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上篇）

郁光建

选择

我的芳华之六

现在，许多人都知道选择的重要性。

因此就有了从小就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

这种选择还大大地推动了经济；使得“学区房”的价格高不可攀，价格昂贵的各种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说是教育拉动了经济，不如说是资源的不平衡拉动了不平衡的经济发展。

到了青年时代就又要选择大学和专业，选择单位和岗位。

选择是人生时时必须面对的考验，而年轻时的选择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人生的发展轨迹，或者说决定了你的命运。

我非常羡慕现代人择业的自由。

1976年9月，我大学毕业了。

那时候人们没有选择单位和岗位的自由，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按照那一年的规定，我属于“从哪里来，回那里去”。就是说上大学之前从那个单位来的，毕业后仍然回那个单位去工作。这也是大部分工农兵学员的命运。

我回到离开了三年的工厂，开始了全新的工作。一种无聊、无趣、又无奈的工作。

从哈工大回厂后二个月，我被派往护厂队工作。

我们厂那时叫“军工厂”，以前有一支部队在负责保安，不知什么时候部队撒走了，由各个科室车间派人组成了护厂队。我是科里最年轻的人，没有家庭负担，又无工作经验，这样的“美差”自然就轮到我了。

我们的工作是；白天拿着步枪（真枪，带有刺刀但不配子弹）站在厂门口值班八小时。检查进入厂区人员的证件，如果证件齐全，就立正行礼让人通行。夜里三人一组背着枪在厂区巡逻，每四小时一班。和现在我们家小区保安的工作是一样的。但那时候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深感责任重大，常常是睡得迷迷糊糊的被叫醒起来巡逻也决无怨言，而且都是饿着肚子要围着厂区转到天亮。

对这样的工作我感到实在无聊，十分怀念学校的时光。怀念教室，怀念图书馆，怀念集体生活，怀念师生之间的友谊，怀念班里的大哥大姐们，他们给了我许多关心和帮助。

于是，我给H老师写信讲了我的情况。信中带着对现实的抱怨，对学校的向往，对课堂学习的向往。（H老师是像钱学森等50年代的‘老海归’一样，1953年从美国回来的教授）。

老师很快给我回信了，有一句话我至今仍然记得：“只要想学习，那里都可以是课堂。老师只是拐杖，学习主要靠自己。”

当时，我对老师的这句话并没有太多的理解。

半年后，我又被派往浙江淳安县的新安江水库，现在被大家称为“千岛湖”的一个岛上，作为甲方代表，负责监督一条船的施工。这是一条无动力的工作船，实际上是浮在水面上的一座用铁板焊接成的小房子。

千岛湖，是因建水库储水而形成的，这里的山头大部分都是互不相连的，因为相连部分已经被水淹没在下面了，所谓的岛就是浮在水面上一个一个孤独的小山包。山包之间的水域有的只有几十米，也有几百米远的。绝大多数山包都被绿色植被和灌木履盖。

我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岛上靠近水边的竹棚子里，这里既是我的办公室又是宿舍。一张床，也是我的办公桌，床板是用竹片编起来的，上面铺了一片草席。这张巨大的办公桌白天正好能铺开零号图纸，座在一个竹子编的小凳子上，高度正好能够到床板，晚上把蚊帐放下来就是床，睡在上面只要一动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洗澡特别方便，我甚至直接可以从棚子里的一块木板上走到湖里去边游泳边洗澡。湖水清澈通透，小鱼成群结队在我身边游来游去，有些大胆的还会啄我的大腿。我还常常浮在水面上看夕阳西下的风景。

发电机和电焊机的轰鸣声夹杂着鼓击钢板的声音，还有工人们的笑声和喊声，白天的工地热闹非凡。工人们下班后都回淳安县城了，工地上就乘下我一个人，一片寂静。傍晚，等到太阳落山后，昆虫的合唱开始了，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鸣叫声毫不合拍地伴随着青蛙的高音，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吵得人心烦意乱，难入梦乡。

清晨，东方渐渐泛白，这里没有雄鸡报晓，但鸟语声声催人从梦中醒来。起床后，我常常站在竹棚的门口，在凉风习习中看着太阳像一个火球一样从两个山头之间跃出水面，水气形成了一层层薄薄的白纱，迷漫着向上升腾，远处的群山忽隐忽现，真有身入仙境般的感觉。

按现代都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是一个特别适合休身养性的地方。

事实上，二千年前的古人严子陵就选择了在这一带隐居。

说是监督，实际上就是解决原图纸上和实际施工中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一天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出现1-2个问题，和施工管理人员讨论一下就解决了。大部分时间都是什么事情都没有。

