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师范:难忘那口水井

2019.07.30 阅读 713


▌对于我来说,能够进入我的母校,也算是一种幸运。

那年,16岁的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那时候的录取比例差不多就是五十分之一,甚至更高,所以偏居乡村的父老乡亲们就把高考俗称为“过独木桥”。因为彼时城乡二元对立严重存在,高考也就成了乡下孩子“脱掉草鞋穿皮鞋”的唯一途径。

我的考分并不太好,小时候因钟情于文学,而那些由数码字变化出来的公式、定理及运算法则,就成了天然的拦路虎。记得当年高考数学百分里,我只拿回了可怜的36分。好在幸运之神在我路过门廊的时候,并没有打盹睡着,它让开一条细缝,使我得以穿过重重帷幕,进入我的师范生活。

一个懵懂的青少年走进城市里,什么都是新鲜和欣喜的的:校园里操场平整宽阔,高大的礼堂,教室、宿舍前的大片的树林,还有间作在教室与教室之间的花坛,以及围墙外延伸无边的湖水。岁月更替,这一切如同一幅幅陈年老照片。在母校生活的许多细节,不知不觉地淡化开去,如今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是学生宿舍旁的一眼水井了。

我的成长与水井密切有关。因为瘦小,高考体检时37公斤、不到160厘米的个子,使得从小严重缺乏营养的我,被医生怀疑患有肝炎。为此,上学的第一天就被校医叫去做专项检查。张医生让我躺在检查床上,细细地检查过我的腹部,然后他笑了:“没有问题,只是需要多吃点好的,加强营养。”那时的我,不知道体检过不过关,对一个人命运会做何等安排,但肯定是十分关键的一步。我之所以说幸运,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微笑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和命运之神的微笑一样,亲切、温暖,绽放出巨大的宽容。

  

▌老实说,我是来到母校后才知道有水井这样的设施的,而且进一步了解到井里的水温可以依季节变化,变得冬暖夏凉。

那时候,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农村,到处是湖、潭、堰、池,到处有清冽冽的河水,我们儿时的生活中从来不缺少水。所谓水井,只不过是书本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如今,来到母校,水井就这样具体而真实地出现在面前,并伴随我度过难忘的师范生活。

水井里的水,是我们众多学生生活用水的来源。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井台的周围就站满了用铁皮桶打水的学生。大家端着洗脸盆,由一个人学生打水、提水,然后分给众多等待洗漱的人。用铁皮桶打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有点难,特别是对于一个初次学打井水的人,往往试了好多次,你仍然会两手空空。铁皮桶是用一根绳子系着桶把,然后放入井底的。要把水舀在桶内,还真要讲究技巧。井底黑暗,必须先得弯下腰去,睁大眼睛看着铁皮桶的位置所在。然后用力摆动绳索,带动桶身。待铁桶有了一定的倾斜幅度,迅速放低手里的绳子,这样水就能够进入桶里。有时候功夫不到,往往只能提出半桶水来,这样的结果,常常会引发围观同学们的倒彩。这时候,水井周围常常一片欢腾。打水人尴尬不已,地位很快就会被一个熟练者所取代。

我很少打水,常常享用大个头、热心快肠的师哥们的劳动成果。班长姓熊,他是这方面的好手。打水时,他常常可以不用看着水井,弯腰、凭手感摆动,然后就是满满的一桶清水浮出井口。这也算是一种可资炫耀的“能力”。在班级这个大家庭里,有许多讲“能力”的地方,比如看谁一次吃的包子最多,看谁能在规定时间喝完满满一瓶开水,而在最短的时间,打最满的一桶水也在其中之列。现在看来,这些经历是多么不可思议,又充满无尽乐趣。


▌无从知晓,这口水井是什么时候开凿的。我所知道的是,井水一年四季从来没有断过。水井里的水,抚育着我们的身体,而那些教过我们的老师们,如同甘甜的井水一样,抚育着我们的心灵。

我所进入的英语班,说起来在全校应该算是个“特别”的班级。那时候,国门刚刚打开,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校教育从“开门办学”转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不过短短几年,会几句英语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在中学阶段,我所有的英语知识,不过是26个字母加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去学校报到看榜,我的名字写在“英语班”的榜单里。对于我来说,虽然当时感到有一种有别于所谓“普通班”的荣耀,但更多的是内心的踹踹不安。

未来的憧憬很快打破了年少的拘谨。我的老师们——英语老师王天星、周森安,汉语老师刘承汉、徐华文,政治老师刘泽沐,心理学老师张丽君,音乐老师古荣芳等等。他们耐心细致的教育,如同甘甜的井水一般,时刻滋润着我们。

