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父亲母亲——作者张利

张利

作者张利

(说明：此文所有照片中人物身份的注释均以作者为中心称谓)

“那个年代”的父亲母亲

爸（张向凌）妈（王恩鸿）工作生活的年代，在华夏史上有重要记载：政论书上称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民间共识，他们是革命先辈。他们揭竿而起的革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红色革命——开创社会主义社会；他们那个年代的身份：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造就的精神财富哺育了子女，被国人称为“红后代”。

爸妈只有两个女儿，一个远在海外，常年不得回家，于是我在父母身边生活时间比较长,可以说除下乡和上大学的8年多时间不在家里，50几年都和父母在一起。爸爸写自传《在时代的大潮中》是我校对的，并撰写了后记；妈妈晚年需要写稿子也基本是我代笔。晚年爸妈的病床前每天不离我的身影，直到把他们送走。我太熟悉我的爸爸妈妈了，虽然长大后的我经常“不听话”，我做事他们也基本无法干预，但他们对我的影响是至深的。对“那个年代”的父亲母亲，爱戴他们，敬佩他们。记录我所知道的生活中的父母，以缅怀；也留给后代，以传承。

　　 (一)老家安阳

安阳，笔墨浓重地记载在中国任何版本的史书上——3300年前中国商代盛世之都，殷墟遗址可见，延至七朝古都；世界最早象形字——甲骨文发祥地，“中国文字馆”当之无愧屹立城中。历史文化传承了人杰地灵的安阳，我们张家一门亲属迄今在甲骨文的出土地小屯村居住。

父亲的家庭属于小有知识的自由职业人家。这种能温饱的家业也经历了两代“无产者”的辛劳。最初，穷苦人家的我祖爷爷张鸿儒因凤阳受灾，逃荒至汉口，跟随当时清朝的进士王琏当差(衙役)。王琏后为袁世凯部下参政员。1880年左右，袁世凯下野，于安阳隐居，王琏随之于安阳落户，在该地修建纪家巷一片瓦房。我祖爷爷便跟至安阳。不久取王琏家丫鬟为妻，暂定居王家后院马棚内。中华民国建立后，王琏谢世，家业败落。由于王家无力偿付我祖爷爷的工钱，便将马棚院内三间房及院子做为工钱抵付。1922年1月我的父亲张向凌出生在安阳市纪家巷这座小小院落中。最初爷爷给起名张祥林，他参加革命后自己改成现在的名字。父亲那代兄妹不多，他居中，上有我大伯，下有我姑姑。多年后，由于爷爷张星伯在县政府当遮务（后与他人开办律师所,解放后定“成份”为自由职业。）的较好收入，用20银元买下临街的一间房子和院子，这就是爷爷创下的最早的家业，张氏家族居住最久的民宅，先后有五代人，约近70年。可惜爸爸16岁离开家之后再也没有在老宅居住过。

安阳桥

安阳古城墙角楼

安阳纪家巷张氏老宅一角

　　文革年代“大串联”时，我和妹妹“顺道”串联到安阳，第一次回老家。虽还简陋但有模有样的三套院凸现中原民宅的特色，我们新奇地住了4天，兴奋地品尝大娘做的河南酸浆饭、米粉、面条啥的。堂姐还带我们去寻奶奶的墓地，又徒步一个小时绕方方正正的城墙走了一圈。2013年爸爸去世后，护理过爸妈几乎把老爸的传书背下的保姆，提出看看老爸家乡的心愿，于是我和妹妹带她第二次回安阳。兴奋不起来了，不仅是因为爸爸不在了，老宅子也不在了，安阳城也不在了。现代人们快速的经济开发，安阳城墙夷为平地，只丢下孤零零一座角楼，横七竖八的高楼和纵横交错的马路，几个小时也绕不对头。祖宅院落即无踪影，政府在高层楼给补偿了4套房，堂哥说，我和妹妹还有继承权，这等好事非但没有让我们兴奋，我们苦着脸连声道：“放弃、放弃，没了原汁原味，老家无家可归兮。”

2013年姐俩回安阳寻根(老街纪家巷)

左起：妹妹张梅、姐姐张利

(二)何处去

由于爷爷在政府当过差，又办过律师所，还当过会计，重视文化教育，让两个男孩子都进了学堂。大伯张敬之初中毕业就择业了，也算文化人，很快成为江西中央通讯社记者。爸爸酷爱读书，虽然家里维持他的学业，但没有多余的钱供他买书，于是爸爸放学后就蹲地摊，几分钱看一本小人书。他说：“硬是在地摊上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小人书成了惯性，直至90年代小人书绝迹了，他才罢手。记得小时候，有新的小人书，爸爸就与我和妹妹争抢，得手的总是爸爸。吃饭时三个人饭碗边都摊开一本小人书，妈妈气得嚷嚷：“一个大宣传部长看小人书，还吃饭看，把孩子都带坏啦！”可是老爸一点不歉疚，诡秘地嘿嘿一笑，我行我素。我们家书多的呦，搬家时卡车拉了两车，古今中外，理论的、文学的、科技的……。这是爸爸给我们留下的唯一财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河南受日寇进逼。不久，日军的炸弹投向安阳城。爸爸说：“由地洞出来第一次亲眼见浑身带血的难民倒地，吓坏了，冒着浓烟滚滚的街道跑回家，在家人的惶恐中，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到涑然。但我不像大人们想如何逃生，我只想能不能上学？”学校停课了，何处去？

出走，找哥哥帮忙读书。1938年3月，16岁的爸爸第一次结小伙伴在硝烟弥漫中茫然寻找求学路。失败了，逃难的百姓喊：“前面有日本兵”，把同伴吓坏了，拽他掉头回转。熬了一个月，爸爸不甘心，再次结新伴，挟一床薄被、揣一块银元便择路而行。不料，那同伴吃不得苦，半路又回头了。爸爸陷入孤苦的沉思，他还是个孩子，战乱中求学，难啊。但是，爸爸没有回头，读书对人是有影响的，或许是“敢于闯荡”的涌动，或许是“逼上梁山”的无奈。前进一步，他找到了哥哥。那时我大伯已经是国民党员了。接受抗日的思想，他辞去记者，躲过日军视线，辗转荒野山路亲自送弟弟到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办的）。在干校共产党教员的影响下，爸爸懂得了要读书先要赶走日本侵略者，他再次辗转踏上了寻找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革命道路。爸爸在自传《在时代的大潮中》中写到：“16岁的我在兵荒马乱中冒着巨大危险毅然两次出行，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唱和时代大潮的人生轨迹就从这里开始。”

奔赴太行山的爸爸

　　 (三)太行山、延安、东北

走出去的爸爸眼界开阔了。南京大屠杀，更加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徐州失守、安阳退守、太原告急，更加气国民党的无能；平型关战役的胜利，让爸爸产生对共产党救中国的期望。义无反顾投奔太行山，入“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首批到达300多学员即开学，朱德亲任校长，主持开学典礼，朱瑞任常务副校长。多次聆听他们的讲话。爸爸的初中生水平在穷苦人组成的革命队伍里算是文化人了，分派到“中国人报社”，转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新华日报社”。此一开头，他终生未离开宣传、文化战线。小时候听爸爸讲革命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太行风云”（爸爸的小说手稿，文革中被烧毁。）“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的太行，成了日本鬼子的眼中钉，集中6万兵力围剿，形成骇人听闻的“五月大扫荡”。爸爸说吃紧的那些天，经常转移。正吃饭，鬼子来了，抓下帽子，一呼啦把眼前饭菜装进帽子兜起走，稍僻静一点，整个脸都扒向帽子，狼吞虎咽，菜香味夹汗臭味下肚，吃毕，帽子来不及洗又迅速扣头上了。我笑出了声。爸爸说，那不是好玩的，战争很残酷。5月20日日军扫荡，爸爸三人与报社走散，到处是枪声，敌我难辨。决定爸爸下山探一下，他碰到了13团撤退，立马想上山去找那两位战友，13团的人拽住他说来不及了。眼见山上枪响，一位当场牺牲，一位打断腿滚下半山坡，失血过多也没熬住。爸爸眼见可恶的小鬼子用铁丝穿透我军战俘每人手臂连接起来，任何人无法逃走，血滴山崖。左权牺牲，太行悲鸣。爸爸侥幸捡了条命，却难过得心碎。他在自传中拟写的下一段标题是“掩埋好同志的遗体，重新投入战斗”。