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就座在棚子外面看着静静的湖面和相邻的山头。

如果从邻近的山坡上看我这边，那正是一幅美妙的传统中国画。我就是那个披着蓑衣，座在水边垂钩的鱼翁，身后竖立着一个小竹棚。

这是当时我监督施工的船，即将交付使用。

幸好，我从家走的时候带了一本英语教科书《辽宁工科英语》上册。

从此我开始了自学英语，当然那时候没有录音机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所以我学的就是哑巴英语。我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本小小的英汉字典。通过几个月的自学，我知道了一些简单的语法，认识了一些工科专业的基本单词，但没有任何语音的概念，甚至不会读一般简单的句子。当然，什么也听不懂。

我每学一篇课文后，都认真地把书上的习题做完，而且还把自己做的习题对照书上的课文改一遍，当然有对的也有错的。显然，其中的一些对和错是偶的，我不知道其所以然，或者说有些对或错我不是十分的确定。这是在那种环境下自学的结果，似懂非懂。因此，我在不理解的地方就用铅笔做上记号。因为问题实在太多，当我学完这一册书的时候，这本书让我画的像一本素描一样。

学习真是度过那些无聊的日子最好的方式。但是；

我多么希望有老师在身边能给我解答这些问题啊！

我要能有机会去听老师讲课该有多好啊！

在学习中，蚊子也是我的敌人。山里的蚊子又大又毒，那个年代除蚊香外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药物来对付它们。竹棚里因为阴暗，不管白天和黑夜它们都非常活跃。如果24小时都点蚊香的话也是负担不起的。为此，我想到了一个原始的，但极好的办法，是童年的时候学会的。早晨当露水还没干的时候，找来一支细竹竿，在头上弯一个像乒乓球拍一样大小的圈，然后跑到竹林里找到蜘蛛网，把蜘蛛网缠到竹圈上，使得竹圈成为了一个很粘，很细的网络，用它来粘蜻蜒非常方便十分有效。然后我就把捉到的几只蜻蜒放到蚊帐中，一个小时后，蚊子肯定就会被蜻蜒吃干净了。

我就可以在蚊帐里安全地学习了。

我的教室是在蚊帐里。

做作业的时候只能趴在床上，一个手支撑着头和上身，一个手握笔写作业。手麻了就再坐着看一会，不断地换着姿势。

那时候我特别想找蜻蜓的英文单词，但我只有一本英汉字典。一直到二年以后我才有了一本汉英词典，查到了它叫“Dragonfly”，我很喜欢这个字。五年以后当我在考TOEFL和GRE时，竟然碰到了这个词，使我多答对了一道题！蜻蜓就像‘飞龙’一样，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这个词我至今一直没有忘记。

白天工人们施工用的是柴油发电机组，下班后发电机组就关了，工地上就没有了照明，看书只能点一个煤油灯。因为附近几个山上多没有住人，所以我住的地方是唯一有亮光的山头，竹棚里一个小小的煤油灯在黑夜里给水面留下了一片暗红色的倒映，随着微风吹拂，一闪一闪逐浪推向远处，与天际上挂着的星星互相呼应。

这个油灯被我在床上看书的时候打翻过两次，一点火星被我当场用手就拍灭了，居然一次都没有引起火灾，只是在草席上留下了两块很大的油迹，并染到了我短裤上，很长一段时间我身上都带有煤油味。但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带着对未来的失望，也带着一种年轻人的不安分，我又给H老师写了一封信：“我无法忍受今天这样的工作，唯有课堂才是我的天堂”我在信中写道。

我请求当地人用小船把我带去淳安县城，当他听说我要去寄信时：“把信给我，我帮你去寄吧。” 我口气坚决地说：“不行，我必须亲自去寄。” 第二天一叶小船绕过了几个山头把我送到岸边，又走了两公里的路来到淳安县城，找到了邮局。我看着门口那个锈迹斑斑的信筒不敢把信投进去，进门问了工作人员，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我用双手慢慢地又把信封撸平整了，才把它小心地投入了信筒。

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信了。

她信中说，如果你真想回学校的话，我来帮你试试看。

我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只是把它当成对我的安慰而已。

因为我知道这比登天揽月还要难。

那个年代的人事制度就像一把拁锁一样，把每个人都牢牢地锁定在一部机器上。哈工大属于国防科工委，我们工厂属于六机部，从最顶层的结构开始就不在一个系统里。从哈工大的系到我们厂的组织部这一条管理链，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个节点，任何中间的一个节点都有足够的权力来否定我的申请，折断我的翅膀。