▌在这个“特别”的班级里,王天星老师算得上是“特别班级特别的人”。他上课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老师矮小、瘦弱,面色黝黑,甚至不修边幅。但一开口,他流利的英语就征服了我们。平时和我们说话时,他一口被改良了的武汉话,语速飞快。那时候,收音机、录音机很少,我们用来练习口语的,是一台大大的磁带机。而王老师是个手不离收音机的人,每天他都会按时收听BBC。朝读时,大家总见到他在树林里、或者操场上,收音机放在大大的口袋里,一副耳机,边走边听,口中念念有词。到了冬天,他还出乎意料地用一根麻绳捆在腰上,露出收音机的天线。这样的刻苦自学的情景,几乎成了那时候师范学校的一道“风景”。

在我们眼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更像我们的兄长。那时候他虽已过而立,但还是单身,住在师范学校著名的“夹皮沟”里。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与我们相处在一起,师生之间的感情很浓。毕业后,学生散布在各个学校、各个单位,王天星老师的住处依然的是我们进城后常去的“据点”。无论婚丧嫁娶,老师也和同学们一样,随一份情,喝一餐酒,共叙师生情谊。他的热情、乐观,甚至有些“迂腐”的客套,让我们感到了他亦师亦友的可贵。

后来老师成家了,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课余,老师办起了第一个英语角,还出版了一部英语学习的专著。那天,他的新著出版,我主动找到他,利用记者的身份便利想为他在报纸上发个消息。他很高兴,写来字条,详细说明他的想法。后来,这条消息见了报,老师还特意打来电话,表达谢意。每次见到他,他依然抽烟厉害。但和我聊起在学校的那段生活,在他的眼里总是放射出异样的光彩,看得出,他对那段生活是十分留恋和记忆深刻的。老师育人无数,和他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和来往的,最多的是这个班级的学生们。

这样的好时光持续了不多年,到2006年春天嘎然而止。在此之前,不断有与老师有关的坏消息传来,先是离婚,后是生病。离索寡居的老师,也许真的承受不住生活的变故。他生活能力本来就不强,他要工作,要挣钱,要抚养幼小的孩子。很难想像,那段灰色的日子,他是怎么度过来的。这年的春天,他彻底病倒了,胃上的癌细胞开始折磨他瘦小的身体,给他本来就不平坦的人生最后一击。

再次见到他,是在市医院里。在五楼一间病房里,他平躺着,小小的身体包裹在大大的床单里,显得更加瘦弱。拉着他的手,我只有安慰他。他也很乐观,一直说:会好的,他刚上初中孩子还需要他,大家也需要他。到了这年的5月,他终于挺不住了。我们十几个同学赶到汉口一个殡仪馆里,见到他最后一面——他的身体只剩下不到60斤。远离了生活30多年的故土,他终于可以长眠了。武汉扁担山上的一块石碑下,是他最终的归属。他过早把自己献给了别人,旺盛的生命力像被抽干了水井,现在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他去世的时候,才52岁。

  ▌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回到母校,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校园内郁郁葱葱,满眼生机勃勃,只是那口见证过我们成长的水井不见了。它或许还在某个地方,像教过我们的老师们一样,安静地沁着泉水,感受着岁月的更替和沧桑。

从母校毕业以后,许多老师就再没有见过面,有的老师永远见不着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我的汉语老师刘承汉是古汉语权威,他胖胖的身体,大大的脑袋,厚厚的镜片后是一双慈祥而又睿智的眼睛。在课堂上他常常点我回答问题,看得出他对我这个小不点的喜爱。记得有一次,他买了几个西瓜,由于胖乎乎的身体无法搬运回家,我见了连忙替他搬运回去。到家后,他忙不迭拿出刀来,切了一大块给我。那种甘甜的滋味,至今仍让我回味。现在,老师已经作古。他编著的厚厚一本《明清诗选》就放在我的案头,让我可以时时感受他的博学、严谨和巨大智慧。

周森安老师至我毕业后,回到了江汉油田,也一直没有再见到。虽然近在尺咫,却仿佛远隔天涯。对恩师的思念,如同那清冽的井水,时时在心底泛起涟漪。还有徐华文、刘泽沐、张丽君、古荣芳等老师,大多也没有再见面。作为他们的学生,每每想到这些,想到老师们的教育之恩,而无以报答,我常常感到莫名的愧疚和自责。

人们常常把教师比作园丁,在我看来,他们更像默默无声的水井。虽然岁月老去,他们也随之退隐。但他们用知识的泉水浇灌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奉献自己同时,留下片片可以遮天蔽日的绿荫。

 

个人简介:

秀夫, 本名朱振雷,湖北潜江人。记者、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诗歌创作专业委员会委员。为“潜江诗群”重要成员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新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励。出版有诗集《风声之外》(青海民族出版社,2011年),诗歌合集《八面诗风》(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年),人物传记作品《杜鸣心:大音希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