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张阳普的故事

在湖之滨

2015年6月1日，巩县（现巩义市）机瓦厂子弟中学七〇届毕业的同学们，在巩义市的康乐山庄聚会。

聚会结束后，我收到了失去联系很久的同学袁建共的一条微信：“大宾你好，向你父亲胡司令胡老革命前辈致敬，并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我是六九年二月你父亲和张健父亲把我送上了从军之路！当时张伯伯是巩县征兵领导小组组长，胡伯伯是武装部长，当年的新兵服装是在四三一站台发放的，当时胡老前辈在在四三一站上向我一群新兵旦子发出了洪亮有力的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当时我对他老人家非常敬佩！他哪魁梧的身影，洪亮的号令是我终生难忘。张伯伯和胡伯伯是我革命的领路人，转业后我曾二次到102电台看望张伯伯，有机会一定去看望他老人家，看望我终生最敬佩的老前辈，老军人，老伯伯，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福各位老同学的父母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我把这条微信读给爸爸听后，爸爸沉思了一会儿，给我讲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1969年2月，当时新兵已经上了火车，列车就要离开了，一位新兵的父亲找到我的父亲，非要拉着我父亲去见见他的儿子。就在火车窗外，我父亲和他及他的儿子话别。这位父亲激动的泪流满面，千叮咛，万嘱咐，要他的儿子一定不能忘记，感恩我的父亲，在部队好好干，来报答我父亲。

   原来，是我父亲作出的一个决定，成全了这个年轻人的梦想。

    这个年轻人名字叫张阳普，和当时所有青年人一样，参军入伍是他孜孜不倦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他也如愿的完成了报名、体格检查、政治审查等一系列手续。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定兵的时候发生了矛盾，由于文革期间派性斗争的影响，观点的不同，就有人阻挠张阳普入伍，提出他在文革期间是什么什么派，张阳普的参军之路因此蒙上了阴影并继而亮起了红灯。 

    父亲在下乡检查征兵工作时，听到下面汇报反映了这个问题，征兵站里两种意见对立，同意的和不同意的争论激烈，定不下来。父亲听后，当时并未表态，只是说：“你们把这作为一个问题，交到县征兵领导办公室去处理吧。”

    父亲回来后，首先要求征兵领导办公室调查张阳普有无其他问题，在了解到并无其他问题后，父亲在征兵领导办公室开会研究此事时说：“征兵标准里就没有什么派之说，不存在造反派保守派的问题，界线划的很清楚，只要体检合格，政审合格，就符合条件，可以批准他入伍。”于是，县征兵领导办公室会后就打电话通知征兵站，同意张阳普入伍，张阳普因此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革命军人。

    我问父亲：“你当时见过或者认识张阳普吗？”父亲答说：“没有，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到部队后，在经过新兵训练分配之后，张阳普就给父亲写信，以伯伯相称，讲了他入伍道路的艰难和对父亲表示感谢的话。父亲也给他回信，鼓励他，讲了部队生活的经验和要注意的问题。

自此以后，但凡每取得一点成绩和进步，张阳普都要给父亲来信汇报。父亲似乎成了他前进进步的动力，不仅入党、提干给我父亲写信，在回巩县探亲的宝贵的短短时间里，也带着他的父母亲一起从巩县来到开封专程看望我的父亲，甚至连谈对象结婚，也要把对象先带来给爸爸看，征求父亲的意见。

    张阳普进步很快，以后从四川成都部队调到郑州解放军电子工程技术学院，凭借个人努力和能力，一直晋升至副军级干部。直到2009年，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也退休了。退休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看望把他领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带领他的妻子、女儿女婿又一次专程从郑州来到开封看望父亲，自此以后，每年都来，从不间断。

对于以上这段经历，张阳普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把他转抄如下：

关键时刻的救星  改变命运的恩人

——终身难忘的从军记

我从小最喜欢听战斗故事，最崇拜为国家英勇献身的英雄，长大以后最羡慕穿上军装手握钢枪的解放军。1968年，我18岁，正好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当年1月，新疆军区来到巩县征兵，我高兴极了，做梦都是穿上了军装，几次在梦中笑醒。但是，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两派对立，掌权的那一派极力反对我应征入伍，当我发现没有上报我体检的名字时，全乡应征青年的体检已经结束，我当兵的愿望就此搁浅了。但我并没有死心，我找到接兵部队，他们说只要县武装部点头就带我走。就这样，为了表示我当兵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意志，夜间我和父亲从老家借着月光，翻山越岭，走了70多里的山路，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到了巩县武装部的门前。上班的时间到了，我们见到了身材高大魁梧的武装部长胡部长，倾泻了我的不幸遭遇。胡部长紧皱眉头，沉思了一下说，你们公社的体检都已结束，有些情况我也不清楚，今年才到当兵的年龄嘛，明年再走也不迟。我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武装部。随后我又找到接兵部队，接兵部队也很同情我，他们向武装部提出其它问题时，把我的情况也一同作了反映。也许是我的不懈追求，在我父亲又见到胡部长时，他说：“老张啊，你放心，明年只要孩子的身体合格，当兵的事我姓胡的包了。”这样，我就放弃了幻想，期盼着第二年的早日到来。