摄于当年的春天，在家里

六个月后，我从新安江水库又回到工厂。

一天，我突然收到了H老师的一封信。信中说，哈工大已经向我们厂发了人事调令，工厂回函说本人不同意离开工厂。

这是怎么回事？厂里没有任何人找过我？也就是说厂里没有征求过我个人的意见直接给学校回复并拒绝了！

我冲出办公室，快步跑到四楼，直接冲进了厂组织部的办公室。

“你们为什么说我不愿意回学校？！”

沈部长被我带着火气的突然发问楞住了：“座下，慢慢说。” 转身给我递了一杯水。他的冷静和克制让我也觉得自己有点鲁莽，便座下来把老师给我的信递了过去。

他看了一遍，抬头微笑着问我：

“你向厂里申请过，你要去哈工大了吗？！”

“或者你向领导汇报过你想回哈工大了吗？！”

是啊！我不曾和厂里的任何一级领导讲过我的思想。更没有交过书面的申请。

于是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写了一张简单的申请交给了科长。

他扫了一眼，抬头看看我，问道：“你要回哈工大去干什么？”

“学习。” 我回答的十分干脆。

“学习？你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他十分困惑。

“我没有学够”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

但这确实也是我心中唯一想法。因为我根本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计划。

“放在这儿吧，我们研究一下。”一付官腔。

同时我又给H老师写了回信，解释了其中的误解，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我在度日如年中等待着。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班长进来叫我：“组织部来电话，让你去一趟。”

我急忙上楼，进门看到我们系工宣队的代表和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座在会议桌边，我非常吃惊，但像见了亲人一样飞快地跑了过去：“你们怎么来我们厂了？” 我心中泛起了一点点希望的涟漪。

“你们谈吧。”组织部沈部长，和他们握手告别，也和我挥了挥手。

等沈部长刚刚转身，我急忙又问道：“你们怎么来我们厂了？”

“我们是根据学校人事部的指示就你回哈工大的事来和你们厂领导沟通的。”

“真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吗？”

“是的，我们刚刚和你们厂组织部的领导谈了。”工宣队的代表告诉我。

我相信！要不，他们到厂里来干什么！

真没有想到，学校还专门派人来厂里沟通！

也就是说中间的锁链都已经打开了！

我像是在洪水中挣扎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抓到了一块木板。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向两位领导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父母在家吗？我们想去你家和他们谈谈。”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和父母提过要回哈工大的事情。但显然这是两位领导的工作，是他们来无锡的目的之一，我一时又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就领着他们往我家走了。

我们家离工厂不过两公里，那个年代也没有出租车。我们边走边聊。

工宣队代表说：“你们厂领导不愿意放你走，好像态度很坚决。”

“为什么？！” 我带着十分气愤的口气，好像是在责问学校来的两位领导。

心一下子又掉进了冰窖里。

那天，幸好母亲不在家。如果她在家的话肯定马上会反对，甚至会对两位学校的领导发脾气。因为，在她的眼里东北是一个“被发配充军的人去的地方”。没有大米，吃粗粮，没有魚肉，吃酸菜。似乎一年四季总是冰冷冰冷的。

父亲是一个明大义，看得比较远的知识分子，他一直认为学点知识很重要。他当时就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并留下两位领导吃了饭，喝了酒。

喝酒其间，我又向两位领导表示了我要回哈工大的强烈愿望。

我拿出了H老师给我回信。

两位领导十分吃惊！毕业离校两年间H老师给我写了六封信。

“怪不得！”工宣队代表若有所思，似乎明白了什么：“原来是H老师邦你办的这件事。”他补充说：“她现在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原来是这样！

我也恍然大悟，是老师利用校长的权力帮我打开了那条链上的所有锁扣！

可是我和她非亲非故！而且她是一位著名教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因为那个年代信息是十分闭塞的，老师没有告诉我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所以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当了学校领导。

送走了两位系领导，我彻夜未眠。

我不能对不起帮助我的老师！我不能言而无信！

我更不能放弁自己的追求！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为什么自由成了全人类追求的理想！