1942年太行山上

(后排右二为爸爸)

　　1943年，爸爸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这里是晴朗朗的天。诸多他敬仰的革命领袖在这里运筹帷幄，充满了阳光。他看到更多的是笑脸，感受更多的是斗志。刚过20岁的青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他如饥似渴；延安整风运动，端正学风，理清党内两条路线问题，他开始懂得建设好一个党还要自我革命；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那粗壮的手又拿锄头有捏针线，他豪情满怀。在延安只有两年，他说度过战争年代最长知识、最激情、也是最幸福的日子。

中共有远见。8年抗战接近尾声，中央从各战场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党校培训，目的是为建立政权准备人才。果然，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央立刻从延安选派2000多名干部奔赴东北。爸爸他们两条腿与国民党的汽车轮子赛跑，日夜兼程赶路。与爸爸一个党支部的书记是王维之，还有肖杰、崔杨、章子冈、李深光、康夫（这几位一直留在黑龙江工作，其他人陆续调离了。）10天，在风雨和敌对势力夹攻下跋涉：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穿过可怕的无人区；徒步行、搭马车、扒火车，与地方土匪周旋；住八路军驿站、老乡炕头、露宿，最糟糕的是带出来的边区券不好用，地方券五花八门，饥一时饱一顿的。最后到达东北最北部的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市。立刻开展工作,一边恢复生产、一边剿匪，一边建立基层政权。那时政权建立很简单，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县大队长、一个公安局长、顶多再加一个民政局长，4、5个人就是政府了。

1943年爸爸在延安

　 (四)与报纸的缘份　

黑龙江省委决定创办机关报《黑龙江日报》，找候野峰（任社长）、章子冈、马彦和张向凌4人谈个话就开始工作了。从老北安人那得知，伪满洲国时期北安办过报纸，他们找到报社旧址，寻访诸老印刷工，维修设备，忙乱好一阵子。出版第一期报纸的那天，所有人都围在机器边瞪圆了眼睛。“不好！化铅了！”急于求成，火烧得太烈，满满一盘铅字化得没了字形，所有人都闭住吸气不敢说话，只想哭，难过极了。负责烧火的工人捶胸顿足，也说不出话。没办法，一切从头来。1946年2月1日《黑龙江日报》正式创刊。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哇塞! 初秋来临，1949年的10月，中国好景最是，橙黄橘绿中也有黑龙江啊！毛泽东为《黑龙江日报》题写报头，是爸爸最难忘也是对该报做的最大贡献。那年9月省委宣传部决定爸爸以黑龙江日报特派记者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事项，美差，欣然接受。可是报社另有玄机——要爸爸想办法请毛主席题写报头，这让爸爸又激动、又紧张、又担心。会议几天里毛主席的身影总不离爸爸的视线，可是主席在台上不好上去，小组讨论休息时又总有人围他谈事插不进去。着急呀。会议程序一个个完成，时间紧迫。急中生智，爸爸去找黑龙江省代表团长于毅夫帮忙。大会休会的当口，按约定爸爸迅速向于团长靠拢，于来个大胆的，不由分说拽爸爸迎着正下主席台的毛主席走去。向主席介绍爸爸后递上报社介绍信，没有秘书挡驾，主席亲自阅信。真是人民的领袖，主席很客气地说：“这几天比较忙，我抽空写，三天后派秘书送给你。”爸爸不知如何表达，一连说了几个感谢。 三天后，秘书送来三张报头题字。爸爸乐不可支，如获至宝。参加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他俨然一个记者，得意地在天安门广场西华表下晃来晃去。左转拍照城楼上的开国元勋，又转摄入游行队伍。红旗飘飘、锣鼓喧天、欢呼鼎沸，这气氛的感染，让爸爸心潮澎湃。十几年的艰苦斗争、流血流汗、战友的捐躯都可以告慰了。

毛泽东题写的报头，爸爸带回先交省委，选定一张后翻拍交报社，原件和另二张保存在省档案馆。从此，爸爸与黑龙江日报结下不解之缘。不仅是他在宣传部主管报社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喜欢《黑龙江日报》的报头每天摆在看得见的案头。直到爸爸逝世后，我们仍保留它的习惯和意愿，没有间断订阅黑龙江日报。

1946年黑龙江日报社的战友们

(右一为爸爸)

(五)爸爸认识了妈妈

1947年，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地区最早开展了土地改革。已经是报社副社长的爸爸响应党的号召，到拜泉县参加土改。天赐良机，缘分注定，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妈妈王恩鸿。

学生时的妈妈(黑龙江省拜泉县)

　　妈妈出生在拜泉，家庭成分定为“地主”，其实我姥爷只不过是个老中医。因有文化，主张女孩子读书。我姥姥王赵氏是家庭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给我们讲起伪满时期如何提心吊胆操持家务，唯恐触犯日本当政的“经济犯”；又几回回逃避鬼子的强抢民女等事，清清楚楚，完全看得出，她恨日本侵略者。他们的三个女儿只有妈妈读完国民高等教育学校（东北人常说的国高）和师专，虽然在满洲国时期要学习日语和强加的“大东亚共荣”政治教育，但就其学历妈妈是县里出类拔萃的文化人了。光复后任小学教员，积极参加宣传队的革命活动，后调县妇联工作时，恰好也被派往乡下参加“政权建设”。县乡干部文化都不高，妈妈有了用武之地，很引人注意，她稳重亲和的作风让干部们满意。妈妈当时20岁，皮肤白嫩，长眉毛掩映着双眼皮，金黄色的眼珠一闪一闪，称得上漂亮。虽然个头偏矮，但爸爸也不过中等身材，配他绰绰有余，哈哈。很遗憾，没有听爸爸妈妈讲过他们恋爱的故事。好像是组织上介绍的，工作的接触慢慢熟悉起来。不足一年，爸爸即将调省委宣传部，县委书记孙力余关心这两位部下，主张结了婚再走。很简单，一切由组织操办：因爸爸是县委常委，县委写报告，经省委批准（当时县领导班子为省管干部），算是履行了“政审”手续。结婚那天，大家聚一起，领导当众宣布就合法了。爸妈说结婚“典礼”喝茶、吃糖果也很热闹、很温馨。 妈妈说爸爸很穷，结婚后的全部“财产”除一套旧军装外，只有一条军被和两条军毯（到60年代文革中家里也没有什么财产，两女儿下乡，那军毯一人一条带走了。）脚上穿的袜子补了几层不舍扔掉。当时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多少零花钱，妈妈自己动手用娘家带来的花布缝制两个枕头，换下爸爸的纸枕头（他的最爱——一叠报纸）。组织上送了两件最珍贵的礼物：一件是俄国毛毯，一件是缴获的日本挂壁式梳妆镜。这两件东西成了我们家的宝物，保存至今。

黑龙江省省会迁至齐齐哈尔市，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的妈妈与妈妈的妈妈

(左一：妈妈王恩鸿，右一：姥姥王赵氏)

1948年爸爸(张向凌)妈妈(王恩鸿)结婚照

(六)西瓜比人大

“西瓜比人大”是爸爸的亲笔题字，为我儿时的一组照片而作。字迹是红色的，工工整整的小楷体，足见是用脑思磨、用心写的。把这句话放到一组照片里去读，才会读懂它：一个逗趣而俏皮的比喻——对女儿的钟爱，对生活的欢乐。因为1949年爸爸参加开国大典余兴未了，一个多月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那个年代的爸爸离不开他们心底里的意识，给我取名字张利(小名利利)，意在“革命胜利”啦。

