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师范：难忘那口水井

秀夫

▌对于我来说，能够进入我的母校，也算是一种幸运。

那年，16岁的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那时候的录取比例差不多就是五十分之一，甚至更高，所以偏居乡村的父老乡亲们就把高考俗称为“过独木桥”。因为彼时城乡二元对立严重存在，高考也就成了乡下孩子“脱掉草鞋穿皮鞋”的唯一途径。

我的考分并不太好，小时候因钟情于文学，而那些由数码字变化出来的公式、定理及运算法则，就成了天然的拦路虎。记得当年高考数学百分里，我只拿回了可怜的36分。好在幸运之神在我路过门廊的时候，并没有打盹睡着，它让开一条细缝，使我得以穿过重重帷幕，进入我的师范生活。

一个懵懂的青少年走进城市里，什么都是新鲜和欣喜的：校园里操场平整宽阔，高大的礼堂，教室、宿舍前的大片的树林，还有间作在教室与教室之间的花坛，以及围墙外延伸无边的湖水。岁月更替，这一切如同一幅幅陈年老照片。在母校生活的许多细节，不知不觉地淡化开去，如今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是学生宿舍旁的一眼水井了。

我的成长与水井密切有关。因为瘦小，高考体检时37公斤、不到160厘米的个子，使得从小严重缺乏营养的我，被医生怀疑患有肝炎。为此，上学的第一天就被校医叫去做专项检查。张医生让我躺在检查床上，细细地检查过我的腹部，然后他笑了：“没有问题，只是需要多吃点好的，加强营养。”那时的我，不知道体检过不过关，对一个人命运会做何等安排，但肯定是十分关键的一步。我之所以说幸运，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微笑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和命运之神的微笑一样，亲切、温暖，绽放出巨大的宽容。

　　

▌老实说，我是来到母校后才知道有水井这样的设施的，而且进一步了解到井里的水温可以依季节变化，变得冬暖夏凉。

那时候，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农村，到处是湖、潭、堰、池，到处有清冽冽的河水，我们儿时的生活中从来不缺少水。所谓水井，只不过是书本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如今，来到母校，水井就这样具体而真实地出现在面前，并伴随我度过难忘的师范生活。

水井里的水，是我们众多学生生活用水的来源。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井台的周围就站满了用铁皮桶打水的学生。大家端着洗脸盆，由一个人学生打水、提水，然后分给众多等待洗漱的人。用铁皮桶打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有点难，特别是对于一个初次学打井水的人，往往试了好多次，你仍然会两手空空。铁皮桶是用一根绳子系着桶把，然后放入井底的。要把水舀在桶内，还真要讲究技巧。井底黑暗，必须先得弯下腰去，睁大眼睛看着铁皮桶的位置所在。然后用力摆动绳索，带动桶身。待铁桶有了一定的倾斜幅度，迅速放低手里的绳子，这样水就能够进入桶里。有时候功夫不到，往往只能提出半桶水来，这样的结果，常常会引发围观同学们的倒彩。这时候，水井周围常常一片欢腾。打水人尴尬不已，地位很快就会被一个熟练者所取代。

我很少打水，常常享用大个头、热心快肠的师哥们的劳动成果。班长姓熊，他是这方面的好手。打水时，他常常可以不用看着水井，弯腰、凭手感摆动，然后就是满满的一桶清水浮出井口。这也算是一种可资炫耀的“能力”。在班级这个大家庭里，有许多讲“能力”的地方，比如看谁一次吃的包子最多，看谁能在规定时间喝完满满一瓶开水，而在最短的时间，打最满的一桶水也在其中之列。现在看来，这些经历是多么不可思议，又充满无尽乐趣。

▌无从知晓，这口水井是什么时候开凿的。我所知道的是，井水一年四季从来没有断过。水井里的水，抚育着我们的身体，而那些教过我们的老师们，如同甘甜的井水一样，抚育着我们的心灵。

我所进入的英语班，说起来在全校应该算是个“特别”的班级。那时候，国门刚刚打开，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校教育从“开门办学”转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不过短短几年，会几句英语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在中学阶段，我所有的英语知识，不过是26个字母加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去学校报到看榜，我的名字写在“英语班”的榜单里。对于我来说，虽然当时感到有一种有别于所谓“普通班”的荣耀，但更多的是内心的踹踹不安。

未来的憧憬很快打破了年少的拘谨。我的老师们——英语老师王天星、周森安，汉语老师刘承汉、徐华文，政治老师刘泽沐，心理学老师张丽君，音乐老师古荣芳等等。他们耐心细致的教育，如同甘甜的井水一般，时刻滋润着我们。