我想起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这是我在进行硕士学位答辩

几十年后，我当了一个跨国公司中国地区的CEO。在对待员工离职问题上，我的态度十分明确：任何人，不管他的工龄、年龄、不管岗位有多么重要，只要提出离职的，都可以无条件的离开公司。可是很奇怪，我们公司的员工离职率很低，成了行业中的模范。而且还有一些主动离职后，又主动申请要回公司来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找了科长。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着一付金丝眼镜。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些伤害，所以他很懂得政治：“即使你将来能当教授，也是个“臭老九。”，是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的” 他接着说：“读书又有什么用？！” “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养了三年猪。” 他试图用亲身经历来教育我。

见我无动于众：“我决定不了你的事。”他摇着头，无奈地说。

下午，大概是受科长所托，班长来到我办公室。她是一位受大家尊敬的大姐、来自东北的知识分子。她很懂的生活：“你家离咱们厂这么近，你们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和花园。”“难道东北的高粱米大𥻗子你还没有吃够吗？”

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带着几分骄傲和自豪，她又说了一连串工厂的优势：

“咱们厂是全市最好的厂，苏联人援建的，花园式的厂区。”“你上哪找条件怎么好的单位去？！” 

那个时候没有外资企业，也没有私有企业，只有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国营的军工企业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受欢迎的，是年轻人求职的理想之地。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有人形容我是个“木鱼脑袋”。

第二天我直接去了厂党委书记的家。他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部队下来的老革命，待人却十分和蔼，没有官架子，有很强的亲和力：“咱们厂对你不是挺好的吗？”他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如果你想继续学习的话，我们可以送你去上海交大进修。离家又近。”

这次我是有备而来。

我拿出一张三月份的《人民日报》，上面刊有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我还拿了另一张《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评论，说的是要让人才流动起来，并对当下的人事制度进行了批判。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认为人民日报是代表党中央说话的。

所以我就像拿了核武器一样：“人民日报都说了，允许人才流动。”

“那是指国家需要的特殊人才。” 书记把声调往上扬了一下，言下之意是，‘你不属于人才’。

他接着用亲切口气问道：“你父母同意吗？”

在受了文化大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洗脑以后，在“读书无用论”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下，我周围几乎无人能理解我的选择！

我要离开工厂，去遥远的东北。一时成为了周围一些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人们唯一能解释的动机是’有女朋友在那边‘。

当母亲从父亲那里知道了我的选择后，也以为我有女朋友在哈尔滨。“那个姑娘怎么样？”母亲探过身来亲切地问道：“你跟我说说。”

“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我显得有点不耐烦：“我们班的女同学都比我大，不可能的。”

母亲知道我不会对她撒谎。再也没有说什么，但眼泪马上掉了下来。她无法理解儿子的选择，但又无力阻止儿子的步伐。慈母之心只能用眼泪来表达。那时的我，也许年轻，絲毫感受不到母亲眼泪的重量。

是啊，在许多人的价值观里，也许只有爱情才有这么大的力量。

其实，这些人忽略了一点，因理想所生成的信念会产生更强大的力量。

几年后，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妻子）听后，她感叹道：“也许我们是前世的缘分”。她是哈尔滨人。

一周后，厂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同意接受哈工大的人事调令。

当我接到通知时已经没有了喜悦和激动，心平静的像一汪清泉。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但是还有一些人仍然沉浸在旧习惯，旧思想中，人事制度更是一个坚硬的保垒，还无法打破。

正是借着这强劲的春风H老师才能够冲破许多障碍，为我解开无数的锁扣。

后来我也理解了，为什么H老师能利用校领导的权力支持一个普通学生的追求；因为她有过类似追求理想的经历，甚至还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也尽可能地去帮助年轻学子，在经济方面，在对学业的追求方面，在他们觉得需要的时候给予一定的心理能量，以回报前人对我的帮助。

走的那天，来我家送行的人很多。

我知道父母亲是不会去火车站送我的。

我来到他们房间告别。母亲座在床沿上，低着头，用一块手帕擦着眼泪。“姆妈，我要走了。” 那时候我还会说无锡话。母亲无力地抬起头，用哭红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用手腕轻轻地向外挥了两下：“走吧！走吧！” 已经泣不成声。

这画面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火车的鸣笛，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也撕裂了离别人的心肺。

我像一只刚刚会飞的雏雁，孤单地向着遥远的北方飞去，带着惆怅和疲惫。

选择，最难的是放弃自己已有的优势去博击不知道结果的未来。

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无知产生的无畏。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完全忽略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艰辛，完全沉浸在未来的理想之中，从而过于乐观，甚至是盲目。

在以后的奋斗中如果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就会被困难所击倒。

回到学校,一切都不像我相像的那样美好！我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选择--上篇完)