之ー。塔身呈八角七级空心楼阁式，高74米。此模型按128比例复制。1989年对白塔进行修复时，在天宫内发现了经卷、经咒、佛舍利、银塔等文物。

    左上图：辽代器物上的迦陵频伽图案；
    右上图：鎏金银壶上的孝子故事图案。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分别为：杨香扼虎救父、王裒（póu）闻雷泣墓、郭巨煜儿奉母、丁兰刻木事亲、王祥卧冰求鱼、原谷拖舆（yú）谏（jiàn）父、黄香扇枕温衾（qīn）、蔡顺拾葚（shèn）供亲。

    崇释尚儒。契丹族信奉萨满教。随着疆域的扩大，契丹皇帝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确立了契丹社会萨满教与儒、释、道等其他宗教并行发展的局面。佛教因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契丹社会各阶层中占有主导地位。到了辽朝中晚期，统治者佞（nìng）佛之风日甚，广建寺庙佛塔，大兴佛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契丹社会大量佛寺庙宇的兴建，整理佛教文献、印刷佛经典籍等活动，也促进了佛教文化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传播与发展。

    灰陶兽萨头像。

    事死如生。在契丹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契丹族丧葬习俗是先天葬无坟冢，这种丧葬习俗是与契丹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相辅相成的。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那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礼仪制度，而在契丹建国前后，契丹人学习、吸纳了中原的汉文化，其丧葬习俗发生了大的改变，契丹人开始实行土葬、厚葬，并结合本民族固有的习俗，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又特殊的丧葬制度。
    右图：皇帝陵寝。

    右图：辽带陵墓分布图。

    祖州石室。石室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代祖州城的内城北部，俗称“石房子”，用七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支盖而成，是契丹族特有的一种祭奠性建筑，也是现今唯一保存下来的辽代石室。石室坐西朝东，高3.5米、宽4.8米、长6.7米。此场景按11.34的比例复原。

    墓室四周壁画是结合了多处辽代墓葬创作而成，顶部《星象图》依据位于河北省宣化市的辽墓壁画绘制。

    木梈（pēng）与棺床、小帐。辽代皇室和贵族的墓葬多由墓道、前室，耳室和主室组成。此场景是墓室的局部复原。正中的木梈按出土实物尺寸复制，梈室内的棺床、小帐为原件。

    墓室四周壁画。

    黄金覆面。该覆面由薄金片捶击而成，出土时盖于公主面部，呈半浮雕形，面部安详、平静、端庄。面具边缘一周有33个小孔，用细银丝沿着面具周边穿孔与头部连缀起来。作为殡葬服饰的组成部分，此覆面是死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辽代等级观念在葬俗中的反映。

    贵族葬俗。契丹政权建立后，不断学习中原礼法，吸收丧葬制度精华，并结合本民族葬俗，创造出了谐如棺床小帐、银丝网络、金属覆面等独特的葬具葬俗。由于受到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契丹社会还出现了仿照“茶毗（pí）札＂而流行的火葬形式，即将骨灰放置于真人大小的真容木偶像的躯体中，这也是辽代葬俗中所独有的一项内容。

    辽墓壁画《出行图》、《归来图》〔摹（mó）本〕。

    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前勿力布格村西南，属辽代晚期墓葬。出行图和归来图是契丹墓葬壁画中较为常见的题材，多绘于墓道两侧，反映了契丹人车马出行的游牧生活场景。

    彩绘木棺及棺座侧面。

    彩绘木棺及棺座正面。

    彩绘木棺及棺座背面。

    真容偶像。赤峰市巴林右旗益和诺尔布敦花辽墓出土。

    花鸟纹漆盒图案。

    消亡之谜。契丹辽朝政权的后期，皇室贵族相互倾轧，吏治腐败加剧。尤其天祚（zuò）皇帝耶律延禧即位后，痴迷于游猎玩乐，荒废朝政，使国势迅速衰落。在金朝和北宋政权的联合围攻之下，契丹政权最终于公元1125年灭亡。此前，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余部万余人北上、西出，在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史称“哈喇契丹”，存续90余年，至公元1218年为蒙古西征军所灭。但剩余部分人又在西亚建立起一个“起儿漫”王朝，史称“后西辽”，又存续80余年，后被旭烈兀汗国所灭。契丹后裔到底流向何方，学界多有猜测，尚无定论。
左图：契丹寻踪、西辽始末。

    女贞崛起。女真族原为契丹的藩属，其首领完颜阿古打在统一女真诸部后，公元1115年在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金”。金朝历经十帝，共120年，鼎盛时期统治疆域包括今天的淮河、秦岭以北，还有中原、漠南草原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金朝建国后，与北宋定“海上之盟”，向契丹宣战，公元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公元1234年，金朝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之下灭亡。

    内蒙古博物院四楼第三展厅“大辽契丹”结束语。内蒙古博物院展览就此全部结束。

    此次参观感受颇深。内蒙古博物院展览是浓缩中国北方亿万年来生态变迁史与草原文明发展史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完美体现。她印证了内蒙古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博大、雄浑磅礴，讴歌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解放、抵抗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史实，实在令人震撼，受益无穷。内蒙古博物院展览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又由于内蒙古是我的母亲和婆母的故乡，在深切怀念亲人之情的感召下，历经近三个月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参观该展览全部内容的美篇，并奉献给所有的亲朋友好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