在与苏联老大哥友好的年代里，做宣传工作的“特权”，得到一个当时苏联名牌“凿尔机”135照相机（据说公安部门可以用来拍照图纸）。那年头，拥有一台照相机就如同拥有一支手枪一样，是工作的武器，是需要。在那只有书柜、办公桌椅的简单工作环境中，在爸妈只有手表视为珍品的生活里，显然照相机就是顶尖贵重物件了。爸爸的业余摄影手艺由这台照相机开始为他的工作争光添彩，不经意间，也记录了我们家和我童年的生活。照相机发展到全自动、卡片成像、手机拍照的时代，机械照相机已经不起眼，被前人遗忘，为后人不识。但爸爸的这台凿尔机跨过两个世纪，与那组“西瓜比人大”的照片册一同完好地保存在我家里。

父母早年的相册里，照片稀稀拉拉不成系统，可能是因为工作忙，偶尔照几张便罢。可是唯独爸爸亲自题写的“西瓜比人大”的一组照片17张，整整贴满了三页纸。第一页是我两个月和一百天的照片，其中我与妈妈最早合影的照片照得十分有水平，是爸爸为我们娘俩的杰作。新中国成立40周年，《黑龙江宣传》杂志发表我的纪念国庆文章《说在十月里的话》时，用了这张照片，编辑同志惊奇地说:“嘿，这么好的母子照，应该上《中国妇女》封面。”

1949年妈妈与刚出生不久的我(齐齐哈尔市)

1950年爸爸拍摄、题字、粘贴的照片(齐齐哈尔市)

　　嘿，1951年抗美援朝正剑拔弩张，爸妈的二女儿出世，还是那个年代的感染，用个“援”字，因是女孩取谐音张媛(后改张梅，小名媛媛)。

1953年全家福——爸妈与他们的女儿(齐齐哈尔市)

(以爸妈称谓的前左一：大女儿利利，前右一：小女儿媛媛)

1957年姥姥与她的外孙、外孙女们(哈尔滨市)

(前：媛媛；后左起：表弟高全生、姥姥、利利)

(七)这是为啥？

必须提及我大伯张敬之，1937年他送走爸爸之后，为照顾一家老小，返回安阳，进政府教育局任职兼县党部执委。兄弟俩此一分手不打紧，天各一方，十几年未有音讯。这不算啥，关键是国民党员的大伯被他的组织以接触过“华北军政干校”即处决相逼，拉入特工并委任予北站站长。国人那段：国民党与共产党水火不容，短兵相接......。国民党逃亡，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历史搞定，政治斗争带给兄弟情的纠结却不定。

全国解放前夕,我奶奶实在太想念小儿子了,听说投奔八路上了太行山，一直牵肠挂肚。突然有人报信说儿子战斗中牺牲了，奶奶挺不过这种噩耗的揪心一命呜呼，老人家太可怜了，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解放初期的张家被当作烈属优抚，街道组织经常慰问。天有不测风云。执政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大伯的国民党身份暴露，又是“特务”，很可怕的字眼。判刑无疑，好在没有直接血债，只判5年刑期，发配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历史就这么无情，还蹊跷。弟弟远离家乡当政了，与弟弟为敌的哥哥就非得在弟弟眼皮底下服罪。爷爷得知小儿子在新政权做事，责令关照。可怎个关照法呀？坚定的共产党人爸爸实在太纠结了。按理说，弟弟投奔共产党是哥哥冒死送行的，有功啊，弟弟理应感谢才是，可是，但可是，可但是：一个共产党，一个国名党；一个推翻哥哥那个政权而执政的官员，一个被弟弟新政权专政的对象。这是为啥？这不是编排，都是事实。爸爸辗转反侧、坐卧不宁。终于，他的“主义”、他的“党性”高于一切。直到5年后,大伯刑满释放，爸爸将他接到家中小住。他们战乱分手后15年第一次见面，都心里酸楚，都忍住泪水。难受！这就是中国的一段历史，父辈们活生生的坎坷人生。

他们抄着浓重的河南话：“你爪？”“我中！”河南话比较硬棒，但简洁明了。与爸爸生活那么多年，他始终没有改口音，我绊绊坷坷听的懂。父辈们都一样，天南海北走到一起，南腔北调的不耽误事。大伯和爸爸几天的聊天，没有国民党、共产党咋咋地，只说想老母，只说小时候。打这以后，大伯家日子很艰难，爷爷闲居在家无收入，大伯当工人，供养不起4个孩子。我大堂哥只身跑到东北找叔叔，爸爸帮他安排了工作，他再也没有回安阳，2005年病逝后骨灰撒进了松花江。小时候记得，每逢开支，妈妈都去邮局给老家寄钱。后听三哥说：“每月盼婶婶寄钱来，家里时常面临断顿，没有你们接济，我连小学都不读完。”

1957第一次见到爷爷(前排左起妹妹、爷爷张星伯、作者，后排左起：堂哥张家俊、爸爸)

1978年大伯张敬之(左一)与爸爸再次团聚(哈尔滨)

(八)“职业病”

爸爸长期从事理论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全身心投入，甚至这种性质的工作还要释放一定激情，我觉得他像得了“职业病”。他曾任过省委宣传部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档案局长、干校校长、党校校长，为对干部进行基本马克思主义教育，自己写讲稿、出理论小册子、读本等。老同志回忆说：“你爸爸领我们研究稿子到后半夜2点,他自己眯一会,天还没亮他醒了就要整理好的稿子看，我们可整宿没敢睡。”每每参加中央或省委的会议，都全神贯注自己记录，那时开会没有事先印发会议材料的，回来马上整理，捧着手写的笔记本传达。文革后期，他任柳河五七干校校长，那是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可是他胆大了，职业病的惯性发作，他把停办的省党校书籍统统搬到干校，竟然在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又盖教学楼，又上理论课，复辟了。老爸也为此付出代价——文革中刚刚解脱“走资派”安排工作再次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撂倒。一生中爸爸的身影看书写字的姿势最多，且这时决不准打扰他。到了有电视年代，“职业病”加重。每到新闻联播时间，路上就催司机快开，进屋直奔电视，他看联播不许任何人说话。

爸爸的职业病直至晚年脑痴呆和卧床昏迷时也会表现出来：已经88岁的老爸失踪了！全家人惊慌失措，我按照门卫指示的方向去追，好险，老爸在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中山路口欲过马路，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满目的急切和带有责任的腔调说：“去找班上的同志，大家等我开会。”90岁住院卧床老爸打蔫时只要逗他：“开会啦”，他立刻睁大眼睛。共产党的会议惯性深深植入他们那辈人的神经中枢。

50—60年代中共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们(后排左二：爸爸)

1963年爸爸带队出访苏联、波兰、东德(柏林)

(右四：爸爸，右五：商文兰)

上图：1964年爸爸(右一)接待来黑龙江视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下图：1984年爸爸(右一)接待来黑龙江视察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党内历次政治运动受冲击最多的当属意识形态领域。爸爸的同事也难免有“出事”的，但爸爸说：“说也奇怪，政治生活的波折却让我们成了好友。”文联的鲁琦被打成“胡风分子”，开除党籍，却始终是爸爸的知己；文化厅的高云梯是北安的老友，打成右派却仍顶风上，反右办主任的爸爸想救他都救不成，文革时境况更糟，爸爸逢年过节没有间断去看望他；文化厅的康夫因右派身份被迫与妻子离异，他带孩子住办公室的日子里，爸爸常接他们来家里改善生活。一次康夫直肠手术，孩子小无家人签字，康夫忍痛大喘气告医生：“让向凌同志给我签字。”他们右派甄别后，逢过年必在我家醉酒，没个官员样了：流泪的有之，叨叨没完的有之，踤溜桌子底下的有之。妈妈任他们宣泄，却不让我们走近。80年代初期，搞过一阵反“异化论”，我省“精神污染”以雄映梧为首5人被上边盯上了，要已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爸爸上报材料，爸爸软磨硬泡扣住了材料，5人安然。爸爸说：“挺了过去，雨过天晴，我大舒一口气。”黄枫、单荣范、刘东辉等几任宣传部长每每提及此事都对老爸竖大拇指。要说爸爸有职业病，理应“坚持原则”与他们斗争才是。但爸爸说：“正因为我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深知其职业特点：说的多，易祸从口出。我与他们一条战线多年，了解他们，总觉得不是坏人，只是不够讲究方法，他们多是有才学和能力的人，挽救一人解脱一家，也为革命保住人才。”