漫长的1968年终于过去，1969年的1月，成都军区来到巩县接兵，我内心格外激动，很快就在村里报了名，参加了体检。可是命运偏偏和我作对，在测血压时我没有过关，经打听才知道量血压的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医生，文革中和我父亲不一派，因为两人曾有过节，所以有意把我的血压量高。我父亲把这一情况向体检站和接兵部队作了反映，消息很快到了武装部胡部长那里，立即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在县征兵体检领导小组会议上，他严肃批评了这个事，并非常直率的说：“象张兴华（我父亲的名字）的儿子张阳普，身体挺好，而有的人讲派性，讲个人恩怨，把他的血压故意量高，那么健康的小伙子，我是接兵的也想要带他走。”经他这么一说，下面哑口无言。后来我的血压经接兵的医生和体检站共同测试完全达到征兵标准。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事后我听说，就在政审定兵时，有人向征兵站反映我是保守派，征兵站也出现两种意见，有的人不同意我当兵。就在两派激烈争论时，胡部长检查工作碰上此事，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让征兵站作为一个问题，上报县征兵办公室去处理。胡部长回到武装部后，首先要求征兵领导办公室调查我有没有其它问题，在了解到并无其它问题后，胡部长在征兵办开会时说：“征兵标准里就没有什么派之说，不存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问题，界线划得很清楚，只要体检和政审合格，就符合条件，可以批准他入伍。”于是县征兵领导办公室会后就打电话通知征兵站，同意我入伍，因此，我才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两年后，我已提了干部到成都开会，见到了到巩县接兵的宋涛政委，他告诉我，说胡部长给他说：“老宋啊，张阳普你一定给我带走啊！”宋政委说：“张阳普你一定得让我带哇。”这样，两人一拍即合，我当兵就有了圆满的结果。新兵走的那天，全县的新兵七百多人，送新兵的亲友人山人海，胡部长在我父亲的陪同下特意找到我，笑着说：“小张穿上军装了。”他虽然话不多，但含意极其深刻，一是穿上这身军装真不容易，二是这身军装的份量很重，三是看你怎样对得起这身军装。我父亲也再三嘱咐我到部队后好好干，一定不辜负胡部长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胡部长。

到了部队后，我把报恩（胡部长的扶马送逞之恩，我的父母养育之恩）作为当好兵的强大动力。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就写信给胡部长，始终以伯伯相称，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成长进步，胡伯伯无论再忙，也从来没有一次不给我回信的，他经常给我讲部队生活的经验和要注意的问题，不断的鼓励我，关心我，既有做领导的引领，又有作父亲的慈爱，使我时时都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也把追求上进和磨练自己作为报恩的行动。我一直以英雄为榜样：在当卫生员时，我利用节假日为农村社员治病；在参加千里野营拉练时，脚上打了9个水泡和血泡还帮掉队的同志背枪；在别人家中有困难时，我用他的名字悄悄的给他家寄钱，等等。我被团师两级评为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因表现突出，入伍两年，我从战士直接提为连级干部。随后，被保送上了四川大学，毕业后调入四川省军区机关，后来又调到郑州总参电子技术学院，先后被送到国防大学、西安政治学院、南京政治学院、空军政治学院进修和学习，职称晋为教授，大校军衔，政治上按正师，经济上按副军职待遇，2010年正式退休。

回想40多年的经历，我从内心里特别感激胡伯伯，我和他非亲非故，但他以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我一个农村的孩子。没有他在关键时刻替我说话撑腰，把我送上革命的道路，并且不断的教导培育，就没有我的今天，是他的英明决策改变了我的命运。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慈爱的人，他的言传身教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的四个子女参军，三个都提了干部，六个子女，个个事业有成，人人都很孝顺。他战功卓著，但从不居功自傲，他一身正气，只求奉献，这也是他有极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根源所在。由于胡伯伯对我非常的知心、贴心和关心，所以我也非常的亲近他，包括我谈恋爱的女朋友都叫他过目把关，所以我结婚至今，家庭稳定，幸福美满。我有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生，追根溯源，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的功劳在先。常言道，吃水不忘打井人，只要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我就有精神寄托，每次我能见到人生起步的奠基人、革命道路的领路人、改变命运的决策人——敬爱的胡伯伯，我就充满了温暖感和幸福感。（张阳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