▌在这个“特别”的班级里，王天星老师算得上是“特别班级特别的人”。他上课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老师矮小、瘦弱，面色黝黑，甚至不修边幅。但一开口，他流利的英语就征服了我们。平时和我们说话时，他一口被改良了的武汉话，语速飞快。那时候，收音机、录音机很少，我们用来练习口语的，是一台大大的磁带机。而王老师是个手不离收音机的人，每天他都会按时收听BBC。朝读时，大家总见到他在树林里、或者操场上，收音机放在大大的口袋里，一副耳机，边走边听，口中念念有词。到了冬天，他还出乎意料地用一根麻绳捆在腰上，露出收音机的天线。这样的刻苦自学的情景，几乎成了那时候师范学校的一道“风景”。

在我们眼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更像我们的兄长。那时候他虽已过而立，但还是单身，住在师范学校著名的“夹皮沟”里。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与我们相处在一起，师生之间的感情很浓。毕业后，学生散布在各个学校、各个单位，王天星老师的住处依然的是我们进城后常去的“据点”。无论婚丧嫁娶，老师也和同学们一样，随一份情，喝一餐酒，共叙师生情谊。他的热情、乐观，甚至有些“迂腐”的客套，让我们感到了他亦师亦友的可贵。

后来老师成家了，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课余，老师办起了第一个英语角，还出版了一部英语学习的专著。那天，他的新著出版，我主动找到他，利用记者的身份便利想为他在报纸上发个消息。他很高兴，写来字条，详细说明他的想法。后来，这条消息见了报，老师还特意打来电话，表达谢意。每次见到他，他依然抽烟厉害。但和我聊起在学校的那段生活，在他的眼里总是放射出异样的光彩，看得出，他对那段生活是十分留恋和记忆深刻的。老师育人无数，和他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和来往的，最多的是这个班级的学生们。

这样的好时光持续了不多年，到2006年春天嘎然而止。在此之前，不断有与老师有关的坏消息传来，先是离婚，后是生病。离索寡居的老师，也许真的承受不住生活的变故。他生活能力本来就不强，他要工作，要挣钱，要抚养幼小的孩子。很难想像，那段灰色的日子，他是怎么度过来的。这年的春天，他彻底病倒了，胃上的癌细胞开始折磨他瘦小的身体，给他本来就不平坦的人生最后一击。

再次见到他，是在市医院里。在五楼一间病房里，他平躺着，小小的身体包裹在大大的床单里，显得更加瘦弱。拉着他的手，我只有安慰他。他也很乐观，一直说：会好的，他刚上初中孩子还需要他，大家也需要他。到了这年的5月，他终于挺不住了。我们十几个同学赶到汉口一个殡仪馆里，见到他最后一面——他的身体只剩下不到60斤。远离了生活30多年的故土，他终于可以长眠了。武汉扁担山上的一块石碑下，是他最终的归属。他过早把自己献给了别人，旺盛的生命力像被抽干了水井，现在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他去世的时候，才52岁。

　　▌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回到母校，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校园内郁郁葱葱，满眼生机勃勃，只是那口见证过我们成长的水井不见了。它或许还在某个地方，像教过我们的老师们一样，安静地沁着泉水，感受着岁月的更替和沧桑。

从母校毕业以后，许多老师就再没有见过面，有的老师永远见不着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我的汉语老师刘承汉是古汉语权威，他胖胖的身体，大大的脑袋，厚厚的镜片后是一双慈祥而又睿智的眼睛。在课堂上他常常点我回答问题，看得出他对我这个小不点的喜爱。记得有一次，他买了几个西瓜，由于胖乎乎的身体无法搬运回家，我见了连忙替他搬运回去。到家后，他忙不迭拿出刀来，切了一大块给我。那种甘甜的滋味，至今仍让我回味。现在，老师已经作古。他编著的厚厚一本《明清诗选》就放在我的案头，让我可以时时感受他的博学、严谨和巨大智慧。

周森安老师至我毕业后，回到了江汉油田，也一直没有再见到。虽然近在尺咫，却仿佛远隔天涯。对恩师的思念，如同那清冽的井水，时时在心底泛起涟漪。还有徐华文、刘泽沐、张丽君、古荣芳等老师，大多也没有再见面。作为他们的学生，每每想到这些，想到老师们的教育之恩，而无以报答，我常常感到莫名的愧疚和自责。

人们常常把教师比作园丁，在我看来，他们更像默默无声的水井。虽然岁月老去，他们也随之退隐。但他们用知识的泉水浇灌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奉献自己同时，留下片片可以遮天蔽日的绿荫。

 

个人简介：

秀夫， 本名朱振雷，湖北潜江人。记者、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诗歌创作专业委员会委员。为“潜江诗群”重要成员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励。出版有诗集《风声之外》（青海民族出版社，2011年），诗歌合集《八面诗风》（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年），人物传记作品《杜鸣心：大音希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