1945年与爸爸一起来从延安到东北的战友们

(前排左起：殷企作、康夫、郭乘干、崔杨、章子冈；后排左起：任炳荣、金作民、王维之、李深光、张向凌)

　　妈妈的“职业病”也不轻。“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好女人的特性——心软善良，又作为一家之主，爱操心别人的事。妈妈特重亲情。我老姨为了姐姐上学，自己没能读书在家照顾瘫痪的我姥姥。为这，妈妈感激一辈子。妈妈到省城工作后尽所能接济仍留在家乡的妹妹，尽管妈妈已经把姥姥接到自己家，也没间断帮助她。我和妹妹穿过的衣服，妈妈都洗得干干净净捎给老姨的孩子穿。有次，老姨来信说，在旧衣服兜里掏出8毛钱，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菜。妈妈常把老姨一家人接来住，沙发、地板睡的都是人。记得每逢开支，妈妈先到邮局寄出三份钱：老姨的、二舅的、安阳爸爸老家的，从未间断。直到2008年妈妈临终嘱托还告诉我们最后给老姨寄去2万元。妈妈病危中，我欲让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外孙（我儿子）由澳大利亚赶回来，可这姥姥的惯性思维呀，这种时刻还替别人着想，说：“路程太远，别折腾孩子了。”外孙听说姥姥病危当即病倒，不能启程。妈妈对“外人”也一样。60年代时，邻居李季家孩子多，生活拮据，交不上孩子的学费，向妈妈借了20元钱。不料文革开始，各家变故不暇。十几年后李叔叔向老伴提起没有还借款很不安，但工资物价已翻番，还多少是好。妈妈早就忘了此事，得知李叔叔的心情再三劝说不要还了，20元钱为了孩子应当。晚年的李叔叔告诉他的孩子们不要忘记王阿姨的恩德。文革中赵去非被造反派追得无处躲藏，跑到我家，妈妈为饥肠辘辘的公安厅大厅长煮了面条，赵厅长美美下肚，多年后还念念不忘。60几年里，在我家干活的保姆没有不受益的。1950年第一任保姆谢姨带儿子乞讨到我家，那小子在我家吃住、读书，直至找工作。谢姨对妈妈极其信任，不识字的她每月工资让妈妈替她保存，14年后成家的儿子接她走时，妈妈给了她一个存折。李大娘在我家一干又10年，快70岁了，因无儿女妈妈说给她养老。后被她干女儿接走，不足一年因动迁她不打喯又回到我家，家里已经有新保姆了，嘿，老保姆指挥小保姆，小保姆伺候老保姆。桂贤是组织帮找的保姆，刚刚19岁，妈妈见她天资聪明，又为她父母重男轻女而辍学遗憾，给她时间参加补习班，她竟然在保姆位置上考上了大专。小玲子从中介找的，听说是孤儿，妈妈格外心疼。几年后帮她成婚打点家具，后因生孩子离开我家了。听说她困难，有合适的物件妈妈都亲自送到道外区出租屋的小土房。有好吃的让现保姆包好留给小玲子。保姆虽嘀咕：“新保姆还得伺候老保姆”，但她如实道来：“见王姨这样对待老保姆，我心里也踏实。”果不其然，她照顾两位老人直至送终。我家亲属少，爸妈过世时，保姆站后面一大排，人数超过我家人。

1960年妈妈与省委家属大院的闺蜜们(哈尔滨阿什河街37号)

(左起：林立、妈妈、辛革)

　　爸妈的“职业病”传染给我们是无疑的，到我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初中一年级摘下红领巾那一刻很不自在。正不知所措时，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启发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刚刚退队，我对“进步”、“争取入团”之类的感觉模糊、遥远。老师送我一本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她还说，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懵懂中我翻开《修养》。枯燥，是硬着头皮读的。出现“驯服工具”的词语，我纳闷，共产党员怎么是“工具”？搞不懂时就去问爸爸，更“糟”，搞政治理论工作的职业病毫不迟疑抛给我一本《共产党宣言》。好嘛，共产党人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过去在爸爸书架上看到它的时候，我理都没理。不过，为了给爸爸点面子，我懒洋洋地翻开第一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第一句话让我倒吸一口气。“工具”还没搞懂，又来了“幽灵”。再读下去，“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翻译有问题，怎么“围剿”还“神圣”？接着“教皇”、“沙皇”、“梅特涅”、“基佐”，我不熟悉的称呼出现了。再接下来“资产”、“无产”、“剥削”，我不懂的概念大量跳出，头发涨，我报弃了。不管怎样，书草草一读也起作用。当初我起码明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建立人类最美好社会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要有组织地去完成。我不知深浅地与爸爸讨论，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坐天下，如果是国民党胜了，现在岂不是国民党当政？”爸爸表情可怪了，无耐地使劲摇头，作为宣传部长面对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女儿那机械的推理，不知该怎么“宣传”了。他下意识地咽下口水，面对一个毛孩子也不凡凝重的神态，不管我听懂听不懂，以不由分争的口吻一字一顿地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必然规律；中国先人也做过探索，路没走通。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成功，中国共产党选择的路得人心，夺取政权大势所趋，国民党胜不了，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嗨，别说真懂假懂，我好像有亮光了。

妈妈的善良更是影响我们做人品格。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多多。驻外多国使馆几十年的妹妹媛媛，什么洋玩意见识多了，可是她退休后偏偏引进外资长期做慈善事业(在多个省建立孤儿学校)。我走过的几个工作单位都有为政治上、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同事想尽办法帮忙解脱，有的因此成为终生好友。比爸妈“更甚”的是，我冒风险从拘留所“捞人”，平息了冤案。爸妈用过的几任保姆，成为与我和媛媛走动最频的“不是亲属胜似亲属”，其中家里留有刘兰卧室，她带孙子常来住；种院子必她亲为；我们探亲离开时间长，她给看家；哦，纯管家角色：几次家里装修、改建都她说了算。我们带她去北京、安阳、甚至出国是爸妈一代力所不及的哟。

60年代在中国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工作的妈妈

(九)“文革”中的默契

“文化大革命”猝不及防到来。儿女们眼里最亲近的长辈，成了敌人；同志们眼里最尊敬的革命者，成了“走资派”。一夕数惊，父辈们怎么了？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特别看重爸爸，文革初期，他已经在沈阳任东北局副书记了，还亲自把爸爸借调到东北局。可是时局突发，没来得及办理调转手续就被造反派揪了回来。据妹妹后来回忆：她去看望在北京病重的欧阳伯伯，靠黄薇阿姨的“翻译”得知是张向凌的女儿便拉住媛媛的手，沧桑而激动的话音一字一吐：“啊向凌、向凌，文革，调他去东北局，在我身边，保护他，没成。”他哽咽了。回到哈尔滨的爸爸一边被批斗，写检查，一边还要正确对待，坚持工作。我的1967年7月20日日记：“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沉闷的日子。早饭感到空气不寻常，爸爸默默地走了。妈妈沉重地对我们说：‘告诉你们一件事，也许会感到突然。你爸爸讲，昨天机关造反团又斗了他一次，通过发言和喊口号，定他是三反分子，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爸爸是不是从骨子里反党，我有数，你们也不要有负担，在学校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同妹妹摇摇晃晃来到学校，一路上谁也不说话，脑子很乱。大院小友抗美、小连、柏冬几家变故更大，他们的父亲......，按爸爸们的口头禅：‘去找马克思’了。压力从天而降。家庭不能选择，走的道路可以选择，这道理我明白。但是心仍旧闷，忍的滋味不好受。”学生和工人造反团找不到省委书记或要强迫省委办公厅盖章之类的事，就找当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爸爸。爸爸明知这些事不能做，由于难沟通，只好躲避。爸爸在街上逛，晚上睡在火车站长椅上，又累又饿，便悄悄回了家。吃过晚饭，妈妈让我和妹妹睡在客厅。果不其然工人红旗军造反团闯进门来，没有退路了，爸爸立刻藏到与客厅套间的卧室衣柜里。 5、6个人拉客厅的门，妈妈故意抱歉：“女孩子在睡觉不方便进”。我这个红卫兵关键时刻立场不坚定，不想与他们合作，紧张啊。人也怪了，越怕他们注意卧室的衣柜，由于自己的神经在衣柜上，眼睛就越不知不觉斜视卧室。妈妈沉稳地径直走来，挡住我的视线。上帝啊，他们走了，躲过一劫。妈妈很后怕，一旦暴露，不仅爸爸要受罪，孩子们也可能被“收拾”。她没好气地批评我不会“装”，我特别沮丧。当时省委的文革领导小组，需要开会研究事态，引导运动，但是省委大楼被占，开会常受冲击。由省委书记潘复生和副书记杨易辰主持的会先后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和哈尔滨火车站贵宾室召开过，什么招数都想出来了。有一次省委领导约定在省委幼儿园碰头，妈妈怕爸爸路上被人抓去没人知道，派妹妹护送，没有起用我。还有一次我目击了更惊险的一幕：妈妈送爸爸和几位干部从家里出来，我跟在后面。走至楼梯口，迎面上来一队黑龙江大学的造反派学生，他们问：“张向凌家在哪儿？”爸爸的心虽然收紧了，但很镇静，面不改色。我的心狂跳，有了上次的教训，我极力不去瞅爸爸。妈妈是好样的，她见来人并不认识爸爸，便机灵地指着爸爸一伙人：“这几位客人也是找张向凌的，他不在，我先送客人走，你们到家里坐会儿吧。”这样，爸爸们堂而皇之从造反派眼前溜之乎也。文革过后，每当提及此事，爸妈对他们的默契很得意：“对付几个毛孩子算什么，我们干革命的时候，他们还穿开裆裤呢。”爸爸在国际旅行社住的几天里，妈妈终于给我派差事了，让我去国旅送东西。这次我长智慧了，把自己伪装得很好，穿上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标，这样就没有人怀疑不测了。走进国旅大厦，尽管心里照样紧张，但装得若无其事地在楼道转悠，先找到妈妈交待的国旅的干部，他把我领到一个房间。省外办主任荆志坚先迎出来，得知我是爸爸的女儿，闪身让我进去。我一下子放松了，嘴里喊“爸爸”，直扑过去。

1973年爸爸还在柳河干校时，我和妹妹分别在天津和北京上学, 妈妈一个人在哈尔滨维持家,那段时间4口人半年能见一次面,爸爸来哈开会回家匆匆,有时见不到妈妈的面就返回干校了。一次，爸爸带回工资，在家里等不到妈妈不知该把钱放那里合适，放桌面上显然不妥，藏起来妈妈怎么找得到，那年月要到邮电局才能打长途电话。有知识、懂政治的爸爸老聪明了，把工资夹在《资本论》中，写个字条放桌子上：“有时间多学学马克思主义，读读《资本论》有好处。”妈妈看字条不乐呵“教育干部学马列学上瘾了，回家还让老婆学。”漫不经心从书架上拿下《资本论》，缝隙大的那页自然翻开，啊？啊!马克思主义一个字没读，“资本”拿走了。以后妈妈经常看《资本论》，好处多多。

特殊年代的默契，彰显……,找不出适当的词汇了，就是……，这才叫夫妻。

“文革”还在动乱，妈妈有幸去北京开会，拍了长城背景照。

(十)一家人散了

说“文革”是一场“浩劫”，没错。着实，我家也没有幸免。省委宣传部造反团来抄家时还算文明，拿走了爸爸著的书和一些发表的文稿、信件，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合影照片。还有，足以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当时可称为贵重的物品，如照相机、全部的2100元存款。大院好多人家被赶走，搬到香坊区破旧的泥土房中。我家还好，没有离开本院被赶进院里的另两间小屋。大人不在家，造反派不由分说把家里的东西胡乱拽吧拽吧就扔过去了。整个省委家属大院已经没有勤杂工打扫了，几度秋风尽，庭院荒草摇曳。

我们应当1966年初中毕业，然，在校“运动”到1968年。部队来学校招兵了，哪个红卫兵不想当真正的兵？我到处奔走，出身不好，没我的份儿；复课闹革命了，推荐上高中，出身不好，又没我的份儿。学习机会被剥夺，心空落落地；选择下乡，出身不好，兵团也不收。这期间，爸爸被关在“牛棚”，妈妈作为省委工业部干部处的科级干部(不是文革批斗对象)被编到宣传队去了内蒙，只有我和妹妹撑着这个家，用15元的基本生活费，不会算计地过活。常常不到月底口袋里只有几毛钱了，有了饭钱没菜钱。也许为填饱肚子而找窍门是人生存的本能，我们发现饭馆的酱油是免费的，就用酱油泡米饭充肌。每每这样，说是吃“免费”，但仍像作贼一样不安逸，低头匆匆扒拉饭碗，用余光窥视周围，唯恐有人注意我们。院里的小友们同命相连，花线、吃东西不计较你我，经常互通有无。有一天，晓连拿两个馒头到我家，说没有菜，咽不下去。我乐不得，这岂止是救命“稻草”啊，正愁拿啥填肚子呢。立刻把馒头切成条，放油锅里炒，我们叫它炒馒头根。还做了西红柿紫菜汤。顾不得卡路里够不够，吃得甜嘴吧舌的。我们拿腔作调学《列宁在1918》电影中瓦西里那憨厚的口语:“面包会有的”，被一种幽默支撑的内心一时也很快慰。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呀？院里的男孩开始闯祸：偷砸造反派家的玻璃、往大酱缸里撒尿、撬小卖店偷吃水果被拘。省委办公厅见这样下去不行，决定把孩子们送到已经建立的省委干部集中下放的地方——柳河五七干校。妈妈担心我们没人照顾，捎信让我们去柳河。孩子们都没有了大人商量，几天里抗美、妮妮、明明等凑在一起叽叽咕咕，鞍山街、吉林街的艳玲、继新、姗姗也跑来了。临行前，有件事让我寝不安席，终于还是决定去了。尽管我们在学习班按要求已递交了与走资派划清界限的保证书，但抑制不住想爸爸。有幸从一位好心的工人那得知，走资派每天上午在省委后院放风。临行前一天上午10时，我们姐俩偷偷溜进省委办公大楼，三楼厕所窗户是开的，可以望见后院。窗台很高，我先把妹妹顶上去，自己吃力地向上撑，刚刚看到一队人在院子里走圈（放风），每人胸前都钉着“三反分子”的白布条，就听妹妹急切地高喊“爸爸”，在场几乎所有的爸爸都仰头向窗口张望，我慌乱间捂住妹妹的嘴，从窗台上掉下来了。可我眼睛近视又时间短促，没有看清，强忍泪水匆匆离开。这样艰难的告别却没有看到爸爸，别提多难受了。可是面对妹妹满足的傻笑，我隐瞒和压抑自己，我虽然大她两岁，但眼下我是小家长啊。多年以后我如实告诉她这段事，流泪的不是我，是妹妹，她后悔太不顾及姐姐了。爸爸后来回忆“不知其他爸爸失望没有，反正我看到了我的两个女儿。”我们就这样与爸爸分手了。我和妹妹第一次在没有大人的帮助下，把现有的用品捆吧捆吧，塞吧塞吧，每人一个行李卷（被褥）、一个柳条包（衣物）、一个小木箱（书）。有点无助，有点心慌。怎么回事？新中国，也有苦难的时候呀？心揪紧，鼻酸楚，却不敢流泪。害怕自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想哭不敢哭的滋味比哭更折磨。

1968年7月21日的日记写道：“火车启动的那一刻，全车厢的孩子们再也憋不住了，突然嚎啕大哭。长这么大从未想到：爸爸在“牛棚”，妈妈在内蒙，保姆走了，我们下乡了。一家人散了。”

“文革”中一家人散了，有段时间可以回家的老爸一个人与烟为伴。

　　爸爸从“牛棚”里出来了，但囚禁数载也白头，有点长；缺少血色的脸掩不住微微的笑纹，眉头的褶皱也略抒展，有点灰；不过，风度和皱纹结合的时候可敬极了（雨果）。我和妹妹从乡下回来度假，抓紧与爸爸去松花江散散心，拍张合照寄给被派去内蒙的妈妈，让她知道我们在一起，心就踏实了。

1969年“解放”了的爸爸与下乡放探亲假的两女儿团圆(松花江岸)

　　历史就是蹊跷，没什么规律。“文革”就更瞬息万变，哪讲理去?。爸爸妈妈及我与妹妹竟然曾先后在一个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劳动，关系变得复杂：原本是父女母女，又多了同志战友关系，且爸妈到干校比我们晚，身份为知青的俩女儿倒成了“老战友”，欢迎身份为五七战士的爸妈“新战友”。有点乱，好笑么?笑不出来。在“路线分析”、“解剖世界观”的氛围里，一旦说错话，批判表态不经意伤及亲情。妈妈好像不紧张，老聪明啦。到干校比我们晚两年，从哈尔滨带来水果，傍晚，僻静时，妈妈分别把我和妹妹从六营、四营叫到山下，躲在木楞垛后面看着我们偷偷吃。妹妹想补习文化，也偷偷到妈妈看管的菜窖学习，妈妈做保护伞。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什么都肯做，胆大啦。妈妈呀，就是妈妈!

爸爸到干校时竟然是校长啦，夹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维系亲情......。

上图：1973年在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校部院里(左起：妹妹、爸爸）；

下图：1970年在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山林路上(左起：妹妹、作者)

(十一)只争朝夕

“那个年代”的父辈们是怎么造就的?，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坚持信仰、热爱事业、格守诺言。尽管在各种运动中受过冲击，甚至“文革”被当作敌人批斗，只要解脱了，对自己“正确对待”：对国家拼力拯救。爸爸文革中的“三反分子”问题平反后，没有埋怨过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任何人。相反，他与杨易辰为省委机关造反派一核心组成员亲自写证言，得以其提副厅级。只是因为他们受关押期间，这位工人出身的一般干部，偷偷给了帮助的缘故（如“走资派”们关在小屋写检查很烦，想换换环境，与那位干部透露后，他便故意吼：“你们当官作老爷只会写字不会干活，都出来干活去”于是拉他们到一些地方活动一番，走资派们都乐得一回。）对毛泽东的失误让他们遭了罪，非但不记恨，仍旧敬仰这位他们年轻时就追随的领袖。一次他在街道垃圾箱发现一白陶瓷毛泽东像，捡回家认真擦洗，摆在书架上。爸爸无声的动作，能分析得出他心里想什么吗？对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他无比倾服，凡他们的著作一本不落的收藏。对受自己党迫害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他痛心疾首流泪。爸爸也自省，对中共的路线错误认帐，尤其恢复宣传部长职务后，引导澄清错误之类的报告他没少讲。怪了，父辈们可以分析他的党的错误，却不容许别人说党的坏话。其实不怪，这就是党性和人格。

“生活中唯一的幸福就是前进(左拉)”。总之，只要有工作就啥问题都没有了，只争朝夕，更加珍惜工作机会。文革后期，还没有平反先出来工作，爸爸不计较，有事做就行。最初降格到宾县任县委书记，他干劲来了，认为一个县没有工业是富不起来的，于是扩建当地唯一的企业啤酒厂，开发铜矿，听说省轻工厅要建毛巾厂就去抢来，通过朋友关系要来轴承厂分厂，又自筹资金建立糖厂、收音机厂，农机具厂也能生产拖拉机了。用加倍的付出拯救“中国经济崩溃的边缘”，改善国计民生。

1972年爸爸(右一)在宾县建厂

　　1977年恢复省委党校再次启用爸爸，他精神头又来了。50多人每人一把铁锨、一把扫帚，他亲力亲为把个京剧团占领期间的垃圾清除200多车。修复教学楼、办公楼、学员宿舍、食堂。招回旧部，当年开班，忍不住又亲自上讲堂。1983年省委急调爸爸去合江地委“救灾”。爸爸服从组织没商量，只身赴命，成为省委常委任地方书记的第一人。自然灾害要救，整顿班子是真，双管齐下来个旧貌换新然。

1982年爸爸（左一）在合江地位工作时陪同省委书记杨易辰（右三）考察

　　在合江不足三年，省委又急令爸爸回宣传部任部长。那时的宣传部扩张很多，管辖17个新闻、出版、文化单位和10个高教领导班子。又处改革初期，转变观念大讨论，很多干部们多年固化的思想一下子打破，邓小平理论如潮涌而出，遇实际问题又矛盾纠缠摩擦。爸爸说“老兵新传”，自己恶补，向全民灌输，宣传改革与改革宣传，好个忙啊。

1984年在省委宣传部任部长期间主持理论研讨会

1984年爸爸（右一）与省委李力安书记（左二）接见侯宝林、师胜杰

　　1985年爸爸64岁，追随小平同志的示范退“二线”，到了省顾委任常务副主任(顾委人只退不进,改顾问小组后任组长。)毕竟是顾问工作应该轻松了。老爸这样的人哪能轻松，时任顾委主任的陈雷正筹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他任主编，需要一位实际抓工作的常务副主编，他认为爸爸是最合适人选。陈老学毛泽东的腔调笑谈：“你办事我放心”，又发挥一句：“你干事我省心”。此期间爸爸还兼任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刚刚成立的借以启动文化对外开放大门的交流协会，事事待他定夺和出马。三个常务工作,可不是件轻松活计。志书从有人类开始修至1985年，浩大的工程。困难的是，由于对路线问题的重新认识,有些历史重大事件的甄别特别伤神。爸爸要亲自参加每一部志书的评审，事先看稿时，不懂行的地质志、石油志等他请来专家到家里呛呛。为审议市志他跑遍了全省所有地市。他亲自主编的《中共黑龙江省志》在推荐全国地方志评选时，我插嘴：南方是中共活跃的主战场，北方的中共史无法比拟。没想到，我省推荐的三部志书，党史志是唯一获奖项。爸爸被接纳为13人组成的中国地方志委员会委员。爸爸1993年71岁批准离休、1995年顾委撤销，他的志书还没写完。到2003年他81岁高龄时，109部志、5000多万字告终。历时18年，是他一生文字工作最重的年份，爸爸为黑龙江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1985年——2003年爸爸致力于修志

1985年爸爸在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期间率团出访

爸爸与秘书司机成为好友(左一秘书郝会龙、右一秘书李曙光、后司机周锦江)

(十二)廉洁从政不是随便定论的

“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韩非子)”。古人尚有如此深刻的辩证法，但现代文明也非能做到，尤其中国改革突然面临市场经济袭来，作为中国官员更是严峻考验。

我的爸妈是有底蕴的。打江山的父辈们付出那么多，却只求贡献不求索取，廉洁从政不是随便定论的，有事实说话。

熟悉的朋友都说我们姐俩那“正统”的作派是爸妈的影子。在爸妈身边生活，耳濡目染嘛。爸爸一生著过书，发表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报告，但却从来没有对子女有过说教，只是不经意地让你去做。首要的是不搞特殊化，父辈们十分重视对子女的革命传统教育。“不忘劳动本色”是对我们的基本要求。小时候的穿戴称得上艰苦朴素，几乎没有一件不打补丁的衣服。爸妈的劳动习惯直接影响我们。爸爸只要在家更多的是伺弄庭院，种花种菜。爸妈忙活计时我们就身前身后跟着，高兴地领任务，乐此不疲。为了给园地积肥，爸爸亲自给刚刚上小学的7岁的我和还在家里耍的5岁的妹妹每人制作了一副小爬犁，用来拾马粪。一条马路上的粪便被我们拾干净了，就守在路边，见马车来了追上去，求农民伯伯把马粪兜倾倒出来，冒着寒风跑来跑去；给庭院小园拔草、浇水是经常帮大人干的活；腌酸菜、凉干菜、做大酱，我们没有不伸手的；劈柴、运煤、倒炉灰的活又脏又累，搞成小灰孩，爸妈一点不心疼。妈妈下厨、搞卫生、缝补衣服几乎什么家务都干，与保姆不分彼此，我们经常吃到妈妈亲手做的饭菜，穿妈妈亲手裁剪缝制的新衣裳。姥姥、妈妈和保姆共用一个叵篓，里面装有针线、大大小小袜底板。我们穿的衣服、袜子几乎都有补丁“点缀”。我竟然学会做针线，有了缝纫机如虎添翼，裁剪缝纫日后生活大显身手。

妈妈做家务

妈妈亲自为我们逢制的布拉吉(后左：妹妹，前右：作者)

帮妈妈包饺子(1958年哈尔滨)

　　爸妈干家务拌嘴才有意思那。比如，妈妈拖地板，拖布推到爸爸脚下，把爸爸撵得不住抬脚，爸爸还是不小心把妈妈刚拖过的地方踩出脚印，妈妈发火：“你太不尊重人家劳动成果了！”爸爸发气：“那怎么办？我把脚扛起来？”“抬杠！”顶嘴升级了，妈妈手里的活停下来，瞪大眼睛直视爸爸。爸爸不甘示弱，但却慢条斯理地回嘴：“地板本来是为人服务的，让你这么一卫生，人倒成了地板的奴隶。”妈妈火了：“别摆你那套古典理论，我就是你们的奴隶，奴隶请奴隶主出去呆回儿。”妈妈有点轻蔑的讥讽味道，边说还抬抬下巴向房门口示意。爸爸这个宣传部长也没词了，乖乖退出。我眨眨眼睛跟着退到门外。因为他们是在吵架，我便不敢提问，不知道爸爸说的脚怎么能扛起来，也不晓得奴隶和奴隶主是谁跟谁。爸妈吵嚷一回又忙这忙那的，我和妹妹屁颠屁颠地掺和。干活、拌嘴都是乐，都是生活。

那时什么叫贪腐，几乎没概念，就是沾公家一点光都被爸爸训斥。一次学校钢笔字书写比赛，我用了爸爸办公桌里放的稿纸，得奖了回家报喜，没想到爸爸见我用了公家稿纸立刻变脸，没捞到表扬捡了个狠狠的批评。

父母的耳濡目染，从小就做事就努力的我和妹妹入队、入园、入党，没让爸妈操心，我20岁入党告知他们，爸爸用怀疑的目光大量我片刻那。1972年、1973年我们姐妹相继上大学(我在天津大学，妹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妈妈乐呵的呀，逢熟人就讲：“我的女儿上大学啦，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北京。”参加工作后的我和丈夫，与父母同住，仍旧被他们感染。记得一次受时任省科委纪检委书记的妈妈委托，将他人送礼的东西退回。我到人大机关工作任人事处长时，也自然拒礼不收，竟然被强加一个缺点：不懂人情。我认了，心里踏实。

左图：1972年姐姐张利在天津大学；

右图：1973年妹妹张梅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80年代宾县发生全国第一大经济案——王守信贪污50万。刘宾雁为此写了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其中涉及200多干部，清廉官只剩下张员向凌和田凤山两人，爸爸看后说写得太偏激了，还是好人多。但此文鉴定了老爸的廉洁奉公。爸爸兼任黑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期间,出现经济问题（当初全民经商热，机关事业单位都搞“创收“）,省委书记煞有介事亲自办案,给爸爸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定案结论是:“对文化交流协会贸易往来的‘三角债’造成120万元经济损失，负有领导责任。”没有举出一分钱据为己有的例子。报告中另附加一条违纪：“利用交流协会在北戴河开会机会带家属游玩（家属费用自理）。”有意思，处分报告中还加了括号，反倒印证爸爸是个廉洁干部。有一年省直机关工委评选的优秀党员中，竟然有张向凌和李敏两位副省级党员，成为全省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这给我老爸的定论足够了。

不忘故土情的爸妈分别回到家乡

上图：1991年爸爸回到河南安阳市老宅(一排左起：大伯、爸爸，二排中：堂姐张润珠，后排左一：堂哥张家华)；

下图：1998年妈妈回到黑龙江拜泉县老宅(左起：老姨王雁鸿、妈妈王恩鸿)

爸妈工作再忙，也有自己的生活乐趣

右下图：爸妈常带儿时的我们去松花江游船、野餐；

左上图：无论多少次搬家，总有院子，爸妈喜欢种菜栽花；

左中图：爸爸亲自打理他的书架

(十三)向外孙“投降”

前述父辈们的“职业病”也好，生活勤俭也好，对同志爱护也好，种种，那些都是他们秉性的使然。可是见到了孙辈，他们“升职”为姥姥姥爷时，混然“那些”都不灵了。该咋个解释?我这个当女儿的也不会啦。我儿子的出生让两家人分外欢喜。爸妈两个女儿，下一辈第一个男娃到来，不得了，喜出望外，毫不掩饰。特别是他们退休后，大外孙就是最开心的玩具。儿子出生在1月8日，恰逢周恩来祭日，为纪念父辈们尊敬的周公，当姥爷的给取名“王纪”。从伺候月子到孩子上大学离开哈尔滨，几乎是姥姥带大的。姥姥姥爷整天的叫呀，“害”得我和妹妹及保姆都顺嘴叫“姥姥姥爷”，心照不宣。

1985年爸妈与两女儿的两独生子

左图：妈妈与外孙(左一：王纪，右一：李嘉)；

右图：爸爸与外孙(左一：王纪，右一：李嘉)

　　隔辈人惯孩子，似乎天经地义。我们小时候爸妈忙工作，几乎没多少时间搭理我们，凡有机会同他们一起总是要求我们做事。有了孙辈他们经常故意逗趣，乐得前仰后翻的。外孙玩骑马，姥爷乐得当坐骑；外孙玩商店售货，姥姥帮搭货架，把好东西都拿出来“卖”。有次儿子要枪，他爸用木棍做了一个，当姥爷的见状生气：“这不是糊弄孩子吗”，他立马亲自去玩具店买回全自动玩具冲锋枪。这回好，外孙端“枪”扫射，“撂倒”一片，把我和他爸也捎带。晚上孩子搂着枪睡，一大早姥爷笑眯眯地讨好问：“怎们样啊？”他外孙没给面子，哭丧脸：“硌得慌”。儿子与大人玩觉得没意思，姥爷姥姥给弄个宠物狗，这回更好，再养一活物，事儿多了去了。姥爷经常到街口买烤地瓜喂小狗，姥姥给洗澡、梳理，也真真把我搭进去了，一系列的活要做呀。孩子做错事，我们批评不得，他径直跑到姥姥怀里，钻进腋下，高喊；“姥姥是我的保护伞！”得，没辙。妹妹带孩子回来探亲，人家也是男孩还是弟弟，可姥姥偏心没商量，明明俩孩子打架，大的占了便宜，小的哭了，这姥姥把大外孙搂在怀里哄，我儿子受宠我都看不过去眼了。为这，儿子两岁半就送全托幼儿园，一周接回家一天。上大学、读研、工作都不在本省，免得两老人“操心”，包办代替。不过老人也想开了，没有怨过我们，他们忍痛割爱说：“别耽误孩子前途，我们两辈人在一块土地上转，世界这么大，让下一代出去闯闯吧。”儿子得以万里之遥澳洲定居，妹妹的孩子英国定居。没有想到，老妈弥留之际，我们要她外孙赶回，她却说“太远了别折腾孩子，耽误工作。”这大外孙听说姥姥过逝消息，哭了，大病一场。姥爷姥姥向外孙“投降”心甘情愿，那是天伦之乐呀。人的一生，什么阶段作什么事，人到老的时候，与孙辈寻开心是最幸福的。我多少有些懊悔，给他们祖孙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但愿九泉下的爸妈能理解我们的苦心。

2003年两亲家两代人送第第三代孙出国留学(前排左起：妈妈、爸爸、公公王丕年、婆婆高雪晴；后排左起：作者、儿子王纪、丈夫王延连)

2007年的张氏四氏同堂

(前排左起：侄媳迟永辉、侄孙女张湲婕，二排左起：妈妈、爸爸、嫂子宋玉兰，三排左起：作者、侄女张岩、侄子张磊，右后丈夫)

(十四)爸妈“弃权”了

与爸妈一起生活，他们特别信任好主事的我。于是我既当谋士又当干事。其实，在老公入赘的这个家庭，我恰好是承上启下、扶左携右的轴心，操心受累的命。

随着爸妈的年事增高，我从谋士、干事升为管家，无事不管。捡大的说吧：2005年由鞍山街到赣水路大搬家，从装修到开搬折腾半年，设计、监工、采购、搬家指挥、安顿、旧物处理等全管，连说带做。2006年操办外甥的婚礼，媛媛从加拿大、她儿子儿媳从英国、亲家从沈阳赶来；2009年操办儿子的婚礼，我儿子儿媳从澳大利亚、亲家从广州赶来，婚前筹备我一人包办，累晕了。200多平米房子的卫生、伺弄700多平米的院子，真个管家兼保姆和园丁。

2003年第一次与爸妈同时“出差”，陪老爸回延安(中：作者)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最爱你的人走了，失魂落魄。2008年2月19日早春时节，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以前单位同事告诉我：“你爸的病磨人，你妈的病吓人。”果不其然，老妈突然心衰、肾衰住院，上午我送医院还当感冒点滴，下午我返回医院当即入院抢救。维持到春节媛媛回来，筹备好的80大寿的生日医生断然不许我们庆祝，留下终生遗憾。妈妈闭眼那一刻我和连连都在外头买东西，悔死了，临终前的话只说给了妹妹。参加过无数次他人葬礼，人没了都是别人家的事，我的亲人没了我不相信，我本能地抗拒这种消失。多日跑医院能挺，可是葬礼回来我挺不住了，和衣昏睡一宿。以后又多日睡不着了，我心滴染着妈妈病中的痛感、渴求、无奈、遗憾。

2008年爸妈最后的合影照

　　我在家里地位骤升“主持”。2008年3月7日的日记写道：“我升为张家第一主持。这个意识我必须建立起来，也必须承担起来。我还有一位聪明能干的妹妹，但她退休后有自己热爱的慈善事业，为支持她安心在外，我已经40年守候父母，今后更要管好这个家，为老爸安度晚年，为亲属、孩子们享受‘回家’的感觉。虽然59岁才‘当家’，这在中国的传统概念中已是太迟，但我仍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看来我不能只为自己活，要为全家人好好活着。”妈过逝后，爸的老年痴呆病发展很快。平日为老爸调剂伙食、喂药、量血糖、调整铺盖穿戴、收拾屎尿、洗澡我都亲力亲为。5口之家在现代家庭结构中就算大户了，安排吃的、用的，菜场、超市采购，做家务，整天不暇宁处。给我评个“里里外外一把手”，绝对够格。地球、国家、单位都可以不需要我，这个家需要我。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又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还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孔子之道中，如果说礼教是其核心的话，孝道则是核心之核也。我60岁退休该当“老佛爷”的时候，却劳累持家，没有人替我，老爸的生活圈子把我套牢了。爸爸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不仅因为他的阅历受人尊敬，他的品格众口称是，他是真正伟岸的父亲，女儿的朋友，值得我为他付出。孔子之道入我心我魂，亦心甘情愿尽儿女之孝道。

照顾老人真不容易。俗话说“老小孩、小小孩”，是，也不是。小孩不听话可以哄、急了打几巴掌也管用。老人不成，毕竟有思维，不正常的思维与你瞎较性，哄不行、打不得。着天一惊一咋的：消化不良、头晕、发烧、胃出血，三天两头住医院。每次住院，全家生活重心转移，小搬家一样向医院捣腾东西，观病情还亲自上手护理，常常在医院对付吃饭。精疲力竭回到家，电话铃声一响马上心跳加速，只有一个意识：医院？老爸！我的亲爸呀，不折腾我就白生这个女儿了。

照看老爸累，但不苦。我让老爸快活，自己也就快活。老爸晚年忽而正确忽而错误的思维、话语、动作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声笑语。平日老爸有个好习惯，刊物分类存放报分类装订，抽屉里各种物品摆放调理。到老了也不乏归弄东西，我们随手放的玩意，他蔫不斤地收起来，找不到问他，即使“招供”了也想不起来放哪了，尽管害得我们用不应手也高兴。有次，老爸发懒久坐沙发不动，连连拽他起来随声喊：1、2、3！他不动坑，瞥瞥眼轻蔑地道来：“还4、5、6呢”。接着上来保姆帮忙一起拽：7、8、9！老爸脱口而出：“100也不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全脱手捂肚。老爸有思维着急说不出，为锻炼他说话，强迫他读文件，抄报纸练写字，打扑克。为不让他寂寞，每周六都出游，游览过儿童公园、兆麟公园、香坊公园、动物园、博物馆、731旧址、满洲省委旧址、文庙、极乐寺、体育馆、俄罗斯风情园、北大荒庄园、葡萄采摘园、松花江、冰雪游乐场等等，把个哈尔滨市的景点“复习”了多遍。还了去林甸温泉、齐齐哈尔、保姆的家乡。2009年我们偕老爸给柳河博物馆开馆剪彩，惊动了整个柳河农场。邻里都说还是有女儿好，张向凌有福。

上左图：给老爸读文件；上右图：踏雪(右：保姆王坤)

中左图：携老爸伺弄花草；中右图：监督老爸抄报纸；下图：陪伴老爸锻炼

左上图：老爸参加柳河博物馆开幕式；左中图：带老爸逛公园；左下图：带老爸参观农科院；

右上图：带老爸去看新农村；右下图：与老爸秋游(左一：刘兰)

左上图：太行老友(左二：马平)由北京专程来哈看望老爸；右上图：曾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刘晓远(右二)由外地来哈看望我爸爸；

左下图：曾经爸的下属来家为爸题字；右下图：50年代省委书记的女儿欧阳晓光(右一)由北京来哈看望爸爸

2009年张氏四氏同堂

(左起：丈夫、作者、爸爸、外甥孙女李明轩、妹妹、外甥媳妇傅春苗、外甥李嘉)

　　老爸过去两大慢性病到老了都找上门折磨人：胃病，三次胃出血伤元气；慢性咽炎导致气管炎、肺炎多次发作。爸爸昏迷中睁开眼见我在床边眼角流出眼泪。2013年是我们家最不幸的一年。3月17日公公走了， 7月19日爸爸走了。媛媛赶回，我们一起在医院守了5天5夜，没有留住爸爸，他去找妈妈了……。最后一刻，我咕咚跪在地，摧心摘肺一样呼叫：“爸爸！爸爸！”，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他老人家三叩头。用中国礼教方式了却儿女最后的孝道。

爸妈“弃权”了，我是名正言顺的长辈主持，却自己的儿孙不在身边，没了“主持”的活。父母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厚重的家庭生活，在心底安营扎寨……。举目窗外又一个初春的傍晚，夕阳坠入云海中，光晕黯然，窗前呆立一个剪影——无尽的思念......。

窗前独立一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